奇观!中国收入最高的一群人,天天在网上哭惨!
■文 | 柳展雄,关注新兴行业,《新京报》《经济观察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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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腾讯的白菜价为一年22万,今年为41.2万,短短三年时间几乎翻倍。其他行业做得到吗?
瑞典经济学家Staffan Linder发明了一个词——“受折磨的有闲阶级”。按理说,这个群体是最该拥有闲暇的人,但却过着最忙碌的日子。中国的高收入阶层哭惨有没有道理?有,但问题不是出在加班时间多少方面,而是企业管理规范方面。里面有各企业的上下班时间和一周上班天数,还细致到午饭/晚饭时间、周三周五是否特殊、是否要写周报/日报。
腾讯、阿里、字节、美团、百度等公司大多是早10晚9,京东、华为还要多出一小时,早9晚9,工作12小时。
看上去,这群人是不是特别苦逼?
先别着急,正好前几天,互联网大厂校招的薪资待遇出炉了,来对照看看。
腾讯的校招研发岗分为5档,白菜档(顾名思义,校招标准职级常规档)的入职待遇:股票和去年一样(6w),月薪整体上调2000。房补去年1200/月,今年涨到4000/月,翻了三倍多。
算下来,一年拿到的钱为41.2万,注意这是税前的,而且还是白菜档,优秀人才的年薪更高。
阿里、字节、美团今年同样拿出了高薪,砸出真金白银来招聘。
这两年,疫情、用工荒以及电荒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有目共睹,而互联网各个大厂逆势上扬。2018年,腾讯的白菜价为一年22万,今年为41.2万,短短三年时间几乎翻倍。其他行业做得到吗?
尽管如此,互联网大厂员工仍然没有中产认同感,事出反常。
拿着全行业几乎最高收入的群体,并不认为自己位列中产阶级,而是自嘲为社畜、打工人,哭惨哭累。
能想象,美国硅谷,那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IT精英自称为社畜、民工,鼓吹摸鱼躺平小确幸么?
01
马斯克是知名的加班狂,他的冷酷管理作风十几年来没变过。今天特斯拉员工每周工作90小时,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晚上大楼灯火通明。
不仅如此,特斯拉人员流动很高,员工平均留任期限为2.1年,很多人待不下去。工作汇报时候不能模棱两可,如果答不出来,下一秒就要被马斯克训斥;电子邮件里出现语法错误的营销人员会被要求离职;马斯克因为不满意特斯拉工厂的工作进度,一次性开除包括工程师、经理和技术工人等在内的数百名员工;昔日左右手、鞍前马后效劳数十年的玛丽·布朗,提出加薪要求,第二天被马斯克辞退。
有的公司,平日里可能正常作息,但做项目的时候,疯狂加班不含糊。游戏行业的Epic公司,为了做大逃杀类游戏第一名堡垒之夜,员工每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把时间拆散了算,也相当于996。在高强度工作下,公司保证了游戏的内容更新量和频率。
美国其他高收入的行业,例如金融,法律,同样很忙。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巨富》,这书研究总结,欧美国家的富人比穷人更累,工作时间更长,压力更大。
将近三分之一的上过大学的美国男性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一些专家工作时间是他们的两倍;高端律师经常每周工作70小时,而且几乎全年无休。
瑞典经济学家Staffan Linder因此发明了一个词——“受折磨的有闲阶级”。按理说,这个群体是最该拥有闲暇的人,但却过着最忙碌的日子。
有的世界500强公司渐渐取消午休,饭都凑合着吃,到了中午都是一边吃饭一边谈事、处理工作。快消品等领域的企业高管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以了解世界最新动态变化的。
02
这本书描写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中有20%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学生对未来期望并不高,上大学读书的人稀有,至于到俄亥俄州以外大学念书的,更是闻所未闻。
整个美国都是这种情况,下层阶级考名校的越来越少,1985年,在全美250所顶尖大学中,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后75%的家庭;到了2010年入学的学生中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
名牌学校的位子让中产精英给占了,这些人有着更好的工作机遇,更好的前途。今天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每50名学生中只有一名来自贫困家庭(收入为后20%的家庭)。收入水平居于后40%的家庭,年轻一代的红脖子至多上两年制学院。
在中国,对应红脖子群体的就是,来自内陆农村小县城,只受过职业学校、技校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眼界跟985名校生不在一个层次的。
职校生的水平之低,是超过想象的。之前真实故事计划做了个调查《考不上高中的孩子去哪儿了》,一个任职于江苏泰安市民办职校的计算机专业老师,在上课时她看到有一部分学生打字很慢,结果发现,原因是他们无法熟练使用拼音。
职校生的数学成绩就更不用说了,x-3>0,这样简单的不等式也解不出来,数学只达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
抽烟打架,混日子谈恋爱,更是寻常。在职业学院干过的老师说,他们的最大要求是,保证男的不死,女的不生。
网上的高薪阶层流行自称为打工人、隐形贫困人口。一群名校出身,互联网工作,年收入40万以上的人,跟着职校生、大专生一起自称打工人。这事怎么想,都挺幽默的。
能进入互联网大厂的员工,都是人中龙凤,百里挑一的人才。用百里挑一这个说法,绝不是夸张。一位在腾讯负责校招的HR透露,去年腾讯校招,岗位只有3000多,但接收到的简历有几十万份,录取率不超5%。
去年互联网秋招已经出现了大量“刷题党”,他们像对待正式考试一样对待互联网大厂的校招笔试。大厂竞争情况极度惨烈,尤其是门槛较低的非技术类岗位。
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2021年校招非技术岗的报录比达到3000:1,2021年国家公务员最热报考岗位为2774:1。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人,原本应该像美国硅谷精英一样,跻身中产阶级,甚至攀升到社会金字塔的高端。
03
有,但问题不是出在加班时间多少方面,而是企业管理规范方面。
美国的硅谷公司,虽然干活累,但不瞎折腾。根据特斯拉员工的评价,“工作没有垃圾东西,很少有人搞政治斗争,有什么想法不必顾虑直接说。”尽管团队竞争残酷冰冷,工作氛围却很爽快。
每一个员工都会能收到来自马斯克的邮件,无论是分享文章,表达对工作的看法,还是表扬团队,推行新规定。他的诉求是信息自由的流动,同事之间可以随时沟通。
硅谷鼓励员工创新,你的本职工作提前做完了,可以去尝试新的计算机语言,新的框架,发挥创造力,公司也不会管。Facebook会允许员工有一部分时间不必做公司分配的任务,自己去研究有兴趣的东西。
这些事很多情况下,不会直接产生效益,但也可能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比如优化一部分功能,或者实现一个漂亮的用户界面。
反观中国互联网的大厂,你干这些事会被上司认为是不务正业。如果你业务水平很高,在短时间内就干完了本职,就会被认为工作量不饱满,久而久之,一个高效率的人会故意选择磨洋工的策略:明明可以快速干完的项目,拖着,划水摸鱼,拖到普通效率的时间。
越大的公司,越会出现与绩效无关的加班,领导干不出漂亮业绩,没有特别突出的时候,就会寄希望于延长团队工时,缓解焦虑。等到了季度报告,向上面有个交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少曾在字节跳动、网易等公司工作的互联网人表示,领导曾多次向下属传达强制性加班的要求:“所有人必须坐到9点/10点才能走!”——包括只拿100元日薪的实习生。
最奇葩的公司属拼多多,在团购买菜的市场大战中,因为项目紧张,人手不足,把办公室开发产品的程序员,调到前线仓库,程序员时而开着电脑写代码,时而跟着工人帮忙搭把手。
拼多多的HR和财务组员工也被抓壮丁,调到仓库,甚至学开叉车,做货物搬运。
这种不尊重专业的行为,能堂而皇之的出现,看着光鲜亮丽的公司,实际作风草台班子。换而言之,在正常规范的行业里,高收入人群体面有尊严,他们叫苦叫累的声音也随之变低。
中国1990年代到2000年初,就是这种情况。投行、审计等新鲜事物,刚从国外引入,1995年四大刚进入中国的时候,996模式,高强度的劳动惊动了国人,没有哪家企业能加班这么狠的。
但是,社会舆论也没怎么起哄,煽起反大公司的情绪。对于“过劳”现象,媒体只是归结为都市快节奏生活的现代病,那会还流行一个网络词汇:白骨精,意为白领骨干精英。
喝着咖啡,一口流利英语的外企员工,是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人群画像。2000年的时候,内陆县城工人,可能去同情疯狂加班的上海滩白领丽人?不可能的。
今天,互联网大厂员工哭惨,是种反常现象。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精英阶层跟普通人的隔阂是越来越大的,中国的社会分化可能会跟美国一样,分化为高学历高收入精英和教育程度低的红脖子。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穷孩子上大学稍微轻松,不像美国人背负巨额学贷;房价攀高,收入最高的那一拨人也买不起),中国社会才没变成这种样子。在长远的未来,阶层分化是不是扩大,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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