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弱水：醉虾是怎样制成的？——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
——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文 | 江弱水
细沙似的恐怖。黑橡胶似的寂静。契卡人员头脑中一管无形手枪的不测风云。眼睛那受惊的漩涡。心脏承受不了的重负。身体稍一用力就会感到疲惫，连说话和散步都觉得累。耳朵警觉地朝向门口停下来的汽车和夜间启动的电梯，害怕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但客人还是会来，那些襟怀坦荡的密探，大剌剌地戳在你家门口，或大摇大摆地坐到你家中，问你最近都写了什么东西，能不能给他抄一遍。“这里有几段啊？什么也看不清楚，瞧这笔迹！瞧，我写字多棒！”密探说来就来，从不敲门。你必须对他的问题一一做出回答，否则等于给了他任意编造的借口，麻烦可大了。“告密者们变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无耻。”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是俄国著名诗人曼德施塔姆的遗孀。丈夫两次被捕，1937年12月死于海参崴的集中营。妻子活下来，60年代初开始撰写关于那个恐怖时代的回忆录，70年代相继写成三部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此书令人极度震撼，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无论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广度，还是反思那个时代的深度，无能出其右。
以前读茨维塔耶娃的传记，觉得她十七年的侨民生活，特别是在巴黎贫民窟中的生活，是嚼不完的苦涩的艾蒿。现在，读了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就觉得茨维塔耶娃简直是身在福中了，因为物质上固然贫乏，精神上却很安全。安全感是仅次于阳光与水与食物的必需品，平常不感到可贵，甚至不觉其存在。所以，当别尔嘉耶夫1922年被驱逐，乘船渡过波罗的海的苏维埃边境，那份安全感失而复得，他不禁特地记上一笔（见《自我认知》第十章）。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笔下，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始终，令人窒息，隔不了几页便有脑袋像蒲公英一样飞出去。“当恐惧和绝对无解的难题在大地上堆积，普通的存在问题便会退居次席。”（《大地和尘世因素》）以至于作者写道：“试想一下，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样一种伴着心碎、丑闻和离婚的普通生活！世上总有一些疯子，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不知道应该全力以赴地追求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悲喜剧是值得付出一切的！”（《菜篮子》）怪不得当革命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之后，日瓦戈医生会感叹普希金写得好：“如今我真想有一位主妇，/希望过着平静的生活，/还有一砂锅菜汤。”（《奥涅金旅行片段》）而拉拉会说：“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
生计无着，丧家狗一样没有个窝，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茨维塔耶娃写诗赞颂她在巴黎稳固的书桌，这对曼德施塔姆来说过于奢侈，他偶尔才能借用一下别人家的餐桌写下他头脑中形成的诗篇。茨维塔耶娃1939年回国后没有住处，她向作协书记法捷耶夫求告，对方却连一平方米都不给。曼德施塔姆更窘困，被作家组织捆绑了二十年，没有作协的许可，就连一片面包屑都得不到。阿赫玛托娃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她在大饥荒时代的贫穷，曾令目击者失声惊叫。因为“对俄国文学作出贡献，却无法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位置”，三十五岁的阿赫玛托娃“老太太”不得不领取每个月七十卢布的“养老金”。曼德施塔姆领取的则是“退休金”。也不算冤枉他，因为他衰老得太厉害，四十出头就被唤作“老头子”，在集中营里五十多岁，看上去倒有七十左右了。
这就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三位最杰出诗人的命运。别尔嘉耶夫说：
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俄国革命黑着良心对待俄国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迫害，使他们沉入深渊，并不顾念他们为革命作过准备。它把整个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是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自我认知》第九章）
的确，正如金雁在《倒转红轮》自序中所说的，俄语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的人，与专制制度存在天然的“离心力”。在沙皇统治下，知识分子的优秀人士不断遭监禁，被流放，但比起斯大林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虐杀，旧制度却显得仁慈许多。回忆录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沙皇的监狱远没有新时代的黑暗。“有些人熟悉沙皇时期的监狱，那时的监狱也绝无人道可言，可蹲过沙皇监狱的那些人却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即当时的被捕者要健康得多，他们的心理也保持得更好，远胜过如今。”（《错觉》）这也证明别尔嘉耶夫所言不虚：“契卡的监狱十分艰苦，革命监狱的纪律要比旧制度监狱的纪律更为冷酷。我们处在旧监狱里不曾有过的绝对隔离状态中。”沙皇流放人犯不会牵扯到家人，但斯大林用的是斩草除根的灭门法。政治犯的孩子也会集中到特设的地方，被视为将来的替父复仇者，其命运不问可知。对流放者而言，更可怕的是民众的冷漠，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对囚犯们表示怜悯已经不被允许，遑论施舍。而在沙俄时代，十二月党人是在民众崇敬的眼光里踏上冰雪历程的。斯大林切断了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根。
但是，娜杰日达的这本回忆录，不仅仅是为保存记忆，给一代高贵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怎样在国家使用的暴力、谎言和杀戮面前被毁灭提供一份备忘录，也就是说，不仅仅具有反映那个时代的广度及真实度，此书真正非凡的价值在于反思那个时代的深度。娜杰日达将夹叙夹议的写法贯穿始终，她总是在描述场景与事件之后，加以精到的评点和细致的剖析，使理性与感性高度统一，有着赫尔岑《往事与沉思》式的凝重风格和透视历史的犀利眼光。在冷静地记述非人间的苦难的正文空白处，眉批一样散布着振聋发聩的警世与醒世之语，直钻入我们的骨髓里去。
在书中，作者一再追问：面对斯大林的暴政，为什么苏联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逆来顺受，表现出惊人的自制力？
我们善于在夜间被抄家、亲人被逮捕之后赶去上班，在单位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我们必须微笑。左右我们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对自己亲朋好友的担忧，以及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礼仪规则。（《另一边》）
娜杰日达认为，当一切都被剥夺，什么都不再剩下，就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作者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为“嗜睡症”和“心理瘟疫”。在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国家宣传机器的轰鸣声中，苏联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心理盲目水平，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对身边每天发生的精神与肉体的酷掠视而不见，害怕交往也失去了交往能力，人人躲进自己的角落，将自由的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知识分子没有能坚守独立性，娜杰日达说，其“自我毁灭”，乃“共同犯罪”！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作者冷静而痛切地一再指出：是全体人民被“革命”“历史”与“进步”这些大词儿忽悠和裹挟了去。“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由判断。”（《非理性》）这是一种新宗教，其核心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旦掌握，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意志改变历史的方向，打造未来的天堂。于是，当一种思想被视为科学，而所谓科学上升为宗教，人人都被这一宏大愿景烧灼了血与神经：
信徒们不仅相信他们未来的胜利，而且还坚信他们将造福全人类，他们的世界观中有一种独特的完整性和有机性，足以构成一个最大的诱惑。前一个时代就曾体现出对这一目的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思想抽取出关于世间万物的所有解释，一劳永逸地将一切带入和谐。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心甘情愿地弄瞎自己的眼睛，盲目地紧跟领袖，不允许自己将理论与现实作比，并进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作出评判。正因为如此，现实感逐渐丧失殆尽，要知道，只有重新获得现实感，才有可能找到始初的理论错误。还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计算我们究竟为这个理论错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才能验证，“我们的大地抵得上十个天国”，这句话是否能当真。付出天国，我们是否真的就能获得大地？（《毁灭之路》）
但30年代的苏联，人人都生怕置身于“革命”的壮举之外，生怕“历史”的伟业没有自己的份。问题是，大写的历史是以小写的人为原料的。当听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时，法捷耶夫举杯祝愿诗人的魂灵安息：“他们杀了一位大诗人。”曼德施塔姆夫人说，这句话若是翻译成苏维埃语言就是：“砍树总得飞木屑。”杀人，然后用历史必然性为自己开脱。而人，只是物，是螺丝钉，是铺路石，是木屑。斯大林治下的残酷现实，让诗人曼德施塔姆想起埃及和亚述的建造者们，“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乃是一种理想的归位。
我们已经走出了大历史，进入了小时代。但是我们应该庆幸，对正常的人类生活求之而不得的曼德施塔姆夫妇也会为我们庆幸：时代小一点，苦难少一点。
｜选自《十三行小字中央》，江弱水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4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新生活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