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开始密切使用“铸牢”“共同体”“精神家园”等具有社会科学意涵的词汇，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当前，学术界从横向的“内涵逻辑”、纵向的“历史维度”或两者交叉的层面，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团结教育”“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事务治理”“边疆安全”“族际接触”等主题进行了探讨。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倾向于从政治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等方面进行挖掘，相关研究的实践路径学理性尚且不足。一般而言，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三要素，是从认知、情感、行动等实践维度助推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可以说，这三个基本要素对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及共同体运转的维系都具有重要作用。相关实证分析也表明，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也是个体或群体日常生活交流和群际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1]。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同体（Community）意味着建立在道德、情感、合作、协同等关系上的具有社会同质性的不同人群的组合，氏族、家庭、社区以及城市都可以是一种共同体[2]（P.26）。从概念的角度来看，集体利益、群体身份、群体情感、共享文化等要素形成了共同体的内在结构机理。共同体存在维护群体利益、提供群体心理扶持、塑造集体认同的作用，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是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在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此三要素也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纽带性、实体性相互依存。各民族的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是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步走向一体的基础。在共同体视野下分析“铸牢”的相关机理与方案，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多元角度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认知关联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塑造“认知关联（Cognitive Association）”意味着个体或群体在心理认同维度上存在相互耦合与相似之处[3]。“认知关联”是一种交互性的群体认同模式，“关联性”是社会群体存在的情感联系，通过对物质世界、他者、能量的分类，个体由内而外地形成你与我、他与她、黑与白的区分，促使个体更好地适应流动性的外部世界[4]。认知关联从根本上指的是构成共同体的群内成员在价值观方面的交互、连带、重叠的部分，它是构建共同体边界和结构的前提所在。简而言之，共同性与共同体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群体之间存在认知关联不一定会形成共同体，但是缺乏这种关联性则会阻碍共同性的形成。共同体存在的先决条件是由其共生性和关联性构成的，共同体由不同身份背景的个体构成，这些个体基于某种关联性要素而聚合在一起，需要依托共同性来消解自身的边界[5]。在认知维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文脉、体制机制、民俗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的接纳，明确自身属于共同体的“内部成员”。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多元一体”理论从共享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各民族成员在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即56个民族相互联结，从“多元”的离散化状态转换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难分”的紧密依存状态[6]。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也是各民族在日常交流中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从“多元”自发形成“一体”，达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认知关联的可塑性影响着不同民族成员的交际和互动水平，认知的交互性联结可以突破群体边界的限制，形成各族成员对于共同体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没有共同意志的加持，对事物的认知就会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共同体自然难以形成[7]（P.66）。在人口流动、各民族混居、文化交融的城市化背景下，与其通过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文化影响来消除差异，不如通过认知维度的共同性，将不同群体置于一个相似的、连带的、包摄性更强的共同体背景中，在此背景中各民族成员的身份将会得到更好地尊重与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这一包摄性更强的群体集合，它在上位性、广延性、交互性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使其吸纳不同身份背景的群体，通过认知互联将内群与外群有机整合。从认知关联和情感交互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需要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进行主动分类、提取和吸纳。所谓分类是个体主动对外界进行信息识别和加工的环节，也是个体获取信息资源并有选择地扬弃的工具性过程。主动分类可以实现对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影像、文字符号、图文表达等的意义理解。所谓提取是个体对经过分类的事物的一种加工和编码。在面对不同表征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时，个体会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信息提取。社会认同理论也表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取和加工是一个调适自我认同的过程，通过编码和加工抽取自身所认同及适应的文化符号，使共同体理念逐步内化为自身认知体系的构成要素。所谓吸纳是个体对信息资料的意义接纳与良性使用的积极过程，是在加工和编码完成以后主动对自身的集体属性、身份认同、社群关系的理解性实践。根据认知方式及认知主体的不同，认知关联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个体思维与群体（社会）思维[8]。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一种在集体意识影响下的交互性认知方式。交互的群体思维模式打破了不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信息交往和思维认知的时空局限，原子化的个体通过关联性的认知网络形成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具有包摄性强和上位功能的结构特征。[9]认知关联的表征方式不仅是各族群众对共同体的交互性认同，还是一种包含共性认知的价值承认。共同性则是能够被各族群众主动或无意识分辨出来的中华民族共享的一种符号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这种凝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记忆的符号表征并非各族成员的“主观建构”，而是一种既定的现实存在，具有长期稳固的社会基础。认知关联与共同性识别因此存在交互性关系，这种交互性强调对中华民族共性本质的感知，如共同的文化遗产、集体记忆、血缘关系、价值符号等。对中华民族共性的关联性认知可以促进多民族之间交互意识的增强，从而增强彼此的认同和尊重。少数民族之间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但各民族的认知关联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均以共同体认同作为某种标志，以共享的经济生活作为内在表征。因此，从民族地区治理实践和民族理论话语两个层面统筹发力，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好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与内涵所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P.48），这一论述准确地概括了我国历史文脉的绵延性。“统一”与“多民族国家”隐含着我国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所希冀实现的治理目标，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一种价值指向。“统一”彰显了我国的多元文明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今天已发展成为主权性框架。各民族之间的日常生活互动，关系到我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多民族”也意味着多元文化背景的不同少数民族，在血缘、地缘、业缘等方面的聚合与共享的空间重组过程。以“统一”与“多民族”的维度来看待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命题，是个相对新颖的视角。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认知关联与中华民族共同性互动关系的探究，坚持“社民共建”的分析视野，发挥认知关联在共同体建设中的纽带作用，努力推动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要素的挖掘，为民族工作的实践与民族理论话语构建提供创新思路。二、情感依恋与中华民族纽带性的凝聚“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表示个体与依恋者之间存在的情感纽带或社会关系，这种纽带在两个不同个体之间是互惠的[11]。依恋理论认为这种纽带在儿童与照料者之间形成了某种类似契约的关系。儿童基于生存的目的本能地依附于照顾者，进而实现心理安全的维护[12]。现代依恋研究往往与情感维度交互在一起，包括人类为满足自身情感需求而进行的结群行为等，目的是调节情绪和适应环境[13]。Mikulincer等研究者认为人类面对威胁时的相互依赖是依恋实践系统的“应急机制”。人类早期的类似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形成共同体的雏形（Prototype），即一种在“生存-采集”的社会中形成的契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14]。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都有着生存和保持心理安全的目的，人类以及多数灵长类动物的依恋行为是具有生存适应取向的，其指涉的是在进化过程中选择合适的伙伴，从而增强情绪和环境适应的能力。“依恋”呈现了社会群体通过一定密度的交际接触形成群体认同的一个有机过程。纽带性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具有密切关联，共同体的纽带性具有维护共同体运转的基础功能，其自身也需要不断通过群体间的接触交流来强化自身的纽带性[15]。“纽带性”意味着共同体的不同构成部分以各种纽带关系联结在一起，从而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互嵌”的状态。如果说认知关联指的是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认知交互问题，那么情感依恋则指的是共同体群内成员之间在情感层面的互嵌问题。对于共同体内部成员而言，不同身份的成员作为共同体的最小单位，其文化身份层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共同体往往兼顾了同质性和异质性[16]。形成共同体的要素除了认知关联外，还有情感依恋层面的纽带关系，这也意味着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其群内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经历了由氏族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其中的核心环节在于不同群体从原始的情感依恋关系开始接触，并逐步发展成为业缘层面的社会组织，进而由血缘关系转向地域关系[17]（P.107）。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交融史中，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中，积累了共享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传统，为各民族之间形成纽带性的情感依恋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交融史是中华民族的纽带性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中华民族纽带性的形成又是各民族情感依恋的某种既定结果。从史前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到后来的“炎黄子孙”，再到今天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外在称呼的改变无不反映出各民族在情感基因上与共同体纽带关系的日益紧密。各族群众的情感依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呈现出两方面内涵：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身份的认同，表现为对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传承以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自然性接纳；二是各民族在经济往来和文化交互中的相互依恋和精神需要，感受到同为中国人的群体协作感和尊重信任感。可以说，情感作为认知的深化，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基础，只有在认知的前提下塑造各民族相互依恋的情感结构才能更为牢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依恋关系影响个体之间的接触密度（Contact Density）和接触强度（Contact Strength）[18]。互嵌式的情感依恋关系是在形成共同体五要素（群内成员、群际接触、情感交互、共享文化、共享利益）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因素[19]。情感依恋实际上是情绪适应系统中的某种应急机制，与自身的行为系统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也可以说是构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20]。这种情感纽带还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社会成员在心理层面形成共享性认同，并且当社会群体开始产生情感依恋关系时，会自然而然地把“群体”当作“自己”。这样一来，群体的价值准则也会成为个体心理的构成部分。这种由“共同体”导向“个体”的连带效应可以调控群内成员的行动体系，有助于形成共情、团结、平等、互助的集体意识。尽管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民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存在紧密联系，但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依然牢固，共同的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内驱力。需要认识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不能忽视其作为各民族情感依恋纽带的共有文化基因，这一本质恰好为中华民族纽带性的增强提供了原动力。当我们回溯与中华民族认同相关的部分政策话语时，可以发现现阶段党和国家既强调从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走向“共同体”的凝聚之意，也期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自发地塑造情感依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感依恋与纽带性是相互依存的，个体之间存在的情感依恋才能形成纽带性，而这种纽带性又为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支持条件。反之，缺乏情感依恋则会阻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当前的民族互嵌式社会建设、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文化保护等实践活动，正是通过情感依恋来扩展各民族彼此接触的密度和机遇，从而满足了各民族自我发展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诉求。从情感依恋与族际关系的关联视角来看，推动中华民族纽带性的形成，既满足了当前民族理论话语构建的发展需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主线。在此过程中，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无疑是从和谐民族关系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所谓“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就是各民族之间通过高密度、多层次的交际互动培育充分的情感依恋关系，形成一种精神联结、利益互通、结构对称的共同体。“互嵌”这一民族理论话语体现了各族成员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情感依恋关系的“纽带性”特质。可以说，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这样的意识，主要是由于他们共同参与生产生活实践，并在居住空间互嵌、经济互动、文化关联的基础上产生情感依恋关系的结果。诚如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言，共同体是特定群体借助传统价值和自然情感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有机体，其内在特征表现为“群体价值观的同质性、行动目标的一致性、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动态与静止的辩证、角色认同的互嵌性”[21]等要素。就此而言，通过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来促进我国各族群众在就业、教育、文化、居住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各民族间的情感依恋自然生生不息，能够为铸牢中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内生动力。三、互信互助与中华民族实体性的增强“互信互助”意味着中华各民族成员在一种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互帮互助、紧密团结，并在结构上呈现一种“实体化”的状态。假如认知关联表明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在思维认知方面的交互与相似性的问题，那么互信互助就意味着群内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会形成一种互联互通的实体化状态。所谓互信是个体与其他群体在心理维度上主动建立契约关系的过程，也是成员之间日常生活交流的基础条件。互助是个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合作发展与相互扶持的良性互动过程。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互助是通过他人作为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积极建立自我映像、营造情感能量、塑造群际关系的实体化过程[22]。各民族通过互信营造情感能量与合作关系，形成共同体建构的初步条件。通过互助合作调节族际关系，促使共同体建设逐步内化为自身行动体系的构成要素。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机性的塑造需要互信与互助的协调配合，除了情感依恋与认知关联以外，还有其内在实体性的深层特征。“实体（Entity）”是指事物自身的原本面貌和真实存在。从哲学的内涵来看，实体是共同体存在的根本约束和原则[23]。中华民族实体性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不受外在条件干预的。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意味着要消除两种倾向：一是将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虚无化；二是否定彰显中华民族内在属性的文化符号，无视一些特定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结构的民族实体，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的政治经济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具有共同的奋斗历史、集体记忆、文明根脉所构成的社会实体[24]。费孝通先生曾在梳理中国民族发展历史时认为，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实践中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是与三千年前黄河中游若干族群的互助合作以及共同生活离不开的，这个被称作“华夏”的民族集团像滚雪球一般把周围的民族也吸纳了进去，中华民族也因此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25]。因此，可以说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互动交流与深度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经历了由虚形到实体的发展阶段，虚形的阶段是中华民族形成共同体之前的雏形阶段，实体则是在各民族长期交融中能够牢固聚合在一起并被外界所明确感知到的状态。实体性在行动维度上表现为各民族之间的尊重互信、彼此认同、团结互助，积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统一的实践逻辑。不论多么强烈的情感依恋、共识认知或团结互助的动机，不付诸实践则等同于无。当前从民族工作的实践角度实现各民族之间良好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从实体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理论也表明，族际之间的良性接触和积极交往，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消除刻板印象、消解隔阂、增加互助机遇，从而更好地产生共同体意识[26]。如果群体之间缺乏一定的信任和接触，只是像孤立的社会行动者一样专注于自身，各民族社会的结构性互嵌很难实现，各民族团结的长治久安也难以维持。中华民族实体性的外在彰显内化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层面上。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工作实践中的纲领性地位，需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入手，做好东西部援助工作，在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下，实现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从经济发展角度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相关政策的实践表明各族群众的交往接触、信任互助以及共同富裕实际上是多元一体的，各民族之间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础才会互助合作，有了互惠合作则会自然形成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纽带，而共同富裕则是保障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目标和既定结果。一言以蔽之，互信互助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纽带的形成，也承担着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使命。在互信互助中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政治认同是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及公民思想意识的综合性的认同归属，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高度自信。社会经济发展中市场转型关键期出现的阵痛、多元文化主义的腐蚀性影响、地方主义、民粹主义等的全球扩散，都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一定的阻碍。福布斯（Forbes H.D）认为，认同政治的构建需要有形与无形的结合，有形的东西包括各民族的信任关系与互助合作；无形的东西包括民族文化、符号、传统工艺以及共享的集体记忆[27]。有形与无形的结合是塑造政治认同的关键所在，互信互助就是塑造政治认同的有形与无形所结合的部分。因此，在当前的民族事务治理中，一方面要使各族群众认识并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来应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总之，各少数民族之间在互信互助的实践中加强彼此间的深层互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将更为深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自然也就更为牢固。在互信互助中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实体性的形成和维护不仅是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层面的问题，更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相配套。党中央很早就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以及共同繁荣”，这样三条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其中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也对应着“互信”与“互助”两大行动维度，而共同繁荣可以说是互信互助的一种良好结果。除去东西协作、精准扶贫、兴边富民等顶层设计以外，各民族互信互助关系的打造可为其共同参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实践路径。各民族的互助合作与彼此信任是让对方主动接纳自身并自然产生“一体”共识的重要原则，“互信”与“互助”是构建共同体以及各民族实体化的黏合剂，只有在“信助结合”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升民族团结水平。现阶段应在方案、技术、内涵、形式、原则等层面，统筹推动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事业，不断通过提升民族团结互助水平促使中华民族的实体性进一步增强。这就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社区教育、就业服务等方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举办手拉手活动、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等。尤其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大数据等新技术，以中华民族实体性要素及各民族互信互助的交融实践作为目标，妥善地构建系统化的民族团结互助体系，各民族在信任尊重与互助合作中自然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互信互助中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各民族之间通过社会支持构建良好的族际关系，不仅是各民族之间在文化层面的包容理解过程，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之需。“交往”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初步的接触，“交流”意味着进一步的族际互动与跨文化理解；“交融”则是各民族不分你我、彼此信任、互助合作的良性状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是从初步的接触到跨文化理解再到紧密交融的过程；不充分的族际交往会导致各民族之间刻板印象和错误认知的形成，阻碍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和彼此认同。“三交”民族政策的核心内涵为解决这一困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了社会基础。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族际交往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以及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意义，这种积极效应还可以通过接触方式多样化和接触深度增强而形成连带效应。因此，在政策实践中一方面要坚定跨民族的信任互助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信念；另一方面也要因势利导地采取灵活的社会治理手段来增强族际接触。从日常生活的维度为族际交往创造条件，发展跨民族友谊和职业互动关系，为相关民族政策的实施夯实社会基础。四、结语共同体并非结构工程学意义上的机械概念，而是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共享的情感关系、交互的认知模式、牢固的信任纽带基础上构成的有机体。“认知”“情感”“行动”是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维度。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议题，但是回顾已有探讨可以发现，部分研究呈现出话语性和口号性的特点，而且呈现出一定的同质化倾向。当今社会处于互联共存的时代，共同体建设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认知、情感等要素密切关联。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内在有机性，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是从认知、情感、行动等价值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出发点。当回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脉络时可以发现，其内在逻辑和既定目标呈现出逐步清晰化和目标化的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及其重要内涵的确定，充分体现出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各民族的发展实际进行有机结合的特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积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从社会互嵌角度实现各民族间良好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决心与能力。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党中央既强调从我国各民族自身的生活传统走向“共同体”的凝聚之意，也期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营造良好的族际关系。由此看来，各民族的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价值基础。共同体的整体性与个体性是相互依存的，个体之间拥有一定的差异性才能凝聚共性，拥有共同性才能构建嵌入式的情感依恋纽带。只有各族群众之间形成深层的情感依恋，才能促进互助合作的实体性要素的彰显，而各民族间的互信互助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内生动力和实践路径。参考文献：[1]Ain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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