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早期民族政策，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苏联的建国经验，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任务，共产国际的指导使得建党初期的中共民族政策有着深刻的苏俄印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建党以及革命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在共产国际对中共民族政策的指导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相关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执行过程中也有多次中国化的努力与尝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累积和累进过程，经由上述所有这些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深切认识到“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延安时代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提供了基础和铺垫。本文基于共产国际和党的历史文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19ZD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
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决议中指出，我们党百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见证。基于历史，才能深刻领悟中国革命与胜利的来之不易，才能更深刻领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理的重要性，才能更深刻地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我们党民族政策百年历程当中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一个不断累积和累进的发展历程，本文将基于历史文献梳理和探寻这一百年历程的早期阶段。早在十月革命的次年，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就已经被初步介绍到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之建设。以各民族之劳兵农会共和联邦及各民族之自由同盟为基础。”。[2]1918年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3]（P.259）1919年2月，李大钊通过对央地关系和多民族国情的观察并参考苏联的建国经验认识到“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又因为“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的判断，李大钊还设计了经由四阶段“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并“合美、欧、亚组成世界的联邦”的世界大同图景。[4]（P.284-286）1918年，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讨论中提出用苏俄革命经验“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5]（P.6）到1920年底，刘仁静在引述马克思的话之后则提出在中国“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6]（P.1130）到建党前的1921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由广泛的传播和深入讨论，已经蔚然成为一个“时髦主义”：各种杂志“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7]1922年1月，第三国际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被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的创刊号上，但更清晰和更完整的译介则出现在1922年11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该刊连载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萨发洛夫在远东民族大会上的演说，其中明确依据苏联的建国经验要求各国共产党“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8]（P.84）1923年1月，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也简略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情况，从“列宁氏（Nikolai Lenin）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Moscow）‘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一句可知，李大钊已经对相关内容有较多的了解。[9]（P.132）在苏联建国前的1919年3月，旨在成为“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10]（P.791）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根据列宁的要求，共产国际的职责，就是向各国共产党传播苏联建国的经验并依此为模式推动各国的苏维埃革命和国家建构。1919年底，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各国共产党“找到特殊的形式”以便“把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11]（P.79）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更进一步地要求第三国际成为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联邦制苏维埃国家的“国际策略中心”；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基于“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而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苏联建国经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也还是基于苏联的经验，列宁同时认为这样做“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并“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12]（P.200）根据“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的苏联建国经验，列宁明确把共产国际的任务集中在“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制国家”。[13]（P.218）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14]（P.738）事实上，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少数人事先“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了解到共产国际的思想，[15]（P.138）因此只是通过马林在中共一大上做关于《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长篇报告，才感到“开了眼界”，“他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从下午八时讲到夜一时结束”。[16]（P.97）在中共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联合第三国际”，并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并“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关系”；[17]（P.3）在《第一个决议》中，中共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且“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同时“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8]（P.8）这在事实上成为能否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障碍性条款。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列宁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向国共两党的代表询问过可否合作的问题，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做肯定表示”，中共代表张国焘则不仅表示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认为“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宁对这个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15]（P.198-200）1922年5月，代表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利金在报告中提出“应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提出的总任务”；[19]（P.95）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事务的维经斯基也认为现在在中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就是通过消灭军阀实现统一和“各省实行自决和在联邦制原则基础上的联合”。[20]（P.118）在共产国际看来，由于“中国唯一的重要民族革命组织就是国民党”，因此“必须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一致起来”，[21]（P.8）由此明确地要求中共“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22]（P.344）有鉴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中关于国共合作的障碍性条款，陈独秀在1922年4月向维经斯基表达了6点意见。[23]（P.31-32）但在共产国际的强力说服之下，中共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不仅宣布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且决议效法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4]（P.63）但坚持在“暂时联合民主派”的同时“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25]（P.65）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决议遵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26]（P.147）从中共三大上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发现中共不仅遭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而且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27]（P.168-170）因此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被陈独秀视为“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而改变之一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8]（P.358-359）在共产国际的思考中，孙中山“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们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29]（P.217）而且也“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30]（P.490）而另一方面，中共不但被共产国际认为“是个早产儿”，而且“中国同志太年轻，没有经验，大多数人缺乏知识”。[31]（P.243-250）正缘于此，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要求鲍罗廷“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32]（P.266）因此，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一方面要求中共“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另一方面建议“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33]（P.343-344）在帮助改组国民党的鲍罗廷看来，国民党的各种声明和宣言既缺乏民族主义色彩又缺乏反帝精神，“所有声明都极为混乱，这说明国民党人，甚至是那些作为政治侨民居住在国外的最进步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的认识都是很模糊的”；不但如此，“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孙从来没有放弃寻求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而且从孙中山与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中观察到“他明确地邀请美国人干涉中国事务，并同中国人民一起解决民族问题。”[34]（P.424，428）有鉴于此，鲍罗廷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策略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话提出明确的含义，解释清楚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无论如何首先必须逼得他们无法回避才行”。在鲍罗廷的努力下，国民党基于情势同意了“关于中华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自决的声明”，这意味着“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建立中华民国，在它的范围内少数民族拥有自决权”。[34]（P.448，462，465）作为国共合作的标志，国民党在一大宣言中做出规定：“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前者而言，“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而在后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运动中之共同利益”；由此出发，“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5]（P.27-28）这个宣言虽然被加拉罕认为是国民党“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结果，[36]（P.414）但鲍罗廷却并不完全满意：“在国民党目前的状况下，我不可能争取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只能争取到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34]（P.466）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改变，使中共意识到“在原则上，当此时期我们与国民党并无主义上政策上冲突之实质”，因此“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我们确实有在国民党内竭诚的和国民党合作之必要”，但也感觉到“在事实上，或因国民党未能了解国民主义的实质，或因彼此感情的疏隔而有所冲突”。[37]（P.215）具体到政纲的部分，中共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表态“我们宜拥护国际代表的八条意见”；[34]（P.466）但对于民族政策的部分，中共和鲍罗廷一样表示“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的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37]（P.215）在相关的讨论中，作为中共中央执委的毛泽东则有另一番的思考：[38]（P.469）“需要对少数民族问题作出更明确的表述。现在当地的资本家，或者美国，或者某些其他国家向占领蒙古和其它一些地方。因此需要明确，国民党赋予它们哪些权力，而不是把它们置于这些民族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老的概念之中。我不怀疑问题的总的提法，但是我对某些细节表示怀疑。关于国民党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现在我们当然相信他们应该获得自决权，因为我们同苏联有共同战线。至于西藏，‘自决’的口号则会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在西藏有影响。”“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已成一大民族”。[39]（P.1）国民党一大宣言发表仅仅3天后，孙中山就在演讲中继续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是汉人”的单一民族国家。[40]（P.188）就此，中共明确地指出这是“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即“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41]（P.330）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的必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8]（P.112，115）在这篇被认为体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42]（P.306）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逻辑之中。根据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中央在关于“少数民族策略”的指示信中提出：首先，民族自决的重点在于让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自决去裂解旧国家以建新国家，因此这种民族自决“不是民族独立”；其次，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是其民族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少数民族的解放可以先行一步，而不必等待中国革命的成功，“认为中国革命不成功，少数民族决不会得到解放。这一观念必然使我们忽视少数民族工作之严重意义，这是必须纠正的。”[43]（P.110）早在中共建党之前，列宁就要求共产国际规定：“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但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通过创立苏维埃政权以便完全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44]（P.32）作为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中共显然也必须依此行事。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指导不仅是明确的，也是具体而微的，无论从党的职责、任务到“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的建政方针等等诸方面都有十分具体详尽的指导。①“从1930年夏起，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为此，共产国际及远东局对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指导。文件表明，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定有关人士起草的”。[45]（P.4）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甚至对德、英、美等国共产党给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贺信，都在具体内容方面做了明确的要求。[46]（P.64）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甚至向中共提出了以“苏维埃建设条例”为名的决议案，其中从五个方面对组织和中共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细密的规定，并且一直具体规定到乡和村一级。[47]（P.617-618）特意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48]（P.775-776）而在另一份宣言中则规定：“取消过去中国政府对弱小民族所订定的一切压迫条约，承认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但是本代表大会希望中华各民族，在自愿结合抵抗共同敌人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各民族愿否加入与如何加入此联邦，完全由苏维埃大会自行决定。”[49]（P.347）1933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关于中共民族政策总原则的建议》中条分缕析地详细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性态度”和“总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近期任务》中，共产国际更分门别类地对“满洲的民族问题”、“蒙古族问题”、“甘肃的民族问题”（回族问题）、“华南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分别规定了“专门的口号”，其中只有对视为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新疆没有做专门的规定。在莫斯科的王明在给中共中央的附信中代表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必须让中共中央组织对上述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的策略决定。”[50]（P.402-411）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也是全过程的。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行使王明成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51]（P.14-15）1933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批准中共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的议程后，同时确定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规模和人员组成问题，王明不仅被吸收参加会议而且被责成与阿布拉莫夫、米夫一道负责制定共产国际改善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机制；[52]（P.471）10月7日，共产国际直接复电调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单，这不但使王明进入中央书记处，[53]（P.543-544）而且使王明随即成为包括民族政策在内的党的各项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在这份文件中，使用“中华民族”来概括“汉人”和“其他民族”。②同月，共产国际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起草了会议决议，并要求把“重要的改动”回报给共产国际。[54]（P.582-584）到1934年，王明、米夫等人被共产国际规定为中共中央起草“全面的政治战略计划”的主笔人。[55]（P.98）王明由此成为共产国际“宣传中国苏维埃成绩和中国红军斗争成绩”的负责人，而且更被米夫指派为中共七大起草“一般政治”文件的负责人，王明关于“为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论述也由此成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中的核心话语。③到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不仅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络，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随之中断。[56]（P.449）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陈云的报告之后，才知道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形。[57]（P.14）而在稍早前的8月1日，共产国际在七大决议中决定“把工作重点转为拟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因此要求“帮助各国共产党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但同时也要避免把一国的经验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陈规旧习和一般公式来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因而“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通常应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务”。[58]（P.618）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对多民族国情的深刻认识就据此进行更多的独立思考和政策探索：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针对抗日战争的情势有针对性地调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主体，这一政策的改变在于“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59]（P.612）1938年9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出于“领导一个四五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的考虑，把“团结各民族于一体”作为“一个亟待解决并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之一，这一民族政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正确道路的一个政策要点。[60]（P.657、619-620）“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政治争论的”，而“为了解释这些争论，我们必须挖掘这个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文化”。[61]（P.6-7）政治活动因而就是基于“历史、制度和文化”形塑的国情在政治争论中凝聚共识、明晰定位、汇聚民心、找寻通路、组织革命和治国理政的过程。“十月革命，在方向上，在方法上，都给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62]（P.2）在党的早期革命实践中，苏联的成功经验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可借鉴的，但与此同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路径进行了思考和初步的探索。“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出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④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就此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得各国共产党能够更切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和历史情况来解决本国革命运动面前的任务”，同时也“能够更进一步地依据本国的条件来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63]1956年，毛泽东在回溯这一事件时指出，“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而“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把“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64]（P.120-121）的危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新局才得以全面展开。回顾历史，既是鉴往也是知来，惟其如此才能继往与开来。“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的更好”。[65]（P.86）也正是在这个不断累积、累进并总结、跃升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国际的指导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早期发展历程，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以及理论化和体系化提供了重要的铺垫，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建立“团结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竞红研究员的指教，特此感谢。）①参见：《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193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第338-3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3（Б）号记录》（1931年12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1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82、8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②参见：《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第561-57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1934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48-259、681-68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③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68（A）号记录》（1934年4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东方书记处委员会会议第9号记录》（1934年7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193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13、163、209-2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④参见：《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该文件首发于1943年5月23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同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话中说“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此句在收入《毛泽东文集》时改为“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毛泽东同志做详尽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2]“日本布施胜治由俄京通信”.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J].善斋，译.东方杂志，1918（3）.[3]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刘仁静.致恽代英信（1920年12月2日）[G]//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923）（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J].新青年，1921，8（5）.[8][苏]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J].向导周报，1922（10）.[9]李守常.平民主义（1923年1月）[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16]包惠僧.回忆马林[M]//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7]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利金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G]//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G]//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1]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M]//[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北京编译社，译.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1964.[2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G]//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3]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6日）[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4]关于“国际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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