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一、问题提出短视频是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传播载体、播放时长在数秒到数分钟之间、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分发的视频内容产品[1]。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传播方式的演进，以视觉化、碎片化、移动轻量、形象直观为特点的短视频逐渐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2]，用户数量急速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超过8.7亿，占网民总数的88.3%[3]。短视频市场的空前繁荣也伴随着一系列的质疑批评，如内容质量良莠不齐、娱乐低俗内容泛滥、伦理失范等[4]。在迅速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以智能分发技术为基础的短视频平台也引发了诸如茧房效应、隐私侵犯等争议，在公共舆情和文化失序方面呈现的风险也给监管工作带来挑战[5]。与此同时，短视频也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公共应急事件的应对当中，短视频由于短小精悍、传播速度快、内容生成简单，可以在短期之内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进行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6]。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拉斯韦尔最早将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环境监测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7]（P.151-153）。赖特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媒介提供娱乐的功能。其中环境监测功能主要是指大众传媒能够持续地向个人或组织提供关于环境变动的最新信息，使人们明白面临的处境并采取对策。环境监测的原始动机来源于安全需求，人们需要随时注意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紧急医疗状况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对人们生命健康和安全产生重要威胁时，如果大众媒介无法执行环境监测功能，面向公众做好应对紧急医疗状况和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容易造成流言横行，乃至出现恐慌行为。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大众媒体的失语或欺瞒还可能加剧群体恐慌行为[7]（P.152）。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短视频类APP已经成为公众获取应急医疗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在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中华预防医学会在“快手”平台发布的健康科普短视频进行分析发现，受众对妇幼健康、慢病防控、生活常见疾病预防等相关信息有较高需求，视频点击播放量均超过10万次[8]。由于短视频平台受众广泛，内容趋向轻松明快，场景化视频形式可以将复杂的专业信息简单化，便于普通大众的理解和吸收，从而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9]。因此，包括“应急管理部”“中国天气”“国家预警发布”等在内的各类官方机构纷纷入驻短视频平台。例如，在2021年5月12日全国第13个防灾减灾日，应急管理部联合各地应急、消防、气象、地震局等部门，在“抖音”平台发布防灾避灾相关视频，科普避灾自救知识，观看量超过12亿次①。2021年11月9日第30个“全国消防日”，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在抖音平台发起#你好119话题，联合全国各地消防机构普及应急消防知识，短视频播放量达9.1亿次②。尽管短视频平台的使用为公众获取风险信息、进行环境监测提供了可能，但是当前短视频研究大多集中于平台发展、商业价值、规制模式等，有关用户如何通过短视频进行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匮乏。如何通过短视频面向公众做好应对紧急医疗状况和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对于及时进行政策部署和社会动员、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和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基于媒介功能理论和风险信息获取与处理理论（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简称RISP），探究用户如何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风险信息获取和处理，进而为提升短视频风险信息传播效果、改进环境监测功能提供建议。二、RISP模型及其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根据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Committe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的定义，“风险传播”指个人、团体、机构间就风险评估、风险描述和风险管理交换信息和观点的互动过程[10]。这些信息不仅包括风险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状况，也表达了对风险管理的关注、意见和反映[11]。现有研究表明风险信息的获取方式显著影响受众认知和决策进而影响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向[12]，因此，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是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及时的信息获取可以有效缓解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公众焦虑和不确定感[13]，减低死亡率和群体恐慌行为[14]，指导公众做出正确决策[15]。信息获取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性别、收入、年龄以及媒介使用能力等[16]。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为大众提供了更加多元和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有研究发现，由于交互性、便利性、多元性和专业性等特点，包括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和健康类APP在内的新媒体逐渐成为中国民众获取有关健康风险信息的主要渠道[17]。在线寻求风险信息的动机多种多样，包括应对不确定性、进行自我诊断、寻求社会支持等[18]。风险信息获取与处理模型（RISP）被广泛用来预测和解释个体的风险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行为。该模型整合了“启发-系统式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由Griffin， Dunwoody和Neuwirth 于1999年提出[19]。根据RISP模型，公众加工风险科学信息并做出决策的机制过程受到个人特征、感知风险特征、负面情感反应、信息主观规范、信息充分性、相关渠道信念和感知信息收集能力等七个要素的影响。现有研究将该模型应用于环境健康、疫苗接种、自然灾害、全球变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等相关议题的风险沟通活动，突出了该模型在解释个体变量与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路径上的有效性[20][21][22]。2014年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RISP模型可以解释72%信息获取行为的差异[23]，但是目前基于中国居民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本研究将RISP模型放置于短视频的使用场景进行验证，进一步补充和丰富该模型的内涵。“启发-系统式模型”认为，信息的处理策略包括两种：启发式处理策略和系统式处理策略[24]。在启发式处理模式中，信息接收者依赖于直觉或者启发式线索处理信息内容，如信源的身份、情感关联、信息的长度等，这种模式只需要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而在系统式处理模式中，信息接收者通过全面、仔细地评估信息内容来做出决定，需要依赖于规则和逻辑且付出较大的认知努力。通常认为，当个体的动机和能力水平较低的时候，个体倾向于采用启发式处理策略，这种方式带来的变化往往持续时间较短且不稳定；当个体的动机和能力水平较高的时候，个体倾向于采用系统式处理策略，这种方式引起的态度改变更加持久、更稳定[25]。现有研究发现，不同的传播渠道影响信息处理策略的选择。印刷媒体的受众更倾向于采用系统式处理策略，而视频和音频媒体的传播更容易引发启发式处理策略[26]。社交媒体用户普遍选择使用启发式处理策略进行信息处理，优先根据信源这一线索来判断信息的可信度[27]。受众的信息寻求动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RISP模型认为，受众首先会对风险产生认知评价，包括风险的重要性、个人遭受风险事件的可能性、风险结果对个人的严重程度等[19]。受众的感知风险特征可以直接影响情感反应，受众感知的风险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愤怒、担忧等负面情感，进而影响受众的信息寻求动机[28]。情感反应指个体在感知到风险特征之后产生的负面情感。愤怒、担忧等负面情绪会增加个体的不确定性，从而间接激发个体寻求风险信息的动机。情感反应越强，受众越容易感受到自己对风险了解的信息不足，进而寻求更多相关信息。现有研究发现，负面情绪与感知风险特征和受众的感知信息充足性呈正相关[22]。信息充分性阈值是指受众感知到的对额外信息的需求，即受众现有知识水平和足以应对风险所需的知识水平之间的差额[19][25]。信息充分性阈值与实际信息水平不同，如果处理某种风险所需的知识水平很高，那么即使个体拥有大量知识仍然有可能需要更多额外的信息。现有研究发现，信息充分性会直接影响受众的信息寻求行为，影响方式因信息处理策略不同而有所不同。部分研究认为，信息充分性不足与信息获取行为呈正相关，对信息充分性的需求越强，受众越有可能寻求风险信息[23]29]。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信息充分性不足只与系统式信息处理正相关，而与启发式信息处理方式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说，当受众意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越多，越有可能采取系统式评估策略，对信息进行仔细、全面的评估；反之，受众更有可能采取启发式策略，依赖于直觉或者启发式线索处理信息内容[30]。如前文所述，社交媒体的使用，尤其是音视频内容更容易导致启发式信息处理策略，因此有理由认为，短视频平台用户的信息充分性不足与信息寻求呈负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受众感知风险特征与负面情感反应呈正相关；H2：受众的负面情感反应与信息充分性阈值呈正相关；H3：信息充分性阈值与受众在短视频平台的信息寻求行为呈负相关。此外，个体的信息寻求行为还受到其他因素的直接影响。信息主观规范指针对某一风险，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对其应当知道多少的期望。一般来讲，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期望越强，进行信息寻求的动机也会越强。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主观规范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命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命令性规范指对个体而言重要的其他人认为自己应当进一步获取信息；描述性规范指对个体而言重要的其他人自身是否正在获取信息[23]。这两种规范都会影响个体的信息获取。例如，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发现，当个体感觉到其他人希望他们随时了解气候变化的信息时，个人可能有更强的寻求信息的意图；同样的，当个体感觉到其他人在寻求相关信息时，个人也可能有更强的意愿获取信息[23]。信息主观规范也可能影响个体的信息充分性阈值。由于人们在进行形象管理时通常希望保持社会赞赏的态度立场，因此，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期望越强烈，越有可能高估自己已有的知识水平，而低估有效应对风险所需的信息水平，即充分性阈值，也就越有可能采取启发式策略对信息进行便捷处理[31]。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4：受众的信息主观规范与信息充分性阈值呈负相关；H5：个体的信息主观规范与短视频平台的信息寻求行为呈正相关。个体的信息寻求行为还可能受到信息收集能力和相关渠道信任的影响。信息收集能力是指个体对自己获取和加工风险信息能力的评估。现有研究认为，个体对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越有信心，越有可能采取行动寻求风险信息[20]。相关渠道信任指个体对获取风险相关信息的渠道的信任度。个体对不同渠道的信任度受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信任又进而影响个体的信息获取行为[19]。有研究认为，相关渠道信任与信息寻求行为呈正相关，也有研究对相关渠道信任的影响作用提出质疑[19][32]，因此本研究将对此加以验证。根据现有研究，受众在短视频平台更有可能采用启发式信息处理策略，依赖于启发式线索处理信息内容，包括信源的身份、平台可信度等。因此，本研究认为，相关渠道信任有可能影响受众在短视频平台的信息获取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6：感知信息收集能力与短视频平台的信息寻求行为呈正相关；H7：相关渠道信任与短视频平台的信息寻求行为呈正相关。综合前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五、结论与分析 本研究将RISP模型应用于中国主流短视频媒体平台，探究用户如何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风险信息获取和处理，进而为提升短视频风险信息传播效果、改进环境监测功能提供建议。总体来说，研究结果支持该模型的解释力，为未来改进短视频平台的环境监测功能提供启发。由于短视频形式精炼、内容直白，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接受，因此，可以通过启发式处理模式迅速满足受众在紧急医疗状况和公共卫生事件当中的信息需求。但是与系统式处理模式不同，启发式处理策略不注重对信息进行仔细、全面的加工，而是通过启发式线索形成的心理捷径进行信息处理，如信源的身份、情感关联、信息的长度等。这种处理模式虽然对认知努力的需求较小，但是带来的态度变化往往持续时间较短且不稳定。因此，通过短视频进行风险信息的传播，一方面要优化内容的启发式线索，兼顾信源权威性和内容趣味性、降低信息处理的门槛，另一方面也应多次反复对受众进行传达和动员，提升传播效果的持续性。考虑到短视频的制作更为简便，技术门槛较低，在紧急医疗状况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场景下进行快速多次发布也具备可行性。通过短视频进行风险沟通还要关照受众的负面情感反应。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感知风险特征与负面情感反应呈现正相关，会间接降低对信息充足性的判断，增加受众对信息不足的担忧。现有研究普遍发现紧急医疗状况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导致公众恐慌、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22]，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情绪和心态失衡。而受众也往往倾向于关注能引发他们负面情感的信息[6]。特别是考虑到短视频内容往往将视听元素相结合，可以呈现具有感染力的故事情景，容易激发受众的情绪反应。因此，在进行相关传播活动时，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挑起公众的负面情绪，降低受众对信息不足的恐慌，引导公众对风险进行理性科学的认知判断；另一方面传递温暖关爱的情绪支持，积极进行情绪疏导，抚慰和平衡心理秩序，降低受众的信息充分性阈值，进而达成社会共识，共同应对风险。个体的信息寻求行为受到信息主观规范的影响。考虑到短视频平台的启发式信息处理模式，使用短视频平台寻求风险信息的个体可能缺少对风险进行全面深入评估的动机，他们的信息获取行为更多的是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这说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社会氛围因素对形成个人风险感知和信息处理有主导作用。因此，应当通过社交关系传递真实信息和权威声音，形成积极的文化氛围，带动个体采取风险应对行为。此外，信息主观规范与信息充分性阈值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个体对信息需求的认知受到社会期待的影响。当个体感受到来自人际关系网络的“压力”，为了迎合社会期待，得到周围人的认可，有可能会高估自己已有的知识水平而低估自身的信息不足，进而降低信息寻求动机。特别是在公共事件的爆发期，信息爆炸可能进一步导致个体的信息回避行为。短视频平台应当提供多样化的风险信息，提升受众的信息充分性阈值，避免信息倦怠和信息回避的问题。此外，信息收集能力与个体的信息寻求行为无关。这可能是因为主流短视频平台使用个性化精准分发和推送，并依据用户的历史行为不断进行算法的调整和优化，提升推送的精准度，极大地降低了受众获取信息的门槛。但是相关渠道信任和信息寻求呈正相关，说明平台信任度是影响受众进行信息获取和风险管理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启发式处理模式下，信源的权威性会极大影响受众对信息的判断。因此，在进行相关传播活动时，传播者还应当注重突出信源权威性和信息专业性的特点，增强受众的信息寻求动机，从而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王德芙同学参与了本文的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工作，特予致谢！）注释：①参见：光明网《应急管理部科普防灾减灾知识 抖音播放量破12亿》，光明网，https://it.gmw.cn/2021-05/14/content_34845308.htm，2021年5月14日。②参见：新疆网《消防部门开展“119”消防宣传日系列活动》，腾讯新闻客户端新疆网官方账号，https://view.inews.qq.com/a/20211109A0ADRL00，2021年11月9日。③数据来源：《2018年网宿·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网宿科技》，网宿科技官网，https://www.wangsu.com/wos/published/news/20200729100411524/1588139045280_%E7%BD%91%E5%AE%BF%C2%B7%E4%B8%AD%E5%9B%BD%E4%BA%92%E8%81%94%E7%BD%91%E5%8F%91%E5%B1%95%E6%8A%A5%E5%91%8A2018%E5%B9%B4.pdf，发布时间：2020年7月29日。参考文献：[1]常江，田浩.迷因理论视域下的短视频文化——基于抖音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写作，2018（12）.[2]朱杰，崔永鹏.短视频:移动视觉场景下的新媒介形态——技术、社交、内容与反思[J].新闻界，2018（7）.[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0-09-29）[2022-01-25].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4]陈世华，陈佳怡.狂欢与沉寂：短视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6）.[5]刘京.风险社会下短视频媒体软法规制的三重变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0）.[6]李娜，曹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短视频的情感动员机理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6）.[7]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刘涵，赵辰光.健康科普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中的传播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20（12）.[9]宁海林，羊晚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卫健类抖音政务号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1）.[10]Committe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Working Papers [M].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9.[11]贾鹤鹏，苗伟山.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J].国际新闻界，2017（2）.[12]梁哲，许洁虹，李纾，孙彦，刘长江，叶先宝.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J].自然灾害学报，2008（2）.[13]Holmes B J.Communicating about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J].Health，Risk & Society，Vol.10，No.4，2008.[14]Barry J M.Pandemics: Avoiding the Mistakes of 1918[J].Nature， Vol.459， No.7245， 2009.[15]Oh K M，Kreps G L，Jun J，et al.Examining th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s of Korean Americans[J].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7，No.7，2012.[16]Lagoe C，Atkin D.Health Anxiety in the Digital Age: An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Vol.52，2015.[17]刘德寰，王袁欣.移动互联网时代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族群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1）.[18]Rains S A，Tukachinsky R.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Uncertainty，Appraisal，and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Proposed in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J].Health Communication，Vol.30，No.4，2015.[19]Griffin R J，Dunwoody S，Neuwirth K.Proposed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 Behaviors[J].Environmental research，Vol.80，No.2，1999.[20]Yang J Z，Huang J.Seeking for Your Own Sake: Chinese Citizens Motivations for Information Seeking about Air Pollution[J].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13，No.5，2019.[21]Yang Z J.Too Scared or Too Cap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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