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健康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以系统论视角审视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始于主体自觉、行于过程协同、融于环境优化、验于结果导向的健康治理体系，从过程和结构维度完整展现了系统思维中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和整体性逻辑。健康治理作为面向公共健康的行动和过程，天然要求体现出旨在保障健康治理内在善性和道德合理性的伦理关怀，人民中心的至善伦理、公平正义的目标伦理和责任导向的保障伦理则构成了健康中国治理的伦理向度。
[关键词]健康中国；健康治理；责任伦理；全民健康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助“当代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变迁及绩效提升研究” (16BZZ005)、四川省社科规划“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大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及发展进路研究”（SC21ZDYZ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
吴永江，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与公共政策。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类孜孜以求，健康治理因此被党和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纵观国际社会健康治理史，健康治理经历了从“强化初级卫生保健”到“健康促进”再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变迁，并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混合型等不同治理模式。[1]（P.11-28）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始终坚持人民健康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并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成功把健康治理发展成一个目标明确、内涵丰富、结构清晰、要素协同的有机整体，彰显出鲜明的系统性。在系统论视域下审视和分析健康治理，有助于深刻把握健康中国治理的内在结构和价值取向，总结中国健康治理的基本经验，进一步优化健康中国建设并推动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
当前，学术界围绕健康治理的价值意义、特殊人群的健康状况、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的体育教育进行了探讨。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健康治理对象的认识或健康素养实务提升方面，更多关注健康治理的外在层面，忽视了健康治理的结构、要素协同和功能实现等内在层面。因而，从系统论视角全面探讨和认识健康治理就极具必要性。健康治理历来是一项关涉历史、现实、价值、制度与实践等要素的系统工程，这些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彼此作用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影响着人民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提升等健康治理整体目标的实现程度。健康治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因国家资源力量、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健康状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健康治理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以群众性卫生运动为载体的卫生干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匮乏的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低下的医疗技术和水平导致人口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均寿命极低。成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国家医疗卫生政策体系，使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初具雏形，满足人民基本健康需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初30年国家健康治理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到正式开启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国家对健康的治理主要依靠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来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培养个人卫生习惯，重点从源头上对烈性传染病进行有效物理隔绝降低疾病感染率，致力于解决制约生产发展的劳动健康问题，通过广泛吸纳群众参与、移风易俗式的卫生干预提升了民众的健康意识，为新阶段的卫生健康治理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但运动式健康治理存在过度组织化、专业性不强、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二是以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的提效率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使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但国家医学模式的转变、群众疾病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使健康事业陷入“缺医少药”的医疗资源供应困境，农村居民健康问题尤为突出。顺应这一时代趋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3年“非典”暴发，国家健康治理进而转向着力进行卫生健康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依靠市场解决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和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低下的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增长了的健康需求。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制，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供给能力和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效率，但市场化改革又造成部分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市场缺位和政府失灵，卫生健康事业遭遇发展不均衡、不公正瓶颈，“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阻碍；三是以公共卫生建设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强基固本阶段。“非典”之后直至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在加强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理论、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解决好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和公共性基础上，注重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一阶段国家以公平性、综合性的改革为重点解决公共卫生健康服务过度市场化问题，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广大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明显增强了民众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四是以系统集成的政策设计、法治建设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治理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整体规划，通过加强卫生健康的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制度，修订、制定有关食品药品、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高质量的卫生健康服务需求与不均衡不充分的健康发展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政策引领、依法保护和促进全民健康，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协同参与的“治理共赢——健康共享”治理新格局。为此，国家先后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民法典》，绘制并形成健康中国治理的“路线图”和“施工表”，实现了健康中国治理的领导制度、价值主线和实现机制的系统化和升华。可见，健康中国治理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来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相互联系、彼此作用而构成的有机体，各要素的相互协同而使系统具有“开放化、多层次、非线性、结构化的复杂特征”[2]（P.15）。新时代赋予健康治理新的系统化内涵。要有效推进新时代健康治理，实现人民健康水平和健康质量的大幅提升，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内容等涵盖健康的所有要素都必须协同发力。新时代健康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健康思想尤其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其在健康治理主题、结构、功能等内容方面的全方位创新而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战略主题方面，健康中国治理围绕“共建共享、全民健康”这一鲜明主题，倡导厚植“共生——共识——共创——共享”的合作治理情怀，调动全社会参与健康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新时代健康治理内涵更加丰富、现实指导性更强。在结构布局方面，新时代健康治理实现了领导主体、发展理念、战略目标、工作方针和实现机制的全方位优化。在领导主体上，新时代健康治理在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的同时，强调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引领健康治理。在发展理念上，新时代健康治理倡导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来应对解决广泛存在的健康影响因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战略目标上，新时代健康治理将全民健康上升为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相并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细划为三个阶段性目标，凸显了健康治理的目标导向性和动态演进性。在工作方针上，新时代健康治理秉持“坚持预防为主、强化中西医结合”的精神，强调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必须坚持、继承、发展已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实现健康治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在实现机制上，新时代健康治理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五个方面确立健康治理的新政策、新举措，充分发挥政府行政、市场协商合作、医疗卫生专业技术和公众参与等多样化治理机制和治理手段的作用。在功能意义上，新时代健康治理立足于人的发展和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明确了新时代健康治理的领导主体、发展理念、战略目标、工作方针和实现机制等核心要素，有助于实现健康治理的逻辑自洽和内部平衡，增强各行业各领域应对医疗健康新需求、新趋势的自我诠释和调整能力，内外协同推进人民健康事业发展。全面建设健康中国的治理实践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含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要素。其关于主体、过程、环境、结果等系统要素的设计及实践，展现出健康治理系统思维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和整体性等逻辑特征。任何系统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一旦确定，系统就将具有发展的主动性、前瞻性而不受或者很少受到条件变化的影响。[3]新时代健康治理作为一个科学系统，同样具有复杂系统框定自身发展趋势和方向的鲜明目的性和前瞻性。历史证明，人民健康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强盛的根本，“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4]（P.100），拥有健康就意味着拥有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基于对健康之于国家和民族发展强盛、个人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性认识的主体觉醒，国家将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倡导公民“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改传统“被动健康”“以治病为中心”的狭隘健康观，积极追求“主动健康”，致力于谋求包含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保护、健康促进等所有环节的全过程健康，实现以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健康。这种对“全方位全周期”大健康目标的前瞻性认识极大拓展了健康治理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第一，对健康个体全生命周期的扩展性认识突破了以往健康治理囿于治疗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多次强调健康，但受时代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仅聚焦于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列宁虽将健康扩展至预防疾病蔓延的卫生保健，[5]（P.424）实现了健康内容的扩大，但经典作家视野下的健康内容仍然较为单一，仅仅注意到个体尤其是工人疾病的预防，还未关注到疾病治疗、康复、健康管理等关涉公民个体健康更为重要的议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最具普遍意义的民生需求，健康是人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需求。因此，新时代国家把向人民群众提供“全周期健康服务”作为发展卫生事业的重要内容，把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管理等关涉个体健康的全部事项都纳入健康治理的范围。与之相应，要求公民树立起积极的个人健康意识和公共健康观念，自觉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追求生命周期全程呵护的健康观念，适应了新时代迅速转型升级的健康需求，将健康的内涵从“治病”扩展到“治未病”，从“被动健康”发展到“主动健康”，使健康中国治理从过去强调“以治疗为中心”、实现“病有所医”的健康目标转向“病有良医”“以预防为中心”的过程目标。第二，对个体健康内涵的认识突破传统的“身体健康”局限，而转向现代“全面健康”观。传统认为，健康就是用医疗技术手段治疗疾病，维持身体“无恙”。但随着科技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和追求已经从单纯的身无疾病扩展为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各方面的完美结合、和谐共生。“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6]，健康的内容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拓展成为与健康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基于对个体健康内涵的认识转变，我国健康治理已经超越传统生理健康范畴和单纯的个体健康属性，而将健康内涵延展至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社会适应等各方面，并赋予其公众健康的公共属性。健康治理的范畴已经涵盖从生理到社会、从政治到生态所有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领域。实现人民“全面健康”，已经成为健康中国治理在迈向“病有良医”“以预防为中心”的过程目标征程中的终极目标。至此，国家聚焦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的新变化，基于对健康内涵的主体自觉和前瞻性界定，为健康中国治理确定了“全方位全周期”的人民大健康科学目标，为健康治理通过全民共建、阶段性阶梯式治理，不断提高人民健康质量提供了奋斗方向。系统论认为，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的特性，系统所固有的负能量会消解系统运行的效果。因此，要推动任务顺利实施，高效快捷地实现系统目标，需要从全局的角度，对任务或者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在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集中有效的资源抵消系统自身的负能量。[7]（P.127-128）健康中国治理这个系统也面临系统自身的负能量或劣化问题，因而，着眼于系统整体进行顶层设计，对健康治理全程进行全局性科学谋划以消解系统负能量，形成治理合力，就是健康中国治理的逻辑特征。为此，国家健康治理立足健康影响因素的广泛性、社会性、整体性，从主体、政策及实施全过程系统谋划健康共建共享，注重各要素、各环节、各领域联动协同，实现健康治理现代化。第一，将治理过程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政府、行业和个体等多层次、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转变，将“健康促进”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全程，形成健康中国的共治格局和保障健康的政策设计新思维。健康中国治理坚持把卫生健康工作看作一项系统工程，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责任与边界，强调“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4]（P.108），重视公民、企业、行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参与，调动所有能够参与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形成“共同维护和建设”健康的治理合力。“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机制助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取得重大胜利，即是国家以系统思维引领健康治理全过程，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生动体现。同时，健康治理还强调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健康环境营造、健康生活普及、健康产业发展等各项政策的协同，要求“立足国情，将维护和提升健康的理念融入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的全过程”[8]（P.7）以共治共赢。现阶段国家把人民健康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一体规划，努力实现健康理念融入健康体系和制度全局、健康服务贯穿执行全程。多主体参与、全领域协同的这一治理方略正是对全程贯通、统筹谋划健康治理的全局观的有力诠释。第二，对健康供需结构的新认识实现了健康治理从仅强调供给到重视供给与需求协调均衡的转变。当下，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不再满足于疾病的预防治疗，但现有的卫生健康供给尚不能满足人们对健康促进和健康质量的多层次、差异化需求；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叠加使我国面临的健康风险模式正在从以“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残疾—亚健康”为主，[9]加之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医疗科技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都使得健康服务的供给赶不上民众日益增长且更加多元化的需求。这种健康需求与健康供给的不平衡，使得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与治理需要充分对接供给和需求两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10]（P.4）新时代健康治理强调既要推动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适应和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又要引导居民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形成“健康”的服务需求。至此，新时代健康治理实现了从仅强调健康服务供给的旧传统到重视供给与需求对接共赢的现代转型。从政府到公众的全健康主体、从单方面供给到供需平衡的健康治理系统通盘谋划，有力诠释了新时代“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建共享理念，从动态平衡过程展示了健康治理的全局性逻辑。（三）融于环境优化，战略性统筹健康治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系统具有非平衡态分布特征，因此实现系统的良好发展，需要将系统置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通过战略性统筹系统各要素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与信息交流来实现系统要素的联动耦合和新的平衡，才能使系统在动态演进中实现超越现状的更好效果。健康所具有的非平衡态分布特点也使得健康治理需要进行战略性统筹，以促进健康治理各领域、各行业、各要素与外部环境的协同。当下，全球健康治理的非平衡态分布使得健康治理已经超越国度而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健康中国治理因而与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健康环境，健康治理必须坚持战略性思维和世界眼光，把治理工作放到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动态优化健康治理国内外环境，为健康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此，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倡导统筹推进健康治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健康治理的战略性安排与设计以优化外部环境，形成健康治理最大合力。第一，将健康治理理念从中国之智升华成全球共识，优化健康治理的国际环境。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传染性疾病与病毒因“扩散的跨国性”“威胁的普遍性”“治理的多国性”等特征，使得公共卫生安全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世界人口大流动使各国面临着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空气污染、气候变化、食品卫生保障等众多健康威胁。公共健康问题从单纯的国内治理事项演变成全球公共危机，任何国家均不能独善其身。为此，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治理理念，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1]（P.522）这种跨越国家、民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谋求健康治理国际合作，提高全球健康治理水平和健康风险应对能力的思想，展现了全球健康治理“类意识”和“人类”整体逻辑，凝聚并凸显了全球时代各国彼此依存、休戚与共、不懈追求人类福祉的时代主题，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具有广泛相通的价值基础。在我国的积极倡导努力下，“全球健康”“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导向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和支持的健康发展理念，极大优化着健康中国治理的国际环境。第二，将健康中国治理从理念共识发展成共同行动，夯实了全球健康治理的实践基础。健康治理不仅重在凝聚各国共同应对健康危机的理念共识，更在于以身示范，通过积极的行动增进国际健康治理效能。在健康治理战略思维指引下，健康中国治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导向，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施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坚定落实《巴黎协定》规定，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事业合作、先进医疗技术和经验交流等方面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从思想到战略、从纲领到行动，推动国内健康事业发展。这些实际行动诠释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由一个外交政策思路上升为外交战略理念并最终赢得国际社会认可而被载入联合国决议。至此，我国对健康治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性统筹，超越了部分国家的“抽象争论”“被动应对”和“个体中心”的狭隘观念，将健康治理推向了新高度，从环境层面完善了健康中国治理的战略逻辑。（四）验于结果导向，整体性提升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水平任何系统都有着特定的价值关切和现实追求，都力求以一种更加包容、灵活、广泛的理论架构来实现价值追求。整体性因此成为系统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健康中国治理作为一个科学的系统，同样具有整体性的系统特征。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以全民健康为导向，遵循系统的整体优化规律，着力从弱势群体和普通群体两个层面推进健康维护和促进，强调充分发挥健康影响因素的积极作用，形成全面协调推进健康治理，实现“全民健康”的整体效果。第一，以弱势群体的健康服务供给和健康改善为重点，增强健康治理的韧性。“全民健康”这一健康中国建设和治理最终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除要立足全生命周期，提供覆盖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保障外，更需要立足全人群，实现每个人群都能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和保障。面对健康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国家将普及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健康卫生服务，增强弱势群体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改善其健康状况作为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为此，健康治理将“关注健康不公平性，以弱势群体健康服务提供、保障水平提升和健康改善为核心”[12]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并将“健康扶贫”、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中贫困人口脱贫的考核标准之一，强调卫生资源向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倾斜，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健康权益，国家通过完善卫生健康制度保障、简化健康服务办事流程、优化升级卫生资源获取技术等形式减轻弱势群体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弥合健康治理中的数字鸿沟，更好满足重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对弱势群体健康帮扶和保障的重点聚焦，解决了对健康需求最大群体的健康服务和保障问题，缩小了健康中国治理的人群健康水平差距。第二，将健康维护、健康促进与健康水平提升紧密相连，提高了结果层面的全民健康水平。“全民健康”的实现有赖于弱势群体和普通群体健康的共赢。为此，健康中国治理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系统哲学观，在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健康的同时，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安排提出“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循序渐进的“三步走”健康战略目标，强调提升全民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质量。国家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人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又从影响健康的系统要素的治理出发，提出“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的健康促进方案。这些健康治理方案通过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能够提高健康关联部门的协同度，通过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心理健康促进、健康环境保护等专项行动，在培养群众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基础上使得“共建共享”的健康理念赢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相比弱势群体健康帮扶“补短板、稳基础”的定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生活需要，提升全民健康服务和保障的举措凸显了国家健康治理提质增效、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整体性追求，优化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健康治理结构，是对统筹兼顾、多措并举协调推进健康中国治理的系统哲学整体优化律的强力诠释。健康中国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规范的内在逻辑体系，更有追求实现人民“全民健康”“全面健康”“全程健康”“全球健康”的“善治”目标。这些特质深刻回应和阐释了“健康治理为了谁”“实现怎样的健康”“如何保障健康”等健康中国治理的伦理向度。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13]（P.104）。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人本价值和主体性、能动性，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谋幸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宝贵品格，也是健康中国治理的核心伦理。其本质是要回答“健康治理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实现人民健康福祉作为一切卫生健康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全面融入在健康中国治理方案和治理实践之中。第一，规范层面的健康治理促进方案体现人民中心。健康不仅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人的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而且健康所蕴含的合理生产生活方式、人力资本经济价值、增加投资需求的经济属性，使得健康越来越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系统，成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坚持共建、共享原则，依靠人民发展人民的健康事业，实现人民健康福祉成为引领健康中国治理的根本价值而贯穿于健康中国的治理方案和行动策略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10]（P.3），“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14]（P.401）。《“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人民”一词出现24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文中“人民”一词出现56次，这也正是人民中心的至善伦理在健康中国治理方案和官方话语体系的体现。与此同时，健康中国治理方案的设计和政策安排，也始终以人民利益福祉为根本，以人民身体健康为基本出发点，以人民全面发展为重要内容，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人民健康问题，这也正是人民中心核心伦理的写照。第二，实践层面的健康治理行动彰显人民中心。在健康中国的治理实践中，人民中心的伦理取向被践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康环境建设、公共卫生防疫等方方面面。国家在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始终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调整优化医疗卫生事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关系，持续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基础改革，缩减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差距，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深刻洞悉生态文明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规律，高度重视健康环境对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影响，把良好的健康环境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环境文明和美丽中国，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决心和旨归。同时，我国把公共卫生防疫作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面对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时统筹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对所有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集中优质医疗资源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诠释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政治立场。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5]（P.1），“它比星辰更加光辉”[16]（P.103）。社会资源、财富的分配是否正义是决定一项社会制度生命力和一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而公平正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准则，也是贯穿健康中国治理的价值红线。在健康中国治理中，国家坚持把让全民公平享有健康服务和实现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伦理目标，努力在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特殊群体的健康保障等方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一，努力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追求过程层面的公平正义。影响健康的因素错综复杂，“不仅是人体生理结构和功能异常改变，而且包括遗传因素和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家庭情况、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和社会服务等许多生物性和非生物性因素”[17]。只有正视所有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健康差异，医疗卫生健康事业才能确保每个个体享有获得医疗健康服务的平等机会并最终达至基本一致的健康水平。国家健康治理为此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核心要义，将实现“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融入健康制度和政策设计，致力于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健康公平保障体系；国家坚持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包括预防接种、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处理、卫生计生监督等多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原则，坚持公立医院在基本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主导地位，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确保公民享有公平可及且可负担的高质量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康复和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过程中，国家所采取的对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个人负担费用实行无偏袒的财政兜底，保障公民无差别享有医疗救治的特殊医保政策，就是健康中国治理所秉持的公平正义伦理取向的最强力证。第二，重视对农村、边远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的健康帮扶，追求实质层面的公平正义。尽管过程公平尽可能为健康主体提供同等的资格、机会和规则，但由于健康需求的多层次性和主客观条件的差异性往往使得健康的现实结果难以均衡。当下，财富的两极分化和城乡分隔的制度与管理体系导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和健康资源待遇有较大差异，导致对健康公平的维护不足，已经成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公民素质全面提升和国家民族强力振兴征程上的绊脚石。财富和制度的不公平给农村、边远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所带来的健康权益的侵损必须得到彻底的纠正，才能显著改善健康公平。“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在他们最终能对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对地位最不利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才是正义的。”[15]（P.16）“作为公平的正义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健康保健措施减轻由社会经济不平等及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18]国家由此注重在健康治理方案和政策制度设计和实施中促进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落后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众倾斜，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城乡区域间衔接平衡；同时，以特殊困难人员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相关医疗专项救济制度。如在脱贫攻坚中出台一系列旨在保障贫困者健康的超常规政策举措，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通过社会保障兜底切实保障贫困群体的健康权。这些对农村、边远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健康权益的政策倾斜帮扶实践，“合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展现了我国健康治理追求权利、机会和规则公平基础上实质结果公平的伦理取向。新时代，健康治理要实现“全民健康、全程健康、全面健康和全球健康”这一美好愿景，除了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公平正义准则进行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及实践外，还需要融入责任伦理意识。[19]（P.39）将健康治理建立在保护和促进全民健康的社会责任基础之上，[20]依赖健康中国治理各主体的道德自律和健康中国治理规则对各主体进行责任约束，为健康中国治理保驾护航。第一，强调以道德自律为主导，激发健康治理各主体自觉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健康。随着时代的发展，健康已不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手段。除去工具性价值之外，其本身所具有的终极伦理道德价值——实现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的内在善和目的善——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这种善的实现，需要不同社会主体明确自身所负有的健康道德责任，在处理公共健康事务时自觉接受健康道德的引导和制约，形成“根据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15]（P.503）履行健康道德义务的自律行为。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治理内在地要求政府、公众、公共健康专业技术人员、媒体等各种社会行为主体自觉践行健康道德，自觉热爱健康、追求健康、促进健康。各级政府要以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保障公民健康权利，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公众要珍视生命和健康，自觉选择并形成自主自律、符合自身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有效控制影响健康的生活行为因素，提高身体素养；医疗卫生与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要忠于职守，养成以人为本的仁爱品德，主动适应人民健康需求，扩展健康服务，提高健康服务质量；媒体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观念，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传播健康常识，服务人民健康事业发展。总之，“道德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21]（P.13），健康中国治理始终重视健康道德的作用，注重引导督促各社会主体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理性良心，主动担当投身健康事业，并自觉对自身健康治理行为进行“评判、督察、反省和自律”[22]。第二，强调以外在的责任约束为支撑，通过规则伦理规范治理主体。“美德伦理关心的是道德主体自身的伦理生活与道德完善，而规则伦理强调的是道德主体对他人以及社会的义务”[23]。健康中国的实现，单靠个体高尚的道德自律无法达成，还需要划定健康治理合理化边界以及超越底线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依靠外在的责任约束来保障健康事业的发展。我国在健康治理过程中为此制定了系列旨在促进健康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制度，以强制性方式赋予行为主体制度化的道德责任约束。所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规章齐心协力形成了一种“义务的道德”，无形中约束着健康治理各行为主体。总之，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通过内在伦理外显的方式框定着行为主体参与健康治理的伦理责任，与美德伦理一道共同构成健康中国治理实施的坚固保障，展现出系统论视域下健康治理的责任向度。综上所述，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健康治理已经成为当前健康社会和健康中国建设的新范式。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既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更是一场维护和促进健康的系统变革。在公共健康成为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系统阐释内置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治理实践中的健康治理观，揭示健康治理的内在逻辑和伦理向度，既是对健康中国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健康治理系统的“再优化”，有助于我国健康治理的提质增效和健康治理的国际合作。[1]高燕.健康浙江：社会健康治理方法与实践[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2]苗东升.复杂性管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3]范冬萍，张华夏.复杂系统的目的性与深层生态伦理[J].学术研究，2003（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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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