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研究

[提要]旅游地目的地因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匀普遍存在相对剥夺现象，尤其是受旅游发展影响最为严重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体验更为强烈，甚至导致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旅游冲突事件，但学界却缺乏对其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应有重视。围绕旅游地居民为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两个主要问题，以磁器口古镇四个社区为例，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进行探讨，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源于公平理念、社区契约意识及价值预期三个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认知状态改变之上，源于人们“实得水平”与“应得水平”的比较差异。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三元世界”获得正当性及损失非法性的失控感和失效感，是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危机应激状态下的心理价值补偿。

[关键词]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机理；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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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金玉，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可持续发展、游客体验；杨振之，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旅游发展、旅游目的地管理、休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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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8期

社会的贫富差距若没有适当的干预措施和合理解释，必将引发社会不平等现象及贫富阶层的冲突对抗[1]。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旅游发展是贯穿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双刃剑，而在正负双向影响效应下的各旅游利益相关者当中，目的地社区居民承受的影响尤为突出[2]。然而，旅游地居民的合法利益却未得到应有重视，往往被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等视为旅游产业链的末端[3]，由此导致社区居民[4-5]之间，社区居民与政府[6-7]、企业[8-9]之间，社区居民与游客[10-11]之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12-13]之间的冲突事件。尽管有研究表明旅游社会冲突具有正负双重功能[14]，但因其对旅游地社会秩序、旅游形象等造成的负面破坏性，无疑是旅游目的地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研究指出，旅游社会冲突产生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不均的客观事实转化为弱势群体主观感知的相对剥夺感[6]。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旅游发展更要着眼于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与此相悖的是，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相对剥夺现象，尤其是那些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16]。由此可见，旅游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深入探讨不仅是化解旅游冲突的必行之路，更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必然要求，俨然成为旅游地健康可持续发展迫切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

相对剥夺感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人们认知到自身在社会比较中处于劣势并由此引发与公平感相关的诸如怨恨、愤怒等情感反应[15]，因其对人们态度与行为解释的有效性，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及管理学等领域。但在旅游研究领域应用较少，有关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探讨更有待完善。相关研究的探讨虽然涉及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感知[6，16-17]、应对方式[18]及其作用下的旅游态度[16，19-20]等。但遗憾的是，缺乏对旅游地居民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的深层关注和理论探讨。相对剥夺感产生于社会比较，在旅游发展机会不均衡及利益分配不均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地居民已不可避免地感知到多元比较差异的存在，但客观存在的比较差异如何被旅游居民所认知并进而转化为主观相对剥夺感仍未可知。不仅如此，当前研究认为人们在比较中意识到自身或所属群体到被相对剥夺了本该拥有的东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但却没有进一步追问相对剥夺感产生的深层原因，更没有明确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是否有其他的诱发情境。基于此，本研究以磁器口古镇密切关联的四个社区为案例，聚焦于旅游地居民为何会生成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两个主要问题，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进行深入剖析。结果不仅指出相对剥夺感生成诱发情境的多样性，更提出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以解释旅游地居民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更是进一步构建了相对剥夺感生成的理论模型，明确指出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拓展完善相对剥夺理论的同时，深化了相对剥夺理论本土化研究，更是从实践角度指明了减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和化解旅游地冲突的方向。

一、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案例地宜选取成熟的、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地，且要考虑旅游不均衡发展及旅游地居民客观现实发展地位。兼顾案例的典型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选取磁器口古镇密切相连的金蓉、金碧、凤凰山、磁建村四个社区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这四个社区在磁器口古镇旅游发展中的参与程度及参与机会不同，面临游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及旅游冲突频繁上演的客观事实，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鲜活案例。

磁器口古镇是重庆市主城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历史街区，是重庆市历史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重庆最受中外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坐落于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与金蓉、金碧、凤凰山、磁建村社区紧密相连。依据《重庆磁器口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2000年版），磁器口古镇面积32.5公顷，划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及风貌协调区三级保护层次。其中，金蓉社区位于核心保护区且拥有主要旅游资源，辖区内原住民多数已撤离，外来人员构成社区主体。原住民与外来人员冲突时有发生，网红“陈麻花”商标之争对簿公堂就是其中之一。金碧社区紧邻金蓉社区并占据少量旅游资源，虽位于风貌协调区内，但与磁器口的繁华仅一桥之隔，被称为“重庆最后一条老街”。社区居民目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示范效应及负面效应，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意愿不同，引发社区内部的冲突对抗。凤凰山社区及磁建村社区与磁器口古镇毗邻，分别位于控制建设区及风貌控制区内，虽尚未进行旅游开发但却承担着旅游带来的种种影响，由此导致社区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冲突对抗，如国富沙磁巷小区居民抗议“非法民宿”而围堵游客等事件。研究选取上述四个社区作为研究案例，有助于在确保数据收集充分完整的基础上，探究在差异化的旅游真实情境中，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

（二）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适合对现实中某些复杂和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并构建新的理论。研究要探讨旅游目的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条件和路径，需要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观察、归纳并发展建构理论，适合采用案例研究的分析范式。因此，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进行数据收集，并结合网络收集案例地旅游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归纳分析。研究团队于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先后多次进入案例地进行田野调查，首先了解社区人口构成、地理位置、旅游资源分布基本情况，并收集与磁器口古镇旅游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以明确案例地四个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在对四个社区逐步熟悉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居民进行深度访谈。样本选择主要依靠两个标准：一是兼顾地位区位的影响，访谈对象包括四个社区的居民；二是兼顾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样性，既包括直接参与旅游发展的社区居民，也包括间接参与旅游发展及未参与旅游发展的社区居民。

（三）数据收集

研究根据理论抽样对四个社区的居民抽样进行深度访谈，访谈以半结构问题为主，允许访谈对象自由谈论。首先引入“当地旅游发展对您有何影响”等开放性问题，引导访谈对象进入研究情境的同时记录其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其次聚焦于研究主题，围绕“感知到与别人的比较差异时，您是否会感到不舒服或者觉得不公平？能否详细描述？”；最后引入“关于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吗？”等开放性问题允许访谈对象对所述观点进行补充、修正或者强调。最终，将访谈录音整理为所需文本资料。直至没有新的研究信息出现，研究共计收集到36个访谈样本。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研究者撰写初稿后再次进入案例地开展补充式调研，选取4个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将初步研究结论与访谈文本进行匹配，发现研究结论能较好地解释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证明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可靠的解释效度。

研究在对收集到的文本数据进行归类、总结的基础上，识别出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相关的关键语句，依据“立场和差异”“结构和过程”等理论关注点，抽象提炼出“诱发情境”“生成条件”“生成路径”“生成过程”及“影响因素”等核心概念，并解读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由研究团队筛查核心概念与相对剥夺感生成的相关性，以确保内容分析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最终构建出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及理论模型。

二、“相对剥夺感”相关理论回顾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RD）的概念在斯托弗（Stuffer）所著《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s》）一书中被用来解释美国士兵的态度差异[21]，但他并没有给出“相对剥夺”的理论界定。随后，默顿在参照群体框架内扩展了相对剥夺感的研究[22]，他认为人们选择参照群体进行社会比较并感知到自己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若是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就会产生剥夺感，又因剥夺感是建立在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因而称之为相对剥夺感。近来研究倾向于将相对剥夺感定义为一种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的主观判断，即意识到自己或所在群体相对于参照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并由此引发愤怒、怨恨等情感反应[23]。相对剥夺的核心心理过程是基于认知的社会比较，可来源于参照群体及人们自己过去的经历[24]，人们与其他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的相对剥夺感称为横向相对剥夺，而与自己过去的经历相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称为纵向相对剥夺[25]。自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提出以来，因为其对态度和行为解释的有效性，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及管理学等暴力攻击行为[26-28]、健康问题[29-30]、赌博问题[31-33]及其影响机制[34-36]方面的研究。

尽管古尔指出，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深层原因是价值能力和价值期待的差异，即价值能力实现不了价值期待时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37]。但多数研究倾向于认为剥夺感的来源与公平因素有关，只有人们认为造成自己不利地位的因素是不公平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15，38-39]，而且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比较领域是重要的；二是情况在没有干预下不会得到改善；三是产生劣势的过程是不合法的；四是自己或者所在群体不该为当前劣势负责[40]。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仍然是强调人们感知到某样应得东西的非合理性缺失时，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理论关注的焦点是自我或群体内的劣势，这种劣势与更有优势的其他人相比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当人们进行比较时，可能很少有关于其他或外群体是否值得或不值得他们的优势地位的信息[39]。现有研究揭示的是人们仅关注到自我或群体内相对劣势的非合法性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但却忽略了人们对参照对象相对优势地位合理性的考量。换句话说，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假设是认为人们因为非公正原因缺失本该应得的东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却没有进一步讨论，人们是否仅仅会因为对应的某样东西的相对缺失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是否有其他情境也能诱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如果有的话，值得进一步思考，人们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旅游研究领域已经有学者认识到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自从Seaton以古巴为例探讨由于旅游者的示范效应在当地居民中引发相对剥夺现象以来[41]，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理论价值和对态度行为解释的有效性逐渐被认可，但真正以相对剥夺理论为分析工具的实证研究仍然不多。尽管已经涉及游客[19，42]与旅游地居民[6，17]两大利益主体，但相关研究主要是将相对剥夺感当作一个事后解释概念，以此来探讨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应对方式[18]、影响机制[43]及其作用下的旅游态度[16，19-20]。不仅未明确深入探讨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制，也并未涉及相对剥夺理论的深层理论分析。相对剥夺感作为源于西方的经典社会心理学理论，更是缺乏在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的应有理论关注及实证探讨。事实上，旅游面临的复杂情境为相对剥夺理论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旅游地居民面临不同的旅游发展情境，参与发展机会及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现实情况，客观上所处的优劣地位不同，而且与游客频繁交流互动，使其更容易感知到多元比较差异的存在并生成相对剥夺感，有利于探讨人们为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

三、研究结果

（一）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

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人们的公平理念相关，但人们的公平理念外延宽泛。在社会学领域倾向于强调责任承担和利益分配的匹配性，经济学领域倾向于强调付出成本与收益报酬的对等性，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将引发人们的公平意识。在对磁器口古镇四个社区居民的深入研究发现，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不仅源于经济学“成本付出”与“收益报酬”的公平理念，还源于社会学领域“责任承担”与“利益分配”的失衡，具体体现在由“社会契约”精神及“价值预期”两方面引发的公平意识。部分访谈记录如表1所示。

研究证实了当社区居民认为自身所得并没有达到应有水平，“付出和获益不对等”或者“利益分配不均”时，会诱发产生公平理念相关的相对剥夺感。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当自身或自身所在群体遵守了社会契约约定的责任和义务，但却因为有人追求利益违反了社会契约约定的责任和义务而将成本转移至自身时，社区居民认为自己或者所在群体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负面影响，不仅“好心没好报”，甚至还被当作“替罪羊”“背黑锅”时，会质疑自我承受不应该承受负面影响的合理性与施加影响者的合法性，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转化为公平意识进而诱发相对剥夺感。不仅如此，当社区居民期望获得的东西没有实现自我的价值预期或者负面效应超出自我预期时，倾向认为是“无良商家恶性竞争”或“政府规划不合理”等外部原因导致自己目前的不利处境，质疑当前自身或所处群体不利处境的合理性与公平性，进而诱发相对剥夺感。

由此可见，相对剥夺感的诱发情境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成本和受益”原则下的公平理念，认为自己或所属群体因非公正原因没有获得理应所得的东西。二是“责任和利益”原则下的契约意识，认为他人追求利益而转嫁成本，自己或所属群体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负面影响。三是“理想和现实”关联的价值预期，认为自身或所属群体因非公正的外部导致自身实现不了价值预期或者付出成本超出自身预期。无论是公平理念、契约意识还是价值预期，最终都会引发社区居民质疑当前自身相对不利处境或者相对弱势地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以及占据相对优势地位的人或群体的合法性，进而诱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

（二）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

研究发现，尽管社区居民所处的客观现实地位及面临的发展情境不同，但其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研究不仅证实了相对剥夺感生成的阶段性和过程性[15]，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其实是对自我处境认知状态的转变。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源于比较差异，社区居民对比较差异的认知从“量的得失”的经验直觉感知逐步深化到个人价值立场下的“质的优劣”的价值评价，再到涉及应得理念下“是非公正”的公平评价。社区居民对自身处境及自身相对处境的认知从“钝感”到“敏感”，从“警觉”到“自省”，直到对自身相对处境产生危机感，并生成应激状态下的相对剥夺感。人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从所得“绝对水平”转移至“实得水平”，进而关注其“相对水平”及公平理念下的“应得水平”，二者之间的非公正差异导致了相对剥夺感的生成。由此看来，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实质上是人们“实得水平”与“应得水平”之间的价值补偿，相对剥夺感的强弱体现了人们公平理念下所认为的价值补偿的高低水平。研究通过对磁器口古镇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深入分析，构建了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如图1所示。

首先，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促使社区居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从“顿感状态”转向“敏感状态”。社会比较是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基本心理过程之一[44]，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自身存在评价自我观点和能力的内驱力，从而引导人们在相关属性进行社会比较[45]。但现实中人们往往可能缺乏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欲望，也并不需要与人进行比较以获得对自身处境的进一步了解[46]。对磁器口古镇社区居民的扎根研究证实人们并非都有社会比较的主观意愿，即便有社会比较的欲望，程度也不尽相同。事实上，若非外界刺激的存在，部分社区居民很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处于对自我处境及相对得失的“钝感”之中。旅游地发展不均衡及利益分配的不公的社会现实以及带来示范效应的游客，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连续的外部现实刺激，促使其关注自身与外界他人的差异，从而敏感于自身的相对处境。社区居民在公平理念、社区契约意识及价值预期等诱发情境下，会激发对自身“实得水平”的认知，进而倾向于参照选择并与之进行社会比较，由此产生比较差异。事实上，社区居民面临多重参照选择，往往会进行多维社会比较并产生多元比较差异，这也意味着比较差异的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比较差异创造了压力情境，社区居民在压力下对自身相对处境的感知由“顿感状态”转向“敏感状态”。

其次，认知比较产生的比较差异促使社区居民对自身处境由“敏感状态”转向“警觉状态”。比较差异是导致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最直接因素，社区居民首先对比较差异进行“量得失”的直觉判断，并引发其应激性情绪，但不涉及社区居民的主观价值审判。社区居民越重视比较差异，越能促进其对自身相对处境进一步的认知评价，越倾向于将“量得失”的经验判断转向“质优劣”的价值评价。与此同时，应激性情绪将进一步深化为价值利弊判断的情感反应，研究将其定义为“相对失去感”，如沮丧、失落等情感表现。至此，社区居民通过认知评价将自身相对处境的“实得水平”转向“相对水平”的量化评价和价值评价。

最后，相对失去感是否超出社区居民的情感容忍度决定其进一步的认知状态。如果相对失去感超出其容忍度，则相对失去感超出社区居民的情感控制，引发社区居民对自身相对处境的危机感，进而转化为失控状态下的相对剥夺感。此种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公平理念往往具有强烈的价值主观性而非客观意义上的合理性，并未经历严格的公平评价过程，研究将此种路径下生成的相对剥夺感定义为感性相对剥夺感；如果相对失去感未超出社区居民的容忍度，社区居民从“警觉状态”转变为“自省状态”，倾向于对当前劣势进行公平评价，尝试对当前的不利处境进行归因分析和解释建构，从而将对自身处境的“相对水平”的关注转向公平理念下的“应得水平”。公平评价结果将强化或弱化相对剥夺感，若强化后超出社区居民的情感容忍度，则引发社区居民对自身相对处境的危机感，进而转变为“失控状态”下的相对剥夺感，研究将此种路径下生成的相对剥夺感定义为理性相对剥夺感。

总的来说，研究发现无论感性相对剥夺感还是理性相对剥夺感，都是社区居民对自身相对处境失控状态的表现。相对剥夺感可看作社区居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在诱发情境的外在刺激下，从“顿感状态”逐步转变至“失控状态”下的应激反应，从根本上反映了社区居民公平理念下“应得水平”和“实得水平”之间的价值补偿。相对剥夺感程度的强弱代表了价值补偿水平的高低，相对剥夺感程度越强，应激反应越强烈，价值补偿水平越高。

（三）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理论模型

研究依据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及生成机理，进一步构建了基于现实世界、公平世界及理想世界的得失损益模型，以揭示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内在原因（如图2）。

首先，研究依据包含公平理念、社会契约及价值预期在内的相对剥夺感诱发情境，将人们的生活世界视作现实世界，将基于公平理念下的建构解释视作公平世界，将人们价值预期下产生的主观想象视作理想世界；其次，将社区居民想要的比较属性（或积极效应）定义为获益，将不想要的比较属性（或消极效应）定义为损失。由相对剥夺感的诱发情境可知，不仅人们因为非正当原因所得相对较少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且人们因为非正当原因承受了不应承受的消极影响时，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由此，研究将现实世界中的所得和承受的消极影响分别视作实得获益和实际损失。相应地，公平世界中同时存在人们公平理念建构的应得获益与应当损失，在理想世界同时存在基于人们价值预期的预期获益和预期损失；最后，实得获益与应得获益、预期获益之间存在负向差异，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收获的实得水平比公平世界的应得水平少，也比理想世界中的预期获益少；相应地，实际损失与应当损失、预期损失之间存在正向差异，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承受的实际损失比公平世界的应当损失大，也比理想世界中的预期损失更大。

由理论模型可知，现实世界与公平世界之间获益的负向差异及损失的正向差异，会影响社区居民实现自身应得受益并规避非应当损失的效能感，导致其质疑在当前生活世界的公平理念下，自身或所属群体获得应当受益的可能性及规避不应当损失的可行性。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获益的负向差异及损失的正向差异，会影响社区居民提升自身相对优势及改善当前不利处境的控制感，导致其质疑在预期理想世界中自身或所属群体权益正当性，以及承担损失的合法性。简而言之，三元世界之间获益的负向差异导致社区居民质疑获得的正当性，而损失的正向差异导致社区居民质疑损失的非法性。当社区居民认为获得的正当性受阻时，会产生保障自身或所属群体正当获益的失控感和失效感，进而激发自身对当前处境的危机感，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作为心理价值补偿。同理，当社区居民认为损失的非法性被遮蔽，会产生对自身规避不正当损失的失控感和失效感，进而产生危机意识下的相对剥夺感作为价值补偿。简而言之，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三元世界”获得正当性及损失非法性的失控感和失效感，是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危机应激状态的心理价值补偿。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研究通过对磁器口古镇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深入分析发现，不仅公平理念下的“成本和受益”会诱发社区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关乎“责任和利益”的社会契约意识及“理想和现实”的价值预期同样能诱发社区居民质疑自身相对不利处境或相对弱势地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进而生成相对剥夺感；除此之外，研究揭示了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指出了面对不同处境的社区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共性。研究认为，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比较差异直接相关，社区居民对比较差异的认知经历量化评价、价值评价再到公平评价，而社区居民对自身相对处境的认知从“顿感”转变至“敏感”，经历“警觉”“自省”认知评价之后，产生对当前自身或所属群体处境的危机感，进而转变为应激状态下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可看作人们“实得水平”与“应得水平”之间非公正差异的价值补偿，而相对剥夺感的强弱程度体现了社区居民心理价值补偿水平的高低。

不仅如此，研究进一步发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首先要满足参与社会比较、重视比较差异以及感知差异超出容忍度三个基本条件。无论社区居民是否具有社会比较的欲望或者其社会比较欲望的强烈如何，要产生“相对”优劣的比较差异必然要参与现实的社会比较。事实上，社区居民在相对剥夺感生成诱发情境下，总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社会比较并产生多种比较差异。与此同时，只有当社区居民对比较差异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重视时，比较差异才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社区居民“相对失去感”，当且仅当这种情感体验超出其容忍度时，才有可能真正生成相对剥夺感；其次，相对剥夺感的生成需经历认知比较、认知评价及情感反应三个心理过程。其中，认知比较包括参照群体的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认知评价过程则涉及量化评价、价值评价与公平评价三个阶段。旅游地居民的公平评价理念不同，但基本上涉及归因分析及解释建构两个过程。受个人容忍度的影响，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并不必然经历归因分析与解释结构公平评价，依然会产生与公平相关的情感反应。此种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公平理念往往具有强烈的价值主观性；最后，因社区居民认知的差异，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可分化为感性路径和理性路径。路径分歧点在于比较差异引发的“相对失去感”是否超出其容忍度。当超出社区居民的容忍度时，社区居民的感性认知占据主导地位，此为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感性路径。当未超出社区居民的容忍度时，社区居民的理性认知占据主导地位，此为相对剥夺感生成的理性路径。

最后，研究依据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及生成机理，构建了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理论模型，以揭示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内在原因。研究将人们所面临的比较情境划分为公平世界、现实世界及理想世界，将人们期望获得的属性定义为受益，排斥的属性定义为损失。研究认为，三元世界间收益及损失的比较差异影响了人们的效能感和控制感，进而引发人们对自身及相对处境的危机感，并导致应激状态下相对剥夺感的生成。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三元世界”获益正当性及损失非法性的失控感和失效感，是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危机应激状态的心理价值补偿。

（二）研究启示

研究以磁器口古镇四个社区居民为例，对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进行深入剖析，不仅发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诱发情境的多样性，更揭示了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机理，指明了不同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共性，更进一步构建了相对剥夺感生成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是对相对剥夺理论本土化应用的有益实践，更是对相对剥夺理论的有效补充和拓展。在旅游实践方面，研究详细解释了人们为何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产生相对剥夺感，对当前如何减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以及有效化解旅游地冲突提供了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应尽量减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源于公平理念、社会契约及价值预期，旅游政府不仅要引导旅游地居民正确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并推行公正的分配制度，更要引导旅游从业者遵守市场秩序，引导游客文明出行。旅游地政府应多方位宣传引导旅游地居民转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意识，树立并接受“按劳分配”的公平理念，规劝人们更多关注人们收获背后的付出，并尝试探索旅游地利益二次分配，统筹兼顾，优化利益分配格局；除此之外，旅游政府应通过政策制定、规则引导、监督监管促使旅游从业者遵守市场秩序和良性竞争，打击宰客、坑客等违法行为；不仅如此，旅游政府还应通过宣传、引导、督促等方式，劝诫游客文明旅行，杜绝入住非法民宿等行为。

其次，应设法提升旅游地居民的效能感和控制感。相对剥夺感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获得正当性及损失非法性的失控感和失效感。因此，旅游地政府不仅要通过一系列举措保障旅游地居民的正当权益，更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有力手段，切实规避旅游地居民的非法损失。除此之外，旅游地政府应多方位整合资源，多层次为旅游地居民创造更多、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还应尽量加强旅游地居民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能力和获益能力，以提升其效能感和控制感。

与此同时，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研究重点关注人们在为何会生成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没有考虑相对剥夺感的不同类型如横向与纵向相对剥夺感、个体与群体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是否有所差异。除此之外，研究选取成熟旅游地作为研究对象，并未考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是否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造成影响。不仅如此，相对剥夺感作为人们的主观情感体验，人们将会如何进行应对并进而影响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态度及旅游行为？这些问题将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总而言之，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及其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其规律的认识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及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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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