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
在新疆历史研究中，“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本文重新清理有关这个问题产生的“toγri”一词的原始材料，以期回到它原本的语境背景中去，以追寻“toγri”一词以及相关的“Tugristān/Tohuristan”（吐火罗斯坦）一名原来含义，对由此而来的“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所谓“吐火罗语”命名及其争论
在讨论分析关键词汇之前，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前人有关所谓“吐火罗语”的一些说法。
1907年，德国学者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所获T II S 2号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的一则跋文中提到的“toγri语”，把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的印欧语定名为“吐火罗语”[1]。这一看法得到研究这一不知名语言的德国学者西格（E. Sieg）与西格凌（W. Siegling）的大力支持，1908年，两人发表《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之语言》，赞同缪勒的命名，并把焉耆、龟兹出土的这种语言文献材料分为A、B两种方言[2]。1913年，法国学者列维（S. Lévi）发表《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考证出伯希和（P. Pelliot）在库车所获“吐火罗B方言”木简上所记王名“Swarnate”即《旧唐书·龟兹传》所记贞观年间在位的龟兹王“苏伐叠”，所以判定吐火罗语B应当是7世纪流行于龟兹地区的“龟兹语”[3]。1916年，西格检出一组焉耆出土的所谓“吐火罗语”残卷，与缪勒检出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相应部分加以对照，两人合撰《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一文，来印证“吐火罗语”命名的正确。
图1 缪勒、西格《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封面
《弥勒会见记》跋文中提到“生于Nakridiš国的大师阿阇黎阿犁耶旃陀罗/圣月（Ariacintri=Aryacandra）菩萨从印度语编为toγri（吐火罗）语”，两位学者把其中的Nakridiš考定为Nagaradeśa/Nagri/Nakri，也即法显、玄奘记载的“那竭”，其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的贾拉拉巴德附近，这里在古典文献中叫做“Tocharistan”，唐朝属于吐火罗国范围，因此他们就把焉耆出土文献上的所谓“吐火罗语”看作是发源于吐火罗地区的吐火罗语了[4]。
图2 缪勒、西格所引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
1918年，缪勒发表《toγri与贵霜》一文，又补充了吐鲁番木头沟岀土的T III 84-68号（U1899）回鹘文《十业佛譬喻鬘经》跋文，其中说此经原系自Kuišan（küšän）语译为toγri语，复从toγri语译为突厥语。他把这里的Kuišan（küšän）和其他回鹘文题记中的Kuisan/Küšan、tört Küšän中的Küšän，都看作是汉代“贵霜”一名的对音，贵霜建立者之一为吐火罗人，贵霜所在即后来的吐火罗之地[5]。
然而，1930年日本学者羽田亨雄辩地证明了Kusian/Küšän、tört Küšän对应于“曲先”、 “苦先”或“四曲先”、“四苦先”，都是“龟兹”的回鹘文写法，与“贵霜”毫无关系[6]。这一看法，得到了伯希和的支持[7]。1958年刊布的吐鲁番发现的吐火罗B与回鹘语双语所写《摩尼教赞美诗》，即用回鹘语的“Küsän”（龟兹语）来指称吐火罗语B方言[8]。
另一方面，英国学者贝利（H. W.Bailey）提出甲种吐火罗语应当叫做焉耆语（Agnean）[9]。1949年，英国学者恒宁（W. B. Henning）撰文指出，圣月出生地Nakridiš的正确转写应当是”Knydyš，即Agnideśa，意为“阿耆尼（焉耆）之地”[10]。至于toγri一词，恒宁指出回鹘语的toγri不能与粟特语的’tγw’r’k“吐火罗”一名对应[11]。toγri到底是什么，没有确解。
虽然经过列维、羽田亨、伯希和、恒宁等人的论证，toγri所指与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脱离了联系，它所指的范围应当在别失八里/北庭和龟兹/苦先之间或其部分区域，焉耆亦在其中[12]。遗憾的是，对于此词，学者们迄今没有找到比“吐火罗”更为合适的对应词。因此，西格在晚年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反正是吐火罗语》[13]，据其弟子季羡林先生回忆，西格讲这话的时候，用拐杖跺的地板噔噔响。
图3 西格《反正是吐火罗语》封面
1978年，恒宁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发表，修正自己先前的学说，一方面提出回鹘时期史料之toγri与葱岭以西的“吐火罗”一词仍应有共同的起源，而试图追溯到巴比伦史料的边境国家名称Tukriš，一方面提出回鹘时期文献上的“四吐火罗”应该就是指今日库车、喀喇沙尔（焉耆）、吐鲁番以及吐鲁番北边以别失八里为中心的四个地区[14]。1980年，苏联学者图古舍娃（L. Yu. Tugusheva）发表俄藏回鹘文《玄奘传》卷十[15]，其中的“睹货逻”（即吐火罗）拼写就是作toγri，给“toγri语”定名为“吐火罗语”的说法提供了新的佐证[16]。
多年来，不少学者把吐火罗语A方言称作焉耆语，把B方言称作龟兹语[17]；但也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德国学派的学者，仍然用“吐火罗语”一名[18]，因此，“吐火罗语”成为一般印欧语言学界中的通称。为此，有的学者加以折衷，时而用“龟兹语”指吐火罗语B，时而统称“吐火罗语”[19]。近年，吐火罗语学界的学者们认为与其说是A、B两种方言，不如说是两种独立的语言，因为差别较大，所以称之为吐火罗A语和吐火罗B语，但从汉语来讲，这样的说法不太像是语言的称谓。
图4 龟兹供养人图像
恒宁最初提示，toγri的地理范围是指从龟兹到高昌、北庭之间，焉耆也在其中。吐鲁番出土的唐朝书写严谨的官文书上，“焉耆”与“吐火罗”并称出现[20]，所以“焉耆”不等于“吐火罗”。如果吐火罗语A就是焉耆地区通行的语言的话，那我们相信它应当被称作“焉耆语”，而不是“吐火罗语”；换句话说，如果“toγri语”就是吐火罗语的话，那“焉耆语”也就不应当是吐火罗语[21]。
学界还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吐火罗语A只存有佛教内容，因此吐火罗语A的文本很可能是从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传抄过来的，或者直接带过来的，所以焉耆地区的这种印欧语应当叫“吐火罗语”。但是，1974年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第一幕最后，有题记称：“Cor命令Kāṣṣar、Kalyāna、Gautamin来抄写此书，愿我们都成为佛天。”[22]这清楚地表明了吐火罗语A是一种在焉耆当地活着的语言，它应当就是焉耆当地的通用语言之一。最近，荻原裕敏博士在德藏写本中发现一件焉耆硕尔楚克出土的吐火罗语A文书（THT1519），内容明显是一件破历，他据此推知约七世纪以后焉耆一带确实曾经使用A语作为日常生活上的主要语言，因此他与庆昭蓉博士拟重新使用“焉耆语”作为吐火罗A语的代称[23]。
图5 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叶
回到吐火罗语命名的问题上来，我们目前在汉语、回鹘语等各种史料中没有找到“焉耆语”的称呼[24]。但是，西格在《反正是吐火罗语》中再次证明吐火罗语A的自称乃是Ārśi语，也就是说在吐火罗语A中，Ārśi同时是焉耆当地主要居民及语言的称呼，而不是贝利所拟测的“圣语”（即梵语）之意。[25]。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跋文中，既有梵文化的Agni“阿耆尼”，又有回鹘化的Solmi“唆里迷”，如果“toγri（吐火罗）语”表明的是焉耆地区通行的语言的话，似乎应当直接称作“阿耆尼语”或“唆里迷语”，而不应当称之为“toγri（吐火罗）语”。
由于吐火罗语的命名的争论的确十分复杂，而且迄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上面不得不花费一番笔墨来加以概述。
其实，除了张广达、耿世民先生在考证汉文“唆里迷”和回鹘文Sulmi/Solmi都指“焉耆”时，曾介绍了吐火罗语命名的争论并有所贡献外，在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论中，学界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笔者以下仅就前人没有关注到的一个角度，对关键词语“toγri”提出自己的看法，补正前人的论说。
二、有关“toγri”和“Tugristān/Tohuristan”的记录
下面我们把标题所示的两个词，回到它们原来的上下文中，去看看原本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再做讨论。
1.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所谓“吐火罗语”一名所自出的回鹘文“toγri”，见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许多幕最后的跋文中，这里转引耿世民先生所译该剧本第二十七品的跋文：
内部精通佛法、外部精通十八明论的、在焉耆[国]出生的圣月（Aryacandra）菩萨法师[阿阇黎]从印度语制成吐火罗[toγri]语，出生于亦里巴力（Ilbalïq）（北庭？）的智护（Prajñāraksita）法师[阿阇黎]（又）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经》。[26]
Ilbalïq是“国都”的意思，高昌回鹘时期的国都是高昌和北庭，但主要的都城是高昌，北庭为夏都（或陪都），所以这里的Ilbalïq更可能的是指高昌。钢和泰藏卷于阗文地理行记部分也说明，925年时西州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都[27]。跋文似可说明焉耆、高昌一带通行toγri语，焉耆的圣月的母语很可能是toγri语，而高昌的法师也懂得toγri语。
图6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
2.《九姓回鹘可汗碑》（Karabalgasun Inscription）粟特文部分
据吉田豊教授的仔细研究，立于蒙古高原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文部分第19行提到：
……破吐蕃大军，于是四吐火罗及其他许多地方于是……国土为我所得。
这里的“四吐火罗”原文写作“ctβ’r twγr’k(c’)ny”，吉田豊认为这里说的事情可以对应于碑文汉文部分第16行的“复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一句[28]。碑文这里是讲北庭之战后回鹘与吐蕃争夺西域北道的战事，因此这里的“四吐火罗”之地应当就是从北庭、高昌到龟兹一线。
3. 中古波斯语《摩尼教会领袖赞美诗》（编号MIK III 8259）：
德藏吐鲁番出土的这件摩尼教赞美诗提到一些重要人物，下面是宗德曼（W. Sundermann）教授的英译文和对应的汉译[29]：
Mār Wahman Xwarxšēd by name teacher of the province “East”, famous hea[d of] [Č]ahār Tu(g)ristā[n], and …
“‘东方’教区‘慕阇’，四吐火罗斯坦著名的（宗教）领袖，以及……” [30]
关于这里所说的“四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领袖的年代，宗德曼在茨默（P. Zieme）的帮助下，根据文书的空格补足复原了回鹘可汗名号[Ay] tängridä qut [bulmïš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il] [tutmïš alp arslan]，并判定在位年代为1007－1019年。
恒宁曾经讨论过这条文字，他指出，这里所说的“东方”教区的摩尼教大法师慕阇，也是Čahār Tugristān（四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领袖，而“四吐火罗斯坦”是位于北庭、龟兹、高昌之间的地区。他还进一步认为，这里的“四吐火罗斯坦”是牟羽可汗皈依（762年）前的原教区名，但它与719年入华慕阇的原驻地“吐火罗斯坦”无关，文书中这位慕阇本人应当驻锡于高昌城中[31]。黄盛璋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四吐火罗”表示的不是一片地区，而是焉耆一地[32]，他没有注意到恒宁的最终学说，即“四吐火罗斯坦”应当是指龟兹、焉耆、高昌、北庭四个地区（见上引）。王媛媛根据762年焉耆已存在摩尼教寺院的事实，并把焉耆定义为西域的早期摩尼教中心，于是也认为“四吐火罗”或许指的就是焉耆。她指出，在摩尼教最高宗教领袖确立于高昌之前，焉耆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宗教中心。11世纪时慕阇驻地显然已在高昌城中，但其名号里仍出现“四吐火罗”一词，这或许表明该尊号是对过去的继承、沿用[33]。
从年代属于11世纪初、而文书出土于吐鲁番来看，这件中古伊朗语文书上的“四吐火斯坦”的慕阇，应当就是高昌回鹘摩尼教团所属教区的首领人物，则这个“四吐火罗斯坦”不应距高昌很远，大概就像恒宁1938年所说的，也就是高昌回鹘所辖的龟兹、焉耆、北庭、高昌等地。
3. 回鹘语摩尼教《二宗经》（Iki yiltiz nom）跋文:
这部回鹘语摩尼教的重要经典出土于高昌故城，原编号T II D 171（现编号MIK III 198），它的长长的跋文信息非常丰富，也给学界带来种种解说。王媛媛据勒柯克（A.von Le Coq）和克林姆凯特（H. -J. Klimkeit）的德文和英文翻译转译成汉语，这里只摘录有关部分：
这是胜利愉悦的一年，在此年的神圣之月，该月中的吉日吉时（写成此书），在这高尚、神圣、强大的阿尔胡（Arγu/Arghu）怛逻斯（Talas）突厥领地（uluš）中写成此书——其威名远播于北、南、东、西四方世界，誉满天下——在金山（Altun）阿尔胡突厥人（保护）下写成此书，上天赐予他们神圣的领土，在Qašu，新城（Yigänkänt），斡都城（Ordukänt）和炽俟（Čigil），在惠明（Nom Quti）的住处，在Mardaspant众神的栖息地，在纯洁、光明、强大的天使的居所，在圣洁、纯净的（摩尼教）寺中……
……胜利的天使们，……尊敬、美好、著名、神圣伟大的大德（Mār）Wahman Hayaryazd ……四（tört/toyin?）吐火罗（Twγry/Tocharian）慕阇，以及金山阿尔胡……部落的，Qašu的……（汗）（xan），炽俟城（Čigilkänt）的统治者，突厥人中（宗教）的伟大领袖（bašdang），炽俟阿斯兰颉利谛古合卜古赞合达干匐（Čigil Arslan Iltirgük Alp Bürgücän Alp TarxanBäg），此时，他统治掌管着这里。[34]
这个跋文中被勒柯克读作“Toyin（toin）”的词，恒宁认为应当是“tört”（四），它与后面的“Twγry”（吐火罗）一起构成“四吐火罗”的概念，所以可以译为“大德Wahman Hayaryazd，伟大的四吐火罗慕阇”[35]。森安孝夫也赞同“四吐火罗（Tughri）”的读法，他还认为，以往学者复原的慕阇名Wahman Hayaryazd的转写有误，实际应当是Wahman Xwarxšēd，即上面小节所引《摩尼教会领袖赞美诗》（MIK III 8259）中的那位慕阇[36]。
至于跋文所说到的地名，根据王媛媛对前人看法的整理，阿尔胡（Arghu）一般是指白水城（Ïspïjab）直至巴拉沙衮（Balāsaghūn）之间的地区；Yigänkänt意为“新城”（弩室羯城），大致在锡尔河中游地区，可能在今塔什干的汗阿巴德；Čigilkänt是怛逻斯附近的一个小城；Qašu在Yigänkänt附近；Ordukänt则是白水城地区的一座城镇。统治这些城镇的 “Čigilkänt的统治者”，其尊号为“Čigil Arslan Iltirgük Alp Bürgücän Alp Tarxan Bäg”。Čigil即“炽俟”，是葛逻禄部落之一，《突厥语大词典》记炽俟分布地域西至怛逻斯，东至伊犁河流域，北包伊塞克湖，南达喀什噶尔地区[37]。因此，上述城镇都在这一葛逻禄政权治下的阿尔胡地区[38]。
学者们对于跋文所述年代也有很大的分歧：葛玛丽（A.von Gabain）认为该跋文写于一位和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同时代的葛逻禄（Qarluqs）王时期，具体在766—780年之间，或780年前后[39]；克里雅什托内（S. G. Klyashtornyj）认为，跋文的书写年代还可往后推到9世纪中期[40]；森安孝夫推测此跋文的年代为11世纪前半期，这是和他关于慕阇其人年代的看法相吻合的[41]；森安的观点，得到了吉田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肯定，他甚至认为跋文中的粟特语要素是最晚的粟特语资料[42]。王媛媛认为时间应在9世纪30年代以后[43]。
从这件文书出土于高昌古城，而慕阇这样最高级的摩尼教僧团领袖应当是驻锡在高昌城的。这里所说的哥逻禄炽俟部首领，应当是隶属于高昌回鹘王国的地方首领，活动范围在天山以北，甚至到塔罗斯河流域。赞颂西州回鹘可汗的一篇敦煌讲经文（S.6551）中说到：“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竞来归伏，争献珠金。”这支炽俟部政治上可能是属于高昌回鹘王国，而宗教上则归属于高昌的摩尼教大慕阇。因此，这里的“四吐火罗慕阇”应当就是高昌回鹘王国所属教区的最高宗教首领，挂在他头衔上的这个“吐火罗”，具体所指应当和上面《摩尼教会领袖赞美诗》完全相同。
4. 回鹘文摩尼教开教回鹘史书断片（81TB10:06-3）
最近，茨默教授在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找到一件记录摩尼教开教回鹘的史书残片，其翻译如下：
延请三慕阇到亦力嗢昆城之故，而虔诚祈祷。西域的诸电达既[……]教法，……他们取道吐火罗地面，经由葛罗康里道、曵咥……牟羽可汗亲自出迎。[44]
这里的葛罗康里路（Kara kangli yohin），即黑车子之路。曵咥（Artiš）在今蒙新交接的阿尔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上游，是天山北路进入漠北的重要关口[45]。显然，这里的Tohuristan（吐火罗斯坦）指的是西域地区，具体当指焉耆、高昌一带。吉田丰认为这里的Tohuristan应当读作Tuγristan，这一订正过的名字也见于《九姓回鹘可汗碑》，指的是丝路北道的龟兹、焉耆和高昌地区[46]。
5．回鹘文《玄奘传》：
上面已经提到过，回鹘文《玄奘传》记录的“覩货罗故国”，回鹘文的拼法即toγri[47]，汉文的通用写法应当就是“吐火罗”。
三、关于toγri一词的来历和丝路北道的“吐火罗斯坦”
由以上有关“toγri”的记载和前人的解说来看，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toγri”这个词主要是高昌回鹘时期所使用的，目前看到的文献主要是10、11世纪的。
2．上述材料有摩尼教文献和佛教文献两种，从它们的内容和历史背景来看，摩尼教文献应当在前，虽然它们的抄写年代不一定早，但所据文献的成书年代要早；佛教文献在后，其中《玄奘传》是胜光法师（Singqu Säli）所翻译，一般认为是10世纪完成的[48]。《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哈密屯（J. Hamilton）认为是10世纪翻译的[49]，森安孝夫认为哈密本抄写的年代在1067年[50]。因此可以说，回鹘文指称语言的“toγri”这个词，应当来自“Tuγristan” （吐火罗斯坦）或“tort Twγry”（四吐火罗）这样一个名称。
3. 提到“吐火罗斯坦”或“四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文献，都是属于高昌回鹘摩尼教教团的文献，他们立足高昌城来说吐火罗斯坦，那么吐火罗斯坦应当距离高昌不远，是在他们明确知道的地理范围之内。从《弥勒会见记》提到焉耆、高昌佛教大法师可以译写“toγri语”来看，这两个地方，即焉耆、高昌应当就在吐火罗斯坦的地理范围之内。前辈学者还指出从龟兹到北庭都是在其范围当中。
4．既然“toγri”来源于“Tuγristan”（吐火罗斯坦），应当指的是一个较大的地区，而不是来自于一个具体的地点，如前人指称的焉耆。另外，《弥勒会见记》的跋文中，也见到有“四苦先（龟兹）”和“三唆里迷（焉耆）”这样的称呼[51]，因此“toγri”不会是单指龟兹或焉耆，因为当时已经用“苦先”和“唆里迷”分别指称两地。
5．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古代名词来非常贴切地对应于“toγri”，而据回鹘文《玄奘传》，最好的汉文对应词是“覩货罗”，更为常用的汉文名称，则是“吐火罗”。
早在1948年，贝利教授在讨论所谓“吐火罗语”问题时，提出一个假说，是否那些从吐火罗斯坦来的思乡的摩尼教徒把toγri这样一个准确的地名带到了它们的东方教区[52]。最近，庆昭蓉博士也认为toγri一词很可能还是葱岭以西“吐火罗”一名的异写，并特别强调回鹘、粟特文献提及“toγri语”都在9世纪以后，因而学者有必要考虑8世纪初以降伊斯兰势力东进，吐火罗斯坦一些教徒前往对佛教、摩尼教友善的回鹘汗国的大历史趋势；另一方面，《贞元释教录》所记“吐火罗言”与安西四镇语言不同，看来是7、8世纪吐火罗斯坦的主流语言。那么所谓“toγri语”仍然有可能是葱岭西边的“吐火罗言”。这些西域居民的文本可能随着人们迁徙而被带到龟兹至高昌间的一些地方，其语言在焉耆等地流行，于是又有了从苦先语译为“toγri语”，再译为回鹘语的情形出现。但她认为对于8世纪末9世纪初复杂的人群与文化交流经过以及回鹘人“toγri语”一称的产生，惟有等待更全面的文本比较分析与历史研究才能定论[53]。
图7 贝利《关于“吐火罗语”的近期工作》封面
在贝利教授、庆昭蓉博士的启发下，笔者从摩尼教流传的角度，对此问题解说如下。
既然“toγri”来自摩尼教概念里的“吐火罗斯坦”或“四吐火罗斯坦”，那么摩尼教的这个地理概念指哪里呢？从上面提到的与吐鲁番摩尼教文书中的“吐火罗斯坦”相关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个“吐火罗斯坦”似乎应当位于龟兹、焉耆、高昌、北庭一带。按，摩尼教在漠北回鹘和高昌回鹘时期，其教徒是分属于各自的教区的。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编号为M 1的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跋文中，罗列了保义可汗时期（808—821年在位）漠北回鹘大量的王族成员（可汗和王子们）、与王族密切相关的宰相权臣，以及北庭、高昌、龟兹（包括佉沙和拨换）、焉耆、于术等地一些官员、贵族或地方首领的名称，这些城镇大概不是政治区划，而是摩尼教教区[54]。这个诗集跋文提到的教区，与上述“吐火罗斯坦”大体吻合，换句话说，“吐火罗斯坦”正是指龟兹、焉耆、高昌、北庭，其中于术较小，应当包含在焉耆的范围内。如果非要以城镇和“四吐火罗斯坦”对应的话，那么就只能是龟兹、焉耆、高昌、北庭，而不是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
摩尼教徒为何把这一地理区域称之为“吐火罗斯坦”？真正的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是在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那里原本是摩尼教的一个大教区，因为该地有天下只有十二个的慕阇驻锡其间。《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记：“〔开元七年，719〕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55]这应当就是摩尼教原本的东方教区所在。等到摩尼教在西域地区（塔里木盆地北沿）开教成功，摩尼教的东方教区移到这里，其原本的“吐火罗斯坦”的名称也随着“东方教区”一起移到西域北道。
当高昌回鹘王国从摩尼教信仰转变为佛教信仰之后，一些摩尼教的词汇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留存在回鹘人的观念里。当《弥勒会见记》的编者在指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流行的语言时，就用摩尼教徒指称这一地区的原本词汇“toγri”，来指称这个地区流行的语言。事实上，焉耆当地语言的本名未必是“toγri”，而大概是我们还没发现的吐火罗语A文本中的“焉耆语”一名。
因此，如果学者比定回鹘本《弥勒会见记》、《十业佛譬喻鬘经》的前身正是焉耆语（吐火罗语A）的文本无误，“吐火罗语”应该是回鹘人对龟兹到高昌流行的语言的他称， 并非这种语言自己的自称，所以，即使这种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但它的使用者却不是历史文献上在西方吐火罗斯坦见到的“吐火罗人”。由所谓的“吐火罗语”，而把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的上古居民叫做“（原始）吐火罗人”（(Proto-)Tocharians），目前还缺乏充分的学理根据。
以上根据高昌回鹘的宗教变迁，给回鹘文“吐火罗语”一名提出一种解释，即承认“toγri”是“吐火罗”，但它来自吐火罗斯坦的西域移植。被回鹘人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自己有自己的名称，操这种语言的是龟兹、焉耆、高昌地区的当地部份胡人，他们讲一种印欧语，但不是依据“吐火罗语”的假设而说的吐火罗语。
附记：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4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吐火罗问题”学术座谈会上宣读，12月31日修订，2014年1月22日再订。原载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181－191页。微信版图片来自作者藏书。
[1]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 SPAW), LIII, Berlin, 1907, pp. 958-960.
[2]E. Sieg &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 ”, SPAW,1908, pp. 915-932.
[3]S. Lévi, “Le‘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1913, II, pp. 311-380. 冯承钧汉译文载《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1－42页。但该王名字经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与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相继订正，实应读Swarnatepe，庆昭蓉《从龟兹语通行许可证看入唐前后之西域交通》，《西域文史》第8辑（2013年）66－67页有详细回顾。
[4]F. W. K. Müller & E.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XVI, 1916, pp. 395-417.
[5]F. W. K. Müller, “ Toγri und Kuišan [Küšän]”, SPAW,XXVII, 1918, pp. 566-586
[6]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贵霜に就いて》，原载《史学杂志》第41编第9号，1930年，1025—1054页，后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京都，1957年，538—561页；法文本“A propos des Ta Yue-tche et des Kouei-chouang”,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4, 1933; 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58年，西文部分31－56页；又羽田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原载《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30年，后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325—347页；法文本“A propos d’un texte fragmentaire de prière manichéenneen ouigour provenant de Tourfan”, Memoirs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 1933；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西文部分86－108页。
[7]伯希和对羽田亨上述两文的书评，载T’oung Pao, 28, 1931, pp.493-495.参见P.Pelliot, “Tokharien et Koutcheen”, Journal Asiatique, 224, 1934, pp. 58-62; 冯承钧汉译本《吐火罗语和库车语》，载《吐火罗语》，97—101页。
[8]A. von Gabain &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Ein Hymnus an denVater Mani auf ‘Tocharisch’ B mit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 Sitzungsber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 Historische Klasse, München, 1958, No. 2；G.-J. Pinault, “Bilingual Hymn toMani : Analysis on the Tocharian B Part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2008, pp. 93-120.
[9]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VIII.4, 1937, pp. 883-921.
[10]W. B. Henning, “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Asia Major, new series, I.2,1949, pp. 158-162.
[11]W. B. Henning, “Argi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X, 1938, p. 545.
[12] Ibid., p. 559.
[13] E. Sieg, “Und dennoch Tocharish”, SPAW, 1937, pp. 130-139.
[14]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L. Ulmen(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1979, pp. 215-230.
[15] L. Yu. Tugusheva, Fragmenty Ujgurskojnversii biografu Sjuan’-Czana, Moscow:, 1980, p. 29.
[16]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原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据作者《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95—241页。
[17]张广达、耿世民《唆里迷考》，原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此据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9页，注14。
[18]如季羡林先生就一直用“吐火罗语”一词，见所撰《吐火罗语》，《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90页；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Georges-Jean Pinault, (TLSM 113), Berlin: de Gruyter, 1998；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11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比如当今的吐火罗语权威、法国G.-J. Pinault教授的论著就混用之：“Fragment d’undrame bouddhique en koutcheen”, Bulletin d’etudes Indiennes, 2, 1984, pp.163-191; idem., “Aspects du bouddhisme pratiqué aunord du désert du Taklamakan, d’après les documents tokhariens”, Bouddhismeet cultures locales. Quelques cas de réciproques adaptations. Actes du colloquefranco-japonais de septembre 1991, éd. par Fukui Fumimasa, Gérard Fussman,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4, pp. 85-113; idem., “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koutchéenne de Qumtura”,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11-12, 1993-94[1995], pp. 171-220;idem., Chrestomathie tokharienne. Textes et Grammaire, Leuven: Peeters, 2008.
[20]吐鲁番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350页。参看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246—258页。
[21]参看拙文《“吐火罗”非“焉耆”——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131―135页。
[22]季羡林《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新博本76YQ1·1（两页一张）译释》，《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4页。
[23]荻原裕敏《〈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所刊载的吐火罗语资料》，2013年10月19－20日“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68页，注4。又，庆昭蓉电子邮件，2014年1月6日。
[24]相对于吐鲁番、龟兹、于阗等地，焉耆地势低洼，有博斯腾湖，大概因为土地潮湿，文书发现较少，应当出土世俗文书的城市、镇戍守捉、烽铺驿站等遗址，都很少有文书出土，目前所见焉耆地区的文书，主要来自霍拉山前的硕尔楚克大寺和七个星千佛洞，两者地势较高。
[25]参见荻原裕敏《一件吐火罗A语—梵语双语律藏残片》，《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135－142页。
[26]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536－537页。
[27] H. W. Bailey,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new series,II.1, 1951, pp. 3, 13-14.
[28]吉田豊《カラバルガスン碑文のソグド語版について》，《西南アジア研究》第28号，1988年，34、39、47－52页；Y. 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D. Durkin-Meisterernst, Ch. Reck and D. Weber(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 Geburtstages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2009, p. 350。
[29]关于这件文书，参看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800页。
[30] W.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A. Cadonna (ed.),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Firenze, 1992, p. 68.关于全卷情况，参看Z. Gulásc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 I), Turnhour 2001, pp.56-61; fig. 28以及同书所附J. D. BeDuhn, “Appendix I:Middle Iranian and Turkic Texts Associated with Manichaean Art from Turfan”,pp. 221-223，与宗德曼的翻译区别不大。
[31]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p. 550-551. Cf. H. -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York, 1993, p.376, n.35.
[32]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210－213页。
[33]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9－40页。
[34]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APAW V, 1911, pp. 25-30; H. -J. Klimkeit, Gnosis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pp. 374-375;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32页。参看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779－780页。
[35]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p. 551-552.
[36] T. Moriyasu, “The Decline of Manichaeism and the Rise of Buddhism among the Uighur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Uighur Buddhism”, (Speech at College de France, May 28, 2003), Osaka University The 21st Century COE Program Interface Humanities Research Activities 2002*2003,Osaka University, 2003, pp. 90-92.
[37]黄盛璋《炽俟考》，《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87―100页；王小甫《弓月部落考》，《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50页。
[38] S. G. Klyashtornyj,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Land of Arghu”, Studia Manichaica IV, Akademie Verlag,2000, pp. 375-377;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33－36页。
[39] A. von Gabain, “Steppe und Stadt im Leben der ältesten Türken”,Der Islam 29, 1949, pp. 54-55.
[40] S. G. Klyashtornyj,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Land of Arghu”, p. 375.
[41] T. Moriyasu, “The Decline of Manichaeism and the Rise of Buddhism among the Uighur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Uighur Buddhism”, pp. 93-96
[42]吉田丰《シルクロード出土文献における言语变化の年代决定——ウイグル语文献中の借用形式の例から》，《大阪外国语大学言语社会学会志》（Ex Oriente）第11卷，2004年，21－24页。
[43]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36－37页。
[44]茨默《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4页。
[45]同上，5－6页。
[46] Y. Yoshida, “Some New Readings in the Sogdian Version of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From Ötüken to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 (720-2010), Istanbul, 2011, pp. 83-84.
[47] L. Yu. Tugusheva, Fragmenty Ujgurskoj nversii biografuSjuan’-Czana, p. 29.
[48] P. Zieme, “Sïngqu Säli Tutung, 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ins Uigurische”, Tractata Altaica, 1976, pp. 767-775; J. Hamilton, “Lestitres säli et tutung en ouïgour”, Journal Asiatique, CCLXXII. 3-4, 1984, pp. 425-437.
[49]年代据Oria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80, 1985, Nr.6, pp.591-592 所刊J. R. Hamilton的书评。
[50]森安孝夫《トルコ佛教の源流と古トルコ语佛典の出现》，《史学杂志》第98编第4号，1989年，21页。
[51]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536－537页。
[52] H. W. Bailey, “Recent Work in ‘Tokharia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47 (1948), p.152. 按，这篇文章是大约三十年前所读，相关部分还用红笔划了线，可是在撰写初稿是全然忘记，但默然中贝利教授的观点潜藏于心，本文实际上不过是对贝利观点的详细论证而已。文章修订中，重检得之，对贝利教授的学恩，感念不已。
[53]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年，9－14页。修订版待刊，参看她给本论集所写的文章。
[54]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 567. 跋文全部的汉译，见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29—153页。
[55]《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8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