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中心｜新书出版今人所见契丹早期史实为三重滤镜下的图景：中原史籍立足华夏本位而塑造的他者形象，契丹王朝出于权力意志的自我建构，后世史官将前两者拼合、掺以己见而形成的线性追溯。三者层累交叠，最终折射出的光影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反映着过往的真实？本书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献源流的批判性分析，透过权威经典文本的缝隙，抽丝剥茧，逐层深入，力图呈现历史叙述复杂多元的生成衍化过程，发掘出此前罕为人知的历史情境与学术议题。藉此典型个案，可望对中古民族史的研究理路加以新的反思。目录绪言

新书速递｜十二月中古史图书馆为了配合师生研究与学习的需求，随时采选新书，并选介给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推荐相关领域书目，以便跟进采选。2023年12月新进图书总

参钱杭：《西汉礼制建设之一——“庙议”》，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288页；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120～136页。[147]

东汉县级行政有平、剧之别，《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元年九月）丁丑，诏曰：‘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第208页。此承连先用提示。[43]

1634的禄命书部分可参照星命书篇名常式及“占灯吉凶法”标题之例，拟为“推男女九曜行年灾厄法”。整件文书性质当为抄撮各种类型的杂占法的汇编，或可拟题为《杂占要抄》。二、灯轮与占灯法的易杂占性格Ch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4冊，73頁；第4册敘錄32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89頁（舊編132號）；池田溫1990，No.1905，414頁。[10]

在中心读书的第一年本文作者：陈侃理04级硕博连读，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天真蓝啊！”刚到北京那会儿，我常常抬头这样想着，沉醉于从未见过的高远而澄澈的天空，沿未名湖东岸往北，踏着“一体”大屋檐的阴影，走过朗润园的小桥，到中古史中心去读书。中古史中心自己有一个小院，入口在经济中心西侧的小夹道里。推开门，前院正中是报告厅，两厢是唐宋史诸位老师的研究室。从正厅东侧穿过道进入后院，中间朝南是图书馆，东西两厢各有三间研究室。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罗新、阎步克、陈苏镇三位老师的研究室在西厢，由南往北一字排开。那时，老师们并不常驻，研究室总是被学生占据着。通常，我会先去陈老师屋放下包，然后到图书馆去。小院的构造，在来之前就熟悉了。准备来北京的那一年里，不知多少次打开过中心网页，看着小院的照片神游一番。对几位老师，也不觉陌生，除了读他们的书，还常翻“往复”的旧帖，苍茫、老冷的名篇都看得很熟。毫无疑问，这里作为学生时代的最后一站可以让人无憾，但在这一站究竟要做什么，毕业以后又将何去何从，真是没有多想。那几年，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燕园里容纳不下，学校把我们安排到万柳学区。彼时的万柳可不是如今的高档社区。下火车后直接被拉到这个略显荒僻的所在，不免让外来的新生有种“孤悬海外”之感。好在这种感觉持续不长。我很快就找到了“组织”，确切地说，是被“组织”找到了。01找到“组织”我住在万柳3号楼7层的最东头，走廊的另一头住着也是魏晋方向的孙正军。他本科就在北大历史学系，年级跟我相同，因为直博而分在另一个班。他跟同级硕士班不少同学都相熟，而且头两年仍按硕士生标准住宿，正好同在一层。记得我俩联系上不久，他很快就告诉我：“王珊叫我们去聚聚。”王珊，出身“西南夷”，北大本科毕业后到云南老家教书三年，又考回来读研，当时刚刚硕转博，恰与正军同班。她豪爽泼辣，对天下事仿佛无所不知，无所不有独到的见解，谈吐间纵横捭阖，让人仰之弥高，好在倒还不至于由敬生畏。那天同去王珊宿舍的，还有直博二年级的徐冲。我们一见便畅谈起来。面对三位北大“土著”，并且都是博士，我一个外来“小硕”，难免有些心虚。不过，王珊对每个人都能照顾到，特别是我。我发现他们对官职秩级品阶如数家珍，而自己根本接不上话。王珊看出我的心思，时不时地露出“那也不难，你来了就会了”的意思，让我觉得尚非绝难企及。逐渐地，共同话题越来越多，过去的差距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常常玩在一起，主要是由王珊带着，淘书、看展、聊天。彼此互称名字，偶尔来句“师兄”“师姐”，接下来就准没什么好话了。入学后不久，又出了一段重要的小插曲。记得9月中旬的一天，正军突然跑来宿舍，说：“你还没联系阎老师？阎老师正找你呢！”我心说，糟糕，拖延出后果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保研报名时只填方向，导师是谁，理论上要等入校以后由教研室安排。我曾电话联系过阎老师，表达过想跟他读书，但报到以后却没再找阎老师，只是一味静候教研室通知。魏晋方向的三位导师，我都觉得很好。阎老师，不用说，是高中时就闻名的大家，投考北大魏晋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感召；陈老师，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中心网页上的介绍，但读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后，觉得路数与自己的兴趣最合；罗老师，散文写得浪漫恣肆，让我幻想能跟着他驱车旷野，考古察今，而且面试时一直笑眯眯的，看起来很和蔼。如此一想，要主动选择就困难了。那又何必选择呢，听凭安排，怎样都很好嘛！结果，没等到教研室的通知，正军就来了。这下我紧张了。运了几个钟头气，等到晚上，拿起电话，给阎老师拨过去。道歉、解释一番之后，我说：“还是想请您做导师。”阎老师介绍说，魏晋方向有三位导师，他自己的兴趣主要在官僚政治制度史方面，问我将来是不是也准备研究官制。这时，我支支吾吾起来。我在官制史方面基础薄弱，何况连将来要不要做研究都没有定见，一开始就明确选定具体方向，未免压力太大，下不了决心。阎老师感觉到我的迟疑，说：“没关系，那么陈老师、罗老师，你想跟哪位呢？”我又接不上话。阎老师稍一停顿，说：“我跟陈老师打个电话，看他愿不愿带你吧。”挂下电话，我意识到失去了跟阎老师做论文的机会，同时又感到一阵轻松，终于可以不用自己做这个困难的选择了。问题迅速解决。我很快跟陈老师联系上，并且约了见面，地点就在中心的研究室。与陈苏镇老师合影（2007年6月）印象中，第一次见面还是相当严肃的。陈老师介绍了魏晋方向的传统，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祝总斌先生指导学生不分彼此，现在几位老师也同样如此。他说，你是中心的学生，不是某个导师的学生，应该转益多师，学到每位老师的长处。他对学生选课、读书没有特别的限定，只有两个要求必须做到，第一是研一要读一年《通鉴》，第二是每学期末要交一篇文章。02读《通鉴》读《通鉴》，是几十年来中心魏晋、隋唐史方向培养学生的传统入门项目。众所周知，《资治通鉴》唐纪以下部分及其考异保存了一些不见于正史的资料，但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意义则主要不在其史料价值，而是比“二史八书”更加简练，便于初学者入门。陈老师说得很清楚：本科生一般只读过今人写作的通史、断代史，而《通鉴》则是古人根据各家史书整理改编的，大部分采用史料原有的语句，可以帮助读者建立对文言文史料的基本感觉。另外，《通鉴》是编年的，囊括了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大事，有助于我们在头脑里建立起历史变化的时间框架。他还强调了两点读法，一是一定要读注，二是要勤查。陈老师说“查”字，特意加重语气，拖了长音。他说，碰到不认识的字，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专有名词，不要怕麻烦，站起来，查工具书，查正史，一定要弄明白为止，决不轻易放过。显然，这是一种帮助学生入门、打下基础的训练方式。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教学生读《通鉴》，其实是由于没有分清研究和训练的差别。当然，接受训练的我，当时也不完全理解。魏晋方向读《通鉴》，传统上是从东汉末年读起，每周四卷，两个学期可以读到《陈纪》结束。我脑子里却冒出了一个新花样，既然陈老师正研究汉代，跟着他不读《汉纪》太可惜了；如果读了《汉纪》，前面《周纪》《秦纪》一共只有八卷，何不索性从头开始呢？这样，要读的篇幅增加三分之二，势必无法一年读完，可以每周三卷，读两年。我一味贪多求全，全不考虑这么做会给老师增加近一倍的工作量。但陈老师略带疑惑地听完之后，微微颔首，说：“我们先这样试试。”结果，此后好几届学生都延续了这个模式。当时，魏晋方向的研究生少，《通鉴》课常常是老师跟学生一对二、一对一地教学。那年，徐冲和正军也想补读秦汉，正好跟我搭伙，陈老师的《通鉴》读书课才有了三个学生。上课的办法是大家先分头自己读六卷，碰到问题记下来，两周上一次课，提问、讨论。每次课三小时，如果我们提不出问题，陈老师一般不主动说话，只是默默翻书，有时会冷场几分钟，弄得我们压力颇大。这时候，个别字词的读音、解释这些本该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然是说不出口的，势必要想几个稍有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出来才行。为此，读书时也就不得不上联下系、左顾右盼，寻找有分量的话题。翻看当时书中笺条、笔记，大多是些不着调的评论或大而无当的猜想，遍地是蹒跚学步的脚印。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跟不放过每个字、脚踏实地读书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不过，或许这两方面相互结合，才是《通鉴》课指示给初学者的门径吧？顺便一提，读《通鉴》用的是中华书局1956年版的胡注、汇校标点本。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5年间，恰是新中国以来学术出版最不景气的时候，书籍装帧印刷质量之差堪比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糙黄且脆，平装书放弃锁线，纯用胶装，而背胶的质量低下，极易老化断裂，书往往还没读完就已散架。因此，我的《通鉴》没有买定价280多元的平装20册本，而是“斥巨资”买了10册的精装本，定价432元，汉学书店打八折后也将近35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饭钱了。之所以下此“血本”，一是想要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二是因为读书课买书的钱可以找导师“报销”。精装本《资治通鉴》，两年读了六本03第一学期因为对读《通鉴》有所预期，第一学期选的课很少。陈老师确实没有给我任何限定，即便是他本人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我也没选。具体原因记不真切了，一是可能不太了解选课规则还允许补选，二是听说主要是讲《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书中的内容，我已经读过书，就不觉得急切，自己导师的课，以后什么时候再选也不晚。如此一来，这学期就只选了“二外日语（上）”、“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唐长安研究”三门课。北大的“二外日语（上）”用自编教材，内容非常简单，加之我本科时已经学过一点，所以通常不去上课。“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本专业唯一的必修课，当时由张希清老师主持，请各个断代的老师分别来讲一两次，期末作业要求写一篇研究综述。我选的题目是“党锢之祸”，回想起来，当时看到的高水平研究很少，自己的文献检索也不得法，综述写得既轻松又难受。选“唐长安研究”，则完全是慕荣新江老师之名，结果也确实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一种叫做“习明纳”（seminar）的上课方式，而荣老师的长安课绝对是高水平的“习明纳”。此课已经开设有年，有成熟的模式。选课同学各从唐长安城的108坊中挑一个此前尚未研读过的，在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基础上网罗史料，补充坊中的建筑、人物活动并扩展到相关的议题。唐代史料不像魏晋那样单纯，同学准备的材料中，碑志、文集、方志、考古报告等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课上还有不少已经上过一次甚至更多次课的高年级同学，甚至有已经毕业工作的青年学者、国外来的访问学者，好像日本的长安学专家妹尾达彦教授也来客串讲过课。高年级同学在讨论中表现出对史料、史事的熟稔，每每使我瞠目。瞠目之余不知如何跟上，于是讨论一深入具体，我就不免神游天外去了。所幸，出于谨慎和懒惰，我在开学初就选定了僻处东南角的敦化坊。此坊人烟稀少，记载寥寥。既然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报告时捉襟见肘，草草收场，学到手的自然也就很有限了。对我而言，上这门课意义恐怕首先在于“观”，其次才是“摹”。第一学期的选课和上课状态，恰反映出我还懵懂无知，远远没有找到做研究生的节奏。不过，生活的节奏倒是相当不错。每天上午或者中午到学校，除了上课，就是在中心看书。一般是在陈老师屋读《通鉴》，读累了就到旁边的图书馆“扫书架”。一开学，图书馆馆长臧健老师就召集所有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讲了一堂介绍图书馆的课。她带我们走进图书馆，一架一架地介绍其中的藏书，讲解如何进门换卡，期刊、工具书、电脑怎么用，阅览有哪些注意事项，还给我们引荐了神通广大的马老师（就是李鸣飞写的“马爷爷”）。这样一来，我们跟中心图书馆之间的距离感就消除了。那一年，在馆里乱翻书的时间可能并不少于正经读《通鉴》。每天下午4点45分，闭馆提示响起，我也匆忙背上包，快步到学一食堂吃饭，赶傍晚人最少的第一班校车返回万柳。北京的昼夜长短变得很快。深秋时节，5点不到，太阳已经西斜，湖畔的垂柳、“一体”的白墙，还有博雅塔，都被洒上一片金光；而到了冬天，从中心出来时已经天色灰黄，寒风萧瑟，老树昏鸦。就这样到了期末。该交学期论文了，怎么办？读了一学期《通鉴》，“想法”倒是挺多，但任何一个想法，要充分论证却都不容易。写研究综述时，我发现大多数文章不过是用“学术语言”组织起来的陈词滥调。与其多制造一篇“假论文”，倒不如把某个不成熟的真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我这样想着，便将读《通鉴》和陈老师、阎老师书所得的感想，与《剑桥中国秦汉史》中介绍的海外学者对《史记》记事真实性的看法结合起来，写了一篇札记，名曰《秦汉政治文化史二题》。大意是说，秦始皇不用水德，五德终始说首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在汉武帝时云云。我对文章的主旨颇有信心，但也自知内容单薄，担心显得过于草率，又修改了一篇本科习作，在寒假回家前一并发到陈老师的电子信箱。再见陈老师，已是新学期伊始。陈老师把稿子打印出来还给我，上面用红笔写了不少批注。稍稍翻看，就发现全是批评和质疑。文末空白处有一段总评：这样的理解，主观色彩太重，浮在面上分析来分析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某个问题有了想法，不要急于下结论。深入下去研究问题，从史实层面扎扎实实地校，若能在这个方面有所发现，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想从现有的知识中分析出东西来，多半不会成功。如此劈头盖脸的一瓢冷水，真是平生未遇。再看本科习作的总评：写文章应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告诉读者你从史料中看到了什么。结论、观点等等都是从史料中自然地、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这方面的论述应该把握好分寸，不可有强加于人的感觉。而你写文章的思路似乎正好相反，主观色彩过重，观点似乎是预设的，史料只是为了证明观点。这种文章在本科生中是常见的，说明作者还处在学习阶段，而没有进入研究状态。希望你尽快完成这一转变。那时候我是什么感觉，说实话，是不服气的。回宿舍认真看过评语后，我在文稿旁边加了自己的批注，下决心再单独约陈老师见一次面，再具体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答辩一番。这次“主动出击”约谈导师，前后说了什么，记忆已经模糊，但最终效果似乎不错。在我的方面，至少认识到学术论文写作目的是要创造新知识，以理服人，形成新的共识，因此心里要时刻想着读者，不能只顾自己开心、自说自话。此外，研究的问题有难易，而且总是受到史料的制约。陈老师有一条针对否定秦用水德的批语，说：“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学家，说他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史实，必须有过硬的证据。”那么，如果还想论证自己的观点，不仅要在理论上突破“司马迁是史学家”的成见，说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面相，而且还要在材料上超过司马迁，拿出能够推翻《史记》记载的坚实证据来。这当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我意识到，明智的选择是暂时放下。陈老师似乎觉得我虽顽劣，但还有进步的空间。记得谈话最后，他问我是不是准备读博，我不假思索地说“还没想好”。但过一阵再回想，却不知哪来的自信，认定问话中应该暗含着某种肯定。既然评语中提出了希望，希望我尽快从学习阶段转到研究阶段，那么，就努力学做研究吧！04学做研究研一下学期，我的课选得可就有点多了。王铿老师的“日本汉学名著研读”课，要求各自试译日文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然后集中会读，作用相当于中古史研究生的专业日语课，与“二外日语（下）”同修，有事半功倍之效。这学期的二外日语课难度陡增，我仍很少去上课，期末临时抱佛脚，考得相当吃力，多亏从王老师的课上学到了一点读学术专著的窍门。阎老师的“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不时地根据正在研究课题的更新内容，那一学期的重点在舆服制度。课程讲授的问题很具体，而概念和方法相当系统并且适用范围比较广，颇有社会科学的味道。初学者从中能够获得一套概念、方法，用来解决尚未厘清的疑难问题，便于模仿，对研究入门是很有帮助的。我在课上提交了一篇作业《汉代君臣乘车驾马数的制度与实际》，问题完全来自于课程，材料搜集基本属于顺藤摸瓜，只是我更关心越出制度之外的实际情况，旨趣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作业还是得到了肯定，让人大为窃喜。阎老师讲课设计十分系统，深入浅出，注意跟学生互动；桥本秀美老师上课的风格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史原著选读”课，基本上是全程为我们表演自己如何读书。桥本老师2004年秋辞去东文研的工作，正式来北大任教，2005年春季学期是他第一次开课。此前他来北大访学时，王珊与他多有交往，跟我说不少他的岐嶷之状。我半是受王珊鼓动，半是被“学术史”三字吸引，而选了课。万没想到，所谓的“学术史原著”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我当时的概念里，《说文》是一部字典，段注是详细版的字典，跟学术史简直毫无瓜葛。桥本老师也并不理睬《说文》的体系，没头没尾地从中间开始讲起，原因是他刚好读到那儿。每堂课前，他都会散发若干页复印的讲义，繁体、直行、手写，字小如粒，体例谨严，但我基本看不懂。后来才明白，这是桥本老师给段注做的疏证。在他看来，段玉裁并非孤立、客观地解释字义，而是在清代学术的背景下，与前贤、时人对话，表达自己的经学观点。因此，他要找出段注每一句话的来源，厘清它的学术史语境，进而理解段玉裁的经学诠释方法和思想。当然，这是我很晚才形成的理解，上课时只感觉桥本老师自言自语，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但这里头学问很大，真可谓“不明觉厉”。听众中当然也有行家。我注意到有位老先生时常一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后来才知道那是吴荣曾先生。据说吴先生听说中古史中心聘了一个“洋人”来教课，颇为震惊，很不放心，但他听过课后却大加赞赏，说：“这个日本人请得好！”的确，桥本老师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并且逐渐在中心带起一股关注经学的潮流，而我自认为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与桥本秀美老师合影（2006年4月）陈老师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我在那个学期的重头课，下了决心必须学好。陈老师讲课很有计划，前三周介绍史料，接下来大致每两三周讲一个专题，从核心史料到学界的主要观点，体系完整，条分缕析，明明白白。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借由这门课的引导，把主要历史问题的代表性研究过一遍，初步入门，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修行了。这门课期末要交一篇论文，我把很早就爱读的《世说新语》跟课程介绍的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联系起来，在志人小说的背景下来谈它的史料价值，实际上仍是在探究历史叙述和真实之间的关系。文中认为，东晋人记载中朝人物、史事多不属实，但那些夸张、虚构的成分却真实地反映出记载形成时代的思想面貌。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关键还在于论证。那个学期，我把有关志人小说和《世说新语》的主要论著都找来浏览了一遍，又通读《世说新语笺疏》，从中辑录史料。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全面也说不上细致，但在史料和史实层面有所推进，大致做到了论从史出。陈老师的评语说：“文章写得不错，有一定深度，文字也流畅。”接着指出若干不足后，又说：“建议你仔细修改后送去发表。”从尚未进入研究状态，到文章可以修改后发表，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我大受鼓舞，几个月后修改了文章再次交上去。这次，陈老师看得更细，在文稿上用铅笔改得密密麻麻，评价标准也提高了。他在文末列出了三点总体意见：1.

41.[19]此处及以下希腊药方中译文，若无特殊标注，皆由笔者从希腊文译出。[20]一部有关化妆术（cosmetics）的作品曾被归于克利奥帕特拉，一般被认为假托女王之名而作，参见比如Vivian

作者：陈侃理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摘

现任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教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代表静永健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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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佚書《毛詩譜》是鄭玄《詩經》學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鄭氏《詩譜》主要由《譜》序、《譜》文和《譜》表構成，《譜》表是《詩譜》的核心。唐人所撰《毛詩正義》引錄《譜》序和《譜》文，並對《譜》表加以描述，但未保留原表。《詩譜》亡佚後，《譜》表的主要內容以及《譜》序、《譜》文可據《正義》大致恢復，《譜》表之體式則成為《詩譜》復原的關鍵。北宋歐陽脩以《詩譜》殘本為基礎作《詩譜補亡》，具備《譜》表，但又羼入了私見。以歐氏《詩譜補亡》版本及後來諸家所製《譜》表之體式為基礎，裁之以《毛詩》經義、鄭學原義及《正義》對《譜》表的描述，鄭氏《譜》表之體式始得尋繹。在此基礎上，辨析《譜》表內容之疑義，兼及《譜》題，鄭氏《詩譜》原貌始得概見。作者簡介：李霖，山西太原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致力於借助文獻學的方法研治中國經學史。著有《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發表論文《從〈五帝本紀〉取裁看太史公之述作》、《〈秦風·渭陽〉的經學建構》等。引言鄭玄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學家，對於今天的經學和經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鄭玄遍注群經，《五經》之中，只有《三禮注》和《毛詩箋》歷久不衰，完整傳存至今。因而鄭玄的禮學和《詩》學，理應成為後人窺見鄭學堂奧的兩條重要路徑。近年來，以喬秀岩先生為代表的經學研究者，逐漸關注鄭學的體系性特點，強調鄭學內部自成一套宏大而精密的經學體系。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鄭玄的禮學體系。筆者不揣固陋，有志從《詩經》學入手，認識鄭玄的經學體系。此前筆者主要以《毛詩箋》為討論素材，本文則聚焦於鄭玄的另一部《詩經》學專著《毛詩譜》。《詩譜》與《詩箋》的關係，是理解《詩譜》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我們知道，鄭玄不同著述中的學說會有所改變。《箋》、《譜》二書的時間關係，尚無史料可以說明。著眼於二書的內容，可以發現除了《檜》、《王》次序編排以及《豳》詩內部次序有所不同外，《箋》、《譜》內容本身並無違異之處，且二書有一些文字彼此互見；綜觀二書，還可以發現《箋》、《譜》內容互相補充。故而我們認為鄭玄在《箋》、《譜》中的學說不僅是一貫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理解鄭玄《詩經》學之全體，宜二者並觀，不能厚此薄彼。筆者試圖思考《詩譜》在鄭玄《詩經》學中的定位，進而上窺鄭玄經學體系之一隅。然而《詩譜》原書已佚，理應先做輯佚、復原工作。本文先考察《詩譜》原貌，再另撰文分析《詩譜》的定位。學界對《詩譜》文獻和內容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尤以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最為詳贍，裴普賢、周艷、孔德淩、袁媛諸位先生的研究也為本文提供了線索。鑒於論題頭緒煩多，拙見異於前人之處，恕不一一說明。一、《詩譜》單行本的流傳、亡佚與文獻形態鄭玄注《毛詩》、著《毛詩譜》，事載《後漢書》本傳。《箋》、《譜》二書雖然關係密切，流傳方式和流行程度卻截然不同。《詩箋》長期與《毛詩》合為一書，共同成為最重要的《詩經》學經典。《詩譜》則獨立流傳，其主體文字為唐初《毛詩正義》節錄而殘存至今，單行本則逐漸亡佚。（一）《詩譜》單行本的卷數單行本《詩譜》在宋及宋以前史志目錄中的著錄，按時間次列如下。《經典釋文·敘錄》：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大叔裘隱。《隋書·經籍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日本國見在書目》：《毛詩譜序》一卷，鄭玄撰，太叔求撰。《古今書錄》：徐正陽注。《舊唐書·經籍志》：《毛詩譜》二卷，鄭玄撰。《新唐書·藝文志》：鄭玄箋《毛詩詁訓》二十卷，又《譜》三卷。尤袤《遂初堂書目》：鄭氏《詩譜》。《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鄭康成撰《詩譜》一卷。《宋史·藝文志》：鄭玄《詩譜》三卷。《經典釋文》成於陳後主時，《隋志》、《日本國見在書目》成於隋唐時期，在諸目中相對原始可信。尤其是《釋文敘錄》多出自承襲，據王利器先生考證：“右項以上，正文乃鈔襲前人，注文始出之陸氏”，“右項以上所著錄各書之音注，其斷限至蕭齊而止”，“右項以下著錄，則德明之所附益者”，“全是梁、陳間人”。今案《釋文敘錄》將《詩譜》列於右項，“徐整暢、大叔裘隱”係其注語，則“鄭玄《詩譜》二卷”出自蕭齊以前舊目之著錄，“徐整暢、大叔裘隱”應係陸德明所附益陳以前之著錄。徐整係孫吳時人。大叔裘事跡不詳，“隱”是多見於六朝的一種注釋體裁，未見於蕭梁以後（詳本節下文注），再考慮到《釋文敘錄》的時間下限，則大叔裘不應遲於梁。《釋文敘錄》所著錄二卷本《詩譜》，可能是原書白文本，也可能已是注本。再綜合分析諸目，可知宋以前最通行的鄭氏《詩譜》是大叔裘二卷注本。其次為徐整注本，可能存在二卷本和三卷本。諸目著錄為一卷者，《日本國見在書目》所載並非全帙，《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的文本和性質疑義尚多，均未足憑據。因知在鄭玄身後直至宋代，有確切記載的《詩譜》單行本，是二卷或三卷注本。由於別無白文本的確切著錄，尤其是“隱”注本身往往篇幅短小，諸家注本應附著於《詩譜》原書流傳。至於鄭氏《詩譜》原書卷數，二卷的可能性最大，後來注本或仍為二卷，或析為三卷。然而《詩譜》序稱“解一卷而眾篇明”，或許不是虛指，《詩譜》原書也可能為一卷本，後來注本析為二或三卷。此外在理論上，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原書為若干卷，後來注本合為二卷的可能。（二）《詩譜》單行本的亡佚單行本鄭氏《詩譜》在北宋仁宗時已不見朝廷庋藏。歐陽脩（1007—1072）《詩譜補亡後序》云：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1044），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下略）。《崇文總目》成書於仁宗慶曆初，歐氏親與其事，自謂不收鄭《譜》，必屬實情。另據筆者考證，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志》亦云：《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祕府。又云：歐陽修於绛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益證仁宗、英宗時，鄭《譜》已極罕見。可以確信的是，單行本鄭《譜》始終以抄本流傳，未經雕版刊行，不易流布。鄭《譜》抄本於仁宗時已不見於官藏，即便民間尚有孑遺，亦應逐漸絕跡於中土。縱觀南宋至元代著錄之《詩譜》，多為歐陽脩《補譜》一卷，我們判斷為歐《譜》的著錄有：《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歐陽修補注《毛詩譜》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詩譜》一卷，右漢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中興館閣書目》：注者為大叔求。歐陽脩補亡。尤袤《遂初堂書目》：歐陽氏《詩本義》，歐陽氏《續詩譜》。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詩譜》三卷，漢鄭康成撰，歐陽修補亡。王應麟《玉海·藝文》：歐陽修補注一卷。馬端臨《文獻通考》：《詩譜》一卷。歐陽公自序曰云云。《宋史·藝文志》：歐陽脩《詩本義》十六卷，又《補注毛詩譜》一卷。特殊的是，《遂初堂書目》、《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三目仍收錄鄭《譜》（見上節），且皆兼收歐《譜》。我們推測這些著錄，尤其是《遂初堂書目》和《宋志》編者，可能並未有意區別鄭、歐二《譜》，且書目之編撰，輾轉相因、承襲舊目者往往有之，非必親見原書。惟經靖康之厄，宋廷於紹興時改定之《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復著錄鄭氏《詩譜》一卷，值得注意。此目疑義雖多，尚不能完全排除鄭《譜》一度失而復得的可能。然而考慮到南宋目錄別無關於鄭《譜》存世的有效著錄，我們仍然推測單行本鄭氏《詩譜》很可能在北宋時已經亡佚，至遲亡於宋末。同時，從宋代學者的《詩經》學著述看來，對《詩譜》的利用集中在已見於《毛詩正義》節錄的《譜》文，自歐陽脩以降，鮮有學者利用鄭《譜》原書之譜表（歐氏《補譜》亦有譜表）。在學術史意義上，單行本鄭氏《詩譜》在北宋實已失去影響。（三）《詩譜》原書的譜表復原《詩譜》依據的基本材料有二，一是《毛詩正義》等古書對《詩譜》的節錄和描述，迄今所有輯佚工作均以此為基礎。二是已有的輯佚成果，尤以最早從事復原工作的歐陽脩《補譜》最為重要。《正義》節錄本《詩譜》與歐氏《補譜》的最大差別是，歐《譜》有譜表，《正義》本無譜表。實際上，鄭玄既以“譜”名書，意味著此書具備“譜”，而且“譜”應是此書的核心。“譜”在指稱體裁時，與我們熟悉的“表”意義接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即以“譜”、“表”對文：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又，《三代世表》序云“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譜”皆同於“表”。後人一般認為，表濫觴於譜。可惜先秦兩漢的譜皆湮沒不傳，譜究竟是何種文獻形態，尚缺乏實據。我們猜測，表是譜的一種形式，但譜未必皆像表一樣縱橫交錯。可以確定的是，譜是一種特殊的體裁，其空間布局與普通書寫有所區別。鄭玄在《詩譜》序中的自陳（或謂《詩譜》序出自宋均，非是），可以印證原書具備譜，且譜是《詩譜》的核心：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正如《史記》年表內容雖然簡略至極，卻蘊涵了古人重視的“盛衰大指”、“興壞之端”，可以使讀者“一觀諸要”，“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鄭玄對《詩譜》的期許也極高，認為《譜》是“《詩》之大綱”。大綱無疑意味著重要，“舉一綱而萬目張”，囊括眾篇；同時又簡明易曉，“於力則鮮，於思則寡”，這應得益於“斯譜”通過某種方式，直觀地呈現了“上下”和“傍行”兩種維度。“上下”、“旁行”之事，假如單純訴諸文字（《譜》文），恐怕對作者和讀者都是挑戰，談不上力鮮、思寡；唯有采用兼具“上下”、“傍行”即縱、橫兩種維度的“譜”（《譜》表），才符合鄭玄本人對《詩譜》的描述。《毛詩正義》對《詩譜》的描述，也足證《譜》表的存在（為便敘述，下文一般以“表”指稱“譜”，以區別《譜》“文”）。其一，《正義》於諸風《譜》疏之末歷述諸篇所繋君世，每云“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或云“鄭於左方中云”、“左方無君世”，說明在《譜》文“左方”存在《譜》表。其二，《譜》序《正義》曰：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中略）。此《詩》（中略）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說明《詩譜》的主要內容是君世和詩次。而從《正義》所引《譜》文看來，對二者的記述並不多。可見君世和詩次正是《譜》表承載的內容。惟著眼於《譜》表，《詩譜》方可以類比於譜牒類文獻。其三，今《王風·葛藟》序“刺平王”，《正義》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今《王》譜譜文未及《葛藟》，當認為《譜》表將《葛藟》繋於平王。《釋文》出文“刺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此處《正義》及《釋文》，皆得說明《譜》表使君世和詩次呈現對應關係。至此，我們可以大致認為，鄭玄自詡為“《詩》之大綱”的《詩譜》，原書主要由《譜》序、《譜》文和《譜》表構成，其中《譜》表是全書的核心。《譜》表應呈縱橫布局，記錄了君世和詩次，並使君世與詩次對應。至於《譜》表的具體布局形式，以及《譜》表與《譜》文之間如何組織，是《詩譜》復原工作的關鍵。我們將以《毛詩正義》和歐陽脩《詩譜補亡》為基本材料，參考後人的輯佚，以鄭玄原義為準繩，做進一步討論。需要從方法上說明的是，既然《詩譜》文獻不足，判斷鄭玄《詩譜》“原義”的理據究竟何在？我們認為《毛詩譜》本來即與《毛詩箋》貫通，二者又均以《毛詩序》為基礎，所以大、小序和鄭箋都可成為我們理解鄭《譜》原義的依據。無論《詩序》、《詩箋》還是《詩譜》，皆係《毛詩》經義的組成部分。二、《正義》節錄本與《詩譜》原貌單行本《詩譜》亡於宋代。《毛詩正義》對《詩譜》的節錄和描述，是宋代以來所有學者復原《詩譜》的起點。歐陽脩所謂“補亡”，亦依據《正義》以補苴絳州《詩譜》殘本之缺亡。（一）《正義》節錄本與《詩譜》原書之差別《正義》節錄《詩譜》，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原書的完整性。《正義》節錄本與《詩譜》原書的差別主要有三。第一，《正義》節錄本不錄《譜》表。《正義》“左方”之文，原就《譜》表而發。今本未收《譜》表者，蓋因體裁不協，於《正義》定稿前刪去。阮元《校勘記》以為南宋注疏合刻時始刪《譜》表，今單疏本重見天壤，足證其說之誤。第二，《正義》節錄本割裂《檜鄭》譜，改變《檜》、《王》二譜次序。據《正義》“先譜《檜》而接說《鄭》”云云，可知《詩譜》原書《檜》、《鄭》同譜。《正義》“鄭《譜》《王》在《豳》後”，“《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說明《詩譜》原書《王》殿《國風》之末。周中孚《鄭堂讀書記》、阮元《校勘記》以為《正義》原本備錄《詩譜》於卷首，注疏合刻時始散入各處，改變《詩譜》舊第。今單疏本具在，足證《正義》原本已將諸《譜》分冠各類之首。第三，《正義》引錄《譜》文不全。輯佚者發現，《譜》文除了集中於各類之首，為《正義》引用和疏釋，還零星散見於《正義》各處以及《經典釋文》。一些《譜》文片段在《詩譜》原書中的位置已難考見。（二）《正義》對《詩譜》的定位《詩譜》次第、體裁原與《毛詩》不同，《正義》兼收二者，必然面臨合則兩傷的問題。然而儘管《正義》刪削和調整《詩譜》以遷就《毛詩》，卻不能單純認為《詩譜》在《正義》中處於從屬地位。南宋以降的注疏合刻本往往以《毛詩》經注本原有的“詁訓傳”篇題作為卷端題，將《毛詩》序和經文排為大字，《譜》文、毛傳、鄭箋、孔疏皆作雙行小注。後來讀者長期受注疏本影響，容易帶有《詩譜》從屬《毛詩》的成見。實際上，單疏本《正義》標目迥異於《毛詩》經注本。今《正義》單疏本卷端每以《譜》目和頻繁見諸《譜》文的“正變”為題，如“鄭譜變風”或“小大正變雅譜、正小雅”，再低格書《緇衣》或《鹿鳴》等篇題，不題“詁訓傳”之目。《正義》卷端《譜》目之下的“正變”，雖發自大序，真正使“正變”理論貫穿每一篇《風》、《雅》和《周頌》，恰恰是《譜》序和《譜》文的工作。《譜》表所承載的君世，也在“正變”約束之下。可以說“正變”是《詩譜》的核心概念。而《毛詩正義》一書，無論卷端標目，還是疏文內容，正是以《詩譜》“正變”結構統攝《三百篇》，組織《正義》全書。由此可見，《毛詩正義》雖然破壞了《詩譜》的完整性以對應《毛詩》次第，《正義》對《詩譜》的吸納和運用，卻比較符合鄭玄“《詩》之大綱”的期許。可惜《譜》表作為“大綱”的核心，為《正義》所刪，代之以文字描述，已不能充分傳達《譜》表可能具有的豐富信息。（三）《正義》對“源流清濁”的誤解《詩譜》序“上下”、“傍行”分別指《譜》表之縱、橫，幾乎是歐陽脩以下所有輯佚者的共識。奇怪的是，《毛詩正義》解“上下”之“源流清濁”主就《譜》文而發，所解亦有乖鄭旨，特在此詳辯其失，以作為後文討論《譜》表原式的基礎。《譜》序“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正義》曰：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礼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關於“土地之宜”、“始封之主”的敘述屢見於《譜》文，“土地之宜”絕非《譜》表這一體裁所能體現，而“始封之主”諒非《詩譜》原表內容。知者，歐陽脩《詩譜補亡》序云“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反映了單行本《譜》表的內容（辨見三（二））。然則太公、康叔等“始封之主”無詩，不得列於原書《譜》表。可見孔疏所解“上下”、“源流”，無一語涉及《譜》表，而主就《譜》文而發。其中“康叔之烈”，連《正義》所引《邶鄘衛》譜文亦無法對應，可能只是基於常識的附會，用以解釋《譜》序，並不準確。《正義》以“土地之宜”、“始封之主”為“源”，“上”源之“清濁”導致“下”流之“清濁”。如魏地在舜、禹時有“儉嗇之俗”，流風下及，魏君“嗇且褊急”，《魏風》多刺儉刺貪；唐地在堯末洪水時有“殺禮之風”，下及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此說，已違背鄭《譜》原義。列國“變風作”的理由為何？一曰天子，二曰諸侯。鄭玄於諸國變《風》譜文每云時君當某天子時，“政衰”或“國人美之”，於是該國“變風始作”。《商頌》譜載“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云云，突出諸侯的因素，符合變《風》譜文之義。孔穎達《檜風·匪風》首章疏云“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突出天子的因素，此說亦得之。至於天子、諸侯二者的層次關係，如果大序“王道衰”和“國異政”的邏輯關係尚不明朗，鄭玄於《谱》序則明言：“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作為變《風》之始的《齊》、《邶》，其風之變主要應歸咎於以懿王、夷王為首的“後王”，其次才是諸侯自身因素。意即風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周室大壞和天子政教衰微這一大勢，列國當時政教的興衰尚在其次。至於土地之宜、始封之主等該國的歷史因素，更不能導致風變。如此方可理解《齊風》為何皆刺詩，不見“太公之化”。《正義》著眼於《譜》文，將諸詩之清濁善惡，歸因於土地之宜、始封之主，有乖鄭玄作《譜》之義。理解《譜》序“源流清濁”之義，當著眼於《譜》表。然而《正義》下文解《譜》序“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已經著眼於《譜》表的“傍行”維度。疏曰：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正義》明確指出旁行者為詩，而詩幾乎不見於《譜》文，因知此疏實就《詩譜》原表而發，詩是《譜》表橫欄的主要內容。《正義》撰人既以單行本《詩譜》為依據，何以明“傍行”而不明“上下”？《詩》疏非一時之作，有舊疏、新疏之別，又屢經修訂，書成眾手。我們推測“左方”之表於《正義》定稿前某一階段刪去，遂使繼後之撰人不明就裏，誤解“上下”，不得“源流清濁”原義。三、歐氏《補譜》與《詩譜》原貌《正義》保留《譜》文而去其《譜》表，很大程度上導致輯佚者對《譜》文爭議較小，《譜》表則眾說紛紜。歐氏以降，補製《譜》表者有：清代朱鶴齡《詩經通義》附《考定鄭氏詩譜》、馬驌《繹史》、戴震《毛鄭詩考正》卷首、吳騫《詩譜補亡後訂》、汪龍《毛詩異義》附、袁鈞《鄭氏佚書》、丁晏《鄭氏詩譜考正》、胡元儀《毛詩譜》，民國馬徵慶《毛詩鄭譜疏證》、徐英《詩經學纂要》等等。在眾多補輯《詩譜》者中，歐氏《詩譜補亡》不僅最早，還是惟一可能參考了單行本《詩譜》的輯本。因而歐《譜》傳本雖然存在不少錯誤，對於《詩譜》復原工作來說，亦應視為《正義》以外最重要的文獻。（一）歐氏《詩譜補亡》的文獻版本初，歐陽脩據《春秋》、《史記》及毛傳、鄭箋作《詩圖》十四篇（圖即譜表）。慶曆四年，歐氏於絳州得《詩譜》殘本，因取《詩圖》“補譜十五”，並“粗述其興滅於後”；又依據《正義》補《譜》序“周公致太平”以上文字二百七，因為之注，“致太平”以下則用舊注；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霖案：“八百”或作“三百”），使“鄭氏之《譜》復完”。補成進之。則歐氏《詩譜補亡》原具備鄭氏《譜》序及歐注和舊注、《譜》表及表後歐氏案語“粗述其興滅”、《譜》文及舊注。《詩圖》今亡。進呈朝廷之《補譜》單行本，據上文（一（二））所引宋代書目，應是一卷本。歐書單行本不傳。今《補譜》皆收入歐陽脩《詩本義》附錄或末卷。且曾存在於南宋中期的江、浙、閩、蜀諸本、張爟刊本、陳振孫所著錄《詩本義》版本，皆將《詩譜補亡》併《詩圖揔序》編入《詩本義》附錄或末卷。南宋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刊《歐陽文忠公集》之《外集》卷十末校語云：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為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為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霖案：指《歐集》版本）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詩本義》版本開禧三年（1207）張爟跋云：“泛論”五、“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中略）《詩譜》無《三頌》何也？（中略）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詩本義》十六卷《圖》、《譜》附”，解題云：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今《詩本義》傳本所收《補譜》內容皆殘缺不全，僅存歐序、部分譜表及歐氏案語（如圖一）、《詩譜補亡後序》，另附《詩圖揔序》；皆缺鄭玄《譜》序及注、《譜》文及注、《三頌》譜。張爟謂《補譜》原無《三頌》，固然與歐氏自道“補譜十五”相違，然開禧刊本亦不具《三頌》譜可知也。圖一

海昏汉简《论语》初读——兼谈西汉中期的《论语》学

馬明達、湯開建：《今本〈元史〉散逸在外的两个列传》，《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49—53頁；修訂後收入湯開建《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05—417頁。[3]

摹搨考李宁摹搨又称模搨、搨模、搨写，是写本时代对法书进行复制的技术，主要流行于南朝至唐代，尤以唐代为最精。摹搨以完全复原真迹面貌为目标，有的甚至将原迹上的虫蚀火烧等都能表现出来，真假难辨，几欲乱真，故有“下真迹一等”的说法。通过文献对摹搨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最早对摹搨进行系统研究的应当是中田勇次郎氏的《古法書の真迹本と临摹本》，该文收录于《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一卷，曾被笔者翻译发表于《书谱》第一〇五期[1]。文章系统梳理文献中的摹搨记载，详细考察了唐及唐前的“摹本”“双钩填墨”“搨摹”“临”“摹”“硬黄”“响搨”等临摹复制技术。通过文献对摹搨进行考证的文章还有刘光裕先生的《古代搨书考》[2]《印刷术以前的复制技术——搨书与拓石的产生、发展》[3]，两文关于摹搨的叙述近似，前文应当是后文的缩减版，文章按时代简略讲述晋至唐时期的搨书。靳永先生的《搨本、拓本与打本》[4]，分析了三者区别。另外，涉及摹搨技术的文章多见于法帖解题性的简单描述，并不深入。《丧乱帖》，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纵26.2cm、横58.9cm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摹搨技术的深入研究是由《丧乱帖》展开的，主要通过实物考察的方式对一般认为的先双钩再填墨的“双钩填墨”进行探讨研究。西川宁氏曾于一九八七年在《御物聚成》发表《丧乱帖について》[5]，文中介绍双钩填墨的基本方法，认为唐代摹搨并非机械性地按此程序进行，并认为部分笔画是一笔写成，有的笔画是补笔完成，有的笔画是双钩填墨。鱼住和晃氏于一九九七年在《墨》杂志发表《搨模の技法》[6]，对《丧乱帖》放大逐字分析，并未发现双钩轮廓线。富田淳氏曾于《丧乱帖》修缮时参与调查，后发表《关于日本现存之丧乱帖》[7]，认为所谓的填墨是由许多细微如发丝般线条重合而成。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述摹搨发展历程，辨析摹搨技术。一、摹搨的历程1.

敦煌历史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贞观年间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法门寺与敦煌敦煌历史上的曹元忠时代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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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书邓小南《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杨向奎《唐代墓志义例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万军杰《唐代女性的生前与卒后:

[51]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四三，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郑怡楠：《新出〈唐敦煌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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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釜儀銘》，《牧庵集》卷三一，《四部叢刊初編》影印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版本，第16a葉。亦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一七，第9a葉；《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第994頁。文字及語句順序有不同。

浙江省博物馆编《旷世墨宝》，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3页；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东土佛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0、96页。关于其出土地，参阅下注。

[24]《魏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魏書校勘記》；《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書校勘記》；《陳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陳書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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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http://www.geoportal-kg.org./index.php./geology/mineral-resources/raw-materials

在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中，笔者再次感到众人合作的力量，感受到为学术而凝聚的友情。现在，编纂小组与帮忙朋友中的许多人天各一方，彼此恐怕不再有机会往来，在此谨以此序，记录下这段友情，也表达我深深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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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1927年，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条飞越欧亚大陆、沟通东西方的空中航线，在那一年开始付诸实施。对于这条线路的陆地气象考察，催生了一支由中外学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伍。

[44]“元旦试笔”一辞，俞氏札中常用，如光绪三十二年元旦致陈豪札末署“丙午元旦曲园试笔”（《俞樾函札辑证》，第26页），光绪三十年元旦致恩寿诗札题“甲辰元旦试笔”（《俞樾函札辑证》，第68页）等。

宋史研究资讯2017年总目（图书）宋史研究资讯2017年总目（会议）宋史研究资讯2018年总目（图书）宋史研究资讯2018年总目（会议）

[10]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刊1955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81-121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初刊1992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468-473页。

编按：今世之俗，重学历，讲师承。祝总斌先生则说，他主要靠自学。在这篇经验谈中，祝先生回顾自己的学思经历，告诉我们：治学应从目录学、文献学入手，求得门径；要积累语言文字学和职官、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建立广博厚实的基础；研究要精细读书，融贯理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追求新意，论从史出，没有创见不写文章。他也回顾了前辈学者的影响与点拨，说明自学并非无师，而是转益多师。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后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今由李屹轩据后者校订。

無論如何，陶弘景掌握著《周氏冥通記》的創作權和解釋權，周子良解化升仙構成本書的基本框架，若將此框架和附麗其中的各種事件隱去[21]，剩下的應該就是製作者打算表達的真實想法，其中多數與宗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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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斌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編集説明2020年1月13日是祝總斌先生九十華誕，我們特編此書爲他賀壽。祝先生是江蘇蘇州人，少年隨家人居於湖北武漢。後移居北平，在華北文法學院中國文學系學習。1949年北平解放後參加工作。1954年調入北京大學任教，先在法律系，後轉入歷史系。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還擔任過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副主任。1998年離休。祝先生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法制史、政治制度史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的教學與研究。開設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有“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法制史”、“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史料學”、“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等，並指導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他的學術專長主要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法制史領域。代表性著作《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自1990年出版後，兩次再版，已成爲相關專業學生和研究者的必讀書。在各種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其中大部分收入《材不材齋文集：中國古代史研究》、《材不材齋文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和《材不材齋史學叢稿》三部論文集中。祝先生治學勤謹，除其專業領域外，在目録學、文獻學、音韻學、歷史地理等方面也下過功夫，對思想史、文學史也有所涉獵，由此形成寬廣的學術視野和深厚的學術功底。他研究問題堅持論從史出，從史料解讀考證入手，先在史實層面有所發現和突破，然後分析歸納，故常能提出新穎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對宰相制度和門閥制度的論述，全面、紮實、深入，受到學界的普遍重視。他指導學生，以耐心細緻著稱。研究生的史料研讀課都在他的書房裡上，遇到問題需要查書時，他馬上就到書架上找出相關書籍，迅速翻到相關内容，和學生一起討論。他告誡我們，讀書不能老坐著，要站起來去查。他給研究生講授史料課，每次都將要講的書，包括從圖書館借出的線裝書帶到課堂，下課後讓學生帶回去翻閲。學生們在他身邊，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和治學方法，也被他的治學態度所感染。祝先生年事已高，且爲人謙遜，不希望大家爲他舉辦慶生活動。爲此，我們仿照學界通行的做法，由祝先生教過的學生及受到祝先生影響的學者提交文章，出版這部賀壽文集。所收文章大多是中國古代史學術論文，我們按文章内容所涉時代先後進行排列。也有幾篇對祝先生著作的評介文章和回憶性文章，排在後面。祝先生的簡歷和著作目録附在書末。最後，我們衷心祝願祝先生健康長壽！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2019年6月目録祝總斌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編集説明酒尊與席次：前行政化時代的原生等級標識……………閻步克“縣官”之由來與戰國秦漢時期的“天下”觀……………………………………………楊振紅嶽麓秦簡從人和里耶秦簡秦始皇三十五年放免詔令……………………曹旅寧秦漢的歲星與歲陰………………………………陳侃理敖童新解………………………………………………凌文超漢魏以來涼州所出的若干符讖……………樓勁胡廣/蔡邕“帝之下書有四”説的“顯”與“隱”…………………………………………侯旭東簡論漢唐制度史研究對整體史叙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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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在中国西部进行的中亚考察的经历。简言之，本次会议的论文覆盖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多个学科，充分展示了相关领域的新材料、新动向和新成果，对于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

13:30-15:15黄桢：《〈齐职仪〉与官修政典的兴起》林昌丈：《观念、制度与文本编纂——论魏晋南北朝的“州记”》付晨晨：《〈修文殿御览〉编纂考——南朝类书的北传与北朝类书的修撰》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7]

付马，辽宁大连人。在荣新江教授指导下，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硕士、博士学位，并完成博雅博士后研究工作。学术专长为古代中外关系史、中亚史、丝绸之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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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僓雖是景龍觀大德，但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內道場道士，與宮廷關係非常密切，在這一點上，他與景龍觀前觀主——名滿天下的葉法善完全一致。除了曾於開元二十四年擔任宮內舉行的三元齋的高功大法師之外，誌文還稱：

该件文书，用工笔细书仿宋字。这是清初以来形成的定格，后来受到奏本楷书的影响，逐渐向楷书转化，甚至在乾隆二十九年正式下令题本一律使用楷书。从该文书写成于嘉庆十九年的时间来看，这一命令并没有被认真贯彻。

首先感谢《文献》编辑部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我本人的研究侧重于梵语和中古印度语佛教文献以及早期汉译佛典，跟正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一定区别，所以我会更侧重于讲跟我自己领域相关的东西。

literature），它的作者很可能和译场成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经典的最早接受者；还有对佛典的编纂、抄略，形成的实用手册、类书。甚至形式差距更远的疑伪经（apocryphal

张祎10:45-11:15茶歇11:15-12:15专题报告：方震华：将从中御的困境─军情传递与北宋神宗的军事指挥12:15-13:30

Siegling）的大力支持，1908年，两人发表《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之语言》，赞同缪勒的命名，并把焉耆、龟兹出土的这种语言文献材料分为A、B两种方言[2]。1913年，法国学者列维（S.

时间：2018年10月20日（周六）地点：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说明：每篇报告1小时，发表人20分钟，两位评议人各10分钟，总评人及自由讨论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