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溦萌：重新發現的百衲本《北齊書》《周書》《北史》校勘記述論
張元濟先生於民國年間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中華書局在文革前後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是近現代正史校勘的兩座里程碑，前者藉助新技術手段集傳統之大成，後者則全面迎接了現代的出版與閲讀環境。衲史集傳統之成，不僅在於版本學、目録學上的搜求善本，也在於精審校勘。其校勘記曾在衲史出版後和1958年經過系統整理，但未能公開出版。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時，從商務印書館借閲當年校勘手稿23種，173册。點校工作歷時數十年，屢經動蕩，當年舊稿遂不知去向。至1990、1992年中華書局清理庫房，纔發現16種校勘記，這批校記在千禧年前後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顧廷龍先生在出版序言中還牽掛剩餘的7種校勘記，“此七種如果尚存天壤，則一旦延津劍合，實爲史學界之幸事”[1]。2017年，中華書局工作人員清理檔案庫時又發現《晉書》《北齊書》《周書》《北史》4種校勘記手稿24册。關於這批資料的具體發現經過，書局編輯魯明提供的一份報告描述如下：
2017年5月2日下午，歷史室的許桁、孫文穎、王勇（現已離職）、魯明、胡珂、李勉、楊禕（現供職人民教育出版社）7人應行政部要求，在中華書局4樓歷史室檔案庫（現房間號爲甲406）清理資料，胡珂發現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原稿。經清點，校勘記共4種24册，爲《晉書》《北齊書》《周書》《北史》。原稿裝在一個購物紙袋中，放置順序自上而下爲《晉書》（共9册，上4册標“定”字，下5册標“僅供參考用”）、《北史》（共9册，上5册標“定”字，下4册標“僅供參考用”）、《北齊書》（捆在紙包内，未拆開，簽條標記“張元濟北齊書校勘記三本”）、《周書》（捆在紙包内，未拆開，簽條標記“張元濟周書校勘記三本”）。[2]
資料發現後，一度未進行處理。筆者近因參與《晉書》修訂工作，有幸見到這批寶貴的資料，最大的感受是，一個世紀前爲衲史出版所進行的校勘準備工作之龐雜艱巨，是閲讀張元濟日記、書信與已經整理出版的衲史校勘記所不能充分感受到的。在對這批資料進行初步考察後，筆者認爲，雖然在當年張元濟先生看來它們是尚需董理的校勘稿，但這種原始性在今天更有特別意義。百衲本二十四史在版本學史上的意義毋庸多論，在正史的流傳、閲讀史中也佔有特殊地位，可以説，作爲現代歷史學奠基的那一輩學者，大多是使用衲本正史的。對於這樣一部重要的正史叢刊，自然也會産生很多議論。這些争論産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對於衲史是一套怎樣的史書不甚了解。原始的百衲本校勘資料是原原本本反映衲史當初如何工作的珍貴材料，對於我們了解和合理利用衲史，對於了解近代的版本校勘學、出版印刷史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北齊書》《周書》《北史校勘記》的基本情況
（一）《北齊書校勘記》
1. 參考本上册
《北齊書校勘記》參考本分上下兩册。上册封面左側一般書題位置題“北齊書校勘記”，右側題“依據殿本校語録出”，皆工整楷書，未審何人筆迹[3]。“北齊書校勘記”下方又有蔣仲茀1938年行書小字題記兩行[4]：
封面中部又有蔣氏1958年題記：
封面右上角有“上”，最右側又有“舊校記共二册”，亦蔣氏字迹，但不易判斷時間。
2. 參考本下册
又在原題左側葉邊小字題：“傳、石分批舉疑及摘記均合訂入。27/9/19。”封面中部蔣氏1958年又題：“此册僅供參考。58/5/13茀。”封面右上角有“下”，最右側又有“舊校記共二册”，同樣出蔣氏，時間未知。
最後又有三葉右側僅題“北齊”，似是根據異文性質不同分三葉摘録全書異文，未填寫版本名。似張元濟筆迹。
3. 定本共一册
其右側又有墨色近似的一行：“共八十四葉，又半葉。”再右一行墨色稍深：“原來三册，今合訂壹册。27/8/26茀。”封面中間頂部自右至左横書：“
正文包括《北齊書》全本（目録及紀傳五十卷），首葉填寫上欄爲“衲”本之卷葉，中欄“衲”本文字，下欄“殿”本文字。初稿用朱筆，僅以殿本校宋本，似蔣仲茀筆迹；又有大量墨筆批注，或分注參校，或圈定是非，或按引書證，或添補新校等，亦是蔣氏筆迹。葉脚批注的“修”字則應是張元濟手筆[5]。已修條目一般用墨綫劃去。
附圖1：《北齊書》校勘記參考本下册封面
（二）《周書校勘記》
1. 參考本二册
值得注意的是，王、錢、趙三人都是在1930年8月校史處成立不久後即加入，至32年“一·二八”事變後未再回到校史處工作的[6]。那麽這兩册參考本所校的就是在“一·二八”事變中被焚毁的《周書》原定之底本（詳後）。
2. 定本一册
正文首頁是蔣仲茀摘録的誤修六條，其後是校勘記正文。其中目録前半乃蔣仲茀筆迹，似是後來過録，無批注改補。目録後半及帝紀八卷爲張元濟手稿，並有蔣仲茀批注和添補條目。列傳四十二卷爲蔣仲茀初校，又有蔣氏批注案語、添補條目。全册校勘記頁面下間或批“修”字，修補條目以墨綫或朱綫劃去。
附圖2：《周書》校勘記定本封面
（三）《北史校勘記》
1. 參考本四册
上、下册分别是完整的《北史》目録及一百卷校勘記，上册底本爲“宋”本[7]，對校本爲殿本，下册相反。目録至卷二八，上、下册初稿皆工整楷書，有汪詒年批注，卷二九以後校勘記全出汪詒年。除批注外，上下册都有楷體小印“魏同”“齊同”“周同”“隋同”“見考證”印於中欄或下欄内[8]，下册又有“查木板”小印，看來參校北朝諸史及《殿本考證》、核查原版殿本已經成爲基本工作步驟。又，上册各條於天頭處由汪詒年補注“信作某”或“信缺此頁”，“信”指元大德九路本《北史》（信州路儒學所刊）。各册各條皆有勾畫，蓋即封面所言與新校記核對時的記號，新校記即指定本，定本各册封面皆注“新”字。
上下册各分兩册，乃後來分裝，上册之一、二分於卷二九内，下册之一、二分於卷五七内。
校勘記繕寫完竣後，復行審查一過，覺有實乃爲殿本錯誤之字，或介於兩可之字，均擬移入下册，因爲數太多，移轉爲難，故僅于下闌另批明“應移下”或“擬移下”等字，俟將來重造時再行移轉。 二十一·八·二日記
由上文對《北齊書》《周書》《北史校勘記》參考本基本信息的描述可知，參考本之上、下册是相互匹配，同時完成的。這條識語進一步説明將異文條目分入上下册的標準是文字正誤。《北史》以殿本有誤或兩通之字入下册，則上册當是宋本誤字。《北史》參考本上下册的底本、對校本與《北齊書》《周書》相反，要之，在這種上下册相配的校勘記中，宋本誤字則以宋本爲底本記録，兩通或殿本誤字則以殿本爲底本記録。這種區分似有爲修描宋本誤字做準備之意。
5條均爲宋本比較明顯的訛誤、脱漏之處。而同書參考本上册於此卷出校19條之多，條目與下册不重疊，其中有殿本顯誤者，也有兩通者，但也有一些條目宋本似亦不通。如殿本“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一句，宋本無“婚”字；又如殿本“不知郡事”，宋本“郡”作“部”。不過正誤判斷本屬主觀，或校勘者難以判定時即列於上册，再由覆核者審核調整？又草草檢視《周書》參考本校勘記數條，下册爲宋本誤，上册則多見宋本避“丙”作“景”或避諱作“諱”處而殿本回改的條目，亦見殿本誤字。
又，題記時間亦即汪詒年將這四册校勘記審查完畢的時間是1932年8月2日。結合各册的筆迹，可以推測上下册目録至卷二八底稿爲工整楷書者是“一·二八”事變之前由校史處員工製作。事變以後員工皆遣散，改由汪詒年獨力完成卷二九以後的校勘和分册謄録。
附圖3：《北史》校勘記參考本上一册内葉
2. 定本五册
其餘各册僅記“共若干紙”及日期，日期各不相同，第二册爲12月4日，第三册爲15日，第四册爲22日，第五册爲28日。
各册内容，除第一册先有誤修表三頁，其餘皆校勘記正文，卷數與封面相符。誤修表爲蔣仲茀筆迹。校勘記爲張元濟朱筆手稿，附列參校本，又有蔣仲茀墨筆圈畫批注，批注情況與《北齊書》《周書》定本相仿。條目下張元濟批“修”字，已修條目墨綫劃去，亦與以上兩史定本相仿。
二、《舉疑》與南北朝七史的描潤
題名 | 性質與分册 | 相關日期 | 其他備注 |
《宋書傳真舉疑》 | 參考本二册 | ||
《宋書石印舉疑》 | 參考本一册 | ||
《南齊書修版舉疑》 | 參考本一册 | 卷首有蔣仲茀對修字尺度的請示及張元濟批語，日期爲1931年9月2日。 其他日期：1938年6月；1958年5月12日[10]。 | |
《梁書傳真舉疑》 | 參考本一册 | 1938年6月26日 | |
《陳書舉疑》 | 參考本一册 | 經張元濟批閲，識語時間有1931年11月、1932年2月3日、1933年7月22日等。 封面有1937年7月13日蔣仲茀題：“此册内容各條均已與新校記對過。”又1958年5月13日蔣仲茀題“僅留供參考”。 | |
《（魏書）傳真石印發印校樣舉疑》 | 參考本一册 | 封面有1958年5月13日蔣仲茀題：“此册僅留供參考。” | 内有蔣仲茀、胡文楷、汪詒年手校稿。 |
《魏書舉疑》 | 定本四册（全） | 封面1938年蔣仲茀署名。又有1958年5月13日蔣仲茀識：“定。” | |
《舊唐書舉疑》 | 參考本一册 | 1939年7月。 | |
《舊唐書舉疑》 | 定本七册（全） | 1958年5月13日。 | 原題如此，後改爲“舊唐書校勘記”。 中有少量張元濟手校稿。 |
取武英殿本及南北監本、汲古閣本與精修之葉對讀，凡原闕或近磨滅之字，精修時未下筆者，或彼此形似疑誤者，列爲《舉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見，畀總校。
第五步是將《舉疑》提交總校覆核並決定是否修描，是否據他本補寫。需補寫處由精修者摹寫後再經過校對、覆校。描潤至此完成，其後還要再重新攝影，製版，再行精校，方可付印[11]。
關於“傳真舉疑”或“石印舉疑”之稱，傳真與石印是兩種製版印刷工藝。如果對整版只有個别文字的修改，修成後可依原樣製版，就使用傳真；但若補字或删字過多，需要平移下文文字的位置，則要採用石印[13]。需要石印印製的葉面數量較少，因此作爲其校勘記録的《石印舉疑》的篇幅也往往較《傳真舉疑》爲小。
衲史皆經描潤，但似乎並非皆有《舉疑》。《描潤始末記》云：“獨南北七史僅有眉山一刻，天水舊槧竟成孤帙，其元明遞修者乃至號爲邋遢本，垢蔽情狀，可以想見，描潤之事，不容稍忽。”又云：“此描潤經過事實，以眉山七史尤繁重。”目前所見共七部衲史有《舉疑》，無南北朝七史中的《周書》，而有《舊唐書》。《舊唐書》的宋元傳本僅有鐵琴銅劍樓所藏殘宋本一部[14]，比南北朝七史更可稱是海内孤本。
《周書》無《舉疑》，或是由於其曲折的出版過程。《周書》原底本是補板僅至嘉靖的早印三朝本，“一·二八”事變時遭焚毁。其後又借得潘博山所藏三朝本，至1934年1月底此本方送商務印書館點收，同年3月19日，張元濟致信傅增湘時稱《周書》“比已影照完畢，今年可出書矣”[15]。4月17日張元濟致丁英桂的信後附有《〈周書〉製版須知》[16]，這是指描潤後的第二次製版[17]，則《周書》描潤工作僅月餘即告結束。如果以最終底本計，《周書》的出版周期極短，但這個底本又與此前被毁的底本很接近，因此從前的校勘準備工作，也就是我們現在見到的《周書校勘記》參考本二册，亦可參考。
關於被毁的舊底本，百衲本《周書》跋云：“眉山七史，惟《周書》最罕見，涵芬樓獨有其二，且宋刊之葉尚存什之七八。壬申初春，正在攝影，將付印矣，戰事遽作，毁於火，殘餘纔百數十葉。”後來訪得的潘博山藏本：“元明補板，多於涵芬藏本，……然以余所見，此亦其亞矣。”[18]“一·二八”事變後張元濟致信傅增湘云：“最可惜者，《周書》一全部，一缺五卷，均印本精湛，補至嘉靖爲止，此殆不可復得。”[19]據今人調查，《周書》現存最早之本有宋刊宋印本，但僅存不足三卷；遞修至嘉靖年間的印本稍多，有近二十種，潘博山藏本疑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亦屬補板至嘉靖者[20]。則《周書》前後兩種底本的差别，尤其是文字差異應該不會太大。因此，1932年以前校史處製作的《周書校勘記》上下册，在1934年《周書》重新準備出版時應該也能發揮作用，後來也被蔣仲茀定爲《周書校勘記》之參考本。或可推測，1934年初借照潘藏本《周書》後，參照舊有校勘成果快速進行了描修工作。而《舉疑》本來只是描修過程的一個中間環節，且最終是否修字還會在定本校勘記上呈現，因此未再爲新底本製作《舉疑》。舊底本之《舉疑》或原未製作，或因底本已改换而被棄去，於是《周書》成爲南北朝七史中唯一没有《舉疑》的一史。另外，如能以《周書校勘記》參考本二册、北大圖書館藏遞修至嘉靖本《周書》、百衲本《周書》對校，或再參證其他嘉靖印本，應能對衲史《周書》舊底本究竟爲何時印本、1934年的描修工作如何對待兩種底本等問題有更確切的認識。
綜上所述，衲史的描修有複雜的工序，但完整程序可能只針對傳本少、描修工作艱巨的史種。《記影印描潤始末》一文作於1933年，正當出版南朝四史之時。當年12月14日張元濟致信傅增湘云：
弟近爲校印衲史，幾至廢寢忘食。今歲只出南朝四史，宋梁兩朝均有邋遢本補配，即宋元舊刻亦多爛版。《陳書》照自日本，尤爲模糊。工程之難，爲從前竟未想見。附上《影印描潤始末記》，乞公試閲之，可知其艱苦矣。年前必須趕完，過年後方可議及他事也。[21]
更可説明此文是在整理南朝四史的特殊背景下撰寫的。而二十四史中傳世舊本較多，可選取文本較佳、葉面清朗的傳本配補底本的史書，描修程序會相對簡化，尤其是不再單獨製作《舉疑》。
三、衲史校勘的整體過程
以上對衲史《校勘記》中多次出現的《舉疑》進行了討論，明確了與它相關的出版過程。衲史校勘與出版歷時甚久，衲史校勘記是在長時間、不同工作環境、工作流程中形成的。《整理説明》對各史校勘記的構成有所介紹，但彼此不統一，未能明確呈現各史校勘記的總體結構和衲史校勘的整體過程。這裏再結合相關資料進行梳理。
張元濟很早就産生影印全史的想法，1910年代他與傅增湘的通信，已多次提到搜購正史舊本之事[22]。搜羅善本的同時，他還親自校勘，至1928年2月以前已校畢數種正史。是月15日，他將其中四種校勘記寄與傅增湘，並提到擬於年内預售“景印舊本正史”：
承假《南齊書》。去臘校讀一過，撰有後跋，謹呈閲。又校閲《魏書》《宋書》《陳書》《齊書》均已竣事，亦各撰有後跋，各書均另有校勘記，多者至千數百條，併呈上。統祈教正。[23]
今《魏書》《宋書》《陳書校勘記》參考本中都有張元濟手稿之册[24]，且《宋》《陳》二校記封面有1927年題識，應是寄呈傅增湘原物。只有《北齊書校勘記》張氏原稿已經不存，目前參考本兩册封面分别題“依據殿本/毛樣校語録出”，“殿本校語”和“毛樣校語”或指張元濟舊校手稿？
題名[26] | 分册 | 校勘者及時間 | |
《漢書》 | 《漢書校勘記》 | 未定稿第一至三册爲上册，第四册爲下册（《漢書》未區分定本與參考本）。 | 張元濟手稿。 |
《後漢》 | 題名不詳* 據《整理説明》，每册前半以殿本爲底本，宋本爲對校本，後半反之。但稱後半爲“補遺”，不知是否原册所用術語。 | 未定稿第一至五册。 | 不詳 |
《宋書》 | 《宋書校勘記上下》 | 參考本第一册。 | 張元濟手稿。封面墨批：“此最要，千萬不可遺失。張元濟16/6/6。”（1927年） |
《南齊書》 | 題名不詳 | 參考本第一册（分上下卷）。 | 張元濟手稿。 |
《梁書》 | 《梁書校勘記（參考本）》 | 參考本一册。 | 張元濟手稿。封面署民國14年（1925）9月9日。 |
《陳書》 | 題名不詳 | 參考本甲册。 | 張元濟手稿。封面有民國16年（1927）4月18日張元濟署名。 |
《魏書》 | 《魏書校勘記》* 《整理説明》對《魏書》校勘記各册都予以詳細介紹，惟對參考本《魏書校勘記》上下册，僅寫明上册底本、校本，未及下册，應是漏去。 | 參考本二册。 | 張元濟手稿。 |
《北齊書》 | 《北齊書校勘記》 | 參考本第一、二册。 | 校史處人員校勘，經汪詒年批注。 |
《周書》 | 《周書校勘記上/下册》 | 參考本第一、二册。 | 王紹曾、錢鍾夏、趙榮長。 |
《隋書》 | 題名不詳 | 參考本二册。 | 汪詒年手稿。 |
《南史》 | 《南史校勘記·汪校記》 | 參考本第一、二册。 | 汪詒年手稿。 |
《北史》 | 《北史校勘記上一/上二/下一/下二》* 上下册底本、對校本與其他各史相反。 | 參考本第一、二、三、四册。 | 部分爲汪詒年手稿，部分爲校史處人員校勘經汪詒年批注。 |
《舊唐書》 | 《舊唐書》* 底本、對校本情況未知。第10、11册封面題“殿本誤”，第12册題“宋本誤”，第13册題：“明（聞人本）誤。”按《舊唐書》以聞人本配補宋本爲影印底本。 | 參考本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册。 | 不詳 |
《新五代史》 | 題名不詳 | 參考本第一册。 | 張元濟手稿。封面有張元濟民國14年（1925）11月22日署名。 |
《金史》 | 《金史校勘記》 | 參考本二册（上、下册）。 | 少量爲張元濟手稿。下册封面有張元濟題識：“張元濟覆校訖”，時間爲民國17年（1928）7月25日。 |
《金史》 | 《金史校勘記》上下* 底本、校本未詳，但封面題“抄竣”，或是抄録上述張元濟手校上下册校勘記。 | 參考本又二册。 | 撰者不詳。下册封面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抄竣”（1930年）。 |
前文説明上下分册的依據是文字正誤，《漢書校勘記》第一册封面有張元濟題識“上宋本優殿本，下反是”[27]，《舊唐書》校勘記封面題“殿本誤”或“宋本誤”“明（聞人本）誤”，亦可爲佐證[28]。
以“上册底本爲宋元本、對校本爲殿本，下册相反”爲特徵的校勘記見於多數各史[29]，多張元濟手校稿，亦有出於校史處者；有多條1920年代題記，在後來蔣仲茀核定衲史校勘記時都被編爲參考本，與《舉疑》排序時列於《舉疑》之前。可知這種校勘記式樣是張元濟最初自作諸史校勘記時確立，在校史處成立，衲史出版工作全面展開後，各史校勘的第一步多以此爲準式。
此據百衲本清樣與石印殿本對校，並將從前所作校勘記一册、《舉疑》一册並移注於此册。26/7/13/茀注。[31]
首先要明確，題識的意思是此册完全作成於1937年，還是37年對舊資料進行補訂？《陳書》出版於1933年，1937年已經是衲史全部出版完成後的第二年。很難認爲時隔出版數年後還會依據“清樣”而非已出之樣書進行校勘。從其他各史定本校勘記來看，定本頁下多批“修”、“補”等字，應是出版過程中實際使用的，且《周書》定本封面題“此册爲當年最後校定之稿（？）本”，《南齊書》封面題“此册爲當年最後校定之物”，“當年”也應指各史出版之際。因此，《陳書校勘記》定本封面題識的意思應該是：定本是百衲本清樣與石印殿本對校的結果，1937年整理時又用張元濟20年代手校的上下册對照校勘記和《舉疑》，對定本進行補訂。
1937年衲史出版完成以後，蔣仲茀開始整理全史校勘記，以新校勘記爲定本，此前的校勘材料爲參考本。從封面題記來看，這次整理從1937年延續到1940年，各册題署日期很少重疊，有些史書還在數月或同月内經過兩輪整理，説明這次整理進行了比較細緻的訂補。但具體做了怎樣的工作，還有很多疑問。各史定本多有蔣仲茀批注，是各史出版前還是本次整理時所加？從封面題記可以確認整理時將參考本與定本核對[32]，但核對後如何對定本進行處理？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整理不是或不完全是將參考本中的校記補入定本，定本校記不能視爲前後所有校勘結果的匯總[33]。從今次發現的幾種校勘記看，定本與參考本的關係比較多樣，且往往互有出入，或許是蔣氏在整理時主觀上有所取捨，抑或客觀上存在遺漏，尚待考證。1958年，蔣仲茀對衲史校勘記再次進行整理，準確地説可能主要是清點確認，因爲各校記封面題署日期集中於5月12、13、14日三天之内。已出版各史校勘記《整理説明》有時稱1937年開始的第一階段整理爲“初校”，1958年的整理爲“覆校”，並不準確。
衲史校勘記各册封面圈出的“定”字及“僅供參考”字樣都是58年所題，亦即各史的參考本、定本是這時纔最終確定的。因此這些“參考本”或“定本”彼此式樣、内容並不統一，尤其參考本的情況更爲複雜，取決於各史具體的工作進展。而工作進展之不同，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於各史版本流傳情況、衲史底本選用情況的不同。
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也利用了衲史校勘的成果。但點校本校勘記或將百衲本直稱爲“宋本”，反映出對衲史性質的一個普遍誤解。衲史是一種精選底本、精校慎改之本，但不能直接與其底本混爲一談，正如古人翻刻、覆刻舊本，也往往加以校訂。衲史既有繼承傳統的一面，又得益於當時前所未有的接觸利用善本的條件，其校勘理念、方法具有承上啓下的意義。因此，已經出版的衲史校勘記對原稿進行了系統整理，可以作爲閲讀衲史所用的定本校勘記；而校勘記原稿是衲史複雜的出版過程的見證，也展現了另一層面的重要價值，筆者期望它們將來或許也有機會影印出版。
本文原刊于《文史》2021年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
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1]顧廷龍《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史記校勘記》，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頁。
[2]以上所記各史參考本、定本册數與王紹曾《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整理緣起》所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一覽表》皆符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史記校勘記》，整理緣起第12頁）。
[3]筆者較有把握辨認的只有張元濟、汪詒年、蔣仲茀三位先生筆迹。本文云不知何人筆迹皆指不屬此三人。
[4]以下爲行文方便，對張元濟先生及校史處諸先生不再使用敬稱。
[5]據王紹曾回憶校史處工作，修補字樣只能由張先生親自批示，他人不得擅批。見王紹曾《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整理緣起》，第8頁。
[6]王紹曾《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收入《目録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50頁。
[7]案百衲本《北史》以元大德九路儒學刊本爲底本，未見有改换底本之記載。但校勘記參考本各葉首欄確實填寫爲“宋”本，上一册封二朱筆題記亦稱之爲“宋本”，且説明參校“信本”（即九路本）與“别本”之狀。案據尾崎康調查，《北史》有南宋中期建刊本存世（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三部《解題》之《北史》A種，中華書局，2018年，第576—579頁），校史處所校“宋本”或即此本，但未知事情原委如何。
[8]《周書校勘記》《北齊書校勘記》各册皆未見類似小印。
[9]《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1年；《南齊書校勘記整理説明》《梁書校勘記整理説明》《陳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南齊書梁書陳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1年；《魏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魏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1年；《舊唐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舊唐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4年。
[10]百衲本《南齊書校勘記整理説明》謂“核定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覆核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依據應是封面題識日期。“核定”“覆核”非原識語説法，王紹曾提及《南齊書校勘記》封面批語有：“此册已定，全與新校勘記對過，此册僅存備參考。27/6/4茀。”“此册已全與新校記對過，可廢。27/6/5。”“27/6/11覆孰是孰非校畢。”（王紹曾《爲什麽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江蘇圖書館學報》2002年第4期）又1958年各史校勘記題識集中於兩三日内，很難説進行了實際的“覆核”工作。因此本表僅記録各史校勘記《整理説明》披露的與各册《舉疑》相關之日期，暫不談及工作性質。
[11]《張元濟全集》第10卷《古籍研究著作》，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67—268頁。原文載《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潤始末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12月。又參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增訂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02—103頁。
[12]南朝四史出版於1933年，北朝三史出版於1934年。
[13]參1933年9月27日張元濟致丁英桂信，《張元濟全集》第1卷《書信》，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1—22頁。
[14]近來又發現了葉石君校本，其取校之至樂樓抄本頗存《舊唐書》文本舊貌。參武秀成《舊唐書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5]參1934年1月26日張元濟致潘承厚（字博山）信，《張元濟全集》第3卷《書信》，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513—514頁。1934年1月19日傅增湘致張元濟信及3月19日張元濟致傅增湘信，《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13、316頁。
[16]見《張元濟全集》第1卷《書信》，第40—41頁。
[17]參王紹曾《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收入《目録版本校勘學論集》，第745頁。
[18]《張元濟全集》第9卷《古籍研究著作》，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659頁。
[19]《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82頁。
[20]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三部《解題》，第524—527頁。
[21]《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11頁。
[22]參王紹曾《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收入《目録版本校勘學論集》，第746頁。
[23]《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85頁。信中亦提到校畢《南齊書》，但據3月6日張元濟信稱“寄呈南北四史校語”，8日傅亦回復“奉手示並校記四首”，則所寄校記不包括《南齊書》。蓋由於《南齊書》已用傅氏藏本影照，另外四史由京師圖書館照來，尚需配補，而傅氏皆藏有舊本。參1930年1月3日張元濟信，《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18頁。
[24]《魏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魏書校勘記》；《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書校勘記》；《陳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陳書校勘記》。
[25]《漢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漢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1997年；《後漢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後漢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1997年；《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書校勘記》；《南齊書校勘記整理説明》《梁書校勘記整理説明》《陳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南齊書梁書陳書校勘記》；《魏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魏書校勘記》；《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隋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1年；《南史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南史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1年；《舊唐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舊唐書校勘記》。《新五代史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新五代史金史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4年；《金史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新五代史金史校勘記》。
[26]本欄所列校勘記，皆據各史校勘記《整理説明》可以確認以下兩點：1. 分爲上下册；2. 上册以殿本爲底本，以宋元本爲對校本，下册相反。疑似或近似樣式校勘記在題名後加*，下附相關情況説明。
[27]《漢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漢書校勘記》，第1頁。
[28]《舊唐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舊唐書校勘記》，第2—3頁。
[29]《舊五代史》《遼史》《元史》三種校勘記尚未尋回，《三國志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三國志校勘記》，商務印書館，1999年）比較簡略，不能確認是否有上下册對照的校勘記。《史記》《宋史》《新唐書》從《整理説明》來看恐怕没有此種校勘記（《新唐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新唐書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4年；《宋史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宋史校勘記》，商務印書館，2004年），本次發現的《晉書》亦確認無此種校勘記。
[30]《金史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新五代史金史校勘記》，第2頁。
[31]《陳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南齊書梁書陳書校勘記》，第1頁。
[32]除了上引《陳書》定本題記稱以舊校記、舉疑“移注”於定本，目前可知《南齊書》《北齊書》《北史》之上下册校勘記封面都有“與新校記完全對過”或同樣含義的題識，所署時間都在1938年。
[33]杜澤遜指出此前整理百衲本校勘記時採用了“吸收原始校記所有内容、合二爲一”的方式，因爲“‘定本’已删去了百衲本根據殿本修改過的文字内容”（杜澤遜《王紹曾先生與目録版本學研究》，《文史哲》2011年第5期。這裏的“删去”不知是否指以墨綫劃去）。各史校勘記整理説明中，似乎只有《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明確提到“定本摘自參考本，且多有删減，亦並未迻録參校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書校勘記》，整理説明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