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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荐读|胡斌:论《龟鉴》的文献性质与流传过程——兼论《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中的“诸儒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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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斌《论〈龟鉴〉的文献性质与流传过程——兼论〈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中的“诸儒讲义”》

论文提要:《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等书征引的《龟鉴》,与何俌《中兴龟鉴》实为两书。《龟鉴》成书于度宗咸淳二年之后、南宋亡国以前,是一部由场屋众举子编著的评议两宋史事的“讲义”。关于此书的流传过程,《中兴两朝圣政》、元刊《续资治通鉴》等书所征引《龟鉴》文本均不重叠,而明代中期以后著述所引《龟鉴》多为转引《宋史全文》,表明此书主要流行于宋元书坊。作为评议两宋史事的“诸儒讲义”之一,《宋史全文》等书注下《龟鉴》被系统性散入《永乐大典》所收《续资治通鉴长编》注下。四库馆臣辑录《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又系统性删去其注下《龟鉴》等“诸儒讲义”,造成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通行本与《永乐大典》本的差别。(本文发表于《文献》 2023年0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等书注文,广泛征引一部宋代史评类著作——《龟鉴》[1]。既有研究已发现该书可能不是绍兴十三年(1143)何俌所上《中兴龟鉴》。但由于未见历代目录文献著录,关于该书文献性质(包括成书时间、地点,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等)和流传过程的研究推进有限[2]。诚如汪圣铎所言:“《宋史全文》征引的《龟鉴》,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3]


在目录文献无征的情况下,佚文成为我们了解《龟鉴》的重要线索。全面的辑佚工作,不仅是恢复《龟鉴》文献面貌的基本手段,也是探索其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重要路径。关于《龟鉴》,无论其体例结构、叙述风格、学术渊源、政治倾向等文献学性质,还是其编纂、抄刻、流传、被引用乃至散佚的文献流传过程,都与特定历史情景密切相关[4]。本文基于上述认识,将在广泛搜集《龟鉴》佚文的基础上,考察《龟鉴》与历史情景的互动关系,深化拓展关于《龟鉴》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认识。


《龟鉴》与绍兴十三年

何俌所上《中兴龟鉴》实为两书

《要录》引用《龟鉴》作“何俌《龟鉴》”,将《龟鉴》当成了绍兴十三年何俌所上《中兴龟鉴》(以下简称“绍兴《中兴龟鉴》”)。既有研究虽已发现《龟鉴》至少部分不是绍兴《中兴龟鉴》,却仍然相信《龟鉴》与绍兴《中兴龟鉴》之间存在关联。如孔学推测称:“或南宋有两何俌,或何俌后来对此书有所增改。”[5]邓小南师提出:“该书是否由这位龙泉何俌在其《中兴龟鉴》基础上增补修成,尚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6]汪圣铎认为:“《宋史全文》征引的《龟鉴》,至少有一部分不是何俌《中兴龟鉴》。”[7],却也没有完全将两书视作完全独立的史著。这背后的逻辑是:何俌所著绍兴《中兴龟鉴》应当包括对宋高宗朝史事的评述,而《龟鉴》可能参考了此类评述。


不过,汪圣铎又依据《吴兴备志》相关记载,提出绍兴《中兴龟鉴》是对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等历史上“中兴”之君的评议,“议论本朝史事的内容不应太多”。他进而怀疑“《宋史全文》征引的《龟鉴》,或许根本就不是何俌《中兴龟鉴》,而是理宗时期人撰写的另一部《龟鉴》”[8]。此一推测的核心逻辑是认为绍兴《中兴龟鉴》不包含对高宗朝史事的评论,《龟鉴》没有借鉴绍兴《中兴龟鉴》的可能,故《龟鉴》和绍兴《中兴龟鉴》是两部完全独立的著作。


汪氏此见颇为合理,但因材料支撑不足而只能作为一种推测。邓小南师质疑《吴兴备志》对绍兴《中兴龟鉴》内容的概括不实,因在何氏进书之前,广南市舶司林保进曾进《中兴龟鉴》,“评论夏少康迄唐肃宗得失”[9]。邓师遂推测《吴兴备志》对何书性质的记载“恐与林保所进《中兴龟鉴》有所混淆”[10]。这一质疑直接推翻了汪圣铎上述推测的基础,应当予以重视。


由此看来,既有研究争论的焦点,在于何俌所著绍兴《中兴龟鉴》的内容到底是评议前代“中兴”之君,还是评议宋高宗朝史事。这一分歧背后的问题是:绍兴十三年何俌眼中的“中兴”到底是什么?何俌在撰写《中兴龟鉴》时是否认为宋高宗业已实现了“中兴”?他撰写此书的旨趣是否为歌颂高宗的“中兴”功业?


作为高宗朝的重要政治话语,“中兴”的含义在高宗朝绍兴十二年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虞云国的研究,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之后,高宗与秦桧大力鼓吹“中兴”,“才令朝野普遍接受‘中兴之世’因绍兴和议而业已实现”[11]。而在和议达成之前,南宋朝野普遍认为实现“中兴”的标准应包括恢复祖宗旧疆、迎回二圣等,高宗尚未完成“中兴”的功业。如高宗在绍兴二年对宰执称:“自昔中兴,岂有端坐不动于四方者?将来朕抚师江上……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12]绍兴五年,高宗御书《车攻》诗赐予宰辅,并称:“朕观《鸿雁》《车攻》,乃宣王中兴之诗,今境土未复,二圣未还,当与卿等夙夜勉励,以修政事、攘夷狄。”[13]可见当时高宗与宰辅心中的“中兴”,应包括恢复旧疆、迎还二圣等内容。而高宗推尊周宣王为“中兴”之主,显是强调当下尚未实现“中兴”。


关于“中兴”内涵转变的时间节点,虞云国提出绍兴十二年高宗在殿试命题中尚不敢承认“中兴”已经实现,直至绍兴十四年才有秦桧引荐的臣僚鼓吹“中兴”已成[14]。林保、何俌上书均在绍兴十四年以前。彼时朝中主流观点,应是认为当下“中兴”功业未成,高宗应以前代“中兴之主”为鉴。


那么,何俌撰写《中兴龟鉴》的旨趣,是否为迎合“中兴”话语的转变、歌颂高宗“中兴”之功?由何俌上书之后的晋升履历判断,这种可能性不大。绍兴十三年上书之前,何俌官居左迪功郎,虽因上书而迁一官,却在秦桧擅权时期默默无闻,直至绍兴二十五年高宗力主斥逐秦桧党羽后才得到重用[15]。何氏未因进书而得到秦桧的大力酬赏,却在高宗斥逐秦党时晋身拔擢,不应是迎合秦桧、鼓吹“中兴”已成的官员。


既有研究注意到何俌《中兴龟鉴》与《龟鉴》的混淆是出于后人附会,却未能确定何俌《中兴龟鉴》是否包含对高宗朝史事的评议,是否与《龟鉴》存在文献传承关系。本文根据高宗朝“中兴”话语的变化与何俌的晋升履历,认定何俌《中兴龟鉴》应与林保所上《中兴龟鉴》旨趣相似:总结前代“中兴”之君行事得失,为高宗实现“中兴”事业提供历史借鉴。何俌《中兴龟鉴》不应包含对高宗朝时政的评议。其与《龟鉴》系属两种内容差别很大的史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文献传承关系。


《龟鉴》的成书时间与“作者”

既有关于《龟鉴》的研究,大多只是对个别宋元时期编纂的编年体史书(《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续编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中《龟鉴》佚文的考察,未能从全面汇集、比较《龟鉴》佚文,故难以形成对《龟鉴》文献学特征的全面认识。本文将诸书所引《龟鉴》佚文辑出,并依时间先后排列如附录表1、表2。


关于《龟鉴》评议宋代史事的时间范围,前人研究大多基于《要录》及《中兴两朝圣政》大量引用《龟鉴》的现象,认为《龟鉴》只评议南宋史事。唯有考察《宋史全文》引注《龟鉴》的汪圣铎,发现《龟鉴》也包含评议北宋史事的内容。通过全面的辑佚,本文发现《龟鉴》评议宋代史事的上限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限为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


具体来说,《龟鉴》评议史事的上限为宋太祖陈桥兵变,其下限则可由《宋史全文》所引最晚一则推知:


后家遵绳,示无党势。求郎不许,内无幸恩,此抑外戚之成宪也。而理宗劝亲一意,亦素依乎道理之所宜者。考祖宗待近戚之定法,而干请不行,未尝开觊幸之门,以滋滥分之弊。革近年近戚干堂·部注之弊,而夤缘不行,未尝希批降之旨,以重添换之冗。少保之命,若私懿亲也,然威仪有则,宠利弗居,虽畀以高牙大纛而不惭;都尉之除,亦疑其为私戚属也,然棨戟三世,琳琅一门,虽宠以环尹、副騑而奚私。是意也,其得东汉抑外戚良法欤。[16]


此条系于宝祐二年(1254)九月,而文中史事却晚于宝祐二年。文中“少保之命”,应指宝祐五年闰四月皇后兄谢奕昌为“少保,保宁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17]。“都尉之除”“宠以环尹、副騑”应指景定二年四月,尚主之杨镇除“左领卫将军、驸马都尉”[18]。由此看来,《龟鉴》评议史事的时间下限为宋理宗景定二年。


《龟鉴》记有理宗庙号,如称:“理宗之科举取士,未尝不以理义淑人才。”[19]而朝廷颁布理宗庙号在度宗咸淳二年(1266)十二月[20]。当然,不能仅据“理宗”庙号的出现就将《龟鉴》成书时间的上限定在度宗朝:也可能是度宗朝时人传抄、再版此书时修改了对于理宗的称呼。据此判断,《龟鉴》评议史事的时间下限在理宗朝后期,而最终成书时间应不早于度宗朝咸淳二年。


至于此书成书时间的下限,《宋史全文》所引理宗朝《龟鉴》,全持赞颂理宗的态度,乃至称颂理宗得“驭将之道”[21]。可见此书成书既应距理宗朝不远,故对近事不敢直言无隐;又应成书于南宋亡国之前,乃不必追究理宗“驭将之道”与南宋亡国关系[22]。由此看来,《龟鉴》成书的时间范围约为理宗朝后期至度宗朝初,不晚于德祐二年(1276)南宋亡国。


《龟鉴》一书可能成于众手,其中理宗朝部分的作者或为曾居临安的太学生、举子。《宋史全文》引理宗朝《龟鉴》屡屡引用科举相关诏敕、御笔原文,可见编者十分关注历年颁布的科举诏敕、御笔,并有机会观览原文。《龟鉴》引用的“丙戌礼闱之御笔”即宝庆二年(1226)《省试赐知贡举御札》,此劄立石刊刻于临安礼部贡院[23]。其中“丁亥亲御路朝……天颁一札”即《宝庆三年谕内外学官诏》,此诏刊刻于太学首善阁[24]。能够观摩到这些刻石,说明《龟鉴》理宗朝部分的编者,很可能是曾经身居临安的太学生或应试省闱的举子。实际上,一些著名南宋书坊著作的作者,如创作《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陈均、创作《皇朝大事记讲义》的吕中等,均为久居场屋之人[25]。


值得一提的是,《龟鉴》浓厚的理学色彩,或与理宗朝后期福建地方学术风气相契[26]。此书称赞理宗崇祀北宋理学五子,并评论称在隆兴议和时期,“端人正士如黄通老(中)、刘恭父(珙)、张南轩(栻)、朱文公(熹),最号持大义者”[27]。这四位“端人正士”均为道学士大夫[28]。且《龟鉴》于黄、刘、张三人称字号,仅以谥号称呼朱熹,可见此书于道学士大夫内部宗主朱熹的立场。


《龟鉴》对朱熹的尊崇,体现在赞同朱熹的史论、引用朱熹的史著。赞同朱熹史论,如《龟鉴》对于李纲建炎初入相评价甚高,并引用朱熹“李纲入来方成朝廷”一语[29]。又如《龟鉴》将张浚指挥富平战役的失败称为“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夫胜负兵家之常”,又称张氏杀赵哲是“孔明之诛马谡也”,称保全蜀地“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30]。这种对于张浚的看法,正与孝宗朝朱熹所撰《张浚行状》丝丝入扣[31]。至于史著,《龟鉴》的作者对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相当熟悉。如其引用寇准对太宗称“惟寿王得人心”一事,仅见于《五朝名臣言行录》所引《遗事》[32]。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在研究陈均《皇朝编年纲目》时,提出朱熹及其弟子引领的福建道学学派提倡强调道德训诫的“教学型史学”,令“纲目体”史著流行于景定元年前后的福建地方书院[33]。实际上,《龟鉴》的孝宗朝部分,即参考了陈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如《龟鉴》讨论《淳熙法册》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颁《淳熙新书》”条下内容拟成[34]。由此看来,《龟鉴》尊崇朱熹理学的倾向,正是理宗朝后期福建地方道学学派推动“教学型史学”(纲目体)流行的体现。


由引书来源看《龟鉴》的文献流传过程

记述南宋史事的《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和《要录》等书注文均引用《龟鉴》。关于几种史籍的关系,孔学提出《要录》注文中的《龟鉴》,有作“宋史全文《龟鉴》”,也有作“中兴圣政《龟鉴》”,其内容除一条转引自《宋史全文》之外,其余都可在《中兴两朝圣政》中找到[35]。可见《要录》注文中的《龟鉴》是从《宋史全文》和《中兴两朝圣政》中转引而来。孔氏还提出《宋史全文》的高、孝两朝部分是在《中兴两朝圣政》的基础上删削而成[36],似乎说明《宋史全文》所引《龟鉴》也是源自《中兴两朝圣政》。据此可以串联出一个《龟鉴》先进入《中兴两朝圣政》注文,《宋史全文》注下《龟鉴》全部转引自《中兴两朝圣政》,两书中《龟鉴》再为《永乐大典》本《要录》转引的流传谱系(见图1)。


 图 1 关于《龟鉴》流传过程的既有认识


由于未能辨明绍兴《中兴龟鉴》与《龟鉴》的关系,既有研究长期存有《龟鉴》着重议论南宋高、孝两朝史事的定见,因而主要依据《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要录》三书注下评议高、孝两朝史事的《龟鉴》文本来判定《龟鉴》的整体流传过程。实际上,《宋史全文》北宋部分、南宋理宗朝部分引用的《龟鉴》,显非由《中兴两朝圣政》转录而来。


除了《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和《要录》之外,《龟鉴》还为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本《长编》、明人夏良胜所编《中庸衍义》及清人徐乾学所编《资治通鉴后编》所引用。将上述史籍全面纳入考察,关注诸书所引评议高、孝两朝之外两宋史事(特别是北宋史事)的《龟鉴》佚文,有助于增进对于《龟鉴》流传过程的了解。


作为一种“诸儒讲义”,将《龟鉴》掺入史籍注下的书坊,不仅只有编纂《中兴两朝圣政》的一家。元代书坊刊刻的《续资治通鉴》注下,有“龟鉴曰”一则如下(见图2):


《龟鉴》曰:韩忠献公韩王功业抑闻之。《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则庶事康哉。”盖有是君则有是臣,而治具毕张,大抵皆圣主贤臣相逢之幸也。有臣如普,以掌书记入见,是建隆之元年也。其与光武之得邓高密者同一遭济也。是故问息兵之计,而普则曰:“方镇太重。”论及民事,而普则曰“爱民如此,有尧舜之用心。”欲收太原而普则曰:“太原北抵契丹,不如姑留之,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哉?”符彦卿名位以盛,不可复委兵柄,不惮屡谏,虽已出之,岂复怀入而不行。又以屏后尝置一大甕,凡有报怨之文,尽皆焚之。上欲命曹翰取燕,而普曰:“翰可取,孰可守?翰可守,孰可代?”可谓知远谋矣。立功迁赏,上嫌之者则不与,普则曰:“刑赏者,天(子)〔下〕之刑赏也,岂得据以喜怒而专之哉。”奏事忤旨,上怒而不纳,普则颜色自若,拾奏补缀,明日复进,必得请而后止。叱之而不答,但云:“依理行事”;鞭之而不管,云:“国家以社稷为重,莫若爱民为先,以食为本。”上叹曰:“赵普真吾社稷之臣乎。”史臣曰:“赵忠献公独相二十年,始终如一,不曾妄杀,沉毅果断,每事宽大,赞助居多,真开国元勋也。”[37]

 图 2 建安陈氏馀庆堂刻本《续资治通鉴》之“《龟鉴》曰” 


此段文字见于国家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陈氏馀庆堂刻本,又见于国家图书馆、静嘉堂所藏朱氏与耕堂刻本、云衢张氏刻本。其中馀庆堂本为半叶十三行二十二字,条目间以“〇”隔断[38]。而云衢张氏刻本为半叶十五行二十四字,条目间以“◑”隔断,且卷首书题下“前集”二字,或为本书之另一版本[39]。与耕堂本之前十四卷与馀庆堂本同,十五卷至十八卷与云衢张氏本同,应为拼合上述两个版本而成的晚出刻本[40]。各本此段文字皆同。根据前人研究,该书北宋部分托名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陈氏馀庆堂本及云衢张氏本应为本书之较早版本,刊刻时间或早于皇庆元年(1312)[41]。


由于此段“《龟鉴》曰”不见于《宋史全文》及其他典籍,或可说明元代书坊可以在《宋史全文》之外接触到《龟鉴》的文字。不过,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确定此段“龟鉴曰”与《宋史全文》所引《龟鉴》确为一书。


此则评议赵普与太祖关系的文字,在叙述结构上与《宋史全文》注引评议陈桥兵变的《龟鉴》大体一致[42]。首先,两则文字都是以“三代”标准评定本朝人、事。如称陈桥兵变是“真人勃起,开创大业,是又跨唐、虞,越汉、唐,而与帝王匹体也”。如本条引用《尚书·皋陶谟》评议赵普与太祖的君臣际遇。继而,两则文字分别叙述了陈桥兵变及赵普辅佐宋太祖的史实。最后,两则文字都引用本朝名儒及史臣的评议进行总结。如“陈桥兵变”条称《新五代史》的历史叙述彰显了宋朝受命“仁之至也”。又如本条结尾处引用“史臣曰”。


从文献来源看,《续资治通鉴》此条“《龟鉴》曰”也与其他史籍中引用的《龟鉴》相似。如《宋史全文》所引《龟鉴》提到显德七年(960)正月“京师已有推戴之语,而内庭未之知”,应当出自《长编》[43];此则中赵普称颂太祖爱民“有尧舜之用心”,应也引自《长编》[44]。此条末尾之“史臣曰”即宋史朝官修“国史”的评论,而《宋史全文》所引《龟鉴》也经常征引“国史”[45]。又此条中从太祖问“息兵之计”到称赞“赵普真吾社稷之臣乎”部分,史源或为《涑水记闻》,或为《邵氏闻见录》,而这些内容均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用,且构成书中前后相继的连续段落[46]。“龟鉴曰”的这一部分应当是引用《五朝名臣言行录》,而前文已经提到《龟鉴》在叙述史实时常常引据《五朝名臣言行录》。


因此,由文字结构和文献来源两方面看,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中“龟鉴曰”与《宋史全文》所引《龟鉴》十分相似,表明宋元书坊得以在《宋史全文》之外接触到评议北宋史事的《龟鉴》。


《宋史全文》注文中《龟鉴》的分布状况,也从侧面反映出《龟鉴》一书在宋元书坊中的流行。作为一部截抄各类编年体史书拼成的史著,《宋史全文》在光宗、宁宗两朝没有引用一则《龟鉴》,却在理宗朝部分引用了相当数量的《龟鉴》。考虑到《龟鉴》是一部成书于南宋末年,服务于场屋举子的“讲义”,其对光宗、宁宗两朝史事不置一辞显然不合情理。因此,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宋史全文》所截抄光、宁两朝的编年史没有掺入《龟鉴》,而其所截理宗朝编年史却掺入了《龟鉴》。至于《宋史全文》北宋前五朝注文中的《龟鉴》,也可能是《宋史全文》所截抄记述北宋前五朝史事的编年体史著注下本有《龟鉴》。《龟鉴》在宋元书坊的广泛流传,可见一斑。


自明代中期以降,书坊较少编纂刊刻《宋史全文》一类宋代编年体史书,《龟鉴》等“诸儒讲义”亦不在书坊中广泛流传。此时单行本《龟鉴》虽未必完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明代中期以降士大夫编纂的注引《龟鉴》的著作(《中庸衍义》及《资治通鉴后编》),所引《龟鉴》均不再有超出《宋史全文》注下的内容。


夏良胜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所编《中庸衍义》引注《龟鉴》两则,均为《宋史全文》北宋部分引注的《龟鉴》,且其所含内容不超出《宋史全文》所引《龟鉴》[47]。此处以评论韩琦(魏公)调和英宗两宫的《龟鉴》为例,说明《宋史全文》与《中庸衍义》注下《龟鉴》的关系:


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自魏公一倡,而欧阳脩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幸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非魏公之功而谁功?盖亦伟矣。然魏公虽有其功,而不自有其功。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预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襟量盖可想见。《久旱喜雨诗》曰:“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48](《宋史全文》)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自魏公一倡,而欧阳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承顺之语勉太子,卒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魏公之功,盖亦伟矣。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与焉?”劳而不伐,公之襟量益可想见。《久旱喜雨诗》云:“须㬰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49](《中庸衍义》)


就文字来看,《宋史全文》与《中庸衍义》大体相同,而前者更为完整。唯《宋史全文》引《龟鉴》开头称“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而《中庸衍义》作“父子之间”。从《宋史全文》引《龟鉴》的位置看,“魏公一倡”,指韩琦于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逝、英宗即位之时调和两宫嫌隙,劝曹太后“内中保护”英宗[50]。即《龟鉴》所提到的“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至于后文提到韩琦劝仁宗立英宗为储一事,只是为了说明韩氏不矜伐,而不是强调韩琦曾于仁宗、英宗“父子”之间论及难言之事。由此看来,《宋史全文》引证《龟鉴》内容更为准确,而《中庸衍义》则有望文生义而擅改之嫌。


在引用书目不明的情况下,难以确证《中庸衍义》就是由《宋史全文》转引《龟鉴》。而如果将检讨范围扩大到《宋史全文》北宋部分经常引用的其他“诸儒讲义”,则可进一步探析《中庸衍义》的引书特点。据统计,《中庸衍义》引用“吕中曰”共六条:其中评论北宋史事的四条均见于《宋史全文》;另外评论南宋末年史事的两条,见于元刊《宋史全文》书末所附《增入名儒讲义续资治通鉴宋季事实》的注文。且《中庸衍义》所引“吕中曰”没有超出《宋史全文》注文的内容(见表1)。由此看来,《中庸衍义》所引“吕中曰”均为转引《宋史全文》一书注文,而没有参照单行本吕中《大事记讲义》或《中兴大事记讲义》。《中庸衍义》中与“吕中曰”同为宋元“诸儒讲义”的《龟鉴》,也应当由《宋史全文》中转引。


表 1 《中庸衍义》引吕中《大事记讲义》来源表 


此外,清徐乾学所编《资治通鉴后编》共引用两处“《龟鉴》曰”:一处为评议真宗制造天书事,一处为评议寇准与丁谓交恶。两处“《龟鉴》曰”内容与《宋史全文》相同。且第二处《资治通鉴后编》于“《龟鉴》曰”之前还有“吕中曰”一段,此段“吕中曰”的位置和内容均与《宋史全文》相应位置之“《大事记》曰”相同。足见《资治通鉴后编》所引两处“《龟鉴》曰”也应由《宋史全文》转引。


由此看来,《龟鉴》流传过程可以明初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作为一种“诸儒讲义”流行于宋季至元代的书坊中。宋元时期编著的《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和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所引《龟鉴》,均有超出他书的部分。表明彼时《龟鉴》很可能以单行本的形式流行于书坊,书坊中人可以直接接触到《龟鉴》文本。而自明中期以后成书的《中庸衍义》及《资治通鉴后编》,所引《龟鉴》数量既少,又无溢出《宋史全文》注文下的内容。可见《龟鉴》一书在后一阶段(明中期以降)很可能不再广泛流传于书坊之中,彼时士大夫也不易接触到单行本《龟鉴》(参见图3)。


 图 3 《龟鉴》流传过程示意图



关于《长编》注下的《龟鉴》等“诸儒讲义”


笔者在探索《龟鉴》文献源流时,发现《永乐大典》所录《长编》(以下简称“大典本《长编》”)注下有不见于宋刻五朝本《长编》的三则“《龟鉴》曰”。而文渊阁、文津阁四库本及通行本《长编》在相应位置却仅有两则“龟鉴曰”[51]。大典本《长编》注下的《龟鉴》与《宋史全文》注下《龟鉴》是何关系?这些《龟鉴》是在何时、由何人、以何种方式掺入大典本《长编》注下?通行本《长编》[52]由《永乐大典》辑出,其注引《龟鉴》却少于大典本《长编》。这是缘于抄录辑校不审,还是四库馆臣有意删去?上述诸问题既关系到《龟鉴》文献流传的关键细节,又与《永乐大典》引书及四库馆臣辑书关系甚巨,有必要详加申说。


首先,大典本《长编》注下《龟鉴》应当就是《宋史全文》所引《龟鉴》。虽然通行本《长编》注下径作“《龟鉴》曰”,而相应条目在《永乐大典》中均作“宋史全文《龟鉴》曰”。又大典本《长编》中的三则“龟鉴曰”本文均见于《宋史全文》。且在第一则评论陈桥兵变的《龟鉴》注文之前,《宋史全文》与《长编》均有“眉山苏轼曰”一段[53]。由此看来,太祖朝《长编》所引《龟鉴》确系《宋史全文》转引。


值得注意的是,苗润博发现四库底本《长编》注下的《龟鉴》文本,凡与通行本《长编》不同之处,均与《宋史全文》相同[54]。如第一则《龟鉴》在通行本《长编》中作“与帝王匹体也”,其中的“匹体”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匹休”;通行本《长编》作“是日也,京师已有推戴之语,而内庭未之知”,其中的“是日也”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是月也”[55]。第二则《龟鉴》在通行本《长编》作“十七岁倦勤之后”,其中的“十七岁”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十七载”;通行本《长编》作:“汉、唐不能仿彿其万一”,其中的“仿彿”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彷彿”[56]。鉴于四库底本《长编》较之通行本《长编》,在文字上应当更接近《永乐大典》原文[57]。其与《宋史全文》的相似性,印证了大典本《长编》注下《龟鉴》确系转引自《宋史全文》。


其次,《宋史全文》注文中的《龟鉴》如何进入《长编》注下?仅仅依靠分析《长编》中三则《龟鉴》,尚难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龟鉴》,大典本《长编》注下还有“吕中曰”“富弼曰”等流行于宋元书坊之中、评议两宋史事的“诸儒讲义”。这些“诸儒讲义“条目数量远多于《龟鉴》,且同样呈现出宋刻五朝本《长编》完全不存、大典本《长编》较多、通行本《长编》相对较少的分布特征。因此,分析诸本《长编》注文中其他“诸儒讲义”的分布变化,有助于探寻《龟鉴》进入大典本《长编》的原因。


裴汝诚等人在研究《长编》注文时,已发现今残存大典本《长编》注下有大量“宋史全文吕中曰”。他们认为这些条目系由明人在编修《永乐大典》时将《宋史全文》注下的吕中曰”抄录到《长编》注下,并认为“附益者在使用《宋史全文》时,是有选择性的”[58]。不过,上述论断没有建立在广泛搜讨、比较《宋史全文》、大典本《长编》和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的基础上,也没有根据《永乐大典》的编辑体例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表2 《宋史全文》、《长编》引用“诸儒讲义”的书名及分布


根据表2的梳理,在留存至今的大典本《长编》所揭时段范围内,《宋史全文》注下所有“诸儒讲义”,无一不见于大典本《长编》注下。后者引用”诸儒讲义”的书名及内容均与《宋史全文》一致,且每条均冠以“宋史全文”。当《宋史全文》一则下引用两则“诸儒讲义”时,大典本《长编》相应部分顺序与《宋史全文》相同,且第二则前不再冠有“宋史全文”四字。据此判断,大典本《长编》诸下的“诸儒讲义”的出现,应当是有人将《宋史全文》等书[59]注下“诸儒讲义”逐一抄录至《长编》注下。这种抄录是系统性的,而非选择性的。


进一步分析,这一抄录过程既可能发生于《永乐大典》编纂之前,也就是《永乐大典》所据《长编》是一部掺入“诸儒讲义”的《长编》;也可能发生在《永乐大典》编纂之时,即“诸儒讲义”由《永乐大典》编修人员抄入《长编》注下。那么,上述哪一种推测更为合理?


倘若“诸儒讲义”是由《永乐大典》编修人员抄入,那么该书所收其他宋代编年史也应呈现以相似体例(如开头标示“宋史全文某某曰”)引述“诸儒讲义”的现象。如《永乐大典》所收《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注下,也有一些题为“宋史全文《讲义》曰”的注文[60]。又如今通行本《要录》辑自《永乐大典》。虽经四库馆臣改纂,《要录》注下仍有“中兴圣政《大事记》曰”“宋史全文史臣曰”[61]。再如《永乐大典》中《宋史全文》注引《大事记讲义》,则径作“讲义曰”[62]。而元刊《宋史全文》在相应位置就有“讲义曰”[63]。由此看来,《大典》所收宋代编年史如原本就含有“诸儒讲义”(如《宋史全文》),则径作“某某曰”;如原先不含“诸儒讲义”,则作“宋史全文/中兴圣政+某某曰”。后一种体例广泛出现在《长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和《要录》等流传谱系不一的多种宋代编年史。


根据这一现象,可对前文提出的两种假说进行修正:或是有人于《永乐大典》编修之前,集中而系统地将《宋史全文》等书注下“诸儒讲义”抄入元、明内府所藏宋代编年史,后者为《永乐大典》所收录;或是《永乐大典》编修人员将“诸儒讲义”抄入《长编》等宋代编年史注下。


四库馆臣评议《要录》称:“至于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龟鉴》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64] 四库馆臣的推断虽不能作为“诸儒讲义”系由《永乐大典》编纂者抄入的充分证据,但这一推断至少符合《永乐大典凡例》:


正史、编年、纲目诸史……其各朝帝纪之类,则依次编入国号之下。……先儒详论,亦各依次附载。(原注:如其《致堂读史管见》,论一代事,则附一代之下。论一帝或一人事,则附一帝、一人下之类。)。[65]


由此看来,《永乐大典》收录“先儒详论”的体例,是将评议系于所评人、事条目之下[66]。如《大典》卷七一〇五,在引用《旧唐书·宣宗纪》完结后,录有《唐语林》《中朝故事》等书关于唐宣宗的史论[67],这是将评述“一帝或一人”的“先儒详论”“附一帝一人之下”的实例。又如《永乐大典》所收《资治通鉴》注下多有“胡寅管见”,即为该书编纂者将评议史事的《致堂读史管见》散入《通鉴》记述相应史事的条目之下[68]。散入大典本《长编》等书注下的《龟鉴》、“吕中曰”等“诸儒讲义”,正与散入《通鉴》注下的胡寅《读史管见》性质相似。


再看《永乐大典》中“先儒详论”的书名结构:“胡寅管见”是一种将作者和书名简称拼接的结构。前文提到《永乐大典》引用“诸儒讲义”作“《宋史全文》/《中兴圣政》+某某曰”,同样是一种拼接结构:或许是因为《宋史全文》和《中兴圣政》作者不明,且书内“诸儒讲义”作者不一,故《永乐大典》编纂者抄录时采用了与“胡寅管见”倒反顺序的“析出书名+‘讲义’名称”。


另外,《永乐大典》单独引书时,书名一般作朱字,但是,无论是大典本《资治通鉴》注下“胡寅管见”四字、还是大典本《长编》注下的“诸儒讲义”书名(如“宋史全文讲义曰”)均为墨字(见图4)。这似乎说明《永乐大典》附载“先儒详论”时,著录书名均作墨字而不作朱字。


 图 4 《永乐大典》之《资治通鉴》、《长编》中墨书“胡寅管见”“宋史全文讲义曰”[69] 


应当承认,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乏,本文尚无法判定《龟鉴》等“诸儒讲义”进入大典本《长编》是发生在《大典》编修之前,还是《大典》编修之时。但目前的证据可以说明,将《宋史全文》等书注下“诸儒讲义”掺入《长编》等宋代编年史的行为是系统性的,而不是“选择性”的。四库馆臣提出“诸儒讲义”由《永乐大典》编纂者掺入的论断,与《永乐大典》抄录史事类“先儒详论”体例相契。就此看来,认为《长编》中《龟鉴》等“诸儒讲义”为明人编修《永乐大典》时掺入或较合理。


最后,通行本《长编》注下《龟鉴》少于大典本《长编》的原因,是四库馆臣辑录《长编》时系统性删削“诸儒讲义”[70]。四库底本《长编》遗留的两则《龟鉴》在天头部分均注有一“龟”字(见图5),这表明四库馆臣在辑录时已标示出《龟鉴》条目。表2所示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远少于大典本《长编》。这表明四库馆臣辑录《长编》时对《龟鉴》等“诸儒讲义”的删削是有意的、系统性的,通行本《长编》中出现的“诸儒讲义”才是遗漏未删的部分。


同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宋代编年史,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的数量远不如《要录》丰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不是《大典》所收《长编》和《要录》的差别,而是四库馆臣辑录《长编》系统性删去“诸儒讲义”,而辑录《要录》时没有系统性删削所致。


 图 5 《长编》(四库底本)龟鉴条目天头之“龟”字 


四库馆臣删削《长编》注下《龟鉴》“诸儒讲义”,不仅破坏了大典本《长编》的原貌,还存在误删李焘原注的现象。如对比大典本《长编》与通行本《长编》开宝九年二月条,前者在“宋史全文吕中曰”之前尚有李焘原注“此据《会要》附见”,而后者却将此六字原注和“诸儒讲义”一并删去[71]。


结论

《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等书所引《龟鉴》,与何俌绍兴中所上《中兴龟鉴》自为两书。这是因为“中兴”的政治含义在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后才逐渐转变,何俌编写《中兴龟鉴》时不应认为“中兴”业已实现。因此,其所著《中兴龟鉴》应是评议前代中兴事迹得失的史书,不应包含对高宗朝史事的评论。


既有研究大多仅注意到《要录》《中兴两朝圣政》等南宋编年史引用的《龟鉴》,较少关注《龟鉴》关于北宋史事的评议。在全面搜集佚文的基础上,本文发现《龟鉴》评议史事的范围是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南宋理宗景定二年。此书最终成书的时间上限为度宗咸淳二年,下限当不晚于德祐二年南宋亡国。本书理宗朝部分的作者可能是太学生或进京应试的举子。在内容上,《龟鉴》对朱熹论说著述的重视,体现了理宗朝后期以来福建地区书坊尊崇朱熹的理学化倾向。


在全面搜集佚文的基础上分辨佚文的来源,有助于增进对《龟鉴》流传过程的认识。本文发现《龟鉴》的流传可以明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和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注下均有溢出他书的《龟鉴》文本,说明《龟鉴》可能以单行本形式流传于宋元书坊之中。而明代中期以降士大夫编著的《中庸衍义》《资治通鉴后编》等书中的《龟鉴》均由《宋史全文》转引,可见此时《龟鉴》已不再广泛流行于书坊中,士大夫也较少利用单行本《龟鉴》。


《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注下的《龟鉴》为大典本《长编》所转引,而通行本《长编》注下的《龟鉴》却少于大典本《长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永乐大典》的编纂者根据“先儒详论,亦各依次附载”的编纂体例,将《宋史全文》等书注下的“诸儒讲义”系统性抄录至所收《长编》相应史事条目之下。实际上,大典本《长编》注引大量“诸儒讲义”的现象,可能与通行本《要录》相仿。而四库馆臣自《大典》中辑录《长编》时系统性删削“诸儒讲义”,又造成了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少于大典本《长编》。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全面梳理《龟鉴》佚文的基础之上。上述讨论表明,辑佚不仅是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文献整理方法,也是探索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为了实现此种方法的转换,应当重新思考散佚文献和收录佚文文献的“关系”。倘若放弃将前者纯粹视为辑轶的“目标”、将后者视为“原材料”的看法,转而观察前者嵌入后者的方式,考察二者在特定时空交汇的原因,则可探索散佚文献被收录时的“鲜活”样态,深化对其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理解。


关于《龟鉴》成书过程与流传过程,还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特别是此书与吕中《大事记讲义》《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关系。作为体裁、性质和流行时间接近的两部著作,《龟鉴》的一些文句与吕中书相同或相似。此处仅举一例:


《龟鉴》曰:治天下不出此数十条。回天下之势者,在人主一动念一转手间耳。观此一诏,则髙宗恻然之心,实然之政,真足以转移天心,而感动人心。中兴之业。已卜于此矣![72]


《中兴大事记》:回天下之势者,在人主一动念一转手之间耳。观此一诏,则高宗恻然之心,实然之政,真足以转移天心而感动人心矣。而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权,尤足以惩崇、观之积弊,而去靖康之乱根也。[73]


不难看出,《龟鉴》与《中兴大事记讲义》针对同一事件的评价有相当的重合,甚至王瑞来怀疑后一条中“《中兴大事记》”本为《龟鉴》[74]。不过,结尾处的明显差异又标示出两书的不同。在《龟鉴》与吕中书进行比较时,常常出现这种文字部分重合,同时存在相当差异的现象。这些重合的文字,是某书抄录某书,还是存在共同来源?而文字的明显差异,是由于传抄的讹误,还是截录同源文献的不同部分?抑或反映了书坊进行文字处理的习惯[75]?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较早引用此书的《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均作“《龟鉴》曰”,唯有《要录》偶尔引作“何俌《龟鉴》曰”。根据本文考察,《要录》所引此书系转引《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因此,本文在行文中称此书为《龟鉴》,而不作“何俌《龟鉴》”。

[2] 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9页。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4年,第38页。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宋史全文》附录,中华书局,2016年,第2986-2991页。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0页。孔学:《今本圣政与宋史全文高孝两朝内容的关系》,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前言,中华书局,2019年,第27页。

[3] 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2991页。

[4]参考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第361-375页。

[5]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0页。

[6]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第119页。

[7]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2988页。

[8]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2989页。

[9] 周必大撰,王瑞来点校:《平园续稿》卷二八《左中奉大夫敷文阁待制特进林公保神道碑》,《周必大集校证》卷六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03页。

[10] 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第119页。

[11] 虞云国:《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氏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1页。参考杨宇勋《宋高宗的政治缘饰:从中兴复国到制造尧舜》,《嘉大中文学报》第14期,2021年,第61-65页。

[12] 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壬申,中华书局,2013年,第1200页。

[13]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70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四,绍兴五年冬十月壬寅,第1796页。

[14] 虞云国:《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第251—255页。

[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五月丁卯,第281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未,第3282页。熊子臣、何镗纂修:《栝苍汇志》卷十二《人物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南京图书馆藏万历七年刻本,第660页。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西汉补遗》,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06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之一五,第4763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六〇,第3601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一六,第5916页。

[16]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五,宝祐二年九月癸亥,中华书局,2106年,第2838页。

[17] 《宋史全文》卷三五,宝祐五年闰四月乙未,第2858页。

[18] 《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二年四月丁巳,第2902页。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十九《鬼车鸟》,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页。

[19] 《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二月庚午朔,第2683页。

[20] 脱脱等:《宋史》卷四六《度宗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896页。

[21] 《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四年正月壬寅朔,第2757-2758页。

[22] 《宋季三朝政要》称“理宗朝,四川残害,三面被兵,淮甸扰攘,云南有警,左支右吾,犹能扶持四十二年之天下。”(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六《卫王本末》,中华书局,2010年,第506页)《宋史》则称理宗“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脱脱等:《宋史》卷四五《理宗纪》,第889页)。这些说法均将南宋亡国与理宗朝政事联系起来。

[23] 《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二年二月丙戌朔,第2628页。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十二,《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道光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3472页。

[24] 《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二年十一月丙子,第2635页。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十一,第3455页。

[25] 虞云国:《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88-92页。Jaeyoon Song, “History as Statecraft: Lü Zhong's (fl. 1250s) Critique of State Activism”,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Vol. 50(2021), pp.247-250.

[26] 关于道学思想在南宋后期渗入科举场屋用书的时代特征,参见Hilde De Weerdt, "Canon Formation and Examination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Guwen' and 'Daoxue' Canon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 Vol.29(1999), pp. 119-132.

[27] 《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第2743页。《宋史全文》卷二四上,隆兴二年十二月,第2006页。

[28] 刘珙属于道学士大夫,参见胡斌:《宋孝宗时代的“自治”与内政整顿(1155-1181)》,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58-165页。黄中作为道学士大夫,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一《端明殿学士黄公墓志铭》,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21-4223页。

[29]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一,建炎元年六月戊辰,第24页。

[3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八,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午朔,第266页。《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九,绍兴元年夏四月丁亥,第293页。

[31] 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九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第4372、4375页。关于朱熹撰作《张浚行状》的旨趣,及此文在南宋的影响,参考戴鹤白(Roger Darrodbers):《论朱熹的〈张浚行状〉》,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8-531页。管琴:《行状文本书写与历史真实的显隐——以朱熹〈张浚行状〉为例》,《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第61-71页。

[32] 《宋史全文》卷四,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第176页。朱熹撰,李伟国点校:《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第114-115页。

[33] 蔡涵墨著,张继海译:《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第295-333、411-419页;Charles 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145-148,166-167.

[34]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五七,淳熙六年九月丁卯,第1313页。陈均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七,淳熙七年夏五月,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82-583页。《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由陈均所撰,构成了《中兴两朝圣政》等南宋编年史的重要史源(温志拔:《〈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略〉考略》,《文献》2013年第2期,第120-130页)。

[35] 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第50页。

[36] 孔学:《今本圣政与宋史全文高孝两朝内容的关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前言,第27页。严格说来,《宋史全文》高、孝两朝两朝的史源略有差别。梁太济已论证《宋史全文》高宗朝部分实为《中兴两朝圣政》之别本(梁太济:《〈要录〉库本避忌讳改考实》,氏著《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11-415页)。杨光则发现《宋史全文》孝宗朝部分在《中兴两朝圣政》之外,还系统性吸收了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杨光:《宋末元初部分中兴两朝史著文本源流关系考——兼论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知识在宋元之际的传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93本第3分,2022年,第697-612页)。不过,由于陈均书未引《龟鉴》,《宋史全文》孝宗朝部分的《龟鉴》仍然应当源于《中兴两朝圣政》。

[37] 《续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陈氏余庆堂刻本(索书号:A00073),叶十。

[38] 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续跋》卷六《元余庆堂椠续资治通鉴跋》,《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339-340页。

[39] 《续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云衢张氏刻本(索书号:13386),叶八。

[40] 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续跋》卷六《元与畊堂椠续通鉴跋》,第339-340页。[日]河田罴撰,杜泽逊等点校:《静嘉堂秘籍志》卷四《与耕堂椠续编年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3-114页。《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静嘉堂藏朱氏与耕堂刻本,叶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朱氏与耕堂刻本(索书号:17724),叶十。静嘉堂藏与耕堂本目录有补写,且脱漏卷首之“宋朝世系之图”及“中兴世系之图”。

[41] 王瑞来:《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208-209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22-23页。

[42] 《宋史全文》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4-5页。

[4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壬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长编》叙述的依据是《涑水记闻》,后者作“独宫中不之知”。从文字上看,《龟鉴》显然参考了《长编》而非《涑水记闻》(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原文。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八月辛丑,第174页。此条史源为《会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二,第1712页),而《龟鉴》文字与《会要》有所不同。

[45] 《宋史全文》卷六,天禧三年六月丁酉,第284-285页。又《龟鉴·英宗定策》一条先述“皇祐四年”再称“先是太常博士张述入疏”。此条《长编》李焘原注作:“(张)述疏既以(皇祐)五年上。《传》云‘皇祐中’,误也。”可见此条《龟鉴》即据“国史”列传,而没有参考《长编》。参见《宋史全文》卷九下,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第57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第4299页。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三《张述传》,第10044页。

[46] 朱熹撰,李伟国点校:《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第18-20页。其中唯有“鞭之而不管”至“以食为本”一段不见出处,而后太祖赞赵普“社稷之臣”,应出自《五朝名臣言行录》引用《涑水记闻》中太祖怒斥雷德骧弹劾赵普一事。原文为太祖“命左右曳(雷德骧)于庭数匝”,或许是《龟鉴》著者误认为太祖惩罚赵普,编造出“鞭之而不管”的情节。而皇帝鞭笞士大夫的情节与宋代政治文化颇为不契。此句或有更为曲折的生成过程。

[47] 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0页;夏良胜:《中庸衍义》卷一五,第724页。

[48] 《宋史全文》卷九下,嘉祐八年六月癸巳,第583页。标点有调整。

[49] 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六,第450页。

[50]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1-34页。

[5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已,第5-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47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4册,第6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0册,第21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0册,第241页。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三〇八,中华书局,2000年,第5370页。

[52] 乾隆间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长编》,嘉庆爱日精庐活字本、光绪浙江书局本均以四库文澜阁为底本。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长编》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通校以文津阁本、活字本,参校以宋刻节本,是为学界通行《长编》版本。参见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李焘:《长编》,点校说明,第2—3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已,第5-6页。《宋史全文》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4-5页。

[54] 苗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文史》2015年第2期,第221-243页。

[55] 李焘撰,湖南图书馆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中华书局,2016年,第155-15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5-6页。《宋史全文》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4-5页。

[5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244-245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47页。《宋史全文》卷一,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18页。

[57] 实际上,文渊阁本《长编》所引《龟鉴》文字与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相同,而与通行本《长编》有异。而关于文渊阁本《长编》更为接近大典本《长编》的情况,早已为前人注意。参见梁太济:《〈永乐大典〉残存〈长编〉熙宁八年四月至五月记事校读札记》,《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86—187页。

[58] 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第84-96页。

[59] 《宋史全文》不是《长编》注文中“诸儒讲义”的唯一来源。《长编》建隆二年三月丙辰条引用“宋朝大事记讲义”及“林德颂曰”,其中“林德颂曰”一则内容与元代坊刻《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建隆二年条下之“林德颂曰”相同。可见后者一类著作也曾直接、间接为添修“诸儒讲义”的元明时人所参考。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三月丙申,第40页。《续资治通鉴》卷一,建隆二年十月,国家图书馆藏陈氏余庆堂刻本(索书号:A00073),叶九。

[60]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一,第5447页。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三,第5469页。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四,第5481页。汝企和注意到大典本《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残卷增入了不少其它书中对光、宁史事的评语”(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前言,第18页),却没有细究这些史评的来源。

[6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秋七月丁亥,第592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六月甲辰,第3442页。

[62]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五,第5486、5487、5491、5492页。

[63] 佚名:《宋史全文》卷一,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叶十。

[6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页。

[65] 《永乐大典目录·凡例》,解缙编:《永乐大典》第10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66] 既有关于《永乐大典凡例》的研究,未对《大典》编录“先儒详议”的体例展开研究。参见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98-100页。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26页。张良:《〈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兼论〈永乐大典〉之纂修体例》,虞万里主编:《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第203-214页。

[67] 解缙编:《永乐大典》卷七一〇五,第2875页。

[68] 解缙编:《永乐大典》卷六五六五,第2647、2648、2650、2651页;《永乐大典》卷一二二七二,第5290、5291、5294、5297页;《永乐大典》卷一二二七三,第5303、5304、5305、5307、5308页。

[69] 左侧书影为《永乐大典》卷一二二七二(载《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内有“胡寅管见”。右侧书影为,《永乐大典》卷一二四〇〇(载《长编》卷一三六),内有“宋史全文讲义曰”。两册均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70] 既有研究对于四库馆臣辑录《长编》时篡改文字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修正少数民族称呼等违碍文字,而较少注意到四库馆臣删削“诸儒讲义”的现象(陈智超:《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148-152页)。

[7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庚戌,第365页。由于删去了李焘原注,四库底本《长编》的天头批注错上加错,将李焘根据《会要》编写的《长编》正文改为注文(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庚戌,第950页),造成了通行本《长编》将此段正文改入注下的错误。《长编》整理者校勘记已发现通行本《长编》上述两个错误,却没有解释造成错误的原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第388页“校勘记〔二〕”)。

[72]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己亥,第11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73] 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吕中著,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0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74]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第22-23页“校勘记〔五〕〔六〕”。

[75]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提出书坊出版物为迎合时尚,以“序列化”的编辑方式令新论述拼接在既有内容之上(Hilde De Weerdt,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and Karine Chemla ed,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en Chine? What dit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pp. 84-86)。《中兴大事记讲义》与《龟鉴》异同或与此种书坊特色文本生产方式相关。

[76] 《中兴两朝圣政》缺高宗绍兴十六年至孝宗乾道二年,相应部分条目以“—”标示。




附录1:诸书引用《龟鉴》互见表(北宋部分)


本文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南宋两浙路守御与治理问题研究”(2022JDKTZD05)资助。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胡坤、张良、杨光等先生指点,谨致谢忱。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

胡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南宋政治史、制度史、法制史。



编辑/制图|汪珂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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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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