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成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文以成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0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会议汇集有关西周至南北朝政治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力求通过带有理论思考的实证研究，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探讨它的形成机制和革新动力。来自国内13所高校、研究机构的20位中青年学者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10月16日9时15分，会议正式开幕。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陈苏镇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表致辞。陈苏镇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发源于北大中古史中心，二十多年来已被公认为具备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的学术领域，鼓励年轻学者继续扩展和深入，取得更多成果。
第一场报告于9时30分开始，主持人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鸿。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韩巍，题目为《历史记忆的“虚”与“实”——读曾公求编钟铭文》。曾公求编钟铭文提及的“高祖”“伯适”“皇祖”“南公”等称谓都是指文献记载的周初重臣南宫适。钟铭“王客（格）我于康宫”涉及唐兰提出的“康宫说”，学者聚讼纷纭。韩巍认为，争论双方都过于相信铭文叙事的真实性，实际上钟铭是春秋时人将册命铭文的成熟形态挪用到西周早期的产物。除了“虚”的一面，钟铭也有“实”的一面，保留了西周初年史事的许多细节，反映出召氏和南宫氏家族的商文化背景。评议人聂溦萌指出，文献必须先经过定性、定位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考察文本的形成情景有助于准确解读文本所叙述的历史，韩巍的报告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第二位报告人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李霖，题目是《〈史记〉“书法”举隅——由〈殷本纪〉盘庚迁殷和九世乱说起》。李霖认为，如果能证明《史记》存在“义例”或“书法”，便能证明司马迁有意运用某些一以贯之的理论来剪裁驳杂的史源，从而为读者试图理解其撰作意旨的努力提供实证基础。报告主要讨论了“诸侯去就”书法和“是为”“代立”书法：“诸侯去就”既能体现王朝更迭之际的天命归属，又能体现王朝历史之内的兴衰轨迹。“是为”“代立”书法则用来叙述非嫡长子继承或不正常继位，也可用于开国天子或始封之君。用“诸侯求就”论证天命转移的原理基于《尚书》学说，“是为”“代立”书法则可能与《春秋》学有关。评议人华喆指出，李霖试图理解作者意图的取向会更加吸引希望与“伟大心灵”交流的古典式读者，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很精妙，并就具体行文提出了疑问和建议。李霖一一作出回应。
第二场于10时50分开始，主持人为李霖。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陈侃理，题目为《奉法与秦法——〈史〉〈汉〉校读背后的政治文化》。《史记·萧相国世家》“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点校本已将“奉法”改作“秦法”，但依据都是对勘的《汉书》。不仅《史记》原文作“奉”，从宋初类书征引来看，今本《汉书》作“秦”也很可能亦非原貌。改“奉”为“秦”既不符合汉初因袭秦法的史实，也不符合司马迁和班固对汉初历史的认识，可能是在仁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下重校《汉书》的结果。评议人王尔肯定报告对汉初统治风格的理解，并讨论了班固编辑改动《史记》此文的可能性。陈侃理回应称，“奉”“秦”字形相近却意义相反，班固如此改动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位报告人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顾江龙，题目是《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辨析》。《汉书·武帝纪》将“为博士置弟子员”系于元朔五年，倡议者则被确认为公孙弘。通过重新剖析公孙弘奏疏的结构，顾江龙指出公孙弘是针对既有“予博士弟子”方案的若干缺陷上书建言，补充完善若干细则。从兒宽仕途来看，博士弟子补文学掌故的制度在元光年间已实施，追加诏令至晚在元朔初也已行用，置博士弟子不会晚于元光三年。奏文所见“太常臧”不是孔臧，而是元光元年至四年间任太常的王臧。武帝前期并不实际行用年号，班固误读此奏，以为其中的“丞相”是公孙弘本人，故追书年号为元朔。评议人董涛认为文章证据充分、推理严谨，并建议谨慎把握对班固“犯错”原因的推论尺度。
在自由讨论环节，陈苏镇强调早期史书作为经学附庸的色彩浓重，柴芃、陈侃理就《史》《汉》具体异文展开讨论，胡鸿、陈侃理、李霖讨论了《史记》对萧何功绩的评价，气氛相当活跃。
第三场于13时正开始，主持人为顾江龙。第一位报告人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孙正军，题目为《官之为“官”与中国早期官职通称演变》。通过梳理先秦出土文献，孙正军指出战国以前“官”和“吏”尚未成为常见官职通称，战国后期二者才成为最常见的官职通称。秦代各种文献大多用“吏”，“吏”上升为官职通称主体与秦政相关。汉代以来“官”逐渐变得比“吏”更受欢迎，根源在于先秦的正、事之别：“正”指官长，“事”指承担具体事务者。“官”“吏”之别最初体现在官职身份，后来转向界定等级高低，然而“官”“吏”之间仍有联系，“官”的含义得以慢慢扩张到泛指全部官吏。简言之，秦百官皆吏，汉以后百吏皆官。评议人黄桢认为，这一研究视野广阔、体系庞大，学术意义巨大，但不同时间段选取材料的标准并不统一。孙正军回应称，受限于不同时代材料的数量与类型，不得不试着用有限的材料勾勒各时代的状况。
第二位报告人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焦天然，题目是《肩水金关“为吏”简所见西汉边郡官吏训育》。肩水金关同一探方出土有七枚残简，形制、字体近似。通过对比其他文献，焦天然指出这七枚残简的内容都是对“为吏”者的教育与规定，可命名为“为吏”简，其年代可定为西汉中期，或在宣帝时期。居延汉简“《吏》篇”木牍内容也和“为吏”相关。排比各种“为吏”文献，可知其从秦代一直传用至西汉中后期。“为吏”简的性质类似于杂抄的吏道格言，而非颁行全国的官员教材。“为吏”简与“《吏》篇”反映了西汉基层官吏教育从“能书、会计、知律令”到“任德教”的倾向转变。评议人韩巍认为“为吏”文本杂糅各家思想，与黄老的倾向类似，并就“为吏”文本在西汉中晚期重新出现提出了疑问。焦天然推测这一现象可能与西汉中期儒家抬头有关。
在自由讨论环节，孙正军指出早期文献往往存在“公共素材”，判断文献年代要谨慎。
第四场于14时20分开始，主持人为韩巍。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郭津嵩，题目为《太初改历始末考》。《汉书·律历志》将改历全程置于元封七年，郭津嵩指出系统测候天象等事必须耗费相当长时间，不可能只持续半年多。参照昭帝元凤年间的历法争论，太初改历全程应在三、四年以上。公孙卿述黄帝“迎日推策”故事，意在表明汉武帝肩负迎接宇宙时间新纪元的使命，完成使命即可不朽登仙。武帝全面接受了这一构想，改元太初的诏书称引“黄帝合而不死”就是指封禅。改历须待封禅成功确认天意，初封泰山的元封元年就是汉历初起之年。由此，郭津嵩更订了太初改历事件发展的次第。评议人陈鹏对“合而不死”等于封禅提出疑问，并建议细化对制历术语的解释。郭津嵩指出，当时方士认为此前只有黄帝封禅成功，封禅成功就是“合”。双方还讨论了“太元神策”“大元本瑞”的含义。
第二位报告人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副教授董涛，题目是《信仰失控与新朝的崩溃》。“更始”最初指历法上天文现象的周期性回归，汉代以来衍生出“重新开始”和“既往不咎”的含义。新莽代汉迎合了时人对“更始”的期待，但不合常轨的改制反而使人们生活更加痛苦。“更始”思想失去号召力，王莽政权的合法性逐渐解构。为了避免“人心思汉”，王莽有意割裂与汉朝在信仰方面的联系，如毁坏汉朝宗庙、兴建王莽九庙。但这些行为既伤害了儒家士大夫的感情，又让王政君、王莽之女等王莽的亲人也处于尴尬境地，最终滋生出以刘歆为核心的反对力量，统治集团发生内溃。评议人张辞修将“更始”信仰的作用概括为“双刃剑”，后世禅让王朝不具备这样明显的兴衰线索，原因是皇权“祛魅”，并建议提炼出“更始”概念，与古代的“革命”概念形成对照。
在自由讨论环节，韩巍、田天、陈鹏等学者就“宝鼎神策”的“策”字含义展开了热烈讨论，胡鸿、郭津嵩、陈侃理讨论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能否精确测定的问题。韩巍谈到“更始”信仰是贯穿秦汉时代的普遍问题，陈侃理则指出新莽的“更始”有特殊性。
第五场于15时50分开始，主持人为山西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柴芃。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预聘副教授田天，题目为《在县道与郡国：重新认识秦汉宗庙》。秦始皇在统一后广设县道庙，作为帝国宗庙体系的一部分。秦二世推行了激烈的宗庙改革，建立七庙制。秦始皇重新定义了先秦以来依附于宗法制度的宗庙：废分封使宗法制不复存在，在县道庙的设计绕开了庙数问题、淡化昭穆序列，要求地方官吏主祭则取消了宗子亲祭的传统。西汉的宗庙制度君臣越过二世上承始皇，郡国庙是对县道庙的忠实模仿。从文帝到宣帝，郡国庙的功能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表彰皇帝功德的手段。元帝宗庙改革强调天子亲祀，实质上再次定义了帝国宗庙。先秦秦汉的宗庙不曾连续发展，县道庙与郡国庙应成为理解秦汉宗庙制度发展的核心线索。评议人焦天然就如何理解二世“坏宗庙”，以及西汉罢郡国庙的原因提出了疑问，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第二位报告人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博士后王尔，题目是《重构两汉关系：东汉初年三种宗庙的演变及其义涵》。立国之初，光武帝恢复高庙，又立祭祀四亲的南顿四庙。建武十九年张纯议庙，强调光武是“中兴”而非“创革”，不可为私亲立庙。随后光武裁撤南顿四庙，在洛阳高庙增加宣、元二帝，将成、哀、平留在长安高庙，东、西庙格局彰显光武“绍继元帝”。永平初年，明帝另建世祖庙单独供奉光武神主，明帝等东汉诸帝神主均置于世祖庙，高庙与世祖庙并立的格局呈现出西汉、东汉法统二分，各自绵延的义涵。明帝还以明堂宗祀礼追认了光武“受命祖”的地位，由此开展礼乐建设，成就“新汉”。评议人华喆认为文章结论大体成立，并提示了礼学上“天子诸侯绝宗”的命题。双方围绕光武立南顿四庙有无经义背景进行了讨论，王尔还强调了刘秀表述合法性的方式因时而变。
在自由讨论环节，华喆、陈侃理指出可以将“中兴”看作“受命”的内容，多位学者围绕明堂的功能、经学对明堂宗祀的解说、明堂宗祀的政治意味展开了热烈交流。
第六场于17时10分开始，主持人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陈鹏。第一位报告人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单敏捷，题目为《孙吴权臣执政与“政治性格”》。孙吴的“政治性格”是很难接受过于强势的执政者，这一特点引导了政治行为的方向。孙权虽借用“二宫之争”加强皇权，但始终有意限制打压大臣的力度，且手段较为隐秘。诸葛恪凭藉孙权临终顾命成为辅政大臣，他强化集权的行为引发众怒，孙峻的政变顺应了众人废黜诸葛恪的心声。但等到孙峻专断行事，私自选定孙綝为接班人时，原先孙峻的支持者又转而反对孙綝。孙吴的分权结构有其历史渊源，守备长江的防务需要又必须赋予各镇将领充分的自主权，这就决定了孙吴不愿接纳君主和大臣专权的政治性格。评议人柴芃指出，文章整体论述和主题“政治性格”的关系有待加强。双方还就某些论证的细节和表述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二位报告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张辞修，题目是《魏末司马氏集团内部矛盾与晋初党争研究——以贾充一党为中心的考察》。司马昭意外接班掌权，声望不足、地位不稳，需要组建起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完成禅代目标。贾充、钟会都为司马昭完成权力交接作出贡献，因此迅速进入了权力核心。荀勖、裴秀、王沈、羊祜等人进入权力中枢的途径不同，彼此矛盾也很深。到西晋初年，贾充和荀勖一党占据优势，贾充一度“权拟人主”。晋武帝利用魏末司马氏集团的内部矛盾，既委任贾充，也提拔同贾、荀不和的人与之共事，以制衡二人的权力。张辞修还分享了自己对魏晋政治史研究的思考，指出应秉承“考辨史料、还原事实”的原则，审慎地在史料及其空白中提出问题。评议人顾江龙对司马昭“意外”接班的说法提出质疑，双方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多位学者围绕司马师生前司马昭在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地位发表意见，张辞修、单敏捷就诸葛恪是否“集权”展开讨论。
会议进入第二天，第七场报告于8时30分开始，主持人为田天。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题目为《舍利信仰在汉地的初传》。经由严格的史料批判，他认为关于汉魏时期舍利信仰的文献记载都不可靠，史实性存疑。通过对六朝灵验记的分析可以判断，舍利信仰在汉地初传是在西晋洛阳，永嘉之乱前后僧俗信众携带舍利向南方移动。陈志远还指出，汉地舍利信仰的兴起较犍陀罗地区落后两三百年，这就需要考虑佛教内部经书、佛像、舍利等崇拜物独立的发展节奏。评议人孙正军指出，文章“去伪”价值很高，但“存真”没有经过史料批判程序，有厚此薄彼的嫌疑。陈志远回应称，理解灵验记类作品可遵循“无关原则”，文献不经意间透露的细节与弘教目的没有直接关联，无杜撰动机，则可以采信。
第二位报告人为胡鸿，题目是《尚书侍郎复置与梁代政治文化》。梁武帝天监三年复置尚书侍郎，这是汉唐间尚书省曹郎级的一次明显变化。东晋以来尚书郎地位边缘化，大量政务流程转而经都令史完成。有鉴于此，梁武帝在王朝建立之际就力图重整尚书省，第一步是令曹郎为主的“百司”恢复奏事，皇帝得以“越级”干预细事；第二步是复置尚书侍郎，为曹郎设置了更稳定的升迁渠道。梁武帝还实施“革选”，提升了尚书侍郎的清望度。中古侍臣的重要地位使得“侍”具备了激励官僚的意义，梁武帝不仅复置尚书侍郎，还增加新的“侍”职，扩大“侍”的供给范围。评议人柴芃指出，侍臣作为加官只是提升官资的“带贴官”，“侍”字作用还需进一步论述。孙正军也对尚书侍郎是否有侍臣身份提出质疑。胡鸿回应称，侍臣使得“侍”字变得重要，但尚书侍郎本身并不是侍臣。陈侃理指出“侍”字应从文化角度理解。
第三位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溦萌，题目为《魏晋南北朝的仪注文书与礼典编纂》。与仪注文书形成相关的机构主要是尚书和太常，尚书曹发起礼仪事务，下太常撰仪注，再由尚书奏呈皇帝批准，颁下实施。已经施行的仪注文书作为档案保存下来，成为尚书检核礼仪故事的重要依据。历次施行的仪注文书构成存档和查阅、援引的基本单位，同类仪注文书被汇总在一起，更进一步就是参酌彼此、制为定本，进入编纂典章的领域。南齐至梁修撰《五礼仪注》不仅以仪注和礼仪奏议为原材料，修撰方式也仿照了礼仪事务的处理流程。评议人唐星就太常以外官员撰立仪注的案例，以及如何理解汉代缺乏仪注积累提出疑问，聂溦萌一一作出了回应。在场学者围绕汉代士人编纂的礼仪著作的性质、正史礼志编纂依据的材料和有关礼典编纂的律令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八场于10时35分开始，主持人为孙正军。第一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黄桢，题目为《树影里的拓跋华化》。草原上的游牧生计离不开树木，物质层面的人树关系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蹛林祭和“成林”神话都反映出游牧部族对乔木的珍视。在华北，桑撑起丝织业，枣提供果品，树构成衣食的支柱，这是游牧人群未曾想象和体验过的，双方初遇伴有激烈的文化碰撞。随着时间推移，北魏统治者逐渐习得了华北的民间经验，进而利用国家制度推动树的种植。迁都洛阳后，北魏君臣接触到典故中常见的梧桐、竹等实物，摆脱了日常生活与文化修养的背离感。评议人单敏捷就文中史料的解读提出若干质疑，认为应继续完善内容、精简论述。旁听会议的罗新教授也发表了意见，鼓励黄桢继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推进研究的深度。
第二位报告人为陈鹏，题目是《戎秩与官族：西魏北周姓族体制与谱录编撰》。赐复虏姓的本质是姓族政策，戎秩是认识赐姓与官族联系的突破口。通过统计分析西魏北周赐复虏姓案例，可知西魏北周赐复虏姓主要依据功勋，而以戎秩为基本标准。官族认定及其与戎秩建立关联，当在大统十五年前后。同一虏姓多人列入官族，可能依戎秩高者确定本姓官族等级。这套姓族体制虽在外在形式上呈现出“门阀化”倾向，但本质上是一种军功贵族制，对传统门阀体制是一种破坏。赐复虏姓还伴随着家族记忆重塑和谱录撰述。赐予虏姓者，往往编排谱系，将自家塑造为拓跋鲜卑姓族后裔，或令诸将谱系发生横向同姓联结，从而强化对自家“官族”身份和渊源的确认。评议人胡鸿认为文章论述稳妥，推进有逻辑，双方就戎秩与赐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流。
第三位报告人是广州新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唐星，题目为《南北朝正统之争与秦正统的确立》。《唐会要》载有天宝七年的官方正统谱系，《弘决外典钞》所附《年代略记》改编自唐人各种《年代历》，《太平御览·皇王部》唐以前部分正统谱系也可能因袭自唐人《文思博要》，这三种正统谱系都把秦视为正统。唐代官方正统谱系有南朝、北朝二源，北朝并不认同秦的正统地位，南朝正统谱系则发生过确立秦正统地位的变动。梁武帝敕撰《通史》，秦入本纪而非世家或夷狄传，可知至迟到萧梁时，秦已摆脱闰位，进入到官方正统谱系中。萧梁之所以将秦列入正统，可能与南朝对北朝正统论的攻击有关。评议人陈志远指出需要考虑类书编修者的能动性，同一文献讨论同一问题可能也有很多层次。唐星则指出正统谱系文献仍有规律可循，僭伪被列入注释而非正文。
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副主任叶炜发表了闭幕致辞。叶炜指出，政治文化研究能够揭示新现象、开拓新领域，但它的适用范围也有边界；对政治文化线索的思考应带入中国古代史研究和教学当中，以教学刺激研究，有利于学者发现和解决重要问题。至此，本次“文以成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部分参会论文将收入《北大史学》2022年第2辑，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的形式出版。敬请关注。（撰稿人：冯斌涛，摄影：李屹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