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本辨僞示例
——以法成講《瑜伽師地論》學生筆記爲中心
榮新江 余 欣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隨著大量敦煌寫本的刊佈，特別是保存在各地的小收集品的陸續公佈，其中的僞本問題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因爲這是關係到敦煌研究的根本問題，根基不牢，則大廈將隳。筆者二人在利用敦煌文書研究中古史的同時，亦曾關注敦煌寫本的真僞問題，且略有論說。今以法成弟子聽講《瑜伽師地論》時所做筆記上的年代題記爲主要分析對象，來看看寫本題記的真僞問題，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啓發，爲今後的敦煌寫本辨僞工作提供幫助。關於大番國三藏法師法成在歸義軍初期於沙州開元寺講《瑜伽師地論》一事，上山大峻先生做過非常透徹的研究，並厘清了法成的幾個弟子分別記錄的筆記本所在，他非常謹慎地提示了英、法、俄以及中國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筆記本上有年代的題記，而在注釋中指出其他小收集品中有年代的寫本還需要據實物來加以驗證[1]。顯然，上山先生已經發現了問題，只是迄今尚未見到他的全面調查結果。筆者二人近年來一直進行沙州歸義軍寫本的編年工作，因此也不得不處理這些《瑜伽師地論》筆記本的繫年問題。當我們把目前所見有年代的寫本按年代先後排列起來時，問題就更加明顯。我們知道，自大中九年（855）三月份開始，法成在沙州開元寺講《瑜伽師地論》，直到大中十三年末或大中十四年初去世爲止，大約一個月一、二卷，聽講弟子有智慧山、談迅、福慧、法鏡、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部分弟子聽講《瑜伽師地論手記》與《瑜伽師地論分門記》的筆記本在敦煌藏經洞中保存下來[2]。既然是一個人講，大家一起聽，則進度是一樣的，什麽時候開始，什麽時候講完，應當在不同的筆記上有大體相同的時間記錄。但目前所見到的《瑜伽師地論》筆記本的年代卻並非如此。以下按年代順序一一分析之。一、大中九年歲次乙亥（855）
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藏《瑜伽師地論》卷一題記：“大中九年三月十五日，智惠山隨學聽。”[3]目前所見法成講《瑜伽師地論》筆記以此卷最早，其所記時間與上山大峻先生所推法成開始講經的時間基本吻合。此卷爲丹麥商人於1915年初在敦煌所得，應當是比較可信的。但以下凡智惠山的題記多爲散藏寫卷，僞本頗多，也讓我們對本卷保留態度。上海圖書館藏117號《瑜伽師地論》卷十題記：“上元元年十月三日說竟，沙門洪真手記訖。”[4]不論是高宗上元元年（674）還是肅宗上元元年（760），都不可能是法成講經、洪真記錄的年代，而且字體優雅，也不似其他洪真筆迹，作僞之跡明顯，不待詳辯。上海圖書館藏155號《瑜伽師地論》卷十二題記：“大中九年後四月十五日，苾蒭僧智惠山。”[5]如果以一個月一、兩卷的講經速度來看，從三月十五日到閏四月十五日，似乎無法講到第十二卷。而且，後面有大中九年十月沙彌一真聽講卷七的記錄，特別是S.6670是無可置疑的大中十年正月講卷十三的記錄，則此處大中九年閏四月中旬講卷十二的題記就非常值得懷疑了。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七題記：“大中九年十月，沙彌一真書記。”[6]此卷爲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得自敦煌，來歷應當是可靠的。從時間上看，若以丹麥藏卷一的三月十五日爲起點，則十月份講到卷七，大體上是一個月一卷的速度，可以成立。二、大中十年歲次丙子（856）
S.6670《瑜伽師地論》卷十三題記：“丙子年正月廿四日十三卷終。”據卷末題名，此爲比丘福慧本[7]。S.6670 《瑜伽師地論》卷十五題記：“丙子年四月十三日終。”此爲接著上面卷十三而抄寫的，末尾有“比丘福慧記”[8]，爲聽卷十五畢後所寫。以上兩個年代題記，因係寫於斯坦因得自敦煌的寫本上，而且與講經的速度吻合，因此可以確定無疑，並成爲我們討論其他寫本年代的一個基點。上海圖書館藏171號《瑜伽師地論》卷廿一題記：“大中十年四月廿三日記。”[9]上面一條材料表明，法成在本年四月十三日講完卷十五，按照法成的講經速度，似乎不可能在十天之後就講到第二十一卷，因此這條題記也是大可懷疑的。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卅三題記：“大中十年六月三日，苾蒭僧智惠山隨聽學記。”[10]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卅四題記：“大中十年六月六日，沙門智惠山聽學書記。”[11]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卅九題記：“大中十年六月十三日，沙門智惠山書記。”[12]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卅七題記：“大中十年六月廿一日，苾蒭僧智惠山。”[13]以上四卷，三卷是山本氏舊藏，一件是橘瑞超得自敦煌，它們的內容從卷三十三到三十九，但題記所示的時間卻都是大中十年六月，如果是隨聽的筆記，那和法成講經的速度是相矛盾的。據下引S.5309《瑜伽師地論》卷三十題記，比丘恒安在大中十一年六月廿二日聽法成說卷三十畢，則在此之前的這幾件題在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三十七後面的題記，都變得讓人懷疑它們的真實性了。其中三卷山本氏舊藏應是輾轉得到的，本身就有疑問，而大谷舊藏一般來說比較可靠，但也不排除題記是後人添上去的。我們看這四個卷子的題記用語比較相象，這更增加了我們對這些題記本身的真實性的懷疑。
图1 三井八郎右衛門藏《瑜伽師地論》卷廿二題記
三井八郎右衛門藏《瑜伽師地論》卷廿二題記：“大中十年十月廿三日，比丘恒安隨聽寫記。”[14]這個卷子現在收藏在三井文庫，曾經施萍婷先生整理鑒定[15]。近年來，赤尾榮慶先生等重新調查，對此卷的真僞提出質疑[16]。筆者沒有見到原卷，對整個卷子沒有發言權，但從題記來講，如果我們從本年正月廿四日所寫S.6670《瑜伽師地論》卷十三作爲判斷的尺規，那麽十個月後講授到卷二十二，恰好符合法成的講經速度。從本文所著眼的題記年代順序來說，三井文庫的這件寫本及其年代存在著真實性的可能。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卷的主要來源，是甘肅督軍張廣建的舊藏，而張廣建的藏卷又大多數來自王道士贈送給安肅道道台兼兵備使廷棟的那批寫卷，其中不乏精品[17]。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廿三題記：“大中十年十一月廿四日，苾蒭恒安隨聽抄記。” [18]如果仍然按照一個月講經一卷的速度來看，這個題記也沒有問題。三、大中十一年歲次丁丑（857）
S.735《瑜伽師地論》卷廿八題記：“大中十一年五月三日，明照聽了記。”[19]這件斯坦因所獲寫本的題記，成爲我們討論其他題記真實性的又一個非常重要的基點。S.5309《瑜伽師地論》卷三十題記：“比丘恒安隨聽論本。大唐大中十一年歲次丁丑六月廿二日，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於沙州開元寺說畢記。”[20]這條題記表明到大中十一年六月下旬，法成講完第三十卷。這一點也可以從下面一條題記中得到印證。
图2 S.3927《瑜伽師地論》卷三十有兩條題記
S.3927《瑜伽師地論》卷三十有兩條題記，前面一條爲：“大中十一年四月廿一日，苾蒭明照寫。”[21]根據S.735的題記，法成五月初才講完卷二十八，所以這裏寫在卷三十後的四月二十一日的題記，應當只是明照抄寫卷三十而準備聽講的記錄，所以題記只說是“寫”，而聽講完畢的記錄在後面：“大中十一年歲次丁丑六月廿三日，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於沙州修多寺說畢。”[22]這條題記較S.5309卷三十的題記晚一天，不過可以認爲是同時的記錄，只是兩個學生整理的速度不一致而已。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一題記：“丁丑年七月十日說畢，沙彌一真隨聽本。”[23]此爲大谷探險隊在敦煌所得，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作新0232。從時間上講，從四月下旬講完卷三十，到七月上旬講完卷三十一，雖然不太正常，但考慮到法成的年齡等因素，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這個題記的時間和以下各卷的時間結合起來考慮，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國家圖書館冬字72（北7199）《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題記：“大中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說畢記。”此爲洪真筆記本[24]，是清學部自敦煌直接調運來的寫本，應當沒有問題。Дҳ.1610《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四題記：“大中十一年九〔月〕七日，比丘張明照隨聽寫記。”[25]此爲俄國奧登堡考察隊得自敦煌得殘卷，時間、卷數正好與冬字72號寫本銜接，可以信任。
图3 書道博物館藏卷《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五題記
書道博物館藏卷（散0880）《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五題記：“大中十一年十月六日，比丘明照就龍興寺隨聽寫此論本記。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十日，三藏和尚於開元寺說畢。”[26]明照是龍興寺的僧人，所以他是在龍興寺整理聽講筆記的，後面一句表明卷三十五是十月十日講完的，和上面兩條銜接。四、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858）
中國國家圖書館閏字98（北7205）《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一題記：“戊寅年後正月廿二日說卌一卷手記竟。”背書“沙門洪真本”[27]。此卷亦爲清學部自敦煌直接調運來的寫本，應當沒有問題。俄藏Φ.7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二題記：“寅年閏正月廿二日，龍興寺沙門明照隨聽寫。”[28]此爲俄國探險隊所得。這裏只說是隨聽的時間，據上面一條閏字98寫本題記，正月二十二日是講完四十一卷、開講四十二卷的時間，所以這裏是明照在開講時所作的記錄，或者是準備記錄底本，時尚未講畢。Φ.70下面還有一條題記：“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五日，三藏和尚於開元寺說畢。”[29]這是卷四十二講完的時間，與閏字98所記卷四十一講畢的時間間隔剛好是一個月多一點。中國國家圖書館新120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三題記：“大唐大中十二年二月十日，沙州龍興寺沙門明照於開元寺隨聽寫記。”[30]這裏可能像Φ.70前面一條題記一樣，是隨聽或者準備記錄底本的時間，不是卷四十三講完的時間，因爲二月二十五日才講完上一卷。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四十四題記：“大中十二年四月一日，沙門智慧山隨聽學記。”[31]此卷包括卷四十四－四十六，據王三慶著錄，其各卷中題：“瑜伽論第四十四卷竟”、“瑜伽論第四十五卷分門記，智慧山”、“瑜伽論第四十五卷分門竟”、“瑜伽論第四十五卷分門初，僧慧山分門記”，第十五葉背有“沙門智慧山”之題名，這些看來似乎不像是僞題。上面曾提到同一舊藏中的其他三件寫本，題記似乎都有問題，但這一卷的題記從年代上來講，和上面的Φ.70二月二十五日講完四十二卷，以及下面S.5730五月十三日講完卷四十五，都恰好相符。當然究竟是否可靠，我們仍需謹慎判斷，因爲智惠山的題記大多數都有問題。S.573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題記：“大唐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五月十三日於（下缺）。”[32]雖然寫本下殘，推測可能是講卷四十五畢的記錄。中國國家圖書館稱字3（北721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七題記：“寅年六月十一日，比丘明照寫記。”[33]中國國家圖書館菜字25（北7212）《瑜伽師地論》卷四十八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月一日說畢，比丘明照本。”又題：“大中十二年八月五日，比丘明照隨聽寫記。”[34]上面兩個卷子是屬於清朝學部直接調自敦煌藏經洞的卷子，應當沒有問題。但明照的三條題記卻讓人難以理解。照理說六月一日已經說畢卷四十八，怎麽到八月五日還在聽講。而另一卷又說六月十一日寫卷四十七，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我懷疑卷四十八的第一條題記“六月”應當是“八月”的誤寫，該卷背面還有明照的題記：“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尚書大軍發，討蕃開路。四日上磧。”如此，則明照在八月一日聽講完畢，八月二日記錄張議潮出兵，八月五日整理筆記完畢。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苾蒭智慧山。”[35]富岡謙藏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三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苾蒭智慧山記。”[36]如果菜字25所記六月一日剛剛說畢卷四十八的話，那麽就不可能在同月十一、十三日說完卷五十二和五十三，所以從題記年代順序來看，這兩條題記大可懷疑，雖然一件是大谷探險隊得自敦煌，一件也早在1916年就在京都大藏會上陳列。五、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859）
書道博物館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大唐大中十三年己卯歲正月廿六日，沙州龍興寺僧明照，就賀跋堂，奉爲皇帝陛下，寶位遐長；次爲當道節度，願無災障，早開河路，得對聖顔。及法界蒼生，同沾斯福。隨聽寫畢。”[37]據上引Дҳ.1610寫本，明照姓張，或許是當時的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的宗親。上舉菜字25寫本背面，有他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關於張議潮出征涼州的記錄，而此處則是他在聽寫《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時，爲大中皇帝及出征在外的府主祈願[38]。這些內容後人是無法僞造的，所以這個卷子題記所記錄的法成講經的時間，應當是可靠的，雖然它距離上一年六月講完卷四十八已經半年以上了，考慮到此時法成以垂垂老矣，半年多只講了四卷已經是非常不簡單的了。S.6483《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五題記：“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四月廿四日，比丘明照隨聽寫記。”[39]這是法成講《瑜伽師地論》的最晚的可靠記錄。
图4 書道博物館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
書道博物館藏卷（散0882）《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大中十三年龍興寺僧明照隨聽寫。八月五日，於開元寺三藏和尚法成說畢。”[40]這條題記不僅時間與其他卷子不合，而且文字順序和辭彙都不似明照所書，其爲僞題無疑。敦煌寫本中有不少寫本群是有相互關聯的次序的，我們可以逐漸地建立起這些序列，並按照可以確定的年代、卷數、筆記等內涵，來區分序列中混入的僞本，本文僅就法成講經的筆記本有年代的題記加以討論，希望爲辯僞工作提出一項可行的方法。本來，作僞者希望用添加年款的方法來贏利，但由於他們不懂得敦煌卷子知深奧所在，還是露了馬腳。當同一類寫本有規則的年代記錄陸續發表以後，可以幫助我們從正常的年代序列中剔除那些可能是後人添加的題記。這是我們辨別寫本真僞可以利用的方法之一。但筆者在此特別要聲明的是，本文的討論，只限於上述寫本的題記，而不希望關聯到寫本本身。有不少寫本題記是假，但寫本是真，我們剔除題記後，可以把這個寫本放在它原本所處的位置，不必受到題記年代的牽連而不得其所。
本文所用縮略語：
池田溫1990＝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孟列夫1999 I, II＝孟列夫主編《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下，袁席箴、陳華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上山大峻1990＝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
施萍婷2000＝施萍婷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 上山大峻1990，110-111、220-221、239-241頁。
[2] 上山大峻1990，219-240頁。
[3] 彼得森(Jens O. Petersen)撰，榮新江譯《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136頁；池田溫1990，補18，554頁。
[4]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41頁；第4册，敘錄23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89頁（舊編133號）；池田溫1990，No.888，305-306頁。
[5]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3冊，400頁，彩色圖版8；第4册，敘錄29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107頁（舊編131號）；池田溫1990，No.1873，406頁。
[6] 羅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國學叢刊》卷九，1914年，葉21a；上山大峻1990，239頁；池田溫1990，No.1901，413頁。
[7] 《敦煌寶藏》250冊，136頁；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03，413頁。
[8] 《敦煌寶藏》250冊，157頁；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03，413頁。
[9]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4冊，73頁；第4册敘錄32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89頁（舊編132號）；池田溫1990，No.1905，414頁。
[10] 池田溫1990，No.1906，414頁。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6頁。
[11] 池田溫1990，No.1907，414頁。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6-7頁。
[12] 羅振玉《日本橘氏將來敦煌寫本目錄》，葉21b；池田溫1990，No.1908，414頁。圖版見井之口泰淳等編《旅順博物館舊藏大谷探檢隊將來敦煌古寫經目錄》圖版編，龍谷大學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圖36。
[13] 池田溫1990，No.1909，414頁。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7頁。
[14] 池田溫1990，No.1911，415頁，圖149。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第二十五回大藏會展觀目》，東京，1939年。
[15] 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一）──三井文庫所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88頁。
[16] 見赤尾榮慶編《敦煌寫本の書志に關する調查研究——三井文庫所藏本を中心として》，研究報告書，京都，2003年，27頁。
[17] 參看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57-59頁。
[18] 羅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葉21b；上山大峻1990，239頁；池田溫1990，No.1912，415頁。
[19]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15，415頁；施萍婷2000，25頁。
[20]上山大峻1990，221頁；池田溫1990，No.1917，416頁；施萍婷2000，163頁。
[21]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14，415頁；施萍婷2000，119頁。
[22] 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14，415頁。
[23] 羅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葉21b；《旅順博物館舊藏大谷探檢隊將來敦煌古寫經目錄》圖版編，圖34；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編《敦煌劫餘錄續編》，葉128b-129a；上山大峻1990，239頁；池田溫1990，No.1918，416頁。
[24]《敦煌寶藏》第104冊，483頁（不清楚）；上山大峻 1990，220頁。
[25] 孟列夫1999，Ⅱ，308頁；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19，416頁。
[26] 池田溫1990，No.1920，416頁，圖版154。
[27] 《敦煌寶藏》第104冊，559頁；上山大峻 1990，220頁；池田溫1990，No.1921，416頁；施萍婷2000，409頁。
[28] 孟列夫1999Ⅰ，354頁；上山大峻 1990，221頁。
[29] 孟列夫1999Ⅰ，354頁；上山大峻 1990，221頁；施萍婷1996 a，55頁。
[30]《敦煌劫餘錄續編》，葉129 a；上山大峻1990，242頁；池田溫1990，No.1922，416-417頁。
[31] 上山大峻1990，241頁；池田溫1990，No.1924，417頁；王三慶《日本所見敦煌寫卷目錄提要(一)》，《敦煌學》第15輯，1990年，94頁。原著錄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8頁。後歸唐招提寺收藏，見《唐招提寺古經選》119頁圖版，104頁解題。又，題記中“隨聽學記”，池田溫作“隨聽策記”，王三慶作“隨聽受記”。
[32] 施萍婷2000，180頁。
[33] 《敦煌寶藏》第104冊，583頁；上山大峻1990，221頁；施萍婷2000，486頁。
[34] 《敦煌寶藏》第104冊，592頁；池田溫1990，No.1927，417-418頁；施萍婷2000，505頁。
[35] 羅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葉22a；上山大峻1990，239頁；池田溫1990，No.1925，417頁。
[36] 池田溫1990，No.1926，417頁。據此，本卷最早著錄於《第二回大藏會陳列目》，京都，1916年，48頁。
[37] 圖版見《書菀》第7卷第2號，圖版50。上山大峻1990，240－241頁；池田溫1990，No.1928，418頁，圖155。
[38] 參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50頁。
[39] 上山大峻1990，221、230頁；施萍婷2000，202頁。
[40]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333頁。
【原載《敦煌學·日本學——石塚晴通教授退職紀念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65-74頁。】
（推送编辑：孟楷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