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永健
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教授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代表
一、“修文”逸事
2019年初夏，日本政府正式将新的年号定为“令和”，时代之船，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启航。新年号颁布之际，报纸和电视以及各类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大约三十年前有关制定“平成”年号时的各种趣闻逸事。其中年号最终候补名单中有关目加田诚博士（1904～1994）的故事，对于生活工作在九州的我们来说，尤感亲切与自豪。博士所提出的年号为“修文”，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谓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提案。以下就站在我个人理解的角度来试着对此年号作一些诠释。文——泛指教育、文化、艺术等扎根于人类伦理、道德，通过人类温暖柔韧之心理、情感而衍生的人文活动，涵括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行为。修——当包含了归于一元、行为正确、面向未来、永不泯灭等种种意蕴。所谓年号，本来就是对于即将要开启的未来时空所赋予的称号，其心之切宛如为吾子之命名。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只不过是我对目加田博士所提出“修文”这一年号草案的一些揣测。那么，三十年前的目加田博士，又究竟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最终思考出这个年号草案的呢？非常幸运的是，目加田博士所遗留下来的藏书、草稿以及大学讲义，已经全部寄赠给了福冈大野城市，现被珍藏于由市政府运营的“大野城心之故乡馆”。在整理过程中。我们竟然发现了目加田博士亲笔所书的、记录了其对元号案（包括“修文”在内的二十九个草案）思索过程的九张稿纸！
二、目加田诚北平日记二目加田博士的主要著作
目加田诚博士，1904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岩国市，1929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之后，先后担任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助手、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旧制）教授，1933年，被任命为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现文学部之前身）中国文学讲座初代专任教员。于此之后，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博士一直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领头羊，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九州大学及九州地区。1967年3月，博士从九州大学荣休之后，又单身一人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继续担任教授，成为了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科及大学院讲座的开创者。1974年，博士从早稻田大学再次荣休之后，回到家人居住的福冈大野城市，继续孜孜不倦地投入学术耕耘，于1985年11月被选任为日本学士院会员。1988年，如前所述，博士参与了制定新年号的工作。1994年4月30日驾鹤仙去。以上大致为目加田诚博士一生之略历，以下再分三期来介绍一下博士的主要学术成果。（1） 初期之学术著作
目加田博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也就是至今仍为学界所推崇的，当数其对中国文学之源流《诗经》的系列研究。此领域之最初的学术著作，可以上溯到战前选入日本评论社“东洋思想丛书”的《诗经》（1943年）。尔后，博士又相继于京都丁子屋书店出版了《诗经:译注篇第一》（1949年，未完），1954年于岩波书店出版了《新释诗经》（岩波新书青版）。岩波新书版的这部《诗经》，至今还可在各地的旧书店中找到。另外，集博士七十岁前代表作之大成的《目加田诚著作集》(全八卷，龙溪书舍,1981～1986年，以下简称其为“龙溪著作集”)第一卷即为《诗经研究》（1985年），此书是在前述未完之丁子屋版“总说”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之后从八卷本龙溪著作集精选出来重编为讲谈社学术文库的三册文库本亦保留了《诗经》（1991年）。不过此文库本是博士在战时日本评论社版之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除了将旧假名改为新假名之外，还进行了大范围的修订。其实，作为学者的博士之眼光并非只聚焦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博士对于1912年近代中国建国之后的文学动向也极为关心，博士曾为共立社“汉文学讲座”丛书撰写第五卷《现代文艺》（1933年）。在此书中，博士从胡适的文学革命开始谈起，对鲁迅、其弟周作人以及郑振铎的文学研究会和由郭沫若等人发起的创造社的活动都进行了介绍。此外，虽然不是专著，博士还为早稻田大学吉江乔松教授（法国文学）主编的《世界文艺大辞典》（中央公论社，1935～1937年）之编写提供了帮助。此时博士还只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学者，却独自一人承担了最后一卷各国文学史之概说中国部分第四章“清”（原书第205～213页）的全部撰写工作。这一时期，博士还出版了其第一本学术论文集《风雅集——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杂感》。此书由十三篇论文组成，是在战争结束不久的1947年由一家名为惇信堂的出版社所发行的。这本书，也就是前述讲谈社学术文库三册本之《中国之文艺思想》（1991年）的原型。不过，平成时期出版的讲谈社学术文库本，只保留了惇信堂版中的五篇论文，重新选入了此后新撰写的论文五篇，亦可视为一本由十篇论文组成的新论文集。1955年以后，目加田博士一方面将研究的对象逐步拓展到屈原与杜甫等人，另一方面由于彼时文化界对博士的《诗经》译注予以很高的评价，应出版社之要求（亦即时代潮流之需要），博士又编写了不少中国古典书籍的日语译注书。以战国时代屈原为开山之祖的《楚辞》，是《诗经》之后代表中国古典文学之源流的又一部古典名著。1960年，博士为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撰写了第一卷之《诗经·楚辞》。此书完成了之前丁子屋版没有完成的《诗经》全译工作，且进一步增补了据传为屈原所作的《楚辞》诸篇（不包含据传为弟子宋玉等所作的《九辩》以后作品）。这本译注，可谓是博士反复推敲的结晶。然而遗憾的是，此书在1969年平凡社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再版时，根据编辑部的统一方针删除了古典原文，注释也压缩到仅限于补白之程度。对于此书的再版，博士曾表示“非常不满意”（参见后述自传）。1971年，社会思想社“现代教养文库”出版了博士的《中国诗选Ⅰ: 周诗～汉诗》。此书除包括了博士从《诗经》《楚辞》精选出来的名篇之外，还收录了博士对汉代古诗及乐府诗名作的部分译注。之后，平凡社也推出了“中国的名诗”丛书，其第一卷之《歌之肇始：诗经》、第二卷之《沧浪之歌：屈原》，均为博士的精心之作，只是这两本书也不是全译本，均是较为简洁的选注本。直到1983年，龙溪著作集推出了第二卷《定本诗经译注（上）》和第三卷《定本诗经译注（下）·楚辞》，博士长年研究《诗经》《楚辞》之集大成才终于以完整之面貌问世。再来介绍一下博士有关《楚辞》之作者屈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一研究领域，首先可以举出岩波新书（青版）《屈原》（1967年）。此外，还有博士参与编纂的日本读卖新闻出版社刊行的影印本《楚辞集注》。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楚辞集注》是读卖新闻出版社为了纪念前一年之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而隆重推出的。其底本为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中期所出南宋刊本之影印本，读卖新闻出版社照原书予以覆刻，并将其装订为一本配有书帙的线装豪华本。覆刻所用之底本，乃是《中日共同声明》正式公布之前两天晚上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毛泽东书斋时所接受的赠品。此书附录了一本名为《楚辞集注解说》的小册子，第一篇为田中总理所作序言，第二篇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幸次郎博士的《关于毛主席赠送给田中总理的〈楚辞集注〉》，第三篇即是博士的《楚辞解说》。再多说一句，或是冥冥之中有奇缘促成此事，两位博士竟然都出生于1904年，算是同庚好友（目加田博士出生于2月，吉川博士出生于3月）。此外，这一时期博士还出版了两本有关六朝时代古典作品的译注。一本是文艺理论书《文心雕龙》全译注，此书先是作为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中的一册被收入《文学艺术论集》（1974年），尔后几经修改为龙溪著作集之第五卷《文心雕龙》（1986年）。另一本则是六朝前期贵族文人轶事集成之《世说新语》译注，此书乃为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所撰，分上、中、下三册（1975～1978年），但后来没有被选入龙溪著作集。下面让我们来谈谈博士有关唐代诗文的系列译注成果。首先，1964年，同样作为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中的一册，博士出版了多达八百余页的《唐诗选》，可谓是此丛书中分量最厚重的一本。此书前附有一篇详细的《唐诗概说》（原书第8～158页）。后来博士便是在这篇概说的基础上，对晚唐部分作了较大的修订与补充，将其整理为龙溪著作集之第六卷《唐代诗史》（1981年）。另外，作为唐诗的入门书（选集），日本一直对明代编成的《唐诗选》情有独钟，然现代中国则一般流行的是清代编的《唐诗三百首》，基于此，博士又在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中相继出版了《唐诗三百首 1·2·3》（1973～1975年）。再来谈谈博士的杜甫研究。首先，博士于1965年出版了《杜甫》，此书为集英社出版“汉诗大系”中的一册。不久之后，博士又应集英社之邀，在此译注基础上精选出部分诗歌重编为“中国诗人选”新书版中的一册（1966年）。这两本书当时极受欢迎，此后又不断地被编入别的丛书系列予以再版。不过，如要推博士的杜甫赏析集大成之作，还要数1969年由社会思想社“现代教养文库”出版的《杜甫物语——诗及生涯》。该书之作品选录及排列虽基本沿袭了之前的集英社版（部分作品做了重新编选），然于鉴赏部分却做了极为详细的增补，可谓进一步披沥直陈了博士对杜甫诗的深刻理解。
对于博士的杜诗解读，读者或不免有些微词——文学研究既然已被归类为近代科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就必须强调研究的实证性及客观性。杜甫乃是一位生活于八世纪的唐代诗人，在阐释作品时岂能加入与作品无关的近代读者的个人感想？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文学之本质究竟为何？文学作品本来就是基于个人生活及体验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创作。如再延伸下去，考虑到作品鉴赏应该如何去引起读者的共鸣，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博士在面对杜甫诗时所写下的个人感受，是有其道理的。换句话说，其实这才是博士毕生所追求的古典文学研究及译注之真谛，我们甚至还可以将此精神追溯到之前的《诗经》翻译——博士将《诗经》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用一种栩栩如生的现代语言为我们重现了古人朴素歌谣的原生形态。此后，博士在这部《杜甫物语》的基础上，增补入了集英社版“语注”部分，将其编成了龙溪著作集第七卷之《杜甫的诗与生涯》（1984年）。在早期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风雅集》之后，这一时期博士又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洛神之赋——中国文学论文与随笔》，收录了《风雅集》之后撰写的十篇论文及十四篇学术随笔。这段时期博士的笔耕，除了学术论文和随笔之外，还断断续续地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篇幅为千数字至数千字的随笔（随想）。这些论文后来被汇总为龙溪著作集第四卷之《中国文学论考》（1985年），而随笔（随想）类文章则被汇总到了龙溪著作集最后一本之第八卷《中国文学随想集》（1986年）。另外，三年之后，博士又在讲谈社学术文库重新出版了一本名为《洛神之赋》（1989年）的论文集，此书虽然与之前的武藏野书院版书名相同，但删去了武藏野书院版所收的全部随笔，只保留了《洛神之赋》以下的五篇学术论文，重新补入了后来撰写的四篇论文及随笔，以及一篇以《代解说》为题的博士自传（主要是根据龙溪著作集第四卷《写在论文集之后》一文修改而成）。1976年，二玄社策划的“如何思考”丛书之一《中国今昔》，是一本包括了博士在内的八名著名学者的对谈录。博士之外的七名学者依次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内恭彦（理论物理学）、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栗田直躬（中国哲学）、青山学院大学的三上次男（考古学）、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野忍（中国现代文学）、原专修大学教授野原四郎（中国近现代史）、一桥大学教授西顺藏（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以及东京大学教授尾藤正英（日本儒学思想史），此书也没有被选入龙溪著作集。最后，还有必要提到博士1979年在时事通信社出版的《唐诗散策》，此书最终也未选入龙溪著作集。这本书主要是采用了之前《杜甫物语》作品鉴赏的形式，将选诗范围扩大到整个唐代，可谓是已刊唐诗入门书（《唐诗选》《唐诗三百首》）之外的又一个目加田版的唐诗精选集。1975年以后，博士由于身体不适的原因，特别是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眼疾，其研究活动逐渐缩小到一些学术随笔的创作之上。这些学术随笔，博士将其命名为“随想”——主要是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抒发一些人生感想。其中多为博士自费出版，正式出版仅有以下三部：1979年龙溪书舍的《随想由秋向冬》，1986年时事通信社的《夕阳无限好》，1992年时事通信社的《春花秋月》。此外，还在时事通信社出版了一本选录了三百六十五首中国古典名诗的《汉诗日历》，此书是博士任教于九州大学及早稻田大学时期召集门生于大野城市家中举办汉诗阅读讨论会的结晶。博士最后一部著作为1993年由福冈石风社出版的《歌集残灯》。此书俨然一篇博士回顾其长达九十年人生的史诗。晚年双目失明的博士虽然经常被迫躺在病榻之上，然其思绪却依旧纵横无碍。这本歌集，可谓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博士的“诗心文魄”。最后再赘言一句，在前文第（2）节中也提到过，龙溪著作集第四卷《中国文学论考》末收有一篇《写在论文集之后》。另外，还有一篇以此文为基础改写而成的（主要是删去了最末一段的谢辞）讲谈社版《洛神之赋》末尾的《代解说》。这两篇文章，都是博士的亲笔自传，是我们了解博士生涯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三、北平（旧北京）日记的发现
在阅读博士的随想集时，经常可以看到博士对于战前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大约一年半留学生活的回忆。在北京留学时期，博士经常与小川环树先生（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及滨一卫先生（后任九州大学教授）一起出入表演京剧的小戏院，一起去北京大学等大学听课。除此之外，博士还经常与胡适、周作人、朱自清、钱稻孙等在京一流学者、文人进行交流。有关这段时光的片断描写，虽然也常出现在博士的随想之中，然而，具体到博士留学生活之细节及其全貌，却无法从现有的这些文字予以管窥，而且，当今之北京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在博士回忆里的北京街景，也已经无法一一对号入座，或许这也是博士没有将其北平时期撰写的日记公之于众的原因之一。
这部详细记录了博士北平留学生涯的日记发现于2012年夏天。当时，大野城市府开始对目加田家所藏的书籍文稿进行整理保存，而我们所在的九州大学教员与大学院生也责无旁贷地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整理博士所藏的中国书籍（汉籍）与笔记时，我们发现了八册与其他书籍明显不同的线装册子，这八册笔记被珍藏在一个糕点包装盒里。第一发现者为时任九州大学中文研究室的主任教授竹村则行先生。接到竹村教授的通知，我们也立即赶去确认，只见这些线装册子的封面均用一种秀逸的小楷毛笔字写上了“北平日记一·二·三……”。后来才知道，这些册子均是博士购自北京的文房四宝店（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杂记簿。在藏书整理告一段落之后，得到大野城市府及博士家人的许可，九州大学师生对日记全文进行了拍照整理，工作主要由当时的大学院生栗山雅央负责。在完成了日记全文的摄影之后，2014年春天，我们安排出时间开始对日记原文进行判读。不过，由于此年3月竹村教授从九州大学荣休，读书会的主办者之重任就落到了时任准教授的我的身上了。
对日记原文判读的困难之一，首先是博士独特的草书体及简笔字。工作伊始，如何正确地判读这些文字一直困扰着我们。不过，经过数月的工作之后，大家逐渐熟悉了博士的字体，这个困难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较之更为困难的是对于战前北京以及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交流等知识的欠缺。对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我们来说，相关知识的欠缺成为了我们整理、解读博士日记的最大障碍。幸运的是，当时我的九州大学同僚中里见敬教授正在调查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旧教养学部之六本松分馆）所藏滨一卫教授寄赠资料的“滨文库”，从中发现了北京留学时期滨教授寄宿于周作人家（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及与其子周丰一交流的种种有益资料。恰好此时大学院生稻森雅子也开始了对当时九大图书馆通过目加田博士之介绍从北平旧书店所购入书籍的调查。稻森雅子对这些汉籍进行了十分精细的调查。以上这些，都为日记本文之判读工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帮助。最值得感谢的还要数时任北京成立的东方文化事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事务局局长桥川时雄（后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所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出版为1940年，1982年名著普及会予以复刻再版）。这本书基本上囊括了目加田博士在北京所交流的大学教授及文化名人（其中有些人甚至还附录了照片以及当时的居住地址）的基本信息。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存在，我们也就无法按图索骥，日记的注释部分极有可能无法达到现有分量之一半。在日记判读的大环境得到完善之后，我们开始了对日记进行本文的整理录入及注释工作。每周读书会的发表轮流由九大中文的助教、院生、专门研究员轮流担当，一字一字，反复斟酌，逐渐形成了这本《目加田城北平日记》的雏形。另外，在读书会上，还得到了名誉教授竹村先生、从事周作人研究的九州产业大学吴红华教授的种种赐教与指正。与读书会同时进行的是由大野城市每月举办一回的市民讲座的读书会及每年一次的演讲会。读书会在大野城市役所承续历史事业推进室的舟山良一先生的鼎力协助下，得到了同市古文书讲座成员以及对博士北京留学经历有兴趣的市民诸君之指教，订正了许多我们读书会所编原稿的文字判读错误以及注释上的欠缺。同时，在举办市民读书会及研究会时，博士门下的松崎治之先生（筑紫女学园大学名誉教授）、稻畑耕一郎先生（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高桥繁树先生（摄南大学名誉教授），以及博士的长子目加田懋先生及女儿东谷明子女士也不辞辛劳，莅临会场，传道解惑，为我们披露了很多有关博士的珍闻轶事。更为幸运的是，此后博士家人又相继发现了不少“应该是北平留学时期的照片”，本书所附图片之大多数就是从中精选出来的。至此，1930年代博士眼中的北平面貌，终于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与此同时，《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的正文与注释也渐具规模，日益得到完善。
四、重返八十六年前的“原点”
更让人惊讶的是，一直到这些日记的被发现，博士生前无论是对其门下弟子还是家人，都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些日记的存在。即使是在龙溪著作集第八卷所收的《俞平伯氏会见记》中，博士也只是提到“昭和十年（1937）二月末”，并未标示具体日期，并称“当时的谈话乃根据现在的回忆大概而成”，没有提到有关这一会面之日记的存在。实际上，根据现存日记可知，此次于北京大学与俞平伯教授的会面乃是1935年2月26日，担任翻译的北京大学钱稻孙教授也同时在场。至于会见的内容，著作集版与日记除了部分文辞修饰稍有差异之外，内容大致相同。那么，为何博士要隐瞒这些日记的存在呢？其理由，也许大家可以通过对这本日记的阅读而推测出一二。不过我认为，其理由之一，首先与当时日渐紧张的中日政局不无关系。参考本书末所附相关年表则不难看出，目加田博士的北平留学期间刚好夹在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约发生于两年之前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与两年之后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在这么危险的政局之下前往北平留学乍看可谓胆战心惊，然而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国刚刚签订了“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1933年5月31日），中日之间关系暂趋稳定，彼时的北平恰好处于一个“小阳春”的和平时期。不过，从战后日本社会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当时的这种国费留学（而且其资金还是来源于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外务省所管辖的“庚子赔款”），还是难免会引起种种非议，这或许就是博士将这些日记深藏于书斋之一隅而不让其为人所知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另外，日记未公之于世还当与博士的某些私人原因不无关系。在前面也屡次提到过，博士的北平留学属于当时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的派遣。在战前的日本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属于“国家命令”之高度的政府行为。日记中之所以将每天的行动细节及会谈对象记录得如此详细，或也是为万一受到外务省的质询而需要予以澄清时有所证明。除此之外，十多岁时父母就早亡的博士，还肩负着目加田一族“家长”之重任。日记中随处可见博士对待字闺中的妹妹及弟弟之学业成绩的担心。当然，对于此，我们还有必要对战前日本的“家长”制度做一些了解，于此就不再赘述。另外，雪上加霜的是博士的妻子满寿代在博士留学不久肺结核的旧病重发，不得不入院治疗，而此时的女儿顺子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也只能拜托给满寿代的父母照顾。这些日记，一读即不难体会到彼时博士的悲切心情，以致今天的我们还深为感动。纵观这一年半的留学生活，博士竟然没有一天在外住宿，其最远的外出也只是1934年9月22日的“八达岭（以万里长城之名而闻名于世）”之行，而且还是早出晚归。这或许也可推测为博士以免在日本的家人有紧急之事找他时无法及时取得联系。1935年3月，博士在完成了整个留学计划之后，与已经成为知音的小川环树、赤堀英三（人类学者）一起离开了北京，坐火车南下途经曲阜、南京、苏州，最后经由上海坐船回到了日本。此外，可能还存在着第三个理由，也就是考虑到日记中所出现的中国文人的立场。胡适、周作人、孙楷第，还有钱稻孙，这些在博士留学期间常有来往的文化名流，均是彼时领导时代潮流的先锋人物。不过，到1949年之后，其中不少人受到了冲击，或被迫逃亡他处，或被迫自我批评。在群众的怒号之中，甚至有人不堪凌辱而选择了自决。许多人被批判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三十年代“与日本人的交往”。如果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或即使是诸如目加田博士一样的青年学者，也有可能造成相关人物有口难辩、难逃被批判之命运。博士之所以将这些日记隐藏起来，或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与日记没有直接的关联，博士这种基于政治环境而为对方立场予以周到考虑的做法，还可以从学术随笔集《春花秋月》一书所收《某位中国老学者》一文中窥知一二，这是一则披露某位知名的《楚辞》学者特地绕路福冈以求得与博士见一面的学术轶事。博士写道“在此本应披露此学者之大名，然而考虑到当今中国之复杂的政治局势，在此有意将其名字隐去”。那么，时至今日，我们为何又要违背博士之意将这部《北平日记》整理出来公之于世呢？就此请允许我稍作说明。我不免有些僭越地推测，博士生前之所以没有销毁这些日记，当是一直在等待着将这部日记整理出版的最佳时期。对于身处令和时代的今天之读者，这部日记，更为我们提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这部日记可谓揭示了作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筚路蓝缕时代之先驱者目加田博士的“原点”。短短一年半的日记，博士却留下了让人惊叹的大量的读书记录。从《诗经》开始到《文选》《世说新语》、杜甫、宋词、元明戏曲、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甚至还包括了奇书《品花宝鉴》等书，显示了博士年轻时期旺盛的求知欲。只要时间允许，琉璃厂、隆福寺街的旧书店主基本上每天都会造访博士的宿舍，向博士提供新到货的新旧书籍。另一方面，近代活字印刷以及玻璃板印刷在当时的中国也逐渐得到了蓬勃发展，因此，在书店提供的书籍之中，不仅有清代以前的旧书，还包括了这一新式印刷的书籍。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书籍就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全四册，朴社出版部，1932年12月刊），博士在留学期间很早就购入了此书（1933年11月2日条），并且在短短数日内就读完了全书。凡此种种，毋庸置疑，都给中国文学研究者目加田诚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前文所提到的博士渊博著作之根源，都可以归溯到这一年半留学生涯的学术积累。其次，博士的这段留学经历，可谓是今天日本中国学研究之“原点”。如本文第三节及第四节所述，当时，以桥川时雄为事务局长的东方文化事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以目加田博士为首的许多日本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与中国一流文人的交流积极地穿针引线。根据九州大学大学院生稻森雅子的调查，这些年轻学者包括了研究宋明儒学思想的楠本正继（1928年3月～1930年4月，不过期间有一段赴英美留学时间）、研究中国语言学的仓石武四郎（1928年3月～1930年8月）、研究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1928年4月～1931年2月）、小川环树（1934年3月～1936年4月）、滨一卫（1934年5月～1936年4月）、奥野信太郎（1936年夏～1938年3月）。由此可以看出，活跃在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一线的学者，大多拥有一段彼时于中国留学的经历。另外，根据稻森雅子的调查，日本书志学的先驱者长泽规矩1923年到1932年也基本上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北平度过。1920至1930年代的北平，恰似一个养育了战后日本中国学者灵魂人物的大摇篮。然而，由于之后爆发了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导致了关于这一时期原始记录的缺失，对于这些学者如何在北京度过他们的学术积累时光，一直都无法展开深入的研究。战后虽然偶有一些以“回想”的方式谈及这段经历的小文章，然大都仅是根据已经非常模糊的记忆予以陈述，许多重要的事实并没有得到忠实的呈现，因此在使用此类文章时不得不慎重。幸运的是，除了目加田博士之外，近年来，仓石武四郎博士的日记也得到了整理（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今后，仓石与目加田这两大学者的留学日记的公开，一定能让我们对“1930年代北京的学术交流”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再附言一句，目加田《北平日记》中所谈及的当时学术界声名尚未显赫的人物，还可以举出赤堀英三与石桥丑雄。赤堀英三在上文谈到目加田博士回国时已经提到过一次，他是博士南下回国的旅伴之一，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科，此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院学习，专攻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头盖骨骨骼分析，后来成为了日本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祖。其代表著述有《原人之发现》（镰仓书房，1948年）、《中国原人杂考》（六舆出版，1981年）等。而石桥丑雄当时则尚在北京的日本警察署任职，是博士宿舍的介绍人。石桥对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造诣极高，学术著作有《关于北平的萨满教》（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34年）、《天坛》（山本书店，1957年）。我们在整理《北平日记》时注意到石桥丑雄这两本书中所附的北京照片均为战前所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衷心希望这两本书今后能够得到再版。再次，博士的这段留学经历，甚至还可称得上是近代中日交流史之“原点”。在石桥丑雄当时编写的北京旅行导游指南（《北京游览案内》，日本观光事务所发行，1934年）中，提到1933年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有三百一十三户，男性五百八十二人，女性四百八十人，共一千零六十人。如果以今天中等规模的公寓来换算的话，可以看出，大致为一个两到三栋规模的“日本人村”已经在北京形成了（当然也包括了青年留学生目加田）。当时，北京城内与郊外之间尚有城墙，也就是现在中国人也时常怀念的“老北京”的风景。通读《北平日记》，可以看出，这个千人规模的日本人社会，与当时旧习尚存的北京“胡同”生活，保存了一种井然有序的共存状态。譬如日记1934年7月15日（星期天，日本的盂兰盆节）条记道：早上，博士与住宿处的主人中根一家一起造访了朝阳门外的日本人墓地。下午，为了给其汉语教师常先生的婴儿庆祝“满月”，博士去了西单牌楼的饭店，见到隔壁饭桌正在举行婚宴（中国的中元节）。这种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街坊，其实在八十多年前的北京（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就早已存在了。博士日记中所记录的种种生活片段，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已经成为了一段遥远的记忆，然而，其所记录的这种近代日本与中国“人与人之心灵交流”，又何尝不是现实中的我们所要借鉴的呢？
接下来，还是让我唐突地回到文章开始所提到的有关年号的话题上来吧！目加田博士提出的“修文”年号案，本出自于五经之一《书经》中的《周书·武成篇》。公元前1100年，在推翻暴君殷纣王的胜利演说中，周武王提出“偃武修文”，呼吁大家让手中的武器重新回到仓库，让人民抛弃互相仇恨之心，让大家生活在一个文明和平的协调社会！国家不同，文化亦林林总总，但只要互相尊重，便可和谐共处——目加田博士心中的原风景深处，无疑一直都保存着1930年代时北平留学时所留下的印记。最后，就让我引用博士《歌集残灯》中的一首诗歌来结束这篇序文吧！年少之时，留学北京，借宿城内南池子家。春季来临，其家院子所植丁香花芬芳甘甜，萦绕房内，不可名状之愁思油然而生，令人难以释怀，或可谓之春愁。此花似紫丁香而又非，花蕾固结，宛如妇人服装之盘扣。或因如此，“丁香结”之语亦常为古艳诗丽词所用。丁香之甘芳，春夜却难堪，家人之淡淡思恋。
有关丁香花，我们可以在日记的1934年4月22日（星期天）条及第二天之23日（星期一）条找到相关的记叙。这朵丁香花，竟然超越了近六十年的时空，一直都灿烂开放在博士的内心深处！
另外，本书出版之际，得到了中国书店川端幸夫社长（现居大野城市）的快诺，博士的子女永岛顺子女士、目加田懋先生、东谷明子女士寄来了跋文，谨在此深表谢意。
现任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教授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代表
静永健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