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晓：“中国石”、“中国铁”与古代中国铜铁器的西传

“中国石”、“中国铁”与古代中国铜铁器的西传

陈春晓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商品流通是各地区文明间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方式。古代中国的大量产品源源不断地向西出口，外销至波斯、阿拉伯地区。除了为人熟知的丝绸和瓷器之外，还有香料、药物、珠宝、矿石及手工业制成品等各种类别的中国货物。阿拉伯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ṭarā’if，原本是指珍贵稀有之物，后来演变成对中国宝货的专称。[①] 此外，波斯、阿拉伯语文献中亦可见到许多带有“中国的”（Chīnī或Ṣīnī）这一修饰语的名词。有些只是表示从中国运来的物品；但还有一些则是固定语汇，用以指称某种中国特产或中国发明的物品。这些物品由于在波斯、阿拉伯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此便用一个已有名词加上“中国的”后缀合成一个专有名词来指代它。例如：中国土（khāk-i Chīnī或gil-i Chīnī）是指高岭土，中国木（dārchīnī）是指肉桂，中国根（chūb-i Chīnī）指茯苓，中国雪（salj Ṣīnī）、中国盐（namak-i Chīnī）指用来制作火药的硝石，等等。[②] 以这种方式构成的词汇，往往需要经过名、实考证才能知晓其真实含义。

这类合成词中有一种被称为“中国石”（波斯语khārchīnī，阿拉伯语khārṣīnī）和“中国铁”（波斯语āhan-i Chīnī，阿拉伯语ḥadīd al-Ṣīn）的物质，在中古时代的波斯、阿拉伯文献中频见。这种物质产自中国，并向西传播至伊朗伊斯兰地区。但它们究竟是何种物质，学界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本文在波斯、阿拉伯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汉文记载和考古资料，辨析“中国石”“中国铁”的概念和含义，考其应原指中国的铸铁，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其义扩大，渐渐泛指中国出产的各类铜铁制品；并对古代尤其是宋元明时期，这类物品从中国外销至伊朗伊斯兰地区的情况作全面考察。

“中国石”“中国铁”名实考

关于“中国石”和“中国铁”的记载最早见于8世纪波斯炼金术士扎比尔·伊本·赫扬（Jābir ibn Ḥayyān）的著作中，被称为“七种金属”之一。[③] 此后，花剌子迷（Muḥammad ibn Mūsā Khwārizmī）、拉齐（Abū Bakr Muḥammad b. Zakariyā Rāzī）、阿维森那（Abū ʻAlī Ḥusayn ibn Sīnā）、比鲁尼（Abū Rayḥ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Bīrūnī）等历代波斯科学家对这种物质都有记载。至13—14世纪时，波斯作家仍然热衷于在他们的宝石学、地理学著作中描述这种物质。[④] 在历代记载中，12世纪末内沙不里（Muḥammad Ibn Abī al-Barakāt Jawharī Nayshābūrī）的记述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的记述反映出几点信息：第一，他最先将“中国石”和“中国铁”分别记述，并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铁的主要成分是中国石。第二，他最早记载了波斯湾的巴林（Baḥrīn）和怯失（Kīsh）两国争夺一把中国石铸剑的轶事。第三，他最早记载了中国铁被用于制造响钟和镜子，并具有众多医药用途。

那么中国石和中国铁究竟为何种物质？近代以来的研究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第一种，铜镍合金说，即中国的“白铜”。此观点最为流行，德萨西（A. I. S. de Sacy）、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拉斯卡（J. Ruska）以及李约瑟等人均支持此说，认为镍元素是除了铜之外的第二主要配料。[⑤] 第二种是锌说，洪伯特（Jean Humbert）、斯泰普顿（Henry Ernest Stapleton）、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持这种观点。[⑥] 此外，还有水银说、铂金说、青铜说等各种意见。[⑦]

对这个问题论述最详尽的应数科学史著名学者李约瑟。他辨析说：

斯泰普顿恐怕太乐观了，认为拉齐是一位足够专业的化学家，可以将它（中国石）认定为基础元素而非一种合金。在10世纪那个时候，他真能分辨出来吗？另一种方法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其它地方的金属锌和铜镍合金来获取信息。通过它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国不可能在10世纪之前就出口金属锌，而早在2~3世纪的东汉三国时，铜镍合金就被输送到西方国家了。因此记载此物质的扎比尔·赫扬文献所处的9世纪，对于锌来说太早了，而铜镍则较为可能。事实上，关于中国石的记载出现在较晚的阿拉伯化学著作中，而非早期著作，这使得很难利用年代来判定它是什么。然而，对中国石制成的具有回声的响钟的记载，决定性地证明它是铜镍而非金属锌，因为这正是白铜在18世纪的欧洲受到欢迎的特性。[⑧]

自劳费尔和李约瑟先后将中国石与中国之镍白铜（铜镍合金）证明为同一种物质后，中国的科学史学者几乎全部采用。研究中国矿物史的梅建军、黄超、潘吉星等学者在他们关于白铜的研究论作中纷纷引用这一论断。[⑨] 然而欧洲人了解镍白铜始自17世纪，他们称之为paktong（白铜），尽管当时西方的近代科学已经发展起来，但定义“白铜”这种物质的时候，只能描述说这是一种从中国进口的，由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运来的金属矿。[⑩] 可以说，欧洲人对中国白铜的直观了解是很晚的，且是在明清云南镍铜矿被大量开采并出口至欧洲这一背景下的，因此将白铜定义为含镍的铜合金恐怕很有时代局限性。而在中国古代“白铜”指何种矿石，并没有那么确凿。其实中国学者很早就了解到，中国古代的白铜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矿料。民国地质学家章鸿钊在对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译证中指出：“抑乃古之白铜未必即今之白铜，其实质或大异。然亦无由证明之也。”[⑪] 同样的看法亦见于王琎在1929年发表的文章中：

中国用白铜，则由来已久，《唐书·舆服志》言及白铜，视为贵品。但白铜之种类颇多，有因铜参铅锡过多而白者，新莽及隋唐时之白铜皆以此类为多；有因含镍而白者，古代虽未能炼得纯粹之镍，惟镍之合金，则确已有之。其制法则于炼白铜时加入含镍之矿物，最常用所加入之含镍矿物即为砒镍矿，此种矿石类别颇多，……吾国古人未能分别，皆谓之砒石……[⑫]

现代科学手段也证明了这一点，被李约瑟认为是镍铜合金的白铜钱“大夏真兴”和隋五铢钱，经检测均为高锡青铜，不含镍。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中国白铜镜，经分析亦为高锡青铜；此外含砷在10%以上的砷白铜也是白铜的主要种类之一。[⑬] 钱币研究者周卫荣更是直接指出：

我国古代的铜钱，在明嘉靖以前都是青铜合金。铜色发白，只因含锡量高之故。……这种铜色发白的钱在后世被称作‘白铜钱’。……其实，白铜在当今是专有所指的，一般指镍白铜（有时也指砷白铜）。铜色发白称白铜，在古人无可厚非；在今人是不科学、不可取的。[⑭]

由此可知，近代欧洲东方学家从现代的概念出发，来推定古代的白铜配制，是站不住脚的。而将现代的镍白铜对应于古代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khārṣīnī，更是缺乏证据。

欧洲学者之所以将中国石认定为镍白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镍白铜名声大噪的时期。当时的欧洲来华人士目睹中国特产的镍白铜并纷纷记载下来；而过去他们早就通过穆斯林知道声名远播的中国石，这致使欧洲人认为镍白铜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石。

然而如果将波斯、阿拉伯矿物学著作中对中国石的描述，与中国镍白铜的性状相对照，就会发现两者差异颇大。判定古代矿物质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因为在不具备科学检测条件的古代，仅凭颜色和外形所做的描述总是不甚精确。穆斯林文献对中国石和中国铁状貌的描述本身就五花八门，有说白色、灰色、墨色、淡黄色，有说与金矿伴生，有说与银矿、铁矿伴生，有说矿藏只存在于中国，亦有不少说在葱岭以西地区，甚至有记载波斯湾巴林也有出产。这些大相径庭的记述，反映出波斯、阿拉伯人对这种来自东方的矿物了解得并不透彻。不同作者根据不同渠道获取关于它的信息，难免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因此，如若根据状貌这些外在描述来判断物质，实在缺乏可靠性。

那么古代的记载对判断物质究竟有没有作用呢？仔细梳理这些记载后可以发现，尽管波斯、阿拉伯作家对中国石和中国铁状貌的记述各异，但是在对其制成品上的记载上，却较为一致。文献记载这种矿物的制品大致可分为四类：一、兵器；二、响钟；三、镜子；四、各种日用品。而古代中国制造这些器具的原料是什么，则是有迹可循的。因此从制成品的角度出发，有可能找到中国石和中国铁究竟为何物的答案。

首先，穆斯林文献所记中国石用来制造的兵器，具体是指箭簇、刀剑，其特点是极为坚硬、锋利，具有致命的杀伤力。13世纪波斯学者札克里牙·可疾维尼（Zakariyā ibn Muḥammad Qazvīnī）说：“用它（中国石）制成的刀剑极具杀伤力。用它制作成叉钩，很容易钓鱼。一旦用它勾住某物，则很难摆脱。”[⑮] 另一位穆斯妥菲·可疾维尼（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则记载道：“伊朗没有中国石，学者们常用这个词（khārṣīnī）来表达‘不存在的事物’之意。我在一些书里看到说中国有这种矿石，在那里他们用来制造兵器，具有比铁更为坚硬的锋刃。”[⑯] 那么中国古代冷兵器的铸造材质是什么呢？在上古时代使用青铜兵器之后，中古时代中国的冷兵器主要是钢铁制成的刀剑。这与中国古代的冶铁炼钢技术有关。根据科技史学者的研究，中国从商代就开始制造铁制兵器，最早是使用自然陨铁制作兵器的刃部，西周晚期时，人们掌握了人工冶炼块炼铁（熟铁）的技术，能够将块炼铁制成锋刃器。块炼铁，也叫海绵铁，含碳量很低，因此非常柔软。至春秋时，中国人发明了生铁冶铸技术，能够生产铸铁（生铁），铸铁含碳量较高，因此又硬又脆，只可铸造不能锻打。但很快中国人就发明了将铸铁柔化的方法，提高了铸铁的韧性，使其变得可锻，称作“可锻铸铁”（韧性铸铁）。钢，是含碳量介于生铁和熟铁之间的合金。因此古代炼钢就有两种方法：以熟铁为原料，则用渗碳技术增加碳含量；以生铁作原料，就用脱碳技术减少碳含量。中国在春秋时便利用熟铁锻造的渗碳钢打造兵器，但渗碳仅于表面，夹杂物无法除尽，且有层状组织。因此到西汉时，中国人发明了以生铁为原料的铸铁脱碳钢。[⑰] 此后，中国人还同时利用生铁和熟铁炼钢，在炼钢技术上不断有进步和发明。

那么为西亚人所赞誉的中国石兵器，是否可能是中国的铸铁兵器呢？这就需要对比一下西方的兵器制造水平。古代西方使用陨铁和发明炼铁技术都要早于中国，但他们的冶铁技术长期停滞在锻造熟铁的阶段，没有发明出铸铁技术，因此他们生产的钢也是以熟铁为原料的渗碳钢。由于熟铁柔软，坚硬度锋利度都大大低于中国的生铁，而渗碳钢往往内外含碳量不均匀，杂质较多，因此成品率很低。西方人为了提高优质钢的出品率，就在锻造技术上不断增强。波斯镔铁、大马士革钢、印度wootz钢等一些优质的产品，也享有广泛盛誉，并传入中国。[⑱] 由于原料问题，这些名品钢材虽质量尚佳，但锻造不易，因此价格昂贵，普通人难以拥有。士兵打仗时所使用的普通刀剑不够坚硬，杀伤力低得多。[⑲] 这也是为何古代西方人会惊叹于中国箭矢致命性的原因。公元前后的希腊作家霍拉赛（Horace）的诗歌写道：“那位秀发馨香的王孙是谁？他举手向你敬酒，这只手善用祖传的弓弩射出塞里斯国的利箭。”[⑳] 公元200年左右的阿克伦（Acron）在《颂歌》中也说：“塞里斯民族与帕提亚人相毗邻，以他们善于造箭而广负盛名。”[21] 著名的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对中国和波斯的冶铁同时做了评价：“在各种铁中，塞里斯铁最为优胜。塞里斯人给我们送来织物和皮货的同时也送来了铁。第二等的是帕提亚的铁。”[22]

在回顾了古代中国及西方国家兵器制造情况后，再来看10~14世纪波斯文献所描述的用中国石制成的锋利致命的中国兵器，不难判断出这就是中国人用铸铁制造的兵刃。

第二，响钟。内沙不里最早记录了中国铁的这项制成品。他说：“在桃花石的城市中，有许多庙宇和寺院中有响钟，当到了修行的时间，钟就会响起来发布通告，通知该宗教的信徒们按时参加各自的宗教活动。”对这些钟的外形，他描述说：“用合金制成大钟形的东西，像大缸一样，用链子悬挂在寺庙的屋顶之上，当要做礼拜时，用铁棒敲击它，使其发出响声传至远方。”他所描述的钟的形状、用途、声响特点，都很接近中国古代的梵钟。[23]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古代的钟可分为编钟和梵钟两种类型。所谓梵钟，是指截面呈圆形（相对于编钟的合瓦形），不成编悬挂，也无法演奏音乐的钟。梵钟不仅常见于佛寺，且在道观、黉舍、神庙以及城市中的钟楼中亦广泛悬挂。传世的最早的梵钟是南北朝时代的梵钟。唐代以降，各地县治所在地都设立钟楼，以钟鼓声宣告一天的结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梵钟的数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24]

那么梵钟的铸造材料是什么？根据王福谆2006年的统计，中国各地留存下来的古代千斤大钟（1840年前），最少有251口，其中大铜钟137口，大铁钟114口。中国现存最早的大铁钟是北宋时代铸造的，这与宋代冶铁业的迅猛发展有密切关系。[25]

中国古代的梵钟体积硕大，重达千斤，但亦有出口至海外的记载。《旧唐书》载贞观年间，陀洹国向唐朝进贡，[26] 并求赐马匹和铜钟，唐朝赐予了他们。[27] 另外，古代中国的梵钟还有被运到朝鲜的实例。[28] 这表明中国大钟在海外可能颇具盛名，波斯、阿拉伯文献所记中国石和中国铁制成的大钟，可能就是生铁梵钟。

再次，镜子。在中亚、西亚的穆斯林文献中，纷纷记载了中国人用中国铁制作镜子。那么中国的古镜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呢？除了作为墓葬明器使用的铅镜、滑石镜和陶镜外，用作日常生活用品的镜子主要是铜镜和铁镜两种。考古研究表明，中国铜镜的制造和使用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一直延续至近代，可谓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金属器具。而铁镜的出现，同铁钟具有相似的原因，也是冶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铁镜最早出现在两汉之际，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铁镜在中国十分流行。然而，由于铁镜的照鉴效果比不上铜镜，且易生锈不易存放，因此在唐代铜镜加工业再度兴盛后，铁镜逐渐衰落。尽管如此，元代的墓葬中还出土过铁镜。[29]

据科学家对铜镜的铸造原料所做的成分分析，西周之前的铜镜中，铜、锡、铅比例不稳定；从战国至唐五代的铜镜，基本是含铅的高锡青铜，比较稳定；宋至明清的铜镜成分为两种情况，一小部分承袭汉唐的旧制，而大部分使用了含锡量较低，而铅、锌、铜含量较高的合金材料。[30] 据此，James W. Allan、P. T. Craddock等工艺美术史家认为制作中国镜子的中国石可能指的是高锡青铜。[31] 而对铁镜来说，铸造使用的金属材料一般为脱碳可锻铸铁，也就是中国所特产的生铁。[32] 同梵钟相似，用作镜子的中国石也有了两个可能选项——锡青铜和铸铁。

在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中，镜子的制造和使用也都各具悠久的历史。与中国等东亚地区的圆形具钮镜不同，西亚、希腊、埃及等地区的镜子多为圆板形具柄镜。在东西方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两种镜子相互吸收对方的艺术特色。宋代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有柄的镜子，而伊朗出土的12世纪圆形具钮青铜镜，也极尽中国风格。[33] 同时，中国的铸镜工艺也影响着伊朗的制镜业，高锡青铜合金在中国被发明后，也传向了世界其他地区；而宋代之后中国铜镜中锡含量下降、铅锌含量提高这一变化特征，也表现在13世纪伊朗的铜镜上。[34] 此外，波斯文献中所描述的中国镜子所具有的辟邪、驱魔、治病的功效，是非常悠久的古镜文化。丰富的汉文记载表明，中国古镜在丧葬、医疗、占卜、佩饰、宗教和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35] 可以说，波斯文献中所提到的这些特异功能皆包含其中。

最后，各种日用品。穆斯林文献中提到的中国的锅，是古代中国最常见的外销商品之一。尤其是铁锅，在海外极受欢迎。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实物的检测，获取铁锅的铸造原料信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铁锅检测分析，该遗址出土的两口铁锅和两只铁碗皆为白口铁铸造而成。[36] 南宋“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铁锅残片经化学分析可知，其主要原料也是白口铸铁。[37] 此外，铜锅虽不比铁锅畅销，但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外销商品，大量地出口海外。

南海I号出水铁锅

镊子是古代一种生活日用品，其用途非常广泛。其中用镊子拔去白发的用途最为常见，唐以来的许多文人诗歌中都反映了这一生活细节，李白著有《秋日炼药院镊白发》“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 [38] 白居易有“懒镊从须白，休治任眼昏”诗句。[39]至元代，黄清老亦有“十年望春云，不忍镊白发”之语。[40] 用镊子拔掉白发，已然成为了古人感叹岁月老去的一种情怀表述。相似的是，波斯文献中也记载了用中国石制成的镊子拔毛的用途。札克里牙·可疾维尼说：“用它（中国石）制成镊子，夹起毛发扔进水里，拔掉毛发的地方外敷，就不会再长出毛发来，如此在脸上反复。”[41] 波斯人用镊子来褪脸上汗毛的作法与中国人镊白发如出一辙。考古发现也表明，中国古人在生活中使用镊子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咸阳齐家坡西汉墓、潍坊后埠下西汉墓、广州南越王墓、阳高古城堡汉墓、洛阳烧沟都出土有汉代的铁制镊子，出土时往往伴随有剪刀、耳勺，因此一般认为是修容用具。[42] 在辽金元时代的出土品中曾发现多件镊子，材质有金银质、铜鎏金、铁质。其中金银及铜鎏金镊子出自辽代墓葬，墓主人多为贵族妇女，同时出土的还有耳勺、针筒、剪刀等小工具，因此也推测是女性日常针线、化妆用具。[43] 元大都遗址中也出土有一件铁制镊子，经检测为铁素体基体锻造而成，也就是生铁锻造。[44] 另外，2009年黑龙江博物馆曾征集到一批出自泰来县塔子城的四件“手术工具”——刮刀、镊子、手术刀、起子，经检测均为生铁锻造。[45]

以上从制成品角度对波斯、阿拉伯文献所记中国石和中国铁作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既不是镍铜合金，也和金属锌无关，答案指向铸铁（生铁）和锡青铜。那么为何出现了两个答案？究竟哪种物质才是真正的中国石呢？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增加一个问题——为何历代穆斯林文献中对中国石的描述的差异会如此之大？如果将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造成文献描述混乱的原因正是因为不同文献描述的中国石确实并非同一种物质，而有的是铸铁，有的是锡青铜。为何会如此？这就要回答中国石究竟是哪种物质这个问题了。

从8世纪扎比尔·赫扬第一次使用khārṣīnī来指称一种中国特产的金属矿石，到中古时代结束时，已然过去数百年，其间中国的金属制造工艺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同一种类器物的生产原料，或有配比上的改变，或有材质上的更换。这些信息零零星星地通过不同渠道传至伊斯兰世界，被不同的作家获悉后记录在各自的著作中。如此一来，差异就逐渐产生了。以中国古镜为例，青铜镜和铁镜，除了材质不同外，外形、样式、功用都基本一致。当这些镜子传至伊斯兰世界后，当地人不知道它们的材质差异，更难以辨析自己见到的中国镜子就是前人描述的那种镜子。最早的扎比尔·赫扬可能了解到的是生铁制成的镜子，他将这种不明材质称作“中国石”（khārṣīnī），而将这种镜子叫作“中国镜子”。于是，“中国石”就成了“中国镜子”的捆绑属性。随着“中国镜子”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伊斯兰地区人民形成了中国的镜子都是中国石制造的固定认识，哪怕他们实际接触到的是青铜镜。简言之，在古代世界范围内的长途贸易中，与商品的产地相较，材质上的差异很容易被忽略。这种现象实际上十分普遍，即使在今天，人们对不熟悉的进口商品，相较于质量而言，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其品牌和产地。因此，同一名称下的材质的混淆就出现了。

而加重中国石概念混淆的另一个因素，是波斯、阿拉伯文献所具有的时代传承性。穆斯林作家在撰著自己的著作时，会大量地参考、援引前人的记载。尤其是地理类、自然科学类著作，传承、吸纳已有文献的情况更为突出，这些转引和继承来的“旧识”，与自己亲身了解到的“新知”杂糅在一起，造成了又一层的混淆。

厘清了文献记载混乱的原因后，再来思考一下在混淆出现之前，中国石原应指的是哪种材料。我想应该是生铁（或铸铁），理由是生铁是古代中国最具生产垄断性的技术产品，也是最能代表中国冶炼先进技术的加工品，最有资格和道理被称为“中国之石”或“中国之铁”。同时，在“中国石”之后，“中国铁”这个名字的出现及其与“中国石”概念的重合，反映出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生铁认识的进步，他们逐渐了解到中国石的本质是一种铁矿。总结而言，中国石和中国铁原本是指中国生产的铸铁，但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东西方信息交流的延滞，混入了锡青铜的特征，因此到蒙古时代时，这两个词已成为了中国生产的铸铁和锡青铜的泛称。

中国铜铁器的外销

中国的铜铁制品（尤其是铁）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如此的盛名，那么这两种矿石及其制品在出口方面情况如何呢？汉文文献和考古沉船资料对此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是反映古代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作者搭船出海，每到一地，就要记下当地的物产以及中国商人在当地销路最好的贸易品。中国商船中所载商品，除少部分收购的他国货品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特产。而在这些“贸易之货”中，可以看出，除了素有盛名的中国织物和陶瓷器外，铜铁类矿石及制成品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三岛：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

麻逸：贸易之货，用鼎、铁块、五采红布、红绢、牙锭之属。

无枝拔：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磁器、瓦坛、铁鼎之属。

交趾：贸易之货，用诸色绫罗匹帛、青布、牙梳、纸扎、青铜、铁之类。

民多朗：货用漆器、铜鼎、阇婆布、红绢、青布、斗锡、酒之属。

日丽：贸易之货，用青磁器、花布、粗碗、铁块、小印花布、五色布之属。

麻里鲁：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磁器盘、处州磁、水坛、大瓮、铁鼎之属。

遐来勿：贸易之货，用占城海南布、铁线、铜鼎、红绢、五色布、木梳、篦子、青器、粗碗之属。

彭坑：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

戎：贸易之货，用铜、漆器、青白花碗、磁壶、瓶、花银、紫烧珠、巫仑布之属。

罗卫：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花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

东冲古剌：贸易之货，用花银、盐、青白花碗、大小水埕、青缎、铜鼎之属。

苏洛鬲：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

针路：贸易之货，用铜条、铁鼎、铜珠、五色焇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属。

八都马：贸易之货，用南北丝、花银、赤金、铜、铁鼎、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白矾之属。

淡邈：货用黄硝珠、麒麟粒、西洋丝布、粗碗、青器、铜鼎之属。

尖山：贸易之货，用牙锭、铜铁鼎、青碗、大小埕瓮、青皮单、锦、鼓乐之属。

八节那间：贸易之货，用青器、紫矿、土粉、青丝布、埕瓮、铁器之属。

三佛齐：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焇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

啸喷：货用五色硝珠、磁器、铜铁锅、牙锭、瓦瓮、粗碗之属。

渤泥：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

暹：贸易之货，用硝珠、水银、青布、铜铁之属。

爪哇：货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

都督岸：贸易之货，用海南、占城布、红绿绢、盐、铁铜鼎、色缎之属。

苏禄：贸易之货，用赤金、花银、八都剌布、青珠、处器、铁条之属。

旧港：贸易之货，用门邦丸珠、四色烧珠、麒麟粒、处瓷、铜鼎、五色布、大小水埕瓮之属。

龙牙菩提：贸易之货，用红緑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

班卒：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甆器、铁鼎之属。

蒲奔：贸易之货，用青瓷器、粗碗、海南布、铁线、大小埕瓮之属。

文老古：贸易之货，用银、铁、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间布、土印布、象齿、烧珠、青瓷器、埕器之属。

古里地闷：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货也。

龙牙门：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

灵山：贸易之货，用粗碗、烧珠、铁条之属。

东西竺：贸易之货，用花锡、胡椒、铁器、蔷薇水之属。

花面：货用铁条、青布、粗碗、青处器之属。

淡洋：贸易之货，用赤金、铁器、粗碗之属。

勾栏山：贸易之货，用谷米、五色绢、青布、铜器、青器之属。

特番里：贸易之货，用麻逸布、五色绸缎、锦缎、铜鼎、红油布之属。

班达里：贸易之货，用诸色缎、青白瓷、铁器、五色烧珠之属。

喃巫哩：贸易之货，用金、银、铁器、蔷薇水、红丝布、樟脑、青白花碗之属。

金塔：贸易之货，用铁鼎、五色布之属。

东淡邈：贸易之货，用银、五色布、铜鼎、铁器、烧珠之属。

大八丹：贸易之货，用南丝、铁条、紫粉、木梳、白糖之属。

加里那：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铁条、苏木、水银之属。

波斯离：贸易之货，用毡毯、五色缎、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风子、牙梳、铁器、达剌斯离香之属。

挞吉那：贸易之货，用沙金、花银、五色缎、铁鼎、铜线、琉黄、水银之属。

千里马：贸易之货，用铁条、粗碗、苏木、铅、针之属。

小㖵喃：贸易之货，用金、银、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缎、铁器之属。

古里佛：去货与小㖵喃国同。

大乌爹：贸易之货，用白铜、鼓板、五色缎、金、银、铁器之属。

万年港：贸易之货，用铁条、铜线、土印花布、瓦瓶之属。

阿思里：贸易之货，用银、铁器、青烧珠之属。

天堂：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

甘埋里：去货丁香、荳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

麻呵斯离：贸易之货，用剌速斯离布、紫金、白铜、青琅玕、阇婆布之属。

经统计，汪大渊共记录海外地名99个，55地都进口中国的铁、铜原料或制成品。其中，铁及铁制品的出口地区比铜类制品更为广泛。铁一类的外销品有：铁、铁块、铁条、铁线、铁鼎、铁锅、铁器、针；铜一类的出口品有：铜、铜条、铜线、铜珠、铜鼎、铜器、白铜。其中的“铁”和“铜”，应是原材料，铁块、铁条、铁线、铜条、铜线这些都属于原料的初级加工品。在制成品中，外销最多的是铁鼎和铜鼎。“鼎”为何种器物？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译注的《岛夷志略》将其翻译成大锅（caldron）或锅（pot），[46] 夏德和柔克义在《诸蕃志》的译注中，译作三足鼎（tripod）和香炉（censer）。[47] 苏继庼先生指出，《岛夷志略》和《诸蕃志》中的“鼎”皆指灶，是一种类似锅的炊具。[48] 除锅鼎外，铁针、铁线以及其他铁器，也被大量贩卖至海外。

南海I号出水铁条

元代的另一部海外行纪《真腊风土记》所记载的柬埔寨进口的中国商品中，铁锅、铜盘和针也都被列入主要贸易品中。[49]显然，中国商人们十分清楚如铁锅一类的铸铁器具、炊具是长途贸易的理想商品，因为它们成本低廉、重可压舱，又是中国垄断性产品，可畅销海外。[50]

宋代《淳熙三山志》就记载了福建出产的生铁及民间打造的农具、锅釜出口海外的史实：

铁。宁德、永福等县有之。其品有三：初炼去矿，用以铸冶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又以作𨪀者为鑐铁，亦谓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刚铁。商贾通贩于浙间，皆生铁也。庆历三年（1043），发运使杨告乞下福建严行禁法，除民间打造农器锅釜等外，不许私贩下海。两浙运司奏：“当路州、军自来不产铁。并漳、泉、福等州转海兴贩，逐年商税课利不少，及宫中抽纳折税，收买打造军器。乞下福建运司晓示，许令有物力客人兴贩。乃令召保，出给长引，只得诣浙路去处贩卖。”本州今出给公据。[51]

材料显示，生铁是海外贸易的畅销货品。对大量出口的铁材，宋朝一度颁行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法令。此后元朝也将铜铁列为国家专营物品，禁止“无引（执照）私贩”，但由于铁器是人民大众所不能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又规定“凡私铁农器锅釜刀镰斧杖及破坏生熟铁器，不在禁限。”[52] 宋元海外贸易繁荣，为政府聚敛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围绕着铜铁能否出口，朝廷的政策也时有变化。《元史》“市舶法”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忙古䚟言，舶商皆以金银易香木，于是下令禁之，唯铁不禁。”[53] 而在《元典章》收录的至元三十年的公文中，重申了二十八年制定的“市舶则法二十三条”，规定“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54]《通制条格》收录的延祐元年（1314）所颁《市舶法》中亦明令：“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锦、缎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55] 尽管政府的公文屡屡显示出限制铜铁的出口的规定，但是旅行家行纪和沉船资料都表明，铜铁及其制品一直源源不断地出口海外。

近年来不断增多的水下考古资料证实，铜、铁制品是整个中古时代中国向海外销售的主要商品。1998年印尼东南勿里洞岛（Belitung）发现的9世纪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的出水物中除了大量的瓷器外，还有铸铁大锅、铸铁鼎、铜合金碗、铜磨石、铜秤锤，以及两大捆带有金属凝结块的木条，其原形是两捆带铁簇的箭矢。[56]另外，船上还有29面青铜镜子。[57]这艘沉船丰富的发现物，几乎涵盖了穆斯林文献中出现的所有中国铜铁制品。

黑石号沉船出水铜镊

13世纪沉没的爪哇号海船的出水物，反映出这艘船大量贩运铁货的特点。该船打捞出一块长4米，宽1.5米的铁凝结块。清理后可以分辨出其中包裹的一系列不同大小的铁锅、大量不同型号的熟铁铁条、铁斧、12个铜合金秤锤、2个铜秤杆、铜盘、铜锣、铜锭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青铜器。[58] 而在韩国发现的元代新安号沉船，是元代水下考古最重要的实物资料。船上装载有青铜铸造的狮钮盖三足鼎形香炉、四足方鼎形香炉、觚形瓶、贯耳瓶、龙耳瓶、长颈壶，这些青铜仿古器物都是比较高级的外销品；此外船上还运有青铜制雨龙形笔架，和一批中国制造的铜镜。[59]

现将中国周边海域发现的9—17世纪沉船及出水铜铁制品情况整理如下：

表一：沉船及出水铜铁制品[60]

沉船	沉没年代	沉没地点	出水中国铜铁制品
黑石号	9世纪	印尼Belitung岛	铸铁大锅、铸铁鼎、铜合金碗、铜磨石、铜秤锤、铁箭簇、青铜镜
印坦号	10世纪	印尼印坦海域	青铜镜、青铜碗、青铜盘、架
井里汶号	10世纪	爪哇北岸井里坟外海	铁锭、铁锚、铜镜、铜锭
Tanjung Simpang	11世纪	马来西亚Sabah西北	铜锣、铜锭、铜盘
爪哇海船	13世纪	印尼爪哇海西岸	铁锅、熟铁条、铁斧、铜
Jade Dragon Wreck	13世纪	马来西亚婆罗洲最北端	青铜镜
南海I号	南宋	广东阳江	铁锅、铁钉、铁锄、铜环、铜钱、铜镜、铜鼎
华光礁I号	南宋	西沙群岛华光礁	铜镜、铜钱、铜锭、铜器、铁器
泉州湾宋代海船	南宋末年	泉州湾	铁钱、大量铜钱；零星铜镜、勺、钮、钩、锁，铁斧、搭钩、钉送
新安	元代	韩国新安	铜镜、铜秤锤、青铜器皿、铜锣、铜钱、铜笔架
绥中沉船	元代	辽宁绥中	铁犁、铁锅
Phu Quoc	14世纪	暹罗湾Phu Quoc南	铜钱、铁凝结物、铜锭
Turiang	约1370年	南中国海、马来半岛东100海里	铁凝结物、铁条
占婆号	15世纪	云南占婆岛	铜钱、铁锅、铜磬
潘达南岛	明代	菲律宾潘达南岛和巴拉望岛之间海域	铁锅、铜锣、小铜炮、铁剑、铁刀、铜镜、铜盒、铜天平、铜钱
平顺	明末	越南平顺海域	铜壶、铜盘、铜锁、针、铁锅

需要注意的是，几乎每艘沉船上都有大块的铁凝结物，这是铁制品在海水中锈蚀并与海洋生物附着后产生的凝结。在未将这些凝结物清理出来之前，有一些铁制品的器型尚无法辨别。如华光礁一号沉船上成捆堆放的长条中空形铁器单体和铁块凝结物，目前尚未知其用途。[61] 但这些铁的凝结物已经可以说明船舶运载了大量的铁器。除了沉船外，在广阔的南中国海域的水下遗物点，也发现有铜器和铁器，铜器类型有铜盘、铜镜、铜锭、铜熨斗等，铁器有刀、凿、钉。[62] 可以说，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资料，都表明在古代铜铁及其制品一直都是中国对外出口的畅销货。

中国铸铁在伊朗的传播

中国以西的中亚、西亚及中近东地区，古代的冶铁技术水平也具有差异性。从发明冶铁技术和使用铁制工具时间来看，中近东最早，之后依次为西亚、中亚、中国。但铸铁技术却是由东向西反方向传播。[63] 研究认为，中国铸铁技术的西传最早可能始于西汉时期：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自相晓知也。……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铁）器。[64] 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65]

考古学家在中亚的费尔干纳、铁儿梅兹、木鹿地区找到了使用坩埚铸铁的遗迹，指出9~13世纪时这里是生产较高质量铁器的中心，能够使用坩埚铸铁锻造锤、钳、斧、锛、犁、锹、镰等农具，以及剪、刀、勺、锁等小型工具。然而中亚和呼罗珊地区能够广泛使用铸铁来铸造锅、壶等器物，则晚至15世纪以后。[66] 铸造更加大型的钢铁制品，则更晚得多。

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历史文献《也里天堂志》（Rawẓāt al-Jannāt fī Ūṣāf-i Madīnat-i Hirāt）记载，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国王在征服伊朗时，将伊利汗国曾经的都城贴必力思城的几扇钢铁大门（dar-i pūlād）运回了自己的也里城（Hirāt，今译赫拉特），安装在古哈尔·沙的·贝格姆宫廷学校中，后来又将这些大门又迁移至撒麻耳干城。[67] 这几扇铁门，被不远千里地转移至几个王都，可知一定十分珍稀。而这些钢铁门最早为伊利汗国都城贴必力思之物，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亲密，往来频繁，此钢铁之门的建材极可能来自中国。同时代稍晚成书的阿里·阿克巴（Siyyid ʻAlī Akbar Khiṭā’ī）《契丹志》（Khitāy-nāma）曾评价中国的铸铁技术道：“三扇供皇帝通过的中央大门都是用中国钢（pūlād-i Khiṭāy）铸成的。多么神奇。如果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这样的门，那一定是在中国制造的。”[68] 由此可知，直至16世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未达到铸造大型钢铁器物的技术高度。沙哈鲁从贴必力思运走的钢铁大门，当是中国制造。此外，在《契丹志》中，作者同时使用了“中国铁”（āhan-i Khiṭāy）、“中国钢”（pūlād-i Khiṭāy）和“铸铁”（Jūyn）三个词语来描述中国的钢铁制造。伊朗裔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eri）认为，Jūyn一词的词源即为汉语“铸铁”，此语传入突厥语、蒙古语、俄语以及波斯语。在波斯语中，Jūyn后来演化为今天的chudan，意思就是铸铁、生铁。[69]

可以说，中国的铸铁冶炼技术和使用铸铁锻造、铸造钢铁器具的技术，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始终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伊朗热衷于进口中国的铁材和铁制品。

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记载的中国铜铁器出口的海外诸地中，有三个地名属于伊朗地区：甘埋里、波斯离和麻呵斯离。其中甘埋里可能是起儿漫地区的出海口忽里模子（Hurmūz），波斯离是两河流域的大港弼斯罗（Baṣra，今译巴士拉），它也是大城报达（Baghdād，今译巴格达）的出海口。此二港正是蒙元时代伊朗最大、最繁荣的两个海外贸易港。从海上来的商品运到此二港后，再由此二港转运至内陆其他地区。汪大渊记载中国的铁条外销至此二港，足以证明元朝对伊利汗国的铁材出口。同样在波斯地理书《寰宇志》（Jahān-nāma）中，也记载了中国铁由海路运至伊朗的信息：“来自东方海域，从中国（Chīn）运来了骨咄、麝香、中国器皿、闪亮的铁（āhan-i gawhar-dār）和一些药材。”[70] 波汉文献同时反映了蒙元时期中国的铁材贩至伊朗的史实。

关于中国镜子出口伊朗的情况，阿里·玛扎海里指出，早在萨珊时代，中国镜子就传入了波斯，之后中国的铸铁锅也出口到了那里。[71]的确，在波斯历史、文学作品中，中国镜子的美名被屡屡提及，以明亮、清晰而著称。12世纪的席尔旺（Shīrvān）宫廷诗人哈冈尼（Khāqānī）在其抒情诗中描述道：“中国皇帝在地平线上亮出中国之镜，使桑给巴尔国王的世运之境（āyīna-yi charkh）黯然失色。”[72] 帖木儿时代的波斯诗人喀什菲（Ḥusayn Vāʻiẓ Kāshifī）的诗歌写道：“野兔引着狮子来到了井边，井水是那么的清澈，就像中国的镜子，将他们清晰地影射。”[73] 类似的描述还出现在迷儿宏达（Mīr Khwānd）的史书《洁净园》（Rawżat al-ṣafā’）中，“他的面容为何如此明净，就像中国的镜子一般。”[74]

考古资料方面，伊朗尸罗夫大港（Sīrāf）考古出土物中，发现了中国样式的青铜镜，考古学家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称，这面铜镜可能是中国制造的，或是伊斯兰地区仿造的[75]。不论这面铜镜产地是哪里，它所展现的中国样式说明了中国镜子在当地的流行。

结  语

本文考察了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常见的一种中国舶来品——中国石（或中国铁）。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前人研究的辨析和实物资料的利用，厘清了这个名词的基本含义和名实变化的过程。中国石、中国铁原指中国生产的铸铁，但亦被宽泛地用来指称中国出产的各种铜铁制品。

铸铁加工是古代中国的独创技术。这项技术虽有传播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在整个古代，中国都保持着这项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生产的铸铁和铸铁制成品被大量出口海外，成为世界贸易中长期的畅销货。与丝绸、瓷器等艺术品、奢饰品不同，铸铁制成的刀剑、锅鼎、镜镊、门窗等武器、日用品和建筑材料，对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khārchīnī / āhan-i Chīnī”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from China

Chen Chunxiao

One kind of metal that Muslims call khārchīnī (pers.)/ khārṣīnī (arab.) or āhan-i Chīnī (pers.)/ ḥadīd al-Ṣīn (arab.) is frequently recorded in medieval Persian and Arabic literature. The metal comes from China and is transported westward to the Islamic World. Based on the concerning source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ese proper names originally stand for China’s cast iron, and afterwards refer to all kinds of iron and bronze wares from China loosel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hipwrecks findings prove the flourishing bronze and iro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medieval times. Especially China’s cast iron technology leads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nd Iran had been importing cast iron from China in quantity. Weapon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aily necessities made from China’s cast iron enjoy a high reputation in Iran and the Islamic world.

Key words: khārchīnī/ khārṣīnī, āhan-i Chīnī/ ḥadīd al-Ṣīn, China’s cast iron, Maritime trade, Sino-Irania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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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朗学者乌苏吉（M. B. Vosoughi）指出，ṭarā’if是ṭarīfa的复数形式，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阿拔斯王朝的宫廷用语中，后来进入波斯语，在波斯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指来自中国（尤其是由海路）的商品。参见乌苏吉《马可·波罗与伊朗的中国“Tarāef”——马可·波罗时代的中伊贸易》，李鸣飞译，《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92～404页。

[②] 参看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371、389～390页；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载周一良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收入作者《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50～174页。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29.

[④] Muḥammad ibn Aḥmad Bīrūnī, al-Jamāhir fī al-Jawāhir, ed. by Yūsuf Hādī, Tehran: Sharikat al-Nashr al-ʻIlmī wa al-Thaqāfī, 1995, pp. 423-425; Jawharī Nayshābūrī, Javāhir-nāma-yi Niẓāmī, ed. by Īraj Afshār, Tehran: Mīrās-i Maktūb, 2004, pp. 333-337; Zakariyā ibn Muḥammad Qazvīnī, ʿAjā’ib al-Makhlūqāt va Gharā’ib al-Mawjūdāt, tr. into Persian by anonymous translator, eds. by Masʻūd Ghalāmiya & Yūsuf bīg Bābāpūr, Qom: Majmaʻ-i Ẕakhāʼir-i Islāmī, 2012, p. 314; Nasīr al-Dīn Tūsī, Tansūkh-nāma-yi Ilkhānī, ed. by Madris Raẕavī, Tehran: Buniyād-i Farhang-i Īrān, 1989, pp. 222-226; Abū al-Qāsim Kāshānī, ʻArāyis al-Javāhir va Nafāyis al-Atāyib, ed. by Īraj Afshār, Tehran: Intishārāt-i Alma’ī, 2006, pp. 242-243; Shams al-Dīn Muḥammad ibn Abī Ṭālib Dimashqī, Nukhbat al-Dahr fī ʻAjāʼib al-Barr va al-Baḥr, tr. into Persian by Ḥamīd Ṭabībiyān, Tehran: Asāṭīr, p. 81; 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ūb, ed. by G. Le Strange, Leyden: E. J. Brill; London: Luzac & co., 1919, p. 194.

[⑤]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388页；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4, p. 431.

[⑥] H. E. Stapleton et al., “Chemistry in ʻIraq and Persia in the Tenth Century A. D.”, Memorie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8, No. 6, 1927, pp. 405-408; Mustawfī Qazvīnī,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ūb, p. 194.

[⑦] 如英国柏廷顿（J. R. Partington）认为它是水银，伊朗学者扎乌什（Muḥammad Zāvush）认为是铂金（platinum）。见J. R. Partington, “Review: Chemistry in ʻIraq and Persia in the Tenth Century A. D.”, Nature, No. 3015, vol. 120, 1927, pp. 242-243; Muḥammad Zāvush, Kānī-shināsī dar Īrān-i Qadīm, Tehran: Pazhūhishgāh-i ʻUlūm-i Insānī va Muṭālaʻāt-i Farhangī, 1996, pp. 327-333; George Sarton, “Review: H. E. Stapleton, the late R. F. Azo, and M. Hidayat llusain. - Chemistryin ʻIraq and Persiain the Tenth Century A. D.”, Isis, vol. 11, No. 1, 1928, pp. 129-134.

[⑧]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4, pp. 431-432.

[⑨] 梅建军：《中国古代镍白铜及其西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4日A05版；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60—661页；黄超：《从中国西南地区村镇中发掘古代科技文化遗产——以中国古代镍白铜作为考察对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2期，34～39页。

[⑩]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25页。

[⑪] 章鸿钊：《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补证：鍮石补证》，《地质专报》1925年乙种第3号，101～102页。

[⑫] 王琎：《杂俎：中国铜合金内之镍》，《科学》1929年第10期，1418～1419页。

[⑬] 熊申甫：《中国古代白铜钱考略》，《武汉金融》2004年第6期，41～43页；梅建军：《白铜——中国古代的独创合金》，《金属世界》2000年第2期，15～16页。

[⑭] 周卫荣：《“锡镴”与六朝“白钱”》，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3页。

[⑮] Zakariyā ibn Muḥammad Qazvīnī, ʿAjā’ib al-Makhlūqāt va Gharā’ib al-Mawjūdāt, p. 314.

[⑯] 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ūb, p. 194.

[⑰] 卢嘉锡总编，王兆春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62—64页；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302～311页；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628～631页；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219～226页。

[⑱] Paul Pelliot, “Andanique”,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 pp. 40-42；张子高、杨根：《镔铁考》，《科学史集刊》第7期，科学出版社，1964年，45～52页；潜伟：《“镔铁”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⑲] 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631页。

[⑳] 塞里斯，是古代西方世界对中国使用的称谓。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2页。

[21]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59页。

[22]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ol. 9, book 34, trs. & ed. by H. Rackh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61, p. 233.

[23] 王福谆则用“梵钟”专指佛钟，另外还有道钟、朝钟、更钟等，统称为“大钟”。王福谆：《中国古代的千斤大钟》，《铸造设备研究》2006年第5期。

[24] 孙机：《中国梵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罗泰、托马斯·罗行：《青铜时代后的东亚铜钟：比较与思考》，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433页；王福谆：《中国古代的千斤大钟》。

[25] 卢嘉锡总编，韩汝玢、柯俊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706页；王福谆：《古代大铁钟》。

[26] 此城位于今泰国东部与柬埔寨边界处。见黎道纲：《陀洹昙陵二国考———唐代泰境古国考》，《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

[27]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5272页。

[28] 罗泰、托马斯·罗行：《青铜时代后的东亚铜钟：比较与思考》，433页。

[29] 黄秀纯、雷少雨执笔《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222、239页。

[30] 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33～48页。

[31] James W. Allan, Persian Metal Technology, 700-1300 A.D., London: Ithaca Press for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and the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1979, pp. 49-51, 101-102; P. T. Craddock, “The Copper Alloys of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Inheritor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World Archaeology, vol. 11, No. 1, Early Chemical Technology, 1979, p. 77.

[32] 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330—331页。

[33]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12世纪伊朗乃沙不耳出土的青铜镜，检索号：40.170.265。检索号为42.136的伊朗12世纪的一面青铜镜，其铸造方式为中国的砂铸法，且亦为具钮镜。

[34] P. T. Craddock, “The Copper Alloys of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Inheritor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 76.

[35] 参看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36] 王可、韩汝纷、杜茀运：《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考古》1990年第7期。

[37] 刘薇等：《中国南海三处古代沉船遗址出水铁器凝结物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2期。

[38] 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65页。

[39] 顾学颉校《白居易集》卷一六，中华书局，1979年，334页。

[40] 黄清老：《鄱阳舟中闻友人消息因赠》，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中华书局，1987年，751页。

[41] Zakariyā ibn Muḥammad Qazvīnī, ʿAjā’ib al-Makhlūqāt va Gharā’ib al-Mawjūdāt, tr. into Persian by anonymous translator, ed. by Masʻūd Ghalāmiya & Yūsuf bīg Bābāpūr, Qom: Majmaʻ-i Ẕakhāʼir-i Islāmī, 2012, p. 314.

[42]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270～271页。

[43] 王春燕：《辽代金银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44] 王可、韩汝纷、杜茀运：《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661页。

[45] 衣晓峰、靳万庆：《辽金“外科手术刀”见证一段医学史》，《中国中医药报》2012 年8月13日第8版。

[46]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 I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6, No. 2, 1915, p. 268;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 V”,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6, No. 5, 1915, p. 619.

[47]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ï, tr. & ed. by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pp. 78, 160.

[48]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37页。

[49] 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148页。

[50] William M. Mathers &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Java Sea Wreck, Annapolis: Pacific Sea Resources, 1997, p. 99.

[51] 《淳熙三山志》卷四一《土俗类三》，王晓波、李勇先、张保见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7，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663页。

[52]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2649页。

[53]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2401页。

[54] 《元典章》户部卷八典章二十二《户部八》，880页。

[55]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一八《关市》，中华书局，2001年，533页。

[56] Michael Flecker, “A Ninth-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vol. 32, No. 3, Shipwrecks, 2001, pp. 339, 342.

[57] François Louis, “Bronze Mirror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ed. By Regina Krahl, John Guy, J.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2010, pp. 213-219.

[58] William M. Mathers &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Java Sea Wreck, pp. 77-89.

[59] 久保智康：《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彭涛译，《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60] 久保智康：《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南海I号”的考古试掘》，科学出版社，2011年，90页；李庆新：《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基于“南海I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南海I号”考古队：《来自“南海I号”考古队的报告》，《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30日第3版；杜希德、思鉴：《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86页；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24页；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山西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院编《华光礁I号沉船遗珍》，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1—32、48—49、54页；范伊然：《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科学出版社，2013年，13、121页；Warren Blake & Michael Flecker,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a South-East Asian Wreck, Phu Quoc Island,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rology, Vol. 23(2), 1994, pp. 88-89; Sten Sjostrand, “A 1000 Year-old Wreck Site Providing Archeology and Art History with New Information”, http://www.mingwrecks.com/TgSimpang.html; Sten Sjostrand & Claire Barnes, “The ‘Turiang’: a Fourteenth-Century Chinese Shipwreck upsetting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Histor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4, No. 1, 2001, p. 99;http://www.maritime-explorations.com/jade%20dragon.htm.

[61] 山西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院编《华光礁I号沉船遗珍》，54页。

[62] 范伊然《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99—100、102页。

[63] Aly Mazaheri, “Le Sabre contre l'Epée, ou l'origine chinoise de 1' « Acier au creuset »”,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3ᵉ année, N. 4, 1958. pp. 669-686.

[64] 《史记》校勘记，徐广曰：“多作‘钱’字，又或作‘铁’字。”《汉书》此段记载为“不知铸铁器”。

[65]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3174页；《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3896页。

[66] B. A. Litvinsky, “Iron in Eastern Iran”, EIr, XIII /6, pp. 601-60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iron-in-eastern-iran (accessed online at 30 March, 2012).

[67] Muʻīn al-Dīn Muḥammad Zhamchī Isfazārī, Rawẓāt al-Jannāt fī Ūṣāf-i Madīnat-i Harāt, ed. by Muḥammad Kāẓim Imām, Tehran: Dānishgāh-i Tihrān, 1959, p. 145.

[68] ʻAlī Akbar Khiṭāyi, Khiṭāy-nāma, ed. by Īraj Afshār, Tahran: Markaz-i Asnād-i Farhangī-yi Āsiyā, 1978, p. 83.

[69] 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249页。

[70] Muḥammad ibn Najīb Bakrān, Jahān-nāma: Matn-i Jughrāfiyā-yī, ed. by Muḥammad Amīn Riyāḥī, Tehran: Intishārāt-i Kitābkhāna-yi Ibn Sīnā, 1963, p. 103.

[71] 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249页。

[72] 穆罕穆德·巴格尔·乌苏吉：《马可·波罗与伊朗的中国“Tarāef”——马可·波罗时代的中伊贸易》，401～402页。此文章中引有波斯语诗歌原文和汉语译文，笔者据原文重新译出。

[73] Ḥusayn Vāʻiẓ Kāshifī, The Anvār-i Suhaylī (The Lights of Canopus), trs. & ed. by Edward Backhouse Eastwick, Hertford: Stephen Austin, 1854, p. 126.

[74] Muḥammad b. Khāvandshāh Mīr Khwānd, The Rauzat-us-Safa (Garden of Purity), Part II, vol. 2, tr. by E. Rehatsek, ed. by F. F. Arbuthnot, M.R.A.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3, p. 479.

[75] David Whitehouse, “Excavations at Sīrā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vol. 9, 1971, 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