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P.3816《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再考*
王庆卫
（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 西安 710001）
摘要：唐玄宗前后两次御注《孝经》，是唐代学术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属于开元御注《孝经》的衍生品，其文本内容的作者为张嵩，是他任安西副大都护时所撰写，其目的是颂扬开元本《御注孝经》的发行，完成时间大约在开元十年六月至开元十二年之间。P.3816号文书则抄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正月后，抄者在抄写过程中对于张嵩原始文本里的唐玄宗尊号和帝王尊称都做了程度不一的改编，并且把颂扬对象转移到了唐肃宗的身上。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载：“（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1]唐玄宗在开元和天宝时期曾先后两次御注《孝经》，是当时政治、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整个大唐乃至东亚社会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元本和天宝本《御注孝经》完成后，唐玄宗令天下家藏一本，人人精勤教习，尤其是“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2]《御注孝经》发行天下后，阅读者自然而然地会对君王产生权威膜拜，从而出现了各个阶层的歌赞书写，这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留下了大量的例证，如P.3910和P.2721号写本反映了普通大众对《御注孝经》的拥护和赞扬，而P.3816号写本则体现出了高等级官员的歌赞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关于P.3816号敦煌写本，郑阿财定名为《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对这件写本的作者和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其作者为安西都护张嵩，作于唐肃宗时期，同时分析了张嵩的生平情况。[3]不过，仔细考察写本的生成史，可以发现P.3816号写本内容撰写于开元十年（722年）六月至开元十二年（724年）之间，而重抄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后不久，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可以重新勾勒出张嵩的生命历程，故本文在前贤分析的基础上再做申论，敬请方家有以正之。一、《御注孝经赞并进表》概述
在敦煌写本中，目前发现的《孝经》文本有白文本、注疏本，总数达到了三四十件之多，同时还出现了很多歌赞《孝经》的四言、五言和七言写本，这些歌赞多是玄宗御注发行天下之后在敦煌等地产生的副产品，一方面说明《御注孝经》家藏一本的政策在当时得到了实际性的实施，也说明了传统儒家的经典《孝经》在唐代边州的广泛流行状况。目前，《御注孝经》在敦煌吐鲁番保留下来的不多，主要有S.6019开元本《御注孝经》中的《圣治篇》残片和德藏Ch 2547r号吐鲁番文书中《御注孝经》的《五刑章》部分残文。[4]
各类歌赞中，最具代表性的朝臣歌赞就是《御注孝经赞》。《御注孝经赞》写本在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三件，分别为P.3816、S.5739和S.3824V/1号，其中以P.3816最为完整。S.5739号写本存14行，前6行上半部残缺，后8行基本完整，文字内容从第三赞之“知雄守雌”开始，至第八赞“敢告王者”结束。[5]S.3824号写本正面为《大乘无量寿经》，背面内容分别为《御注孝经集义并注一卷》、《御注孝经赞》、《杂抄》、《历日（乾符三年）》和《正月七日南交曲子》等，其中《御注孝经赞》首尾俱缺，存3行，文字内容为：“广敬敬亲，博爱爱人。惟德届远，志诚感神。睿泽存物，王言如纶。兆人恃赖，四海皆臣。诸侯章第三赞。”[6]P.3816号写本（图一、图二），其内容由《表文》和《御注孝经赞》组成，故可定名为《御注孝经赞并进表》，结尾有所残缺，其他部分完好，共存60行，行19字至21字不等。[7]随着敦煌文书高清图版的公布，对于P.3816号写本的文本内容可以进一步修订与补充，为讨论方便，兹移逯文字如下：
图1：P.3816号写本
臣嵩言：臣闻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伏惟上皇承天御历，弘阐大猷。光泽万邦，克开自行。知孝也，以教人也，激昂孝道，启迪生诚，使戎马之乡，成礼义之俗，焕乎其有典章矣。伏惟乾元天宝圣文神武孝感皇帝陛下，当帝王之尊，行众子之礼，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子有天下，归尊于父。此实圣人之以孝理天下，故德万国之欢心。虽尧之聪明，舜之睿哲，禹汤之齐圣，文武之光烈，议功侔德，其实一焉。传之今古，将立名言。开辟以来，唯太上皇作则垂范，孝德广矣。以臣鄙见，更请广之。何者？臣窃见天下诸郡及都护府，无官学，臣请同州县例置学，训导军将、战士、弟子。使知有君臣之道，立身扬名之义，则雨露之润，枯朽皆荣，阳和之暄，幽蛰必启。此亦陛下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也。臣忝乡赋，孝廉出身。陈力明时，曾任县令。从政之暇，以此为心，谨因《御注孝经》十八章，每章撰赞一首，岂敢发挥奥旨，诚愿杨其圣化，表臣愚志，再广孝恩，无任务学屏营之至，谨诣阙廷，奉进以闻。臣嵩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宣父开宗，参也赞美。五孝斯存，四人作轨。我皇圣文，发挥奥旨。比屋可封，溥天孝治。广敬敬亲，博爱爱人。惟德届远，志诚感神。睿泽存物，王言如纶。兆人恃赖，四海皆臣。上以诫骄，高以诫危。高危不作，富贵不离。取此去彼，知雄守雌。诸侯之孝，鲜不由斯。言必守法，服无僭上。三德日宣，百祥攸往。斯为至孝，是谓能养。夙夜在公，以勤所掌。资敬之道，君亲所同。事长则顺，事君则忠。忠顺不失，禄位永终。士之孝也，允执厥中。春生冬藏，顺天之意。耕田凿井，分地之利。仓储既盈，色养不匮。蒸人乃立，成岁之义。天道贵生，地道贵成。生成既备，礼乐兴行。其教且立，其人不争。展矣君子，为王之程。明王有道，孝治天下。尽心侯伯，不悔鳏寡。以招和平，以享宗社。诗臣颂德，以告王者。天地之性，周公其人。各以其职，本其所因。礼存进退，义重君亲。具仪不忒，其德惟亲。君子之德，可则可效。事其君亲，视其容貌。五者备矣，是谓能教。三者不除，犹为不孝也。墨劓剕宫，五刑之属。温柔恭谨，百行所勖。腰则无上，数则思辱。小恶不悛，太乱之戮。圣人之道，要道曰彰。礼则家国，乐则宫商。敬寡悦众，孝悌为纲。志修百行，垂俗万方。君子之教，何必下堂。朝行一善，暮闻四方。以教为悌，为龙为光。
图2：P.3816号写本
P.3816、S.5739和S.3824V/1号写本的赞文文字略有差异，据写本特征和文意来看，以P.3816较为准确。这三件写本没有说明赞文针对的是开元本御注还是天宝本御注而写，不过这在P.2721写本《新集孝经十八章皇帝感》中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其文为：“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新合孝经皇帝感，聊谈圣德奉贤良。开元天宝亲自注，词中句句有龙光。白鹤青鸾相间错，连珠贯玉合成章。历代已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宜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8]从P.2721的内容来看，当时玄宗的两次御注文本是共同存在于敦煌地区的，其书写时代当在天宝本《御注孝经》发行天下之后。
天宝本《御注孝经》颁布天下后，加上石台孝经的权威昭示，很快取代了开元本《御注孝经》，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玄宗御注本多是天宝注本，到宋代以降开元本《御注孝经》就逐渐在中国大陆失传了。幸运的是，开元本御注在日本完整保留了下来，日本现存的开元本御注可以分为四个版本系统：1、三条西本系统，主要有东山御文库本写本、岩崎本、屋代本、古逸丛书本和三条公美本；2、清家文库本系统，主要有京都大学本和久原甲本；3、藤原本系统，此本冠有元行冲序和唐玄宗序，内容上混杂着开元本和天宝本的内容，以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藤原宪本为代表；4、菅原本系统，此本内容特征和藤原本基本一致，主要有菅原为德本、久原乙本、释一桂本、鹰司甲本和鹰司乙本。[9]从相关信息推断，日本藏开元本《御注孝经》传入的时间约在开元十年到天宝初年之间，很可能是遣唐使或学问僧带回日本的。黎庶昌和杨守敬在编印《古逸丛书》时，收入了《御注孝经》开元本，开元御注复重新传回中国得以传播，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唐玄宗第一次《御注孝经》的真实面貌。二、唐玄宗御注《孝经》之缘由
关于开元本《御注孝经》的注释过程和时间问题，以朱海和古胜隆一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朱海延续了传统的观点，指出开元御注从开元七年（719年）三月开始，至开元十年（722年）六月完成，耗时三年余；[10]古胜隆一则通过对元行冲序言的文本考察，认为开元御注完成于开元九年（721年），发行于开元十年。[11]元行冲在序言中说刘子玄参与开元御注时的官衔为“左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九年十二月条载：“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12]刘知几因事贬官至安州，未几而卒，年六十一，据此可以看出开元本《御注孝经》约完成于开元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待次年六月正式颁布于天下。
唐玄宗御注《孝经》，使得《孝经》从孔子为后世制定典宪的政治书，变成了时王教诲万民的伦理书。[13]那么，唐玄宗为何要御注《孝经》呢？古胜隆一以为唐玄宗御注《孝经》和当时的皇子教育密切相关。[14]朱海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理由：1、即“孝者，德之本也”。2、面对开天时期的政治局面，唐玄宗希望以孝来维护统治，希望“诸侯”、“四夷”们能够受中枢“广爱”的感化。3、针对经学史上《孝经》文本众说纷纭的情况，唐玄宗注释阐发自己的看法，以达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4、惩治皇族内部，特别是针对太子废立问题的争论而产生的矛盾。5、加强《孝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统一和延续作用，促进盛世的形成。[15]岛一指出唐玄宗御注《孝经》是和初唐以来出现的对亡母守丧是否需要三年礼的争论有关。[16]手岛一真和麦谷邦夫则重点从统合三教的角度，对唐玄宗御注《孝经》一事的缘由进行了讨论。[17]在经学史上，唐玄宗御注《孝经》有其重要的原因，从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政治理论来看，其缘由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分别为孝治天下、统合三教和德礼再造。
第一个方面，孝治天下。在中国古代社会，孝治天下是政治统治模式的重要一环，对于唐玄宗而言，可能出于三个层次的考虑，一是为了皇子的教育问题，二是规范群臣和士人的忠孝之道，三是以孝道来加强国家统治。初唐政治中，围绕着皇位更迭产生了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从玄武门之变到武周立国、从神龙政变到先天政变，以至到唐玄宗登上帝位，亦是充满了曲折和风波，所以对于唐玄宗来说，教育皇子就成为了头等大事。《旧唐书》卷一〇二《褚无量传》云：
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以献。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选经明笃行之士国子博士郄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为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读。七年，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无量登座说经，百僚集观，礼毕，赏赐甚厚。[18]
当时，围绕着《孝经》的今古之争十分激烈，那么作为重要启蒙读物的《孝经》统一经解就成为了唐玄宗君臣迫在眉睫的事情。
从魏晋开始，君父先后的问题就存在了。君父先后的辩论，本是魏晋辨析明教的一个论题，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孝观念逐渐超过了忠思想，尤其在门阀制度下士大夫们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权的恩典无关，所以士大夫对于王朝兴废是漠视且心安理得的。[19]这种状况即便到了唐代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与《孝经》提倡的宗旨有所出入，所以不管是唐太宗还是唐玄宗，都大力提倡孝治天下的观念，希望以此来规范群臣和士人的忠孝观念，达到君先父后的目的。在安史乱中，唐玄宗的亲信人员陈希烈、达奚珣、张垍等人纷纷投降安史集团，无疑也是君父先后观念中先家后国思想的集中呈现，可以看出即便到了盛唐时期，士人们很多还是把孝致于忠之前的。如果说宋代臣子对于君主的“忠”是一种无限责任的话，那么玄宗时期的君臣关系则多多少少有着一定的有限性和契约性质，在中唐之后随着新《春秋》学的兴起，忠的观念一步步加强，以至到宋代以后形成了以“忠”来规范士大夫行为的绝对标准。[20]在盛唐时期，群臣和士人的忠孝观念依然还是孝在忠前，针对这种情况唐玄宗在御注《孝经》中极力提倡忠的思想，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唐玄宗时期，对于弘扬孝道的力度进一步加强，采取了诸多措施，规定“五品已上清官父母亡者，依级赐官及邑号”，[21]禁止“有父母见在，别籍异居”，[22]表彰孝子孝行，减免赋税、授官赐封、给予谥号、建祠树碑等，同时在律令礼典中规范了官员如何事亲，还对不孝行为进行制约和惩罚，从制度层面对孝治进行保证。[23]唐代有追赠先世和父母的制度，唐中宗时期封赐对象主要是父亲，唐玄宗时扩大到母亲身上，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封赠范围，延泽到了祖辈，可以说这是孝道中提倡的扬名显亲的实际运作。当然，这种封赠只有官职、官品到了一定品阶才可以享受到，公与私、孝和仕有机结合为一体，成为唐代孝治天下的重要内容。[24]根据子孙官品树立的神道碑，就是封赠制度的外化物，通过这种行为会提升家族在地方的影响力，强化家族的凝聚力，可以说中古士族社会下的孝道，深深烙印下了国家权力的痕迹，家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也给孝道的实际行为提供了新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统合三教。唐玄宗先后为儒家的《孝经》、道家的《道德经》和佛教的《金刚经》做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是儒释道三教中文字最简约的经典，却也是从根本上追寻宇宙观念和心灵思想的经典代表，玄宗分别为其训注，是否暗示着整个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都将在这个时期发生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呢？[25]
御注三经以皇帝行为颁布天下，《御注孝经》刻立了石台孝经伫立在国子监内，成为长安城里一座学术政治的纪念碑性景观。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御注道德经》完成后，唐玄宗“敕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一两条策，加《老子》策”。[26]不久长安龙兴观道士司马秀上书，说“玄元皇帝《道德经》御注，右检校道门威仪龙兴观道士司马秀奏，望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取尊法物，各于本州一大观造立石台，刊勒经注，及天下诸观并令开讲”，[27]唐玄宗敕旨同意了司马秀的建议，于是各州纷纷刊立《御注道德经》。现在保留下来的《御注道德经》石刻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山西浮山县庆唐观石刻、河南鹿邑县太清宫石碑、河北邢台龙兴观刻石和河北易县开元观刻石，前面两种《御注道德经》属于特殊地址而非州郡宫观所刊刻，一为经幢形制，一为石碑形制；后面两种《御注道德经》均为州郡地方所立，基本仿照了经幢外观。[28]
在《御注道德经》完成后，高僧大德认识到无所作为的话对于佛教的传播十分不利，所以纷纷上书玄宗，希望佛教也有类似的恩遇，所以玄宗复御注《金刚经》，推行其三教合一的政教观念。《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四载：
时圣上万枢之暇，注《金刚经》，至（开元）二十三年著述功毕。释门请立般若经台，二十七年其功终竟。僧等建百座道场。七月上陈，墨制依许。八月十日，安国寺开经。九日暮间，西明齐集，十日迎赴安国道场，讲御注经及《仁王般若》。[29]
《御注金刚经》完成后，佛教徒也修建了类似《御注道德经》石台的般若经台，进行了数百道场的宣讲经义活动。之后，唐玄宗又命道氤法师续作《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英藏敦煌写经保留有S.588、S.4052等四个编号，法藏敦煌写经保留有P.2113、P.2132、P.2173等六个编号，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留有一件写经，加上其他的残本总共有15件《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写本，可见在敦煌、吐鲁番等地流行之广泛。
御注三经以皇帝行为颁布天下的做法，无疑是官方意识的表现和指示，以国家名义对经典注释做出选择是学术政治的产物，这是一种权威化和标准化的宣言，其目的是国家想实现思想信仰的重新整合，为大唐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文化建构。御注三经实现了国家权力在学术、文化和知识领域的整合，为政治和现实社会提供了多向互动和融通，为营造一个强大而辉煌的盛世提供了思想信仰的关照。
第三个方面，德礼再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唐代国家秩序中礼和法占据着核心位置。唐玄宗时期，在经典文本的编撰上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工作，其中经学方面主要有《御注孝经》、《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的刊行和《礼记·月令》的调整，律法方面主要是开元年间的律令格式修定，二者共同奠定了唐王朝治国大法的原则。
玄宗对于经典没有平常的敬畏之心，只有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使汉代以来的知识经典传承为之大变，开启了中晚唐“自名其学”的经学途径。在唐玄宗的安排下，作《唐六典》取代《周礼》，以《大唐开元礼》代替《礼记》，至于《礼记》本身则修改实用性较强的《月令》为第一篇，整个颠覆了礼经的秩序，重新规划出了一套强烈带有玄宗个人色彩的礼仪制度。[30]对于儒家思想核心的《孝经》，玄宗重新以己意注疏，基本摒弃了郑注和孔传中有价值的学术部分，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思想的《御注孝经》。
关于《唐六典》的性质，陈寅恪认为：“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託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31]《唐六典》没有取代唐代的令、式，被下发到州县后，与律令格式一起作为规范官员的法律依据，可称之为一部新的准法典。[32]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
国家与天惟新，改物视听。太宗拯焚溺之余，粗立统纪；玄宗承富庶之后，方暇论思。爰敕宰臣，将明睿旨，集儒贤于别殿，考古训于秘文。以论材审官之法，作《大唐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齐礼之方，作《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网罗遗逸，芟翦奇邪，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33]
《唐六典》和《大唐开元礼》都是唐玄宗标榜唐朝礼法的产物，主导思想为实用主义，昭示着帝王和国家的权威性和天命观，有着统一的编撰理念和性质。作为《大唐开元礼》来说，是一部整合前代礼制的综合性礼典，属于制度层面的礼，乃为垂成永则的长远规划，具有唐代礼经的性质。[34]
王者乘时以设教，因事以制礼，沿革以从宜为本，取舍以适会为先。故损益之道有殊，质文之用斯异。且夫至德之谓孝，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谓祀，所以虔乎宗庙。国家握纪命历，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继明，七代可以观德。[35]
除了编撰《唐六典》和《大唐开元礼》以取代《周礼》与《礼记》之外，还重新修订《月令》，以代替《礼记》中原来的《月令》文本。玄宗朝所修订的《月令》一般称为《唐月令》，《礼记》中的《月令》一般叫作经典《月令》，以示二者之别。《唐月令》对经典《月令》的文字进行了调整删定，同时补充了开元时期的祭祀制度，是按照唐玄宗的政治伦理方法改编而成，具有浓厚的皇家色彩。[36]《唐月令》在《礼记》中的位置从第六篇调整到了第一篇，而且单本刊行，说明《唐月令》有着超越经典的某种形式，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带有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天宝五载（746年）正月二十三日，诏曰：《礼记》垂训，篇目攸殊，或未尽于通体，是有乖于大义。借如尧命四子，所授惟时；周分六官，曾不系月。先王行令，盖取于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足举。其《礼记·月令》宜改为《时令》。 [37]
唐玄宗改《月令》为《时令》，至此王化和民时在名称上合二为一，形成了唐代月令知识的独特面相。
唐玄宗时期，基于王权和个人理念的需求，对传统儒家的政、刑、德、礼四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率于礼，缘于情，或教以道存，或礼从时变，将因宜以创制，岂沿古而限今”，[38]政刑改革以修定律令为核心，创新德礼的新经典以《御注孝经》、《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和《唐月令》为重要体现，贯穿着唐玄宗认为的时王之礼、以情统礼的精神内核。儒家首重孝道，施行以礼导政，使政治成为德治。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礼法再造，突破了汉唐以来政治制度的旧格局，突出了帝王权威在经典中的主导作用，使皇权权威高于经典权威，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四部典籍，均是唐玄宗个人权威的体现和塑造开天盛世的文本纪念碑。
三、《御注孝经赞并进表》之作者及其年代
在吐鲁番写本中发现有唐玄宗的诗歌，抄写玄宗诗及其相关作品的文书都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边州的表现，是帝国君王被整个社会所膜拜的映照，也是唐代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的体现。[39]比照唐玄宗的诗歌情况，《御注孝经》在官方发布天下之后，迅速在大唐境内流传开来，从学术政治的视角来看，其影响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作为《御注孝经》衍生品的《御注孝经赞并进表》文书，无疑是盛世大唐之文化软实力的最强音符了。
表文有“臣嵩言”和“臣窃见天下诸郡及都护府，无官学，臣请同州县例置学，训导军将、战士、弟子”等句，这为我们了解P.3816文书的作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此件文书的作者名为“嵩”，乃是都护府的长官，结合史传文献之记载，其人当是曾任安西副大都护的“张嵩”，或称作“张孝嵩”。关于张嵩的名字和生平之考察，历代学者颇有歧异，且多未利用这件文书提供的相关信息，故我们进一步梳理其履历，以加深对此件文书写作时的背景理解。
其后，又以张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身长七尺，伟姿仪。初进士举，常以边任自许。及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十年，转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黄门侍郞杜暹代嵩为安西都护。[40]
张嵩之生平，本传记载较为简略。关于张嵩的早年经历，表文自言道“臣忝乡赋，孝廉出身。陈力明时，曾任县令”，可为之补充。对于张嵩举进士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并录其名为张孝嵩，同科之人有张秀明、王明从、王言从、段同泰、刘敦行等。[41]开元八年《大唐故通议大夫沂州司马清苑县开国子刘府君（敦行）神道记》载：“景云初，以尚书郎为淮南道宣劳使，举□□言、张嵩、段同□等四十余人，皆天下英秀，时所推重。射策登科者过十道之半。”[42]刘敦行神道记为张嵩举进士第时间提供了准确的参照。
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监，还，陈碛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43]
开元三年（715年）二月，北庭都护郭虔瓘在十姓可汗故地击败了吐蕃军队，吐蕃很可能在败退过程中立阿了达为王，故当年底有张嵩领兵救拔汗那之危。关于此战之意义，白桂思以为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的里程碑式标志，中古时期的三大帝国唐、吐蕃和大食的军事势力齐聚在了中央亚洲。[44]但是，此时大食与唐王朝是否有过军事冲突还不明确，吐蕃在与唐军的争夺中步步败退，故王小甫以为此战的重要价值在于唐王朝在继碎叶之后，又将吐蕃的政治势力逐出了拔汗那，吐蕃虽退到了葱岭南部，还依旧控制着东至渴盘陀的播密川商道。[45]拔汗那之战，是张嵩履历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但是因赃污事，贬官为灵州兵曹参军。兵曹参军，即司兵参军。
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虽然品级不高，但乃清贵要职，有充当皇帝耳目之能，多数由皇帝亲自委任，常乃士人迁转的第二、第三任以上官职。[46]张嵩从中进士第，到开元三年时约已五年，任监察御史当是他第二或第三任的官职。《朝野佥载》卷二云：“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走，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47]张嵩为人酷暴，被称之为“小村方相”，从这来看的话他被告发有赃污之事，可能不会空穴来风的。张嵩被贬官后的仕宦经历，史传记载不祥，不过从《御注孝经赞并表文》来看，他之后还曾担任过县令一职。
唐代县可以分为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和下县，县令品级十分复杂，最高者赤县令为正五品上，最低者下县令为从七品下，不管是品级还是影响都差异较大。一般而言，赤畿县令为高等职位，望紧上县令为中等职位，中下县令为低等职位，其中的赤畿县令多拥有进士等优越入仕出身，在此职后很容易升迁到中央官品，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官位。[48]正因如此，赤畿县令就成为了唐代士人们竞相以求的对象，尤其是京兆府下的诸县令最为尊贵，是仕宦者亟须争取的资历之一。[49]而中等职位的县令，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升迁到中央高官或刺史等职，多数人都是在州县迁转任职，被时人视为中等之材，而张嵩在表文中不言其曾任过清贵的监察御史，而着重说他担任过县令执掌，以此来看的话，他出任的县令很可能是赤畿县令。
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元初年还有一位张嵩。法藏P.3721号文书《杨洞芋撰瓜沙两郡编年》（图三）（节略）载：
乙卯，张嵩刺史京来。开元三年，张嵩刺史赴任敦煌。到郡日，问郡人曰: “此州有何利害?”郡人悲泣而言: “州西八十五里，沙瓜二州水尾下，有一玉女泉，每年各索童男童女二人祭享。如若不依，即降霜雹，损害田苗。其童男童女初闻惊惧，哀恋父母，既出城外，被神收摄魂魄，全无顾恋之情，第相把手，自入泉中。”太守怒曰: “岂有妖怪害我生灵! ”乃密设坛场，兼税铜铁百万余斤，统领军兵，诣其泉侧，告神曰: “从我者福，逆我者殃，请神出现就坛，我欲面自祭享。”其神良久不现。[50]
图3：法藏P.3721号文书
这件文书约成书于归义军曹议金时期，记载了张嵩在玉女泉斩杀为害黑龙的事情，郁贤皓、郑怡楠据此认为张嵩在开元三年任沙州刺史。[51]关于张嵩斩龙之事，在《太平广记》等传世文献中均有记载，另外在S.5448号文书《敦煌录》中也有类似内容：“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求，郡人告之。太守怒曰：‘岂有川源妖怪，害我生灵。’遂设坛备牲泉侧曰：愿见本身，欲亲享。神乃化为一龙，从水而出，太守应弦中喉，拔剑斩首，亲诣阙进上，玄宗嘉称再三，遂赐龙舌，勅号龙舌张氏，编在简书。”[52]S.5448号文书撰写于曹氏归义军时期，所载张嵩斩龙事件发生在神龙年间，与P.3721号文书所言不同，但又说得到了唐玄宗的嘉称，疑“神龙中”有误。这两件文书撰写时间都比较晚，距离开元时期已经很远了，且时间记载有异，或为附会之作，[53]从张嵩中进士第时间来推断其历官的任次和品级，在开元三年是做不到刺史之职的。
在归义军张氏谱系中，是把张嵩作为其远祖对待。P.2913号文书《张淮深墓志铭》云：“其先曰季出问嵩，北庭节度留守、支度、营田、转运等使。”郑炳林指出“季”乃“孝”之误，“出”为“世”之误，“问”乃衍字，此句应做“其先世曰孝嵩”。[54]《张淮澄墓志》言：“高王父尚书公孝嵩，以文学进身，以军功莅事。自燉煌督护迁于北都留，其少儿抚临沙郡。至天宝末载□□陷边，自是嗣子及孙居于戎部。”[55]通过相关史料来看张嵩和敦煌之间并无大的关系，张淮澄墓志描述虽然清晰合理，但其实只是张氏在塑造其郡望过程中的攀附而已。
张嵩曾任职于北庭，大约是他在赤畿县令之后的迁转。关于张嵩任北庭都护兼北庭节度使，吴廷燮和郁贤皓均系年于开元六年至开元十年。[56]幸运的是，在发现的北庭都护府文书中，有三件是和张嵩直接相关的，分别为日本京都有邻馆藏第10号文书、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文书，可以深入分析张嵩在北庭任职的具体时间。日本京都有邻馆收藏有数件长行马文书，其中第10号文书为：[57]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有中村不折旧藏之文书，其中有一件《乞粮牒》（图四），长28.2厘米，高27.5厘米，其文如下：[58]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专当官摄县丞李仙牒》文书为：[59]
图4：日本京都有邻馆藏第10号文书
这三件文书均属于北庭都护府的官文书，有邻馆藏第10号文书上还钤有“北庭都护府”官印，其性质尤为明确。通过分析这三件文书的内容和年代，刘子凡指出，文书中的“嵩”均指的是张嵩，从相关文书纪年可以看出张嵩任北庭节度使兼北庭都护的时间大致在开元五年至开元九年七月前。[60]那么，张嵩又是何时离开北庭到安西任职的呢？
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61]
除了《资治通鉴》之外，《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等在记载开元十年九月张嵩派兵击败吐蕃之事时，均言张嵩为“北庭节度使”，这可能正值他处于由北庭迁转至安西的交割期间。[62]S.1158C号文书《唐开元十年三月残牒》有“大使杨楚客”之字样，并且文书上钤印有“北庭都护府”官印，可知在开元十年三月时，北庭节度使已经是杨楚客了。[63] OR.8212/553,Ast. Ⅲ.3.09-0.10号文书《唐开元十年（722年）西州长行坊马驴发付领到簿》之九言：[64]
4、△一匹留父五岁（次肤脊全耳鼻全鼻头白近人腿蕃印近人帖一点西长官印）5、六月十二日马子董敬元梁知礼等领到脊全次下肤仙 赵秀6、雨？般？香？一匹紫父八岁（次肤脊全耳全近人鼻决两帖散白西长官印）9、△寄留一匹紫父六岁（次上肤脊全耳鼻全玉面连唇白四蹄白近人腿蕃印西长官印）这件吐鲁番文书记载了前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及其家口在开元十年闰五月途经西州事，可以看出汤嘉惠卸任安西副大都护在此之前，而张嵩接任汤嘉惠为安西副大都护领四镇节度使，时间约在开元十年三月至闰五月间。小勃律，唐之西门，是吐蕃攻取四镇的必经之地。开元十年的小勃律之战，是唐王朝军事势力到达葱岭以南的重要表现，战后设置有葱岭守捉，使得唐王朝在与吐蕃的西域争夺态势下居于优势，自此吐蕃不敢西向。
开元年间，唐代西域的军政中心虽然几度转移到了北庭，但是因为安西承担着北抗突骑施、西防大食、南御吐蕃的重任，所以大多数时间内西域的军政中心依然在安西。[65]开元四年始，安西大都护由亲王遥领，故副大都护即为安西都护府实际上的最高长官。《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云：“（开元）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嵩迁为太原尹，或荐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淸愼，深思慕之，乃夺情擢拜黄门侍郞，兼安西副大都护。”[66]张嵩从安西迁转太原尹，《旧唐书》本传言在开元十年，之后《全唐诗》和《全唐文》在撰写张嵩小传时均延续了这个观点，但是在其他的传世文献中，均说张嵩任太原尹在开元十二年，对此岑仲勉言道：“按此即张孝嵩也，各书作嵩或孝嵩，殊不一致，要以作孝嵩者为是。考嵩转太原，《唐方镇年表四》系于十二年，考《旧书》九八《杜暹传》亦云，‘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嵩迁为太原尹’，作十年者必不合。”[67]诚然，从官员一般的任职年资和西域的政治形势来看，张嵩离开安西副大都护改任太原尹当在开元十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四月条载：
丁亥，太原尹张孝嵩奏：“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上命杖杀之。[68]
张嵩诛杀李子峤事，《册府元龟》记载甚祥，这是文献中关于张嵩事迹最晚的明确记录。张嵩卒于太原任，其后由兵部侍郎李暠兼太原尹，充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李暠镇太原时间在开元十五年至开元十八年。[69]《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四》云：“《张孝嵩集》，十卷。（字仲山，南阳人。开元河东节度使，南阳郡公。）》[70]张嵩文集现已不存，仅有数篇文章可见，其《云中古城赋》言道：“开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张子出玉塞，秉金钺，抚循边心，窥按穷髪。走汗漫之广漠，陟峥嵘之高阙。徒观其风马哀鸣，霜鸿苦声。尘昏白日，云绕丹旌。虏障万里，戍沙四平。” [71]此文乃张嵩开元十四年冬出塞时所作，那么，其卒年约在开元十五年内。以此来看，张嵩的最后官衔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南阳郡公，任职时间为开元十二年至开元十五年。[72]
在传世文献中，有“张嵩”和“张孝嵩”两种称呼，可能各有所本，即便在同一本书中也是两名混杂，难以断定其真实情况，[73]不过验证于同时期的石刻文献和文书内容，可能对此问题有新的认识。开元十八年《咸阳县丞郭君墓志铭》言：“故幕府三辟，时称得俊。御史中丞李处古，侍御史崔希逸，节度使张嵩，爰以将命之务咨焉。公之佐廉问也，旌别淑慝，树立风声。进厥贤良，不仁者远。率由𥳑易，希下按章。从容以和，大变其俗。公之护戎事也，善用文韬，制其边患。本诗书之义府，资德刑之战器。军吏缓带，兵车税鞅。谭笑樽俎，疆陲晏然。”[74]从志文推断，张嵩就是本文所讲的同一个人，不过不知郭君在张嵩帐下之时，到底是在北庭还是安西。开元八年刘敦行神道记和开元十一年御史台精舍题名碑均记载有“张嵩”，[75]可以确认为同一个人。《大唐故杜府君（钑）墓志铭》载：“开元七年，进士擢第，解褐授襄陵县尉。晋州良牧贾公曾则词艺之宗，太原节制张公嵩有瓌奇之量。贾则设榻以邀之，张则开幕以翘之，人谓二公能善举也。”[76]杜钑志文所言正是张嵩在太原之任时的行为。在P.3816《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和日本京都有邻馆藏等三件北庭文书中，其自称和署名均写作“嵩”，尤其进表乃呈送皇帝之文，名字亦不可出错。从这些同时期的材料来看，“张嵩”的称呼更为可靠，而“张孝嵩”的贯称应予以更正。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把张嵩之生平简单梳理如下：张嵩，字仲山，南阳人。景云二年进士及第；经过一转或二转后在开元三年任监察御史，十一月领兵在拔汗那大败吐蕃，却因赃污事贬官为灵州兵曹参军；复经过迁转任京畿县令；开元五年至开元十年三月，任北庭节度使兼北庭都护；开元十年三月至闰五月间到开元十二年，任安西副大都护，领四镇节度使，期间派兵于小勃律大败吐蕃，奠定了唐王朝在葱岭的军事优势；开元十二年任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南阳郡公，开元十五年卒于任，卒后疑似封赠为某某尚书。北庭是张嵩任职最长的地方，也是他正式出塞为官，故《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四》载：“《朝英集》三卷。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77]在全唐诗中没有留下张九龄等人写给张嵩的诗歌，但是其中除了崔沔之外其他几个人均有写给张说的诗歌，故傅璇琮认为此书乃是开元十年张九龄等人送张说赴朔方巡边而作。[78]《朝英集》今已亡佚，无法从其内容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傅璇琮意见近是，《新唐书》致误之由待考。
据此，可以推断P.3816《御注孝经赞并进表》的文本作者就是张嵩。开元十年六月，开元本《御注孝经》发行天下，时张嵩正在安西副大都护任上，结合表文之内容，张嵩撰写赞文和表文的时间当在开元十年六月至开元十二年之内，即张嵩在安西任职期间。在P.3816表文中有“伏惟乾元天宝圣文神武孝感皇帝陛下”和“太上皇”等字样，皇帝尊号与唐玄宗和唐肃宗的称号均有出入，但“太上皇”的指称较为明确，故郑阿财指出这件文书的撰写年代在唐肃宗时期。[79]但是，张嵩最迟在开元十五年就卒于任所了，他撰写的表文只应该出现唐玄宗的尊号和称呼，那么文书上的讹误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开元元年（713年）十一月，唐玄宗加尊号“开元神武皇帝”。[80]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二月，唐玄宗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大赦天下。[81]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82]天宝七载（748年）三月，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83]至德三载（758年）正月，“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上以徽号中有大圣二字，上表固让，不允”。[84]至德三载二月，“上御兴庆宫，奉册上皇徽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大帝’”，并大赦天下，改元乾元。[85]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唐肃宗加尊号“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之后肃宗亲祀九宫贵神，斋宿于坛所。[86]收复长安等唐玄宗回京师后，肃宗需要重新调整父子间的关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格局，如此一来，帝王尊号的变化无疑就具有了昭示天下的特殊意义和内涵。[87]比较表文中的皇帝尊号“乾元天宝圣文神武孝感皇帝”，“乾元”和“孝感”字样约出自唐肃宗的尊号，“天宝圣文神武”字样约出自唐玄宗天宝元年的尊号，这和张嵩时代对唐玄宗的称号完全不合，且称唐玄宗为“太上皇”而非“上”，如此矛盾难解之处，甚至让人怀疑此件文书的真伪问题。其实这件文书的文本内容是张嵩在开元御注发行天下后所上表的颂扬文字，P.3816号写本《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并非原本，而是后来人再次抄写的文本，抄写时间约在唐肃宗乾元二年正月后不久。在抄写的过程中，抄者并没有忠实文本的原始面貌，甚至对唐玄宗的称谓根据时代变化做了修改，还把尊称转移到了唐肃宗的身上，而原来表文对唐玄宗的尊号应该是“开元神武皇帝”，“太上皇”等字样亦为抄者所增改的文字。
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出自中原地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传到敦煌以后，经常都会受到本地人大小不等的抄袭改编与托名题署，同时还有一种传世本和出土本皆有的现象，但是分别署名于不同的作者，如传世本刘允章的《直谏书》在敦煌文书中被改名为《直谏表》，作者亦被改作了贾耽，之所以作者名在敦煌文书中被替换，可能与刘允章曾投降黄巢军有关。[88]P.3816《御注孝经赞并进表》的文本无法确定到底是从长安还是安西传到敦煌的，但可以看出表文内容中唐玄宗尊号和称谓的改变，与一般意义上抄袭改编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可能和肃宗时期的政治局面息息相关。
安史之乱发生后，太子李亨在未得唐玄宗的允许下，天宝十五载七月私自于灵武即皇帝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至此唐廷历史上出现了一段特殊的二元政治格局。肃宗在位七年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安史之乱，恢复李唐的政治正统，但因为得位不正，所以一方面唐肃宗和唐玄宗父子二人在互相妥协中维持着皇权的实施，[89]另一方面唐肃宗则处处对唐玄宗表现出孝行孝道，如《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载：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贤宫奉迎。上皇御宫南楼，上望楼辟易，下马趋进楼前，再拜蹈舞称庆。上皇下楼，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呜咽，不能自胜。遂扶侍上皇御殿，亲自进食；自御马以进，上皇上马，又躬揽辔而行，止之后退。上皇曰：“吾享国长久，吾不知贵，见吾子为天子，吾知贵矣。”上乘马前导，自开远门至丹凤门，旗帜烛天，彩棚夹道。士庶舞忭路侧，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90]
在乾元元年十一月，唐玄宗从华清宫还长安，唐肃宗亲自迎于灞上，并自控唐玄宗马辔而行，从这些都可以看到唐肃宗营造出的种种孝治行为。[91]《唐大诏令集》卷七《太上皇加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册文》云：“奄有四海，克康兆人，光天之业也。经纶天地，戡定祸乱，文武之公也。雄图英算，大圣也。保国安亲，孝感也。”[92]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先后收复两京，重塑李唐正统，有着鼎革惟新的色彩，故在乾元二年正月群臣正式上尊号为“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唐代皇帝加尊号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往往在帝王加封尊号后，还会有大赦天下或举行国家祭祀的活动，使之成为一系列新政颁布的形式，对国家政治、地域社会和普通民众都影响深远。[93]安史之乱的发生，对于唐代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世界影响极大，在唐肃宗的尊号出现后，会给整个国家提供一种振奋人心的刺激作用，而P.3816《御注孝经赞并进表》的重新抄写，可能就是这种政治氛围下的产物，具有宣传颂扬唐肃宗权威作用的寓意和目的在内。《御注孝经赞并进表》文本内容的作者为张嵩，是他任安西副大都护时所撰写，其目的是颂扬开元本《御注孝经》的发行，完成时间大约在开元十年六月至开元十二年之间。P.3816号文书则抄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正月后，抄者在抄写过程中对于张嵩原始文本里的唐玄宗尊号和尊称都做了程度不一的改编，并且把颂扬对象转移到了唐肃宗的身上。P.3816号文书《御注孝经赞并进表》的文本生成史，是多元政治影响下的文书书写之个案，是复合因素层累地作用下的产物，对于进一步理解敦煌文书的形成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原载《国学学刊》2021年第3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代石刻史料编年辑证”（17BZS033）阶段性成果。
[1][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五《经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3页。
[3]郑阿财：《敦煌写卷〈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初探》，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会：《敦煌学》第18辑，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07-115页。
[4]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19页；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德藏《御注孝经》到底属于开元本还是天宝本，目前从文本内容来看还无法得到确认，详参石立善：《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1年，第113-114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第9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第5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7]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4-165页。
[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
[9][日]古胜隆一：《日本所藏〈御注孝经〉略说》，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9辑，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276-278页；[日]古胜隆一：《中國中古の學術》，东京：研文出版，2006年，第344-348页。
[10]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经〉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3年，第124-126页。
[11][日]古胜隆一：《日本所藏〈御注孝经〉略说》，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9辑，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278-282页；[日]古胜隆一：《中國中古の學術》，东京：研文出版，2006年，第348-363页。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48页。
[13] 陈壁生：《明皇改经与〈孝经〉学的转折》，《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第44-51页，收入氏著《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228页。。
[14][日]古胜隆一：《〈孝经〉玄宗注の成立》，《东方学报》2000年第72册，第213-241页，收入氏著《中國中古の學術》，东京：研文出版，2006年，第305-340页。
[15]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2年，第102-105页。
[16] [日]岛一：《唐代思想史论集》，京都：朋友书店，2013年，第61-82页。
[17] [日]手岛一真：《玄宗の三教齐一志向について》，《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第4号，1991年，第15-30页；[日]手岛一真：《功德と报应の一考察--唐·玄宗朝の三教齐一策に关连し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四十八卷第一号，1999年，第235-239页；[日]麦谷邦夫：《唐·玄宗の三经御注をめぐる诸问题—〈御注金刚般若经〉を中心に》，麦谷邦夫编：《三教交涉论丛续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1年，第241-265页，收入氏著《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18年，第381-399页。
[18]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67页。
[19]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5-250页。
[20]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2018年第2期，第43-70页，收入氏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86页。
[2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玄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4页。
[22][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七四《典礼》，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7页。
[23]冻国栋：《〈唐崔暟墓志〉跋》，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157页，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9-243页。
[24]郑雅如：《亲恩难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197-255页。
[2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26][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31页。
[27]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三三《请刊勒御注道德经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90页。
[28] 王庆卫：《石台孝经》，西安：西安出版社，2020年，第106-120页。
[29][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57号第55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出版，1934年，第878页。
[30][日]乔秀岩、叶纯芳：《编后记》，[日]林秀一：《孝经述义复原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16年，第525-530页。
[3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1页。
[32]宁志新： 《〈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193-196页；宁志新：《〈唐六典〉性质刍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99-110页。
[3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26页。
[34]吴丽娱：《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年第2期，第97-130页；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94页；吴丽娱：《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修订》，《燕京学报》新19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6页；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95-117页，收入氏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35页；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49-58页。
[3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五《礼仪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3页。
[36] 赵永磊：《历术、时令、郊社制度与〈唐月令〉》，《文史》2018年第4期，第139-162页。
[37][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8页。
[3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五《礼仪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3页。
[39]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3-75页，收入氏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63-180页。
[40]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89页。
[41]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五，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83-184页。
[42]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4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13-6714页。
[44] [美]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58页。
[4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0-144页。参阅［日］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4号，1984年，第27-28页。
[46]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62页。
[47] [唐]张鷟：《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5页。
[48]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7-288页。
[49]张荣芳：《唐代京兆府领京畿县令之分析》，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118-160页。
[5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录文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80页。
[51]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四三，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郑怡楠：《新出〈唐敦煌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24-26页。
[5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第7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53]赵红、高启安：《张孝嵩斩龙传说探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70-76页；赵红、高启安：《张孝嵩斩龙传说历史背景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63-65页。
[54]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4页。
[55]王庆卫：《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13页。
[56]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9-1230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四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1页。
[57][日]藤枝晃：《长行马》，《墨美》第60号《特集·长行马文书》，京都：墨美社，1956年，第27页。
[58] [日]矶部彰：《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东京：株式会社二玄社，2005年，第279页。
[59]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十一卷，东京：柳原书店，1999年，第141页、第227页。
[60]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290-291页。
[6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52页。
[62]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注释2。
[6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第13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64]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年第2期，第90-91页；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65]刘安志：《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10年，第157-186页，收入氏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7-192。
[66]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76页。
[67] 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唐人行第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8页。
[6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72页。
[69]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85页。
[70]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03页。
[7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25页。
[72]郁贤皓以为张嵩任太原尹时间在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参《唐刺史考全编》卷八九，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8页。
[73]参阅詹宗祐：《点校本两唐书校勘汇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5页。
[7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88页。
[75]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5页；[清]赵钺、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0页。
[76]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〇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700页。
[7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22页。
[78]傅璇琮：《王翰考》，《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6页。
[79]郑阿财：《敦煌写卷〈御注孝经赞并进表〉初探》，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会：《敦煌学》第18辑，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12页。
[80]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玄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页。
[8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0页。
[82]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5页。
[83]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2页。
[8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1页。
[8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1页。
[8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4页。
[87]王楠：《〈徐浩神道碑〉史事人物笺注》，《文津学志》第八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89-290页。
[88]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辩》，《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第1-9页。
[89]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9-288页；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1-399页。
[90]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9页。
[91]参阅齐子通：《孝道与悖逆之间：唐肃宗设立南京与南京改置》，《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第205-222页。
[92]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页。
[93]孟宪实：《唐代尊号制度研究》，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八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