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朱玉麒：唐代经营西域的民间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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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麒《唐代经营西域的民间文学遗产》

内容摘要：唐代经营西域之际，以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高昌的战役为开局，在战前、战后与后世，都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战前，“高昌童谣”的编造，成为攻心战术的有力武器；战后，吐鲁番盆地成为唐代州郡的一个部分，出土文书展现了与内地一体化教育的民间习得过程；相隔千年之后，平定高昌的唐碑在丝路沿线被发现，新一轮的传说故事再次演绎了民间知识中的历史。

原刊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5期。

唐代两关以外的西域，是丝绸之路重要的经行之地，其民间文学遗产《大唐西域记》的记录是最重要的渊薮。但是，玄奘从焉耆国开始了西域的讲述，在其东边的高昌国，此时已不再是唐朝疆域之外的“西域”地面，而成为唐帝国的一个州郡（西州/交河郡），被“政治正确”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放弃了。吐鲁番盆地丰富的民间文学故事，因此而缺失。

通过其他的历史记录和出土文献，我们仍然可以让这缺失的部分有所呈现。本次讨论即将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从三个方面揭示唐代经营西域的民间文学遗产。

一

“高昌童谣”——丝绸之路上的攻心战

（一）“高昌童谣”在战争中的利用

吐鲁番盆地遗存的唐代经营西域的民间文学遗产，第一个例证是“高昌童谣”，它展现了唐代征服高昌的过程中民间文学因素的参与，即利用童谣介入战争而发起的攻心战。

高昌原本是丝绸之路上吐鲁番盆地的一个绿洲地方政权，唐太宗经营西域，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是整个西域战役的开局，战争的成败决定着将来的走向，结果是侥幸成功。说是侥幸，因为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唐军因此如临大敌，做了相当细致的备战，以至于将民间文学的手段也参与其中。

《旧唐书·西戎传》的高昌部分，有差不多四分之三的篇幅在写平定高昌的战役，从宣战、备战、征战到善后，描述井然有序，这与唐代国史修纂在资料收集上的严密程序直接相关。

备战的过程，可以看到唐朝多方面的主动性。首先是确立了团结西边游牧部落的盟军机制，从中原本部派出的军队并不太多，而是外联具有内亚作战经验的薛延陀、突厥、契苾部落，就近兵临高昌。其次，是做出了较好的情报工作，如了解到天山北麓大量的松树可为攻城器械，于是轻装上阵，“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到达西域之后才准备具有攻城杀伤力的重武器。再次是布将，在征服西边游牧部落如吐谷浑的战争中获得作战经验的侯君集、薛万钧，和善为攻城器械的将作大匠姜行本，均被派为此次“交河道行军”的正副大总管。

详细的征战过程，自然在缜密的备战之后，始终是胜利的凯歌，这里不赘述。值得专门提出的，是《旧唐书·高昌传》在高昌城破的记载之后，还补充了战争打响之前高昌城中的童谣传唱环节：

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此后，这首歌谣，在五代以来至北宋的《唐会要》和《新唐书》《册府元龟》等相关典籍中，均有所记载。

这一记载，说明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高昌国里忽然有儿童开始传唱“汉家兵马灭高昌”的歌谣，唱得人心惶惶，于是国王麹文泰派人去抓捕初唱之人。虽然是举国之力追根究底，仍然像大多数的民谣一样，来踪去影，杳不可得。麹文泰在唐军进入西域之后，尚未接战，就内外受惊而死。用童谣的方式来动摇地方政权，作用是明显的。

我们实际上也知道，所谓“高昌童谣”并不真的是高昌儿童的首唱，而是唐朝的先遣人员“候骑”——就是探子——预先进城用利诱的手法，教唆了这些孩子们把朗朗上口的谣言散播开来。

用谣言这一手段蛊惑人心，不是唐军的发明，这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多有应用。例如，在帝制中国早期推翻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中，《史记·陈涉世家》就曾记载：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前，通过占卜者的暗示，用预置鱼腹中书和冒充狐鸣的方式，将“陈胜王”的谣言制造了所谓的天意，揭竿而起的舆情从此将陈胜、吴广推向了起义的风口浪尖。

所以，谣言的功效，要么就是如陈胜、吴广那样建立起本身的军心，要么就是像唐平高昌那样，摧毁对方的军心。“候骑”在高昌战争中的使用，是有明文记载的，如麹文泰死后，侯君集的大部队到达高昌国北边的柳谷，“候骑言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连麹文泰的丧葬时间都已经了如指掌，可见探子在高昌城中埋伏布局已久，散播谣言的机会绰绰有余。

（二）宋人对高昌童谣的误读

五代时期修纂的《旧唐书》记录平定高昌的过程如此详细，是因为它的史料来源是唐代史馆保留下来的实录和国史旧本，使用童谣的战术被记录下来，是以当时战争凯旋后报送史馆的表状为依据。唐朝的史官都很明白，这是“制造”出来的“天人感应”，是战争使用的手段，并不属于史书“五行志”记录灾异的天意呈现，所以《旧唐书·五行志》里就没有收录这一事例。但是这首“高昌童谣”却在不太远的后世，出现了各种误读。

北宋年间《新唐书》再修《五行志》时，宋人不明史源，将“高昌童谣”作为天意呈现的“妖言”，写入了《新唐书·五行志》中。这种史源混乱造成的童谣误读，一个旁证是在《新唐书》的《五行志》和《高昌传》两处都做了记载，可见北宋史官对于前朝往事的陌生，重新组合了史料，一方面是将制作的童谣当作“妖言”收入《五行志》，造成了对于“高昌童谣”历史背景的第一层误读。

而另一方面，《新唐书》又将“高昌童谣”进行修改，放进了《高昌传》：

先是，其国人谣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文泰捕谣所发，不能得也。

改造唐人原文，是《新唐书》书写被诟病最严重的因素之一。《旧唐书》的“高昌童谣”是“回首自消灭”，接近口语，是童谣体。到了《新唐书》，一切文句都以雅化为目的，“几何”“殄灭”这样的书面语也写进了歌谣，雅则雅矣，而童真俱失。非唯如此，《新唐书》的编纂者还犯了唐诗之大忌，即唐人都自称为汉人，“以汉喻唐”是唐诗非常重要的修辞特点。有学者曾专门在《全唐诗》检索“汉家”和“唐家”的表述，结果发现唐人称“汉家”的有230例，自称“唐家”的非典型例子只有2例。《新唐书·高昌传》忽略了唐人称谓的时代用词，使这一宋版升级，造成了“高昌童谣”语言背景的第二层误读。

这种曲解也不只发生在《新唐书》中，到了南宋，学者孙奕《履斋示儿编》中的诗学解读更加有趣：

光武即位，祝文曰“上当天地之心”，地果可与天同称上耶？宋玉赋曰“料天地之极高”，地果可与天同称高耶？《唐·高昌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谓日灭霜雪可也，谓月灭霜雪可乎？昌黎诗曰“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谓潢潦无源可也，谓潢潦无根可乎？

这里列举了古代诗文中复合词的使用问题。对于“高昌童谣”的解读，孙奕批评说，太阳的光热，把霜雪消融是可以的，但月亮怎么去灭了霜雪呢？所以他认为“日月照霜雪”的“月”字是用错了。听起来这个分析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但他忽略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修辞特点，即“偏义复词”或称“复词偏义”，黎锦熙《国语中复合词的歧义和偏义——〈古书疑义举例〉的理董和扩张》将其定义为：“复合词中之并行词，有偏用其一字之义，而他字则连举而不为义者。”即两个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语素组合成一个词，在特定的语境中实际上只取其中一个语素意义，另一个语素只起陪衬音节的作用。

偏义复词的现象，古人已经注意到，如王肃、孔颖达、陈骙、顾炎武、阎若璩等，都对此有所发明，见怪不怪。因为偏义复词的使用，在古今汉语中不胜枚举，以唐诗为例，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中的“死生”，偏指“死亡”；“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中的“出入”，偏指“外出”；“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韩愈《杏花》）中的“异同”，偏指“差异”；等等。这些偏义复合词都是伴随着双音化词语的出现而诞生，从临时性的言语性偏义而定型化为语言性的偏义现象。“高昌童谣”中的“日月照霜雪”，“日月”正是这样一个为了迁就双声、押韵而组合的偏义复词，“月”字在其中只是诗歌的结构意义，并不具有语素意义。

“高昌童谣”的真实现场，可能是：月光虽然不足以消灭霜雪，却在小儿辈熟悉的自然现象上产生了画面可感和押韵易诵的功能，这种符合民间口耳相传的语言特点，被唐朝的候骑所利用，从而制造出接近于原生态的童谣，赢得了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儿童在吐鲁番盆地的广泛传唱。

于此可以稍加总结的是：“高昌童谣”是唐军平定高昌战役所使用的一种心理战术，《新唐书·五行志》“诗妖”类中收录了“高昌童谣”，误将此童谣作为高昌国灭亡的天意表现。《新唐书·高昌传》修改了“高昌童谣”，违背了唐代文学修辞的“以汉代唐”的风格。而所谓“日月”一词的使用只是一种诗歌表现方法，《履斋示儿编》忽略了唐诗修辞“偏义复词”以迁就押韵的功能，批评难称公允。

二

西州学郎——丝绸之路上的习字课

平定高昌后，吐鲁番盆地改称西州，成为唐王朝与内地一视同仁的地方建置，一系列的制度完全与中原同步，甚至包括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学习方式。童蒙教育中的民间表现，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中古时期西州儿童的学习生态

大概从公元3世纪左右开始，河西走廊的内陆移民逐渐成为吐鲁番盆地的主要居民，一种与中原内地相关而独特的丧葬习俗在这里持续了五六百年，这个按照中原王朝纪年，相当于晋唐时期的中古时代，吐鲁番的先民利用文书写作后废弃的纸张做成纸鞋、纸帽、纸衣服，甚至还有纸棺下葬，它们在异常干旱的环境中保存至今。这些纸张，很多是在公文书使用废弃若干年之后，被转到凶肆（类似今天寿衣铺这样的设置）做最后的废物利用，有时甚至在进入凶肆之前，还被当作儿童习字用纸，比如儿童会在背面练字。吐鲁番干旱的地理环境，使得年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所以死尸没多久就变成一具天然的“木乃伊”，他所穿着的纸鞋等，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变成了难得的出土文书。这些文书都不是为保存而保存下来的，所以它是历史时期的一种遗留性史料，是吐鲁番社会在运作过程中未经后世史家主观遴选的当地社会文献。

比起敦煌文书作为一个佛教寺院藏经楼的遗存，吐鲁番墓葬文书更多地体现为世俗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字遗存；它也不像敦煌文书那样，在莫高窟17窟被打开之后就不太可能再有大批的文书出现。在吐鲁番，每一个3—9世纪的墓葬被打开，大概都能够看到多层文书粘贴出来的纸鞋及其相关附属物。虽然它们不完整，都是一些被剪碎成鞋样的碎片——我们常说历史文献本身就是历史的碎片，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更是这碎片的碎片——但它却是一种可持续发现的文书资料。如前所述，吐鲁番的移民来自中原内地，公元640年以后，吐鲁番更是唐朝的一个正州，正是由于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为那些在内地未能留下证据的制度与生活细节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历史机遇”。

笔者曾经利用吐鲁番文书统计过其中的文学资料，并据此研究过当地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状态。在笔者的研究中，吐鲁番的文学史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应用文学。由于大量属于儿童习字残片和作业本的出现，我们得以管窥中古文学生成的民间生态。

首先，我们从儿童习字开始说起，比如说我们从墓葬里得到的吐鲁番文书，常常是皱巴巴的，碎成几片，文字隐约的官文书已经无法拼接出原本的状态，但是这些破碎的纸张背面，有时有儿童习字，且每个字会重复书写。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根据背面的字迹把那些破碎的纸张缀合到一块。在获得一张完整的官文书状态纸张的同时，再翻过来看为复原这张文书做出贡献的背面儿童习字，你会发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每个字写3遍的生字训练规律，原来在唐代就已经根深蒂固。这个重复训练的传统至今延续，但那不是我们现在的老师发明，而是在中国历史时期，历代的祖师爷对于形声字掌握的记忆规律琢磨出的重要经验：一遍两遍记不住，四遍五遍又会产生“审美疲劳”；所以，三遍是毛笔字习得生字比较合适的重复程度！

我们曾经试着把一篇出土文书中儿童习字中重复的字去掉，这时会发现这是一首诗歌。破碎比较严重的后半部分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隋朝人岑德润写的《咏鱼》诗：

剑影侵波合，珠光带水新。

莲东自可戏，安用上龙津。

在它之前，是仅缺一字的五言绝句，根据文意，我们拟题《咏月》：

□帘钩未落，斜栋桂犹开。

何必高楼上，清景夜徘徊。

《咏月》抄写在岑德润之前，再根据格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判定大概就是六朝时期的作品。但它没有出现在今天已知的唐以前任何文学类典籍中，所以一千年以后，是通过西州儿童的习字，得到了一首佚诗。同时，也从中看到另一个具有教育史意义的特点：在启蒙教材的使用中，唐人将古诗作为一种新的习字模板，而不仅仅停留于《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等传统识字课本上，这是唐诗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屹立于中国古代韵文高峰的群众基础。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南朝化风尚的诗歌已经普及到了边州，可以证明吐鲁番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早已水乳交融、一脉相承。

（二）民间传播的学郎诗

吐鲁番文书保留下来的儿童作业，不只一件。其中最具有民间文学意义的，是一个西州私塾学生卜天寿在景龙四年（710年）12岁的时候留下的一个作业本。这个长达5.2米的卷子，抄写了《郑氏论语注》177行，这是儒家经典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东汉郑玄注《论语》，在北宋之后就失传了，卜天寿的作业本帮我们恢复了将近五分之一篇幅的郑注。民间文学的元素在作业本上如何体现的呢？那是在卜天寿抄写完成他的《论语》作业后，纸幅余白，即末尾留下了一截空白的篇幅来，他觉得不能浪费，就开始在后面自由发挥，默写之前能够背诵的诗文，包括《十二月新三台词》及一些五言诗与杂写。这种没有拘束的书写，体现了很多汉文书写的原生态特点，与前面抄写的《论语》大不相同，它更多地带有民间口传文学的特点，如其中的《写书今日了》：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在书写特点上，可以看到卜天寿跟着众多学童背会这首厌学的诗歌时，还有很多字都不会写，所以将“嫌迟”写作了“醎池”，“假日”写成了“贾日”。唐代儿童的蒙学课，如前所述，《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是基础的识字教材，在“嫌迟”这样生僻的字眼还没有学过的时候，谐音的“醎池”二字就从以往《千字文》习得的“海醎河淡，鳞潜羽翔······昆池碣石，巨野洞庭”中冒了出来。

同音替换的文字误书还在其次，这种学郎体的诗歌，甚至在内容上也发生了替换，学者已经指出这首作品是敦煌文书中《今日写书了》（S.692）和《竹林清郁郁》（P.2622）的翻版。我们还在远隔千里的湘江边的唐代长沙窑陶罐上，读到过工匠在釉下彩里书写的五言诗句：

竹林青郁郁，鸿雁北向飞。

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

可见，“假日放归”这样的概念是当时的顺口溜，大家都从儿时的习得中自由改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当时的情景进行重组。卜天寿在这里的“贡献”，是根据自己的学识造成了文字的形音讹误，并即景做了想当然的改造。

又如另一首《高门出己子》：

高门出己子［杞梓］，好木出良才。

交□学敏［问］去，三公河［何］处来。

诗歌里也是别字很多。“己子”可能是“杞梓”，“学敏”当然是“学问”，“河”当作“何”。这是一首宣扬“读书做官论”的“励志”诗作。相似的内容，敦煌文书S.614有“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才。男儿不”的残句。同样是长沙窑中，也出现过相似的诗句：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

家中无学士，官从何处来。

诗歌的格调一样，但是随着传唱，改变了很多内容，譬如前两句的比兴手法，就更换了兴起的场景，后面的“三公”，在这里也直截了当称作了“官”。

长沙窑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在世纪之交因为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沉船被打捞、其中宝历年间大量外销陶瓷品的出现而成为热点话题，其中有5万多件的陶瓷品被确认来自长沙铜官窑，也有书写着不被《全唐诗》所编入的民间诗歌，它们被学者称为“唐诗的弃儿”。有关民间工匠的集体诗歌创作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生动的例证。

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等特征，都在相隔千里的不同地域发生着。

在以上的揭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即使是边州，人们对诗歌的爱好，受到时代的影响，也已经趋之若鹜，因此诗歌成了学习的重要范本，而“高昌童谣”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击败高昌国的攻心战术武器，就是因为这种朗诵诗歌的爱好，早就在汉文化“从娃娃抓起”的歌谣状态中养成了习惯。学郎诗的普遍存在，使得儿童在改作、书写过程中，对于汉语声律与诗歌的理解也逐渐增长。唐诗成为文学高峰的群众基础，在边地学郎的临习和涂鸦中，可见一斑。

三

唐碑避火——西域石刻的后世演绎

贞观十四年（640年）以后，吐鲁番盆地与中原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制度保障使得文化教育走上了一体化的历程，这是唐代经营西域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而唐朝在经营西域的过程当中留下的纪念物，也在相隔千年之后被重新发现，继续在民间文学中演绎出新的文化信息。

（一）唐碑避火——神异与禁忌

汉代以来，中原王朝的边塞战争在取得胜利之际，总以“刻石纪功”的方式作为凯旋前的总结，因此，纪功碑的方式从东汉永元元年（89年）《燕然山铭》之后，形成传统。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也同样有侯君集在高昌城“刻石纪功而还”的记载，甚至在战争未及发生之际，作为行军副总管的姜行本带着先遣部队“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在攻城器械制作的时候，就利用旧有的汉碑，刻凿了纪功碑来表达必胜的信念，即所谓“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

这个史书明文记载的《姜行本纪功碑》过去一直没有找到，到了清初的康雍乾三世重新经营西域，平定准噶尔，在翻越东天山达坂到达巴里坤时，找到了这块碑。它的重新发现，自然为后世增补了更多历史学的细节。同时，它在之后也衍生出很多民间传说故事，演绎了民众知识谱系中石刻神异的故事和西域战争的新史。

首先是这一碑刻在从巴里坤移置天山顶上的关帝庙后，被赋予了许多民俗学的神异和禁忌。例如，清代金石学家毕沅出使西域勘查屯田时，访问天山顶上的纪功碑，作有《访唐侯君集纪功碑》诗，自注：“碑在松树塘顶，用砖石封砌，禁游人读，读之风雪立至。”同期的纪昀流放新疆，在《阅微草堂笔记》里也有类似的记录：“嘉峪关外有阔石图岭，为哈密、巴尔库尔界。阔石图，译言碑也。有唐太宗时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将砌以砖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在以上的记载中，说山脊上有一个唐太宗侯君集平高昌碑，实际上是搞错了，侯君集碑应该是立在吐鲁番的高昌城里面，这里所立的是《姜行本纪功碑》，他们作为学问家的身份，没有在这里得到体现，倒是附和当地守将的说法，将“读之风雪立至”的神异性记录了下来，可见民间传说的过程中往往有文人的参与。

后来，道光年间的流放文人方士淦从新疆赐环东归，在《东归日记》更加详细描述了听说的神异故事：

余丙戌（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杪过此，曾进屋内一看碑文，约四五尺高，字字清楚，不甚奇异。因庙祝云“不可久留”，旋即出屋。顷刻间果起大风，雪花飘扬，旋即放晴，幸未误事。乃今年二月望前，伊犁领队大臣某过此，必欲看碑，庙祝跪求，不准，强进屋内。未及看完，大风忽起，扬沙走石。某趋马下山，七十里至山下馆店，大雪四日夜，深者丈余，马厂官马压死者无数。行路不通，文书隔绝数日。吁！真不可解也。

这则亲历亲见与道听途说，逼真显示了纪功碑神秘而禁忌的功能。

比《姜行本纪功碑》更早的东汉永和二年（137年）《裴岑碑》，也在雍正年间天山北坡的巴里坤境内被发现，方士淦《东归日记》说：“汉敦煌太守碑在镇西府关帝庙，石质年久，直如黑玉。桐轩多赠数张，相传能避风，船上携之吉。”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代表地方政府所修纂的《新疆图志》中，《裴岑碑》和《姜行本纪功碑》的神异被结合起来，以“汉碑避水，唐碑避火”的护佑功能而流传深广：

敦煌太守碑，在巴里坤天山关壮缪祠内，高五六尺，厚尺余，色黑，坚润，类玉，天然石笋，不假雕凿。碑阳、碑阴均凸凹不平。碑文下虚尺余，无字。有回民欲盗之，挖至丈余，根不能尽，其人病魔而死。相传汉碑能避水，唐碑能避火。须五月五日午时拓者方验。唐碑在巴里坤北门外，覆之以亭，平卧地上。

笔者看陈泳超老师在2016年“重走纪晓岚新疆之路”而访问巴里坤时，当地文物局局长还在继续演绎着两方碑刻的神异故事：

那个记录的是姜行本碑，天山庙的那个。就是说不能把内容读出来，你念出来以后就风雪大作。……（《裴岑碑》）当时叫镇海碑。左宗棠的部队不是收复新疆吗，他们就知道这块碑非常神奇，把拓片都装在身上以后带回家。过湖的时候风平浪静，一路平安。现在清代的拓片在深圳好像还有。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一旦被文字记录下来，它的接受和传播就会更加风靡。

（二）樊梨花征西——变异与附会

唐平高昌的纪功碑，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现堪称无独有偶，另一块《姜行本纪功碑》出现在天山南坡的焕彩沟，是一块天然巨石，清人发现它时，考证是比《裴岑碑》晚三年的永和五年（140年）汉碑，因为对模糊字迹的辨识不一，先后有“沙南侯碑”“沙海侯碑”“伊吾司马碑”等别称。原本这条沟有“棺材沟”的说法，据说是岳钟琪经过此地，改名“焕彩沟”，后世在这块巨石上刻下了双沟填朱的大字。1981年，马雍先生在对哈密地区石刻的调查中，在该碑的西面（即刻有“焕彩沟”三字的一面）发现了两行楷书刻文，可以观察到“贞观十四年六月”和“唐姜行本”字样，这被认为是《姜行本纪功碑》的旧碑。

这一镌刻有汉、唐、清三朝文字的巨石，在当代民间故事的演绎中，已经完全丢失了其中记载汉征匈奴、唐平高昌的历史背景，而敷演为“樊梨花征西”的题材：

从前，从哈密去巴里坤，不是步行，就是骑马，再就是赶个马车。不管你怎么走，反正得三四天，第一天，就住到南山口下边的黑帐房小站里头。传说这个黑帐房的名字，还有个来历呢。说的是唐朝一次征西，先行官薛丁山带的人马，先到这里，前面就是南山口，是樊洪的地盘，南山口由樊洪的大儿子樊龙驻扎。薛丁山为了迷惑樊龙，把营房帐篷都弄成黑色，后人就把这个地方叫作黑帐房，成为哈密走巴里坤的第一个驿站。

话说这个樊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樊奴尔阿娃，从小就受到樊洪的百般宠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小就喜欢舞刀弄枪、骑马、射箭，学得一身好武艺。······

就在这个时节，唐朝征西的兵马，一路来到了南山口，驻扎在黑帐房这个地方，准备先拿下南山口番敌。樊龙接到禀报，寡不敌众，连夜赶回营地“棺材沟”搬兵。樊洪立即派女儿前往南山口，和樊龙一起抵挡唐将。

······樊奴尔阿娃回营后，蒙过父亲樊洪，暗令女兵，夜里偷了兵符令箭，带领被俘将领，冲出了关口，投顺了大唐。

敬德这就做主，薛丁山和樊奴尔阿娃结为夫妻，樊奴尔阿娃改名为樊梨花。又由敬德保荐，唐皇封樊梨花为征西大元帅。

从此，樊梨花用父亲的令箭，一路挺进。到“棺材沟”，收服了樊洪的部将。北进过山。嫌“棺材沟”名字不吉利，就借其谐音，改为“焕彩沟”，立碑为据。直到现在，“焕彩沟”三个字还清晰可见呢。

······

樊梨花连薛丁山，将剩余人马重新编排整顿，继续西征，将巴里坤命名镇西县，象征西征的胜利。这名字一直用到全国解放时，解放后才改为巴里坤县。

焕彩沟碑石传说故事的变化，跟当地民众的文化知识背景有密切关系。薛丁山与樊梨花，都是根据唐代名将薛仁贵征讨铁勒而在后世小说、戏曲中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哈密地方民间汉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关中和河西地区，“薛丁山征西”“三箭定天山”等历史改编故事，通过民间戏曲发生在民众教育中，他们将征西故事附会在本地的山川名胜中，因此使贞观十四年（640年）的《姜行本纪功碑》史实，在民间文学中产生了相隔千年的另一个平行文本。

结语

在《汉书·西域传》以来形成的传统西域概念下，《大唐西域记》表现中古时期丰富的西域民间文学内容，缺失了吐鲁番盆地的描述。但是这样的内容并非无迹可寻。唐平高昌的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资料，就是我们追踪丝路民间文学因素非常典型的个案。

传世典籍中的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高昌，利用“高昌童谣”而发动攻心战术，体现了民间文学因素对战争的深度参与，而童谣的历史书写与评判，也体现了文学修辞在后世的被误读。吐鲁番文书作为20世纪以来新的出土文献，揭示了唐平高昌以后汉文化在吐鲁番盆地的传播，其中“学郎诗”所代表的民间文学形态，是唐代诗歌繁荣群众基础的生动说明。西域碑刻从18世纪前后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续有出现，唐平高昌的《姜行本纪功碑》因此在清代重光于世，它不仅补充了战争的历史细节，对于碑刻的传说也成就了民间文学演绎的个案文本。

作者简介

朱玉麒

1965年生，江苏宜兴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版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专著，古籍整理著作《西域水道记》获200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新疆图志》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2019年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推荐阅读

《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

朱玉麒 著

中华书局，2019年10月

ISBN: 978710114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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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王炳华
1. 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
2. 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
3. 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
4. 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
5. 所谓“李崇之印”考辨
6. 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
7. 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8. 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
9. 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
10. 新出吐鲁番文书《论语》古注与《孝经义》写本研究
11. “北馆文书”流传及早期研究史
12. 吐鲁番元代纸币的发现与早期研究
13. 伊犁将军松筠研究二题
14. 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
15. 良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
16. 《行程日记》作者及相关人事考
17. 《疏附乡土志》辑佚
18. 《新疆图志》综论
19. 清代新疆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与对策——以《新疆图志·学校志》为中心
20. 王树枬与敦煌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21. 王树枬的西域胡语文书题跋
22. 王树枬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
23. 王树枬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
24. 段永恩生平考略
25. 段永恩与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26. 奥登堡在中国西北的游历——以汉文档案为中心
后 记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

朱玉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ISBN: 978730126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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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荣新江）
绪 论
一 徐松及其西北史地研究的后世影响与学术定位
二 徐松研究所体现的学术史偏颇
三 以往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本书的重点和方法
四 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背景与思潮
第一章 徐松生平考论
一 缪荃孙与《徐星伯先生事辑》
二 早岁学行——师从与禀赋
三 通籍士林——编修与督学
四 遣戍新疆——幕府与考察
五 讲学宣南——著述与交游
六 暮年宦游——躁进与古风
第二章 徐松著作叙录
一 专著
二 编著
三 辑佚
四 《星伯先生小集》及续补
第三章 《西域水道记》研究
一 版本之一：徐稿本与沈抄本
二 版本之二：木刻本与排印本
三 版本之三：《西域水道记校补》
四 文本之一：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
五 文本之二：清代西域地理文献中的吐鲁番
六 文本之三：西域梵经石在清代的发现与研究
结 语
一 嘉道学术的领军
二 经世意识与塞防危机
三 西学知识的引用
四 西北史地学的接力
附 录 徐松年谱简编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 记

编辑/制图｜汪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