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的格局与功能——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与文献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帝都的格局与功能——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与文献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办的“帝都的格局与功能——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与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5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来自日本的海内外知名学者接受邀请参加了会议。

5月21日8时20分，会议正式开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陈苏镇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学者表达了欢迎与感谢。他提到在所有的研究课题中，都城研究极为难得的同时拥有丰富的文献史料与考古成果，期待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能披露最新成果，发表独到见解，促进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在该课题上实现新的突破与推进。

上午第一场会议于8时30分正式开始，主持人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唐晓峰教授首先发言，报告题目是《平面空间：王朝帝都秩序的基调》。首先，平坦的地理环境与适应于北半球气候的建筑设计导致中国古代的大都城总是基于平面大范围展开，迥异于欧洲王宫的立体楼房建筑。其次，方形是极具人文色彩的形状，中国庞大的都城建筑群即由多重方形建筑沿中心线拼合构成。再次，中国古代在皇室礼制、祭奠仪式中都强调通过位置关系决定人的秩序，而在西方很难单从典礼中人的站位判定尊卑关系。最后，古代中国的大殿隐喻北方极星，体现出“一对万千”的根本观念。与之相对，西方建筑可从各个方位观察，重视视觉的突出，并往往以城市纪念性景观为中心修建出放射性街道。龚国强、徐龙国、王子林等学者从“都城与山川河流的关系”、“都城的中轴线设计”等角度与唐晓峰进行了对话，报告指出的“都城的整体设计体现中国古代政府高度的规划权力”等观点精到扼要，富有启发性，成为会议后续讨论的重要话题。

第二位发言人是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佐川英治，题目为《关于董仲舒灾异说中的宫室问题》。汉代董仲舒灾异说中存在两种灾异模式：一为“天谴说”，只降临在宫殿，尤其是宗庙建筑上，表现为发生火灾。二为“感应说”，表现为旱灾、水灾等灾害，不限定发生地点。宗庙是祖宗神灵栖息的地方，董仲舒“天谴说”中强调天灾降临宗庙，是将“祖宗之灵”与天相结合，宗庙发生火灾从而可视作祖宗对现任君主的不满。到刘向、刘歆父子时，“感应说”的事例也被纳入“天谴说”来理解。由于回报祖宗之灵的方法也包括增加宗庙建筑等手段，发生火灾时，魏明帝复兴崇华殿并以太极殿为始修建许多宫殿，不能仅看作帝王奢侈，而是将其视为祖宗之灵作祟，企图通过建造宫殿镇压驱邪。张学锋首先向佐川英治询问了“咎”与天谴的具体差别。陈侃理提出“中国古代‘天’的观念演变”，“怎样弥合‘天为祖宗之灵’与‘天命转移’之间的矛盾”以及“祖宗神灵能否解释《汉书·五行志》中其他灾异”等问题。佐川英治都认真进行了回答。之后会议进入茶歇。

上午第二场会议于10时35分正式开始，主持人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陈侃理。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题目为《收获、进展与思考——汉长安城考古65周年》。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是西汉王朝的都城，十六国至北周时期也有多个小王朝以此为都，其营建大致可分为西汉高帝、惠帝、武帝、王莽及十六国至北周五个阶段。徐龙国从城墙城门及道路、宫城、手工业作坊、武库太仓、南郊礼制建筑、交通等6个方面，介绍了汉长安城65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收获，其中不乏近年来的新成果。根据上述考古发现，徐龙国谈了个人对汉长安城格局与功能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对于学术长期争论的问题，如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斗城”说、郭城有无等，提出了个人意见，对未央宫及长乐宫的布局、未央宫各区的功能、长乐宫的北界等，也做出了个人判断。他还对“汉长安城规划的理念”、“都城研究中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唐晓峰、张学锋、陈苏镇、于保田等学者围绕报告中新展现的未央宫遗址平面图、汉长安城西北郊窑址等进一步询问考古细节，讨论场面十分热烈。

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新峰，报告题目为《明代皇城四题》。明代南京的皇城，西部外门为西安门，内门为西华门。但明代中期以来学界多记外门为西华门，民间亦沿用“西华门”的俗称，正式场合则不误。这是由于洪武时期的南京皇城先按南方传统新修内城，又为强化防御增建瓮城，最后仿元代皇城加筑外城。明人视皇城为“内城加瓮城”一体，而非内外两重，外城门只是瓮城的末端一部。类比来看，明代的北京皇城也长期存在把外门叫作“华门”的情况。不过，北京为内外一次性建成，视皇城为内外两重的观念较南京更重。虽然根据文献考订外城门称“西安门”是正确的，但俗称的保留亦具有合理性与珍贵的历史价值。陈苏镇与张学锋对“瓮城”概念使用提出疑虑。唐晓峰指出都城课题涉及到观念研究时，需格外注意将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官方规定与百姓认知结合起来认识历史。刘未则提出有时连通内外城之间的道路也会被称作“华门”。李新峰坦言目前还在思考是否有比“瓮城式”更合适的描述词。讨论环节结束后，第一天的会议进入午餐时间。

13时30分，下午第一场会议正式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丽华担任主持人。首先报告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题目为《郊庙与寺观——隋唐长安城的礼制空间问题》。隋朝主要的礼制建筑与礼制活动都设置在城外四郊，真正落在城内的礼仪空间不仅数量少，物理规模也不大，大部分空间都被佛教寺院、道教道观等占据。寺庙道观规模宏伟，气势、仪式都远高于中国传统礼制建筑。尽管中晚唐时期，唐朝政府力图把王朝礼制推进到长安城里，但因缺少相应的礼制建筑，巨大的空间仍属于佛寺与道观，为百姓提供给吃酒娱乐的地点。佛道还具有隆重的宗教节日仪式，能够调动起外郭城中巨量的普通百姓。而原本正式的仪礼也逐渐走向娱乐，带动了长安城向近世都城迈进。龚国强、朱岩石、张学锋等学者指出寺观建造在里坊中，隋唐三百年间里坊有一从封闭到敞开的过程，这或许会影响到寺观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开放程度。此外，中国儒家礼制活动的参与者多为帝王将相，而佛道等节日仪式往往允许且欢迎普通人参与，这使得后者极其深入地占据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题目为《邺城都城布局与空间功能的考古学研究》。发言首先介绍邺城的历史沿革与三个阶段的考古工作。其次介绍了目前对邺城都城布局的考古复原，包括曹魏十六国时期的邺北城与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南城。发言还介绍了都城空间功能相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涉及“单一宫城确立与建筑技术成熟”、“外郭南区中轴线东侧的国家大寺与礼制建筑空间”、“外郭南区、东区手工业区空间分布”三个方面。最后对邺城考古前景进行了展望。龚国强对内城东南角、西南角的弧形设计进行询问，朱岩石认为其建造目的主要是为在视野上避免死角，加强城市防卫。陈苏镇对都城中宫墙、殿墙的设计十分关注，在城墙与宫院发掘情况上与朱岩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下午第二场会议于15时35分正式开始，主持人为日本女子大学人间社会学部文化学科教授于保田。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题目为《行都的意义：南宋临安城研究再思考》。与洛阳、长安、北京等历代帝都不同，南宋临安城（杭州）在“不经意间”从地方州城一跃而成为帝国中心，成为研究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杭州僻在地隅，空间狭小，人口上约为32万（犹估计过高），资源条件限制着临安城市的发展，不能按中国古代都城一般规模予以认识。文献记载上“复还临安”诏书的记录与缺失，体现出朝廷与地方两种史书体系中不同的书写心理。此外，临安行都地位的确立，还反映在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路线、政治文化以及民俗生活等方面。徐龙国、张学锋、陈苏镇等学者对“临安城的人口数量与密度估算”等问题进行了补充与探讨。总而言之，研究南宋行都临安，存在多维度的切入点，当进一步扩展视野。

本日会议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题目为《宋元城市空间中的坊》。城市史关注城市管理，往往会忽略空间及尺度对问题分析的影响。考古学普遍将隋唐封闭里坊制至宋元转变为开放街巷制视为共识，但在利用宋元文献做复原图时，却难以将宋代的坊以区块落实到城市当中。然而，过往认识中公认为是坊区式的城市，其中的坊大多是作为城市地标存在，通常以点状的坊门作为其物质形态，以线状的街巷作为其标识范围。理解宋元时期的坊，一定要将城市管理与空间尺度结合起来思考，才能真正认识到坊的名实差距与城市发展中的复杂曲折。发言结束后，包伟民、徐龙国、张学锋、佐川英治等多位学者积极参与了讨论。朱岩石提到有时提到的“某某坊”，有时的确不指向一整块区域，而仅是一块牌坊。刘未补充到在隋唐时包括治安、差役、城市设计等众多元素都统一在了“坊”的概念下，之后在宋元时期发生了解体，因此不能再用隋唐时理解“坊”的角度看待宋元。至此，第一日会议顺利结束。

5月22日8时30分，第二日会议正式开始。上午第一场会议的主持人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首先发言，报告题目为《倭国使臣所见南朝都城——建康》，以五世纪中日交往为切入点，为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建康城目前的考古研究与复原情况。南京市属古今叠压型城市，建康城的考古发掘异常困难，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正式发布资料。三国孙吴政权营造多所位置不同、性质不同的宫殿与城垒，反映其对先秦两汉“多宫制”的继承。东晋成帝时重新规划建康宫城，以西晋洛阳城为模板，在中轴线、单一宫城、都城禁苑、宫门及官员衙署安排、宫殿城门苑囿名称等方面彻底改造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中原“中世纪都城”发展趋势实现衔接。南朝时建康城中各种礼制建筑及观念上的外郭空间最终形成。东晋时安排周边国家使臣居住在都城正门宣阳门内御道西侧，南朝则建立南、北二客馆，后者仅安置北朝来使，位于更远的建康城外郭城外。倭国使臣当均居住并活动于南客馆附近，接触到东晋、南朝建康城核心的礼仪空间，并将这些制度传播回国。除东晋建康城复原示意图外，张学锋还展示了南京考古发掘成果的部分图片，其中一枚于南京江宁区江宁镇东汉墓出土的三角缘镜，对研究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从而加深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交流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

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题目为《东晋南朝建康宫“第三重宫墙”考》。秦汉以来，皇宫主要有两道墙，外面一道为宫墙，由宫门出入；里面一道为殿墙，由殿门出入，魏晋南北朝与此相同。但唐宋人又有东晋南朝建康宫存在“第三重宫墙”的说法。经过文献考辨，知作为依据的三条史料可信度都存疑。不过，太极殿前的确存在经东、西、南中华门出入的庭院，但这个院子仍属于“殿中”。殿中与禁中的结构关系并非“回”字形，而是禁中在殿中之后的“日”字形。张学锋认同陈苏镇的观点，指出近代以来研究南京城的学者往往不回看六朝原典，导致史料的可靠性不高。朱岩石提出考古发掘很多时候会与文献记载产生抵牾，如何弥合矛盾还需进一步研究。整个环节结束后，会议进入茶歇。

上午第二场会议于10时35分正式开始，主持人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史睿担任。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龚国强，题目为《考古发掘隋唐两京郭城、宫城正门形制异同的探讨》。发言首先介绍长安洛阳两京四处的考古发掘情况，其次比较两京外郭城正门形制异同，之后对两京外郭城正门形制异同也做了比较。最后对两京宫城正门形制异同进行比较。目前通过隋唐两京四处门址遗址考古发掘可知：（一）宫城正门城门规模、形制、建筑配置都高于都城正门，隋代及唐高宗时期，城门阙制度更加区分明确，只适用于宫城正门；（二）两京外郭城南面正门位置和形制也具体取决于都城性质、形势、都城或宫城规模以及城市中轴大道等框架；（三）凹字形配以东西两阙的宫城门制形成独有的建筑形式和潮流；（四）宫城正南门的政治礼仪性极为突出。讨论环节，妹尾达彦询问洛阳不同建筑之间是否会在风格形制上互相影响，龚国强回答认为，应天门大概率的确受到了含元殿一定的影响，并补充谈到定鼎门在武则天时也有改造和扩大。武则天是将洛阳作为国家正都考虑，因而进行了一系列整体提高规格的改造。

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研究科的教授妹尾达彦，题目为《武则天的神都、长安和日本都城：八世纪初的东亚洲》。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性君主，需要利用儒教、道教，以及将弥勒菩萨（慈氏）与转轮圣王融合的佛教王权论等各种思想塑造其统治正统性，佛教背景浓厚的洛阳成为武周政权精心营建的神都。相较于规制严密的长安城，武则天在洛阳新建大明宫，创建号称“万象神宫”的明堂，并在天堂安置高达三十米的巨大佛像，都具有唐周革命色彩。长安与洛阳两京比重的变迁反映唐周时期政治局势的变化，武则天晚年回归长安，既为调和李氏与武氏关系，巩固新皇太子武显的地位，也为与长安佛教界合作。大宝二年倭国朝贡使来周，由于具备“中日都拥有女性佛教徒君主”等有利因素，朝贡使取得了丰厚的外交成果，日本的都城制、佛教、律令、文学等也受到唐周巨大的影响。发言结束后，龚国强就“武则天在洛阳经常居住的上阳宫的意义”提出问题。朱岩石询问洛阳城的基本规制在隋代就已奠定，不知武周时期的建造是集中在宫城的中心区，还是涉及对整个洛阳城的规划。之后，会议进入午餐环节。

下午的两场会议主持人都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担任。第一场会议于13时30分正式开始，日本山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新宫学首先发言，题目为《北京外城的出现——明嘉靖“重城”建设始末》。文章以建国后北京内外城墙的拆除为引子，追溯至明朝前半期，梳理外城建设的背景与经过，尤其详细阐述了明嘉靖年间的外城建设过程，最后对明时未能复原完成的四面筑城（重城）计划进行复原。嘉靖皇帝的意志对修筑外城后北京城都城空间的重新组合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以内阁大学士严嵩为首的官僚相较于都城理念，更加重视经济和社会性因素，以城墙建设的投入产出比为考虑基础，务实寻找更为合理的方案，体现了近世阶段都城空间意义的变化。王子林认为，新宫学文章中注意到关键史料兵部尚书聂豹“前方后圆”的外城设计，对当前研究有很大的推进意义。沈丽华指出，聂豹的方案设计可能也受到当时地表遗存建筑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子林第二位进行了发言，题目是《两块石头与北京城的格局》。明永乐帝迁都后改造北京城，于轴线上依据《周礼》设置五门三朝。据《周礼》记载，朝门外设置嘉石、肺石两块石头。魏代把这两块石头和路鼓，合为登闻鼓和肺石；唐宫城沿袭这一制度，唐玄宗于含元殿前建钟楼和鼓楼，二者演变为配楼的形制；金元承钟鼓二楼制度修建文武二楼。明紫禁城承袭元制，于正殿奉天殿左右两侧建文楼、武楼，但此时文武二楼已脱离前代钟鼓楼的意义，转而强调文、武特质，以中轴线为准与文华殿、武英殿，崇文门、宣武门把城市分成东西阴阳文武对称分布格局。建筑上的文武分立，是中国古代文武官僚制度的反映。清顺治时文楼改称体仁阁，武楼改称弘义阁，前朝建筑经过更名更加凸显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属阳、义属阴，一阴一阳为治国大道的价值观念。沈丽华、朱岩石、陈苏镇、孙正军等学者在王子林发言后积极进行讨论，对《周礼》中‘五门三朝’在历代的实际修建情况、明代官署机构中太常寺与通政使司安排在象征“武”的西边的特殊性、官署按文武分布是否会降低实际行政效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会议最后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题目是《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察与空间格局初步研究》。发言首先介绍了北魏洛阳宫城的发掘情况，包括北魏宫城墙垣的试掘，阊阖门、宫城二号、三号宫门的发掘，宫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及太极殿宫院周边附属建筑的发掘。之后展示了北魏洛阳宫城空间格局的复原图，图中包括宫墙上宫门位置与门名的复原、宫城南半部、北半部的宫院格局与建筑分布等。与会学者对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信息十分感兴趣，在“宫城中永巷的设置”、“洛阳宫城西墙”、“东西掖门设置”、“太仓的位置”、“遗址中汉代曹魏直至北周的城门叠压情况”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

最后，朱岩石发表与会感想，本次会议成果斐然，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联合历史学、历史地理与考古学等方面的学者共同就此问题展开更全面深入的交流。至此，本次“帝都的格局与功能——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与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