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青年谈（一）
编者按：2019年3月6日下午，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邀请京内文献学界部分青年学者与编辑部座谈，就文献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相关内容刊布于《文献》2019年第3期，我们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读者的观感
王天然（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感谢张志清馆长与《文献》编辑部的邀请，以下所言谨供参考，错谬之处，也请各位指正。我们知道目前的文献学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二者是分属中文、历史两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样两个二级学科相应的专业期刊却非常有限。在此背景下，作为拥有辉煌历史的本专业期刊，《文献》的办刊方向与学科建设实则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当下文献学论文似乎存在几类问题，其中可能并非皆为文献学独有，但确实是阅读本类论文时往往可见者。在此提出，非敢责人，仅作镜鉴以自省。其一，雷同剿说，甚者重复误说。历代学者积累的文献学正确认识，本应是今天讨论的起点、本应是可被省略的论证步骤，而实际上并未成为常识固定下来。其二，貌似有朴素之形，本质却无定谳之实。文献类论文因常以“考证”的形象示人，故具有迷惑性的一面。若仔细勘验，其中不乏逻辑混乱、迂曲强说、隐匿证据之病。其三，重视发现过于发明。重视发现本无问题，但过分看重发现而少问发明，只见新材料，不见随之可能带来的新问题，这既是本末倒置，也是一种懒惰。
假若存在这些问题的文章常能得到学术刊物发表的鼓励，靡然向风，势必会使文献学丧失自己最擅长的研究方法与路径，遗忘自己最独特、最本色的部分，且最终一定会消磨从业者的专业自信。因此特别期望作为老牌核心期刊的《文献》能够振奋精神，作出示范。
具体建议如下：首先，有鉴于以上言及的种种问题，目前文献学专业刊物似应优先鼓励具有文献学学科特点的研究。所谓学科特点，应当是本学科得以独自树立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要素，即“文献”可以称为“学”的理由。先无论创新，至少西汉刘向中秘校书的程式法度，仍然可以作为今天文献学研究方法、取径的重要参照。概言之，文献学主要以书籍为研究对象；以汇聚众本、校雠异同、条理篇目、撮举旨意为基本方法——大致对应今天的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的方法与理论；核心旨趣在于发现并解决书籍史（书籍本身的历史及与社会史相交通的部分）与学术史（学术源流演变的历史）中的问题。此为极粗陋的认识，愿为众矢之的，供大家批评，同时期待《文献》首先吸引此类本色当行的优秀成果。
其次，似乎还应鼓励文献学中物质形制层面的研究。清至民国，学者于书籍制度已多有留意。上自诂经精舍诸生（参汪继培、徐养原同题《周代书册制度考》，赵坦、金鹗同题《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下至王国维、马衡、余嘉锡等先生（参《简牍检署考》《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书册制度补考》），皆作专门著述，可见此类研究素有传统。窃谓物质与文本如车之两轮，无法割裂。目前形制方向的研究尚嫌粗略，物质载体的力量尚待揭示，其间实有广阔天地。除本具传统的主要关心书册外形的书籍制度一点之外，或许还可聚焦以下诸点：致力于纸张及其他文本载体的分析；对作为实体的书籍、书板中一切物质线索的考察，进而还原抄写、刻印的具体方法程式；着眼于目录的实际生成过程，即马楠老师所言书目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详下）。希望《文献》对本专业研究中的此类薄弱环节予以关注和支持。
最后，无庸讳言，文献学学科存在边界不清、方法不明的现象，亟待同行协力讨论，这绝非不言自明、可坐等成说的。特别希望《文献》可以多多鼓励此类探索。而沟通中外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似乎也应在选文方向之列。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沟通，应切乎实际，而非牵合，现试举一例作为引玉之砖。西方校勘学中有“难的异文更可取”之原则（参L.D.雷诺兹、N.G.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此原则与判断文本时间先后的方法相连，自不难理解。中国古文献中不乏可与之沟通的实例，只是此类蕴涵时间线索的异文，传统常以“训诂”目之。如《史记》采《尚书》，清人已言其中多以训诂代经文（参陈澧《东塾读书记》、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即以史迁当时之今语释古语。但若更换视角，何尝不可据古今异辞，以断二者文本之先后？若推广施用于时代不明之文本，又何尝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以上所言定有十分不妥之处，只因对《文献》很有感情，也衷心希望刊物越办越好，所以话说得直接。切急之失，尚祈付出了诸多心血的编辑部老师能够原谅。
作者的期待
李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各位老师下午好，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座谈会。我自从读博以来开始自己投稿，文史类好的刊物差不多都投过，投稿的经验和教训还算比较丰富，我就结合自己的投稿经历谈一些看法。之前也给《文献》投过两次稿，第一次我记得是2014年，没能中。当然这主要是我的原因，自己投稿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到位，那篇论文太长了，大概四万多字，远超《文献》杂志当时发文字数的要求。类似这种不遵守刊物发刊风格、要求和规范而盲目投稿的情况，现在恐怕还有很多，尤其是在读的硕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些年轻学者。所以，建议《文献》不妨明确交待刊物的发刊旨趣、意向以及规范、字数要求等等，对不符合的稿子可以不予考虑。这样不仅能为编辑部前期审稿工作省去不少时间，对于那些投稿前不作准备或者准备不充分就盲目投稿的年轻学者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刚才看了今年第一期的论文，发现有几篇长文，差不多都有三四十页，那差不多就是四五万字了，这在以前似乎很少见，希望以后每期都能发几篇长文。现在由于学术规范等原因，在较短的篇幅之内很难进行充分的讨论，也就解决不了重大的问题。
相比较文史类其他的好刊物而言，《文献》以前的审稿期相对要长些，我记得是六个月，而大部分期刊是三个月，现在缩短了不少，这样就好很多。其实造成审稿时间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外审拖得时间长，主要是知名的教授们实在太忙了，所以不妨找研究领域相关的青年学者作为外审。一来青年学者时间和精力都相对充裕，二来他们也更愿意关心学界最新的动态，态度往往也更为认真，据我所知很多年轻学者审稿时都会去核对原始文献。这样一来，审稿标准其实并不会降低，而时效反而会有提高。
另外，我觉得可以考虑发些学术札记。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都是让我们从写札记入手。札记从具体问题入手，篇幅则可长可短，有些随着积累不断增加能敷衍成为完整、规范的论文。学术札记现在很难发，其实它的学术性很强，短小精悍的札记还可以节省版面。我注意到《文献》有“文史新探”专栏，这个栏目的论文其实与学术札记在形式上比较相近。我来之前还特意查了《文献》2018年总目，去年共有四期设了这一栏目，总共刊发34篇论文，在所有的栏目中发文数量最多。学术札记完全可以并入这个大栏目内，只是文章可能相对体量小一些，或者可以称之为“小而精”的“文史新探”。
再说说由“文史新探”想到的吧，所谓“新探”，要么有新材料，要么有新方法。当然，现在更多是新材料，尤其是新出土的材料。我本人最近两年主要精力在南朝，也关心北朝隋唐，现在南朝新材料较少，而北朝隋唐新出土的墓志、造像很多，利用这些新材料写的论文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单篇的墓志考释。个人感觉，单篇墓志考释很难写出有深度的论文，往往需要一组或一类具有相似性质的新材料，或者以新出土墓志为线索讨论新的问题，建议《文献》开放更多的空间给这类论文。而那种比较重要的单篇新材料，似乎可以以简报等形式刊布。
目录学再出发
马楠（清华大学历史系）
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主要分支，目前也面临着尴尬境遇。余嘉锡、王重民等先生开拓了目录学研究的诸多方向，研究方法亦随物应机，广有启益。而近几十年除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研究以外，可说鲜有突破；目录学的教材、论文，也集中于“某目的分类体系”、“某家的目录学思想”，研究视野狭窄，议题严重固化，甚至对目录的认识也较余、王有退无进。
目录学号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片面强调书目编纂过程中的学术理念，不得不说是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之一。《隋书经籍志》称书目为“簿录”，最近其实：《七略》《汉书》、王志阮录固然是书目轨范，《宋书·且渠蒙逊传》所载元嘉十四年茂虔所献凉州诸书，又何尝不是书目？书目既是理念的，更是实践的；既有自上而下的辨章考镜、删并裁断，却更是文员胥吏自下而上点检登录、抄撮成篇的结果，甚至后者才更接近目录的本质。与之对应，研究古代书目，不能全然将之视作某个“目录学家”的学术思想体现，更应看作通过某种具体可操作的编纂方法形成的结果，视作某个时段书籍史的一个截面。
例如《隋书经籍志》例叙撰人职衔，从“可操作性”上考量，绝非魏徵等贞观馆臣逐一考订的结果，必有《七录》等书作为材料来源和编目基础。又如《宋史艺文志》，总叙称以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四种《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合为一志”，而分析《宋志》具体操作流程，则当以《中兴志》为蓝本，主要利用《四朝志》进行补充与修订，最后用《三朝志》《两朝志》进行补充修订，“不著录”部分又添入元人所见宋代著述。元代馆臣采用这种编纂方法，道理也非常简单：《宋史》诸志、会要，如《五行志》《礼志》《职官志》等可在各门类之下从太祖、太宗、真宗依次续入；而《艺文志》则是在各二级目录之下以撰人时代生卒先后为次，当然要始于周秦汉晋，因而操作上选取著录书籍最多的《中兴
志》为基础、以诸《国史志》补入最为合理。
与书籍史的充分结合，更能激发书目研究的活力。比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如果不去刻意强调其学术贡献，仅将之视作南宋后期书籍史中私家藏书的一个样本，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有趣的现象：陈氏藏书中，刊本以外，抄本依然大量存在，许多抄本是根据刊本传录或补配完全的；《直斋》提要部分，并没有特异的学术思想，大多因袭《中兴馆阁书目》，又抄撮卷首卷尾篇卷题署、隐括序跋大义，敷衍成篇；比对陈氏过录的刊本卷首卷尾篇卷序跋等信息，与传世南宋刊本往往相合，且尤其集中于宁宗、理宗时期。上述观察当能引出更多有兴味的话题：雕版印刷更为实际的意义恐怕是扩展了可供传录的底本来源；书籍并非一经刊刻便可不亡，保证若干年的翻刻周期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总之，中国古代书目研究并非题无剩义，重新回溯余嘉锡、王重民对书目的理解与认识，充分结合书籍史的前沿进展，其实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
宗教文献研究方法谈
陈志远（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感谢张馆长，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谈谈我对文献学的理解和作为读者对《文献》这个刊物的期待。
我的研究领域是六朝佛教史和佛教文献，研究中感到宗教文献的研究方法还有待建立。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中古史料比较少，常常是老师第一课就把基本史料的情况都交待清楚了。这未必说明中古史学者文献功底扎实，而是这一领域的前人业已将文献使用的关键问题解决了。但在中古宗教史领域，就不是这样了，每个研究者都要自己动手解决文献的问题，比如佛典的翻译年代、作者归属，僧传的史源，古小说的辑佚，乃至石刻史料、敦煌吐鲁番的写本等等。
同位素追踪法
先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谈谈对佛教文献研究方法的理解。最初我关心的是佛教在中古前期的传播引起的社会变化，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但当你进入问题的探索时，就会发现佛经特别多，不同的经典、学说构成了具有张力的整体。每一个学说、每一个信仰有它特定的载体，比如舍利信仰、阿育王信仰、观音信仰，它分别有小乘《大般涅槃经》《阿育王传》《法华经·普门品》（仅举代表作品）。于是佛教传播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具体的某一文献群扩散的历史，由一个历史学问题转化成一个书籍史的问题。
经典有其物质载体，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正经（翻译经典），有具体的传来路径，并且在汉地或其周边地区经过翻译，这些信息在《高僧传》和早期的佛教目录中都有记载，译场的工作方式经过学者研究也基本是清楚的。经典汉译之后，还有一个接受过程，这是非常值得关心的。既要知道《法华经》讲了什么，还要了解《法华经》翻译出来之后的半个世纪之内，是哪些人，在什么地方，最先阅读了这部经？他们读了之后，又有什么反应？
从文献学角度观察，这个过程就涉及很多类的文献。比如说志怪小说、灵验故事，这之前大概是属于中文系研究的范围，可是这其中有大量的社会民众接受经典的实践活动、经典传播路径的记载，值得佛教史学者关注；还有比如《弘明集》一类的护教文献（apologetic writing），能够反映知识精英在义理和实践层面对佛教学说信仰的拒斥和辩护；还有早期的注释作品（commentarial literature），它的作者很可能和译场成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经典的最早接受者；还有对佛典的编纂、抄略，形成的实用手册、类书。甚至形式差距更远的疑伪经（apocryphal scripture），更准确地说应称为汉地撰述经典，伪经是剽窃真经、改篡真经的，在这些改写中既能看到一个中等的宗教知识阶层对经典的理解，又能看到汉地特殊的宗教关怀。还有更远一层，即上海师范大学曹凌老师跟我讲起的，道教经典对佛教观念的援用和改造，道教史某种意义上是汉传佛教史的一个扭曲的影子，二者的节奏呈现出相关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
这些环节未必都能纳入传统文献学的范畴，但它构成了中古思想史的一个完整的展开过程和观察方法。这个方法并不是我创造的，从学术史上来看，早在1932年，汤用彤发表他的成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六年之前，曾经写过一篇《竺道生与涅槃学》的长文，这后来构成了书中的一章。其中他完整地描述了从《涅槃经》的翻译，到经本传到南朝首都建康，最终引起僧俗辩论的过程。我在京都访学时的老师船山徹研究菩萨戒，圣凯研究摄论、地论学派，都大体遵循上述方法。这个方法，也许可以借用医学术语，称为“同位素追踪法”[1]，就是以单一文本为追踪对象，注入社会的机体，标示它传播扩散的方式和路径。把宗教史落实到宗教文献的接受史。
经典变貌与注疏流传
佛教经典的接受史并不是一个单向、被动的过程，还包含接受方对经典文本的改造。比如《法华经》，有些品是后来插入的，还有偈颂、开头的弘传序。现在由于新资料的公布，使我们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去探索经典的早期文本形态。比如可以调查南北朝到隋唐的石刻佛经（近年最重要的成果是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主持的《中国石刻佛经》项目，目前已完成山东、四川两省石经的调查整理），还有写本，包括敦煌、吐鲁番的写本以及日本古写经（近年最重要的进展是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整理刊布的金刚寺、七寺写经），还有传统的注疏中的引文、音义书中的条目、佛教类书，这些都有助于了解某一时间截面上经典文本的形态。通过文本形态的变化，观察思想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思想表达方式是佛教的注疏。这些注释作品的文献学考察面临相当的困难。因为历代大藏经编纂，注释作品原则上不入藏。今天得见这些作品，其实是集中收录在日本的《卍续藏》里，这已经是20世纪初的作品。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流传史，完全不清楚。需要调查唐末日本求法僧的目录、日本古文书中的档案、日本的寺院志、中原汉地刊刻的零种佛经、19世纪末以降中日两国的典籍环流和大藏经史，才能搞清这些中古时期的注释作品是怎样传到今天、呈现出现在的样貌。
对《文献》的期待
最后想谈谈对《文献》的期待。《文献》是国图主办的刊物，我一直关注这个刊物，也一直关注国图的资源。国图作为收藏单位，对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有非常大的助益。有两个大宗的藏品，一是北图编号敦煌写经。在敦煌藏经洞典籍流散过程中，斯坦因、伯希和都是根据某种学术兴趣择取特定的文书，国图收纳的写本主体是佛经；二是近年来公布的两套版刻大藏经的图版照片，分别是宋《思溪藏》和《赵城金藏》。这使得我们精校文本成为可能。由我领读，正在进行的《续高僧传》会读，以及计划中的《广弘明集》整理，都利用了这些珍贵的资料。
然而《文献》作为国图的刊物，我觉得不应该定位在揭示藏品或者古籍整理项目的附属品，它在文献学界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关注度。它应该从新材料的整理者跨出一步，遵循我上面描述的文献学扩散路径，在一个更广的视域中呈现文献的价值。比如《赵城金藏》，它的价值在哪？并不在于其中收录了其他版本没有的材料（确实有这样的材料，如《曹溪宝林传》），而在于观察从敦煌写本、日本古写经所代表的写本时代，到中原、北方、江南三个系统大藏经所代表的刻本时代，文本变迁的完整图景，在于各系统间的差别。因此优秀的文献学研究，往往会动用不同学科属性的文献、运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而这是某一专业门类的期刊无法容纳的。《文献》本来就是一个架设在具体文献载体之上的刊物，所以衷心期望贵刊能刊载这样的稿件，从而形成对整个文献学界的牵引力。
[1]这个比喻是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池丽梅老师与笔者交谈中最先提出的，池老师研究《续高僧传》的文本变迁，其最终意义却不限于了解单一文本，而是烛照写本大藏经到版刻大藏经的整体变动。在这个意义上，池老师称《续高僧传》为藏经脉络的“显影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