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怪谈秀：有个俱乐部整好几百人一起玩笔仙，还能帮警察破案 | 北洋夜行记019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我以前认识个练气功的，他最擅长治肚子疼。哪个小孩肚子疼了，他就让那小孩躺下，他运功把掌心搓热，敷在小孩肚子。
十分钟后，那小孩就会觉得没那么疼了。他就从兜里掏出个胶囊，放在手心发功，让小孩吃下，就真的好了。
后来，他跟我说，胶囊其实是空的，安慰一下小孩，关键是发功。
想起这事儿，我就搜气功表演的视频，看到一个厉害的大师做“带功报告”，不只能发功，还能给台下听报告的人集体发功。
那些接受大师功力能量的人，大概是下图的状态：
有人说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北洋夜行记》里，都是些魔幻现实感的故事，我看上面这种照片时，也有类似的体验：荒诞到不敢相信是真的，又真实到觉得太荒诞了。
1921年5月4日，北京东单附近发生一件意外死亡，当时警署并没怎么注意，后来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思议，很快就变成了这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我整理完这个故事，感觉就像吃了气功大师的胶囊，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空的。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1911年到1928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在金家老宅，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东单迷案
案发时间：1921年5月4日
案发地点：东单牌楼观音寺
记录时间：1921年5月底
五月四号早上，我在火神庙遇见一些学生演讲，纪念两年前的运动。
当天的《晨报》也开了专栏，说“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金醉注：专栏作者瞿菊农，是五四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
当时，所有人都在听学生的演讲，没人注意到，不远处胡同里传出几声惊叫。
三天后，《晨报》发新闻报道了这件事：
1921年5月7日北京《晨报》，报道了这件事情。事发当时并未引起警署过多注意。
“……东单牌楼观音寺一百号住户文某，体质颇健，日前一时大意，食物未加检点，忽然染受急性传染病，未及请医，已经身死。家人正要替他治理丧事，又一齐病倒，当日晚间，竟死去三口，现在他家只剩幼童一人，也病在床上，生死还不敢保。昨日由他亲眷，将死去的四口一齐棺殓……”
汪亮正在我家，他说事发当天就跟内一区警署打听了。
五月四号早上，邻居听见文家小孩一直哭，敲门没人答应，就翻墙进了院。
一进屋就闻见一股恶臭，里屋躺着四具尸体，满地都是吐的东西，没死的小男孩趴在他娘身上，哭得接不上气儿。
那邻居一阵惨叫，喊来巡警。巡警带法医来，随便一查，说是得了急病，就封了院子，没再细查。
我说这得好好查，万一有其他事儿呢。
汪亮嗨了一声，“他们家顺义亲戚收了尸，也没再问，哪有警察愿意自个儿去掺和？”
第二天，却真有人掺和这事儿了。
北京悟善社在火神庙张贴了告示，说有人暴死是因为邪气作祟，要开坛做法，扶乩请神，请济颠活佛和吕洞宾下凡祛邪。
悟善社是个研究“灵魂学”的社团，有点神叨叨的。
1916年，我在上海查过一个连环命案（北洋夜行记015），认识了悟善社南京分社的社长罗社长。
当年他们才刚成立不久，没想到现在连北京都有了分社。上个月，我在家里看见一本不知道谁送的《灵学要志》，里头讲了些灵魂运作的“科学”和扶乩知识，就是他们办的。
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后，中国政治转型出现了必然的应激反应，文化和西方制度的摩擦严重，加上政府权威下降，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迷信也在全国兴起，中国进入了“多元混乱”时期。悟善社将儒道佛旧观念融合，又引进西方灵学概念，大兴鬼神救国之说。悟善社曾在《时报》登广告，要“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汪亮说得去看看，“火神庙真够热闹，学生刚讲完新文化，吕洞宾就在原地下凡了。”
我说不只火神庙热闹，听说议员家里都供上吕洞宾了，南方更厉害，有个叫同善社的，要搞真命天子登基。
同善社是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中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为四川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县）龙水镇人彭汝尊于1912年创立。宣扬“用儒教礼节，做道教功夫，而证释教果位”，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像，又鼓吹“入教避劫”说，认为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升入天堂”。1917年，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部立案，公开成立总社。总社以姚络苍为负责人，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曹锟为“护法”。图为山西同善社合影。
五月八号，我、小宝、汪亮和戴戴去火神庙看悟善社扶乩做法，本来就想看两眼热闹，没想到见到了新鲜事儿。
悟善社不知从哪弄来几个十几岁的南方乩童，个个穿着红黄法衣，手持七星宝剑站在台上。领头的一个举着把鲨鱼剑，剑身上铁刺一寸多长。台边还坐着个老年乩童，嘴巴里穿着长长的钢针。
乩童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鬼神与人沟通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的“灵媒”。乩童上身仪式中，会通过熏香、摇晃、近距离听锣鼓等方式让自己进入精神恍惚状态，或以自虐的方式刺穿、砍伤自己却不觉痛苦，以显示自己的神性。图片是甘博在1920年代北京街头拍摄的一个苦行僧，用钢针刺穿自己却不流血，以这种极端方式体现自己的虔诚，本质和乩童接近。真正乩童做法的图片，太过血腥，就不贴了。
会场上锣鼓敲得震天响，香火熏得厉害，戴戴直喊头晕。
仪式开始，台上四个人抬着轿子满场跑，前后左右摇晃。几个乩童光着膀子一声不响站在神龛跟前，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大口呼吸香火，敲锣鼓的在几人耳朵边上一顿猛敲。
北京庙会上没见过这场面，台下挤成一团，拍手喝彩。
大约一刻钟，领头的乩童猛打了个激灵，浑身抖成了个筛子，抡起鲨鱼剑抽在后背上，登时一条血印子。
他挥舞着鲨鱼剑绕场走了半圈，抬胳膊又是一剑，背上的血刷刷往下淌。
其他几个，也一个个抖起来，摇摇晃晃绕着台子走，用七星剑砍后背，拿刺头敲脑门，路过香案随手抓起一把香，就往胸口摁。
台下一片惊呼，汪亮说这是疯了吗。
小宝盯着乩童看了会儿，说：“这几个小孩走的是道家的禹步，应该练过。”
禹步是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西汉扬雄《法言》卷七《重黎》云：“巫步多禹”。
我见戴戴没说话，问怎么了。她捂住嘴干呕了一口，说太恶心了，别看了。
围观的人群却越来越厚，我们往外挤了半天，才算挪了出去。
这时，那个手持鲨鱼剑的乩童开始表演趟火。
台上放了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轿子跨过火盆，围着场子转圈，那个乩童原地比划了一阵，脱了鞋，又走起道士的禹步，歪歪斜斜走上了炭火。
火盆里噼里啪啦闪了一阵火光，炭烧得更旺了。
他在里头左一脚右一脚地踩，踩完跳出火盆，没事一样在场子里兜圈，脚上除了炭黑，也没什么伤。
吵闹里，听见有人喊我。循着声音一看，是路道谦，我偶然认识的一个参议院议员。
这人是悟善社北京分社的社员，因为资助的多，在社里能说上话。
我跟着路道谦来到场子后台说话，见那几个乩童正坐着喝水，满头满脸都是血，一个穿着法衣的人正拿黄符往他们背后的伤口上贴。
我问路道谦，没见过这种仪式，怎么那么血腥。
他哈哈一笑，指着乩童说：“南方风俗，这样才请得动真神，社员和百姓都喜欢看。”
说完，他扒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晚上还有场传统的扶乩做法，在内一区署长家设坛，到场的都是人物。”
我问他扶乩要推算什么。
“观音寺死人那事儿听说了吧？大师能算出来里头有没有什么事儿。”
路道谦说，社里法师觉得这些人死的古怪。
我一愣，笑了一声，“警察信你们这个？”
路道谦脸一板，说别笑，“署长可是真心虔诚，特意安排在他家里设坛，说要能算出线索，就派人细查。”
我皱起眉，不笑了。
这两年，议员、警察厅官员、大学教员信悟善社的确实不少，但直接拿来裁断人命，实在太扯淡。
扶乩（fú jī），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抬箕、扶鸾等——大家平时讲的请笔仙就是扶乩的简化版。扶乩中，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叫乩身。神明上身后，会写出一些字迹，由专门的大师解释含义，其实本质和测字、抽签一样，都属于占卜，中国的扶乩盛行随着科举起来的，古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考生扶乩问题目的。
我问能不能去看，路道谦一口答应，“早就想介绍你入社了，晚上去见识一下，去的都是好乩友（金醉注：乩友一词并非我或金木杜撰，而是乩坛伙伴的一种称呼，清代笔记《益智录》等书均有记载）。”
悟善社宣扬“书沙验事，觉世牖民”，他们的理论是：“人脑为铅字匣，神灵为排字匠，必须向人脑中一一检出而排之现于沙中。”图为民国时期扶乩的照片，具体时间不详。
跟路道谦约了时间，我回前面找他们几个，见很多人围在在乩坛前买东西。
我问小宝他们买什么。小宝指指旁边一个人，说：“太恶心了，竟然卖那灵符。”
旁边那人手里拿着张黄符，符上沾了血，乩童身上的，说能通灵辟邪。
除了灵符，还有卖活乌龟的，五毛钱一只，给信徒买了放生，悟善社印制的善书，两毛钱一本，持诵千遍能保全家平安。
善书，又称劝善书，其名盖取自《太上感应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意，是传教和讲道印制的小册子，多为劝人向善主题，比如大名鼎鼎的《玉历宝钞》、《白衣神咒灵验纪》这种。民国时，各种宗教社团都印制自己的善书，比如《安士全书》、《欲海回狂》、《万善先资》。其实，现在的微信朋友圈也有流传这类性质的东西，比如《邪淫的60种直接果报，太可怕了！》，还有人把劝善诗改成流行歌曲唱。图为民国“乐善社”的善书《警世功过格》。
内一区署长家住在东四牌楼附近的驴市胡同（金醉注：今礼士胡同），我和小宝八点到了地方，路道谦引我俩进屋。
这里的乩坛果然很讲究，供奉着吕洞宾、何仙姑、济颠、关二爷等一排大仙，还有个我不认识的，路道谦介绍说是明代抗清名将史可法，专供问国事军事的。
小宝拽我，指了指一排大仙后面，问我是什么。我走近一瞧，竟然还有几个洋人塑像：耶稣、拿破仑、托尔斯泰。
我纳闷问路道谦，他说我没见识，时代不同了，西洋神灵也要请的，“但大家还是最喜欢请关公，每逢初一都会请来问事儿。”
乩坛周围站着七八个人，长衫西装都有，还有个五十上下的八字胡，穿了件百衲道袍，坐着闭目养神。
我拱拱手自我介绍，路道谦挨个给我介绍——财政部的司长、交通部的政司司长、编著国史的前清翰林……个个来头惊人，最大的官是前任国务院内务总长。
那个穿道袍的八字胡，就是内一区署长，姓刘。我特意又跟他问好，说刘署长你好。他摆摆手，让我叫他悟空。
我愣了一下，路道谦赶紧解释，这是道号——有悟真、悟空、悟益、慧本、智玄等等。
神龛前是张大木桌，摆着红木的沙盘和一个树枝绑成的十字乩。两个道童穿着法衣，扶着十字乩，悬在沙盘上。
主位上站着一个身穿着正黄色大袖袍子的道师，梳着发髻，花白胡子垂到胸口。
人一到齐，道师开始念咒，呜呜呀呀念了一刻钟，那俩道童一边摇晃十字乩，上下下左左右右，又拉又扯，若即若离。
咒语一停，道师扑通一声坐下，浑身微微发抖，俩道童也开始抖，十字乩在沙盘上写起来。
悟空署长走上去，鞠了一躬，问：“请下来的是谁？”
十字乩一摇晃，在沙盘上划拉几道。道师猛一睁眼，又闭眼，挤出几个字：“姓文的。”
“怎么死的？可有冤屈？”
十字乩又划拉几下，道师说：“有冤，在月；有仇，在坤。”
我往沙盘里看了一会儿，见那扭扭曲曲的形状，似乎确实有点像个月亮。
悟空署长再问，十字乩停了，道师和道童过会儿也都恢复正常，通灵结束了。
路道谦问署长，这乩词啥意思。
悟空署长扯扯八字胡，说：“意思我懂了，线索很清楚。西南方向（金醉注：八卦中坤指西南），女的。”
小宝噗嗤笑了一声，我踩了他一脚，说别吭声。
一群乩友倒了茶喝，聊起了灵魂学和怎么利用扶乩加强社会教育。我和小宝接不上话，不断跟着点头说是。
寒暄了半个钟头，又要开一坛扶乩，这回是路道谦主持，说是要请关二爷，按照二爷给的指示，决定在座的乩友下半年要给社里捐多少钱。
我和小宝赶紧起来，说不耽误内部活动，路道谦也没留，说回头再给我送灵学资料。我这才想起，家里那本《灵学要志》八成是他给的。
回去的路上，小宝说，那玩意到底怎么动的，问了真能写字。
“我说，我也说不上来，但有个朋友可能知道。”
第二天中午，我带小宝去北大找许赞堃，他是周启孟（金醉注：即周作人）介绍的朋友，喜欢研究些宗教的东西。
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一般认为他是小说家，散文家。其实，他是个基督教徒，在宗教和民俗研究上很有建树，三四十年代曾写过《道教史》和《《扶箕迷信的研究》等。1921年，他和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了《小说月报》。
请许赞堃在前门外南恒顺吃了顿涮肉，我给讲了他昨天的乩童上身和扶乩断案。
“南恒顺羊肉馆”是山东省禹城一位姓韩的回民在乾隆50年创办，据相传清朝光绪皇帝曾经在“南恒顺”吃过饭，因此大家都叫它“一条龙”，后来店家把皇帝用过的铜锅当成了镇店之宝，店里至今还保存着这个铜锅。它经营的涮羊肉、绿豆杂面、芝麻烧饼等都非常有特色。
许赞堃大笑，说悟善社就是一锅汤，儒道佛乱炖，“扶乩写字，其实就是心理作怪。再怎么七扭八拐，也是心里想啥才会有啥。”
他说，十字乩会移动，是道童集中精力在上头，两人拉扯，力量冲突，就会不知觉像手被乩控制。实际上能画出个什么，还是潜在里的意念。
“再说，不管画出个什么符，道师的解释最关键，越有文化的人越能扯，绕来绕去跟谜一样，就是个事后心理作用。”
扶乩和”笔仙“、”碟仙“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1）人体的的无意识运动，尤其在肢体紧张情况下；2）高度专注下的心理暗示，所谓信则有；3）两个或以上人共同操作，互相之间的暗示。请乩仙笔仙之所以规定要在某种宗教狂热或神秘氛围中进行，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强自我暗示作用的心理游戏。
我点点头，说确实有道理，“月”、“坤”的解释就跟测字一样，说法很多，总能圆起来。
小宝说：“那悟空署长也是念过书的人吧，这么神叨叨，总不能往西南方向去找个女的抓起来，说人家有罪吧。”
傍晚，汪亮骂骂咧咧来了家里。
我问他怎么了。
“操，内一区的警察疯了，抓了个小女孩，说是扶乩算出来的女巫。”
我回屋给路道谦打了个电话，问怎么回事。
他连说没有，是误传，“没说是女巫，也没定罪，刘署长按照乩仙给的线索，找到个嫌疑人，还会再细查。”
路道谦说，巡警在观音寺文家附近排查，查到个西南来的女孩，才十四五岁，在火神庙摆摊卖臭干子的。
警署本来就怀疑过文家人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这下越发觉得扶乩算的准。我问化验了臭干子有毒吗，路道谦说那倒没有。
挂了电话，我也忍不住骂了几句。
这种迷信，就是许赞堃说的心理暗示，随便什么就往上附会。
汪亮待了一会儿，坐不住，就去内一区警署找人打听。
过会儿，汪亮从警署打来电话，说这事儿奇了，那小女孩已经交代了，说自己确实害了人。
这女孩叫洪蓝，最近一直在火神庙庙会上卖湖南臭干子，做的好吃，挺出名的。警察查到她，署长亲自审问，说乩仙算出了她有问题，她当场就认了。
“具体怎么说的？”
“还没说，就说自己是西南来的，会巫术。”
小宝说会不会是吓坏了，年纪那么小，又是鬼又是神的，“我看你趁早别干了，你们这警署还不如从前的衙门。”
我跟汪亮说，先想办法找找尸检的记录，看都记了些什么。
“查出到底怎么死的，其他都好办了。”
第二天一早，汪亮醉醺醺找来，说那法医不在，跟巡警喝了半宿，弄出了尸检报告。
报告只有简单几行字：
“四具死状相似，皮肤暗色，表面溃烂，失禁，粪门有血。”
小宝说，这么看倒像是中毒，但写得简单，具体还不确定。
汪亮拿过报告说：“要当时就化验看看，是病是毒应该能查出来。这会儿文家那亲戚可能已经把尸体埋了，”
我说没其他办法，不如先去洪蓝家看看。
汪亮一拍脑门，说：“我昨晚还打听个事儿，过几天内一区警署和悟善社要搞个什么神判大会，要让神灵判断洪蓝是不是有罪。”
神判，又叫灵试，是种原始宗教思维下的裁决方式。一种是让嫌疑人经受考验，比如趟火、爬刀梯或摸沸水，没事或敢于承受就不会受伤害；另一种是给嫌疑人施加巫术，若有罪就会受伤害。另外，还有一种常被民间使用的诅咒式神判，比如有人怀疑周庸偷了东西，他就去城隍庙“斩鸡头”发誓，说要偷了东西就出门遭雷劈。图为《巫与祭司》书中的苗族打鸡神判。
小宝说：“太扯淡了，咱更得赶紧查。”
汪亮打听到，洪蓝家在贡院东边的城墙根，离火神庙不远。傍晚六点多，我和小宝、汪亮三个坐车去了贡院，拉车的却不愿意往东去了，说太偏。
自从前清废了科举，贡院就荒下来，民国改为官用，平时人也不多。经过以前考试的房间，汪亮说：“都废了十几年了，不考科举了，扶乩的却越来越多了。”
我说也不对，以前扶乩问科举考题，现在的学生问新学考题，听说不少学生都用笔扶乩。
贡院是古代科举考试的考场，明清两代贡院具体位置在东单往东，也就是今天的建国门地铁站附近，贡院建筑民国后期被日军破坏，现在只剩下贡院街的名字。
洪蓝家是个两间房的小破院，没有院门，院里有两棵枯掉的槐树，叶子掉的干干净净。
堂屋里没什么摆设，木桌木椅，还有一筐没做完的针线和半碗剩水。汪亮说，洪蓝是在火神庙摊子上被巡警带走的，家里估计就没人来过。
我摸了摸桌椅和墙壁，倒是干净的很，地上也没什么东西。
里屋是个卧室，一张小木床，收拾得也干干净净，床上叠了几件女孩衣服，都是简单的粗布衣裤。枕头上搁着面小镜子，镜面破着一道缝。
再去西屋看，进门靠墙是灶台，放着做饭的东西，汪亮掀开锅盖，锅底刷得锃亮。
奇怪的是，屋子西北角还有张小床，床上没什么东西，床对面的墙上，竟然装着个木门。
木门旁边，贴着张一尺多宽的泛黄的旧纸，上面画着些潦草的动物小人，像小孩学画画不像。
汪亮走到床前说：“不是说家里就她一个人吗？”他上上下下看，叫我和小宝，“看这是什么？”
他在床底下的墙上看见个洞，洞里放着个巴掌大的小坛子。
汪亮把坛子拿出来，小宝忽然摁住他，说别动，赶紧搁下。
我俩被他吓一跳，汪亮把坛子搁在地上。小宝让我们离远点，他从外头捡了根树枝，轻轻扒开坛子口，把树枝插进坛子。
过了两分钟，两只鲜艳的甲壳虫沿着树枝爬上来。小宝一抖树枝，虫子掉下去，他马上盖上坛子口。
“这屋里养蛊了。”
汪亮啊的叫一声，使劲甩手跺脚。
我问小宝怎么回事。
“一进这院就觉得奇怪，你们看这屋里是不是太干净了吗？”
小宝指指墙上那奇怪的画，说：“这东西看着像什么宗教符号，想起她是西南来的，我就想是不是传说中的蛊。”
小宝让汪亮拿出尸检报告，又看了一遍，说：“这些症状，和《洗冤录》里说的中蛊毒很像，我记得有医书里讲过，养蛊的人家都非常干净。”
这小坛子的虫子，很可能就是洪蓝养的蛊。
汪亮恨不得把衣服都脱了，跳着脚问，就是那种中了就死的巫术？
我说不一定，蛊其实就是虫，是不是巫术不好说。
《春秋传》记载：“皿蟲爲蠱。”按照词源来说，蛊就是虫子的意思。可能的原始含义是盛放粮食的器皿中生的虫子，也有古书记载为一种病名。《证治汇补》：“胀满既久，气血结聚不能释散，俗名曰蛊。”更广人知的意思是蛊毒，传说中的一种巫术，《诸病源候论·蛊毒候》：“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更多的传说则邪化为一种黑巫术，养蛊者用毒虫混合制蛊，可以有多种害人方法，这点无法考证。
我们三人都看了看那扇墙上的木门，小宝走到门板后面，伸手慢慢拉开。
门里头黑洞洞的，小宝也不敢往里看。我拧开手电照进去，一具穿着白衣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门里。
汪亮尖叫一声跑了出去，我心里一惊，关了手电，拉小宝后退了几步。
过了一会儿，门里没什么动静，我开灯再照，躺着的是个干瘦的老太婆，身上裹了厚厚一圈白布。
汪亮回了屋，躲我后面问，死的活的？
我摇摇头，拿手电照着，慢慢走近看，那老太婆一动不动，嘴巴眼睛紧闭，确实像已经死了。
我走到门边，拿手电往里照，见这是个狭小的密室，只放了一张床。壮起胆子往老太婆身上照，从头到脚都整整齐齐地裹着白布。
突然手臂上一凉，我低头一看，老太婆的手正搭在我的手腕上。
我大喊一声甩了一下胳膊，老太婆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张嘴要说话。这是个活人。
我弯下腰听她讲什么，她却只张嘴不出声。小宝过来摸了摸脉搏，说气息很弱，病的不轻，恐怕快不行了。
我说：“那先送医院吧。”
汪亮瞪眼，说这太可怕了，是人是鬼？我笑他，你不是不信邪吗。
我们叫了辆马车，把老太婆送去了同仁医院，抢救了半天，总算救过来，等到半夜，醒了过来，张口就找女儿。
这老太婆姓洪，是洪蓝的母亲，两人确实从西南来，是云南四川交界的摩梭人。
十几年前，洪老太三十岁，生下了洪蓝，没多久家里的祖母突然死了。很快就有传闻说洪老太身上不干净，有蛊，肯定还会害死人。
蛊的传闻，在摩梭人部族里极其可怕。一旦传言谁家有蛊，族里的人都不愿意接近。哪个姑娘被说有蛊，长得再漂亮也没人愿意和她走婚（金醉注：摩梭人的独特婚姻形式）。
洪老太带蛊的说法越传越凶，她自己也怕了，就找巫师看，也说有蛊，需要放蛊，否则活不长。
“族里人都怕我害人，我也害怕，就抱了女儿走。”
“那你放蛊害了人吗？”
她使劲摇头，说只把蛊放给了小动物和树木，不敢害人。母女俩一路往北到湖南，呆了四五年，学会了汉话和做臭干子的手艺。
女儿长大懂了事，也怕母亲会死，就每天找些小动物给母亲放蛊，有时还按传说中的方法，把蛊毒放给树，也能保命。
南方打仗，两人又往北走，一路到了北京，白天装作汉人卖臭干子，晚上偷偷做回摩梭人，放蛊救命，毒死的小动物都悄悄埋掉了。
几个月前洪老太生了场病，一直下不了床，眼看着越来越厉害，只能洪蓝一个人出门做生意。
说完，洪老太又问女儿在哪里。
我说，洪蓝下蛊害死了人，被警察抓了。
洪老太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什么，马上又改口说汉话：“是我下的蛊。”
洪老太说，上周的一天夜里，病得厉害，心里害怕，半夜就给女儿做的臭干子下了蛊虫，“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就想多活些日子，一糊涂就害了人。”
第二天女儿出门后，她又觉得后悔，“她回来我就跟她说了，现在出事了，她肯定是怕警察找我。”
我问她具体哪天下的蛊，她想了半天，说不清日子。
小宝问她为什么躲在墙里。
洪老太叹了口气，说那是生死门，摩梭人死去的老人都要在生死门里停放，“女儿两天没回来，我怕自己要死，就躺了进去。”
说完，她发了会儿呆，说：“人是知道自己死期的，墙上的经书我都没换，过不了这个月了。”
生死门边上贴的怪画就是她说的经书《达巴经》，是摩梭人的历书，用来算日子。
达巴教是摩梭人的原始宗教，保持着原始部落宗教的特征，认为万物有灵，信鬼神、占卜、巫术和神判。达巴教因巫师达巴而得名，它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书，也无宗教组织和寺庙，只有几十部（回）口诵经，另有一种占卜经（俗称算日子书），是用32个不同形体的原始图画文字书写的。
第二天中午，汪亮托人打听到了关洪蓝的监狱，我装作记者见到了她。
洪蓝确实只有十五岁，看起来像十八九的姑娘，梳着长辫子，问她话就睁大眼睛，有点慌，但汉话比洪老太说得流利很多。
按照洪蓝的交代，洪老太养的蛊确实被下进了臭干子里，但是自己背着母亲偷偷干的。
“我怕母亲活不了，就帮她给人放了蛊。我知道自己害人了。”
我问她具体怎么下蛊。
她说，洪老太养的蛊虫，隔段时间就会做成干粉蛊毒备用，她在几个臭干子里放了毒粉。
“具体是哪天？”
洪蓝想了一会儿，说：“五月四号，我记得那天很多学生，生意好。”
五月四号早上，巡警已经发现了文家四口的尸体——死人当然吃不到臭干子，一件案子变成了两件。
我没再多问，给了看守一个大洋，让他好好待小姑娘。
回到西四，小宝和汪亮已经从洪蓝家找到了毒虫做的干粉末。按照洪老太说的地点，还在院子树底下挖出了几十具动物的尸体，多是鸽子、麻雀，还有四五只野狗。
小宝捉了一只坛子里的蛊虫，是大斑蝥。
“这东西医书有记载，可以入药，但也有剧毒，能吃死人。”
汪亮不确定，把粉末和活虫带到了道济医院化验室，研究了俩小时。
他说，按照西医方法分析，斑蝥有毒，是因为身体关节分泌一种毒素，一只毒素旺的活虫子吃了可能会死，但要只是吃了点虫子做的干粉，应该死不了。
斑蝥，一种鞘翅目的昆虫，在中国南北方都有，有毒性。《本草纲目》记载：斑蝥能入药，治疝瘕、解疔毒、制犬毒、沙虱毒、蛊毒、轻粉毒。现代医学分析，斑蝥关节能分泌一种气味辛辣的黄色液体斑蟊素，一只斑蟊体内含有最多5%的斑蟊素。按照一只斑蝥0.5克计算，一只斑蝥最多含有25毫克毒素，服用斑蟊后，会出发热、排尿疼痛，甚至血尿等症状，若超过30毫克，确实可能有生命危险。蛊毒可能有这种制法，但斑蝥搭配其他草药，其实也能解除蛊毒，是药是毒，就看如何根据药物相克的原理搭配。
傍晚，我们又去了火神庙，在洪蓝平时摆摊的地方打听了一圈，没听说有人吃臭干子出了问题，没有吃死人的事儿。
只有一个卖旧书的说，自己四号中午贪嘴，吃了半斤臭干子，晚上闹肚子，上吐下泻，大夫开了几剂寒凉祛火的草药，喝一天就好了。
第二天一早，约了汪亮去警署，要赶在悟善社神判大会之前，把洪蓝弄出来。
他却迟到了一个钟头，慌里慌张跑来，说：“完蛋了金木，又他妈死人了。”
文家剩下那小孩，连同那个帮殓葬尸体的亲戚，昨天都死了。
汪亮一脸惨白，“最吓人的是，上回在文家验尸的那个法医也死了。三个人的症状跟文家四口一样。”
小宝问尸体在哪，马上去看看。
我拉住小宝，说先别忙，然后对汪亮说，赶紧拦住巡警，千万别乱碰尸体。
我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儿：十年前的东北大瘟疫。
民国前一年（1911年），我刚回国做记者，去哈尔滨调查，遇上”肺鼠疫“爆发，半年里死了六万多人。
去年年底，哈尔滨再次爆发鼠疫，虽然疫情控制的好，但也死了不少人。
汪亮和小宝都吓呆了，说不会那么可怕吧，要是鼠疫咱们可能也会死。
“我也不知道，但心里不踏实。”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在那次鼠疫爆发后，中国才真正有了现代防疫和专门的传染病防治医务人员。1920年10月22日，海拉尔铁路桥俄国守桥士兵塔雷金的太太与一个9岁的儿子同时发病被送进医院。第二天母子二人不治身亡，东三省第二次第二次爆发鼠疫，一直持续到1921年年中。
汪亮通知了警察厅卫生处，从道济医院找了两名内科医生，带上几件防护服、“伍氏口罩”和防护眼镜，要去给那个法医做尸检。
我说：“别检验了，先带医院隔离再检，千万不要碰尸体。”
1910年哈尔滨鼠疫爆发中，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发明了棉纱制作的防传染口罩，这种口罩，让病源人群和健康人得到了有效隔离，遏制的肺鼠疫进一步扩散。这种加厚的口罩，被后人称为“伍氏口罩”。
我和小宝去了中央防疫处，说明情况。防疫处的人不信，我说：“这事儿很严重，要是明天上了新闻，你们就有责任。”
听我这么说，那人才给处长打了个电话。处长倒是警惕，问过情况，马上安排了七个防疫医生，跟我们去了顺义。
到了顺义，防疫医生用厚纱布包紧小孩和文家亲戚的尸体，缠紧了绳子，又给各个角落消毒，给巡警发了防护服，让他们封锁了房子。
我和小宝找了一个大木箱，装了尸体，找马车送到了同仁医院。
下午，检疫结果出来，确认死因是腺鼠疫。
我问医生具体怎么回事，医生没解释，把我和小宝送进了隔离间，脱光衣服从里到外彻底消了一遍毒。
小宝说，我看那检疫结果，估计是“疙瘩瘟”。
折腾到傍晚，汪亮那边也把尸体送到了医院处理，已经下葬的文家四口，都挖出来火葬了。防疫处配置了血清、疫苗，给所有疑似接触者打了疫苗。
回西四前，防疫处的医生给我、小宝和汪亮一人打了一针。
1919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地址设在北京天坛神乐署旧址内，是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对传染病进行研究，讲习和治疗，制造针对各种疫病的血清、疫苗和防疫用品。二战时期，中央防疫处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青霉素，还有大批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供给盟军和印度部队使用。图为40年代《自然》杂志介绍中央防疫处刊登的照片。
医生走后，我们三人呆坐了半个钟头。汪亮心里不平静，又打了很多电话，打听鼠疫的事儿。他从交通厅的朋友那里打听到，各大车站已经开始查东北来的人了。
小宝说：“鼠疫的事儿咱们已经帮不上了，明天悟善社神判，洪蓝怎么办？”
我没答话，打了个电话给路道谦，问他神判要怎么弄。磨了半天，答应他我会陪他去放生，路道谦才说了神判的方法。
”上次乩童趟火记得吧，明天神判也差不多，像乩童一样趟了火没事，就无罪。“
挂了电话，我又打给了许赞堃，问他有什么办法。
他给我讲了个故事——
民国五年，他在漳州教书时，有个疯子爬上了学校的八卦楼，大骂学生老师都是他儿子。校工要上去捉他，他纵身从楼上跳下来，楼高五六米，他一点没事，爬起来唱着歌就走了。
“那疯子心里只想着跳下去，一点没想过跳下去会死会伤。巫术，有时候不过是加强这种信念。这事要是躲不过，就大胆试试。”
我犹豫了一下，他又说，当然，我会教你个办法。
听许赞堃讲完，我给了汪亮十个大洋，让他去监狱想办法跟看守喝点，今晚得去监狱见洪蓝。
汪亮走后，我和小宝去了同仁医院，按照许赞堃的建议，能帮洪蓝的只有她母亲。
小宝不明白，“那蛊毒没毒死人，文家四口也和下蛊没关系，为什么非要趟火？”
我说，我相信洪蓝没杀人，但更重要的是得让人人都相信她是无辜的。
“警署和悟善社是一家人，既然来不及阻止神判，就试试让神判证明洪蓝无罪。”
洪老太一听说臭干子里的蛊毒没害死人，马上闭上眼拜了一拜。
我告诉她，洪蓝要回来，需要通过悟善社的神判。
趟火的神判仪式，摩梭人的达巴教里也有，大小过错和纠纷，都会让神明来判定，族里人也相信这个。
洪老太说，她小时候曾经练过趟火，族里的年轻人平时经常练习趟火，还有人爬刀梯，惹上了什么事，才不会受伤。
但是洪蓝从小离开云南，从来没见过神判，可能会被吓坏。
许赞堃教我的方法，是让洪老太跟女儿聊聊，或许能有点作用。
另外，准备一包湿润的盐巴，让洪蓝在神判前涂在腿脚上。这是那些乩童趟火表演常用的办法，能快速降温。
我们和医院打了招呼，带洪老太去了监狱。汪亮已经和看守招呼完，我们到地方就进了牢房。
我拿着提前准备的一大包盐巴，领洪老太去见洪蓝，她问我，能不能一个人见女儿。
我犹豫了一会儿，把盐巴递给她。
我和小宝、汪亮在监狱外等着，小宝说：“总觉得有点悬，她们聊这么一会儿，洪蓝就敢趟火了？我都不敢。”
我抽了会儿烟，说：“我听许赞堃说原始宗教，觉得他们很不同，巫术对你不起作用，但对他们不一定。”
第二天一早，神判大会就在火神庙开了坛，围观的人比上回看乩童的还多。台上香火缭绕，锣鼓震天，也盖不住人群嚷嚷，好像谁都认识这个卖臭干子的女孩。
主持神判的是路道谦和内一区那个悟空署长。俩人说了一通劝善爱国的话，宣布神判规则：不敢趟火，或者受伤起泡，就是有罪。
说完，就让道童点起了火堆，烧了一刻钟，火苗窜起半米多高。
一会儿，洪蓝光着脚走上来，站在火堆后头，身影在火光里摇晃变形。
底下人都没了声，我、小宝、汪亮和戴戴都挤在人群里，也瞪眼看着。
路道谦朝洪蓝摆摆手，指指火堆。洪蓝看了他一眼，又看看火堆，站着没动。
过几分钟，她往前挪了几步，台下一片惊呼，她停下脚，台下也跟着安静。
戴戴推我，说真没事吗？
我没吭声，点起烟抽。洪蓝依旧没动，好像还后退了几步。
路道谦站起来，重复了一遍神判规则，又坐回去。
洪蓝张了张嘴巴，自己嘀咕了几声，往前跑起来，一脚踩进火堆，瞬间火星四溅，劈啪作响，火苗往上窜了几下。
戴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掐出个血印子。
人群尖叫还没落，洪蓝已经走出了火堆，站在台前，闭着眼睛弯腰喘气，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两只小脚丫子上蹭出几道炭黑，裤子上了还挂着几颗明灭忽闪的火星。
路道谦和署长腾地站起来，一时没说出话。
汪亮哈哈大笑，说这下得“当庭释放”。
路道谦跟那署长嘀咕几句，大步走过去，瞅着洪蓝：“天道在神灵，善恶有分明。”
他往左右各走几步，接着说：“洪蓝姑娘经过了神的考验，是无罪的。为什么？因为她的灵魂是善的。”
台下一阵欢呼。
路道谦挥挥手，继续说：“下个月初一，悟善社将再次开坛做法，请灵学大师讲道，说说如何像洪蓝姑娘一样保持一颗善心。”
台下又是欢呼。
汪亮说，我操，怎么回事？我笑了一声，说：“要是洪蓝今天没过这关，还是一样欢呼。”
我挤到台前，去叫洪蓝，告诉她母亲在医院等着。
路道谦看见了我，朝我一笑，说，我等你陪我放生。
把洪蓝带到医院见了母亲，我没再问她们下蛊的事，小宝和汪亮也没再提这事。
我问洪老太，那天在监狱里和洪蓝说了些什么。洪老太说，其实没说几句话，抱着她念了会儿经。
洪蓝小时候不开心了或生病难受，她都会抱着她念经，念了就会好。
“我们信这个。我跟她说，神判和生病一样，是神灵的考验，能趟过了火，唉咪（金醉注：摩梭语母亲的发音）就能活下去。”
两天后，洪老太半夜安静地去世了，医生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说是自然死亡。
后来，给戴戴仔细讲了这几天的事儿，她问我，到底信不信蛊。
我说：“蛊是有的，但却很不一样，叫我说，洪老太和悟善社都会下蛊，你说哪个更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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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爷爷的时代，更多人会谈论巫术和蛊这些事情。
现在，则更多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演绎的过分邪乎，反而让人没了兴趣。
从社会科学上解释，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里提出了“交感巫术”的概念。
所谓交感，一是指模仿，二是说接触。比如说最常见的诅咒和下蛊传说，是拿人的头发、指甲，甚至可以对脚印做诅咒；再比如，扎小人，是最常见的模仿巫术。
仔细一琢磨，这种原始宗教的思维现在仍随处可见——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简单粗暴的思维：如果，就会。
本来毫不相关的事情，说出来常常就成了诅咒，比如墙上写着：谁在这里拉屎死全家。
这种诅咒，本质就是神判，以事后应验的心理暗示来恐吓人。
再比如，黑帮常用这招来评判小弟。《古惑仔》里陈浩南被诬陷杀了老大，要想自证清白，就得跪在关二爷面前，往肚皮上摁一把燃烧的香。
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陈浩南被指杀了大哥，接受社团的神判。
洪蓝和洪老太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蛊，为活命去放蛊，就是这种单纯的原始逻辑，本质上是无知。
悟善社则是蛊惑人心，扶乩和神判都在利用无知和恐慌来满足私利。很多名为信仰的东西，要么为聚众敛财，要么为扩大权势。
巫术和仪式本质上是种心理暗示，常有心理净化和疗愈作用，本身并无问题。
就像一把刀，能救人也能杀人，不是刀有问题，是握刀人有问题。
周庸听完这个故事，拿出手机在淘宝搜了下：“艹，果然现在还有这玩意儿，还挺便宜。”
周庸在网上搜到的，明码标价卖“蛊”，各种价位都有，还提供现场下蛊的做法视频。
我说，这种事儿有意思，你们可以查查。
周庸一拍大腿：“太好了，我先买几个情蛊给徐哥试试，深入调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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