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偷告诉我，一群从东北来的同行要在上海干票大的 | 北洋夜行记022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前阵子，朋友圈里见到个视频，一个老头站在公园门口演讲，举着红旗号召大家别买外国货，要时刻提防帝国主义。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事儿。

2001年9月，我在一所县城中学当过几天实习老师，碰上了911恐怖袭击的事儿。

全校的电视都在播新闻，学生们瞪着眼看冒烟的双子大厦，惊讶地说不出话。

课间操时，大喇叭突然响了，是校长讲话，他说：“同学们，老师们，美国的大楼被人炸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下场！”

接着，又讲起了一段朝鲜战争的往事，一颗激动的心几乎就要从喇叭里蹦出来。

他讲完话，学生们爆发一片欢呼。

当时，我给听蒙了。我问学生，你们看见电视里那样，不害怕吗？

有人点头，说怕。有人摇头，说这离我们这儿远着呢。

1922年，我太爷爷金木和他的助手去了趟上海，插手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这件案子里，有好几拨贼，干的事儿一件比一件大，挺吓人。

看完这个案子，你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起已经快被人忘掉的911事件。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1911年到1928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在金家老宅，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事件名称：上海神偷

事发时间：1922年3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宁波路

记录时间：1922年4月初

北京小偷多。尤其民国九年（1920年）打完仗，城里一乱，干这行的更多了。

不管要饭的、拉车的、掏粪的，还是当巡警的，凡是饿极了起坏心，首先想到的是去偷。

各个城门里外，前门、香厂、天桥这些热闹地儿，常年贴着警署告示，提醒人防贼。

民国9年-15年，北京城里最高频的犯罪形式是盗窃。图为社会学家严景耀根据罪犯作案地点分析的盗窃案分布图。

这些年做夜行者，我遇见过不少小偷，走在街上也能认出他们。小宝比我还警觉，谁多瞧他两眼都能察觉。

上个月，我俩去了趟上海，小宝却在黄浦江码头折了一回。

我前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名学了个函授英文科，去上海是为了领个证书，当面感谢几位老师。

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图片是英文科毕业证书。

那天傍晚，领完证书，我和小宝乘轮渡过江，准备去法租界逛逛，给戴戴买点新鲜玩意儿。

上海租界地图。上海的地界，主要有三大块，一是上海老城厢，二是英美公租界，三是法租界。

船行一半，小宝开始晕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半蹲着干呕。

我笑他没用。他说，这是因为他练武，平衡感太敏锐，反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晕。

船靠岸，我俩跟着人群下船，一个戴礼帽穿大褂的瘦子从小宝旁边走过，撞了一下，小宝捂着嘴，摆手让那人让开。

这时，一群拉洋车的堵在码头上拉客，那瘦子伸手招呼，叫了一声：“王八车！”

小宝听见，哈哈一笑：“上海人叫车怎么骂王八？”我说人家说的是黄包车，胶皮车在上海叫黄包车。（金醉注：上海话发音“黄包”听起来像王八）

小宝学了一句，又哈哈笑，一阵嗝上来，吐了自己一身，西装褂子上全是。我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帮他脱下褂子。

哐啷一声响，一个黄澄澄的东西从他褂子口袋里掉在地上，是块一指宽的金条。

小宝丢下西装，转身往码头上追，找那撞了他的瘦子，早没影了。

我捡起金条掂量几下，有二两沉，上头印着“茂生银楼”的字样，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角落还印了个“朱”字。

按旧制1斤16两，1两=500/16=31.25克，2两金条62.5克，大致相当于60-70块大洋。1915年，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一个十一间房的四合院，售价150个大洋，这根金条差不多可以买半个四合院。

小宝拿过金条：“那瘦子是个小绺儿（金醉注：老北京称呼小偷为小绺lǎi），要不是我晕船肯定逮着了。”

我说，哪有小绺儿给人塞金条的？

小宝说也是，拿过金条咬了几下，掂量掂量：“好像是真的。”

俩人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黑大褂。

那年轻人眼睛黑白分明，骨架清瘦，像把匕首。走近细看，竟是个半大的小姑娘。她指指小宝手里的金条，皱了下眉：“我能看看？”

她手上戴着副皮手套，握着把掌心雷。

1904年，勃朗宁以M1903为基础，开发出了第一支袖珍型(Pocket Model)自动手枪M1906，于1906年正式投产。全枪长仅114mm，比成年男性的手掌要短得多，握在手中也不引人注目，中国人称其为“四寸勃朗宁小手枪”或“掌心雷”。

小宝犹豫。

小姑娘身后一个黑大褂上来就夺金条：“识相点。”

小宝一拳打在他小肚子上，那人蜷起身子蹲下。后头几个围上来，每人袖子里伸出把枪。

这种阵势，在北京不常见。《申报》的老朋友曾跟我说，上海强盗比小偷多，干得都是简单粗暴的营生。

但十几岁的小姑娘带枪上街，应该不多见。

我示意小宝别冲动，拿过金条递给了她。小姑娘接过金条看了看标记，揣进口袋。

她嘿地一笑，走近一步，盯着我：“别乱动啊。” 伸手摸我两边的西装口袋里，掏走了我的枪。

出了码头，小姑娘叫了几辆双座黄包车，我和小宝分别被一个黑大褂押着坐在车上。

到了洋泾浜一带，车子拐弯上了一条宽大的马路，叫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马路全是西洋水泥铺成，通了有轨电车，两边全是高楼。

民国五年（1916年），我离开上海时，这条路刚开始修，还没起名儿。

我问黑大褂，这是要去哪儿。

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图片是30年代上海爱多亚路街景银盐照片。

黑大褂瞟了我几眼：“北京人？真是乡巴佬，拎伐清，什么人的货都敢动。”说完，指了指不远处一座高耸的尖塔楼。

这是上海大世界。

上海大世界，上海大商人黄楚九1917年7月14日创建，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游乐场，号称“不来大世界，枉到大上海。”

我俩被带进大世界顶楼餐厅的一间包房里。

包房里坐着个穿着绸子大褂的男人，正埋头吃饭，一小口一小口喝汤。小姑娘和黑大褂押着我站在一旁，也不说话。

那人吃完，掏出手帕擦嘴，抬头看过来。他摸摸梳起的背头，盯着我看了一会，笑出声来：“册那娘（金醉注：上海话，类似他妈的），怎么是你！”

我也笑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钟树海，还是被当贼抓来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我有个朋友的儿子被云霄五岳门拐走，老钟和我一起查了这个案子。当时，他还在天津青帮混。（金醉注：参加《北洋夜行记006》）

办完那事儿，老钟去了广东，说是要搞革命。一别四五年，他竟加入了上海青帮。

他说，干他们这行的，可以不要命，但家还是要的。他是苏州人，家里有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做事心里踏实。

介绍了我和小宝，那小姑娘盯着我俩：“读书人还能那么厉害？”说完，掏出我那把枪，搁在饭桌上。

老钟瞪他一眼，伸出手掌：“你自己的呢？”她别过脸哼了一声，掏出掌心雷，塞给老钟。

这小姑娘叫林小山，是老钟的养女。几年前，她父母在江边遇上抢劫，死在水盗刀下，老钟救下她，带在身边。

老钟说，自己从小佩服读书人，想让这孩子读书，给她报了租界的洋学校。她却成天逃学，玩枪玩炮，比谁懂的都多。

“金条的事情，紧盯着不让她插手，还是跟着瞎闹。”

上个月15号，宁波路福源钱庄丢了一批金条。这批货是朱五一笔生意的贷款金条，共三十斤。那天正在店里交接，闯进两个端机枪的蒙面人，打死保镖，抢了金条就跑了。

福源钱庄的支票。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该支票由上海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首民签发。

我说，朱五是谁，这种事交给巡捕房不就行了？

老钟摸出个烟斗点上，说自己本来不想插手，但碍着朱葆三的面子，“朱五是朱葆三的公子。”

我惊了一下。

这是个三天两头都要见报的名人。从前在《申报》，我还因为他救济定海灾民的事，写过他的报道。

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长之职务。

今天早上，小山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码头兑换那批金条，带人赶了过去。

小宝说，肯定是有人引她去的，随便栽赃个人，把事儿搅乱。

老钟点头，说：“栽赃你的那金条，就是茂生银楼的，每个都特意印了朱家的标记。敢拿真货来钓鱼，不会是小贼。”

小宝挠头，说要不是我晕船，他跑不了。

老钟大笑：“要不晕船，也没人敢拿你下手——这事我会办，再多金条也比不了朋友，先好好玩几天。”

晚上，老钟带我和小宝在大世界舞场喝酒。老钟开了几瓶香槟，邀请其他客人一起喝。

舞场里灯光昏黄，地板光滑，一个洋人吹奏着萨克斯风，角落里站着一身白衣的年轻人，臂弯搭着毛巾，等着随时伺候。

北京没有这排场，小宝看得晕头转向。

民国时候，上海娱乐业远比北京发达，舞场是一大特色。《上海鳞爪》记载：民国时上海“跳舞场的开设虽不及电影院之多，然也有三十多家……最普通的代价，一块大洋可以跳三次，每次只费三角三分，就可和半裸的粉香扑鼻的、婀娜多姿的舞女搂抱接触了。”图为30年代的百乐门舞厅，玻璃舞池。

一个穿旗袍短裙的卷发女人走过来，坐进老钟旁边的沙发，翘起腿，用红色的高跟鞋指了指我和小宝。

“海爷朋友？”

老钟放下雪茄，介绍说，这是大世界的“跳舞皇后”，叫岫云。

她拉起老钟，要跳舞，老钟摆手：“你陪老金玩。”说完，也不等我说话，叫人买了舞票。

当时的上海舞场，顾客要向侍者购买舞票，将舞票交给舞女，然后才能跳舞。 图为1943年大都会舞厅舞票贰百圆，当时货币相比二十年代稍微贬值。

岫云拉我进舞池，跳起交际舞。幸好我从前跳过，多少记得，不算丢人。

她脸上抹着浓妆，颧骨挺着，嘴角一笑，就垂下眼睛。我跟着舞步走，低头不说话。

这女人脚踝很瘦，小腿有劲，裙角下露出浑圆的大腿。我问她是不是跳舞很多年了。

她没接话，反问我：“金爷北京来的？我也去过北京。”

我说是，问她哪里人。

“我是苏州人，跟海爷老乡。”

舞池里换上了爵士乐，我俩停下脚步。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一个梳油头穿西装的男人仰头笑着走过。他一左一右搂着俩白俄妓女，都半裸着胸脯。

岫云扭头瞅了一眼：“这个瘪三儿不知怎么一夜发达了，听说拿金子当钱花。”

我哦了一声，请她到窗边抽烟，问她怎么回事。

她指着那男人的背影：“这人以前纠缠过我，当时没见他那么有钱。前天有姐妹说他大把花钱，还说自己有金子。”

我抽完烟，给了岫云小费，让她先自己玩。

老钟查了这人，果然有问题。他是个小偷，叫袁阿生，常年在法租界混，有一套手艺，专吃珠宝店和银号钱庄，是个“瓢把子”（金醉注：小头目）。

老钟叫人查了他在大世界的账单。半个月前，他才开始大手花钱的，不但天天点好酒，还给过不少舞女小费。

除了大世界，附近的赌场也有人见他，输得多，不心疼。

最要紧的是，福源钱庄被抢的那天早上，有人见他去过，他走没多久，就出事了。

我说：“这舞女的话也不一定准。事情出在你地盘上，这种人不敢吧？”

老钟给我和小宝倒酒：“先抓。要真是个瓢把子，多少会知道点什么。”

他怀疑，这件事很可能是外来的匪盗做的，袁阿生应该是个踩点牵线的。

早上在船上栽赃小宝的那人，已经查过，就是个外地来的。收了钱办事，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用老钟的话说，上海地面上虽然乱，但不管大盗还是蟊贼，都是明面上的，谁管哪片儿大家心知肚明。

越往北方的人，反而越不懂规矩，都喜欢偷摸儿着干。

第二天一早，老钟安排的人还没动手，小山带人架着袁阿生来了。

大清早，小山找了两个法租界的便衣华探，连哄带骗，两人便堵在袁阿生住的饭店门口。

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

这贼确实有一手，一出门就察觉不对，遛着墙根走，两个便衣紧跟着，从法租界追到了英租界。

袁阿生从老北门跑进河南路，进了英租界，转身跟法国巡捕打招呼，巡捕干瞪眼，不敢越界。

“就知道这小赤佬会玩花样。”小山伸手揪着袁阿生的招风耳，“幸亏我早就找好了英租界的红头阿三。”

旧上海的英法租界有明确的界限，不能相互跨越界限执法。图片为英租界印度巡捕，当时的印度巡捕以锡克教徒为多，通常佩戴红色头巾，故称红头；阿三的起源说法则不一，说法之一是，英国体系警察的称呼阿Sir的转音；另一种说法是，印度巡捕对英国长官经常回答“Yes, I see.”与上海话的“阿三”谐音。

老钟让小山放开袁阿生，问他知不知道福源钱庄的案子。

袁阿生抹了抹耷拉下来的头发，看了看老钟和我，点了点头：“听说丢了金条？”

小山摘下皮手套，搧了他一巴掌：“金条在哪？”

袁阿生大喊冤枉，说不是我干的。边说边摇头，两只耳朵呼扇着。

老钟拉开小山，看着袁阿生：“你要知道这批货的来历，恐怕就不敢瞒着什么了。”

袁阿生一挥手，大叫一声“海爷别说了，不用您说来历，我也不敢瞒着什么。”

老钟抽了口烟，等他说话。

他看了看我们几个，脸上一红，耳朵动了两下，说：“我是中了彩票。”

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彩票副券。

这是张轮船彩票，今年元旦发行，我在北京也见过。

彩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激发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就连毒舌的鲁迅也撰文称赞。

袁阿生确实想过去福源钱庄偷一把，但从没想过要偷金条。

那天早上，他一睁眼就想赌，发现手里没钱，就想出门偷点。

“福源钱庄离得近，路又熟，我就去踩点。”他挠挠腮帮子，两只招风耳抖动一下，“一进去，伙计正推销轮船彩票呢。”

一张彩票半毛钱，大奖几万块。袁阿生一心动，买了两张。第二天兑奖，竟中了一万块。

他偷摸着领了钱，这半个月来就没再偷过，光顾着花钱了，乐得都不想做贼了。

“幸亏没偷钱庄，那不等于偷了自己的钱？多亏啊。”

他说，要是不信，可以去钱庄查票据，“他们扣了捐（金醉注：税），我拿到六千多块。”

派人去福源钱庄，果然找到了票据证明，上头还有他兑奖摁的手印。

老钟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招呼人倒了杯茶。袁阿生低着头，抬眼瞟了一圈，慢慢坐下，翘起二郎腿，露出起了毛的旧皮鞋，又马上把腿放下。

“相信你没偷，说说你知道的吧——好歹是个瓢把子。”老钟指指茶杯，让他喝。

他弯腰一捧茶杯：“海爷看得起我。听说这两天南市有个大生意，在码头交货，是用小黄鱼交易。”

我笑了笑：“怎么知道你不是胡扯？”

袁阿生脸一红，耳朵抖了抖：“信得过我，偷出来给你瞧。”

钟树海放下茶杯，抬头看看我。我们对视一眼，没说话。

袁阿生继续说：“海爷嫌我没本事？放我走，打听到时间就下手。”

钟树海盯了他一会儿：“好，要能办成，少不了好处，还要交你这个朋友。”

南市董家渡码头，白天热闹得很，夜里不见个人影，只有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有点瘆人。

董家渡地区位于上海老城厢与黄浦江南外滩之间，境内有上海现存最早的天主堂和最早的会馆。

袁阿生打听到，这帮人四点交货，就在码头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凌晨三点多，小山开了辆别克车，带着我、小宝和袁阿生来到码头附近。

我让小山等在车里接应，带着小宝和袁阿生去了码头——老钟特意交代，不能让着孩子瞎搞事。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为别克汽车作的广告。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6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

仓库的院子里，亮着一盏微弱的弧光灯，我们爬上一个仓房屋顶，观察院里的情况。

两伙人站在灯影里，地上放着四个箱子，一个小皮箱，三个大木箱。半里地外有个瞭望塔，一束探照灯打在院子里，有节奏地扫动。

小宝指指院里，问袁阿生：“怎么过去？”袁阿生盯着探照灯看了一会儿，挠挠腮帮子：“走过去。”

说完，沿着房顶溜了下去，落在院子里，径直就往那群人走去。

小宝拽拽我：“这小子傻？这不找死吗。”

我没接话，看着袁阿生往前走。

他走走停停，一会儿站着一动不动，一会儿蹲下来，盯着地面发呆，走到树下面，就贴在树干上。

探照灯左右移动，院里一阵亮，一阵暗。袁阿生始终让自己跟在灯光后头，越走越接近阴影里几个人。

两伙人聊完，交换了钱和货，分头去了仓库两边，完全没察觉有人走近。袁阿生好像消失了。

小宝瞪大眼：“妈的，他们瞎了？这是演戏耍咱们？”

袁阿生阴影里轻轻弹起来，几步跟上提小皮箱那人。那人一动，他就跟着动，那人停下，他也停下，始终贴在身后。

我想起戏台上表演黑夜偷东西的武丑时迁，跟在人背后贴着，被偷的人睁眼瞎一样周旋。

武丑，戏曲中丑角的一种，扮演有武艺而性格滑稽的人物，偏重武工，也有人称为“开口跳”，以牙功见长，多为神出鬼没的武林人士。

这小子真是个神偷儿——不是被偷的人瞎了，而是他跟着人坐卧站走的节奏，细微察觉，准确地反应变化，甚至呼吸都跟人一致。

后来，他告诉我，他瞧不起蛮干的强盗，毫无技术含量，更看不起在滚水里捞肥皂，和嘴巴吞刀片的同行。

最厉害的贼不是动作有多快，而是跟上别人的节奏，隐身。就这一样本事，他苦练了十年。

袁阿生跟着那人绕了几圈，等机会下手。

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院门冲进一辆车，跳下四五个黑衣人，抡起机枪就扫射，一排子弹打在仓库墙上。

我和小宝赶紧从房顶下来，躲在黑处。院里传来交火的声音，一阵骂声，听上去是群日本人。

过了五六分钟，院里没了动静。

我俩沿着院门溜过去看，那辆车停在院子中间，还没熄火，黑衣人全死在地上，像是遭了埋伏。

之前院里交货的几个人和袁阿生都不见了。

又等了一会儿，仓库后头走出三个人，每人提着个大皮箱。领头的穿着风衣，头戴呢子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三人经过汽车时，里头突然跳出个日本浪人，一刀刺向三人。

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

领头的那人拎起皮箱挡住东洋刀，抬腿把日本浪人踢翻，露出一条修长的腿，小腿紧绷，大腿浑圆——是个女人，风衣底下穿着条裙子。

她抬手一枪，打死倒在地上的日本浪人，带着另外两人跑到岸边，跳上一艘小艇。

刚刚站稳，不知从哪又冲出俩黑衣人，朝江面上一通乱射。三人蹲下躲避，一个人手中的箱子掉进了江里。

小艇左右摇晃几下，往江心冲去。领头那女人，礼帽被风掀飞，飘起一头翻卷的长发。

这时，一辆别克车沿着江岸冲来，小山从车窗探出身，抱着一把“手提花机关枪”扫射，两个黑衣人应声栽倒。

手提花机关枪，即MP18。一战时德国为突破沟壕而设计的冲锋枪，因为其枪管外套筒上的散热孔，在中国俗称之为“手提花机关枪”。

剩下几个朝着别克车一顿猛扫，车窗打得稀烂。我翻身冲出去，开枪放倒了几人，喊小山停车。

这孩子从车座上站起，扬起枪，喊了声“金爷有两下子”。跳下车，看见院里一地死人，她开口就骂：“册那，我以为你们死了——你们干的？”

我说完刚才的情况，小山把机枪递给小宝，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半根烟的功夫，在百米开外的江面上冒出来，高高举着那人掉下的皮箱。

她爬上岸，把箱子递给小宝：“看看什么东西。”

小宝看了她一眼，脸憋得通红，脱下西装褂子递给她。小山哈哈一笑，扯了扯贴在身上的衣服，接过褂子披上。

箱子里是四把手枪，还有五颗法式手榴弹。那三人带走的两箱，八成也是军火。

小山蹲下，拿起一把枪，退下弹匣：“真家伙，都是德国货。”

江面上哗啦一声水响，又钻出个人，是袁阿生。他手里也举着个箱子。

这是他要偷的小皮箱，里头满当当全是金条，正是福源钱庄丢的那批。

袁阿生说，他本想偷那人，没想到外头开了枪，“吓得我赶紧跑，那小子却给人一枪打死了。”

他拿了箱子就跳进江里，贴着条木船藏在水下，直到岸上没了动静才敢露头，“我看这帮人像北方来的——太野了，偷金条不算啥，估计还想干票大的。”

小山把武器和金条装进别克车，我和小宝检查了死去的黑衣人，一共九个，人人腰里都别着武士短刀。

这群日本人不像卖枪的，也不像买枪的，更像是来打岔的。

我跟小山要了车钥匙，让她坐在副驾，准备趁天没亮回城。

一转眼，却不见了袁阿生。这小子悄无声息地溜了。

把小山送回老钟家，我和小宝去了大世界。舞场领班说，岫云小姐请了假，半个月后才来。

要是没猜错，董家渡遇上的女人，就是这位大世界的跳舞皇后。

我问领班，岫云小姐全名叫什么，什么时候来的。

“姓郑，全名就叫郑岫云，来了有两年。”领班想了想，又说，“北京来的，但上海话说得很好。”

郑岫云住在法租界亭云里18号，房间里非常简洁，除了床铺，只有书桌和衣柜，一点不像个舞女的住所，连梳妆台都没有。

墙上贴着张月份牌，从年初到前几天的日期都划上了叉。三月二十八日的数字上，画了一个圆圈，似乎是很重要的日期。

小宝在床头发现了一摞报纸，全是一个名叫《外滩新新报》的小报。

“这女人干嘛买这么多一样的报纸？”小宝边说边把报纸递给我。

这是份专门介绍外滩的旅游小报，上面画着外滩详图和景点介绍。一般只在外滩卖给游客，其他地方很少见。

外滩新新报，上海报人钱芥尘创办，1920年创刊，1926年停刊。主要登载外滩的新闻轶事，轮渡航班时刻表，传奇故事等等。

我搁下报纸，拉开书桌的抽屉：“她又不是来旅游，买这报纸肯定是想把外滩研究透了。”

抽屉里放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摞《民国日报》，拿起报纸和本子，里头掉出几发手枪子弹。

我打开笔记本翻看，里头密密麻麻写的全是朝鲜文，除了日期，什么也看不懂。

郑岫云是个朝鲜人？

我把东西带给老钟，让他找懂朝鲜文的人看看笔记本。

更准确的说，郑岫云是个韩国人，而且是个危险的韩国人——义烈团的成员。那本笔记，是她记录的工作汇报。

义烈团，是以韩国独立运动家金元凤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在1919年11月10日在中国吉林成立。义烈团纲领规定：彻底推翻韩国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完全实现韩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内部纪律严格，规定“不管何时何地，每月均向团报告活动情况。绝对服从团的召唤。”

老钟说，这事恐怕很严重，建议我不要插手，“自从上海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黑帮和浪人到处抓闹独立的韩国人。”

郑岫云抢金条买军火，恐怕是要闹事。前天在董家渡遇上的日本人，应该是要提前下手。

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图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院纪念照片（1919年10月11日）。前排左起申翼熙、安昌浩、玄楯。第二排金澈、尹显振、崔昌植、李春塾。

翻了翻郑岫云的笔记，里面也提到了三月二十八日，是一星期后。我跟老钟说，还是找人细查一下，要真在上海闹事，恐怕会伤及无辜。

老钟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是。

晚上，他安排人去虹口打听，三月二十八外滩可能有什么事。

结果比想象的严重——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十分，一艘由菲律宾开往上海的“亚历山大号”客船，将在外滩停靠。

一名日本大将要在外滩登陆，日本人很可能举办欢迎仪式。

义烈团要是搞暗杀，外滩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外滩新关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亚历山大号的人，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挤成一团。

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号客轮缓缓靠岸，日本领事馆的人早在岸上列队等候，几个穿和服的女人，手捧着鲜花，打起条幅，上面用日文写着：欢迎田中义一大将。

田中义一（1864年7月25日－1929年9月29日），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27年－1929年）。

我和小宝、小山带了十几个青帮弟兄，分散在码头各处，寻找郑岫云。我站招商局大楼台阶上，观察涌动的人群。

根本不见郑岫云的影子，只有等她行动，或者最好不要出现。

小宝从人群中挤过来，冒了一头汗。他指着日本领事馆人群外的一个平头男人：“这人有问题。”

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敞着怀，两手插在衣袋里。

“我盯了一会儿，他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但也不跟人说话，不像那些嚷嚷的日本人。”

我说你上去打个招呼，看他说不说中国话。

“不用，你看他那眼睛小的，八成是高丽人（金醉注：韩国人，当时民间习惯用旧称）。”

说完，小宝挤进人群，往那平头挤过去。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走下船。这老头穿着燕尾服，拄着手杖，站在舷梯上张望。

船下日本人一片欢呼，这老头就是田中义一。他挥了几下手，下船往领事馆的汽车走去。

汽车传来一阵枪响，一个穿黄色大衣的男人朝田中连开五枪。

那黑风衣平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把冲锋枪，朝天上扫射。码头上一片骚乱，小宝被四散的人群挡在外面。

田中没中枪，被保镖摁进车里。黑风衣边开枪边冲向汽车，被侧面冲出的保镖击中肩膀，摁在地上。

黄风衣换了把枪，又是一通乱打，人群里尖叫不断。我有点慌，一边用中文和日文大喊“趴下”，一边掏出枪瞄准黄风衣。

一个站在原地尖叫的白人女子被流弹打中，倒在我旁边，血从脖子的伤口里涌出，喷在我脚上（金醉注：根据史料记载，被击中的女子是美国人施耐特夫人）。

黄风衣见田中已坐进汽车，对着车扫射一阵，扔掉冲锋枪，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保险环。

还没扔出，就被乱枪击倒，手榴弹掉在地上，滚进一旁逃跑的人群里。这群人全是船上下来的乘客。

手榴弹哧哧冒出白烟，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呆呆地站在旁边，盯着手榴弹看。

1922年3月28日下午3点多，义烈团成员在上海外滩码头暗杀日本大将田中义一。图为当时韩文媒体绘制的现场复原图，两个男子是被捕的义烈团成员金益湘和吴成伦。

我一咬牙，猛扑过去，抓起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丢进了江里。

手榴弹刚刚碰着江面，就轰地一声炸开，掀起一股水柱，旁边一艘废弃的小舢板被炸得粉碎。

田中的汽车沿着江边大道逃跑，路旁一个电话房玻璃突然碎裂，伸出一把手枪。汽车猛地转向，子弹打在田中肩膀上。

电话房打开，一个黑色的影子闪出，追着汽车打完了枪里的子弹，丢开空枪，跑进四散的人群。

这人身形挺拔，穿着黑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圆边软帽，帽子底下是卷起的长发。

码头上警笛响起，法租界的巡捕冲进来。

我装起枪，钻进人群，跟上了郑岫云。

各个关口都设了卡，所有人一一问话放行，巡捕抓了四五个韩国人。郑岫云北京话上海话都能说，走得顺利。

一路跟到了豫园南边的城隍庙，我在一条偏僻的巷弄里截住了她。

豫园座落于上海市黄浦区，原上海老城厢东北部，北靠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南有城隍庙、豫园商城。豫园建于1559年，最初是私人园林，主人建造此园林的目的是“愉悦老亲”，而“愉”和“豫”意思相通，故而得名豫园。

郑岫云摘下了帽子，额头散乱着几根头发，鼻尖上冒着汗珠。

看见我，她先是一惊，马上抿嘴一笑：“金爷？真巧呢。”

我点上一根烟，说：“你的同志肯定要判死刑，你就这么走了？”

她愣了一下，又一笑，反倒放松下来：“你都知道了？”说完，伸手跟我要烟。

我递给她一根，划了根火柴。她把烟噙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却不看火，一直盯着我。

她点着烟，挺直了脖子使劲吸几口，还是盯着我看：“这回放我走，以后见面，好好感谢金爷——还陪您跳舞。”

我笑了一声，说：“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你们，要不跟我去老钟那儿避避。”

她丢下烟，突然爆发了：“我们国家都给日本人偷了，我还怕什么？看看上海有多少日本人？你们也不远了！”

义烈团提倡恐怖主义救国，在金元凤的领导下，曾展开一系列活动。除了在上海刺杀田中，还有1921年9月朝鲜总督府爆炸，1923年1月汉城警察署爆炸，1924年1月动静二重桥投掷炸弹等。图为韩国独立运动媒体1922年3月29日对上海刺杀事件的报道。

我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接话。

半晌，我说：“可能你有道理，但炸弹不长眼，随便杀人也算正义吗？”

郑岫云沉默了。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

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

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四月四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

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

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抢了福源钱庄。

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

“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上海袭击事件发生的五年，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真伪之争，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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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爷爷金木的《北洋夜行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

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

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却更多是一种狭隘。

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那年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

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

后来剩下一千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奇怪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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