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讲的这人有点俗，豆瓣随便一搜，就有快30本传记 | 北洋奇谭004
由老金讲述近代中国的真实故事，或奇趣话题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有人找我，说魔宙的故事得拍成剧啊，大IP啊。他说，他出高价，把《北洋夜行记》和《夜行实录》买走拍了。
我跟他的团队聊了几分钟，说不行，你拍不了。他问为啥。
我说你们审美太差，会把故事拍烂的——别说了，多少钱都不行。
朋友听说了，拉我喝酒，说老金你又得罪一个，“这事儿办得不对啊。”
我说哪不对了，拍故事就得拍好看。
朋友说，不是这个理儿不对，是你得罪人家不对——你太不会做人了。
这话题扯开聊了半天，我想起前阵子翻书，看过一个“会做人”的人：杜月笙。
这人在民国史上是个人物，正史野史都绕不开。我认为，这才是真IP，在历史文化变迁中，形象流变，不断成型，各种演义塑造，不失其魅力。
这种人，容易给说滥。
豆瓣上随便一搜，能有快三十本传记，前缀有民国枭雄、上海大亨、青帮教主等等。还有一大波把他当原型的小说、影视剧，追忆十里洋场上黑帮当道的风云岁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名的有《上海滩》（1980）、《杜公馆》（1985）、《大上海1937》（1986）、《上海皇帝》（1993）、《再见黄埔滩》（1993、1994）等。近些年，上过院线的片子也不少，《外滩佚事》（2010）、《大上海》（2012），还有去年底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形形色色的《杜月笙传》。
老上海人遇上麻烦事儿，但凡够资格讲一句“找杜先生去”，就算摸对了门路。
从赤佬小瘪三到称霸上海滩，杜月笙称得上一代传奇。
能变成一代传奇，离不开后世人对他的解读，或者是吹捧。
码字儿的、拍电影的，哪能轻易丢开 “杜先生”这个民国人物形象大IP。当然，前提是他有料，有型。
杜月笙的形象，在作家、导演下手塑造前，他活着的时候，自己已经做足了。
用今天的话说，杜月笙就是给自己做了形象设定的，里里外外，他都在全方位“做”自己。
首先，风格即人。外在方面，就是穿衣的风格。
找准身份定位后，再搞一套标配，久而久之，甭管出现在哪儿，给人的印象都高度统一。像乔布斯的黑色高领毛衣、扎克伯格的灰色Tee，是高效专注的技术宅tag。
从衣着入手，杜月笙给自己的定位是文化人。
左图出自大牌云集的《建国大业》，冯导出演杜月笙。右图出自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葛大爷饰演的“陆先生”，原型也是杜月笙。
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评价，冯小刚从外表到精气神都像极她父亲。除了一点，“我父亲是从不戴墨镜的”。
那杜月笙的标配是啥？长衫。不管谁拍谁演，每位“杜先生”都穿着一身长衫。
长衫隋朝就有，时人称作“缺胯袍”，《中华古今注》记载：“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袄子，取军用如服有所妨也”，为方便骑马，在腰的一侧开衩。
唐宋元明清，一直在流行，不断被改良，明朝文武大臣的补服、清代满旗男子的行袍都是“缺胯袍”的变种。
到了民国，两侧都开衩的长衫成了常礼服。
长衫图解：衣身前为大襟，两侧可开衩至胯，盘扣系上，被大襟遮住的一片是底襟，亦有开衩，与下摆齐，或可至膝。衣服上的盘扣在满清时有六颗，称六盘扣，到民国改了钉法，多了一颗，叫七盘扣。
按老规矩做出的长衫，脖子那儿的纽扣，得是竖直的，立领，手工缝制。
长衫有长有短，短的到膝盖下面一点儿，长的一直盖到脚面。贴边也全得手工缝，叫人从外面看不到针线，费钱。
衣料和颜色随季节变化，秋冬深色，夹棉加厚，夏天可用浅色的薄绸缎。
穿的时候，从腋下的纽扣开始系，不然拖地了容易脏。然后是斜襟上竖着的那颗，再是底下几颗，脖子那儿最后系。
袖子长了，挽的时候最多翘一个角，以表明有钱有闲的身份。只有卖体力的底层人，干起活儿来才把袖子全捋上去。
穿着长衫的“上海三大亨”，从左至右，依次为三弟杜月笙，二哥张啸林，大哥黄金荣。
穿长衫总归比不上穿西服，步子迈不了太大，行动算不得便利，承接着古旧文化里那种守规矩、知礼节的劲儿。
因此，穿长衫是文化人的象征。
民初新文化运动，新旧两派阵营对骂得再厉害，身上的衣服都是同一式样的。这跟年纪多大、文学理念为何、审美品味高低没有关系，长衫就是一个显眼的文化符号，在衣着上就跟劳动人民做了区分，简单、明了。
落魄如孔乙己，穷到只能站在柜台边喝酒，也舍不得脱掉那一身破长衫。脱了，就不是读书人了。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咸亨酒店内“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人”。此木刻版画作品来自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宋秉恒。
起先，杜月笙不懂得“人靠衣装”那一套。刚发迹时，依旧是“白相人”打扮。
“白相”在上海话里，除了白看不花钱的意思，还指失业。无事可做，只能在家里“白相”。所谓的“白相人”，也就是无业游民。
老上海眼中的“白相人”，讲江湖义气，任侠济贫，是梁山好汉一般的存在。
1935年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里写到：
“白相人”在上海，是一种特殊阶级的市民，他们起初皆以白相为专业，任侠仗义，排难解纷，为他们的专职。
“出道”后的白相人，比富商巨绅更阔，重然诺，轻资财，广交游，济贫困，休说朱家郭解比不了他们，就是孟尝君比他们也有逊色，猗与欤盛哉！
图出自《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说说画画上海老行当》，书中图解：上海人说的“白相人”，指的就是流氓。因为这档人不做正经事体，只见他整日里东游西荡白相相，名称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现在，“白相人”差不多等同于地痞流氓一路货色，不是啥好词。
以“白相人”身份“出道”后的杜月笙，只晓得把三件套换成顶配版：短打是纺绸紬缎的，一襟中分，单排纽扣，左胸前一条粗金表链，系一只塞入衣袋的西洋弹簧金挂表，手上还得再佩一只火油钻，重四克拉半，夺目寒光中闪现四个字：老子有钱！
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参加一次高端宴会，杜月笙才领悟了一个道理：Money也有新旧之分，想把自己的New Money洗成Old，要改要学的太多。
电影《一步之遥》里，“军阀二代”武七因为不懂得啥叫“锅气”，被意大利的贵族小姐嫌弃是一个“New Money”，就是光有钱，而没有文化底蕴的暴发户。
当天杜月笙虽穿着长衫马褂，跟场内其他衣冠楚楚的宾客一比，心里先失了底气，有几分露怯。正觉得浑身不自在，偏偏又被指名发言，一时间语塞词穷，窘迫无比。
打量一下身边那些有身家、有地位且有教养的上流人士，又发现只有自己戴着一只硕大的火油钻，分外扎眼，特别像一个暴发户。立马悄没声地把戒指摘下来，回家后锁进保险箱里，再也不戴。
老上海人觉得切工、成色完美的大粒钻石，能隐约透出像煤气油火光的蓝影，统称“火油钻”。图片中的火油钻出自电影《色戒》，重6克拉。
铩羽而归后，杜月笙从此格外注意仪表，讲究穿着得体，多是长衫加身，且脖颈处的第一颗纽扣从不解开，大夏天也不例外，以至于某次被邀请参加足球比赛开幕式，差点没捂中暑。
在家里，杜先生也从不袒胸露臂，对门徒也有要求，不许衣冠不整、赤身露体者出入杜公馆。
穿得考究、有品位，只是新贵们向Old Money靠拢的第一步。光改造外形还不够，必须内外兼修，得读书、有学识，说话才能文雅又有分量。
问题是，杜月笙大字不识，读不了书。但他有钱，于是请专人给自己读报、说书。从天下大事、政治经济到三国水浒、七侠五义，边听边问。
此外，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每天坚持练字——所谓字如其人，因为字是门面。
小楷扇面，节录王羲之《兰亭序》，书于1937年，落款：丁丑暮秋，杜月笙。
除了自我学习，混圈子也是一条捷径。这个“做人”道理，古今无不同。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黎元洪的秘书长曾为杜月笙写过这么一副对联，夸他是“当代春申君”。
春申君，即楚国公子黄歇，“战国四公子”之一。年轻时四处游学拜师，见识广博。公元前262年，被楚考烈王尊为楚相，封地淮河以北十二县，即今日江浙一带，包括上海。战国时贵族豢养门客成风，春申君更是登峰造极，最多时有门客三千。
一票民国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是杜公馆内的座上宾。国学泰斗章太炎、湘中奇才杨度、文化名流章士钊、艺界伶王梅兰芳等一众大腕儿，都得过杜月笙的接济或照顾。玩起投桃报李，也都很溜。
民国十九年（1931年），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空前绝后。
章太炎送上一份精心考据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把杜家的血统追述到西汉御史大夫杜周。
杨度为操办祠堂落成典礼，劳累过度，三个月后旧疾复发，溘然长逝，为杜氏一族留下楹联：“大江以南，推为望族；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1931年6月10日，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路)杜家附近的几条马路被几万人的仪仗队和客人挤得水泄不通。照片中的“武库世家”匾额由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所送。
民国三十五年（1947年），杜月笙过六十大寿，章士钊代表百位政要名流，送上联名贺词：“吾敢曰，战时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这回，梅兰芳依旧到场表演，唱足8天压轴。
1947年9月3日起开幕的“杜月笙先生六十华诞南北名伶祝寿义演”，是仅次于1931年“杜祠落成”的京剧盛事。义演为广东、广西、四川、江苏四省水灾捐款，票价不菲，共演出10日。图为梅兰芳、李少春《四郎探母.坐宫》一折留影。
穿穿长衫，混混圈子，都是极好效仿的表象。文化人最难学的还是罩在那一袭长衫之下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才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所在。
从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爱国文人都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寄托于文字中，基调悲壮。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最考验知识分子气节的一关，是抗战。
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杜月笙的表现可圈可点。
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正是从这段史实中敷衍而来。电影开头“陆先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开银行一幕，事有其本。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日本人允诺给足“上海三大亨”股份，合作成立东亚共荣银行，并称这是民间行为，与时局无关，被陆先生硬生生怼了回去。
来做拉拢工作的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夜修身。他提议由日本投资三千万，双方合作开设“中日建设银行”，以对抗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
杜月笙推脱，自己区区一介老百姓，直接与外国政府机关合资开公司，不合体制。
七七事变后，日军直接动武，国难当头，举国抗击。
杜月笙对抗日非常热心，迅速牵头组织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号召捐款捐物。
8月13日淞沪会战一起，又立马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两天后的夜里，一位旧相识来到杜公馆，他的提议让杜月笙从抗战的幕后走到台前，直接参与到对日作战的军事行动中。
来者何人？军统戴笠。
戴笠，军统要人，长期从事特工、间谍与暗杀工作。与杜月笙是把兄弟，过从甚密。杜美如回忆，戴笠1946年意外身亡时，杜月笙一下子就不正常了，拉开窗子就要跳楼，不停说完了、完了。
戴笠此番登门，是央请老朋友出面，组织一支万人规模的“别动队”，在沪西、浦东、苏州河一带协助正规军作战。
他声称，蒋委员长已知悉并承诺：“别动队”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均由中央颁发。
有了政治首脑的鼎力支持，戴、杜二人士气大涨，迅速招募了五个支队。
除四、五两队属戴笠旧部，以军统人员为骨干，其余三支都冲着杜月笙的号召而来。第一支由青洪帮会分子组成，二、三两支由恒社门人发动上海工人成立。
每个支队约两千人，短期集训后就被派上战场，勇敢有余而军事素养不足，伤亡异常惨烈。会战结束，只剩下一千七百多人，在苏州河南岸与日军展开巷战的第四支队，更是牺牲殆尽。
忠义救国军在战场上的照片。1937年底，“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部分退到安徽祁门县历口，被整编为教导第一团，部分残部撤退到遂安，被整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指挥部也改为别动队教导总团部，戴笠亲任总团长。1938年5月，戴笠呈请蒋介石，改队名为“忠义救国军”。
战事一起，齐名的“上海三大亨”，对日本人的态度大相径庭。
黄金荣称病不出，躲在公馆里明哲保身，张啸林干脆变节投敌，当了汉奸，在即将出任伪浙江省省长时被司机暗杀。
最有民族气节的倒属杜月笙这位小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频频在各种爱国活动中亮相，让“杜先生”的社会名望一跃至顶峰。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攸关。日本人的入侵，对杜月笙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不得已，他在1937年底离开了大本营，避居香港。好比龙困浅滩，大有郁郁不得志之感。
抗战期间，杜月笙避居香港时拍摄的照片。
在回忆“陆先生”及其所属的这段历史时，《罗曼蒂克消亡史》显然带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把“陆先生”塑造成了一个颇让人同情的陨落之星。
此时的杜月笙，已经五十多岁，是一位穿长衫的社会大佬。这一知识分子造型，成了日后文艺作品中杜先生形象的范本。
穿上长衫之前的杜月笙什么样子？十六铺码头削梨高手，上海滩大毒枭。
十六铺码头自明代起就是上海的水门，繁华异常、鱼龙混杂。图为华工在法捕房巡捕监督下装卸鸦片。
1902年，一个浦东乡下小少年，一脚踏进了大上海。揣着一封介绍信，在繁华的十六铺码头上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那家叫鸿元盛的水果店。
日子久了，水果店的小学徒练成了一门削梨绝技：
左手把梨、右手持刀，正眼都不带看的，片刻就能把薄薄的皮绕着圈削下来，一点不断，还能拼回一只中空的梨，更由此得了两个诨号：“水果月生”、“莱阳梨”。
“水果月生”日后成了“杜先生”，对出身倒也不避讳，还把这门绝技当成了茶余饭后，为亲友、高官助兴的节目。有人开玩笑要吃梨，他便接着，乐呵呵露上一手，传为江湖美谈。
水果刀被杜月笙玩到了极致，更成了他随身携带的秘密武器。
杜月笙的水果刀手枪并非传说，2004年上海公安博物馆曾对外展出。
这把从瑞士定造的微型手枪，看着跟水果刀一模一样，口径6.35mm，可填装一发子弹，2米内有绝对的杀伤力。
不得不说，这伪装术实在太高明：一手接过雪梨，一边乐呵呵地掏出水果刀，“砰”，冷不丁放上一枪子——谁能想到呢。
莫欺少年穷，“水果月生”也有咸鱼翻身当大佬的一天。当然，靠卖水果是不行的，必须得卖点别的，来钱的，比如烟土。
上海首席公馆酒店（上海市徐汇区新乐路82号），原为三鑫公司仓库旧址。九十年前，在这栋别致小楼内进进出出的，是大包大包的烟土。
“黄在法租界开设赌台，贩卖鸦片，都叫杜合作，或由杜出面，杜自己也经营赌台、鸦片，逐渐发了财”。80年代，杜公馆里的总帐房这么回忆。
由黄金荣、杜月笙合作开办的鸦片公司，在1919年左右成立，名为三鑫，老上海人管它叫“大公司”。
有多大？其后台是法租界当局，从法总领事、公董局和巡捕房全被收买。入主上海的各派军阀，以及各路流氓帮会分子，也都是大公司生意中的一环。
靠着主营两项业务：
一，为烟土交易做保险，从码头卸货到烟土售出，由法捕房负责押运，中间若有丢失大公司包赔，保险费为土价的十分之一；
二，承包法租界内鸦片生意，并代公董局征收“烟枪捐“，为大小烟馆保险烟枪。
大公司像怪物一般，迅速吸纳了几十家大型土行、数万家烟馆，全面覆盖上海滩，发展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每一环都能拿到多寡不一的分红。
鸦片交易有多赚钱？1925年，北京政府总收入3.45亿元，而大公司一年就能入账五千万，相当于政府收入的七分之一。
三鑫公司的鸦片贩售网络：鸦片来自波斯、四川、云南、热河等地，运至上海后，在法租界内由法捕房押运，公共租界、华界内由杜月笙掌握的“小八股党“，或入主上海的军阀保护运送。除直接开设烟馆，三鑫还将大宗烟土售卖给各大土行，再由其分销给沪上大小烟馆。
巨额的鸦片利润成为各派军阀的斗争焦点。马寅初曾言：“军阀又以上海之（鸦片）收入甚巨，互相争夺，便造成江浙战争，此所谓齐卢战争，第二次孙传芳与杨宇霆之江浙战争，实为鸦片战争也。“（《禁烟公报》第1期）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吸毒者有8000万之多。
这一局面的形成，大公司实际上是 “超级帮凶“。而其总经理，正是杜月笙。
图为法租界惟祥里，三鑫公司办公地所在，现在是金陵东路196弄。
要把自己的毒贩底子洗白，打造正派人物的形象IP，需一味绝佳妙方——花钱，大手大脚地花钱。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能笼络人心。
30年代，杜月笙混入上海工商金融界，把烟赌两档黑色生意收了摊，每年负债竟高达好几百万。
这几百万换来的是上流社交圈的入场券。上海闻人杜先生，头衔也多达六七十个。
在政界，他当过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国民党“国大”代表和上海市参议员。
在金融界，他是上海中汇银行、东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数家大银行的董事长。
在工商界，他是几十家实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涉及出版业、运输业、纺织业、造纸业等等。
社会事务多少也要插一手，兼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职位。
这时，再无人非议“水果月生”出身低微、来路不正，New Money终于紧挨到了政治权力中心，政界、工商界、金融界，以及文艺界，有话语权的大人物都在为“杜先生”背书。
1934年，杜月笙与政界要人合影，沙发上从左至右，依次为：杜月笙、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外交家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
勾结军阀、帮会分子，庇护自己的黑色生意，这是干贩毒买卖必走的套路。但像杜月笙那般，左手进钱，还没捂热，右手就给撒出去，此等魄力和视野，并非哪个毒枭都能有。
相比八面玲珑的杜先生，当时的另一位“鸦片大王”——叶清和就没有此等悟性。
叶清和，厦门莲坂人，早先往来闽沪间贩毒。1925年起，靠贩售海洛因，短短几年，身家巨万。
上海《卢湾区志》记载：“叶清和从法国马赛偷运海洛因藏于马浪路（今马当路）芝兰坊苏嘉善家，每罐成本1100元，翻装后获利1倍。民国20年（1931年）底，又在今锦江饭店附近办海洛因工厂获巨利，遂在亚尔培路（陕西南路）及区境外麦阳路（今华亭路）、江湾等处置有大量地产，在中汇银行、隆顺洋行等拥有巨额投资”。
同一时段，他开始在老家修建别墅。
图为清和别墅内景，现在这里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军事基地。
这栋民国时期东南亚最大的私家别墅，占地80亩，一直修到1936年，用了整整十年才完工。
只知道求财，这让叶清和的目光非常短浅。他也有打入政界的机会，轻易就给放弃了。
1936年6月3日，同样贩毒的杜月笙，以全国禁烟委员的身份，在上海发表禁烟纪念日讲话：
“吾人今日于痛定思痛之余，对此国定‘禁烟节’应发为最大之觉悟，以铲除此摧毁国基之毒物，庶不负林公则徐所诏吾人之教训也……”
当天一起发表禁烟演说的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国民党中央委员潘公展、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等大人物。
1839年虎门硝烟照片。1928年，在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上，中国代表王景岐提议，将林则徐虎门禁烟的6月3日设立为国际禁烟纪念日，获得通过。次年，南京政府颁布命令，设立六三禁烟纪念日。
1924年，经杜月笙推荐，叶清和进入江苏禁烟局，当了一名缉私员，只干了一年就捞了一万多。
他本可以此为起点，继续积累政治资本，为日后洗白自己铺路。却偏偏一心想发财，完全不懂得包装自己。为了能放开手脚做毒品生意，宁可辞职下海。
叶清和究竟是怎样的人，不太清楚。但叫我说，这人坏得有股子真性情，当坏人就当坏人，政治不正确就是不正确。
为了更便利地贩毒，他先后加入葡萄牙和日本国籍。
1936年，为躲避军统搜捕，叶清和潜逃至香港，迅速搭上香港日本领事馆，继续干上老本行，还出面替日本军方收购军需物资。
叶清和这个大毒贩身上，又多了一重通敌叛国的汉奸罪，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十恶不赦之徒。
1950年，杜月笙在香港时与家人的合影。
其实，杜月笙在抗战避居香港期间，也在贩毒。他开了一家公司，叫“通济“。重操旧业，把四川的烟土运到香港出口。
与汉奸叶清和不同的是，杜先生形象正面，始终站在“爱国”的一边——私下的勾当，不重要。
做什么是一回事，怎么做是另一回事。长衫礼帽的上海大闻人，是杜先生留名青史的完美形象。
至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得看长衫袖子里藏着的手枪。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最后，“陆先生”下令，杀了自己养大的孩子，为了报复自己的日本妹夫。
那男孩的血流了一地，浸入沙子里，殷红殷红，教人猛然想起“陆先生“曾和漂亮大嫂说过的话：
“你还真不把我们当流氓啊。”
狭小的汽车后座里，两人并排坐着。昏暗中，陆先生白色长衫的衣领扣得紧紧的，他转过头去，冲身边那出轨的女人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吐出一句：你还真不把我们当流氓啊。
民国学者李宗吾写过一本《厚黑学》，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脸皮厚如城墙，心还得黑得跟煤炭一样才行。
而且，一定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的厚黑，需假借仁义道德来装点门面。
这一点，杜月笙真是得其精髓。
积极抗日，高喊爱国口号，可以说，是非常政治正确的。只是爱国不耽误捞钱，背地里，他又干着贩毒的勾当。
毒品杀人，和机枪杀人，没有差别。若说差别，毒品更甚。
李宗吾，原名世全。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富顺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为人正直，聪颖机智，治学严谨。几十年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世写出《厚黑学》一书，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20大奇才怪杰”之一。
凭着会包装会做人，杜月笙成功地把自己的形象IP，从小赤佬、白相人一流，提升到了显要闻达的级别，黑白通吃，称霸十里洋场。
他这一套，成了万人追捧的标杆，进入了处世哲学的高级殿堂。
社会关系、心理学、哲学之类的话题，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往往变成教人斗智斗勇圆滑处世的教材。
整出一门“厚黑学”后，李宗吾屡屡被骂。还有人唱对台戏，专门写了本《薄白学》，痛斥他狼心狗肺、贻害苍生。
其实挺冤枉。李宗吾的本意并非褒扬那些不择手段成英雄的“豪杰”。
恰恰相反，“厚黑学”意在嘲讽，换个角度来看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大人物，揭破假面，虚伪毕现。
“厚黑学”并非教人“成功”。不明要义的后世人，硬要划等号，甚至包装出“厚黑活学活用大全集”和“必修领导哲学”之类衍生学。
在“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之间，大骂世道浑浊的李宗吾，显然推崇后者。
琢磨怎么做人，不是错。其前提是：走正道、做好事。
世间诱惑太多，这个人生选择，挺难。
参考文献
《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邵雍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贩毒巨擘——旧上海三鑫公司研究》，苏智良、姚霏
《杜月笙传》，台湾传记出版社，章君谷
《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上海市文史馆编
《厚黑学》，李宗吾，经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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