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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大律师:我穷,他富,抢他点儿不算犯法吧? | 北洋夜行记042

金醉 魔宙 2020-02-10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从大学毕业调查第一起案子,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行业的人。


认识最多的,是律师和记者。


这两种职业,从清末民初开始出现了,从诞生起就是各种社会问题的中心。


到现在也一样。好的,让人敬佩得五体投地。坏的,让人恨不得碎尸万段。


好与坏之间,却又没有什么边界。


我太爷爷金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记者,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1920年前后,中国新闻和律师行业都没什么规范,从业者鱼龙混杂。小报流氓记者也是记者,不懂法律的讼棍也算律师。



1918年,北京成立了报界联合会,金木是成员。


没过几年,联合会自己就内讧了,开会的时候直接干架。


1921年,北京报届分成《晨报》派和《北京日报》派。


组织派别太多,金木就没再怎么掺和。虽然挂职《白日新闻》和上海《申报》,但更像个独立记者,默默做着自己的“夜行者”行当。


1923年冬天,金木去上海出差,遇到了一个律师朋友。他正在查一起命案,金木就以记者身份一同调查。


这件案子,不大不小,却对金木影响很大。


他在事后一年的笔记中说,原以为真相会带来喜悦,却不想“徒增失落”。


下面的故事,就来自金木事后记录的笔记。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1911年到1928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在金家老宅,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抢尸案

案发地址:上海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

案发时间:1923年12月

记录时间:1924年10月



乌龟


民国十二年年底,我去了趟上海,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的周年庆。


我对这种应酬不感兴趣,但这几年查案没少麻烦上海的朋友,就还是去了。


原本打算吃几筷子,点个卯就出来,没想到宴会上出事了——记者自己搞联欢,自己反倒上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



宴会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哈同花园里。摆了四十桌,一半做中餐,一半做西餐,还有两桌做素。


哈同花园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是旧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花园主人是赫赫有名的地产大王、犹太富商,欧爱司·哈同。园子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设计蓝本,从1902年扩建,到1910年全部竣工,耗时8年,占地300亩(20万平方米),景致绝佳,轰动上海滩,被称为“海上大观园”、“海上迷宫”。


这回周年庆,也是一场慈善会,来得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中间的圆桌上,有《申报》的老板、《时报》的总编,《新闻报》的大记者,还有地产界的华人巨富。


 人人都端着倒满香槟的高脚杯,凑过来套近乎。个个西装革履。梳着油头,讲英文的比中文的多。


我闷得慌,走到门口抽烟。一个系领结的佣人马上跟出来,递上大衣。


门口的矮树上挂了彩灯和白色的棉花球,他小声问我,密司特(先生)也过洋冬至吗?



正要回他话,他啊呀喊了一声:“王八……!”低头往我脚上看。


低头一看,我的皮鞋上趴着一只黑乌龟,正朝裤腿里钻。


我一抖脚,乌龟翻到在地上,缩进壳里。


佣人已经回了大厅,大声喊“王八跑了”——密密麻麻上百只乌龟从后厨方向钻出来,涌进大厅。


宴会厅里炸了锅,女人尖叫,男人喊骂,佣人趴在地上捉乌龟。


一个胖太太脱了高跟鞋爬在桌面上,杯子盘子掉下来,碎了一地。警卫也跑进来,抡着警棍赶乌龟。


我也弯下腰,捡起只乌龟。一抬头,撞在一个旧麻袋上。


背麻袋的是个瘦小的男人,穿青灰布袄,肩膀和袖子都破了好几处——不知道什么时候进的大厅。


他浑身酒气,涨红着脸,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大厅中央,肩上的麻袋晃晃悠悠。


他一把扯下桌布,把麻袋搁在圆桌上,扯开嗓子喊——“秦林参!”一连喊了五六遍。


大厅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停下来。地上的乌龟,默默四散开。


有个记者听懂了,说这人的话带广东口音,喊的是“程霖生”——上海地产巨富程家的二少爷。


看了一圈,没见着程霖生。


有人说程霖生刚刚还在跟他喝酒,转眼不见了。


旁边一个胖女人接过话头,说程家二少换口味了,“下只角”的姑娘也不放过。



一个厨子从人群里钻出来,指着背麻袋的男人,大叫一声“周乌龟”,扭脸对警卫说,“就是他!他放的乌龟!”


三个警卫冲上去,周乌龟往圆桌上一扑,死死护着麻袋,一手扣紧桌沿。


又一个警卫跑过去,拉起周乌龟一条腿,拽在地上。几个人推搡着,麻袋掉在地上,开了口露出一卷薄薄的花被子。


被子的一角摊开,耷拉出一只小手。周乌龟一声惨叫,揪住麻袋口。警卫又一扯,露出大半个女孩的身子,身上的蓝棉袄上凝结了一片乌黑的血迹。


是具尸体。


尸体全身发紫,脸中间凹进去一大片,血肉模糊。鼻梁的地方,小半截骨头折断露了出来。


警卫松了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周乌龟猛地扯开麻袋,用花被子裹起尸体抱在怀里,疯了一样跑出大厅。


麻袋丢在地上,里面留了只红鞋子,鞋面上有干掉的血迹。


人群这才乱起来,响起几声尖叫,闹腾几下,散了个干净。大厅一角留下只白色的哈巴狗,对着地上的乌龟叫。


我拉住厨子,问他周乌龟是谁。


厨子说,烤乌龟是哈同花园的大菜,晚宴上都得有。每回的乌龟都是周乌龟来送。


烤乌龟,将整只乌龟放在烤炉上烤,烤至外焦里嫩。


这天晚上,周乌龟来晚了,还喝了酒,乌龟也送多了。厨子正纳闷,发现周乌龟把铁丝笼子全打开了,乌龟一涌而出。


再问尸体的事,厨子摇头,只说周乌龟是外地捕鱼的,其他都不知道了。


我走出大厅抽烟。外头飘起雨点。


律师


哈同花园大门口,墙根儿下杵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穿格子西装,胳膊肘底下夹了一个旧皮夹。


每出来一个人,男人就点头哈腰,挨个发名片,边发边问,要打官司伐?


看门的往外轰他,男人的名片撒了一地,皱起眉要骂人。


我认出来,这人是老丘,叫丘岳峰,我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朋友。他是青浦人,学法律,回国在上海当了律师。


我在上海的几年,常找他打听事,那时他混得还不错。去了北京,就再没联系过他。

 

我捡起地上的名片,拉住看门的,叫了声老丘。老丘愣了一愣,一把接过名片塞进兜里,尴尬地笑笑。


寒暄几句,老丘说,去年替人打官司,得罪了租界的外国人,给人背后捅了篓子,快一年没生意了。


老丘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说现在就想接几个案子,糊个口——“也好重新打出个名头。”


民国时期律师的名片。


老丘正是冲着周乌龟的案子来的。


几天前,法租界出了一起车祸,一个有钱人家的司机撞死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亲是徐家汇的渔民,叫周浦明。


老丘想帮周浦明打官司,没找着人。听说周浦明来哈同花园送乌龟,就跟了过来。


“这一闹,报纸肯定得炒。要能平了这事情,我就能东山再起。”老丘递给根烟卷,很认真的样子。


我把名片装进口袋,说一起查吧,我还得在上海停几天。


晚上回家,翻了翻这两天的《申报》,找到了车祸的新闻:


“五日下午六时,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段内有西人司机开一辆黑色福特汽车,撞死一名中国女童。”


《申报》是民国四大报之一,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至1949年停刊,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的报纸。登载内容从世界新闻、国家大事,到本地讯息,影响力极大。


我给《申报》的老同事打了个电话,确认撞人的福特汽车车号一五五,登记的车主是程霖生。


车祸发生在法租界内,肇事司机又是个美国人,叫崔弗,案子归会审公廨管。


昨天下午已经出了判决结果,司机被判了三个月,罚款一百块。


1923年《申报》上的车祸判罚新闻。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丘。


老丘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离哈同花园只有百米,却破破烂烂。


弄堂又旧又窄,两侧的屋檐隔一段就横着一截竹竿,上头挂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女人的内裤、婴儿的尿布、破洞的袜子,很多没拧干,湿漉漉地往下滴水,一路走一路滴,等找到老丘住的房子,头发全湿了。



楼道里一片黑,刚打开电灯,一个铜盆扔下来,差点砸到我的脸。


老丘连人带行李从楼梯上被轰下来,胳膊肘磕倒了楼梯口的瓶瓶罐罐,乒铃乓啷一阵乱。


楼上的亭子间的门开着,一个小老太太还在往外扔东西。


老丘揉了揉胳膊,对我叹了口气。三个月没交房租,老太太要他搬出去。


我替他付了房租,一共二十一块。


掏钱的时候扫了一眼,屋里只有一张窄床和一张破桌子,天花和墙壁受了潮,全是黑点。


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一间。在楼梯转弯处,底下是灶披间,上面是晒台,很小,一般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冬冷夏热,所以租金也比较便宜。(绘图:连环画家贺友直,图片来源&标注:新浪博客博主武汉一中老校友)


老丘摸摸口袋,掏出半张报纸,递给我看:“你们记者真是快,案子闹大了。我一定得平了这事儿!”


我展开报纸,是《外滩新新报》,头版写着——


富人聚会大啖乌龟,穷人冤死无人问津


我扫了几眼文章,从头到尾都是评论,中间登了张昨晚宴会上的照片,是警卫抢麻袋的瞬间。


我把报纸塞给老丘,说这报没什么看的——事情没写清楚,全是煽风点火了。


老丘又盯着报纸看了看,叠好装进口袋。


他说,这写的也没错,可不就是穷人吃亏吗。


说完,他指指身后,“看我这地方,真是知道穷人有多惨了!”


抢尸


出了弄堂,我找了两辆黄包车,往南走,上周浦明住的徐家汇路。


车夫长得壮实,听我是北方口音,问我哪儿来的,濮阳县下冷子(冰雹)了没?


我说我不是大名府来的(金醉注:民国初期,濮阳县隶属大名府),车夫有点失望。他说上海人瞧不起北方佬,在这不得劲儿。


徐家汇路在肇嘉浜以北、法租界的边界上,对面就是华界。河道让煤渣、烂菜皮堵着,又脏又臭,车夫隔远就不愿意往前拉了。


我和老丘下车走过去。


河边一字排开了几十条“旱船”,底层的渔民、船民吃喝拉撒全在里头。


走到近处,有几条船被砸烂了,草帘做的门塌了一半,舢板上还有拳头大的窟窿。


五六个黑黄干瘪的男人抱着麦秆和旧木板,往舢板上铺。


他们脸上手上都有淤青红肿的伤。


肇嘉浜是旧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肇嘉浜本是老城厢内的一条干流,上海开埠后,河道淤塞、水质变臭。到了二三十年代,先是一大批船民拖船上岸,住在旱船上,随后河道两岸又搭起更多的棚屋和“滚地龙”,成了底层贫民的聚居地。


我说找周浦明。他们停下活儿,瞪着我和老丘,不说话。


老丘摆摆手,说我是律师,来帮你们的。船舱里出来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穿着件红棉袄,外头套着件男孩的旧袍子。


她说,早上来了一帮戴斗笠的“黑牙差人”(巡捕)。上船就到处翻腾,嚷着要找“巴地”(尸体),谁拦着就打谁,还把船砸了。


旧上海巡捕房里的警察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等的当然是英美人、法国人,华捕为次,再是印度人和越南人。越南人多在法捕房,又被称为“安南巡捕”。安南巡捕喜欢嚼槟榔,牙齿发黑。


周浦明死守着女儿尸体,抱住一个巡捕要跟他拼命。巡捕上去一顿打,带走了周浦明。


小姑娘说,她父亲因为打了巡捕一拳头,也给一起带走了,罪名是殴打租界巡捕。

 

她走到老丘跟前:“你能帮我们?”


 “程霖生是个大人物,连公董局的法国人也得卖他人情。娘的,这巡捕比你们记者更快。


老丘叹了口气,说这事很麻烦,闹大了。



他掏出那张《外滩新新报》,打开给小姑娘看。


小姑娘不认字,摇摇头。老丘指着新闻讲给她,“不认识不要紧,巡捕打人也怕登报。我想办法,你们等着。”


离开棚户区,我和老丘赶到巡捕房。


给领头的安南巡捕点了烟,又塞了几个大洋。他懂点中文,我们指手画脚,说了半天好话。


巡捕咧嘴笑笑,招手喊来两个华捕,从里头领出两个人。


周浦明一瘸一拐,耷拉着脸。跟着的是个蒜头鼻胖子,绷脸瞪着华捕,大概是小姑娘的父亲。


我和老丘说明了身份,俩人松了口气,跟着出了巡捕房。


我说先去吃饭,让老丘找个馆子。周浦明死活不让,领着我们进了一家普罗饭馆,说要谢谢我们。


他和大鼻子各点了八块大排骨,两碗猪油饭,还多要了一份打底的鸡毛菜。狼吞虎咽,吃完还又揣了两把清煮毛豆。



周浦明和大鼻子老家是广东香山的(今广东中山)。俩人祖上混过小刀会,咸丰三年(1853年)起义的时候,杀过清兵和洋鬼子,起义失败才回了老家。


后来到周浦明的父亲一代,不甘心待在老家,又回到了上海。虽然出生在上海,但俩人都从小讲粤语,口音很重。


小刀会是清末秘密结社组织三合会的一支,发源于福建厦门一带。清咸丰三年(1853),大批流寓沪上、加入小刀会的广东、福建流民,趁着太平天国攻打江南地区形势混乱,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在上海发动了小刀会起义。


吃饱饭,我问周浦明为什么去哈同花园闹事。周浦明低下头,说去哈同花园找程霖生是一个记者的主意。


前天,案子在会审公廨审理完,美国司机判了三个月,赔偿周浦明一百块大洋。


会审公廨(International Mixed Court)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外国租界内的司法审判机构。例如上海有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所谓“会审”,指的是这些法庭审理案件时有代表租界国领事的外国官员参与或“陪同”中国官员进行审判工作。图为清末上海会审公廨审案现场。


案子审完,几个戴帽子的跟着周浦明走到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其中有个小眼睛的,说自己姓徐是记者。


周浦明看看我,“佢话想帮我,让我去搞事(他说想帮我,让我去闹)——”


我递了周浦明一根烟卷,叫他继续说。


姓徐的是《外滩新新报》的记者,他告诉周浦明,撞死他女儿的美国司机有前科,两个月前就撞伤过人,没蹲几天就出来了。这次肯定也一样。


因为他后头有人,车主是程霖生。


周浦明说不认识程霖生。


姓徐的说,程霖生是个阔佬,半个租界的地都是他家的。


“佢话,有钱仔惊癞嘢,搞得越大镬,鬼佬司机判得越重——赔的钱越多。”(他说,有钱人怕事,闹得越大判得越重,赔的钱越多。)


周浦明不相信,回去跟同乡商量。周浦明和大鼻子喝了点酒。胆子一大,就想,不如闹闹看,说不定有用。


他俩装了满满几铁筐子乌龟。周浦明把女儿的尸体放进麻袋里背上,直奔哈同花园。他几乎每周都去送乌龟,路熟得很,里外警卫也都认识。


程霖生恰好要在哈同花园出席宴会,“搞一搞好易啫。(闹一闹也不麻烦)”


说着说着,周浦明不吭声了。也没提后来怎么跑出来的。


大鼻子拍拍桌子,骂了几句,“调黑(肏),有钱仔穿金戴银,话晒一条人命,比得(只给)一百?”


他抹抹嘴,说早上“黑牙差人”来砸船抢尸,背后肯定也是姓程的指使的。


老丘说,他也觉得赔偿金给少了。司机有撞人的前科,程霖生包庇过他,这事闹大了对他没好处。


我看了看老丘,说先查清车祸,小报越闹越不清楚。


真相


车祸的发生的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是法国人二次越界筑路时修的,这一带的房子是新式里弄,路平坦宽敞,两边种着梧桐树。


周浦明和大鼻子也跟着我们一块调查。



案发当天下午六点左右,周浦明的女儿闹着要去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买糖,看红帽子的圣诞老翁。


周浦明和女儿一前一后,走到金神父路,一辆黑色的汽车突然从右边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冲出来,撞上了妹妹(他女儿的小名)。


周浦明强调:司机撞到人以后,还继续往前开了几十米。


但这个说法很快让一个目击车祸的鞋店老板否定了。鞋店老板说,看见车减速了才撞上小女孩。


“一个卖橄榄的,跑到路中间吆喝,车就躲他,往金神父路拐。”鞋店老板跑上马路给我们比划,“小女孩不知道哪冒出来的,刹车来不及了。”


我查过美国司机的证词,和老板说的一致。


证词里说,他从辣斐德路左拐到金神父路,是为了躲开一个卖橄榄的小贩,当时他的手已经伸出窗外,打了转弯的手势。小女孩正对着车冲过来的。


他马上就刹车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画了一张车祸发生时的现场图,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合理的推测是:司机把手伸出窗外,打了个拐弯的手势,小女孩看到,以为向她招手,所以跑了过去。


会审公廨就是按照意外做了处理,按以往惯例做了赔偿。


示意图根据金木笔记中绘制的原图制作。辣斐德路也叫棘尾德路。


周浦明和大鼻子不相信车祸只是一个意外。


我们又在附近守了三个晚上,等到了那个卖绿橄榄的小贩。


小贩承认,车祸那天出摊比平时早,白天又没睡好,眼皮直打架。


走到路中央恍了个神,突然有辆黑色的汽车迎面开过来,他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心扑通地跳,眼睛闭得死死的。


咣咚一声撞击,他再睁开眼,自己没事,车也拐到路口停下了,好像撞着什么了。


好多人围过去,他没敢看,转身就跑了。


后来才知道,一个洋人开车撞死了一个小女孩。


周浦明听完,脸白了,腮帮子一抽一抽的,抱着脑袋蹲了下去,嘴里嘟囔着,点解会是意外?(为什么会是意外?)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问老丘,案子判得到底对不对。


老丘点点头。


大鼻子攥起拳头,拉起卖橄榄的小贩就要打。我拉住他,摆手让小贩离开。


老丘拉住大鼻子,说别急。他拍拍周浦明,说别担心,“是不是意外,我都能想办法让程家多赔点。”


我到路边香烟摊子买了包老刀烟,递给周浦明。


他掏出烟抽了几口,突然缩起身子,手捂着脸,大哭起来——“妹妹连啖糖都未食到,就冇咗。”(女儿连口糖都没吃到,就没了。)


老刀牌卷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卷烟之一。最初由英国惠尔斯公司生产,正式名称是“海盗”,“PirateCigarette”。烟标是一名水手站在甲板上,右手叉腰,左手持刀。因为“海盗”香烟定价在中、下档,抽烟的人多不认识英文,加上烟标上的“刀”又显眼,就衍生出了这个俗名“老刀”。


两天后,老丘找到程家的律师协商。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程霖生答应将赔款加到三百,另外再多付两百,用来好好安葬周浦明的女儿。


五百块,周浦明卖十年的乌龟也挣不了。


老丘说,程家只有一个要求,要周浦明签字画押,保证不会去找报纸乱说话。


周浦明想了一会,看了看大鼻子,点头答应。


他弯腰谢谢我和老丘。临走说,他想回广东老家了,把女儿也带回去。


洋蜡烛


签协议的那天,周浦明迟到了。


我和老丘在公馆马路(今金陵路)的一家广东酒楼,点了叉烧、鹅肠、砂锅鸡。从中午等到下午,菜凉了,酒楼的客人全走了,周浦明还是没来。


到徐家汇路一看,河边的旱船焦黑一片,塌的塌,坏的坏。


几十个人光着腿,哭丧着脸,身上披了一层稻草,蹲在烧焦的船跟前。稻草底下全是光膀子,风一吹,牙齿直打颤。


大鼻子瘫坐在地,哭得捶胸顿足,旁边放了一大一小两卷芦席。


那天见过的小姑娘也在,勾着头,身上那件男孩袍子满是黑灰。芦席底下盖着的,是周浦明和他女儿。


昨天夜里旱船着了火,一连引着了十几条。火正旺的时候,周浦明钻进船舱找女儿尸体,没出来,烧死在里头。


救火队一晚上来了三拨人,才把火扑灭。


救火队就是消防队。上海最早的救火会成立于1866年。其后,租界当局成立火政处,统一管理各支消防队。到了1933年,租界已有9支消防队,700余名队员。


被烧的船里,除了周浦明和大鼻子他们,还有很多旁边宁波渔民。救火队的人推测,火可能是从宁波人的船上烧过来。


广东人的船上,最先被烟味熏醒的是大鼻子的女儿阿莲——那个穿男孩袍子的小姑娘。


阿莲说,醒来的时候就看见外头稻草垛烧着,噼里啪啦响,一撮撮冒着火往下掉。


救火队在稻草灰烬里找到几小节没烧尽的红色洋蜡烛,推断起火原因是蜡烛点着了稻草。


河边不通电,晚上两眼一抹黑,只能靠蜡烛或者煤油灯。船身里里外外都铺了稻草和芦苇,一旦灯油和蜡烛横倒点着,烧起来就是一大片。


这种事太常见了,棚户区每年都得烧几场。


上海的棚户区是火灾集中地区,火情迅速蔓延,与这一带拥挤着草棚、瓦屋,且里弄狭窄、弯曲有很大的关系。图为1953年一场棚户区大火。


临走的时候,大鼻子凑过来,结结巴巴问老丘,程家的五百块还能要着吗?


老丘想想,说这事他得回去再跟程家商量。


周浦明刚死,就来要他的钱?我皱起眉头,看着大鼻子。


大鼻子使劲冲我摆手,不是他自己想要钱,是安葬周浦明父女俩需要钱。


“我同阿明一场乡里(同乡),佢衣家吾响了(他现在不在了),我会坤佢(骗他)地钱?” 大鼻子说完眼睛红了。


我叹了口气,翻遍口袋,把身上的几十块钱全给了大鼻子,让他先安葬周浦明父女。


一星期后,老丘给大鼻子送去了五百块。他后来告诉我,程霖生的律师说,没协议不给钱,是他私下找了程家老爷子给的。


巧克力


又过了两天,是圣诞前夜。晚上八点多,我上街溜达。


霞飞路上圣诞味很浓,西餐馆的橱窗上画了圣诞老翁,有的叼烟斗,有的坐雪橇。还特别推出了圣诞大餐,买一只火鸡送一杯葡萄酒。


20年代圣诞节在上海流行起来,圣诞老翁被广泛用于各类广告。西餐馆也趁热打铁,推出圣诞大餐。


我让车夫停车,自己下来走走。


走着走着,经过一家西式糖果店,有两个卷发的洋人小男孩扒着门往里看。


周浦明说,车祸前,他是带女儿去买糖吃。我进店买了一铁罐的太妃糖和两块巧克力排,拎在手里又不知道搁那儿。


出了店,把糖罐和巧克力给了正进门的两个洋人小孩。


其中一个穿深棕色斗篷,他激动地蹦起来,连着对我说了几次“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


“沙利文”最早是个糖果行,1914年开在南京路。1925年,美商沙利文糖果饼干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沙利文”这个牌子渐渐蜚声沪上,成了高档货儿。


一对洋人夫妇走过来,对我点头,是两个小孩的父母。


女的指了指远处一座锥形尖塔建筑,说他们要去教堂。


我沿着海格路(今华山路)继续走。走到一半,停下了——一波波人迎面跑过来,有人喊,教堂出事了。


一个白人高个子一头撞在我身上,血从耳朵往脖子上流。他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推开我,摇摇晃晃继续跑。


我逆着人群往教堂跑。一边跑,一边找刚才带小孩的洋人夫妇。


眼前全是人,哭着喊着捂着头疯跑。不只是洋人,还有很多华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全在跑。


赶到蒲西路天主教堂时,门口堵满了人,进不去。


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在清光绪三十六年(1910年)竣工,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整幢建筑高五层,砖木结构,外观是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很大,可同时容纳3000人。


十几个男人围着躺地上的两棵圣诞树,拽着前一个的胳膊往上挤。圣诞树上的彩色电灯和小礼品被扯的断的断,烂的烂。


咣当几声,旁边的彩色的玻璃窗被砸烂了。一个洋教民从窟窿里往外爬,爬了没几步就停了,手掌扎在了玻璃渣里。五六个男人冲上来,扯他的裤子。


街上黄包车翻到一边,小贩的竹篓子里的芝麻大饼、肉粽、橄榄、苹果也撒了一地。


所有人疯了一样,一窝蜂冲上去抢一切能抢的东西。


连撒在地上木制的十字架也有人在抢。有人抢了塞进怀里就跑,有人握着长的一头朝其他人的眼窝扎去。


我看见那个穿棕色斗篷的洋人小男孩。他倒在地上,脸上磕了一块,张嘴大哭。他手里攥着我买的那块巧克力。


一个车夫抱着七八条带鱼冲过来,后头一个卖带鱼的小贩在追。


带鱼掉了几条,车夫狠狠瞪了我一眼,捡起来就跑。


这人我认识,是给我拉过车的濮阳车夫。


我绕开横冲直撞的人群,朝洋人小男孩走去。


一个围头巾的女人踩着小男孩的手跑过去,抢起地上的巧克力,连着锡纸塞进嘴里。


小男孩举着一只手,手指头被踩折变形了。我骂了一声,冲过去抱起他,躲开人群,往远处跑。


街上乱成一团,已经分不清洋人华人,相互打成一团。


我躲进路边的弄堂,小男孩越哭越厉害。那只折断的手指已经肿了起来。他伸出另一只手,捶我的后背,指着马路对面。


我顺着方向看过去。一个白人女人正跑过来,是小男孩的母亲。


她经过一个卖臭豆腐的小贩。小贩伸手拽住她手里的包。女人停下来拽。小贩掀起炉子上的油锅,泼在女人身上。


我捂住小男孩的眼睛,转身一口气往弄堂深处跑。


身后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


骚乱从傍晚一直持续到了凌晨,最后有近百人受伤。后来赶到的华人巡捕里有人鸣了枪,枪声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人群和巡捕也打了起来,很多受过巡警欺负的车夫,抓着落单的巡捕抢了枪,往死里打。


数十名巡捕被打的头破血流。


被捕的参与者里,大部分是肇嘉浜附近的渔民、船民、车夫和小贩。《申报》在事后的报道中把他们称为“一群失去理性的底层贫民”。


很多参与者后来回忆,根本不记得当时自己干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了,看见人往一处挤,就跟上去,看见其他人砸窗户抢东西,自己也跟着砸、跟着抢。


至于抢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要抢,已经不重要了。


在巡捕房里,我采访了一个宁波渔民,姓吴,他是那晚领头骚乱的其中一个。


他的船和周浦明的船一起被烧了。


救火队说起火原因是洋蜡烛的时候,他也在跟前。船被烧前,他见过洋教士来河边买乌龟。


他一口咬定,放火的就是洋人。


民国时期,上海流行吃乌龟。1934年的《申报》里还有关于徐家汇吃乌龟难以禁止的新闻。这些吃乌龟的多为天主教的洋教士。


我问他,怎么就能确定是洋人放的火?


他没回我,朝我吐了口痰,“凭索嘻杰拉好兜到钞票?”(凭什么他们能要到钱?)


他指的是周浦明和大鼻子从程家要到了赔偿。


火灾后,他跟其他的宁波人说,“洋冬至”的晚上,教堂里有火鸡,有洋酒,去的人都是“阔佬。”


洋人都是阔佬,阔佬就没好人——不只棚户区的人这么觉得。


我找到那个濮阳车夫,他说:“俺穷,他富,拿点东西不算犯罪吧?”


后来,我查看了巡捕房的详细记录,教堂里这些“洋阔佬”很多也是附近贫民窟的穷人,跟岸边的渔民差不哪去。


雪茄

 

我退了车票,把受伤的小男孩送到医院,通过法租界巡捕房联络了法国公使。


之后,又在上海待了半个月,去了几趟棚户区——没找老丘一起。


离开上海那天,我找出老丘那张名片,给他打电话,约他见面。他刮了胡子,头发也理得干干净净,还换了一身崭新的灰色西服。


一见面先给了我两百块,说要感谢我替他付房租的事。


他说,他进了泰利洋行,做道契代理的华人顾问。



“说起来,我得感谢周乌龟。”


周浦明背着尸体闹事,程家到不觉得事大。但事情让小报记者知道了,记者天天堵着程公馆。


程霖生好长一段时间出不了门。几天不露面,就有人传消息,说程霖生肯定出事了。


“沪西好几单大的道契生意,全让陶百万捷足先登了。”


老丘说的陶百万,是个浦东人,叫陶善钟,和程霖生齐名的华人地产巨富。


陶百万的泰利洋行人手不够,老丘最近去应聘,去了就接到一堆金融案子。


他掏出一个木制烟盒,递了我一根雪茄。


木盒雪茄。


我摆摆手,掏出烟卷抽,“从车祸一开始,你就盯上周浦明了吧。”


老丘笑笑,没接话。


我接着说,我找过那个《外滩新新报》姓徐的记者,问他怎么知道那个美国司机有前科。


他说这事是一个律师告诉他的。那个律师成天守在公廨门口,到处打听案子。


我问老丘:“他说的,是你吧?”


老丘哈哈笑,说你知道啊——还好事情办成了,我算是扳回一局。


后来,老丘知道周浦明要去哈同花园闹事,表面要帮周浦明伸冤,其实他是帮他自己,能让程家吃点亏,自己也好靠上陶家。


跟程家协商赔款的时候,他在中间也没少拿。


老丘摘下眼镜说,人算不如天算,到最后赔款还不是全让大鼻子给拿了?他苦笑了一声,“也好,穷人可怜,该拿点钱。”


我摇摇头,说你肯定不知道大鼻子怎么了。


三天前,我去棚户区找过大鼻子,他瘦的不成人样,躺在一块棺材板上抽大烟,半死不活。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大鼻子说,钱到手后,他吃喝嫖赌,开心不到几天,阿莲拿了剩下的钱跑了。


阿莲早就想离开棚户区,但大鼻子不同意,想留她在身边照顾,靠着女儿挣钱养他。


更何况,家里也没钱让她走。我放下筷子,看着老丘。


“大鼻子说,阿莲跑之前告诉他,火是她放的。”


老丘张大了嘴,皱着眉头看我。


周浦明去哈同花园闹事前,跟大鼻子商量过赔款的事。大鼻子觉得该去闹一闹,多要点赔偿。


背尸体闹事,是大鼻子出的主意。他相信姓徐的记者,富人怕事,事情大一点就能要到钱。


他们商量半夜,全给阿莲听见了。周浦明说,不管能多赔多少,都分大鼻子一半。


后来,周浦明背着尸体在哈同花园一闹,赔款就加了几百块。


大鼻子说,阿莲临走前告诉他,没想过要害死周浦明。她只是以为,船上起了火,周家事情更大,就能再多点赔偿。


老丘瞪大了眼,“就为这个?就放火烧自己家?”


我说不知道。


老丘猛抽几口雪茄,“阿莲怎么知道她一定能拿到钱?程家要是不赔了呢?”


我说你别急,小报记者怂恿周浦明闹事,是想试试,周浦明去闹了,也是想试试——你跟记者合作,赌这案子给自己翻身,不也是试试?


“阿莲可能也是想试试,能多拿点钱——你不是教过她吗?报纸很厉害。”


老丘有点急,说别瞎说,我可没教。


他抬起脚,在皮鞋底摁灭雪茄,“这事到此为止。金木,我劝你也别管了。这么多事,还是先顾自己吧。”


说完,他转身就要走。


我叫住他,想告诉他,大鼻子喝多的时候曾跟我讲,他怀疑女儿想烧死的是他——


“人地阿明死咗个囡,就攞到钱。话吾定我死咗,我个囡都可以攞到钱。”(人家女儿意外死了,当爹的能拿钱。要是我意外死了,说不定当女儿的也能拿钱。)


我没开口,朝他摆摆手,老丘点点头,走远了。


干这行这么多年,查过上千个案子,见过数不清的人,我从没觉得那么寂寞过。



整理了太爷爷十几年的故事,很少见他有过伤感。


我总觉得,他就是个好莱坞硬汉侦探片里的男主角。


这个故事里,他没有穷凶极恶的对手,只有让他“徒增失落”的伙伴。


这些我都能感同身受。


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本以为自己帮到了人,最后却发现不过是更大棋盘上的棋子。


或者,有人慕名而来找我调查,毫不客气地讲:“老金,帮我查清这个证据,拿到钱分你三成。”


夜行者很酷,但有时候会被当雇佣猎人。就像很多记者律师,想有自己的底线,但没人觉得你很酷。


我喜欢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前阵子在专栏中说——


在看到事实和证据之前,一个公正的人不会滥用审判的权力。


然而,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真相往往会完全消失,无从证实。


人人都急于下结论,人人都有他的理由,人人都希望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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