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嘉年华
年轻时候，那光景
我们人生模仿艺术
不是艺术模仿人生
窗外二次大战刚过
窗内十九世纪至尊
音乐是我的命
爱情是我的病
贝多芬是我的神
肖邦是我的心
谁美貌，谁就是我的死灵魂
----木心《我们也曾有过青春》
二次大战结束，中国内争继起，哪有嘉年华可言，而是个人的青春期，一半虽被灰烬淹没，还剩一半算是劫后余春，兀自蓬勃不已。
现在回想起来，不无“好时光”的感喟。青春，理应是迷离惝恍的，在追思中却显得水清见底，那“底”，都分别超越了个人性，像碎镜子中的纷纭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来，通常就把它们叫做“时代”。
几年前《雄狮美术》编辑先生来纽约时，兴奋而恳切地邀我写点“中国近代美术史”那样的东西，我语焉不详地道了数则苦衷。编辑先生慰勉有加、色辞动人，似乎是非写不可的了。然而真要投入作业，那便得：
制高点破共识事解构臧否人物……
好一役大阵仗。盖治美术史，其实与修国史的原则并无二致，通之也罢，断代之也罢，总归要：
别嫌疑定犹豫明是非善善恶恶……
事情十分麻烦，而且，政治上倒可不以成败论英雄，艺术上则非得以成败论英雄不可。“意识形态”云云，已是强弩之末。可怕的“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早就成了集体潜意识，这种“史”呀“论”呀的大块文章，最惹眼，容易触犯潮神和弄潮儿。
对付“俗”，明哲的态度是：你媚，我不媚，你有四面楚歌，我有三千弱水。生逢商品社会文化工业的盛世，谁家出了良史之材，可去记记日记，或两三子晤言于一室之内，私下自还公道，愿亦足矣。
于是，决定不担当“大题目”，心弦为之一松，而稿约不可不偿，便改道写写我所隶属的那代人中之美术青年们，是怎样嚣骚浑噩过来的。
所见有限，且故意自限，悄然避开当时或后来号称“大师”“名家”之流者，否则又要涉嫌“中国近代美术史”了——吾祖籍绍兴，暂贻“会稽鸡，不能啼”之讥，是颇为剀切的。将来呢，要啼也得别有个啼法。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鱼丽之宴附录日本侵占中国江南，始时国民纷纷逃难，到了全部沦陷，人们又各回故乡，谨慎苟且度日，忙于对付各种苛捐杂税，脸色凝重，道路以目。大小城市百业萧条委顿，偶有伪饰的繁华，所谓“共荣圈”的骗局把戏，显得力不从心，心不从力。
被侵略者与侵略者都渐渐知道局面既长而不会维持太长，你的好梦就是我的噩梦，那么你的噩梦便是我的好梦，一种八年变得又僵硬又软靡的等待心情，弥漫整个江南。
乱世必有的普遍的虚幻感，使“时值非常，一切从简”成为那年月最流行的礼节性的托辞。自然景象虽则四季如仪，而清明节扫墓，同时祭奠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中秋节赏月，家破人亡能有几处称得上团圆，山川卉木都一色惫顿恍惚，是人的心情的投影吧。
而我的年龄规定我没心没情，天资鲁钝，稍遇凶衅便如鱼失水。也因为我已一厢情愿地沉湎于艺术的水里了，可是我还没有鳃，只宜浮氽在雾气的梦想里。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中国江南风调雨顺连岁丰登，市场一派旺相。每当春秋佳日，坐划子游西湖，温拂面，波光耀目，那清秀恬静的白堤上，艺专学生正在写生，A字型的画架，白的画衣，芋叶般的调色板，安详涂几笔，退身看看，再上前，履及剑及，得心应手——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这便是陆地神仙。
很可能当时我所看到的是个混迹艺专的蠢材，那张风景写生画得一塌糊涂，然而我坐在船中，看到的是画架画板画箱画衣，以及那张玲珑可爱的帆布三脚凳……
我家坐落于幽僻的水乡古镇，难得随长辈到都市来游览。自幼只可能在纸上用水墨写写梅兰竹菊，若要以五色油彩借麻布表现湖光山色，这辈子，太渺茫了。
然而儿童心理匪夷所思，会将其渴欲得到的东西，置于不合常情的高度难度上，假装畏惧退却，激起满心冤愤之气，看吧，我一定要在西湖的白堤上撑起三脚架，手托调色板，风吹画衣——儿童的虚荣心结实有力，青春呢，一上来就是反叛，反叛什么是不知道的，况且那光景青春还没有来，鱼还没有鳃。
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
西方十九世纪的音乐家、诗人，起初打入我心坎的也是郁茂的鬈发，百合花瓣似的大翻领，瀑布般的围巾，紧身而洒脱的黑外套，认为只要长得稍稍有点像他们的模样，再加上如此这般的一身打扮，那么，作曲写诗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所以艰难困苦，都在于得不到这全副穿着，同样道理，我之所以不成其为画家，自应归咎于没有画架画箱调色板帆布面的三脚凳白色的画衣，画，当然画得好，不好也不要紧，反正已经是艺术家了。
十多岁时读《文天祥传》，读到“自奉甚丰”，觉得很投契，读到“轩眉入鬓，顾盼晔然”，觉得很漂亮，很喜欢他，再读到他年轻时有一次走进宗祠，看到先祖们都曾有官衔有封赠的称号，他叹道：“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我便感到索然无趣——一是我的年龄使我不向往“俎豆其间”，二是我生性顽劣，本能地感到功名富贵很麻烦，勿开心。
古代的英雄豪杰似乎在童年就非常自觉，真是这样的吗？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怀疑都是成人灌输教唆出来的，我也仍然相信小孩子只有虚荣心，一直要虚荣到深感虚荣乏味了，才转向追求光荣。
故乡先遭轰炸、炮击、烧杀奸掠，后来就沦陷了，由汪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来撑局面，百姓过的是近乎亡国奴的生活。我们小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毕竟没有一般小学中学的热闹生动。我就愈加偏爱于绘画、看课外书。
画，已是“西洋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是“五四”以来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诗，以及外国小说的翻译本，越读越觉得自己不济，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
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尽管这样地惭愧绝望，还是贪看别人精致豪放的生活，心里嫉妒得发慌，却也羡慕得恭而敬之，只指望战事快快结束，出洋留学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一旦大学毕业，毋需任职做事，闲在家里当然不如漂洋镀金。日本太寒酸，美国太粗俗，要去总归去法国巴黎……十多岁这个年龄的特征是自卑、妄想，无人处的高视阔步，有人处的沉着寡言笑，实在都是聪明不起来的大志若愚，这样的一个无知无能的少年终于离开故乡小镇，到浙江省会杭州市来了。
什么原因使我抛弃家庭，凭什么我能在战乱之中独自生存在陌生的都市中，这里到底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只认定要写的是“艺术”“时代”，一些人的牺牲，一些人的毁灭，一些人的救赎。
杭州毕竟是“天堂”，至少它曾经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我明知国立艺专迁到内地去了，然而我是抱着投考艺专的心情和意图来的，时常在平湖秋月、罗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带踽踽独行。
艺专的学生宿舍是白公祠，住着些小户人家，儿童在鸡鸭群中枯寂地玩耍，门口晾着衣裤、芥菜、笋干，这景象与“艺术”正相反，唯其相反，使我凝视不去，似乎可以从中讨回艺术来。
我几乎三日两头走在白堤上，从来没有见过“画家”作写生，那年月杭州就没有人画画了么，他们胆小怕事不敢出来吗？那么我自己为何不提了画架画箱来，柳荫下摆摆样子，一酬童年铭心刻骨的梦想呢？但我也竟是一个徒手的步行者。
那时，我对于艺术，除了虚荣，别无角度可以介入，杭州旧书店多多，多到每天只要我出去逛街，总可以选一捆，坐黄包车回来。
最嗜读的是“欧洲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没有料到许多故事是好事家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我却件件信以为真，如诵家谱，尤其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特别使我入迷着魔。
泛览既多，自以为“虽不中，不远矣”，实则那时候我几曾沾着“艺术”的边？一切都还表不及里，但“里”是什么，四顾茫然，要及也不知从何及起，是故我只能徘徊在“表”上，即使“里”真的跑出“表”来及我，我也认不得，幼稚无知，导致我刚愎自用，一个人在暗中埋怨：艺术，有“表”就好了，何必要有“里”呵！
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2)
一九四三年，我住在盐桥附近的“南书屋”，女佣料理日常琐事，我独进独出，一心要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书越买越多，画则全作油画，走的大致是印象派的路子，喜欢尤特里罗，他的街头风景，也不是实地写生的。
下午三时至六时，照例在“思澄堂”范牧师那里练琴，钢琴，每月付学费。
藏青哔叽学生装、黑呢西装、花格羊毛衫、灯芯绒裤子……意思是我当初一袭长袍揖别故乡的，到得此时在外表上全盘西化了，这是四十年代初的浙江小镇上所做不到的。
某日家信至，内示凡有从杭州回乡的亲戚长辈，都认为我单身在外，无人督导，显得华而不实——我深感委屈了，与我所梦想的“艺术家”相比，我真是表不及里、里不及表……更滑稽的是，我自以为处于“流浪”、“失恋”、“奋斗”的进程中，艺术家不是都要这样折腾，千锤百炼，然后一举成名的么，家书中之所以有此一番旁敲侧击的“庭训”，猜想是“南书屋”主，袁老夫子对我的讥评，他是我姐夫的业师，精监赏，富收藏，而对“西洋画”无知识，有成见。
我初入“南”，老夫子每来夜谭，看了我带出来的山水花卉和隶真行草，以为然，孺子可教。不久，我弃长衫布鞋，取西装革履，满屋油彩气味，画具画材狼藉，难怪老夫子要在他给我姐夫的信中，来那么一句“华而不实”。好在他怕闻油彩气味，夜谭从此不继。
居有顷，母亲来杭州办事，当然也是为了要看看儿子，我想不免要甄检“华”与“实”的公案，结果陪母亲游山泛舟，逛街选物之余，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英国纹皮皮鞋、瑞士名牌金表，还印了几匣名片，母亲说：“先一步步学起来，以后就老练，独个子在外面，要懂交际，别让人家瞧不起。”我趁势问了那讥评的来源，诚然是“南书屋”主人的高见，母亲笑道：“真的华而不实倒先得一‘华’，再要得‘实’也就不难，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你姐夫，实而不华，再说也华不起来，从前你父亲是正当由华转实，无奈去世了，否则我们这个家庭也不致如此，我是说，你要‘华’，可以，得要真华，浮华可不是华……”
母亲归去后，我尝试与杭地的几许名门世家的子弟辈作交游。其中擅书画的那些个，都各有师承，谨守传统“六法”，一派仿作，毫无才气，更使我惶惑不解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根本无视“现代”，意识不到欧罗巴（世界性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而生活享受呢？却来得个会赶时髦，西方物质文明的种种新鲜玩意儿，他们捷手先得，自命不凡，男男女女凑在一起时，像是谈恋爱，又不见得真相干，这种场合和氛围，使我废然退出，仍旧回到“南书屋”，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概念丛里，走我自以为是的“路”，而且有点明白何以“西湖边上没有画家在写生”的道理了，既然“艺专”因战事迁去内地，杭州就没有主流的“洋画”，只有支流的“国画”——我像离群之雁，只等“艺专”回来，才有入群齐飞的可能。
而就这样孤雁单飞，也不失为一种自强的训练，与所谓名门世家的后代的交游经验，使我知道“浮华”真的只是“浮”而不是“华”。
那年秋天，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喜讯突如其来，杭城一片爆仗声，入夜万人空巷提灯庆祝，在近乎昏晕的欢欣中，我冷冷地看到一己的命运面临转机。
似乎到了这时杭州才有“文化界”，呼地冒出许多画画儿的、编报儿的、演戏儿的……大抵兵分三路，一是从内地“大后方”赶程而至，二是在浙江山区作游击队于今整编入城了，三是原本隐蔽身份至此就站了出来，反正一时人才济济，都显得精明强干，唯独这个蛰居于“南书屋”、寝馈于欧罗巴文化观念的惨绿少年，一入“文化界”，确实难于适应，但我还是看样学样地努力周旋。
很快，杭州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我也就此成为会员，开会时，这些“美术”的“工作者”，个个能说会道，握起手来，紧得发痛，还要上下左右摇几摇，自道姓名时，叫“阿大”，叫“阿羊”，在画上签名也就是“阿大”、“阿羊”，衣着一概平凡朴素，谈论所及，“某某，人很热情”，“这张画，趣味好”——我不免发愣，“热情”，怎么就放在口头上，“趣味”，我却看不出来。他们都画农民、小贩、码头工人、乡村集市、城市路边摊……那事事为首的“阿大”者，画风很像丰子恺，只是太像了一点，而更多更精彩的是搞木刻的，题材总与“革命”有关，我注意看，觉得自己是望革命之尘而莫及，尤其因为读过不少俄罗斯小说，“革命”，非常悲壮，非常罗曼蒂克，转而对于中国式的革命，我有的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然而一九四几年那光景，杭州地区的“美术工作者协会”，似乎并无特殊的内在性质，大致是一些画画的青年中年人，想在长期的压抑苦闷之后，吐吐气扬扬眉就是了。
果然，未到年底，就在民众文化馆举行了集体性的画展，参展的作品居然很多，国画占颇大的面积，而木刻漫画泱泱乎成了主流，我拿出的几幅油画风景，都上选，画的是树木、教堂、桥、河，不足指名是什么地方，似乎巴黎，似乎伦敦，反正从照片上的印象并合起来的。
展览会很热闹。筹备期间我每天去工作，感到自己实地投身社会，又怀疑这种事务性的忙碌算不算“艺术活动”，与之一同工作的几位年长者，在我眼中都是饱经风霜、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大哥，有的似乎病着，有的似乎贫着，我不病不贫却比他们自卑，因为我幼稚无知，虽然读书已不算少，可是书本上所得来的有关艺术的常识、知识、概念、观念，与眼前所接触的人物事物，全对不上号，“阿大”、“阿羊”、“热情”、“趣味”等，与希腊雅典、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印象派……毫无关系，他们大概生来就是画豆腐浆摊、码头工人、玩杂耍的。
但我还是很兴奋，看到自己的画挂在墙上，男男女女走过，停步，指指点点——初步圆了我童年以来萦心不释的“画家”梦。
接着，便是《东南日报》的报道和评论，认为此次展览十分成功，选出几位画家作为赞美推荐，其中竟然涉及我，大意是那几幅风景清丽脱俗，且能以中国画的笔法入油画，洵为难得云云。
“艺专”迟迟不迁回，“上海美专”倒先复校，登报招生了，我立即去信报名，很快就收到通知，按期去上海应考。在这个号称人间“天堂”的西子湖畔，我认识了很多人，却始终无友谊可言，遇事只是在“南书屋”中默默地想，默默地决定，窗下一条混浊的小运河，对岸的织席工厂，终日机声轧轧，景况是很凄怆的，而全凭十八岁这个年龄，使我麻木而自信，不过我隐隐看到母亲对世道的估量已不符实际，我父亲的一代，确凿要善于交际，讲究体面，而战后的新生代就全然平民化了，且以此为标榜，为“革命”的前提，我靠在窗栏上凝望慢流的河水，想起那些“轶事”、“传记”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不幸，也还是幸。
赴上海应考的前夜，我独自走上湖滨的一家餐馆的顶层，算是饯行，要的是西菜，一杯葡萄酒。当年很流行的一个励志的说法：“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原是觉得文字累赘词义伧俗，此时想起，倒许为剀切——始于懵懂的虚荣心，胡乱地画起油画来，得机会就率尔拿出去展览，那报载的好评无非是记者的例行故事而已。
除却个人的短距离的“生世之叹”，“艺术究竟是什么”这大疑题更使我不安（因为我已经知道艺术是什么，才决意永别故乡），到了杭州，先遇的是一伙摩登的纨绔子弟，后遇的是成群“美术工作者”，是八年战乱使中国自外于世界艺术潮流？抑中国就没曾进入过世界艺术的行列之中？十八岁的头脑加上一杯葡萄酒就更糊涂了。
上海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冒险家的乐园，一个非鱼非龙的年轻人，即将投入鱼龙混杂的黄浦滩。
“望湖楼”独自晚餐，极目黑沉沉的夜湖，白堤的柳丝间灯光闪烁，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感到实而不华的悲凉。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坐落于斜桥菜市路底，那是大都会的南边陲，接近市郊乡村，空旷安静自不必说，待到亲临实地，此区域不仅是一个庞杂的果蔬鱼肉市场，而且周遭密布着小吃店、路边摊、裁缝、鞋匠、烟纸什货……烟雾迷目，腥臊刺鼻，时值春初雨季，街上满是人、满是伞、满是水潭泥泞、一片可以使街面震动的喧嚣市声——杭州西湖此时柳丝嫩黄，柔媚如梦，这里可真是红尘乱世了。
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3)
后来才知道起造校舍的年代。斜桥一带确是树木葱茏、小河流水，迟来者只好俯首认命，命中注定要在人间地狱中追求艺术天堂。
校舍，正面看是一幢相当宽阔的四层西式大楼，无奈临街，显得商业气，黑漆的铁栅门颇为威严，我跨进去的刹那，心想：这是我的艺术之门，门外汉的阶段就此结束。抬头又眺见里面的照壁上设有长龛，水泥塑出一个“美”字，由肥肥的十二只尖角组成，校徽便采此为图案。
我本能地推开“会客室”的门，五六只鸡咯咯乱叫，破旧的沙发上全是鸡粪，可见八年抗战，这里一直是荒废着的。
教务处光线幽暗，只有一个脸色苍白、须眉乌黑的中年人，是教务主任，我报名三年制西洋画专修科，大学程度。
主任一口绍兴官话：
“那么你的高中毕业文凭缴来！”
“我考同等学力。”
“喔……可以可以，可以的，不过，我们这里学费，每学期要五担米，按五担米折价……”
他上下打量我，我一身藏青哔叽学生装说明性不强，便道：
“五十担我也付得起。”
教务主任笑逐颜开，搓搓手，指指旁边的椅子：
“请坐请坐，我想，你一定会录取的，考插班生还是新生，可以住宿，伙食是由学生会自办的。”
这样便成为上海美专的一年级学生，从此日益明悟最不懂美术与美术最无缘分的人，都是在美术学校里。
同时也认为有志于艺术的青年，应得入学校去“科班”一番。学校，是筹备期的“世面”，而且永远处于筹备期，真刀真枪的“世面”杀伤力太大，学校里的总还是纸刀纸枪；许多聚在“学校”的名义下，便煞有介事，便可以比较，且是不舍昼夜地在比较，你就能连续收到各种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的讯息，是靠这些甜酸苦辣来使天性趋于成熟，“科班”者，意义在于此而非教师的耳提面命当头棒喝。上海美专无疑是我快乐的淘气竞技场，与往昔踽踽独行在西子湖畔的惨绿少年已经判若两人，青春必须动，静的青春往往流于自残。
那时的所谓“西洋画专修”，上午一概是实习课，从石膏素描渐进到人体素描及油画创作，其他如水彩、粉笔、速写是间隔性的穿插。
下午，理论课，美术史、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生意清淡，因为翻翻书就可以应付考试，而教师讲讲就讲到物价高、薪水低、老婆又要生孩子，劝大家不要学艺术。
实习课的风气则不然，我至今还留连那时候的学生的生活习惯，晨起盥洗，早餐既毕，换上浆洗一清的衬衫（多数是纯白），打好领带，擦亮皮鞋，梳光头发，挟着画具健步经长廊过走道上楼梯进教室，教授总是先在那里了，衣着更为严谨。我们的C教授终年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无懈可击；薄型皮鞋和狭边呢帽，一望而知是法国带回来的；右手无名指上白金的钻戒款式古雅，巴黎十年养成的飘逸深沉，先成了我们的楷模。
课间休息时，我们拿出画册来请C教授品评讲解，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分别等级毫不假借。他认为胆大：大画家，胆小：小画家，使我们这群男孩女娃气壮神旺、自负日高，而论素描基础之奠定，他又说画桃子要连桃的茸毛也画出来，大家又为之瞠目结舌。
同学们，来自各地的青年，说是鱼龙混杂，好像只见鱼而没见龙，鱼则类别多矣。
本地帮：洋派得厉害，我刚把行李搬进宿舍，便有一位黑肤方脸的矮个儿倚门招呼：“哈！我姓堂，勃令堂，抽烟吗？”
他递上一包茄立克，我谢了，也通名报姓，他蔼然关照我：“阁下初到上海，当然来不及改换新装，霞飞路马斯南路转角上一家叫‘雷蒙’的，有一件法兰绒夹克，我想起来觉得与你很合适，蓝的，明线，贴袋，不妨去看看，我有一条领带很相配，可以送给你。我姓堂，勃令，堂。”
他姓谭，名正明，当时我钦佩感激非常，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委婉大方，再看他的发型打扮无疑是超潮流的，后来日子久了，虽然他的热诚始终一贯，而我觉得他不是在学艺术，是在学艺术家。
另外如姓徐的小猫、姓姚的野猫、姓王的锅盖、长脚的黄沙、涂脂抹粉的魏贤，都各有仪态风调，可见先是地灵，然后人杰，把我这种浙江来的嫩头比得黯然失色。尤其是那位外号“强盗王”的郭姓者，更使我心惊肉跳，只见他头发蓬勃、颊须鬈曲，而且也戴小小的椭圆眼镜，活像舒伯特，来校时总是怀抱一叠乐谱，身材魁梧，神采飞扬，直觉得十九世纪卷土重来，于是他闪入琴室，大把大把地猛敲键盘；他还写诗，笔名“奥耶”，自费印了一本集子叫《葱色的山群》，用红丝带缬起来，我诚惶诚恐地开读：
夜，梦
我拿起调色板的笔
突然我对这些海派人物的景仰羡慕一起垮掉了——本地帮的同学未必是本地产物，不过是生活在上海的日子久了，或者其家庭已经落地生根了。租界上数十年殖民地的洋风欧雨，再加日本人占领前后的“孤岛”妖雾，使年轻一代成为浮离实际的梦游者，他们不爱“艺术”，只爱“艺术家”，似乎艺术家是可以脱开艺术而独立的，比我儿时的虚荣心还要空中楼阁、全无根蒂，看着他们的健美活跃、顾盼自雄，我一个也不想接近。
外地帮：浙江、江苏、四川、河南……以浙江来的居多。谚曰：“乡下第一，跑到城里第七。”使人觉得他们会不会走错了校门，然而他们个个脸色凝重地下功夫了，不是艺术上的功夫，而是怎样做个“上海人”的功夫。三年后，仍然一望而知“乡下人”，乡下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乡下人要学上海人而学不像就显得别扭，颇有几个民间诗人，笔名“白花”、“白草”、“白影”、“白痕”的，一样练钢琴，画希腊雕像，在浴室中唱起歌来，分明是：“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他们人数多，做事克实，联络密切，占上海美专的半边天，使本地帮的势力日见萎缩，而这也是时代气数将要转变的一点先兆。
潜在的还有两类神秘人物，一是“职业学生”，由执政党指派在各大专院校的特工人员，另一是“文艺工作者”，外地来的搞木刻漫画的同志，已经有协会、有刊物、有知名度，一身蓝布学生装，车胎厚底的皮鞋，速写夹子是用粗麻布包起来的，读鲁迅的书，时事精通，消息灵通。但素描很难得到门径，因为他们已经在“创作”了，希腊罗马，裸裎的人体，与工人农民实在格格不入，不入也罢。
与“海派”的轻薄花俏相比，此类“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朴实正经。他们较年长，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因而深谙人情世故，看准中国将要“大变”，他们选择的是“大路”，无疑算得是胸怀“大志”的了，他们自有驾轻就熟的生活方式，几个“自己人”聚在寝室里，男的旁边是女的，女的旁边是男的，差不多全属同乡，抽烟，打趣，一碗阳春面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葱油大饼我半只你半只，烟雾弥漫，人形东倒西歪……万一你有什么事找他们，敲敲房门，里面就轰然大笑，认为外面敲敲门里面说“请进”是“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是直闯别人的寝室，根本不先叩门，以示与“资产阶级”决裂。
这样，那样，我从杭州来，但不属外地帮，我幼年生活在上海，却自外于本地帮，我无党无派，与“职业学生”素无瓜葛，我向往“世界大同”，难于与不懂礼貌的“文艺工作者”厮混——我是快乐的，没有虚度嘉年华，我受的艺术教育少量是在校内，多量是在校外，校外之外就茫无际涯了。
上海交响乐团成员多数是西欧人，指挥者富华，英国籍，每周之末在法租界“兰心剧场”演出。“兰心”纯为法国小剧场古典风格，衣帽间、休息厅、盥洗室，整洁优雅，一落大派——我青春年月的圣地，艺术的礼拜堂，不仅指挥、演奏够水准，听众也够水准，衣冠济楚，举止文静，曲目编排也极有系统，国际著名大演奏家莅临申江，就是由这个管弦乐队伴奏。
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4)
赴“兰心”，我们习惯步行，菜市路杂乱不堪，一上辣斐德路便渐入佳境，再经法国公园，吕班路，霞飞路，连绵的法国梧桐的绿荫，而“兰心”所属的慕尔鸣路是法租界的精华之地，书店、时装店，一色巴黎情趣，淡雅怡静，好像不准备做生意。
学生时期最宝贵的是“无忧无虑的心情”，青春都具有不知从哪里来的“锦绣前程”的保证，谁都是天才、准天才，天才的偌大的萌芽，艺术殿堂门户洞开，隐隐望见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真是把“人生”误作为一场音乐会了，哪里就想得到不出五年十年，自己要为“艺术”而身系囵圉、而绝望投海。
我们被那些演奏家、指挥家骗了，被“兰心”朦胧的烛形壁灯、铃兰和康乃馨的甜香迷了心窍。但是，当时只知“艺术”使人柔情如水，后来浩劫临头，才知“艺术”也使人有金刚不坏之心，每次音乐会终场出来，夜深街静，满身的音符纷纷散入黑暗的凉风中，肉体在发育时期感到肌腱微微胀痛。
智力在充实催酵，也有微微的胀痛，别人从音乐中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是道德勇气，贝多芬曾经用文字直白说出来的。
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艺状况有点像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西方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所凝结的文艺作品，偏偏在这集体主义行将驾到的当口横斜激荡起来，像是天鹅绝唱，像是西风残照，好些西欧的文学名著然翻译而出版。
执政党认为这类书多也无害，在野党认为这类书越多越好。
所谓无害，是个人主义不可能动摇江山；所谓越多越好，是民主倾向的个人主义者最容易上当受骗，被牵着鼻子走而还要提供别人的鼻子。读者呢？青年正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矫健的一类夜奔“革命圣地”，或化名转入地下“工作”，荏弱的一类心向往之却走了边门，他们认作“革命”、“先进”、“民主”、“自由”的配套概念，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东西，是白面书生戴红帽，非常罗曼蒂克的。霞飞路吕班路角子上有一家“生活书店”，规模不小，明朗有格调，新书连连上市，译笔精到，装帧清丽，这又是我们无知青年的福地洞天。
西风东渐，渐到这时节可不是“五四”当年的ABC了，大学生已能摇摇晃晃地迎风独立，结结巴巴地各寻宗旨，这是表面之现象，内在的性质却是青年们还不知取舍而忙于取的取、舍的舍，先知先觉者不知不觉地被潮流卷去，果然三年容易，第四年就东风压倒西风，那些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没落的玩意儿不见了，书店也不见了，后来那转角上开出一爿绸布店，虽然也是五色缤纷，不复是民主色彩、个人主义色彩了。
上海之北虹口区，向来是日本侨民聚居之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侨一概踉跄归国，临走匆促，剩下的物件用品，堆积如山，经商贩粗略整理，罗列在虬江路的一片广场上，规模洋洋大观——这又成了我们不必冒险即可进入的乐园。
各种美术道具、各式古典摩登的书框，从希腊、埃及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漫、印象、野兽、达达、抽象……一路下来的各流派的画集《世界美术全集》，价廉物美，如梦是真；还有大量的唱片，可以挑选你最喜欢的乐队、指挥家和演奏家，譬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我买得六个版本，听六位指挥六个乐队的较量，对着总谱，大体上我知道“命运”是怎样一回事了，这样就迫使我逃掉下午的理论课，直奔虬江路。
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在接纳西方文化这一维新大业上，投入的功夫之大之专之精，单以这个地区性的废品旧货的市场而论，中国近百年来出版印刷的业绩，加在一起也无可与之伦比。
同学们都疯狂选购，“战利品”雇车载回来，以致学生宿舍中家家户户堆满画册唱片。
上海的私立学校，社会舆论称之为“学店”，校长是老板，教师是职员，学生是顾客，名义是“作育英才”、“读书救国”，实质是谋利敛财，误人子弟。
理科工科文科的私立大专固泛泛如此，上海美专虽不例外，而我却十分赞赏它的传统作风，那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可容可包却俨然兼容并包，虽然无所谓学术自由你完全可以学术自由，就是由你自己去好自为之，这倒不期然而然地遵循着蔡公孑民先贤的遗箴。
对于顽劣成性散荡成习的我，天时地利人和足够足够了，我在上海美专所享用到的“自由”，与后来在欧美各国享受到的“自由”，简直天海一色，不劳分别，如果你有一分才具，那么再加一分自由，别的还要什么呢？美术学校的概念是画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卫生间，就好了，教师的话中听则姑妄听之，不中听的他自己听，“自由”，就是谁也别奈何谁。三年五载生息其中，是一枝玫瑰便会开玫瑰花，园丁的脸是不像玫瑰花的，所以我至今还在喜欢还在感激上海美专，那光景，学生奇装异服、玮意琦行，一概不遭物议，迟到缺课只要缴足学费安然无恙，大意是：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校长教授就此特别显得慈眉善目、神闲气定，师生相敬如宾，宿舍简陋，食堂寒伧，那你可以自己去租房，可以上白俄开的小西餐馆，或者说到底，学生时期的艰辛是必修是“天降大任”之关键一课，缺了倒是难补的。
我要心香输诚谨致悼词的是美专的图书馆的夜晚，壁上挂着伦勃朗的大幅油画，德拉克洛瓦、基里柯、柯罗、塞尚、凡高……是西欧的职业性临摹品，功夫极好，直逼原作，其他是前任和在任的教师的代表作，代表他们个人的黄金期，等于告知：后来这些作者越画越那个了。
一壶咖啡，一袋邻近的泰康公司刚出炉的体温犹存的奶司饼干，灯光安谧，作为战利品的诸大画册平平摊开，外面是菜市路，老式有轨电车价响，嘶嘶地驶过，严闭的窗户使大都会的市声营营然和悦可爱，意味着俗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必要性。这两间立满书柜阴森屋子，常由我一人独占，我亦只亮一盏灯，伦勃朗的亨德里克耶（HendrickjeStoffels）凭窗相望，柯罗的树梢如小提琴的运弓，塞尚的苹果一副王者相，基里柯的木筏欲沉不沉。
本地的走读生回家吃好饭好菜去了；“外地帮”要么在寝室里开下流玩笑，要么混迹游乐场，“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等等；“职业学生”拉胡琴，喝五加皮，洗脚洗袜子；“文艺工作者”有的去探望已婚的未婚妻之类，有的参加协会的讨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极为重要。
其实每个人的道路都是曲折的，前途呢？无论如何自以为是光明的。
年轻，真像是一个理由，一个实际上毫无用处的理由，而且当时也惘然不知用这个理由去年轻个够，我只懂得独自利用图书馆的桌椅和灯光。
在校外是匆匆的吞食，在图书馆才开始静静地反刍，再则电灯坏了的琴室中燃烛而弹奏的夜晚，杜美路蓝顶教堂边电影院连看七遍《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夜晚，万国公墓月光照着大理石天使的翅膀的夜晚，风雪交加窜进“亚洲”西餐馆罗宋汤加牛排及沙拉的夜晚，寒暑假回西湖“多谢长条似相识”的孤山背坡的夜晚，好像我是凭夜晚而长大的。
大白天，社会、人性、哲学，锻炼周旋，消耗甚巨，所以只能在夜晚成人长大。
一九四九年后，上海美专变为华东艺专，地点已在无锡，再变就变成南京艺术学院，顾名思义是在石头城了。
一九八一年秋，我在南京的医院中会晤谢海燕先生，老校长一见就叫响我的名字，蔼然前辈之风使我感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分的坏学生，于是纷纷扬扬地共怀一番旧：包了火车去旅行写生哪！蔡先生的那些话到了今天反而更有现实意义哪！医生着护士来干涉，我们抗命又继续半小时才怅然结束。
回上海，故意选定初春的雨日，驱车去菜市路，一路的地名历历在目，景物也依稀如旧，近校情怯，我提前下车步行过去，东一条街，西一条路，弄堂也不缺少，就是没有那幢深灰色的四层楼，问问附近店家，“什么上海煤砖”，似乎很生我的气，我情怯而胆也怯起来，只好立在绵绵的春雨中，定心凝神，捉摸方位，徐徐认出那一座方头方脑的有门无窗的冷藏仓库，便是当年的上海美专了。
如果改建为别的民房或商店，也许还能走进去，搭讪着瞧瞧内里是否犹存若干旧观，唯独这庞大的仓库，使我的记忆力和想像力只能死限于严寒和漆黑……一切建筑物中，以冷藏仓库最为饱胀、窒息、颟顸无情。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人们不介意这句话，我又何尝不知有的生命确实是完成了的。在世界各国的名城首都，我巡礼所及，多的是完成了的、永恒了的生命的化石或结晶，然而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无此等景观，上海美专的消失，只是极微弱的象征。
“兰心”也曾除名，现在又复了名，倒显得有表不及里的反讽意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是一番得理的感慨，“早知当初，何必今日”是一点忘情的滑稽。历史这种东西，即使短短一段，也充满寂寂的笑声，多少人还想以“行过”算作“完成”，其实称之为“行过”，乃是为没落者代庖措词，所以还想重复说：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个人和时代的出现，这是一个额外的残剩心愿，挥之不去，草此芜文，时美东风雪，一九九三年岁云暮矣。
1946年11月25日上海鲁迅墓地
本文收录于1999年台湾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同情中断录》，此书共收录木心十篇散文，皆为悼文。原书木心有序云：“'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个人和时代的出现，这是一个额外的残剩心愿，挥之不去，草此芜文，时美东风雪，一九九三年岁云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