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
2000年《一一》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2017年才在台湾首映，再到今年。
每一个人看，甚至一个人每一次看，《一一》都是不同的电影。
这部电影讲的单纯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身为作者，我认为一切复杂的情节，说到底都是简单的。
所以电影命名为《一一》，就是每一个的意思。这意味着电影透过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出生到死亡每个具有代表性的年龄，描绘了生命的种种。
为了拍出“每一个”，《一一》没有绝对的主角，有的是一组组群像，而这一组组群像又演变成一条条故事线。要怎么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讲些什么，杨德昌足足想了十五年。他不想讲一个人从小到老的过程 , 而是想把不同年龄段的人集中放在一起展现。没有比一个“大家庭”更好的平台了, 每个年龄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代表。外婆，NJ，婷婷和洋洋，三代人的故事，看似彼此独立的故事线，实际上却暗地里遥相呼应。NJ收拾着衣服行李, 挑选着合适的衣服去见初恋女友；另一组镜头 , 婷婷同样拿着裙装，苦恼穿什么去见约会对象才比较好看。
NJ回忆着曾经和阿瑞牵手的往事；而在台北的那边，婷婷已经和胖子牵起了手。
当NJ上一秒说自己早熟，小学时就暗恋阿瑞，恨不得天天见到她时；下一组镜头，洋洋就去探望自己喜欢的女生。
一个人身在热恋中，做什么都是自然而然的，奇怪在于，现在的你，已经不再能体会和理解当初你的想法了。就连不同时候的“我”都是分隔开来的，何况人与人呢？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在孤独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哪怕是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最真实的想法。《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家长既望子成龙，又忽视孩子内心的成长。
她们都生活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中，这些大人一个个像惊弓之鸟，哪里来的心思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呢？如果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父母仍然是某种特定历史环境的投射。
洋洋喜欢上游泳队的女生，他开始学游泳，先在家里的洗手池练习憋气，然后一个人到游泳池进行实践。
下一个画面，洋洋回到家，保姆马上责备道：怎么全身湿漉漉的？
“一一”这个片名，如果竖着写，就像没有交集的平行线——电影里有太多的镜像。
高楼大厦、街道、高架桥和灯光投射在玻璃上面。
在都市倒影的投射下，躲藏在玻璃之后的人，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表情也淹没于都市的倒影中。
通过玻璃，反射出重叠、驳杂又分离的都市人面目。
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
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
我只能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后面，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被老师冤枉，可是老师却只相信看到自己的那一半事情，全然不愿意去理会洋洋的说辞。在老师眼里，这个只爱拍奇怪照片的洋洋，是个“负能量”十足的学生。不仅仅只有洋洋，《一一》中的其他人物的另一半同样被忽视。成年人总是习惯在别人面前伪装自己，生怕被人觉得自己不是个成熟的大人。NJ把全部的钱投到了公司，可是公司破产的话，他将一无所有。妻子有稳定的事业和人际关系，可是却被一成不变的生活磨平了自己。
小舅子就更加难堪了，借出去的钱总是有借无还，而自己还陷入到和旧情人的纠缠中。既然心灵布满老茧的成年人发现不了，那就交给儿童吧！
片名“一一”就像一组镜像和倒影，提醒着我们，事情总有看不见的另一半。婚礼和葬礼是中国人生命中重要的仪式，一个寓意着生，一个寓意着死。《一一》通过人生的“仪式”——阿弟结婚、婆婆生病、孩子出生、婆婆死去将大家聚集到了一起。“仪式”是人生的一种延宕，人只有被突发事件阻滞的时候，才会停下来思考和反省自己。影片的最后，那些难以排遣的苦闷似乎得到了释然，大人们终于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杨德昌在解释《一一》的片名时还说道：
爵士乐手在即兴演奏前，总会低声数着“a one and a two and a …… ”来定节奏，英文片名由此而来，表示片中内容并没有紧张、沉重、或者压迫感，生命的调子应该像一阕爵士乐曲。
“a one and a two ”就像是在说“放轻松”，哪怕在死亡面前。毫无起伏，千篇一律，这难道不就是大部分人的人生吗？但如果你熟悉《春光乍泄》的黎耀辉的话，你就会知道“不如我们从头来过”，到头来也是枉然。“从头来过”，也只不过将曾经做过的选择重蹈覆辙，将受过的伤再一次忍受一遍。可是妻子到头来都没找到所谓的意义，她只是换了个地方，重复着相同的日子。像“胖子”所说：“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在电影中谈电影，等于是在提醒观众——你正在看电影。而结合对白的具体内容，仿佛是告知观众：我正在给你延长三倍的生命。他试图回答电影诞生至今都未有定论的问题：什么是电影？这是所有导演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一刻，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