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网络话题迭代和变质的速度，一点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二舅”视频。
第一天，疯转。
第二天，官媒点赞。
今天，已经发展到了——
质疑文案抄袭。
讨论要不要开直播和改编电影。
太多人要看二舅了，目前已和母亲离开村庄。
难怪连UP主都说，希望二舅的热度尽快褪去。
而这，也会是互联网规律的必然。
热搜来。
热搜走。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么就会到了视频爆火一开始的问题——
“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能治好？
也许能治好……三天吧。
这不是二舅的问题。
二舅在局促的命运里，将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可敬的样子，他不需要包治谁的内耗。
也不是UP主的问题。
他的创作投入了心血，像这样的二舅，这一面被遮蔽的农村，值得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如果说是哪里出了偏差。
应该是——
被投射在二舅身上，他所承载不下的期待。
而这种宏大命题在网络上的发酵，反过来才给二舅和作者带来新的麻烦。
毫不避讳地说。
Sir不怀疑，二舅会回到他平静的生活中。
而其他人也照样——
该焦虑的焦虑，该内耗的内耗。
01
在第三者视角中，我们太容易陷入将二舅人生浪漫化的叙事。
视频中说：
二舅是第二快乐的人，因为他从不回头，从不活在遗憾当中。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二舅不表达遗憾，只是因为，遗憾根本无法准确描述出他对生活的感受。
就像《隐入尘烟》那句台词。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二舅，就是驻扎在土壤里的麦子，它代表着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常态。
隐忍，沉默，无奈。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随手一翻评论，你都能看见有人说——
二舅真像我的**。
**，可以是爷爷，爸爸，大伯，三叔。
似乎每一个年轻人家里，都有一个头脑聪明，双手灵活，但因为各种各样遭遇，最终无法活成面子，只能活成里子的“二舅”。
甚至可以说，面子就是二舅们不敢奢望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尽力地活成里子，或者说让你以为——十年动荡，知青下放，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努力自学成医，成为了当时农村里唯一的仰仗。所谓赤脚医生，就是条件极端有限，也不是全职的专业大夫，可能在田里插着秧，泥腿子还没洗干净，后脚就给人看病去了。中国最杰出的赤脚医生之一孙立哲，下放到延安的第一天，就被农村的医疗现状吓傻。
像二舅那样一次重病瘫痪半个人生，根本不足为外人道。在他的描述里，当年遇过一个急性肠梗阻的病人，因为条件太艰苦，也没人会开刀，他们只好把病人送到几十里外的医院。还有一次，一位孕妇难产，胎盘滞留在子宫，孙立哲一点接生经验都没有，但人命关天，他只好把手伸进子宫里。要知道，孙立哲已经是当时行走在农村里，资格最好的一批医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二舅要自己翻阅“赤脚医生“手册——不是他总有办法，而是不管治他的庸医，还是他所处的农村，都没有任何办法。这不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不幸，而是当时代的巨轮碾过，生存之下，哭泣都是浪费力气的。Sir不想否认二舅的坚强、乐观，以及他本身的天赋。二舅的这些品质，不能剥离他特殊的背景，简单拿来为今天化用。我们不知道二舅是怎样与之纠缠，内心怎样千锤百炼，就无法对那九死一生后的“胜利果实”说，我向往。四个年轻人突发奇想，搞了个“好梦一日游”业务，本以为是个实现梦想的大好事。没想到，在一个灯红酒绿的社会里，得到了太多的人，最缺乏的反而是“缺乏”。
他反而拒绝三连：看不起人呢？本大爷就是想回农村，就是要充实一下被消费主义荼毒的空虚心灵！还主动断了后路，手机钱包拿走拿走，二舅吃啥？我要吃更差！是走出了农村、县城、小镇的人，为了也能成为大城市的一份子，义无反顾地内卷、买房，自愿走进无穷无尽的物质漩涡。到头来，好像累死累活的，既活不出面子，又丢掉了里子。然而，二舅的生存困境，跟我们的精神困境，其实有着鸿沟。考上好大学，成为工程师，进入体制内，单位分了房，退休金好多，成为“汪曾祺笔下闲云野鹤的老顽童”。但也许大家忘了，二舅不是没有精神内耗，而是没有加入精神内耗这个角斗场的资格。当今天的的人处于广大天地，像up主所说“机会更多的时代”，也承受着纷繁复杂的压力。
加上二舅的腿意外致残，不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就连活动范围都极度受限。为了让妹妹嫁得体面，他要打造这么多精美家具，还贴了上海牌、北京牌、天津牌、超豪华OK。为了女儿，他又拿出了毕生积蓄，为她换回了一个县城的房子。所以，当我们把二舅奋力勇猛的活着，直接跟岁月静好的平凡画上等号。这就好比在短视频如此内卷的今天，农村，成为“向往的生活”一个出口。简简单单一个科普植物、老家飘雪，甚至是吵吵闹闹的流水席，都能看得不亦乐乎。城市套路多深啊，内卷加班多累啊，辛辛苦苦下班了，买雪糕解解馋，都要遭到刺客袭击……如果二舅真的那么治愈，怎么二舅的村子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呢？他们都不认识二舅，都不知道他的故事，都不为他的精神钦佩？看到真实的二舅，可能只会加速你离开，到城市里加倍内耗。经历过这么多大风大浪，苦难不公，为啥还能算安稳呢？就像二舅的视频中，作者是一个打拼了十年的90后，也忍不住流露出对二舅“另一种人生”的向往。
如果那真的是归宿，那么上一代人又是如何要逃离的呢？三十年前，人们争相下海，《顽主》里三个家世不错的青年，宁可开一家不务正业，风险极大的三T公司，都不要上夜校、进编制，找一份正经工作。好比《地下》里，一出生就被关在地下防空洞的小孩，哪怕一直生活在秩序井然的世界里，当他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还是显得呆头呆脑。可是哪怕错漏百出，当他第一次看见太阳，被刺眼的光芒搞得眼睛都睁不开。所以，当我们上一代人想逃离安稳，仅仅是在和贫穷和落后割席吗？但更害怕的，是当绝对正确且不可质疑的主流声音笼罩了你由内到外的生活时，那种逃无可逃的窒息感。看一场电影，穿一条喇叭裤，谈一个朋友，都要遭到父母、组织的审查。
贾樟柯说，他拍《站台》时还很年轻，害怕无法上映，所以畏首畏尾，习惯性打哑谜。为了让年轻人感受那个时代，他用了最能引起共鸣的流行歌的变化，从千篇一律的赞歌，到收音机里罗大佑的《是否》，再到崔明亮在走穴演出时的电子舞曲。隐晦又生动了串起了一个难以言说的时代，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就会很容易认为，是不需要承担风险与未知，满眼都是幸福的时代。Sir相信，二舅不是一个轻易接受平凡，会用安稳来慰藉自己，就此度过一生的人。
第二次，残疾人证下不来，他什么办法都没有，却决定到北京找他去。
因为二舅在他被束缚的小天地，也是无法完全自足、自洽的。
二舅的内耗，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二舅的今天也不是治好了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