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清明前夕。
四个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
据当地公安部门查明：均为自杀。
这是一场策划好的集体行动。
他们通过群聊认识，相约在天门山，跳崖前都服了毒，并写下了自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遗书。
他们年龄最大的34，最小的23。
是什么让这四个年轻人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报道中，提到四位年轻人最大的共同点——
“贫穷带来的磨难与不断添加的新变故。”
通过对四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关系的侧写，这篇报道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让我们有机会去感受他们的处境，他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
坦率说，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无法完全知晓他们赴死时的想法。
况且他们的内心，也很少向外界敞开——
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
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
但如果因为知之甚少，就不再深思下去，这究竟是一种“不胡乱揣测”的谨慎，还是对“房间里的大象”继续视而不见？不像是突然遭遇了什么不可承受的脆断，比如一夜之间破产，突然查出身患绝症，或者因为失恋一时想不开。他们对人生的信念，更像是在日常中一点点流失，最后剩下了一个空壳，骤然下坠……报道中显示，四个年轻人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都有相同的背景——既脱离了故乡、熟人的社会，又无法融入陌生、贫富分化的大城市。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陈婷原来在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想辞职。
Sir要提醒，不要把杀马特看成一种会让人“出问题”的东西，毕竟它已经受到过太多的污名化。
因为遭遇到了太复杂的问题，才选择将杀马特当成一种排遣，乃至自救的出口。导演李一凡，曾经拍过一部《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第一次听说，他跟很多人一样，看杀马特特别不顺眼，觉得那是审美污染。但走进这群人，他才发现，所谓奇装异服，土味时尚，恰恰是这些底层青年彰显自我、对抗消费主义的唯一方式。杀马特最大的共同标签，也跟四位赴死的年轻人高度重合。在“杀马特”身上，至少存在着两种主流社会的歧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在统一的规范里，在被消费主义绑架的世界里，找到一片自留地呢？只有便宜廉价，先声夺人的造型，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可以抱团取暖的群体。是要被打击的不良风气，是“有损市容市貌”，是需要被净化的“社会乱象”。在现实而物质的社会中，他们没得到获得感、存在感。小圈子里虚构的乌托邦，也无法维系。Sir觉得，或许是他们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展现自己的生活。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广阔，很美好，充满五光十色。打工仔小辉去东莞找老乡，看见同事新买的手机，他问了句：去东莞，不就是坐摩的，然后去火车站咯，用什么GPS。他们是多么努力地，将这个世界的变化与进步，跟自己拉上关系。但在城市的遭遇，让他们一次次确认自己只是一个……小辉来到东莞，起初他是兴奋的，因为这里金碧辉煌，他感觉自己一只脚迈进了上流。可是在这里，当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向他完全敞开，带来的只有更深的金钱和尊严上的落差。
可是在内心里，已经在价值的虚空中，不可抑制地向下坠落。《天注定》这个故事，以当年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八连跳事件为原型。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算不上“血汗工厂”。这四位年轻人被数字化的内卷包裹着，被无解的物质困境束缚着。但是，他们仍然渴望融入这个世界，跟美好的事物联通。陈婷离开之前，她将灌了毒药的水杯对着天空拍了一张照片，用一个浪漫的仪式，确证自己来过这个世界。他们选择赴死的这趟旅程，成了最后一次逃离现实的排解。
为什么他们只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得一点精神的慰藉，获得一点关心？
影视剧里，年轻人个个交大毕业，实习生也能住着江景房。至于在厂里暗无天日打螺丝、忍受噪音粉尘的生活，没人出来表达哪怕一点的感同身受。就算是想发泄自己的苦闷，哪怕自嘲是“孔乙己”，“老鼠人”，也得收获点严肃的批评教育。人是需要不断确证自己存在的生物，被外界看见、回应、承认。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痕迹，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就会自然滑入怀疑困顿的漩涡：正以OECD（经合组织）会员国中最快的速度急剧恶化中女主惠美反复强调她小时候掉进去过一口水井，后来被钟秀救起来了。
事实上，比起井存不存在，我们更该追问的，谁是相信水井存在过的人。惠美，钟秀妈妈，都是逃离家乡的人，也都是负债累累的贫苦者。惠美妈妈，村长，都安于故乡的平静生活，似乎过得不那么窘迫，同样，他们也无视、无法理解惠美的困境。那么，那口无法得到承认存在的井，象征着惠美后来悄无声息、下落不明的消失，几乎是种必然。
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惠美选择接近Ben，她就选好了自己被燃烧的命运。1990年的电影《本命年》，一个北京青年“决定去死”。
在市场化改革的风口，李慧泉的痛苦反倒不是物质上的。就连李慧泉这样蹲过三年号子的人，出来以后也靠着当倒爷赚到了钱。在北京，住着父母留下的房子，衣食无忧，现在看，这还有啥烦恼呢？小时的青梅竹马找了个博士男友，他自觉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时代变得太快了，就像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浪，给他打得有点懵。他短暂的二十四岁的一生，都是个可怜的处男，更从未得到过爱情。
八九十年代的许多城市青年，好像随着时代的大潮吃到了物质红利，成为了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成果最好的证明。
但那些关乎个体的正常诉求、精神理想，却依旧被压抑着，被抹掉了。在电影的最后，李慧泉变卖掉了所有的家当，只身前往千里之外的广州。但实际上，他一早便知对方不会接受，从他卖光家当选择离开的时候，就没有再想过未来。在李慧泉身受重伤的最后时刻，他没有求救，没有求生欲。当我们一味叹息，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不懂珍惜生命的时候。有几个瞬间感受到过来自外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关怀，让他觉得自己是有人在乎的。他们结束人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仍然像是放手一搏的最后一次争取。
如果单纯放弃了世界，结束生命，未必需要计划、邀约，奔赴千里之外的风景胜地。《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从山崖上一跃而下，很多人对此无法理解。在这样如仙境一般的地方跳下去，其实是带着念想和愿望的。李沧东说，他拍《燃烧》，就是因为看到了当下年轻人没有出口的痛苦与愤怒。以前的年轻人们有着明确的斗争对象，虽然很难，但希望是存在的， 我们有信念一切会变更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了信念。 表面上世界越变越好，但对于个人的人生，我们越发的变得弱小无力，无事可做，看不到希望，但愤怒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谜题。
我们当然无法阻止这个世界上出现命运悲苦的人、失败的人，就像李沧东说的，很难改变什么。但，能不能不要让他们顺理成章地噤声、消失、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以至于怀疑，这个世界从未给自己留下一个可以苟且的角落。就像《大佛普拉斯》里，穷人肚财悄无声息地死在田野边。肚财倒在那里，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警察沿着他尸体描出的白色轮廓。最后，Sir还想分享林生祥的一首歌，叫做《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