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美越拍越呆

“千年莫高窟”的传说、“敦煌女儿”的传奇、陈瑾在《三体》之后跨度30年的演出。

无论哪一条，对Sir都是莫大吸引。

尤其是，恰巧它又碰上了最近热议的话题：女性传记片。

简直太热闹了。

作为一个敦煌爱好者，Sir在这部电影上映后，也偷偷买了一张早上的包场电影票。

只是看完后。

emm……似乎有些一言难尽——

吾爱敦煌

怎么说呢。

从性别、史实这些女性传记片常见的雷区来看，这部电影根本没有任何刺可以挑。

它以精准的PPT形式贯穿了整部电影，带有感情的旁白，横跨了人物所有的人生历程；几个明显镜头剪切与后期配音，又完美的规避了所有不能被放在台面上的敏感问题。

毫无争议之处。

但。

问题在于，这真的是一部“电影”吗？

这真的不是电视台和旅游部门合作的电视节目吗？

退一步说。

即便不考虑“电影”这个词。

也不能，至少不应该，拍出这样的“敦煌女儿”出来。

01

可惜，也可恨

这部电影以敦煌第三代院长樊锦诗的一生为故事轨迹，讲述了她20多岁来到敦煌，从事敦煌的考古研究与保护60年的人生经历。

但可惜的是。

影片的呈现方式，只是陈瑾饰演的樊锦诗，像是一位PPT口述者一般，给我们讲述她与敦煌保护的故事。

不，这甚至都不是故事。

而是故事大纲。

电影匆匆将樊锦诗的前20年带过，从40岁开始，好比是一部2倍速的纪录片，这里有几笔交代她的生活，那有几笔交代她的文保，还有几笔写到敦煌的数字化建档。

它孜孜不倦地概括这几个年代的科研成就，并在这个过程里，才给我们穿插一点“故事”。

但问题是。

作为一个人物传记片来说，连“樊锦诗”这个主要的人物，都没有立住。

樊锦诗是谁？

一个上海来到这里的女大学生，为何在如此艰难的环境还要留下来？

就没有一丝丝动摇，也没有一丝丝不习惯？

她的家庭如何，她的工作是如何进行敦煌的考古与保护的，她的性格如何，她与丈夫的感情如何，她在敦煌一个人生活是如何......

如果你之前对于她的生活一无所知的话，那，看了电影，还是一无所知。

樊锦诗在这里最多场景，就是开会，开会，开会。

Sir大致算了算有印象的“会议”与“报告”，就出现了6次，看完电影之后，好比开了两个小时的漫长会议。

所以是因为她一生都在做研究工作，本就很枯燥？

当然不是。

如果看过樊锦诗口述的那部《我心归处是敦煌》，就会知道，这里其实有着大量的素材。

比如当初来到敦煌时，条件是有多恶劣。

天棚是纸糊的，有时候还会从上面掉下老鼠。

由于当地环境水资源有限，洗漱不方便，以至于当时还留着学生头的樊锦诗，最后剃了一个极短运动员的发型。

最后，几十年也没再留过长发。

比如在历经文化大革命时，敦煌的保护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就连樊锦诗的父亲也因为这一场运动而死。

我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我看到一个文件，那是单位开的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刺目的两行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的一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

《我心归处是敦煌》

通过这本书里你也能知道，当初90年代，在经济开发与文物保护权衡之下，她是如何以一种“铁手腕”加“数字化”的方式，将敦煌的旅游与保护完美平衡的。

可，在电影里。

这些可以将人物塑造更为立体的细节，荡然无存。

甚至于。

这里还有一个被“篡改”的故事。

在电影里，有一个片段，讲的是敦煌研究院发现了敦煌北区石窟，需要有考古队来敦煌进行勘探、记录工作。

所以，想要樊锦诗去找自己的丈夫，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同为考古系专业的彭金章，来敦煌工作。

一方面让夫妻二人团聚，另一方面进行考古工作。

但，事实上呢？

是彭金章为家庭放弃了自己在武汉教书的职业，随着妻子来到了敦煌。

也是他，发现了北区石窟。

时间顺序完全颠倒了。

并且，其实二人在生活与职业生涯上的权衡，也非常有爱。

樊锦诗说，如果丈夫要我回家，必须走，那我也就离开了。

而，樊锦诗的丈夫是非常开明的说，你走不了，那我来吧。

这是夫妻之间非常正常地对家庭、事业之间的考量，也是彼此之间对家庭做出的承诺与付出。

选择哪一个，都没有错。

这细节难道不是很有爱么。

要知道在敦煌这个地方，生活条件艰苦，与武汉根本没法比；而且在这里的初期建设，也是没有学校，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

樊锦诗也说过，在这里，很多老先生自己上过大学，可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上过大学。

老先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

明明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牺牲，却反而还能义无反顾地留在这里，还不能说明他们彼此的爱，对敦煌的爱吗？

而这其中。

最让Sir无法接受的，其实还是下面这个细节——

酸奶。

在电影里，彭金章经常给妻子做酸奶，并且妻子在出差的时候，总会给她带上几瓶酸奶。

老实说。

单论呈现效果，这些情节，真不如她书里写得那样甜蜜。

有时候我让他(老彭)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

可见创作者并没有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上面。

但为什么这个酸奶会出现许多次？

直到电影最后，彭老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给樊锦诗做酸奶时，Sir才恍然大悟——

电影里出现了一副巨大的酸奶广告。

朋友也给她送来一箱某某牌酸奶。

这一刻。

Sir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02

陈瑾虽好，可救不了电影

当然，Sir并不想把这部电影一棍子打死。

影片的确是在努力地记载着樊锦诗将自己这辈子投身敦煌的伟大精神。

主演陈瑾也在各种细节上，争取完美演绎樊锦诗的人生。

比如，电影开篇。

常书鸿院长带着樊锦诗参观莫高窟时，特地叮嘱她，注意膝盖与鼻子保暖，不然在阴冷的地方待久了，会得关节炎与鼻炎。

无关紧要的细节？

不。

我们看到，当60岁的樊锦诗（陈瑾 饰）奔走于各地开会时，她时不时地都会揉揉鼻子，在烤火的时候，也会让膝盖暖和暖和。

这也是说明她常年在洞里，观摩、研究壁画时，早就落下了“职业病”。

比如，电影后半段。

我们看到樊锦诗在60多岁时，常说一句话：

“我老了吗？”

她拒绝年轻同事帮她拿行李，拒绝同事帮她拧杯盖，这种倔强，也呈现出自己“铁娘子”的性格。

而这个细节，Sir在她的一些纪录片里也看到了。

80多岁的樊锦诗，拄着拐杖，突然踉跄，旁边的主持人想上前搀扶，而樊锦诗摆摆手，示意不需要。

这些小细节的处理，让陈瑾饰演的樊锦诗，越发贴近我们在纪录片、对谈里出现的樊锦诗。

也是许多人会觉得神似的原因。

但，对于影片来说，这样的细节实在太少了。

可以这么说。

如果将书籍或纪录片里的细节归拢一下，你会发现在她的一生里，如今有许多细节，随便一个填补在电影里，都能比现在强。

但影片偏偏选择了概念化。

甚至于。

它还会不断简化事情的发展过程，只留下结果给别人看。

一个例子。

在樊锦诗的自传里，她曾讲过在90年代拒绝敦煌商业化，四处与人为敌的经历。

有人被我的坚持所激怒，有人不断向上级告我的状，有人说我没有修养，有人说我不识大体，也有人劝我识时务，还有人说敦煌研究院只考虑保护，不考虑地方的发展。我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热爱莫高窟。

然而。

这种不被人理解的经历，在电影里却成了一段非常模棱两可的情节。

丈夫在她临行前嘱咐：“有理可以声高，声高才能让更多人听到我们，支持我们”，并给她在包里揣了4瓶酸奶，之后的镜头，转到了兰州。

然后，镜头回到了敦煌，夫妻二人对着4瓶酸奶发呆。

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这种晦涩的处理，实际上淡化了樊锦诗当时所面对的来自上上下下的困难。

没错，你可以说，这是受着多方限制。

有许多它不能拍，也不敢拍的东西。

在电影里，Sir的确也看到不止一出台词与口型对不上的地方，后期修改的迹象实在过于明显。

但，Sir还是觉得，它不能，至少不应该拍成这样。

她的一生，绝非如此简单。

03

谁是樊锦诗？

所以Sir其实能理解大部分人对于《吾爱敦煌》的赞赏。

大抵是因为，大多主动看这部影片的人，都对敦煌有着极深的感情，或者对樊锦诗有着极高的敬意。

于是混淆了现实与影片质量的区别。

但樊锦诗到底是谁？

影片到底没说清楚。

Sir想说几个细节，希望能补充电影的欠缺。

比如作为一个南方女孩，樊锦诗最初来到干旱的大西北，是不习惯的，她吃不下、睡不着，还因为水土不服而得了病。

于是父亲写信给樊锦诗的老师，希望让身体素质比较弱的女儿，能不用驻扎在那么辛苦的地方。

但。

樊锦诗自己却把这封信压了下来，因为她答应了老师，要服从分配，要坚持到底。

比如她实习期间需要每天登高爬上山崖边洞窟，可哪有什么梯子，一个树干插个树枝就让她爬。

上去费劲，下来也费劲。

于是她每天早上也不敢喝稀饭不敢多喝水，去趟厕所都费劲。

苦。

但，她还是在这里留着一年又一年。

离开了，还是想它。

比如她生孩子的时候恰好碰上十年浩劫，每天在莫高窟里听着窗外批斗的声音，心情愈发不好。

她有些产后抑郁。

但就算是在这样运动时期，莫高窟还是被保存了下来。

以至于后来她当上院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将敦煌保护与商业化分割。

她甚至会放狠话。

“你要动莫高窟，那我就来对付你。”

所以，是牺牲与奉献精神？

我们当然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并且概念化地定义一个人。

事实上。

在樊锦诗在凤凰新闻的采访里，你可以看到她非常坦诚地在讲述自己没能离开的敦煌的原因。

不是神话，也有热爱，主要原因还是运动时期没有人管工作调动。

她开玩笑说：

是自投罗网。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在她的身上并没有电影里那般，以一种神圣光环照耀下的“甘于牺牲的伟大学者”。

她有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坚持与真诚，这份工作，干好了，就行了。

上一任院长交给我的使命，完成，就算是有成果了。

在这个地方，曾留下了樊锦诗的血泪。

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哭。哭过之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可这些内在的人性，是一种“不高大上”的情绪，甚至，过于朴实的想法，它与如今的“人物传记”所需要的伟光正形象，背道而驰。

如今的人物传记电影，只有一个冰冷的符号，没有骨肉。

我们要求传记电影的真实性，也希望能用电影细节建立起人物的丰满，还希望让导演表达些对于某个时代的思考。

可惜，没有。

在《吾爱敦煌》里，你能看到太多欲言又止的改动，一带而过的空白，公文式的语言与台词。

它拍得不像“人”。

Sir甚至也不敢认为它是一部“电影”。

说到这里。

Sir想起了一部33年前的电影。

1990年，《焦裕禄》上映，讲述的是1962年焦裕禄被派往灾荒严重的河南兰考县第二书记的经历。

这是一个什么年代，中国饥荒灾害严重，天灾人祸不断。

但，这部人物传记片，还是敢说大实话，直指官场里不良风气。

大胆、直接地说话，人物才立得住。

我们的工作不是做个上边看的

群众满意才是唯一标准

33年过去了。

如今，我们的人物传记片却在努力地剔除了一切有可能敏感词、容易招黑的故事。

让一部只有一句口号，一具空架子，成为最正确的传记电影登上大银幕。

对，它的确没那么招黑。

但它也什么都没有。

就连一个“爱”，让我们这些热爱敦煌、热爱电影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安放。

这样的“正确”。

真的值得我们去赞颂吗？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