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负责窝囊、废、巨头，是“古希腊掌管窝囊废的神”。虽然是玩笑，但看看这几年红起来的男星，冷酷硬汉、狂拽酷炫、忧郁深情都不流行了。
《狂飙》的高启强，逆袭成为老大之前就是个受气的卖鱼佬。
中产够呛，生活如履薄冰，在家庭、职场、人情世故的夹缝中生存。
雷佳音有韩明（《第二十条》）、昊坤（《热辣滚烫》）、周秉昆（《人世间》）、“前夫哥”陈俊生（《我的前半生》）等等。郭京飞，在《都挺好》里是怼天怼地的啃老巨婴苏明成，以及在《我叫余欢水》里处处都被当作loser的余欢水。主打一个先窝囊后发疯，被逼急了就尖叫、乱舞、乱打的窝囊废。马杰在职场里身兼多职，是干活的驴、替罪的羊、儆猴的鸡、缩头的龟，唯唯诺诺的讨好型窝囊废。
这些人物角色，基本辐射了普通人窝囊日常的方方面面。在家庭里，他们一反“家中顶梁柱”的传统男性角色，露出一股“小男人”的柔弱劲儿。孱弱、添乱、生活自理能力差，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身处家庭食物链最低端。余欢水一出场，就因为忘记买牛奶被妻子劈头盖脸地骂，之后又忘记接儿子、完成不了买车承诺……看起来人高马大的韩明，搬桶水都晃晃悠悠的，虚胖得不行，还得是妻子超级马丽，一抓、一抬、一放，毫不费力，一气呵成。在职场里，他们把腰杆子弯得更低，把头垂得更低，力求当一个不得罪人、不冒尖儿、端平水、都讨好的“中间人”。即使沦为“受气包”，处处挨骂，也只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即使来人是下属，但因为对方可能是“关系户”，也点头哈腰生怕怠慢了对方。领导上车他开门、领导说话他递麦、领导草包他让功，就连面对平级的同事，他也是“好好好你都对”，那个“但”总是嗫嗫喏喏才敢说。哪怕是在外头，面对欠债的朋友，窝囊废也像是自己欠钱似的，挺不直腰板，没法理直气壮地拿回来。这与一向霸占小荧幕和大银幕的、充满励志色彩、理想主义的主角大相径庭。虽说当下窝囊废的兴起，与女性观众对“大女主”“小男人”的想象和期待相挂钩。但这类两性角色在小荧幕与大银幕上早已有之，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潮流。而且现在受到追捧的窝囊废，不仅出现在家庭戏中，还频频成为职场戏、官场戏、年代戏等现实题材影视剧的主角。可以说，这样的窝囊废已经跳脱出了性别场域，无差别地反照出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人生在世，难免窝囊的普通人。正因为现实里唯唯诺诺，也就只能在没人认识的互联网上发发疯。
大家只能相信，理想主义没用，发疯也没用，终究得夹起尾巴做人，当个窝囊废。
不然就像《年会不能停》里的Penny、《第二十条》里的吕玲玲一样，转不了正，成为第一“背锅侠”。久而久之，窝囊，成为了大多数人见识到社会真相之后的常态：
特别是步入中年之后，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教育费用，职场上还有一把“35岁危机”的大刀悬在脖子上。
可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窝囊，才能在现实的夹缝中生存？对于穷得只能出卖眼角膜的余欢水来说，“夹缝”是需要应付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经济现实。由此，他即使遭到了往日徒弟的奚落，也依然觍着脸去问对方，有没有单子让给他。余欢水的“夹缝”，多少还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在同行里垫底而导致的。马杰的“夹缝”，是在工作能力过硬的情况下，依然需要面对的畸形职场：
人话不能说，实话不能说，说了那么一点点，还得瞻前顾后。
我说加班的中心思想不是为了完成工作
而是为了展现态度
咱这不是讽刺职场吗
这没有危险吗
而韩明，他所遭遇和见证的窝囊与不窝囊，更是彰显出：“夹缝”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的表现，窝囊则是其连锁反应。因为打了猥亵初恋的流氓，他被学校记过，毕业只能去小县城工作。为了能让儿子在重点中学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自己在市检察院的工作不能有任何差池，韩明只能进一步窝囊。韩明的儿子为了制止校园霸凌而动手、公交车司机张贵生为了制止性骚扰而反击（以及为了清白而上访）、王永强为了保护妻儿而捅伤村霸。他们不窝囊的后果，便是在系统性问题昭然若揭的情况下，没得伸冤，让自己先一步陷入危机。而系统性问题得以解决，又是来得那么的滞后迟缓（现实的进展甚至还比电影里的要慢多了）。如此看来，现实“夹缝”无处不在，关乎生计，关乎尊严，关乎前程，关乎生存空间。但，那些秀着魅力和优越感的表演，有多少已经被观众打为油腻——
不可否认，这种唯我独尊、高人一等的偶像剧男主人设，曾经风靡一时。
都像是把脚踩着普通人的头上，来把自己的皮鞋擦得锃亮。
“窝囊废”男星的走红，是当没有雄心壮志和想象空间的时候。这一届的观众，重新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男性魅力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