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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坍塌的丰碑——记大方县退休干部刘安国

2017-06-13 云上毕节




端午清晨,人们吃罢粽子,挂好菖蒲,三个一群,五个一帮,或坐车或徒步,赶去参加大方县马场镇2015年忠孝文化节。


午宜大街广场上,一大早,就有人摆摊设点,展示产品,推销小吃。


数十条横幅把广场四周浸染得红红火火,音响穿山透谷,节日气氛十分浓烈。


一块块展板像一座座时代丰碑耸立于广场前沿格外引人注目,屈原、包拯、海瑞、岳飞、于谦、文天祥、焦裕禄、文朝荣、胡索文等这些民族脊梁、英雄模范引来了众多观众。展板前,人们熙来攘往,议论纷纷,很是热闹。


尤以一块展板前,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人好不容易挤进去,里面的人又好不容易挤出来。这里人声鼎沸,评头论足,各抒己见,神采飞扬。有人说,这些展板上的民族英雄,我们只是听说而不见其人。刘安国其人其事,原马场区上年纪的人个个晓得,人人皆知。原来这块展板的主人公是刘安国,他从1965年调任大方县马场区区长、区委书记,一直没挪动,直到1984年调任坡脚区委书记,在马场整整工作20年。20年间,他的所作所为在50岁以上的人们心中,确确实实是一块丰碑,几乎每个人都讲得出他的故事,说得出一个子丑寅卯。不等第一个讲结束,第二个又抢着讲。听到动人处,人们擦泪叹息,称赞他真是一个好官。年轻人听了,则以为是天方夜谭,是故意树立他。不,他的故事很真实,很朴素。这些朴实的故事,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目中,怎么也挥不去、忘不掉。


图为刘老坐在自家门前深情注视远方的山林


今年5月,马场镇党委特接刘安国“回家”给职工们作传统教育,刘老的一桩桩、一件件平凡而又平凡的实绩,折射他人生观,映衬他坦白的襟怀,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刘安国回马场的消息不胫而走,大家都赶来镇政府。报告会一结束,人们蜂拥而上,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抢着握手,争着问候,特别是老年人一见就眼泪汪汪,互相握手。80岁的女老人杨永林流着泪说:“老了,真的老了,岁月不饶人呀,你离去一晃就三十多年,老熟人一个个都去了,没有剩下几个了。”70多岁老人李某某把家里情况告诉他说,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说着流下眼泪。人们说,他难回老家一趟,劝他多住几天,到各家走走看看。现在街在变,人在变,生活越变越好。考虑到刘老的健康,镇政府接送车已经开出让刘老上车,但挽留的人们总是舍不得,刘老只好陪大家慢慢步行。人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四岔路,才依依不舍让刘老上车,挥泪告别。


至今一些人还记得,刘安国调离时,送别也是这个情景。


1985年,他奉命调坡脚任区委书记。文件一到,他就把该移交的东西全部移交,该交待的全部交待。那时兴起一个潜规则:上任时要设宴接风洗尘,离任时要摆酒饯行送别。正当区委准备为他筹办送行宴时,他把在马场所有的个人财产——来时的那套行李——捆成一个单包,斜挂在肩上,天一亮从区公所后门悄悄上了小路,去坡脚上任。一个早起的群众,看见刘安国走了,就喊,还不快起,留住刘书记。听到喊声,人们开门披衣,去追他们的刘书记。看到他那简单的行李无不心酸:别人当官来时一套行李,离时几个马驮。他来马场十多年,去时还是那套老行李,只是多了一张小木板凳,是昨天一个木匠听说他要调走,特地为他做了一张小板凳作纪念,这是刘安国在马场最大的唯一一次“受贿”。人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大家洒泪而别。待街上大多数人赶来时,刘安国已转过山那边去了。他走后,老百姓称他为好区长、好书记,职工们称他为知心人。前不久,听说他在大方住院,马场的机关职工、退休干部、当地百姓去看现在无职无权的当年的老领导。一些群众对某单位干部不满而发牢骚:你算老几?当官要像人家刘安国,一双水草鞋,两个干馒头,哪寨哪家不知道,哪山哪水都去周。天天下乡,从不占一分便利。现在有些人,大权在手,一手遮天,可惜小车开不进,不然上厕所都要坐车;好像饭馆是他家开的,成天醉醺醺胡言乱语。人家刘安国去了几十年,人们还惦记他。


民政局退休老干部彭奠基说得更具体,马场最好的区长,刘安国要算一个。


县委书记张瀚时称他是大方的杨善州。


可是刘安国影响不只在马场。他退休多年,老百姓记得他,党和政府记得他。



原马场乡新民大队支部书记宋安明从围观刘安国的展板中挤出来后,接着人们讲述的故事,又讲述一个故事。1950年腊月的一天,大队刘某某家葬坟,这时正是三九头上,大干火凝,人们一般没有最特殊的情况是不会出门的。那天早晨,大家在坟边烤柴火,喝烧酒暖身,抵住冷风凝雨。按道士先生的说法,下葬时,有一个贵人,要从那里经过。可是这样的天气,有谁会出门呢?贵人更不会出门。忙了几个钟头,连雀影都不见。正要下葬,有人突然喊,看山头上有一个黑点,怕真有贵人。其他人反驳,你在说鬼话。但还是向上望,但见这个黑点越来越大,绕来拐去,慢慢向山下移动。走近了,果然是一个人,那人来到坟地,只见他戴着护耳帽,柱着木棍子,一双农田鞋上缠绑着密密麻麻的稻草绳,嘴里呼出白气,人们定晴一看:“啊,刘区长,你从哪里来?”“我从冒沙嘎来。昨天我学习回来和各乡联系,你们的李书记(抬沙公社书记李从俊)告诉我,最近冒沙嘎烧了一万多斤石灰改土。今天,天一麻麻亮,我就去亲眼看看。果然如此,我很高兴,摔了几跟斗也值得。冒沙嘎上去了,全区都上得去。西藏上去了,全国都上去了。宋支书,你们忙吧。气候有回升,要组织社员上马,不要落后。天气太冷,根据各公社的反映,我还得亲自去看一些困难户,你也注意了解社员的生活情况,向领导及时反映,不要让社员冷着饿着。”


刘区长走后,在场人议论纷纷。这个区现在再没有这样的好干部,这么大凝天气,还要爬冒沙嘎,真是不要命。那条躲在山崖中的山路,直上直下,一脚踩滑就会粉身碎骨,除了刘区长,别人哪个敢上去?


冒沙嘎,人称马场区的珠穆朗玛。这里聚居着20多户苗族同胞,因山高水寒地皮薄,交通闭塞,极为落后。据当年人们估计,它和山崖脚下的阿支孔相比,至少要落后五十年。一些人家人畜同室、屎尿成潭;政府发给他们100斤救济粮,就拿40斤兑烧酒20斤换粑粑。为改变这一情况,提高他们的素质,特意在这里办学。可是读到十四五岁就辍学、结婚。那些年,冒沙嘎到过两个贵人。一个是黄家培当县长时,他三次上过冒沙嘎;一个是吕开帮当书记时,一次到过冒沙嘎。刘安国却是这里的常客。刘安国为改变这里的状况,已作最大努力,正有起色,直到他调走。


图为刘老回忆昔日的同事


宋安明讲的故事还未完,五桥上村的熊灿明又涌进去:有一年十月间,我们从沙子坡去驮煤,起得早,到了阿支孔,有凝,还有一大堆未收割的谷子被凝压倒在田中,看到真可惜。马路边站着好些人。只听到刘安国的声音:“到这两天来了,等哪样还不快收,天气只会越来越冷,凝会越加越厚,谷子越泡越烂。一年苦到头为哪样?为吃饭。现在粮食到嘴边,还不收,吃哪样?”他边说边挽裤脚,脱鞋,第一个先下田割起谷来。其他人不再犹豫,也随着下田。


刘安国带头干的事很多,但十月冰下割谷从季节上说不过去,对熊灿明的说法,资料员吴大本有疑,为避免夸大之嫌,一天特地专程去阿支孔找人核实。在阿支孔恰碰到当年任生产队会计的彭德明。他说:“真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生产队,我在场。因为那时快接近冬天,驮煤的人多起来,男劳动力都去挖煤搞副业,收谷子的事多由妇女小孩去做,人家都说我们阿支孔是‘栽秧栽到六月,割谷割到下雪。’当然除了人为之外,主要是这里地势高,气温低,比矮的地势要晚两个季节。那年,想不到头天飞点毛毛雨,第二天谷子就被冰压倒。刘安国天亮就喊我通知开会,全队投入抢收。


一个邀马哥见此情此景,还随口唱出一首山歌:


“凝风呼呼刺骨寒,区长带头先下田。

社员紧随领导下,十月抢宝战寒天。”


村民彭德志接着说:“刘安国带头的事情太多了,别的我不清楚,就以我们阿支孔来说,马洪坝水库、后槽水库、大水井水库、台沙林场、后槽茶场这些大工程,哪样不是他先带头,带头挖、带头背,在工地上,他常常和年轻人比气力大、比挖得凶。”


在场的村干部黄平云说:“那时刘安国带头修马洪坝到小猫场引水渠,顺着山形弯弯绕绕延绵两公里,把屙屎不生蛆的青杠坡变成了层层梯田,哪块田他没走过,从我们寨子门口往下看,春天水汪汪,夏天绿茵茵,秋天金灿灿,不要说收谷子,就连看起都很舒服。可惜他调走了。”


刘安国当年的工作笔记


正如彭得明所说,刘安国和年轻人比气力大、比挖得凶、比背得多。他的办公地点是在田间地头。一段时间同时有几个工地开工,作为全区总指挥的他这里跑、那里串,有时一天要跑几个工地。他是人们心中主心骨,他在场人们心中踏实,特别是大型工程,他差不多天天都要去看:主要是安全、然后是进度。


水利是农业命脉,刘安国修水利简直倾尽心血。有人武断地说,刘安国在马场修水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话虽然说得绝对,可是细细想来,马场百十年来,除了1958年在抬沙乡两扇岩修了一个沙田水库和在牛场乡修了一个落果冲水库外,再也数不出来。刘安国在马场十八年间,修了大水沟、劈山、沙坝簸箕落、后槽、马洪坝、水头上、三块田、衙院、拉沟、杨家坟等大大小小近三十个水库山塘,修大型干渠四十多公里,修水电站两座,土改田,山变田几千亩,白泥、黑仲、安兴等成了鱼米之乡。当时没有机械,马场区靠人工一锄一锄的挖,一背一背的背,一夯一夯地筑起来。


中坝乡红岩村红岩洞居住着20多户人家。在这里,找饭吃容易,要喝水困难,惜水如金。本来大河就在脚下,俯首可见,可是一条小路陡如楼梯,一上一下要一个半小时,每家都要由一个强劳动力负责背水。刘安国对这里的缺水问题时刻放在心里,挂在嘴上。他常说,论生产,这里是全区先进小队;论素质,这里人忠厚老实,最听话。如不解决这里的吃水问题,哪里对得起他们。枉自他是共产党的干部。他每次到中坝乡,都要提淡水的问题,发动干部想办法找水源。


本来红岩洞的西边有一股水,水从半岩出来,就往西边流进大河,人称倒流水。他与东边的红岩洞只隔一堵梁子。这梁子上插蓝天,下钻大河,削壁千韧,野羊想走无蹲处,猴子见了也发愁。为了吃水,刘安国绞尽脑汁,多次渡河去纳雍隔岸观察,萌发出从崖中隧道把倒流水引到红岩洞。但谈何容易,一无钱,二无技术,三无物资,四危险。正当他冥思苦想时,地区通知他去河南参观红旗渠,他开了眼界,坚定了信心。回来后,带着水利站的朱幺伯、李道明、吴维友等几个技术员,多次渡河去纳雍隔岸模拟预测,最后决定在腰崖打明渠。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请了当地小队长陈少清作避险指导,在绝壁间凿出一个一个脚印,一步一步地测,一步一步地凿,施工也是如此。先凿落脚处,再扩大施工面。为赶进度,从岩顶绕十数里,转行西边,两头施工。


最让刘安国担心的是安全。每天提心吊胆,只要有空,他就上工地。可是防不胜防,事故还是发生了。一天在西边放炮,隔几里路的岩这边崖崩,压倒三个社员。刘安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抢救,结果无效。为稳住社员们和家属的情绪,他把悲痛压在心里,做家属与社员思想工作,即时拨粮送款,为死者召开追悼会,号召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参加,百般抚慰家属,亲自安葬,并决定给死者家属每年多记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包产到户时,也多给一份承包地。他在马场时,常去看望死者家属。


倒流水通了,解决了红岩洞群众人畜饮水。倒流水工程作为全县水利工程典范,常有参观团参观,可一些参观团刚到渠尾就胆战心惊,不敢上渠,调头而返,可见工程的艰险。当年大方县人武部长马永仁组织全县民兵代表来此参观,他不住地赞扬:“了不起,真正了不起。”


几十年过去了,刘安国还常常自责:“我刘安国在马场18年,所作所为天知、地知、人知。我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天地,唯一对不起在修水利期间失去的几个好兄弟。他们是命啊,他们有老人,有妻儿子女,他们为修水利付出了生命,都怪我们没有想周全,忽略警界线外没有照顾好他们,让他们孩子成孤儿,让他们妻子成寡妇,我一想到这些我吃不落,睡不着,有时还暗自掉泪。”



刘安国在马场的功绩,植树造林应抬得上盘。


1965年,刘安国来马场报到后,就天天下乡。半个月时间,他走遍了马场的山山水水。一看马场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临河,是一个半岛。可是土宽地广,百姓并不富裕,峰耸云海,光秃而不秀丽,水系复杂,洪害而水打沙压。他暗下决心,在职期间,尽力改变这一状况。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天书”,记满“神符”。这些“天书”、“神符”,只有他看得懂:哪个冲冲筑塘,哪个山头种树,哪些坝子改田,哪些偏坡砌坎,先从哪里入手,心中有个谱谱。他决定先易后难,样板开路,再作辐射。主意一定,他先找到马场公社书记刘世晶:“老刘,我观察街背后毛栗坡好种树,那里离街近,好管理。在这里办一个林场,你看如何?”


刘世晶说:“区长,你开玩笑。那是拉屎不生蛆的大火草坝。我从当大队支书起,就在上面种树。好多年了,哪里还有一棵?浪费了好多树苗,花去好多白劳动力。要栽另找别个山头栽,不要在这里打主意了。”


“正是这里是区的中心带,要在这里搞示范。”刘安国说,“虽然地皮薄,我看,只要功夫到家,相信它会栽得活。”


“那要看区长的本事了。”


 “不要看区长本事,要看群众智慧,群众干劲。”刘安国说,“我们两个分工,你和公社干部组织全公社群众上,我动员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师生参与。就这样,如何?”


“定就定吧。”刘世晶说。


开工这天,以大队、小队开荒为单位,划分责任地,机关单位学校,也是如此。先开荒,后砌坎,顺坡随形,搞成梯土。


开始,社员悄悄议论,年年种树不见树。新官上任三把火,看这火烧得燃不?有的说,五八年的浮夸风、大跃进也来了,这新来的区长,他不浮夸他能上来?”管他的,他指东,我向东;他指西,我就西,只要得工分。但当看到把坡改成梯土后,顺山环绕,他们又说,平成梯土,水拉不走,也旱不到,树苗成活容易。原来观望的心态改变了。从懒懒散散变自信勤快,越做越欢,还搞起对手赛:赛进度、赛质量。本来春节前开荒培土,春节后种苗,不想春节前各队树苗种植任务已完成。接着落实管护措施,由最近两个小队管理。这个林造成功后,各公社都相继效仿,按“安国设想”作出自己规划并付诸实施。而今这些林场有的成了森林,遮天蔽日;有的不见树枝,只见树叶,封了乱坟山。


刘安国在马场工作期间,先后带着群众造了水窝寨、水草坝、抬沙、衙院、白岩脚、仙宣慰屋基等十几个林场和青杠坡茶场。当年值得马场人骄傲的毛栗坡林场曾几次上了贵州电视台,是马场人节假日活动、休闲娱乐的场所。



据刘安国的资料员吴大本回忆,1975年腊月三十夜,他跟刘安国在全区跑了一圈,检查各公社对困难群众生活和节日安全保卫工作的安排是否落实,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炸材(火绳、雷管、炸药)保管情况,回到区公所已是大年三十下午两点多钟。他说:“今天过年,你跟着我一年苦到头,还是回家去和老老小小过年吃顿团圆饭。我把区里工作安排好也要回去。明天你中午一定赶回来,我们到石丫口采树苗栽。”“你等等”。他出去一会儿,抱着四瓶酒回来说:“下乡前,供销社黄主任说他给我买了四瓶洋河大曲,我们一个算两瓶,一年辛辛苦苦,你跟我受累,没有什么给你,就算我的一点心意。”硬把酒塞在吴大本的怀里。吴大本拿钱给他,他不收。吴大本很感动。在那个年头,不要说瓶子酒,就连包谷酒已很稀罕。


第二天中午,吴大本赶到区里,宿舍门还关得紧紧的。吴大本开门一看,刘安国睡得很香。可能是吴大本在宿舍走动,惊醒了他。“拐啦,快到办公室请邮电所总机转县医院电话找王院长。”


原来,吴大本和他分手后,他检查各机关节日安全情况后下午五点左右才动身回家。他家住坡脚区岔河公社罗家寨,离马场区公所50多里。一路要爬坡下坎,穿林过河,路不好走,赶到家时孩子们已东倒西歪睡在饭桌上、板凳上,剩下妻子守着孤灯等他。他见此情景,鼻子一酸,对妻子说:“我对不住大人孩子。为了党的工作,一年到头难回家几次,连吃年饭你们都要等……”


吃完年饭,他说:“区里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两个人值班,怕他们今晚喝醉,出了事,他们不能处理。有我在,他们心里踏实,让他们安安心心过个年。”说着打着电筒又上路了。

来到抬沙乡大龙井,离区公所在地10里左右,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陡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亮光。一定有情况!他提高警惕,熄了电筒,慢慢向灯光靠近。只见一盏玻璃灯光绿亮绿亮。借着灯光,看清是一男一女,男的背着一个小娃,急忙赶路,气喘吁吁。刘安国把手抢举起,大声喊:“哪样人?”两个人突然听到喊声吓得魂飞魄散,玻璃灯晃动得厉害,差点落在地上。“快说,不说我开枪了。”刘安国把电筒直指过路人。“你们半夜三更,拿起年不过,是在偷人?”这两人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男的那个清醒后,知道喊话人是刘区长。“区长是我。我是杨国荣,凹石嘎小队队长。”刘安国仔细辨认,果然是他。问:“半夜三更不过年,有哪样急事?”


杨国荣说:“这是我妹妹,家住九陇底。有两个孩子是我的外甥。腊月二十四那天,我的大外甥得了白喉,马场医院医不了,当天就死在医院里。这个小外甥,下午还好好的,黑来喉咙就不行了,背到我家来借钱看病。我和他到马场医院,已是深夜了。医院的周成明医师说,孩子病得厉害,这里没办法,赶紧去县医院,耽误不得,所以我们半夜三更赶路。”刘安国当即叫他把孩子放下来说:“我背,快走。我送你们翻箐梁子,那里豺狗豹子多,我有枪,保护你们过去,我才回来。”到了高店箐口,天麻呼呼亮,刘安国说:“这一路去都有人烟,不怕了,你们快去。我回去给医院王院长打电话,请他抢救。你们一到医院就去找王院长。今天初一,王院长恐怕不一定在医院,他家住处你不好找。如找不到王院长,就去找龙医师龙淑芬,他家住在医院宿舍。你对他说,马场区刘安国说的,请你设法找王院长和你帮抢救这个娃娃,住院费由他负责。他会给你打电话。”又问:“你们带钱带粮票没有?”杨国荣说:“钱有8块,粮票没有。来急了,没有准备。”刘安国把荷包一翻,有20多元钱和20多斤粮票,留下两块,其余全部塞给杨国荣。“出门无钱粮不行。快去,我还要回马场去。”到马场已近中午,走了一晚夜路,来回一百四五十里,太疲倦了,刚一到家,倒下去就睡着了。


一个月后,杨国荣抱了一个公鸡,到区政府宿舍说:“孩子已经出院回家好多天了,我们本来早就要告诉你。可是去打证明、换粮票。去几次,谢文书不在。今天先还了钱,以后再还粮票。这个公鸡抱给区长杀吃。”刘安国说:“钱粮不用还了,我在农场劳动分了四十多斤粮食,可以周转。鸡,抱转去给孩子补身体。”杨国荣执意不肯,把鸡放下转身下楼去了。刘区长把鸡抱在窗户边,对从楼下经过的杨国荣说:“你不抱去,我就喊,杨国荣不怀好意,给刘安国塞包袱。”随即把鸡从楼上抛下。“你不抱去,我把你的队长撤了。”杨国荣没有办法,把鸡抱走了,到了区公所大门边,眼泪夺眶而出。



一天,刘安国检查工作到牛场乡白岩大队,有几个妇女正在议论,有意让他听到:“刘区长来了,看她对这件事如何处理。”“人都快死了,他还处理?”一个接着说。刘安国听得倒明不白,不明究里。追问:“哪个要死了?”几个妇女你望我,我望你。最后一名妇女说:“皮匠湾的马某某要死了。”


“得什么病?”


还是那名妇女说出来:“她因计划生育上环后,有一个游医来到皮匠湾,称他会掏环,马某某信了,请那个游医帮她掏,医生用铁勾把环勾出来,也把宫颈勾破了,不敢声张,现在化脓了,在家等死。”


刘安国快速赶到马某某家,果然如此。她的丈夫不知所措,也不敢声张。刘区长找上门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刘区长不但不批评她,叫她快去医院,还说:“你们在家准备,我去找车来接。”


刘安国赶到牛场公社,找到分管计生的女乡长陈某某,问他知不知道马某某的事:“听说过。”陈说,“晓得是真是假,没有看过。”


“我的老祖宗!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去看?你是管计生的,人命关天呀?”刘安国说。


“管他妈死不死。好容易才动员一个妇女上环。你一边上,她一边取。死了好,死了好教育人。免得他们乱取环。”乡长说。


刘安国气愤地说:“她是我们阶级姊妹。你快去看,我联系车子。”


马场供销社有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刘安国打供销社电话,打不通。他找到区委赵副书记,请他和供销社联系。赵书记正在生病。在电话里上气不接下气:“你管得宽。这个事该由公社管,你样样都拿包下来,你凶,你自己找。”


“她是一条命!共产党员不关心群众还算是共产党吗?”


他知道赵书记病重,不让他再跑。最后接县计生委电话,计生指导站派车赶到牛场,把马某某接走了。


两个月后,马的爱人打听到刘区长要在牛场召开全区三秋工作现场会,特抱了一只公鸡,来感谢救命恩人刘区长。刘安国说:“老陈,只要人好了就是大事。鸡,你抱回去给女人补身体,我不要。”老陈执意不肯。刘安国说:“好吧,我把今天你送来的鸡拴吊在公社大门头上,在旁边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写:刘安国是个大贪污犯!白岩马某某对计划生育不满,私自找人掏环,弄坏了身体,刘安国找车接她去医,她的丈夫给刘安国行贿,门上的这只大公鸡就是证据!刘安国不够当共产党员,是个贪污犯,连一个公鸡都想要!让他滚出革命队伍!陈某某也不是好东西,他腐蚀我们革命干部,要让来开会的都知道。”接着就叫公社文书找出笔墨纸砚。陈看是当真的,就把鸡抱走了。事后,人们评论,这样的官哪里找?有的说,他在公社食堂吃饭,其他干部为他开饭票,他都逼人家退,自己开。你们听说他在哪家吃过一顿饭吗?



 刘安国下乡,行踪无定。有时十天半月不来区里一趟,叫你猜不着。有时一个山头要转几天几夜,叫你摸不透。他下乡,心中有路数,干部们称他是长脚杆。刚才在这个乡打电话,某某大队某某小队某某家房屋倒塌,叫民政干部前去调查。一会儿又出现在那个乡,某某生产队,某某地遭受雹灾,受灾面积多少,受灾品种有哪些,五成多少亩,三成多少亩,绝收多少亩,请向县生产办公室和县民政局汇报,要求前来调查……。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就怕碰到,一碰到就要你汇报本社本队当前的基本情况,你说不出所以然,准备挨批评,因为他心中早有谱谱。对他汇报工作不敢编造。干部们又盼和他在一起,有困难有问题他可以扛着,不需费心,不担风险。


社员也是如此,对他又爱又怕,不敢糊弄。爱的是他好说话,有问题向他反映,他调查清楚后就答复,说话干脆,不推诿,能解决的他给你解决。不在他职权范围的,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汇报,请求及时帮你解决。怕的是说假话。你说假话,就脱不了爪爪。有一次,他下乡路过牛场乡后箐的黑沙塘。一个社员东一犁、西一犁,懒心无肠地犁土。被他发现。他走过去说:“你看你,犁这土,能对得起工分吗?连兑屁吃,人家都懒得垮裤子。”


“区长,不好犁。不是我不想犁好,是土太难犁了。”


刘安国不信:“我来试试。”他接过犁头动作熟练,一犁靠一犁。看到刘区长犁土又快又好,很是惊奇,也很惭愧。半小时后,这块犁完了。“小伙子,别样糊弄得,做庄稼糊弄不得。你糊弄它,它不长粮食,它糊弄你,你肚皮挨饿。误了一年春,十年理不抻。”事后这个社员对人就说,刘安国是种庄稼的老手。


一次,他到果宝乡黑仲田坝,社员正在田里插秧。一个女社员一见他,不喊他老刘,不喊他区长。喊他:“‘污洋芋’,你下来栽看,庄稼好做不好做,大米好吃不好吃,你来试试。你下来,一定淹死你这个‘旱鸭子’,哈哈。”几个妇女齐声喊:“旱鸭子,污洋芋,你下来。”刘安国脱了草鞋,裤脚挽爬膝盖,跳下田去:“来我和你们比,谁的秧栽得快,栽得直,谁是赢家。你们输了,你们的插秧酒该我喝;我输了,赔你们三斤烧酒,端午节兑现。”说着,只见刘安国解秧插秧,脚轻手灵,如飞针走线,蜻蜓点水,又快又匀,把那几个妇女甩得远远的。一块大田,在大家笑声中,不到两个钟头就栽完。上岸一瞧,哪些是刘安国栽的一看就晓得。刘安国说:“你看,我这个洋芋不算污,我这个鸭子不算旱。你这几个短命鬼和我比,还要吃几囤箩。哈哈,我走了,你们忙吧,端午前快把秧栽完。记住,我要来喝插秧酒……”



刘安国为人正直,坦荡,是马场老百姓公认的。他坦率直爽,不怕露丑。


上世纪中叶,区里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三级干部会。参加人员有区领导、机关事业企业学校单位负责人、乡级所有领导。武装、青年、妇女、民兵等负责人和大小队干部、群众代表,林林总总,约七八百人。会议一般是贯彻地县三干会精神,对本区上段工作回顾,安排下步工作。


会前,区委召开领导会议,定出三干会议的内容,框框条条,由秘书或资料员按会议要求内容仿领导口吻写成讲稿,又召开会议审查通过。那时没有打字机,所有报告都是由资料员抄写。当时,区委领导大多是工农兵出身,文化偏低,对领导的讲话,要一笔一划,认真书写,不能马虎。


个别领导作报告时,为了掩丑,在报告中读到认不得的字,过哼或者咳嗽,一哼一咳就去几行。参会者听不明白,会场嗡嗡,交头接耳。可是刘安国作报告严肃认真,听者全神贯注,会场鸦雀无声。


本来,他平时开会不用讲稿,心中有谱,先甲后乙,言简意赅,清清楚楚。人们喜欢听,而且可以插话。但在三干会上,他作报告认真极了。他说,这是集体通过研究的,不能读漏,不能添加。


一次三干会上,刘安国在报告中有一个字认不得,他在大庭广众中喊他的资料员:“吴老师,这个字我认不得,快上来教我。”资料员不是领导不好意思上台。原来这个“这”字写成繁体,刘安国没有接触过。资料员小声说给他听后,他说:“你不用下去了,认不得的字,我可随时问你,你坐在我侧边。”读给他听后,他说:“对不起,我是大老粗,文化高过水平,耽误大家时间。”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来源:看见毕节

编辑:吴春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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