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印度的影响
梵华说印度
古代中国对印度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虽然在地理上两个民族被高耸的雪山阻隔，分别孕育出不同特色的东方文化，但是中印两个民族却又很早就开启了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连绵不断，用智慧与勇气谱写了中印人文交流的壮丽诗篇。
印度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并不陌生，不论是随处可见的佛教寺庙，还是遍地开花的瑜伽会馆，都源于印度古老的文化。但是，华夏文明对印度的影响，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似乎都毫无头绪，一无所知。其实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中华文明对印度的影响同样意义非凡，而且更加深入人心，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
风水与阴阳
2006年我在印度海得拉巴开始租房子的时候，常常听身边的印度人说起要租个“Feng Shui”好点的房子，要注意“Yin Yang”。起初，我以为这是印度人为了套近乎而特意现学现卖的两个中文词汇“风水”和“阴阳”。后来，在印度呆得久了，我才发现原来印度人也很讲究风水，印度当地语言称之为“瓦苏”（Vastu），有时候也称之为“Feng Shui”，两者经常混用，显然意思是相近相通的，而且这种现象在印度的东西南北都很常见。于是，我逐渐恍然大悟，原来“Feng Shui”和“Yin Yang”居然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本地词汇！
“Feng Shui”（风水）和“Yin Yang”（阴阳）显然是来源于中国的外来词汇，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印度人的本地语言中呢？我曾经奇怪了好久，直到偶然在印度开始与印度友人一同开始策划中印文化项目（参见：何为梵华？何以梵华？），期间学习了大量的中印人文知识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元7世纪的唐朝初年，玄奘大师不仅西天取经，将印度大量佛教典籍带回中土，而且也在唐太宗的诏令下“西天送经”（这个词汇是从南京的友人、淮安的老乡亚明先生处听得，印象颇为深刻），将老子的《道德经》全文译成梵语，由唐朝的使团带往印度进行传播。因此，与中国道教文化紧密关联的“风水”和“阴阳”自然也就随着中国道教进入印度而在当地生根发芽，渐渐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这同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十分相似的。
印度当地的太极阴阳图很有天竺风情 | 图源：vastu-india.com
玄奘大师在当时的印度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公元640年，在戒日帝国（Harsha Empire）都城曲女城（梵语Kānyakubja，今印度北方邦卡瑙杰县Kannauj）由戒日王（Harsha Vardhana）举办的印度十八国终极辩论赛——无遮大会上一战成名，成为印度第一辩手，声震五印（当时戒日帝国并未统一印度，而是诸多独立王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因此“五印”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不同的印度诸王国）。甚至到了公元9世纪的时候，一位到印度旅行的日本高僧还在其记述中称在印度中部地区的很多庙宇中供奉着玄奘大师的画像，每逢斋日，印度人都要去顶礼膜拜。因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既然《道德经》是应东印度迦摩缕波国（Kamarupa，其故都位于今印度阿萨姆邦省会高哈蒂<Gawahati>）的国王鸠摩罗（Kumara）向唐王朝的请求而翻译并传入印度的，又是由德高望重的玄奘亲自译成，自然会受到当时印度社会各界的追捧，中国的道教由此也就传入了印度，因而道教中的 “风水”和“阴阳”等思想融入印度人的思维和生活，那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7世纪时期的印度十五国分布图 | 图源：wbcsmadeeasy.in
我个人感觉，中国的阴阳的风水之说似乎也影响到了印度莫卧儿王朝泰姬陵的修建。泰姬陵是当前印度最为自豪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印度最负盛名的国际旅游打卡之地，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2005年我拍摄的泰姬陵 | 摄影：梵华
印度莫卧儿王朝痴情国王沙迦汗（Shah Jahan）建造的泰姬陵原始设计为一白一黑两座泰姬陵，横跨雅姆纳河（Yamuna River）两岸，非常符合黑白相对的阴阳风水之说。于是我常常猜想，沙迦汗或许真的受到了印度阴阳风水之说的启发也未可知啊！所以我在策划中印文化园区的时候，曾经脑洞顺着沙迦汗的这个“阴阳两仪”思路设计一个泰姬宫（Taj Palace）景观，并自己用草图大师软件（Sketchup）画了一个黑白泰姬陵的概念图，大家可以直观感受一下。
泰姬宫黑白阴阳两宫概念图| 制图：梵华
从泰姬（Taj）到太极，从黑白到阴阳，印度泰姬陵与中国道教的巧合，这到底是中印文明不可思议的巧合，还是历史的翅膀煽动的神奇蝴蝶效应呢？
密教与瑜伽
中国道教对印度的影响史料记载极为匮乏，这恐怕同印度不重记录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中看到中国道教的痕迹，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印度密教（Indian Tantrism）中的萨哈伽派，也可意译为“易行瑜伽”（Sahajayoga）派，或译为“自然瑜伽”派。
萨罗诃所创的印度密宗萨哈伽派，既吸收了中国道教“一切非阴非阳、全系虚空”的主张（参见《印度通史》培伦版P273页），同时又将印度教无上瑜伽的修炼方式引入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是非常典型的中印文化合璧形成的宗教门派。
萨罗诃（Saraha）在汉地是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在印度佛教史和印度密宗中则是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不仅被称为“第一悉陀”（First Siddha），甚至有人盛赞其为“第二佛陀”。且不管萨罗诃是否有资格与佛陀释迦牟尼相提并论，但是萨罗诃在印度密宗金刚乘中的重要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对后世由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形成的藏传佛教密宗也是影响巨大。萨罗诃作为“第一悉陀”和“大手印”（梵语mahāmudrā）密宗修行方法的创造者，在藏传佛教各门派中都具有一定地位，被称为“大成就者”（梵语mahāsiddha）。
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的萨罗诃唐卡 | 图源：大英博物馆
唐卡局部可以清晰地看到萨罗诃手中的一支箭，这是萨罗诃名字的含义“造箭之人”，也是其标志性特征，反映了萨罗诃反对种姓制度、追求“众生平等”的大乘佛教思想 | 图源：大英博物馆
易行瑜伽派的创始人萨罗诃（Saraha）出生于印度东部的一个印度教婆罗门家庭，小时候的名字叫罗睺罗跋陀罗（Rahulabhadra），自幼对印度大乘佛教有浓厚的兴趣，长大后到了印度中部的那烂陀寺（Nalanda，即玄奘取经的目的地以及《西游记》中大雷音寺的原型）出家，多年后成为那烂陀寺的上座阿阇梨（梵語ācārya，意为大师或导师）。此时的印度佛教已经衰落，开始大量吸收印度教的内容而形成印度密教，而玄奘大师翻译的《道德经》正是在印度密教形成的这一早期阶段传入印度。中国道教阴阳对立的自然之法同印度教本源的吠陀之论有许多天然的契合之处，印度人并不难理解，加之玄奘在无遮大会上为那烂陀寺争得的无上荣光，因此玄奘翻译的梵文版《道德经》在那烂陀寺中必然受到重视，萨罗诃作为那烂陀寺的阿阇梨熟读并钻研《道德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道教的思想会出现在萨罗诃所创立的印度密宗“易行瑜伽”派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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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主要宗教演化时间及演化关系参考图 | 制图：梵华
今天，印度本土的“易行瑜伽”（Sahajayoga）宗教派别早已随着穆斯林入侵印度摧毁那烂陀寺和超岩寺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易行瑜伽”的宗教思想却通过融入印度教或藏传佛教而得以保留和延续。现在，印度依然可以看到冠以“Sahaja Yoga”名头的冥想及瑜伽，华人世界翻译为“霎哈嘉瑜伽”。这个“霎哈嘉瑜伽”是由曾同甘地一同参加过印度独立运动的玛塔吉·涅玛拉·德维（Mataji Nirmala Devi）女士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自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遍布全球各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霎哈嘉瑜伽”与“易行瑜伽”拼写完全相同但显然没有师承关系，可是“霎哈嘉瑜伽”同“易行瑜伽”一样，都推崇自然之道，注重简行修心，这同中国道家“大道至简，宁静致远，道法自然，顺心而为”的理念不谋而合，十分奇妙，中国道教的痕迹依然隐约可现。
霎哈嘉瑜伽官网首页截图
王朝与变迁
古代印度对中国王朝政治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古代中国对印度则有过两次重大的影响。
第一次影响：
中国的秦汉时期内卷得厉害，大月氏（念dà yuè zhī<音‘大越支’>，此前曾长期被误读为dà ròu zhī<音‘大肉支’>，新版《辞海》已经纠正）从中国的西北被排挤到了古代印度，建立了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
春秋战国时期，月氏是河西走廊西部强大的游牧民族 | 图源：allhistory.com
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初，月氏还是中国河西走廊西部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公元前221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时候，月氏的地盘还和秦国接壤。到了西汉时期，月氏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惨败，不得不向西迁徙至伊犁河流域（今位于新疆）及伊塞克湖（今位于吉尔吉斯坦）附近，从此被称为大月氏（留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从此被称为小月氏，此后逐步融入匈奴）。
月氏在华夏故地激烈的内卷中实力不济，既斗不过西汉，也打不过匈奴，但是对付西域诸国还是绰绰有余的。原先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的塞种人（塞伽罗里人）被大月氏打得节节败退，一直被撵到了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塞种州长国，而大月氏也在东征西伐中逐步扩大了地盘，于公元46年定都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成立之初，估计还是很想打回老家去，对西域诸国觊觎已久，一直虎视眈眈，只可惜当时东汉出了一名旷古难觅的军事与外交奇才——班超，让贵霜帝国东进的美梦破碎。
班超出使西域图 | 图源：百度
班超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投笔从戎后随窦固北征攻打匈奴，随即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接着，公元73年，班超仅带领36名随从就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拿下南疆鄯善（shàn shàn，此前称为“楼兰”），镇抚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平定疏勒国，恢复了这三个国家同汉朝的臣属关系，立下不可思议的旷世奇功！
然而，孤胆英雄的传奇还不算完。公元90年，东汉和帝永元二年，贵霜帝国（大月氏）派遣副王（类似于总督一职）谢（Sahi）统帅七万精锐骑兵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进攻位于疏勒的班超。此时东汉因内忧已经无力派大军驻守西域，因此镇守疏勒的班超实际上是孤军奋战，手下只有汉军两千多人，加上疏勒国本地的军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但是班超智勇过人，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最终奇迹般地逆转局势，竟然迫使贵霜大军不得不求和，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此后，贵霜帝国每年向大汉纳贡，再也不敢有侵入汉地的非分之想，于是贵霜帝国全力向西和向南拓展疆域，一直打到了古印度恒河中下游，成为自孔雀王朝之后又一个统治印度北部的强盛王朝。
公元150年印度贵霜帝国疆域图 | 图源：allhistory.com
第二次影响：
中国唐朝遣印使王玄策和蒋师仁平定印度叛乱，立威天竺，印度各国竞相前来朝贡。
玄奘回到大唐后，促成了唐王朝与印度戒日帝国的外交往来。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派遣王玄策出使戒日帝国。然而，当王玄策的使团到达印度之时，戒日王已经于一年前逝世，国内大乱，戒日帝国的大臣阿罗那顺（Arunasva）篡夺王位自立为王。由于玄奘在印度的成就让印度婆罗门教的势力十分嫉恨，因此他们唆使阿罗那顺发兵半途拦击中国使团，杀害使团卫队人员三十余人，王玄策和蒋师仁被俘。然而，王玄策和蒋师仁没有坐以待毙，越狱后星夜逃往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再走吐蕃。此时吐蕃与唐王朝交好，于是王玄策从吐蕃借到1200人援兵，又从泥婆罗国得到7000人援军，在杀回印度的途中还从东天竺王尸鸠摩及迦摩缕波王得到兵马和粮草的支援。最终，王玄策三天两次大败阿罗那顺，成功平定叛乱，阿罗那顺也被蒋师仁俘虏。公元648年5月，阿罗那顺被押解至长安，受到唐太宗的宽容，阿罗那顺此后便终老中国。
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院（祭坛）的“十四国蕃君长石刻”中就有一尊为阿罗那顺雕像，《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载昭陵内有“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的石像。2002年-2003年在昭陵的考古发掘中，阿罗那顺像的底座出土，文字虽残缺不全，但是可以比较清楚地辨别出“国”与“顺”字，与“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共12字，从左至右，每列四字）相应，印证了这段历史。
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刻部分文字 | 图源：昭陵博物馆
昭陵阿罗那顺石像底座残件 | 图源：昭陵博物馆
玄奘的英名和王玄策的威名令印度诸国对大唐的强盛崇拜不已，纷纷遣使来朝。史书《唐会要》卷一百记载：“天授三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邏其跋邏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並來朝貢，及中宗睿宗兩朝。並獻方物。開元三年二月，遣使瞿雲惠成來朝。八年五月，南天竺遣使獻豹皮、五色能言鸚鵡，又奏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吐蕃，求有以名其軍，制書嘉焉，號為懷德軍。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寺額，敕以歸化為名賜。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僧伽寶多為南天竺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遣大德僧來獻方物。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國王李承恩來朝，授遊擊將軍，放還。天寶中，累遣使朝貢。”
可见，在唐朝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之间，印度各国来华朝贡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甚至连南天竺用个兵都要向唐王朝讨个吉利的军队名号，修个庙都要乞一个敕建的寺庙名称，可见当时印度各地的国王对唐王朝的景仰之情。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印两国在中世纪的交流与互鉴，成为中印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活与科技
中国的唐王朝与印度的各王国在政治层面的高层级往来也极大地推动了汉地与天竺之间在生活与科技领域的交流与互鉴。在这一时期，古代印度在音乐、杂技、魔术、绘画、地理学、天文学、数学、建筑、雕塑、医药和哲学，乃至植物和生活用品方面都给予了中国人民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印度通史》培伦版P273页）。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印度，改变了印度此前只能在贝叶上书写文字的历史，极大地推动了印度文明的进步。中国的花生、荔枝的栽培方法也传入印度，中国的茶叶、樟脑、铅、瓷器、中药材等也先后进入印度，同样也给印度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
明代郑和下西洋，多次经停古印度，进一步促进了中印的友好与交流。《明史》中有不少关于古代印度地区不同国家的介绍，其中描写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地区）写道“榜葛剌，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则东印度也。……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这段描述充分说明了中国对当时东印度的影响之大，已经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文字也更加佐证了中国道教阴阳之说对印度的影响，至少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依然是十分显著的，这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证据链条，说明今日印度的阴阳风水之说，并非近代传入印度，而是早在中国的明代就已经盛行，其源头自然指向唐初玄奘翻译传入印度的梵文版《道德经》。
如今，在郑和下西洋曾多次停靠的印度科钦（Cochin，或Kochin，中国明代称为“柯枝”），游客们常常可以在海边看到印度其他地方从未见到的奇怪渔网。这种特殊的捕鱼方式就是郑和下西洋时候传授给当地的技术，而这种捕鱼方式在我小时候家门口的淮安里运河（大运河淮安和扬州段称为“里运河”）上天天都能看到，江南一带也十分常见，科钦本地的印度人也都说这是“中国渔网”，这已经成为科钦当地标志性的旅游景观了。
中国渔网是科钦当地的网红旅游景观 | 图源：odysseytraveller
另外，去过印度的中国人都会对印度的奶茶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印度的奶茶真的很好喝，更是因为印度奶茶的发音“Chai”同中文的“茶”几乎一模一样，印度的茶叶也是引种自中国，这让中国人倍感亲切与自豪。让中国人感到啧啧称奇的不光是印度的奶茶，还有在印度几乎无所不在、极具中国特色的“炒面（条）”。不论是在印度的豪华餐厅还是街头小摊，不论是在星级大酒店还是偏远小旅馆，中国人都可以吃到“素炒面条”（Veg. Fried Noodles / Veg. Hakka Noodles）或“鸡蛋炒面”（Egg Fried Noodles / Egg Hakka Noodles），这对一部分吃不惯印度咖喱的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救苦救难的美味佳肴。更有意思的是，印度部分地区的“炒面”发音为“Chow Mein”，同样源于中文。
印度加尔各答街头制作鸡蛋炒面 | 视频来源：OnlyIndianFood
从印度人每天都少不了的“Chai”到印度人最为熟悉的快餐“Chow Mein”，都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在印度的无处不在与润物无声，更不用说印度几乎每个五星级酒店和大型商场Shopping Mall必备的高档中餐厅，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其实远比一般中国人要深远的多。
我最喜欢的印度奢华酒店品牌The Oberoi在德里五星级酒店顶层的中餐厅，受到印度上流社会的追捧 | 图源：好友孙传喜大厨
结语
中印两国人民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时代（中国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入印度，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政事论》称其为“Cīna”，意为“中国丝”，这就是中国的英文“China”的起源。《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记载“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qióng）竹杖”，说明早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前，中国四川的物产就已经通过西南贸易通道进入印度，中印两国的文明交流史不可谓不久远。虽然最近几年的中印关系由于印度某些政客的操弄而处于低谷期，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中印民间经贸往来的热度并未衰减，甚至中印双边贸易额还屡创新高，这正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期盼友好的传统仍然在延续，渴望互通有无的民意依然很强大。我们需要因势利导，不断增强中印友好的统一战线力量，推动两个伟大的民族早日再携手，共同追寻民族复兴之梦。
梵华
2022年8月2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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