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
邱会作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在我的记忆里，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是从红军来了之后才是最清晰的。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参加红军，一直在人民军队中生活。因此，我把参加红军作为对少年生活回忆的开始，也是很自然的。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的枫木凹。这是一个小山村，每个山坳坳里三五户人家。我的家乡自然条件还不错，农民世代以耕作为生，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红薯。
我们属客家人。江西南部是本地人和客家人杂居的地方。我们的祖上在河南、山东一带，邱氏祠堂供奉的是姜太公，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了。姜太公封邑在山东淄博，繁衍其后的有撰《左氏春秋》的左丘明……。古时候战乱不断，我们的祖上为躲兵乱而南迁到广东省梅县地区，后因灾荒，又逃荒到兴国县高兴圩。
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家庭就是过着勤劳的生活。祖父邱顺接是一个治家非常勤俭的人，全家只有一套共享的外出穿的衣服，我祖父、我父亲出门时，轮流穿。我们这些小孩子穿的很破烂，我从不记得我穿过新衣服。
我的祖父是个能干又能吃苦的人。祖父种田不算里手，他就在路旁的石岩下卖茶水为生，无论天睛、下雨，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因为茶摊在路边，过往的生意人、官差，甚至挑东西的脚夫，都在这里喝茶休息，他们能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老俵们几乎都是几代人没有出过远门，十几里以外是个什么样子都不太知道，到过县城的就是能人了。
祖父为人非常本分、正义，在全村他都是人家的上客，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祖母从小是一个孤儿，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祖母从小靠要饭为生，以后她就给地主家喂猪赚饭吃。我的祖母是最善良最勤劳的人，她耕田、做农活，做家务活、抚养孩子。我小时侯同我的祖母是寸步不离的，晚上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是我最亲的人。一九三一年，我祖母去世，埋在家后面的山坡上，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还乡团对红军的家属进行迫害，我祖母的坟也被毁了。
父亲邱时昕。他是一个非常忠厚的老实人。父亲在全村德高望重，人们都称他为「时昕老大」，村子里各家有事，都请父亲到场，都愿意听他的意见。
我的父亲也是勤劳一生。他青年时期以挑山货为主，挑运山货要付出很强的劳动力，赚钱不多，但无须本钱，活计靠得住。歇息在家时，他每天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去拾粪，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因此，同样的土地及水利等条件，我们家的田地要比别人多收一些粮食。我祖父去世之后，父亲就接着摆摊卖茶水了。我很尊敬父亲，也很想念父亲。自一九二九年我离开家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红军长征后，全家吃尽还乡团的苦。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过长江，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我正率领部队南下。当时部队到了萍乡，离家乡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从十四岁离家，已经二十年了，真想家啊！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一个穷苦小孩，培养成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戴着望远镜，坐在吉普车上，望望身后的千军万马，又望望家乡的方向，思念家乡的泪水就在眼里打转。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还要追击敌人，挥师直奔湘西南，又与家乡擦肩而过了。
一九五三年，我把父亲接到广州住了一个时期。分别二十五年了，他一直好奇地望着我，不说话，他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后来，因为台湾国民党的飞机要轰炸广州，军情越来越紧，我又把父亲送回老家去了。在广州的时候，我给父亲做了一床丝棉被子，他非常满意。可是父亲临走时，忘记了把被子拿走。我一想起了这件事，心里难过极了！我尊敬的父亲对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唯独喜欢一床被子都未曾如他所愿。父亲于一九五六年病故了，当时我已调北京工作，因工作太忙，我没有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这件事只有藏在我的心底，一辈子遗憾！
我的母亲萧寅秀是一个勤劳吃苦，能干的劳动妇女。母亲会耕田（使牛下田），能挑担子。我能记事的时候，母亲经常早出晚归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挑一担百十斤重的石灰（肥田粉）回来。有一次，母亲在离家还有几里的地方，看到路旁有一堆牛粪，她就把自己的头巾把牛粪包回来了。待我长大后，我认为这件事是母亲勤劳的标志。
我有一个哥哥邱会佳，早我参加红军，一九三四年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时，阵亡于广昌战场。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没有跟我享过什么福，可是「九一三」后受我的株连是很厉害的。
我九岁那年，祖父决定送我去读书。由于家里太穷，我只读了不到两年就停学了。小时候读书的时间虽然很短，却对我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这是祖父的恩德。
现在，我的文化程度比我参加革命之初，当然是提高多了。我的文化知识是在革命队伍中一点一点学来的。依我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无非是两件大事：工作和学习，这两件事是分割不开的，工作就是学习，同样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有人把工作和学习结合得好，进步很快，反之，进步就慢。在长征的路上，毛主席教导我的三勤：勤读、勤写，勤查字典，我是很有体会的。我比较爱读书，也有学习的习惯，也爱翻字典，把字典看作是随身不说话的「教师」。我可以认真地说：「我的一生是没有枉度光阴的！」
在我们那样的山村里，孩子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没有读书的孩子早就跟随大人参加了劳动，读书的孩子，也要辅助大人参加劳动。
家乡的老俵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孩子们就更无所知了，但听老人讲故事却成了重要的启蒙教育。晚饭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喜欢凑在一起说东道西。老人讲故事的内容大都离不开鬼、神两件事。爱听故事是孩子们的天性，听鬼、神的故事是越听越害怕，越怕还越想听。听故事长不了多少知识，但一件事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在脑子里就逐渐形成了。
我少年时代懂得一些道理，来自于我的「同年哥」杨秀全，也是他把我带进了革命的队伍。我的父亲和杨秀全的父亲是同年同月生，他们结成了「同年亲」。这样，我和杨秀全的关系自然就很亲密了，他比我大五岁，对我关心备至。杨秀全有个叔父叫杨宜佳，他是读过洋学堂的，在学生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陈奇涵、杨宜佳和我的本家堂兄邱会培等人都是当时兴国县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影响很大。一九二八年初冬，兴国县高兴区成立苏维埃政府时，杨宜佳是第一任区苏维埃主席。因为邱、杨两家关系很亲密，我常从杨宜佳那里听到许多新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封建落后的山村度过的。共产党、毛主席领导闹革命，不仅使家乡变了样，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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