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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的中日关系

靜夜清風動月弦 乙种射线 2019-09-12


纠结的中日关系 

太乙村夫





安倍来了,在中日高层中断七年交往后,在李克强总理今年五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开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访日后,也在中美毛衣战隆隆的炮声中,安倍抱着”借此次机会,我想把日中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的愿望来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日本最著名的500位企业家。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安倍虽然算不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也是我国尊贵的客人,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当然要隆重接待,何况李克强总理访日时,是受到日本超规格接待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此时再提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及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这几天估计电视上的抗日神剧也不会播放。那么我们就在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基调下,来说说日本的好话吧。

 

提到日本,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就是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和八年抗战。几乎全部都是日本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对于中国人民的好处,却很少听说。其实,近现代,日本对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也是有贡献的。

 

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后,日本迅速崛起,且还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而中国此时正被西洋人打得没了脾气,几乎失去了信心。日本这个东亚小国,我们历史上曾经的学生和小弟,在短短的明治维新后,居然能战胜沙皇俄国,这不能不让中国人感到惊讶和兴奋:我们学习日本,不就也能迅速崛起吗?于是,大批中国青年前往日本留学。其中有梁启超,王国维、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程潜,蒋百里、张群,秋瑾、鲁迅,陈独秀、郭沫若、章士钊等,他们在军事,文化,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我国在文化上曾经是日本的老师,日文中汉字的使用非常多,但我们现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也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近70%是从日本输入 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时 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几乎就无法思考和说话。


比如现代汉语里以Z开头的这些词汇:

杂志、哲学、真菌、证券、政策、政党、政府、政治、知识、直观、直接、直觉、植物、纸型、指标、制裁、制约、质量、终点、仲裁、主笔、主观、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资本、资料、自律、自然、自由、宗教、综合、总理、组阁、组合、组织、左翼、作品,都是来自日语。

 

当时的中国,熟悉西方文化的人不多,懂英文的人更少,翻译主要是由一些社会的精英来进行,比如翻译大师严复。而日本和西洋人打交道早于中国,比如日本的“兰学”。明治维新后,懂得西方文化和英文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因此很多学者都能承担起欧美词汇翻译成日语的工作。而中日两国几乎是同时在进行这项工作,所以在中国和日本具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举个例子:


英文翻译


capital :母财(严复),资本(日本)

Economy: 计学(严复),经济(日本)

Evolution:天演(严复),进化(日本)

Metaphysics:玄学(严复),形而上学(日本)

Philosophy:理学(严复),哲学(日本)

Society 群(严复),社会(日本)

Sympathy 善相感(严复),同情(日本)

 

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留日学者掀起一场学习日本的运动,大量翻译日语著作,大量引进日语词汇,结果“严译”还没来得及与“日译”较量便退出了语言舞台。

 

日本人一直承认他们的文化来自中国,觉得在文化上欠了中国的“债”,而20世纪初,日本应该是还了这笔“文化债”。


顺便说一句,从中国人的翻译和日本人的翻译来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在概念的抽象上要强过我们中国人,这是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可怕的事实。因为这是形式逻辑必不可少的关键基础环节:抽象概念。也许中国人缺乏逻辑与此有关。

 

在政治方面,日本对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是支持的,及至后来蒋介石北伐,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庭,失去了苏联资金支持,蒋便前往日本,争取到了日本政府4000万日元的援助,然后重掌军权,继续北伐,统一中国。

 

新中国建立,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因为当时日本受美国控制,所以只能以民间交往的形式进行,经过20多年的积累推动,终于于在1972年9月27日正式签署了《中日联合公报》,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并在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过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到京都,在日本亲身体验了“现代化”。

 

邓小平向日方陈述了此次访问日本的三个原因:第一,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向日本友人近几十年来为改善中日关系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像徐福一样,寻找“长生不老药”。

 

当日本友人说:“您在此看到所有文化都是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学习而来,随后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逐渐改造而成的。”邓小平立刻回答说:“现在我们的地位(老师和学生)颠倒过来了。”邓小平的意思是要以日本为师,取日本现代化的“真经”。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与邓小平商定了日本对华援助ODA,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反对声音,但日本政界、经济界及主流媒体的态度是:中国连战争赔偿都放弃了,难道日本不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资金合作吗?从1979年到2008年,日本为对华ODA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2000亿人民币),最高峰时,日本对华援助占到对外援助总额的80%以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十分友好,最著名的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来华交流,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长期友好发展的美好愿景。

 

说到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日本其实做过多次道歉,毛泽东主席还曾经对道歉的日本客人说:不要总道歉了,要向前看。日本最著名的道歉是村山首相的道歉讲话。战争过去七十多年了,我们真的还需要日本一直道歉下去吗?

 

至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本国之贤,敌国之祸”。那些战死的军人只是政治家驱使的战争机器,站在日本的角度,他们的确是为国捐躯。何况日本的宗教对于亡灵的看法与我们中国人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和越南友好后,难道我们就不再祭拜对越反击战牺牲的烈士吗?所以,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太过计较呢?

 

如今,中日两国每年有3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中方顺差为300亿美元。日本在经济,科技,环保,教育,社会治理和国民素质诸多方面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尤其是在当今中美毛衣战的状态之下,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局势很不乐观,如能尽早缓解和修复中日两国关系,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只恐怕我们实施这一举措有些太晚了,而且日本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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