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设定起点”

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起点设立的科学与否，决定着审查调查的工作量，也是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变量。执纪审查调查中，“对抗”是常态，“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既然如此，谈话人员就应该正视，并加以应对，把起点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路可逃”的圆点上。同时，这个“起点”也是审查调查的“底线”，这个“底线”即使没有拓展也足以部分完成执纪执法审查调查的职责。

可明确告知谈话对象，“全身而退”是谈话对象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每个谈话对象的起始愿望，但是在审查调查实践中，又都不是最终选择，原因就在于：“不面对反而与自己的期待相悖”。理论依据是：教育人、挽救人而非惩罚人，是审查调查的追求，而这一追求不可能单方实现，致使实践中必然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己主动大彻大悟后的“宽恕”与“奖励”，另一种是不思悔过下的“被动归位”与“严厉惩处”。“宽恕”的原因是因为“主动悔改反映出较小的主观恶性，教育的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更容易实现”，“惩处”的原因是“通过外在力量倒逼理想信念归位，实现对党纪国法地维护与净化队伍的双重需要，同时警示其他将来有迷途可能性的同志知道该何去何从”（需注意语言选择，既要显示出专业性，又要维护谈话对象自尊心，并尽力避免刺激到谈话对象），从而使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建立在“证据证明之下的认错悔错”这一圆点上，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

该步骤可举翔实的审查调查实战案例与数据来予以辅助，以增强说服力。但核心技巧是选择两个案例，其中一个是从轻的案例，这个一定是谈话对象最熟悉、最能打动其心理定势的，在讲解的时候，重在讲解因为案例中谈话对象态度的积极主动而得到党纪国法哪些宽恕（要讲具体，如对本人的从轻、对涉案人的从轻、对特定关系人的具体政策等），以及最大程度上的利益止损，要讲“实”讲“透”。另一个是从重的案例，这一个尽量是谈话对象不熟悉的，但又能切实从中感受到对抗本身的“无效”与“不值得”，假如有熟悉的从重则为首选，但一定要真实，这样谈话对象才会深信不疑。而且在讲解的时候，要高屋建瓴，站在完全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与“纪法价值”的法理与情怀去讲，以增强谈话对象对“主动悔错认错结果”的期待与信任，用讲解的严肃认真促动谈话对象从思想上严肃认真对待，用党纪国法的严肃认真促动谈话对象在选择上坚定不移。

审查调查实践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句话，可以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谈话人员一定要密切观察谈话对象的反应。有些谈话对象听过这句话后反应会很平静（但不代表没有心理活动），几乎没有语言与动作表达，这类人不仅心理稳定，而且较有主见、轻易难以说服。有些谈话对象会一脸不屑地“嗤之一笑”，这类人往往外强中干。有的会说“有证据你拿出来呀”，这类谈话对象多小心谨慎、顾虑重重、敏感多疑。有的会说“你有证据就照证据办呗”，这是一种抵触，反映其心中有怒气、怨气或没有解开的疙瘩，也可能是对谈话人员不信任的表现。这个环节虽然时间很短，常态为几分钟左右，但却能有效评定谈话对象的性格和心理抗拒的程度，进而谈话人员可针对谈话对象心理制定不同策略予以应对。

之后，谈话人员可以自主决定谈话的时间长短与方式，但一般不宜过长，初次谈话，能够达成谈话对象接受审查调查事实的“心态到位”即可，甚至达成一个方面或一个“点”的认识一致都是收获。

试探之后，针对谈话对象的性格和防守状况（如有的直接否定认识某人，有的承认认识但否定交往，有的承认交往但寻找正当理由，在防守状态上是依次减弱的），对审查调查的方略和工作时限可作大致评估。对防线牢固者，宜缓而诱之；较为松懈者，可骤而激之。但不论谈话对象属于哪种性格，都可以模式化使用如下语言：审查调查是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出发点是爱护干部。对审查调查程序的启动也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不仅需要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签字审批，对一些干部还要求党委领导同意批准。在这之前，还有集体会商、部门研究、分管领导审核。因此程序的启动是极其严格的，原因就在于要像爱护自己家人一样爱护干部，不能使干部受委屈，更不能冤枉好干部。

从程序启动的严格上使谈话对象感到审查调查的严谨和人性化关怀后，继续跟进“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期间要稍作停顿，仔细观察谈话对象反应，看是否“听进去”。如果没有，还要再作调整，保证谈话对象大部分时间处于“认真听”的状态。对一些关键的语言，要施加在谈话对象“全神贯注”听的时候。如果把握不准，可用“评价法”，让谈话对象自己来评价“那样做”（模糊语言）的原因，以检验其“听”的效果。这句话用的是“每个人”，是一种心理暗示，大家都一样，没有例外；“行为”涵盖一切，不具体，可自由评价，而谈话对象只会根据自身的实际去评价联想。这个“联想”很可能就是谈话人员将来的“提取方向”；“负责”就意味着责任追究，而责任追究的程度是依据“定量”的行为和“变量”的态度来共同决定的。

通过以上环节，向谈话对象展示的是：证据是审查调查程序启动的基础和前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证据来证明，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相应证据来支撑，这样就把审查调查的起点设置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路可逃”上。

需要注意的是，该环节只需要让谈话对象意识到“有证据存在”即可，暂不需要谈话对象做口头上的认错悔错。过早要求或限定，极易将谈话双方带入到“对峙”状态而于事无利。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中，谈话对象只要意识到程序启动需要证据或证据是可能存在的，就会陷入自我回忆之中，并不断猜想哪些事已经暴露、哪些涉案财物已被发现、哪些人员已供述事实、纪检监察机关已掌握什么……越猜测越不安，进而陷入自我困惑之中而无法解脱。同时，这种程序启动的严谨也会提前预防谈话对象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小人陷害”“自鸣不平”“被拿挡枪”“是非颠倒”等心理，使谈话对象从心理上接受审查调查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谈话对象忘了初心、丢了党性、没了灵魂，是自我迷失，是咎由自取，是背弃党的宗旨信念的必然后果。

审查调查的语言技巧在于不刺激“冒犯”（要时刻注意维护谈话对象自尊，因为在审查调查中的谈话对象是十分敏感的，一旦其感到被“冒犯”会强化其对抗心态，即使这种“冒犯”是谈话对象的“固执己见”，也不利于审查调查的效率和效果）的语境下，把谈话对象带入自我说服、自我斗争的“场景”并使其欲罢不能，待时机成熟的时候，谈话人员再铺平供述道路，引导其释放压力，使之如实交代。（本文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纪检监察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

来源：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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