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 | 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
一、政治学的新征程
面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挑战与机遇，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任务是艰巨的，知识挑战的难度前所未有；然而，施展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中国政治学者拥有宽广的思想与理论挥洒空间，有诸多的重大课题有待思想突破与理论开创，因为历史还远远没有终结，人类政治文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全球社会的现状距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还有巨大的落差。
中国政治学者责无旁贷，因为西方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目睹西方政治体制陷入长期衰败、跨国垄断性资本拥有支配社会游戏规则的空前权力、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全球治理失灵与失序等这些严峻的挑战，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苍白无力。他们长期颂扬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已经破灭，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已经难以为继。他们难以适应21世纪涌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以及加速前进的历史脚步，因为他们画地为牢，身陷思想窠臼与意识形态牢笼无法自拔。他们无力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因为他们长期奉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遮蔽了理论视野，限制了分析工具，在结构剧烈变动及多重历史趋势同步翻转的关键年代，他们最擅长的知识技能骤然失去了时代关联性。
他们深信不疑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崛起，他们拒绝承认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挥的巨大拉抬作用，他们不愿看到由中国牵头的南南合作不断深化。他们固执地认定，美国霸权的陨落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没落，只可能导致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世界政治大范围的动乱与失序；他们却无法想象中国有可能带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并通过修正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来更好地推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更拒绝相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有条件、有机会、也有意愿协同全球社会推进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正因为西方学者刻意忽视与回避这些21世纪重大课题，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当仁不让。
中国政治学者更有无可回避的崭新学术任务。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所有社会正跨入工智能（AI）以及新兴科技大爆发的时代，这场科技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爆炸性的冲击与影响，将给我们的生产与交换体制、社会治理模式以及行为与价值观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必然给所有社会带来极为严肃的发展道路与制度设计选择难题。一方面，我们如果能驾驭新兴科技蕴含的生产力倍数增长之潜力并实现其普惠作用，我们将第一次有机会打造一个接近乌托邦理想的分享社会与共享经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任由垄断性资本独占数字资产与超级数字平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因为AI科技、大数据与万物联网可以让地球上极少数人拥有无以伦比的生产力以及前所未有的独断权力，他们可以掌控世界经济运行的命脉，支配所有人的信息来源与思维模式，操弄所有国家的舆论与政治，并轻易摆脱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管辖与节制。
在迈向智能社会与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秉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愿景与所选择的制度创新路径，不仅仅将深刻影响十四亿人的根本利益，也势将影响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尤其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后，如何为智能化生产时代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如何确保全民数字资产的公共属性及其利益分享与回馈机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全面转换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以及如何开创公民参政与民主监督的新模式，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抉择。这些政策选择与制度设计难题是崭新的学术课题，各个文明体系下的政治学者都在同一个知识竞赛起跑线上。然而中国在智能社会与数字经济的道路上已经一马当先，中国政治学者应该更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二、迎接历史巨变时代
2008年10月我应邀做题为《身处大时代的政治学者》的演讲。我提醒政治学的同行，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历史巨变时代，我们正进入民主失落的时代、东西冷战再现的时代、美国金融霸权崩解的时代、非西方全面崛起的时代以及全球治理陷入失序的时代。“大时代”就是指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座标迅速消逝、全球秩序面临全面重组的关键时刻，我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多重历史趋势同时出现转折的关头[1]。
站在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或反转，都与中国兴起有关。
第一重趋势反转，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这个历史结构形成于后冷战时期开端，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强权，但是这个单极体系不到二十年就出现根基动摇，所以严格说来不构成一个历史趋势，更像是一个特殊历史空隙中出现的“例外”（aberration）。
第二重趋势反转就是“第三波民主”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点是1970年代中期，高潮是1990年代初期，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充分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界的志得意满情绪。这个历史趋势只维持了不到四十年就出现退潮。民主崩解的案例陆续增加，许多新兴民主国家虚有其表，民主内涵已经逐渐被腐蚀，人民只能忍受劣质民主与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美国民主体制也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并成为散播劣质民主的最大感染源。
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启动了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周期，经济秩序自由化的趋势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达到高峰。但是随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破灭、超级全球化导致的极端社会分化、反全球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美国金融泡沫破裂、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停滞，这个将近六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趋势犹如强弩之末。
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的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三百年历史大趋势的反转。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洲移动，中国发展模式异军突起，中国推进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人类历史舞台上西方独占鳌头的时代即将结束。
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呼吁：大时代倒逼我们必须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我们也要对自己的知识活动进行反思，比如说，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能否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与策略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接下来的十二年，世界大势的发展则印证了我的基本判断，但历史趋势反转的速度却超过我的预期。一连串令人震撼的历史分水岭事件一一涌现，让惊叹不已的世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从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拆解大西洋同盟与破坏国际多边体制。一场百年不遇的庚子瘟疫成为压垮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病毒危机揭露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与严重不平等，也戳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赋予他们普遍具备良好公共治理能力的神话。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者应毫无悬念地追求更宏大的学术自主发展目标，一举跨越移植与借鉴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阶段，尤其要突破美国主流政治学的范式。要跨越与突破就必须对美国主流政治学的偏差与局限性有清晰的认识。
三、美国主流政治学的局限性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世纪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面对美国科技巨兽对传统代议民主的颠覆性破坏作用不知所措，尤其是美国主流政治学者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有三个原因导致了美国主流政治学的思想与理论的局限性：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凭借的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经验，再者是源于其所依赖的过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导致多数美国主流政治学者对现存的社会结构与世界秩序欠缺深刻反省与批判能力，诱导他们对西方过去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呈现与诠释，丧失了与不同文明体系进行平等对话、增进理解与相互借鉴的能力。
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都接受一套基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这套价值观牢不可破，很难改变，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体系。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假定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体制一定是最优秀的、最先进的，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更是如此，所以免于政府管制与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企业在投资、雇佣、采购、生产、定价、生产资源空间配置等决策上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人是理性的，本能上就会追求效用极大化；自由市场是一套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它会自动达成总体均衡。他们完全信奉哈耶克这些人所倡导的核心假设，他们的信仰比信教还要虔诚。他们认为以多党制与普选程序为核心的代议民主尊重公民的自由意志与政策偏好表达，所以必然是最优秀的政治体制，一定最能满足多数人的政策需求，产生最高质量的公共治理，享有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对这套思维深信不疑的西方学者而言，中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快速追赶欧美是难以理解的；当前西方民主体制出现的治理失灵问题与体制合法性危机是不可思议的；2008-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本、欧洲与美国经济陆续陷入零利率陷阱，也是不应该发生的；有些非洲国家居然会去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更是无法接受的。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群体所普遍采取的另一预设立场就是西方中心世界观，这与上述的自由价值观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就是一直循着实现个人自由的大方向前进的。基于这种预设立场，他们深信西方的价值标准具有普世性，放诸四海而皆准；他们倾向于以现存西方体制作为标杆来判断其他文明体系的进步与落后，深信当前西方社会由代议民主、自由市场与自主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发展水平，所有非西方国家不管从什么起点开始，无论根植于哪种传统文化，或早或迟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移植西方模式，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这是典型的历史终结论。不管是西方主流政治人物还是社会科学者的论述，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的预设立场。这种自信来自于过去三百年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世界秩序与意识形态话语权，代表现代文明的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他们已经习惯于做主导人类历史的主角。
所以，他们本能地抗拒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对现存国际秩序可能带来的修正与改变，敌视任何可能挑战西方国家对普世价值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竞争模式，对任何超越西方经验的政治思想与论述抱持歧视态度。所以他们必然会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会不断试图妖魔化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客观上我们已经跨入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阶段，但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已经出现的深刻变化。[2]
西方主流政治学对于自己理论的历史经验基础相当单薄的问题缺乏自省。其实严格意义上的普选制与多党制代议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历史长河中只有短暂的实施经验，这种体制能否保证“良好治理”与“长治久安”，仍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不能把内部社会矛盾移转到外部的话，民主是相当脆弱的；20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欧洲民主体制就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争夺接近饱和以及社会矛盾激化而崩解。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历史经验也非常狭隘，基本上就是西伐利亚和约之后以西方列强为基本构成单元形成的近代国际体系，因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硬套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东亚[3]。许多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所推崇的“自由国际秩序”，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忽视非西方世界有可能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国家合作模式与规范。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其他行动者，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这个动机。他们用所谓的“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制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对于美国霸权体系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质量欠佳的问题视若无睹。对于应对新兴全球议题所需要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的态度基本上都是消极与抗拒；美国还不断削弱联合国体系的权威与功能，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失去对联合国会员多数的掌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的提款权额度早已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认股权增资或比例调整，避免稀释其股权与动摇自己的否决权。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作祟下，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被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开发融资需求，美国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避而不谈国际社会如何长期饱受美国制造的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例如，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坚决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积极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设法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排除社会边缘群体；美国主导金融自由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流串，不断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者极少会从宏观比较历史角度来阐述二战后亚洲兴起的非凡历史意义。因为这批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都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管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经济交换游戏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倚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并积极掌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的；他们从来不是倚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倚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这与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非常不同，从16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蹂蹒、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之上的。
然而，多数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者都试图用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样一个简化的理论架构来漂白西方崛起的历史。他们对与西方崛起过程中斑斑可考的弱肉强食、奴隶贩卖、种族屠杀、殖民掠夺，以及透过战争扩张领土与建立势力范围这些残暴行径都选择避而不谈；也对军事革命、频繁的战争及战争动员在带动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轻描淡写[4]。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Douglas North）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简化并扭曲历史来削足适履，他的作品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切莫格鲁（Acemoglu）则试图让读者相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是因为他们采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5]，而且后起的殖民帝国（像是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这些前殖民地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6]。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以及降低交易成本[7]。
他们的分析架构无法容纳像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同时具备垄断贸易、鸦片种植与专卖、武装部队、税收特权与风险投资功能的国家特许商业帝国在殖民掠夺与帝国主义扩张中的关键角色[8]。他们选择性的历史诠释经不起严谨的历史分析。其实，西方崛起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的历史[9]，西方崛起的道路是由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告结束。
与上述历史呈现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民族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讯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基础设施超级供给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瓶颈的强烈意愿；第一次有一个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有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投资来源国，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营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的考虑；而且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内政，更不搞政变。
四、误入歧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知识困境的第三个源头，是他们所依循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科学哲学是知识活动的上方指导原则，引导学者根据科学家普遍接受的程序与判断标准去建构可靠的知识（reliable knowledge）。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普遍信奉逻辑实证主义，也借助这套科学知识建构程序来标榜自己的知识活动最符合科学的要求，可是他们完全忽视了过去四十年科学哲学理论的剧烈变化，没有警觉到逻辑实证主义这套科学哲学理论早已被科学史学者以及新的科学哲学理论所扬弃[10]。从今日的主流科学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以追求经验性规律为知识目标，把个人当作社会构成的基础单元，以及以回归微观层次作为社会现象解释起点的理论建构途径，都是误入歧途。不是说依循这样的指导原则产生的知识没有用，但它只是工具性知识。如果学者只想回应操作性问题，这些雕虫小技是有用的，如预测下一季经济增长率，又如选择用什么样的政治宣传广告可以打动选民；但要想回应历史剧变时代的结构重组与长期趋势反转等巨型变化问题，这些工具性知识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在美国也有少数政治学者有这种觉醒与反思，例如耶鲁大学伊恩・夏皮罗（Lm Shapiro）在十几年前就通过《脱离真实的人文科学》（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这本书指出，整个美国的社会科学战后的走向越来越偏离现实，是孤芳自赏、象牙塔式的知识建构。他呼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个“实存主义”（或译“实在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非常反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解释方式，即回到以个人作为基础单元和解释起点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尤其是理性选择解释模式，他认为这完全是误入歧途[11]。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在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革命结构的理论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理论逐一推翻了逻辑实证论对科学知识活动的一些纲领性理解：包括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子论本体论、经验主义认识论、法则式解释与否证主义等这些基本主张，它们都无法通过科学史的检验，因为这些主张与自然科学家实际接受的知识建构准则相抵触。所以科学实存论（scientific realism）指出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自然科学的本质[12]。
经验主义认识论主张科学研究的范畴应该完全局限在经验世界，不探讨经验世界以外的事物，这其实并不符合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立场。科学史研究非常清楚地显示，自然科学家清楚地认识到经验世界只是研究对象中非常小的范畴，除了经验世界的真实，还有实现层次与实存层次的真实存在，后者才是他们探索的最终对象。
过去，在逻辑实证论的引导下，主流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应该追求法则式解释，依赖经验性规律来提供因果解释。比如要研究罗马帝国为何衰落，就要先找出帝国衰落的普遍规律，让它来解释个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途径荒谬得可笑。除非把帝国衰落的概念抽象化到没有太多内涵的东西，否则不可能实现这种折腾。但是，这居然成了引领两三个世代学者的指导性原则。科学实存论提醒我们，科学活动最终的目的是对实存世界的构成、这些结构的基本属性和可能产生的作用作精确而彻底的理解，有效的解释都是结构性解释，也就是回溯到现象后面的结构前提或者它的产生机制，而不是用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经验规律去解释特定事件的发生。可观察的行为规律只是社会科学知识探索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些表层知识不能回答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之下经验规律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变化或根本消失[13]。
否证主义也是极为天真的，因为它的前提是事实命题与理论命题可以明确做区分，这样，事实就可以作为独立的支柱来验证理论的真伪了，但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家都认识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理论都提醒我们，所有的观察（以及记录观察的叙述）都是受理论框架引导的，在对经验现象的任何一种描述或测量背后都夹带或蕴含着理论[14]。
方法论个体主义引导学者往个体层次找到解释源头，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论都要有个体基础。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批判实存论（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因为没有与生俱来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只有社会结构才能赋予个人这种可能性。每个人都由于隶属于并参与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关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种角色，才具备了社会行动的可能性。科学实存论提示我们真实会有不同层次的显现，这就是“聚现”或“萌生”（emergence）的概念，它的意思是一群更小的构成单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就萌生了更大的个体，这个更大的个体（或结构）就涌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属性，并产生因果作用力，而且这个层次涌现的属性与因果作用无法归因于组成这个个体的各个构成单元。这种本质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科学实存论指引社会科学家要设法辨识及界定更高层次构造的存在以及其特有的属性，研究社会的起点不是个人，而是个人所隶属的不同层次的群体或结构关系。社会科学家在寻求解释来源时应该优先考虑“宏观回溯”（macro-regression），而不是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微观回溯”（micro-regression）。经济学家把微观基础当作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和所有经济现象解释的源头，这是对社会世界的构成与运作机制的错误理解。
五、踏上新征程的必备座右铭
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研究，其知识成果都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学者不能回避这个学术主体性的问题，也就是研究者的“初心”这个根本问题。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引领这个时代？在踏上历史新征程的起点上，我们要清晰地思考如何建立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联系，如何回归经世济民的初衷。在中国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宋明理学名家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动人地表达了儒家对人文修为境界的最高向往，表现出学者对国家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可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
其次，我们要认清社会科学的理论是历史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它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定性，也可以说有局限性。没有所谓纵观古今、放诸四海、像自然界那样的无时空限制的规律和定理，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认识一方面给中国政治学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应该把自己文化脉络下的历史经验与思想传承，进行深入与全面的整理和理论提炼，提取思想精华与深刻的历史教训，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政治学者对人类社会知识进步就可以作出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这个认识作为一种精神武器，能让我们有清晰的警觉，就是那些宣称具有普世性的西方理论与思想，往往是反映它自己的世界观，仅仅根据有限的历史经验建构出来的知识体系，尽管值得重视、研读与掌握，但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学问代表了人类历史经验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精华，它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
中国政治学者要建立理论自信，并要具备宽阔的历史视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已经步入长期的衰退，西方知识精英垄断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时代也即将结束。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与社会模式；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西方的普选制与多党制并非是落实“民主”理念的唯一选项，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失去以往得以养尊处优的经济垄断优势，内部的社会矛盾就会加剧，更何况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代议民主之间存在日益难以调和的冲突与矛盾，民主政治若不能以社会主义体制为载体，很容易沦为富裕阶层主控的寡头政治，既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也无法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利与机会。
在可预见的未来，个别文明体系将持续探索最符合自己国情，并能够同时满足稳固合法性基础、社会公平正义、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国家有效治理四个基本要求的可行政治模式。同时，人工智能、万物联网与大数据科技的突飞猛进，更预示全智能公共治理时代的来临，传统代议民主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看作是一个信息转换过程，政府收集所有人的政策需求与偏好，然后转换成公共政策、法律与预算分配，那西方民主体制是一套执行信息转换功能的特殊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是。严格说来，当前的欧美代议民主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信息收集转换机制，典型的设计是每四年请每一位选民提供最多不到两个比特的二进制数据，也就是投给甲党、乙党还是不投票，把这样的简单数据收集起来，凭这点信息就赋予执政者未来四年任命所有重要官员、制定所有法律、颁布命令与编列预算的权力。在信息科技爆发的时代，这种陈旧的机制像是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因为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完全可以让执政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全面掌握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某个公共政策议题的需求或想法，然后根据这个精准信息来制定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而不是让议会里的几百个民意代表争争吵吵。他们的代表性可以被质疑，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们背后是否有财团、是否有金主。所以在智能社会时代，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需要重新探索如何让政治体制更有效、更精准地引导社会达成最佳的公共选择，如何让公民有更及时、更可靠的途径反映需求、表达意见与参与民主监督问责，如何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有机结合与及时反应实况。这也是中国政治学新征程的一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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