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昌 洪兴建│关于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研究的若干问题
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金昌，浙江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洪兴建，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新经济新动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和保障，文章从统计研究的视角探讨新经济新动能的内涵、核算、评价和影响效应。首先，当前中国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为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和组织制度的创新，新动能来源于新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其次，核算新经济增加值的前提是准确界定新经济的行业目录和产品目录，要结合传统统计方法和大数据技术收集数据，而编制新经济新动能指数可以从不同角度选择合适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最后，测算新经济新动能的影响效应可以从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展开，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手段有新经济投入产出表和生产函数等，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统一的测算体系。
关键词：新经济新动能 内涵 核算 综合评价 影响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我国新经济新动能的统计监测与评价研究”（编号：18ZDA125）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有很多，主要有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全球化红利以及高储蓄、高投资带来的大建设等，但是上述红利和大建设的效率正逐渐衰弱乃至消失，依靠出口与投资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举步维艰，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无疑成了必然选择。
如何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进而开启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梦，是我国未来30年发展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新经济新动能？如何测度新经济新动能发展现状？如何衡量新经济新动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本文拟从统计研究的角度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二、关于新经济动能的内涵
新动能是由近年来我国首次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与新经济紧密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并且自2016年以来，新动能一词已连续4年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
关于什么是新动能，深入探讨的文献并不多。在物理学上，动能是指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以此类推，经济新动能就是新动力作用于经济运行而产生的前进能量。李佐军（2017）认为可以从旧动能的不良表现中提炼出新动能的应有特征，指出新动能就是以质量效益型目标导向、创新型主体支撑、可持续制度引领、新兴高端产业发展、高级要素配置为特征的新制度、新要素和新市场，并认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可以从生产函数中导出，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范畴。关于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来源，王一鸣（2017）指出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即消费的升级和大消费的产业、培育新兴的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城市群及大型都市圈的建设、开放；樊纲（2018）则认为新动能存在于四个维度，即制度供给、融资创新、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以及消费增长。
3.进一步的讨论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等概念相比较，新经济相对更加综合性，我们很难从单一角度来界定其丰富的内涵与属性的外延。新经济一词中的“新”是把以前所有的一切归为旧，如果要揭示它新在何处，就要从变革旧的方面进行阐述。当前我国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ICT），这是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是创新，包括组织、制度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因此，新经济是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等有所区别，但又本质相通的、范畴更广的概念。
不难发现，关于新经济的不同表述或理解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以新知识为着力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以数据为资源，以生产效率或生活便利性为导向，以社会组织和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新运行模式或方式为体现。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它就是因现代ICT发展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时空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经济活动。展开来看，它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①它是基于现代ICT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总称，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经济是其主要表现；②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而极大地消除或弱化了人们交往和生产生活时空限制的经济活动，智力的成分越来越多，体力的成分越来越少；③它是基于社会化信息大平台去满足人们个性化消费需求的经济存在形式，便利、快速、低成本是其总体趋势；④它是基于新动能的经济发展方式；⑤它是与社会组织体系变革、体制机制创新交替而成的经济形态。
同样，对于什么是新动能，迄今为止也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新动能就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本身属于新动能，但新动能有可能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消费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产生，称之为释放新动能。关于这一点，刘世锦（2017）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大多数动能还是“老经济”释放出的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我们很赞同这个说法，新兴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新动能，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也是会产生新动能。说到底，新动能就是新增的经济发展动能，如果新兴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效率不高，未必会产生新动能。此外，凡是有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新的政府管理与市场运营体制机制，也是新动能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健全的政府管理及市场运营体制机制，就难以产生支撑新经济的高新科技；即使拥有高新科技，也难以产生正向效应。
此外，关于新经济和新动能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精神看，一般是新经济在前，新动能在后，标准说法是“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我们认为，新经济与新动能是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发展新经济的目的是培育新动能，最终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新动能是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发展新经济必须依靠新动能。因此，在理清新经济和新动能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上，既可以区分新经济和新动能，也可以笼统表述为新经济新动能，这个完全根据具体语境来决定。三、关于新经济统计核算及其对GDP核算的影响
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对冲传统经济下滑的同时，也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严峻挑战。当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决定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时候，对其规模乃至结构进行统计核算、并分析其对GDP核算的影响就成为了一项必要的工作。然而，由于当前我们对新经济的认识还不够系统全面，也由于统计的相关基础还比较薄弱，要想准确核算新经济规模并反映其对GDP核算的影响并非易事。
1.新经济对GDP核算影响的相关讨论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Landefeld等人于2001年发表了《测算新经济》的研究报告，同年法国国家统计局Lequiller发表了《新经济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测算》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认为，新经济对支出法GDP核算的影响体现在居民和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等各个项目上，对收入法GDP 核算的影响表现为雇员报酬、利润、业主收入，以及租金收入、利息、股息等各个方面。在我国，许宪春（2016）和何强（2017）分别列举了新经济影响GDP核算的若干方面，包括非货币交易、生产边界模糊、质量调整和跨境电子商务等。Ahmad & Schreyer（2016）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索洛悖论”的存在，认为GDP的核算框架总体上能够应对数字化对统计核算带来的挑战，但是存在很多测量问题，特别涉及到价格变化的核算问题以及数字化与国际化交叉的领域。也就是说，基于现代ICT的新经济现象还无法被传统经济的“雷达屏”充分识别。 2.中国新经济统计核算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我国政府统计机构积极应对，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2015年10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四新经济”发展绿皮书（2015年版）》，2016年和2017年国家统计局分别印发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专项统计报表制度》、《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监测制度（试行）》。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以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对符合“三新”特征的有关活动进行再分类，共包含9个大类、63个中类和有353个小类。 在国家统计局“三新”统计制度的指导下，北京、浙江、四川等省份以及深圳、武汉等城市，均开展了本区域的新经济统计试点工作。关于浙江省的“三新”统计试点工作，王杰（2019）总结了浙江在实践中的两种做法。一是浙江省统计局采用的“行业法”，参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分类标准，并结合浙江实际测算“三新”经济增加值；二是浙江省嘉兴市统计局采用的“企业法”，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经济活动单位摸底调查，分别采取直接核算法、增加值率法、人均增加值推算法、比例推算法等不同方法核算“三新”增加值。 3.进一步的讨论 目前关于新经济核算还没有统一标准，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经济的内涵及其测算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经济统的计分类，但它是否完整涵盖了新经济活动全体？同时有没有存在过涵盖的情况？在具体统计核算时，会不会依然出现分类难以明确的困难？浙江省的行业法与浙江省嘉兴市的企业法哪一个更科学合理？或者两者各有什么优缺点？这些都也有待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比较、总结和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在现有国民经济行业四级类别的基础上，对部分行业再进行二次分层，通过行业和产品分类的细化及完善，让新经济的所有活动均能较为准确地体现出来，从而为新经济的统计核算提供依据。 其次，针对部分新经济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变化快，传统抽样方法无法客观反映新经济活动成果的现实，应该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等方面，以节省数据获取成本，提升采集时效，提高新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准确性。尽管一些掌握着大数据资源的互联网公司和龙头企业已经基于大数据技术就新经济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测算，国家统计局也同部分互联网大企业开展了数据共享合作，但有关结果并未全部纳入实际的GDP统计中。如何结合传统统计和大数据统计的双轨数据来源以改善GDP核算，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再次，传统产业赋予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后也有新经济的成分，如何测算这一部分新经济的增加值是个难点。目前国家统计局核算“三新”经济增加值时，对这些行业采取了一定比例的折算。目前的困境是如何准确确定有关行业新经济的折算比例，我们认为需要结合每个行业运用新技术的程度及其作用效果来确定。 最后，新经济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的数量对应关系现需要进一步明晰。OECD和美国、英国等国家（国际组织）对新经济增加值的核算主要来源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以及共享经济等，这些概念的划分标准与新经济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新经济的整体状况。因此，分析新经济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的数量对应关系也非常重要，对于新经济的结构分析很有价值。四、关于新经济新动能及相关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编制历史较长的新经济指标体系当数美国《州新经济指数》（State New Economy Index），它以美国50个州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州新经济指数》主要反映每个州创新驱动的新经济结构程度，目前共发布了8次，其中最近的2017年美国州新经济指数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欧盟（2005）构建的新经济统计体系由ICT与全球化、创新、特征与表现、宏观经济、能力和策略、扶持政策与设施等六个一级指标组成，指标的设置维度较为全面。
在中国，财新智库联合相关机构于2017年4月开始正式发布中国新经济指数，该指数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科技投入三个一级指标，设置了11个二级指标。此外，作为我国最大的三家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和腾讯分别掌握着海量的信息型数据、交易型数据和关系型数据，三家公司定期发布各自的经济指数，即百度经济指数、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和数字中国指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新经济的变化趋势。
新动能指标体系的研究机构很少。2016年国家统计局提出了新动能统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知识能力、经济活力、创新驱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成效6个方面共42个指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主要从基础指标（包括新技术、新人才、新资本等）和表现指标（包括新企业、新产业等）两个层面编制了新动能指数，近年还联合其他机构持续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采购经理指数（EPMI）。
2.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数字经济作为当今新经济的主要形式，其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OECD较早对数字经济的统计工作开展研究，其官方出版物《互联网经济展望》（2017年更名为《数字经济展望》）对数字经济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2014年OECD在《衡量数字经济——一个新的视角》中，构建了投资智能化基础设施、赋权社会、创新能力以及ICT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岗位四个一级指标，涵盖了具有国际可比较性的38个二级指标。欧盟每年都发布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用于评价欧盟每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水平和进程。DESI包括互联互通、人力资本、互联网应用、数字技术集成、数字化公共服务等5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包含固定宽带、移动宽带、快速和超高速宽带的连接和价格等。
在国内，研究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机构主要有赛迪顾问、财新智库、腾讯等。赛迪顾问（2018）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包括数字经济的基础指标、资源指标、技术指标、融合指标以及服务指标共五个一级指标，兼顾了各省的数字经济测评和5个维度的数字经济分指数评估。财新智库等每月发布《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报告（试行版）》，包括数字经济产业指数、数字经济融合指数、数字经济溢出指数以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指数四个一级指标。腾讯研究院发布了《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下设数字产业、数字文化、数字生活以及数字政务四个板块分指数，数据来自京东、美团、滴滴等平台，动态呈现了我国31个省域和351个城市的数字版图。
3.进一步的讨论上述新经济指数、新动能指数以及数字经济指数，尽管它们之间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些共同的关键词，比如知识、创新、人力资本、信息技术、互联网、绿色、新产业等等。无疑，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新经济的基础，也成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今后经济发展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然而，任何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都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对于新经济新动能这种不断变化的事物，因而上述指标体系并非无可挑剔。比如，有的指标体系理论不够完善、层次不够清楚，有些指标是重复或雷同的，有些指标并不属于新经济新动能的范畴等。就财智BBD新经济指数来说，仅仅以新经济行业的投入要素来计算新经济行业的份额并不科学，还需要从产出方面进行测算；而腾讯的数字中国指数局限于互联网APP的数字生活，对于经济层面的反映几乎没有。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针对性、简明性、可比性等原则，我们应该紧扣新经济新动能的时代内涵，紧跟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步伐，紧盯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化趋势，进一步优化新经济新动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完善指标归一化、权重确定和综合合成方法，以便更科学反映新经济新动能发展状况。五、关于新经济新动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效应
当前，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而且更加依赖大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而数据资源所具有的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性，打破了自然资源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为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可能（中国信通院，2017）。Jorgenson & Vu (2005)考察了1989-2003年ICT投资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ICT投入增长主导了各国经济增长，所有地区的ICT投资都出现增长，且发达经济体和亚洲新兴发展国家的增长更为明显。就我国而言，郭美晨和杜传忠（2019）的研究表明，1995-2015年ICT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ICT产业的TFP增长率显著高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当前人工智能非常火热，一些文献尝试通过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人工智能或者自动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路径（Hanson，2001；Aghion et al，2017)。
2.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技术进步在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是否会造成就业的下降，这是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就新经济而言，一方面通过替代机制降低了部分岗位的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补偿机制增加或创造了其他岗位的就业机会，因而新经济发展会引致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变化。Frey & Osborne (2013) 对职业的潜在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47%的就业岗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存在高度的技术替代风险，英国、德国和法国被技术替代的概率约为35%，这些工作很容易被计算机程序化和标准化过程所替代。Ford（2015）和 Hawking (2016)等甚至认为，技术变化和创新将造成工作大规模的减少，未来可能出现无工作的情况。当然，新经济也必然创造新就业。Autor（2015）和Mokyr et al.（2015）意识到每一次新的经济浪潮都会造成工作破坏和技术焦虑，但最终会带来更新和更好的工作机会。新经济增加就业的生成机制主要有三种视角，即产品需求增加的视角（Gregory et al.，2016；Bessen，2018）、产业关联的视角（Autor & Salomons，2017）和资本-劳动关系的视角（Acemoglu & Restrepo，2018）。
3.进一步的讨论对新经济新动能的影响效应评价在技术上是个难点，目前多数文献局限于对经济增长、就业规模的贡献，分析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其实，新经济作为一个行业群，必定与其他行业发生直接和间接往来，新经济的发展变化必将影响到其他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的维度除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外，还涉及到收入、消费、投资等方方面面。而且，影响效应除了GDP、就业规模等总量指标外，还应对经济质量、就业质量、收入差距和消费结构等质量指标加强研究。
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构建社会核算矩阵，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新经济及其每个行业对经济增长、产业优化、就业改善、收入分配、消费升级等的直接和间接贡献，深入研究有关政策对新经济、进而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新经济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虽然难度较大，但是如果能够较为准确地编制，这不仅是对新经济影响效应评价方法的一次改进，也是对社会核算矩阵的一次拓展研究。同时，基于ICT通用技术的特点，深入挖掘ICT的渗透特点和规律，改进现有生产函数模型，这将有助于准确测算ICT乃至新经济对经济增长、就业改善等方面的贡献。六、小结
新经济新动能对稳增长、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等方面的影响，属于新经济新动能的影响效应评价，目前的文献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统一的测算体系。在明确新经济的概念和统计口径的基础上，通过编制新经济投入产出表和社会核算矩阵，将新经济对产业、就业、收入、消费等的影响纳入到统一的测算模型中，可为准确研究新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影响提供方法论基础，并综合运用结构分解法、统计指数法、生产函数法等多种分析方法，从部门间和部门内两大层次，规模和结构两大维度，准确测算并分析新经济新动能的影响效应。
责任编辑：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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