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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 段玉明:揭开中国民间信仰的“底色”——评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段玉明教授 川大老子研究院 2021-02-06

编者按

特别感谢段玉明教授的授权,允许本号推送此文。小标题为小编所加。

《揭开中国民间信仰的“底色”——评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第177-178页。若要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书名:《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作者:李天纲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年:2017年12月第1版

页数:559

ISBN:978-7-108-05936-9




 揭开中国民间信仰的“底色”

——评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

祭祀探源》


作者:段玉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天纲先生新著《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出版),是一部旨在考察中国民间信仰的皇皇巨著,读后给人启发颇多。

 


方法论突破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宗教都是一种卷入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重维度的社会运动。就其形而上论,它有堪称复杂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为信众在世俗社会之外构画一个乌托邦似的宇宙模型;就其形而下论,它有堪称复杂的一套祭祀体系,以将信众从其厌离的世俗社会之中暂时导引出来。如此,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宗教研究要求学者不仅仅就其观念考察分析,同时要求学者对其信仰实践考察分析,庶不扭曲宗教现象的实情。落实到研究方法,则不仅要求学者重视经典、重视文献,还要求学者重视田野考察、重视信仰实践,尤其是在对所谓 “民间信仰”的观照上。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基督宗教研究的影响,以及宗教学被置于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方法论制约,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往往更对经典、文献别有垂青,而对田野考察(尤其是深度考察)、信仰实践 (尤其是信仰细节)弃之不顾,将鲜活的信仰事实变成了想当然的教条,以至于“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讨论民间宗教、中国宗教,几乎无法展开”(第23页)。人类学者虽然重视田野考察,重视信仰实践,往往又因经典、文献不熟的软肋,把鲜活的信仰事实变成了民间文学似的渲染与记录,“注重形象之生动有余,对传说、信仰、仪式背后的宗教思考则不足”,“‘民间’容或有之,‘宗教’本身则很少”(第2-3页)。所以“如何为中国宗教研究寻找新的方法论,成为宗教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第543页),因为“宗教学专业需要的‘中国宗教’,必须重新研究”(第23页),必须置于新的研究方法指导之下。


李天纲先生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对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献驾轻就熟。但与他之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论教文笺注》等)不同,除了继续发挥其对经典、文献驾轻就熟的特色外,该书的研究奠基于长期、细致的田野考察。如其“后记”所述,他从2005年不经意闯入了金泽这个民间信仰沃野之后,前后十余年,反反复复对其民间信仰做了非常细致周密的考察,其对金泽民间信仰的熟悉几乎到了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的程度。这样,曾经刻板教条的经典、文献被其田野考察的实情激活,相得益彰,纵横交织,在方法学上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李天纲先生在书中自言:“选择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作为中国宗教研究的田野考察地点,是想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从文本到文本的研读和比较,固然能够抓住一些本质问题,但这样的结论是否和实际生活相关, 就是另一回事情。……如果一项研究画地为牢,并不试图说明实际生活,无论它有多么强大的理论意义,也不能算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要将经典研究与民俗考察、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宗教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方法来推动宗教领域的研究”(第39页)。借此方法论上的突破, 该书向我们展示了活生生的江南民间信仰的实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内外兼具的完整的宗教生活”(第533 页),而不再是过去论著那种干巴巴的教条与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是该书首当其冲应予以表彰的特色,并寄希望于中国宗教研究的学者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教益,从单一的方法论上突围出来,以求更为准确、真实地揭开中国宗教不同于西方宗教的“泛信仰”的秘密。

 


理想研究个案


现代主义破产以后,学术研究逐渐从大叙事让位给个案研究。在细节研究尚不充分以前,大而无当的研究注定都将毫无价值或价值有限,经不住林林总总细节的追问。但如何选择个案,却是学者普遍遇到的难题,如果不想使研究成果变成鸡零狗碎的记录的话。个案选择的原则要求以点带面,必须具有丰富的承载与饱满的内涵——质言之曰“全息性”,可以由此洞见同类乃至全局的情形。否则,个案便只是“个案”,便只是鸡零狗碎的研究。


以此检讨金泽,我们不能不感慨李天纲先生的幸运,撞上了如此一个民间信仰的“活标本”——“一个完整形态的‘民间宗教’”(第547页),由之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40页)。正因如此,我们不仅能够借此观照江南民间信仰的情形,而且能够由此贯穿中国历代的民间信仰。其“下篇”所讨论的佛道兼容、三教通体、社会组织、信仰表达等问题,以及“总论”所讨论的中国根柢、宗教普遍性、儒家宗教性、宗教对话、宗教都市化等问题,乃至“绪论”所讨论的“民间宗教”概念、宗教复兴、宗教世俗化、边缘与中心、江南与世界等问题,都有赖于金泽个案所具有的全息性特征。个案选择的成功,既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谈,又囊括了中国宗教的重大问题,而且还在学者可以把握的范围。这是该书值得称赞的又一特色。言其“撞上”当是戏语,没有深厚的学科素养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是没法撞上这种理想个案的。


 

重新认识中国有无宗教等问题


中国到底有无宗教?中国人何以能兼多种信仰?这些困惑了海内外学者一百多年的问题,该书通过金泽个案的考察分析尝试提出了自己的回答。该书认为:“周代以来的儒家,首先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行为,是有基层民众维持、在民间社会流行的祭祀制度。”(第525页)这套祭祀制度“以鬼魂概念(加上天地观念)为基础”, 融合了“礼乐制度之上的儒家祖、示、孝、敬学说’,“构成了中国宗教的基本内容”(第276页)。汉代以降,这套祭祀制度与佛、道等信仰交汇融合,成为中国各种信仰的基本形式——李天纲先生将其称为中国宗教的“底色”。在所有“宗”、“教”、“门”、“派”的信仰生活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底色”,乃至“在更加晚近才传入的祆教、回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中都有表现,人们称之为‘本土化’‘中国化’”(第369页)。“底色”之上,才是各种宗教、各种信仰的分野。所以,该书强调:“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才是现代宗教的信仰之源。”(第528页)这一结论是振聋发聩的,它可以回答中国到底有无宗教的问题——中国是有宗教的,只是表现形式有异于西方“与西方宗教重视神祇和神学不同,中国宗教的一大特征是强调仪礼——祭祀制度”(第419页);它也可以回答中国人何以能兼多种信仰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祭祀制度才是宗教信仰的基本形式,在此之上方有佛、道等进一步的信仰选择。“至少在民间的祭祀生活中,儒、道、佛是共享着同一个祠祀系统的一体信仰”(第290页),“从儒学士大夫的角度看中国宗教,儒教、道教与佛教是‘三’教。但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看中国宗教,中国的宗教就是一个整体,不辨彼此,难分轩轾”(第356页)。既然是一个整体,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既信佛教又信道教呢?不管这一结论是否能获学界共许,其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宗教、认识中国人的信仰特征都具有启迪意义。


此外,该书通过金泽镇的案例指出:“中国的古代、近代和当代,存在着信仰力量推动城镇发展的案例”,这种“因庙兴市”的现象是被“施坚雅模式”所忽视了的(第381、383页);金泽镇祭祀圈的公共祭祀规模“已经超越行业、身份、性别、阶层、祖籍地的分别,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第396页),也突破了传统关于“市场圈”、“祭祀圈”、“信仰圈”的狭隘划分;回应杨庆堃的制度性与分散性两分中国宗教的模式“不是分散性的宗教学习制度性宗教,而是儒、道、佛三教,借鉴和适应了民间形态的基本信仰”(第528页);在自成系统的寺庙组织(书中称为“联袂寺院”)之外,信众以“社”、“会”的方式组织自己的信仰活动团体,表现出相当规模的组织性“正是这种组织性,培育和增进了区域共同体意识”(第399页);民间祭祀生活的结构有“强组织”和“弱组织”的分别,“男性参与的宗教活动,倾向于强组织,而女性倾向于弱组织”(第414页);如此等等精彩的结论尚多,恕不一一列举。

 

 

由于该书涉及议题很广、战线很长,难免尚有需要再行斟酌与补充完善的地方。例如,城隍神的起源一般推至周代,为除夕祭祀的八神之一,该书认为起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是吴越地区的地方神”(第136页); 以《敕修百丈清规》的署名“大智寿圣禅寺住持臣僧德辉”推测“住持” 一词元时“已经流行”(第323页), 但此职之设始于唐代的百丈怀海,宋时已成寺院的普遍职设;文明元年(684年),唐睿宗“册老君妻为‘先天太后’,立尊像于老君庙所’由此推测老君立像或在此时(第484页),但考古发现已经证实老君有像始于南北朝时①;凡此云云恕不赘举,都有进一步斟酌与订正的必要。虽然如此,当不降低该书的价值。在近年出版的探讨中国宗教、民间信仰的著述里,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极为难得的优秀之作。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中国寺观文化史》”(项目编号13&ZD079)阶段性成果,并受“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①参见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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