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 方国根编审：《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编辑手记

编者按

《收获在坚守与付出之后——〈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编辑手记》原载《出版人》2014年第7期，第44-45页。若要引用，请核对原刊，以原文为准。

学术编辑应以扎实的专业学识，执著的使命感和敬业心，坚守学术良知，努力营造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氛围，做一名守望精神家园的工匠。

收获在坚守与付出之后

《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编辑手记

方国根编审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

由卿希泰教授任主编、詹石窗教授任副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本）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从1996年5月立项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到2007年底完成初稿，以卿希泰、詹石窗等为首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经过了 12载的辛勤笔耕，又经过出版社近两年时间的编辑、加工与作者的不断修改、完善，前后打磨达14载之久。

这部洋洋洒洒总计近240万字鸿篇巨著，不仅是国家“九五”至“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而且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该书的出版，既凝聚着编纂者的辛勤汗水和不懈探索，彰显出他们勇于开拓的可贵精神，也包含着人民社各级领导与编辑集体对学术出版的执著坚守、使命意识，特别是编辑个体在编辑加工过程 中的艰辛劳作和付出，与作者之间的学术互动及其主体性创造智慧。

专业素养是必要前提

除了学习和掌握必要编辑加工技能、知识外，还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学识，这是我们胜任现代学术编辑工作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前提。《中国道教思想史》最终能够落户人民社，主要得益于出版社的国家品牌和崇高地位，社领导长期以来对精品学术著作的重视，也得益于我本人的专业背景和对学术守望的执著。我在读大学时就是学习哲学，属科班出身，后来读研时又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对中国道家思想有所涉猎；自1991年我来到人民社从事编辑工作后，又源于爱书与推崇学术之故，20多年来一直痴心于费力不讨好的学术著作出版，这为我策划、编辑、出版《中国道教思想史》等厚重学术论著打下了基础。

其实，《中国道教思想史》的选题在人民社的立项比较晚，其正式纳入出版计划则是作品撰写将近尾声的2006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鉴于这项重大课题工程浩大，深入研究需要较长时间，还留有与作者交往沟通的时间。本人十分敬重我国著名的宗教学家、道教研究泰斗卿希泰教授，对卿老主持的这项国家“九五”重大项目也早有关注，因为与卿老还没有直接打过交道，故而不敢冒然打扰他，需等待和寻找机会。

对于“中国道教思想史”这样的国家重点课题，多家出版社纷纷伸出橄榄枝。当课题研究进入最后几年的攻坚战时，也意味着出版竞争时刻的真正到来。我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主动出击，一方面从卿老的弟子也是本课题的主要撰写者入手，从他们那里做外围工作，表达出版诚意；另一方面，直接给卿老本人打电话，坦诚交换对课题的认知和看法，陈述和分析由人民社出版的优势、价值和影响，请求由我本人主持出版该书。大约在2006年底，卿老同他的两大弟子、也是我国道教研究的著名专家、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詹石窗教授与时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李刚教授一道来京开会，我专程赶往会场，拜访了卿老，与他们师徒三人一同专门商谈了《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出版事宜，敲定了意向。所谓"精诚所至”经过近两年的反复电话沟通及面谈，我们双方就作者队伍、书稿写作、体例要求等最终达成共识。

责任心是内外诉求

做一名合格的现代学术编辑，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学识和素养外，更需凸显编辑使命感与责任心在编辑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责任心的多少，意味着书稿质量的高低。由于学术论著受读者面与市场因素的局限，往往编辑下的功夫大，费心费力，而印数则很少，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难以达到经济与社会效益兼顾。特别是在当下追求经济回报的大环境下，学术编辑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写作是通过主编及众多作者协同分工、艰辛付出而完成的，编辑加工也是如此。四卷本《中国道教思想史》，分为6编共38章，总字数达240万字。对于这样大规模、有分量的书稿，我们如何在审读和编辑加工的环节上确保并提升其质量，真正做成从形式到内容统一的高水准精品图书？为此，我们从编辑层面进行了全室动员和分工，集全室之力，以成熟有经验的编辑为定员，逐卷落实专责到人，并强调每位编辑的责任意识，全程跟踪负责，从严审编，力求精审细编，确保书稿的文字与学术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书稿引文的抽查核实。众所周知，人民社是品牌老社，向来对编辑与校对工作都从严要求，即便是“文责自负”的前提下，不仅要求编辑对书稿中凡涉及引用马恩列毛等领袖经典著作的引文，要采用最新版本逐一核查，而且督促编辑必须对其他引文实施抽查。这无疑确保了书稿引文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中国道教思想史》作为大部头的史论著作，为了论证和诠释，引文资料自然很多，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分别抽查引文的工作量和难度。为此，我们向卿希泰主编、詹石窗副主编提出建议，希望在发稿前，让撰写作者将书稿中所有引文核查一遍，以保证书稿引文的正确性。实际上，当我们将书稿发排进行一、二、三校时，又利用时间差，寄一份校样给主编和副主编，请他们再次审看和把关，并建议将校样逐一发到撰写作者手中，让每一位作者再将引文逐一核查，力求引文必须与所标书目版本一致，哪怕是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如作者有疑问或改动，则需在注释中说明。主编和副主编们采纳了我们的合理建议，实际效果颇佳，发现和修正了引文的漏错失误之处，得到他们的一致肯赞。

《中国道教思想史》出版后，颇受学界好评，于2010年获四川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良性互动是"粘合剂"

就我本人编辑生涯的摸索实践和理解，愚以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非常重要，是我们做好现代学术编辑工作的强有力"粘合剂”，既关乎当时合作书稿事项的成功与否，又影响双方的长期合作，乃至延伸放大至对出版单位的形象评判和影响。

专家、学者是一群有个性的特殊群体，他们大都是有社会地位、有一定影响、有学识、感情细腻而又重视心灵共鸣的知识群体，与他们交往要秉持诚恳与尊重之心，但仅有这点远远不够，编辑还必须自我内修，唯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学有所长，力争成为一名学者型编辑，并持有一颗敬业的责任之心，才能赢得专家、学者对你从事学术编辑工作的尊重与信服，也才能真正做到双方心理共鸣上的互动交流，乃至直接的学术对话和探讨。应该说，“良性互动”是倡导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更是交心交朋友，只有“良性互动”式的沟通，才能积极有效地调动学术编辑自身的创造性智慧，才能使编辑与作者的创造性工作彼此心有灵犀、和谐合作，真正形成目标一致的"和合力"。

围绕《中国道教思想史》书稿，在与卿希泰、詹石窗两位教授的沟通、交往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正因我与卿老、詹教授的沟通和交流是建立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他们也给予我充分的信赖和尊重。之后，我与卿老又就他承担并主编的国家“六五”至“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道教史》（四卷）的修订和扩写本的出版达成共识，并于2010年正式由人民社选题立项；而詹石窗教授主笔的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中国宗教思想通论》一书也交我由人民社于2011 年出版发行，实现我们的再度精诚合作。

通过四卷本《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编辑出版，我深深地认识和领会到：编辑工作是一项繁杂琐碎、需要艰辛付出的个性化创造性职业，既神圣崇高而又世俗卑微，既有收获与欢乐，也有困惑与无奈！尤其是作为一名学术编辑，不能将编辑工作仅仅视为谋生式的被动审读加工书稿，更需要主动式的积极参与，付出更多的辛劳和智力，本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以扎实的专业学识， 执著的使命感和敬业心，坚守学术良知，努力营造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氛围，为我国的学术繁荣、民族的文化振兴而献智献力，做一名守望精神家园的工匠。

在自然界，阳光往往在风雨之后；在学术编辑岗位上，我相信收获在坚守与付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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