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民 | 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思考
编者按
特别感谢盖建民教授的授权，允许本号推送《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思考》全文。
盖建民：《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思考》，《中国宗教》2020年第1期，第12-13页。若要引用，请核对原文，以原文为准。
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思考
作者 | 盖建民教授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当前国内学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三大体系构建”，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关于道教学术研究与文化自信的关系，笔者认为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提倡文化自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找寻到文化根基，铸造文化魂魄，即所谓寻根铸魂，并把文化自信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这才会逐渐形成富有内涵的不可动揺的自信力。通常所谓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
一、如何做到文化自信？
笔者以为，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学术自信。一般认为，中国宗教学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初，在迄今为止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复杂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正是经过了百余年的学术积累，在本世纪初，学者们围绕“是否有可能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理论自觉”“中国学派的特色”“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独特问题”等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深入讨论，标志着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开始形成构建“中国学派”的理论自觉。面对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变迁，学者纷纷关注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由于道教研究不断出现新气象，近年来我们也大力倡导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研究新范式。
在中国道教研究领域中，构建“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研究范式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以对道教学研究的百年历程的系统回顾与学术反思为基础的。就学术自信而言，道教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经过持续积累和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二、当代中国道教研究出现哪些新气象？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道教研究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首先，在学科建设上：从“偏门”、“险学”到“显学”；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视角”到“多元整合”；从“宏观叙事”到“微观实证”；复次，在中西比较上：从“模仿追赶”到“并驾齐驱”；从“相互漠视”到“相互借鉴”再到“本土立场”。
当前中国道教研究的学术热点，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领域：
①区域道教与地方道教研究；
②宗派、教派研究；
③地方道教法术、科仪与社会生活互动研究；
④道教思想与文化现代性研究。
而对于今后中国道教研究亟需加强的领域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①重视道教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研究；
②强化道教神仙信仰以及道教教义学研究；
③明清、民国的道教文献收集整理和近代化研究；
④大数据时代下的道教文献收集整理与资料信息化；
⑤注重多元研究方法的并用与视角的转换提升。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百年中国道教研究历程的科学回顾反思，结合我们对当今中国道教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提出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推动中国道教研究在西方宗教学话语体系下朝本土化、中国化方向上的范式转化，不只恰逢其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同时还是未来中国道教研究的必由之路。有学者指出：“学派是学科与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当前中国道教研究的发展状况下，构建中国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正当其时。
三、构建道教研究"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有何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从百年中国道教研究学术历程的梳理总结，进而提出“中国学派”话语体系建构问题研究，具有深刻且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首先，就中国道教研究本身来看，百年中国道教研究学术历程与“中国学派”话语体系建构问题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道教研究的根本性范式转变，为中国道教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方向与学术增长点。众所周知，我国的道教研究起步较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直跟在日本学者、欧美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而这些西方汉学家的道教研究是一套有主导性语境的话语系统，即西方的学术传统。他山之石固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事实上，这几十年来我们的道教研究也一直在汲取西方的成果。但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固有的深刻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
近年来，道教研究慢慢地呈现出一种“在地化”“本土化”的趋势，因为道教原本就是本土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自己的主导性语境。这种中国本土主导型语境的构建，不仅是真正形成“中国学派”、发出“中国声音”的前提，同时也是我们从事道教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共同的努力方向。
作为从事道教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我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要树立一种自觉的研究意识，即要在尝试构建这种道教研究中国本土主导性语境的前提下，提炼我们自己的核心概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从而推动中国道教研究的根本性范式转变。
其次，有助于为建立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素材，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宗教学理论。我们现在的宗教学理论是源自西方的，是西方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文化门类。西方的缪勒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科学的宗教研究的方法，宣告了宗教学这个学科的诞生。但是，他宣称的宗教学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宗教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有一些东方宗教的资料供比较研究，但基本上还是以西方宗教的研究成果为主导的路向。众所周知，东西方宗教确实有巨大的差别。
因此，从学理上也应该存在一种东方宗教学理论，或者说是中国宗教学体系。中国宗教学体系应该是在研究中国宗教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学原理。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实际上就是为建立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素材。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说到底是在具体的宗教现象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我们构建本土特色道教研究的话语体系，可以为未来一个更大的目标——即构建一个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
再次，就宏观层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来说，有助于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和范式转型提供实践和学术经验。同时，开展这一研究工作，有助于理解中国本土的宗教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制定宗教政策与决策提供学理支撑。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是从中国道教现状出发的，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道教学术研究，也是出于中国本土道教现状的现实考量。目前的道教研究处于西方宗教学话语体系之下，并不适用于回答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助于加强我国文化自信，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话语体系，是当前道教研究领域加强学术自信的必要条件。我们通过对百年中国道教学术史的回顾总结梳理，提供构建“中国学派”话语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有助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来自本土学术研究的可贵经验与实际案例。道教的历史文化资源包含丰富的中国文化原创性的内容，我们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建立自信并达到文化的自信，这对于积极响应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