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万桑 | 关帝乩文的经典化
编者按
特别感谢作者高万桑教授、译者罗阳的授权，允许本号推送《关帝乩文的经典化》全文。文章观点属于作者个人，并不代表本号观点。
[法]高万桑著，Luo Yang译：《关帝乩文的经典化》，何建明主编：《道教学刊》2019年第1期（总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77-91页。
若要引用，请核对原文，以原文为准。
标题
《关帝乩文的经典化》
作者
[法]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
译者
罗阳（Luo Yang）
刊物
何建明主编：《道教学刊》2019年第1期（总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77-91页。
关帝乩文的经典化
[法] 高万桑
（Vincent Goossaert）
中国宗教中，许多神的背景或比较模糊，或纯属虚构。关羽（？-220）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关羽过世后，作为神存在得更久，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地位甚至提升至“帝”位。1590年关羽被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1614年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田海（Barend J.ter Haar）[1] 的新书主题即是关帝信仰。该书无疑是关帝信仰研究方面的权威出版物，笔者在此仅作概要的轮廓梳理，尤其专注于降笔方面。关帝信仰在关羽不幸被敌军处死之后不久即萌芽，但在宋代之前一直不受关注，至宋时，在佛道两家的共同推动下，关帝崇拜始上升至国家层面。佛教奉关羽为寺庙守护神，道教则将其视为最重要的驱邪神之一。[2] 关羽随后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直到1614年最终被封为“帝”，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1850-1864），关羽以最强大的为帝国而战的形象，被尊为武圣，地位与孔子并列。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关帝崇拜的一个侧面，虽出现较晚，但影响巨大，即关羽鸾书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他明清时期通过扶乩（扶鸾、降笔、飞鸾）形成的文本。19世纪中期，关帝、文昌帝君与吕祖成为在华人世界宣传精英价值观的众多乩坛里，最重要的三位神祇(三圣)。在笔者另一篇文章中，着重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三位神祇封神的过程。三位神祇的鸾书都编入了数量巨大，且不断扩充的“全书”。[3] 这些全书不但数目庞大，内容丰富，更因为描绘了精英阶层的宗教正统思想而具备重要价值。
笔者注意到，这三位神祇的成圣过程不但极其相似，且相互影响颇深。然而，三者成圣的进程并不一致。文昌帝君为第一位，宋代时已有连贯的鸾书，拥有极高的神圣地位。其次是吕祖，再次为关帝。最早的《文帝全书》和《吕祖全书》大约同时于1743-1744年由同一人群編纂和出版。接下来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帝全书》的完善历经数代。本文并不进行三者成圣之路的比较，亦未提及其他有类似成圣过程的神祇，而主要对关帝全书的编纂过程做具体的阐述。大部分关于关帝经书历史的基础资料由游子安和王见川提供，[4] 笔者在此以新的材料和不同的框架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拓展。本文集中于关帝文本的乩示与全集编著的编年，在结论笔者则对几个世纪中，通过不同的乩手形成的经书内部的连贯性进行考量。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对关帝经书历史的这种重构，仅仅是一次尝试。相关资料数目庞大，有的经书有现代重印版本，但很多还躺在数不清的图书馆的珍稀书库架上。在查阅了一些图书馆之后，笔者目前也仅能掌握一些初步材料，并取得了部分经书的内容梗概，尚有许多未能得观。
一、早期经书
关帝在清代社会受到广泛崇拜，精英阶层奉其为忠勇代表，商人视之为财神，反叛军队将其作为战神供奉，这都说明了在此期间有一系列关帝神传出现。传统文人诸如周广业（1730-1798）、崔应榴，在《关帝事迹征信编》用考证方法来探究关帝成神的历史资料，列举出乾隆晚期流行的55部书，其中四部被称为“全书”。[5] 但是，大多数早期“关帝全书”并非鸾书。周、崔对鸾书并不看重，所以未收录入书。除此55部之外，还列举了另一些经书和经书注解，如《觉世真经》《忠义经》《戒士文》，以及部分诗歌和训文。
周、崔罗列的明代以来丰富连贯的关帝经书汇编，大多着重于关帝生平、官方与民间的关帝崇拜，以及关帝神迹。在这些经书之中，关帝乩示的经书似乎始于《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约1692年由卢湛汇辑）。这本集子影响深远，主要内容是关帝圣行和历史资料（历年间纪念关帝的文章、铭文题词、关帝庙相关文献、关帝祭祀文等），其中还包括一本关帝降笔经书《忠义经》。[6] 另一本篇幅较短的善书《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也流传于17-18世纪之交。接下来我们就来简短地分析这两部经书。[7]
《忠义经》
《忠义经》大概是最早的关帝降乩经书，文本历史复杂，流传内容不一，有18章和19章两个版本。康熙年间，郁世燮（1705年举人）[8] 为经书撰写了注解。两个版本都有杨博（？-1564）所著序言。杨博为明代兵部重臣，序言皆署名为兵部尚书（杨博1555年官任兵部尚书）。序言是否为杨博所著已不可考，但关帝被称为“侯”证实了写作年代较早。杨博提到《忠义经》流传甚久，宋朝孙奭似为第一位编写者。杨博作为关帝的信徒，且与关羽同属山西南部同乡，在1556年从同僚处取得《忠义经》后，很乐意将之付印传播。杨博在序言中虽未提到扶乩，但后世均认为《忠义经》系扶乩而成。[9]
《忠义经》全文均为四字短语（几乎不押韵）。19章版本（较长版本）内容为：1.述志：关帝自叙生平和志向；2.鸿濛：宇宙天地与善恶报应；3.气数：人之天定命数；4.世道：嗟叹世风日下；5.居处：社会和谐；6.配育：家庭价值；7.修建：修建禁忌；8.功名；9.游行：行伍之险；10.符讼：身陷官司之险；11.疾病：不敬神明、前世作恶；12.命运：人各有其命；13.摄生：养生；14.瘟瘵；15.太朴，历代之人间道德沦丧；16.欲界：现之人间众生无情；17.雨旸：天灾；18.生人：神监众灵；19.业报：善恶有报。全文宗旨统一，讲述人世艰难，若念诵经文，遵循关帝教诲，即可得关帝保佑。
总之，《忠义经》是一本重点在于讲述报应与道德沦丧的善书。关帝在神界并不是管理善恶报应的主神，但在《忠义经》中，与接下来要讨论的《觉世真经》一样，关帝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提醒信徒要注重因果报应，但并未宣扬末世论，这点与18世纪早期的吕祖和文昌经文不同。[10]
《觉世真经》
直到18-19世纪之交，《觉世真经》都是被引用、注释、再版最多、最著名的关帝经书。[11] 全文仅650余字，与另外两部著名善书，宋代《太上感应篇》和17世纪中叶《文昌帝君阴骘文》在风格、主题、灵感上都很接近，甚至整句照搬。《觉世真经》中的某些主题在整个后世关帝经书中都可以看到：对父权家庭价值观的关注（尽管不是关帝经书独有），以及作为武将出身的神，对有罪者的武力震慑：“若负吾教，请试吾刀”[12]。
《觉世真经》成书年代似乎始于清康熙初年，约1660-1680年间，某些版本宣称成书于1668年。[13] 可考的最早的序言写于1691年，已知最早版本约于18世纪20年代印刷。与《阴骘文》类似，《觉世真经》的前部以骈文写成，后部随即严格按照三字或四字不押韵短语。证明《真经》供人阅读背诵，不用来念唱。经书叙述结构随韵律改变：文初赞颂忠孝节义之人，提醒世人天地神明自会奖惩善恶，详述了善行与恶行，文末总结强调关帝会保佑奉行关帝训示之人。
长远来看，这两部关帝经书中，《觉世真经》较为成功。18～19世纪间，不断有新的评述和独立版本出现。反之《忠义经》虽纳入了关帝全书，在康熙年间由郁世燮撰写注解之后就再无新的注解出现（据笔者所知），独立版本也较少。
上文提到的《忠义经》和《觉世真经》是整个18世纪最主要的关帝经书，随后有一些训文出现，编撰一部权威的经书集日趋必要。仍然是由一位文人，彭绍升（1740-1796），独立编撰了关帝全书《关圣帝君全书》，1772年由其父，兵部侍郎彭启丰作序。序言与凡例都显示了该全书基于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增加了许多增补和修订），且纳入了《忠义经》（彭绍升明确表明该经系扶乩所成善书），增加了简短的扶乩“法语”，彭认为这些法语与佛教、道教的自省关系密切。笔者尚未阅读这部分《关圣帝君全书》，但可以肯定这些“法语”都出自同一个世纪中某段时间苏州乩坛关帝乩示。彭绍升编撰时都以《玉诠》为名（《道藏辑要》JY243）。[14] 这也是一个极其普遍过程中的典型例子，即由一位文人编撰经书全集，并在其中加入自身或亲近友人编成的新鸾书。
彭绍升之后，编撰一部经书类而非历史性、圣人传记类的关帝全书的想法开始出现。第一部全书为《武帝汇编》，游子安认为原编者应为刘樵，也正是此人在1734-1744年间督编了文昌帝君和吕祖全书。[15] 笔者与游子安查阅了同一版本，并未发现有刘樵的痕迹。且《武帝汇编》或“关帝”字眼都未出现在刘樵的《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中。《武帝汇编》原版已失传，流传的1876年的较晚版本，[16] 对原版增补较少（不包括形成于1800年之后的关帝鸾书，且仅有四卷）[17]。除圣迹文本和灵签之外，还包括上文提到的两部经书（《觉世真经》、《忠义经》）和一些训文。这个版本副文本较少，在简短的序言中提到，吴惠（字柳卿）阐述自己想仿照其家族所编《文帝全书》编撰一部关帝全书，因文武二帝理应得到同等待遇。然而，吴所获资料有限，故仅将其所得经书汇编成册，采用了《武帝汇编》这一更含蓄的名称。需要注意的是，吴可能并未参与新的扶乩写经活动。该序言仅标注写于辛亥年，《文帝全书》之后第一个辛亥年为1791年，序言应写于此年。
尽管吴惠试图使关帝全书与文帝全书、吕祖全书地位同等，但关帝全书所包含经书数目远少于后二者（此两部全书均在初版时已有32卷，后再版亦陆续扩充）。这一情形也反映在了当时所编的《道藏辑要》，约1806年由蒋予蒲（字元庭，1755-1819）与其身边乩友在北京编撰而成。《道藏辑要》中，约200余部经书由明《道藏》而来，另有100余部形成于明末以来，尤其是18世纪，社会精英阶层崇拜救世神，扶乩成书的现象更加广泛。很多“新”经书都由救劫神祇降乩形成，有鸾书、懴文、圣人传记等。其中吕祖是最重要的神，经书数量巨大，其次为文昌帝君，关帝也在列，但仅有一部传记和一部经书，[18] 即《忠义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JY260 《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这本经书实际上是在《忠义经》基础上附加了具有强烈驱魔意味的训文《三界伏魔关帝忠孝护国翊运真经》（JY260,90a-92b）所形成的复合体，还加上了一些较短的懴文和宝号。
三、《桃园明圣经》
在嘉庆年间，伴随着《桃园明圣经》的出现（成书年代不详，约为1805年或较早年代），[19]关帝的地位才逐渐上升至救劫大神。该书成书背景已不可考，但一经问世即大获成功，在随后问世的关帝全书中均占据最高地位，且在19、20世纪无数次再版。经书中称此经为关帝托梦于玉泉寺一位僧人（玉泉寺位于今湖北当阳，关羽在此地被处死，关帝信仰也始于此地），而后通过扶乩广泛流传。当然这仅是传说，并非经书实际形成过程。该经书较之前的关帝经书更长，主要由骈文构成，夹杂押韵段落，且各章间主旨突变，是典型的鸾书特点。在1840年一本明圣经注解（见下文）的序言里，提到关帝的确文采不高，但却能作出清晰明了的箴言。
在《桃园明圣经》中，关帝自述生平，以自身作为信徒的道德表率。随后讲述玉帝如何封他至高神位，在天宫地位仅次于玉帝，掌管人间善恶报应。其中很有趣的一段，关帝自述如何将位置不当的张仙纳为从神，此张仙无疑影射文昌帝君，也表明关帝信徒欲将文昌信仰纳入关帝信仰之内的企图，哪怕文昌经书实为关帝扶乩经书创作的模板。接着关帝继续讲述自己如何下界为人，数度转世，救国于危难（此主题很可能借鉴自文昌帝君传说）的神迹。
《明圣经》具备典型道教各神灵的经书特点：首先许诺保佑所有抄录背诵此经之人，然后承续早期经书如《觉世真经》的风格，讲述上天如何监管人间善恶，详列各项善恶举止，相应奖惩。关帝列举了八大必奉道德准则：孝、悌、忠、信、义、礼、廉、耻，这大概是“八德”最早出现在经书里。在整个19世纪中，“八德”作为道德的标准定义，不断作为主题出现在其后的关帝鸾书和其他神祇（包括文昌帝君）[20] 经书中。经文的大部分都以阐述当前世风日下作为开始，主要人物为朝中官员，这一特点也出现在后来的关帝经文里。经书末尾提到二十四劫将至，但总体来看，（亦与早期《忠义经》、《觉世真经》类似），末日劫数的说法并未贯穿整部经书。
四、1828年《关帝全书》
目前已知的第二部《关帝全书》于1828年由荣昌（位于今重庆）士人甘雨施（字岱云）出版。这部全书相对“保守”，并未编录《觉世真经》和已经流传的《桃园明圣经》。其中对鸾书的处理与彭绍升所编全书类似，即收录了《忠义经》和少数短训文，共21部，包括18世纪已经流传的《戒士子文》。这部全书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编撰所费时力，出版时间都与《文昌帝君全书》同等，且许多序言都将文昌帝君、关帝二者联系在一起。甘家在川东也是以文昌信仰的大力宣传者而著称。[21]
另一部较早的关帝全书《乾坤正气录》（甘雨施将其视为最新的资料来源），若从1880年有后期增补的版本来看，所录入经书更多，包括了《忠义经》。《桃园明圣经》、《觉世真经》和训文则在最后一章的独立章节（或许编者认为这些经书不如《忠义经》重要）。除1880年版本增加的一部1859年形成的乩文，[22] 其他经书并不具备强烈的救劫色彩。
其后，另一部也相对保守的关帝全书是《关帝经懴》，1857年由泉州（福建）关帝庙出版。该书收录经书不多，可见主要是为满足仪式需求，包括《忠义经》和《觉世真经》（但无《桃园明圣经》），两部短经，一部长懴（与1858年全书中的不同）。这些全书没有收录所有已存关帝经书的原因尚不明了（如甘雨施全书和《关帝经懴》未收录《桃园明圣经》）。或许编者并不知晓这些经书，但可能性很小。故极可能是编者选择不收录，或出于对经书权威性的质疑，或出于对经书内容的不赞同。
五、龙女寺降乩
1840年，在一座位于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北部定远县（今四川武胜县，距甘雨施编撰全书之地荣昌不远）附近的一座寺庙——龙女寺，发生了新的关帝经文传统的转向。龙女寺鸾书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后世经书中被数度提到（有时注明出自龙女寺，大多数仅标注庚子年，1840）。[23] 甚至当地地方志中也提到了龙女寺扶乩，这在地方志中是很罕见的。[24]
武内房司在关于《指路宝筏》的一篇文章中，首先关注到了龙女寺扶乩。武内使用的是《指路宝筏》1907年的版本。[25]
王见川在《台湾（关帝当玉皇）传说的由来》中说，《指路宝筏》具备典型的龙女寺鸾书特征，但应由光绪年间先天道转写过，所以并不可信。王认为龙女寺毫无先天道活动痕迹，应是后来先天道采用了龙女寺的理念。这一点很重要，因先天道是帝制晚期最主要的教门之一。似乎从19世纪中期起，先天道就采用了扶乩写经，且聚集了一批精英扶乩团体。
与武内相比，王见川掌握了更多原始资料，他认为现存仅有一部可信的龙女寺经书：《明圣经注解》。这一《桃园明圣经》的重要注解仅存太平天国后版本，也说明了一个普遍问题，即很多鸾书都在太平天国前期或期间出版，但仅存太平天国时期后的版本，且有些经书被大幅改动过。此本《明圣经注解》似基于1840年版本，但有许多副本。笔者使用了两个版本，分别有不同的序言和后记。序言显然是关帝和其他神祇1840年降乩，由当时的编者将经文写出，其中还包括一些1840年赵世安所写传奇故事。[26]
总体来看，故事内容为：赵世安和他的兄弟们一直以来都是虔诚的关帝信徒，早晚念诵《明圣经》，感叹这本挚爱经书未有注解。长兄赵正治遂于1838年请求当地文人胡印田撰写经注，但书未付梓，赵即过世。1840年，在一系列频繁扶乩活动中，被玉帝封为“天君”的关帝手下大将高守仁降乩[27]，告知赵家兄弟，如今他们的兄长已是湘潭（今湖南省内，另一个关帝扶乩信仰的中心）守护神。关帝在一次对地方神明的巡视中接见了赵正治，赵向关帝请求允许赵家出版《明圣经注解》。在一篇序言中，赵氏兄弟也提到直接与赵家长兄在梦中交流过此事。关帝允准此事并派遣高天君监管。高天君降笔写了序言，并修订审核整本注解。赵世安还提到与吕祖和其他神明进行的扶乩写经交流，均在赵家或龙女寺进行。这再次表明，关帝信仰并非独立于其他扶乩救世神信仰之外。赵亦讲述了关帝的驱魔故事，以及地方神如何升入天宫。在赵家故事中，乩手自身神化（此处是传统的神化方式，即成为当地地方神）和经书产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龙女寺我们必须把两类经文和观念区分开，一类明显源于1840年龙女寺扶乩团体（如《明圣经注解》），另一类则是后世参考龙女寺进行的效仿。前者尽管在经文中强调了关帝掌管善恶报应，但救劫色彩并不浓烈。而后者则讲述了1840年天地大劫。在这个故事里，玉帝监查人间种种罪孽，凡恶贯满盈、无可救药者皆无可恕，要将作恶众生收尽，遂敕令瘟神，通行天下，收尽恶人。关帝求得玉帝允准，与其他神祇（吕祖、文昌帝君、观音）在人间覆灭之前拯救世人（一说玉帝恩准了三十年宽限，通过扶乩写经重塑德性，可以使更多的人得到救赎）。
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言，[28] 类似故事在12世纪最早的文昌帝君鸾书中就已经存在。王见川对该类故事的各种变体，以及在19世纪的发展进行了研究。[29] 其他经书中也有非常相似的故事（在1858《关帝全书》中的训文里尤其普遍，卷22-24，但这些训文具体成文年代已不可考），大劫之日改在了1816年。王认为这些经文应成文于1816年之后，因故事中虽提到了所谓大劫后一系列神示的出现，却没有描述那一刻具体发生的事情。笔者认为1840年大劫故事也是类似的情况。1858年版本《关帝全书》中未发现任何一篇与1840年大劫有关的经书（下文将介绍，本版本中讲述了1816、1847年的大劫故事）。据笔者目前所知，与1840年大劫故事有关的最早的鸾书是《救生船》（降乩的有数位神祇，包括关帝），出版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共四卷，序言所注日期从1860到1863年不等）。[30] 正如王见川所说，撰写《救生船》的乩坛应该是由出身龙女寺的扶乩人员建立。[31]《救生船》版本众多，然笔者尚未发现任何一本原始版本始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极有可能龙女寺大劫故事在四川地区流传较广，但在后来出版1858年《关帝全书》的湖南，并没有被民众接受。
总而言之，龙女寺团体是第一个在社会背景方面有据可查的扶乩团体。但关帝如何成为了大劫故事的主角，这个故事又如何与龙女寺团体联系起来，原因我们尚不明了。极有可能是太平天国时期，龙女寺最早的鸾书出现二十年之后，由一些出身龙女寺的扶乩人员想出了这个说法。总之，至1860年，关帝已经成为天地大劫的主角。这也是第一部在战争背景下，以当代独立资料来源编撰的第一部完整关帝全书。
六、1858年《关帝全书》
1858年《关帝全书》的出版，标志着关帝鸾书经典化之路达到顶峰。1858年《关帝全书》共40卷，内容丰富，与其他对编者介绍详尽的关帝扶乩经书集不同，这部全书的编者黄启曙并不知名，仅注明了出身于今湖南中部湘潭地区。[32]笔者未能获得1858年版本的全书，但1889年重印版对原版忠实度较高，因在重印版中，除版本记录之外，尚未发现任何1858年后的增补文本。
因此1858年版全书的编撰背景无从考证，仅能推断成书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且受到太平军1851-1858年占领湖南，以及湖南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参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两方面的影响。[33] 大多数注明成文地点的训文（卷22-24，见下文）都出自湘潭地区，部分训文具有明显成文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特征，[34] 如《救劫篇》（亦名《救劫宝训》）[35]，即是1855年在荆州关帝降乩而成。关帝在经文中说，玉帝要收尽作恶众生，关帝为救世人开坛降乩，引导恶人向善未果，大战之后漫山遍野的尸首正是劫数的印证。关帝还说，清朝两百年盛世，现已腐朽不堪。太平天国正如历史上汉末黄巾起义、明末四川张献忠叛乱，且劫数更大，灾难更甚。但在此经文中，正如笔者所观其他经文一样，并未明确提到“太平”二字。仅提到天庭遣魔王入世，战火蔓延，寺庙被毁。尽管如此，关帝向信徒许诺，只要诚心悔改，尽心向善，仍可得救。这篇训文被收录在《救劫喻言汇刻》中[36]，该书出版于1861年初，包括了1855-1860年间于湖南、湖北乩坛不同神祇的鸾书。
该全书的另一重要特点在最后一卷，记录了关帝和手下两员大将的各种神迹，反映了1849-1851年间，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前，湘潭地区的频繁扶乩活动。田海分析了这部分文本，认为应是黄启曙本人编著。[37] 总之，1858年这部全书，反映了在战争影响下，动荡的湖南地区，关帝扶乩崇拜已臻成熟。
1858年《关帝全书》奉《桃园明圣经》（附1840年注解）为尊，[38] 其次为《忠义经》、《觉世真经》。还增加了一些老版全书中未收录的新经书（卷8-11,13-14,19-21）。尽管其中有些经书的序言附其他神祇之名，尤其是文昌帝君和吕祖这两位在这部全书里与关帝联系紧密的神祇，但文本中并无任何成文日期和地点的信息。有些经书大概成文于19世纪50年代的湖南，另一些成文时间也许更早。
此外，1858年全书还收录了很多“懴文”。在所有神祇降乩的经书全集中，最早收录的是善书，其次经书，最后为懴文，关帝全书也不例外。关帝降乩最早的懴文约成文于18世纪，在《关帝事迹征信编》中，《报恩懴》被归在清乾隆晚期。1806年，关帝经书被收录入《道藏辑要》，其中有一篇极短的《关帝宝懴》（99a-101a），为关帝加上了很多封号，与一些天王天帝的名字一起附录在了《忠义经》里。在1857年《关帝经懴》之前，其他关帝全书中并没有独立的懴文，（彭绍升、吴惠和甘雨施所编全书均未收录），而1858年版全书收录了两篇完整的长懴。
除了经书和懴，19世纪初期的关帝崇拜还产生了大量的训文。在19世纪中期的湖南，训文似乎成了最通行的昭示关帝训示的形式。早期全书中一般收录有十几到二十几篇训文。《明圣经注解》的1840年序言中提到一部《关帝宝训集》（已失传）。1858年《关帝全书》中，训文数量达到144片，被收录在卷22-24，当代重印版中，训文共有400多页。大多数训文成文日期和地点不可考，少数注明了与成文有关的人和地点（大多位于今湖南、四川省），大部分文本风格和词汇相似度极高。极有可能大部分训文成文于1858年前的湖南。
训文的主题大多是关帝救劫（如前文讨论的《救劫篇》）。19世纪中叶，救劫已经是关帝经书的主要题材。笔者大胆推断这个主题的流行来源于太平天国战争。训文中还提到了早期关帝降乩，显示了扶乩这一传统对于关帝经文形成的重要影响。有趣地是，19世纪中期形成的关帝鸾书中经常举出《觉世真经》，却没有提到《忠义经》和《桃园明圣经》。这两部经书中都有关于扶乩写经的内容，且谴责了“斋教派”（明显指向1796-1804年白莲教叛乱），认为“斋教派”迷惑民众，排斥扶乩。[39] 由这些经书，也可得观关帝扶乩写经团体如何看待自身在整个宗教大环境下的地位。
1858年之后，仍然有新的关帝经文产生，经书全集的编撰也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40] 笔者按时间顺序对文本的列举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们将以更广泛的视角来分析以上提到的经书。关帝经书中极其重视家庭伦常，尤以忠孝为尊。但仅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并未排除其他主题。从关帝经书出现早期到19世纪中叶，在几乎所有经书中，都可以看到其他传统善书里常见的主题：诚信经营（关帝也是商贩敬奉的神祇，1858年全书中很多经文都与商业道德有关）、戒杀生、遵守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体恤孤贫。在数量庞大的鸾书和善书中，关帝经书并不例外，只是侧重有所不同。
纵览晚清鸾书，王见川提出了不同的神系具备同一神格的问题，主要探讨了关帝、吕祖和济公三个神系。[41] 王主要关注的是推动崇拜活动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在此建议亦可关注三个不同神系之间的理论层面的一致性：从清康熙年间（也可能更早）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从扶乩降坛的普通神祇上升到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救世神的地位，以上我们讨论的所有关帝降乩经书之间，都具有某种一致性。神格自身亦是行为体（按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定义），有内在的逻辑、神性和限制。所以与既定的神格相悖的神示都会被认为是虚假的（实际上诸位降鸾神的成圣过程中，也经常出现选择或排除某些神示的现象，[42] 尽管笔者在关帝经书中尚未发现此现象，但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关帝全书，而全书本身已经经过了选择，将非正统的经书排除在外了），这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经书之间的教义一致性，因为其他以关帝之名写成，但不符合其既定神格要求的经书并未被收录在全书内。所以从明代至太平天国时期关帝乩示经书全集的发展（包括太平天国之后直到今天），始于关帝神示标准概念的形成。经书不断增多，不断有新的主题，尤其19世纪40年代起关于救劫的经文特别多（追随其他神祇的脚步），但经文间仍然具有教义一致性。
关帝经文中的核心教义主要是：等级制度的神圣性，首先是家庭中，其次是社会关系中的上下尊卑；世俗之人克己禁欲的意义（克制消费、压制性欲、不追求精美食物和其他欢愉）；反复强调应以关帝为道德模范；以及暴力[43]，首先是关帝威慑（或者说是赐予）恶人以惩戒，而后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劫难情形。诸多研究者都认为晚清关帝崇拜经历了儒家化的过程，且19世纪出现了鸾书的新类型，按照通行的说法，即宗派型、救世型。[44]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忽视关帝经书的持续性发展，及其与其他全书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文昌帝君全书和吕祖全书），且佛道两教的影响也不容忽略。[45]
注释
在此非常感谢胡劼辰，胡博士专研文昌信仰与扶乩，慷慨地为笔者提供了许多材料。同时还非常感谢王见川与游子安与笔者进行讨论。本文是2017年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译文 "The textualcanonization of Guandi", in Barbara Hoster, Dirk Kuhlmann, Zbigniew Wesolowski eds., Rooted in Hope / In der Hoffnungverwurzelt.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oman Malek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Sankt Augustin, MonumentaSerica, 2017), p. 509-526.
[1] Barend J.ter Haar, 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 life of a Failed Her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7).
[2] Barend Ter Haar, "The Rise of the Guan Yu Cult: the Taoist Connection,” in Jan A.M. de Meyer-Peter M.Engelfriet eds., Link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Leiden: Brill,2000), pp.184-204.
[3] Vincent Goossaert, “Spirit-writing,Can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Divine Saviors”, Late Imperial China, 36(2), 2015.
[4] 游子安：《敷化宇内：明中叶以来的关帝信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50期；王见川，“Sp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及其合著著作《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 ：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内的文章。
[5] 《书略》，[清]周广业、关应榴辑：《关帝事迹征信编》第30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6] 关于此经书最好的研究是李世伟的《创新圣者》，在73页上李提到还包括《觉世宝训》（即《觉世真经》？）然而，笔者查阅了《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的各个版本，均无此书，仅有《忠义经》。
[7] 在此还要提到另一本篇幅较短的关帝经书，《太上大圣郎灵上将护国妙经》，被收录入1607年《万历续道藏》，DZ1446。该经书后来似乎被遗忘，本文也不对其进行讨论。
[8] 关于《忠义经》的细节，（似存许多不同版本的名称），参见拙作，《道藏辑要》（在编）条目JY260。
[9] 周广业、崔应榴在“书略”中如是说，《关帝事迹征信编》，j.30。
[10] Vincent Gossaert, "Modern Daoist Eschatology: Spirit-writing and Elite Soteri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 Society, 6(2014).
[11] 关于《觉世真经》的法语译文，参见高万桑，《Livres de morale révélés par les dieux》(Paris : Belles-Lettres, 2012)，第25-31页；德语文章参见Diesinger,《Vom General zumGott》。
[12] 高万桑：《Livres de morale révélés par les dieux》，第28页。
[13] 此书成书年代详考参见酒井忠夫：《增补中国善书研究》，vol. 2，第184-185页；游子安，《敷化宇內》，第222-225页。
[14] 《玉诠》名下有很多神降乩文，其中关帝乩文最众。关于彭氏家族扶乩与经书的研究，参见Daniel Burton-Rose博士论文《Terrestrial Reward as Divine Recompense : The Self-fashioned Piety of the Peng Lineage of Suzhou, 1650s-1870s》，感谢Daniel无私分享的诸多资料与观点。
[15] 游子安：《敷化宇內》，第220, 247页。在《劝化金箴》（p258）中，游子安提到《古今善书大辞典》内认为吴柳卿重版了刘樵编撰的《文帝全书》，且编撰了《武帝汇编》，笔者认为此说更可信。但游子安对此处解释持不同观点，认为刘樵为《武帝汇编》编者（邮件讨论，2014年9月）。无论解读对错，仍非常感激游子安与笔者进行的丰富讨论。
[16] 非常感谢Paul R. Katz和吴政哲提供该书部分复印件。
[17] 然而其中却包含了1855年的《救劫篇》，接下来会讨论。
[18] 然而，一部很短的经书《关圣帝君穷理尽性至命上品说》包含在JY102《观音大士莲船经》中，2.1a-3b，以及《关帝忠武宝懴》包含在JY246《懴法大观》中，5.48a-61b。
[19] 关于《桃园明圣经》起源的最详尽的研究参见王见川，《近代关帝、玉皇经卷与玄门真宗文献》导言。该经书与很多鸾书一样，亦有许多别名，如《应验（明圣）经》。
[20] “八德”详见王见川，《Spi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 范纯武，《八德》，康豹、高万桑主编：《改变中国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中央研究院”，2015。
[21] 胡劼辰目前的研究即是关于甘氏家族。
[22] 1880年版包括一本明显出自扶乩的经书。
[23] 19世纪晚期经书，见王见川：《Spi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24] （民国）武胜县新志，j.1 ；王见川：《Spi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25] 武内房司，《清末四川宗教运动》，王见川、蒋竹山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
[26] 原序，显应记《明圣经注解》（1873），p3-10,133-136；
[27] 高天君似乎仅存于关帝经书内，但1780年前就已有高天君降乩经书。清乾隆晚期《关帝事迹征信编》p558，《报恩懴》，即归为高天君名下。
[28] 高万桑：《Modern Daoisteschatology》
[29] 王见川：《Spi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30]《救生船》，2.1a-b(关帝序言，1861)，2.57b,3.23b,4,1a-b（吕祖序言，无日期），4.8a-9b。
[31] 王见川：《Spi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32] 刘文星在《〈关帝觉世真经〉注释本初探》中，亦表明该全书中对《觉世真经》的注解出自湘潭地区。
[33] 关于鸾书、救世、太平天国战争之间的关系，笔者在《Guerre, violence et eschatologie》（《战争、暴力与救世》）一文中，着重讨论了湖南地区（因该地区战争期间产生了大量鸾书，且其中很多与湘军有关）。
[34] 黄启曙：《关帝全书》卷24，《关帝文献汇编》1858年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第662, 672, 696页。
[35] 《关帝全书》，第662-665页；《武帝汇编》，3.43a-45a；《救劫喻文汇刻》。
[36] 《救劫喻文汇刻》包括八篇降乩经文和一篇后记，其中关帝降乩的前两篇经文救劫色彩最强。
[37] 田海，《Divine violence to uphold moral values》
[38] 这部全书中还有另一本经，名为《明圣经》
[39] 《黜异端文》，《关帝全书》（1858），卷22，第402-405页；《辨端诬乩文》，《关帝全书》（1858），卷23，第546-550页。关帝经书中反对杀戮动物，赞成禁食牛肉、狗肉，但普遍排斥斋教派。
[40] 王见川等编著，《近代的关帝信仰与经典：兼谈其在新、马的发展》，博扬文化，2010。
[41] 王见川：《Spirit-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42] 高万桑：《Spirit-writing, can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divine saviors》。
[43] 田海在“Divine violence to uphold moral values”一文中着重讨论了暴力问题。
[44] 游子安：《敷化宇内：明中叶以来的关帝信仰》，即借鉴分析了早期研究者，尤其是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成果。
[45] 关于关帝全书中的道教色彩，笔者将另行文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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