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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扎根考古一线的年轻人
探求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远古图景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考古发掘近1年，郑喆轩逐渐适应了这里绿草如茵的夏、漫山冰雪的冬，熟悉了这里发掘现场的黄土堆积。正是在这里，他带领团队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地层堆积，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7000余件，精美的手斧和薄刃斧就在其中。
古朴、对称、扁薄……距今至少10万年的先民的工具，放到今天都会引人赞叹。“这是目前东亚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遗存。”郑喆轩介绍，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认识早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与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皮洛遗址的发现，令不少专家惊叹。
这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背后离不开郑喆轩等青年考古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出生于1988年的郑喆轩，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2019年春，郑喆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这块土地开展考古调查，在他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线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西方学者曾在甘孜疑似发现过手斧。经过持续的调查，郑喆轩和同事们发现了包括手斧点在内的多个旧石器遗址点，但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让他坚信：“川西高原还将会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2019年夏，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郑喆轩带领团队在川西高原正式开展旧石器专项考古调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带领团队用脚丈量川西高原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在高寒、缺氧、大风、极端天气频发的恶劣环境中，翻越一个个高坡、进行一次次发掘。经过数十万次的弯腰、跨过数千万步的路途，他们让60余处旧石器遗址点群得以呈现，这其中就包括遗物丰富、地层堆积良好的皮洛遗址。
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组建了多学科团队，对皮洛遗址的年代学、环境考古学、古DNA等多学科信息进行了全面提取。“从系统发掘的几个点到遗址百万平方米的面，我们发现遗址内部是有机的聚合体，包括中心营地、石器加工厂和临时营地等，这些共同建构了早期人类的栖居形态。”在今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郑喆轩代表团队介绍，“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
郑喆轩的专业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这在考古领域中也是相对冷门的方向，但他却乐在其中。“旧石器考古工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人类加工使用的石器，需要以简单的打制石器为切入点，综合多学科研究，一点点地去还原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远古图景。”郑喆轩说，“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贡献力量
1981年出生的燕妮，是重庆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燕妮读到了考古学家、科幻作家童恩正写的《古峡迷雾》。这个讲述20世纪2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寻找失踪的中国籍队员遗骸的故事，激发了燕妮对考古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燕妮选择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毕业后来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
然而，当燕妮真正进入考古第一线时，她才发现考古没有想象中的简单。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三峡考古工作为契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2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应运而生。这是一支以女性专业力量为主体，涵盖了男性技工、保安人员的综合性团队，燕妮是其中一员。
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主要负责重庆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每年5月底，消落带江水水位会降至150米左右；9月初，蓄水水位会重新升至175米左右。因此，每年留给考古队的发掘时间仅3个月左右。燕妮说：“在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时去修整墓圹，当器物露头后，我们还要蹲在坑里，一件件清理、绘图，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但姑娘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尽心尽力完成项目发掘工作。”
除了担任女子考古队的队长，燕妮也是一位妻子、母亲。为了考古事业的发展，燕妮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从2006年至今，她每年少则6个月、多则10个月奋战在田野一线，承担了30余项田野工作。虽然辛苦，燕妮却对女性参与考古事业充满信心：“从国际、国内实践来看，女性考古工作者发挥了细致、感性的特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都有非常出色的成绩。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我会以乐观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完成田野考古的各项任务。”
从业16年来，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在一次次的田野发掘中，完成和历史的对话，破解未知的谜团。她不但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也深感肩负重任：“我个人的成长，不但是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投影，更是中国文化自信散发光辉的一个见证。”最近，燕妮带领女子考古队正在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巴人墓群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田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工作。
触碰人类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
1990年8月出生的邱振威，2006年进入安徽大学学习考古专业，2015年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技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邱振威坦言，当初他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曾经历了犹豫纠结，但慢慢地发现了考古的乐趣。
学习考古15年、工作6年多，邱振威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雪南遗址，是邱振威作为执行领队开展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的首个考古项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的发现不断刷新他对七八千年前坝上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触发了他对中国北方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兴趣；对于海南省东方市的荣村遗址，邱振威参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并完成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邱振威也致力于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的研究。邱振威说，作为考古学中的重要分支与交叉学科，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以多学科的技术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认识与理解先民与环境、植物之间的关系。
“以江苏太湖流域开展的一项相关工作为例，这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我们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了解鱼米之乡是怎么形成的。” 邱振威说，“借助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综合技术手段，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先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当时做了什么。”
考古团队首先选择了一处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古湖，利用钻探的方法获取古湖18米深的沉积物土样，获取当时的环境信息。邱振威说：“我们可以根据沉积物中发现的花粉推断当时的树种，重建2万多年以来的植被景观。”
同时，团队还选择了古湖附近的一处人类活动留下的考古遗址，采集各种样品，分析人类活动痕迹。“将两处信息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评估先民对植物的选择与利用，分析环境与植物对文化更替、人群迁徙、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影响。”邱振威说。从样品采集、实验提取到分析讨论，他们团队完成了多处遗址的环境演变、植被景观及先民的植物选择与利用的恢复与重建。
近年来，考古事业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和关注，也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无论是你选择了考古，还是考古选择了你，都应该庆幸，你触碰到人类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邱振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