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7-5423-5500-3定价：68.00元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聚落城垣已不能达到保卫整个部落安全的目的，这就迫切需要将聚落城垣连接起来，延伸为各诸侯国共同的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长城，便由此应运而生。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面对北方强悍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扰，秦朝采取的一项重大军事措施，就是把战国七雄的城墙全部连接在一起，这样在中华民族幅员辽阔的版图上，一条伟大的万里长城便出现了。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12年），最早修筑河西长城“令居塞”700多公里。明王朝更加重视长城修筑，河西共修筑长城近千公里。迄今山丹县境内的汉明长城、烽燧、列障，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长城，被专家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阔塞列障汉长城汉朝初年，匈奴再度强盛起来，不断侵扰北方。匈奴骑兵以运动和速度见长，他们像草原上的旋风一样来去神速。但长城的出现，成为一条牢固的绊马索，有力地减缓并削弱了骑兵的进攻速度和能力，使骑兵的优势迅速变成了劣势，在古代战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军事意义。汉武帝时期，汉庭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遣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并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两次长途奔袭，进攻匈奴右郡河西地区，采取大迂回战术，经居延攻打祁连山北麓的匈奴部落，从此匈奴节节溃散，败走漠北，只留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挽歌。为巩固胜利果实，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西北边陲长治久安，汉武帝于公元前120年任路博德为强弩将军，驻守河西始筑河西长城。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河西汉长城共分三段筑成，东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史称“令居塞”，东起今永登县滨河处，向西北绕过民勤县北部，西过永昌、山丹、张掖之北，经过东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越临泽、高台，而达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边塞，东起金塔县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西段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东起玉门关，西沿疏勒河向西，经哈拉湖到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汉明烽燧山丹遗址汉长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侯”为原则，根据当时河西地理条件，勘测线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河西令居塞，大致沿龙首山、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逢山掘崖逢河劈岸逢原挖塞，分段开挖“阔塞”（宽而深的壕沟），铺设“天田”（用作侦察敌人踪迹的沙田），并辅以军事坞堡、报警烽燧、交通驿站和保障粮囤。整条长城以壕沟代替墙垣，全线由壕沟、山崖石壁、自然河岸和故城、坞堡、墩台、亭堠等列障构成，形成了塞防天堑，要隘守关，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防御体系。汉塞、列障除了军事防御和保护丝路畅通，在保护河西屯田开发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年代久远，迄今仍清晰可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修筑长城，不知使多少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汉朝陈琳诗《饮马长城窟》：“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修筑长城之苦的真实写照。铜墙铁关明长城明洪武五年（1372

医药简牍，汉代，1972年甘肃省武威市旱滩坡汉墓出土。共计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松木削制。简文每简1行，牍则2-3行，多者达6行。从简牍上遗留的痕迹看，简有三道编绳，先编而后书，78枚简为一卷册。可分为两种：一种宽度为1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0.5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有二道编绳，先书而后编，14枚牍为一卷册。简书内容丰富，抄录当时验方，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医药方有30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处方中所列药物近百味。有些药方还详细记载了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用药方式、针灸穴位以及注意事项等，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针灸学和药物学的重要资料。

甘肃天水地处陇东黄土高原、陇南山地、陇中盆地三大地理单元的过渡地带，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是丝绸之路关陇段的节点，而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在天水就已经能看到胡人的身影。（一）天水区域内目前发现最早的胡人形象源于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人形铅俑

图①：燕妮（左）在调查中勘探线路。图②：邱振威（左）在野外钻探取样。图③：地层堆积良好的皮洛遗址。图④：郑喆轩在皮洛遗址观察地层。郑喆轩：探求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远古图景当众多形态规范、制作精美的手斧出现在眼前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郑喆轩难掩兴奋之情。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考古发掘近1年，郑喆轩逐渐适应了这里绿草如茵的夏、漫山冰雪的冬，熟悉了这里发掘现场的黄土堆积。正是在这里，他带领团队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地层堆积，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7000余件，精美的手斧和薄刃斧就在其中。古朴、对称、扁薄……距今至少10万年的先民的工具，放到今天都会引人赞叹。“这是目前东亚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遗存。”郑喆轩介绍，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认识早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与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皮洛遗址的发现，令不少专家惊叹。这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背后离不开郑喆轩等青年考古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出生于1988年的郑喆轩，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2019年春，郑喆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这块土地开展考古调查，在他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线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西方学者曾在甘孜疑似发现过手斧。经过持续的调查，郑喆轩和同事们发现了包括手斧点在内的多个旧石器遗址点，但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让他坚信：“川西高原还将会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2019年夏，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郑喆轩带领团队在川西高原正式开展旧石器专项考古调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带领团队用脚丈量川西高原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在高寒、缺氧、大风、极端天气频发的恶劣环境中，翻越一个个高坡、进行一次次发掘。经过数十万次的弯腰、跨过数千万步的路途，他们让60余处旧石器遗址点群得以呈现，这其中就包括遗物丰富、地层堆积良好的皮洛遗址。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组建了多学科团队，对皮洛遗址的年代学、环境考古学、古DNA等多学科信息进行了全面提取。“从系统发掘的几个点到遗址百万平方米的面，我们发现遗址内部是有机的聚合体，包括中心营地、石器加工厂和临时营地等，这些共同建构了早期人类的栖居形态。”在今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郑喆轩代表团队介绍，“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郑喆轩的专业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这在考古领域中也是相对冷门的方向，但他却乐在其中。“旧石器考古工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人类加工使用的石器，需要以简单的打制石器为切入点，综合多学科研究，一点点地去还原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远古图景。”郑喆轩说，“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燕妮：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贡献力量“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要走考古这条路的？”每当提起自己的职业，燕妮总是会被这样问。1981年出生的燕妮，是重庆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燕妮读到了考古学家、科幻作家童恩正写的《古峡迷雾》。这个讲述20世纪2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寻找失踪的中国籍队员遗骸的故事，激发了燕妮对考古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燕妮选择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毕业后来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然而，当燕妮真正进入考古第一线时，她才发现考古没有想象中的简单。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三峡考古工作为契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2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应运而生。这是一支以女性专业力量为主体，涵盖了男性技工、保安人员的综合性团队，燕妮是其中一员。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主要负责重庆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每年5月底，消落带江水水位会降至150米左右；9月初，蓄水水位会重新升至175米左右。因此，每年留给考古队的发掘时间仅3个月左右。燕妮说：“在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时去修整墓圹，当器物露头后，我们还要蹲在坑里，一件件清理、绘图，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但姑娘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尽心尽力完成项目发掘工作。”除了担任女子考古队的队长，燕妮也是一位妻子、母亲。为了考古事业的发展，燕妮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从2006年至今，她每年少则6个月、多则10个月奋战在田野一线，承担了30余项田野工作。虽然辛苦，燕妮却对女性参与考古事业充满信心：“从国际、国内实践来看，女性考古工作者发挥了细致、感性的特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都有非常出色的成绩。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我会以乐观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完成田野考古的各项任务。”从业16年来，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在一次次的田野发掘中，完成和历史的对话，破解未知的谜团。她不但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也深感肩负重任：“我个人的成长，不但是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投影，更是中国文化自信散发光辉的一个见证。”最近，燕妮带领女子考古队正在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巴人墓群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田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工作。邱振威：触碰人类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航空遥感，似鹰击长空，扶摇直上；田野丈量，若诗遇远方，闲庭信步；水下解密，如鱼翔浅底，烝然罩罩。聚落起、景观成、家户见，分地层、辨类型、论文化，探远古人类，观民族民俗，赏艺术理念，叹人文科技。结构成分如何，工艺生计哪般，食性惯习怎样，基因选择为何……”在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文章中，有一篇名为《我心中的考古》，国家博物馆环境考古研究所所长邱振威在文中这样描述考古工作。1990年8月出生的邱振威，2006年进入安徽大学学习考古专业，2015年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技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邱振威坦言，当初他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曾经历了犹豫纠结，但慢慢地发现了考古的乐趣。学习考古15年、工作6年多，邱振威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雪南遗址，是邱振威作为执行领队开展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的首个考古项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的发现不断刷新他对七八千年前坝上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触发了他对中国北方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兴趣；对于海南省东方市的荣村遗址，邱振威参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并完成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邱振威也致力于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的研究。邱振威说，作为考古学中的重要分支与交叉学科，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以多学科的技术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认识与理解先民与环境、植物之间的关系。“以江苏太湖流域开展的一项相关工作为例，这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我们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了解鱼米之乡是怎么形成的。”

枚（段）。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墨、砚等书写工具。木简内容一部分为七言本《苍颉篇》（图二三），另一部分为日书（图二四）。其中还发现“本始二年”简一枚（图二五）。2012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为了继续贯彻其“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战略方针，派年轻将领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三出河西，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昆邪王的势力，“设四郡，据两关”，使河西地区正式归入汉王朝的统治之下。敦煌郡地处最西，南面有羌人，北面有匈奴，西面还面对着辽阔的西域，在两汉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上有着特殊的作用。敦煌汉简一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后人的研究，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四郡的设置在时间上并不同一。酒泉和张掖最先设置于霍去病出征河西十年之后的元鼎六年（前111），敦煌郡分酒泉郡而设，可能在后元元年（前88）。武威郡设置更晚，可能到了汉宣帝时期。总之，军事征讨、移民实边、设郡置县、开发经济、加强防御，使千里河西走廊通过绿洲农业和草原牧区连成一片，成为汉王朝向西进发，开拓西域，沟通丝绸之路的后方基地。先说军事防御。当年的敦煌郡包括今天的敦煌市、瓜州县和玉门市，加上南北两山和西部沙漠。根据近人的估算，大致有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比四郡中，敦煌郡的防线最长。北部自西向东，玉门都尉下辖大煎都、玉门两个候官；中部都尉下辖平望、破胡（后改为步广）、吞胡、万岁等四个候官；宜禾都尉下辖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等五个候官。从敦煌西部榆树泉盆地的广昌燧到瓜州桥湾东2号烽燧，直线距离320公里。南部有阳关都尉，负责敦煌西部和南部的防御。阳关都尉可能有雕秩候官和博望候官等。南部的防御任务虽然没有北部那样严峻，但防线仍然很长。如果按北部320公里计算，敦煌的南北防线就有600多公里（还未将西部计算在内）。有学者计算，当时居延地区的甲渠候官通常有吏卒400人左右。参照这一规模，敦煌郡十多个候官至少应有常驻军队5000多人。史书记载：“元朔三年（前126），以上郡、西河为万骑太守，月奉二万。绥和元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2021年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陶器8.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9.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王家嘴1号基址10.浙江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庙山尖土墩墓出土部分青铜器考古探源

曹操高陵虽然屡经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文物，复原后约有250件左右。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帮助确定墓主身份的刻铭石牌，这一类为圭形，其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主要承担着全省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发掘，科学研究和保护任务。

1月25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披露，目前仍在进行的荆荆高铁考古工作有新收获：在荆门沙洋发现一处楚国贵族家族墓地，出土虎座鸟架鼓等典型楚国器物，在楚墓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