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丨260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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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词二首·其一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何当共读香云帙，最是诗情画意时。”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一生不可错过的唯美诗词。
我们上一次讲了王之涣、讲了他的名作《登鹳雀楼》，也提到了他那首著名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有关《凉州词》千古以来，诗史上公认最杰出的两篇：一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另一个就是王翰的名作“葡萄美酒夜光杯”了。我们讲盛唐、讲边塞，就不能避开这两首《凉州词》，那么我今天就来讲讲王翰的这首千古名作，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既然我们说王翰这首《凉州词》和王之涣的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古以来《凉州词》中的翘楚之作，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是“凉州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诗人写作“凉州词”？这确实是解读这首名作时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一般鉴赏辞典、或者诗词读物、或者老师的讲解过程中都会首先解读什么是“凉州词”，把它当做一个解读的前提条件。而我却以为它不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条件，所以我们把这个谜底留在最后再说。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这首千古名作，千年以来它纷争最大的地方，那就是第一联中的最后那个字——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催”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首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个小小的音韵问题——葡萄和琵琶。在今天现代读来，它的第二个字都是轻声字，“葡萄”、“琵琶”，但是在古诗词里头并没有轻声的读法，一般的轻声字音都要读作平声，这样才能加能压得上韵，而且一般都要读做阳平，所以这里的葡萄和琵琶就应该读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作为盛唐边塞诗的翘楚之作，这一联所描写的异域边塞风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葡萄美酒在盛唐时候已经非常流行了，事实上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葡萄即从西域传入了中原。所以同为盛唐边塞诗人的李颀，他的《古从军行》里就说，“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与葡萄酒最配的就是“夜光杯”，“夜光杯”是用白玉制成的酒杯，因为玉质晶莹剔透，到夜晚光可鉴人，所以被称为“夜光杯”。《海内十洲记》记载，夜光杯为周穆王时西胡所献之宝。所以殷红的葡萄酒倒在晶莹的夜光杯里，这样一种视觉上极具冲击力的情景，特别具有独特的、属于西域的异域风情。“欲饮琵琶马上催”，“欲饮”不用说，这是将进酒的状态，而琵琶又是一件来自西域的重要乐器。 从葡萄美酒到夜光杯，到琵琶、马上，异域风情自不待言，但是最大的疑点来了，便是那个马上催的“催”字，关于这个“催”字的训诂和解读，就形成了这首千古名作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情况。有关这个“催”字的训诂与解读，千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造成了后人对王翰的这首千古经典之作，对它的理解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我们现在既然要解读这首诗，就不得不也要去面对这个难解的硬钉子。在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前，我们还是先放松一下，一言不合就唱歌、就吟诵。我们先来听听有关这首《凉州词》的南派吟诵，“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怎么样？其实啊，吟诵的作用主要是让人体味诗词背后的风格与意境，或者吟诵者二次创作的时候所以表达的情绪与情感倾向。那么你是听出了豪放，还是听出了悲伤，亦或是听出了古朴苍茫，还是听出了裘马轻狂呢？“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确实是千古名句，别有慷慨、别有伤悲，那他到底是慷慨，还是慷慨悲歌，还是悲伤的反战之音，关键都在那个马上催的“催”字。
总体而言，历史上对这个“催”字的理解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和第二种都做催促解，但催促的方向、指向不同。第一种认为，也就是我们常以为的是催征、催发，第二种则以为是“催饮、催酒”。这两种看似区别不是十分明显的理解差异却带来了全诗情绪指向、情感乃至风格上迥然不同的解读差异，催征就是催着出征，催饮就是催着饮酒。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催征说”，这也是最主流的一种说法，这一派观点认为，既然说欲饮琵琶马上催，琵琶、马上这就是马上要出征的这个状态，而琵琶在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军乐器。而事实上在唐人军中，琵琶确实是常备的乐器。同样是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岑参在他的名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就说“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可见军中是常弹奏琵琶的。而且这一派观点认为，从下一联“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可以看出来这里应该是马上出征的状态。从语义上看，诗人是因为知道要饮后即将出征，知道此去几乎等于和大批同胞一起踏上不归之路，所以才要拼却一醉，才有了其他人的说笑或劝阻，才有了自己“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辩驳与感喟。这既体现出出征前的豪情与豪饮，又透露出一种别样的苍凉与伤悲，便一醉方休、便醉卧沙场又何妨，男儿大丈夫为国出征，本来就应该马革裹尸、本来就没准备要活着回来。所谓“古来征战几人回”，沈德潜《唐诗别裁论》说：“故作豪饮旷达，之辞，而悲感已极。”但是对沈德潜这样的观点，同为清人施补华却针锋相对地评论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耳。”看来施补华的领悟是与沈德潜大相径庭的。
这就要说到第二种“催饮说”了，催饮就是催着饮酒而不是催着出征。这种观点就认为王翰的这首《凉州词》，它的创作背景不应该是出征之前，而应该是大战之后将士们的欢饮场面。这一派观点认为琵琶虽然是唐代军中常备乐器，但它主要是伴舞之乐，或者是饮宴之乐，也就是酒席上的伴奏音乐，却不是出征进军时所用的乐器，这一点倒确乎如是。《新唐书》记载，唐军训练、军中号令皆以鼓角，比如记载府兵训练时则有详细的军乐记载。说“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弰，解幡；三通，旗弰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起.”这是明确记载了府兵训练时击鼓角以为进军号令的训练情形，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曹刿论战的“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名论。所以“催饮说”就认为既然琵琶非出征之乐，那么这里的“欲饮琵琶马上催”就不应该是催征、催发，而应该是催着饮酒。但是“催征说”反论说：“既然不是要出发，不是要出征，又何必要在马上弹琵琶？而且前面已经说欲饮了，何必又要催饮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这样的反驳，“催饮说”有一条重要的文献证据，那就是琵琶的来源。其实琵琶最早称“批把”，最早见于史载的是汉代刘熙他的《释名》，其中《释乐器》里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思就是批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称做批，向后挑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民族他们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这也就是说琵琶本来这种乐器就应该是在马上弹的，所以琵琶马上并非是要出征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弹。但是既然是战罢归来、将士欢饮，那为什么又要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呢？
于是有了第三派观点，认为“古来征战几人回”里不仅有巨大的伤悲，还有强烈的反战情绪。所以第三排观点就认为这个“催”字应视作通假，通摧毁的“摧”，摧藏的摧。在古诗词里，单人旁的催与提手旁的摧，其实是经常通用的。比如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云：“袖长管摧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这里提首旁的摧，在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中，毛斧季、何义门两校本俱写作单人旁的“催”。而古籍中写到痛心疾首、五内摧碎时，也经常会把提手旁的“摧”写作单人旁的“催”。另外大量文献则证明，琵琶的声音也确实令人伤悲，令人摧藏。唐人羊士谔的《夜听琵琶》诗云：“破拨声繁恨已长，低鬟敛黛更摧藏。”而王昌龄则云：“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更不用说老杜《咏昭君出塞时》所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所以若非琵琶生悲、其音摧藏，白居易又怎会在他的千古名作《琵琶行》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感慨呢？但这样一来，琵琶的摧藏悲音加上“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哀叹，哪还有半分豪放与慷慨呢？所以这一派观点就认为，王翰的《凉州词》，它的情感色彩就是消沉的、就是悲伤的、就是反战的，这种消极低沉的情绪还可以从《凉州词》组诗中的第二首得到印证。王翰的《凉州词》是两首合作的组诗，其二云：“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这是说到了暮春时节，故乡秦中已是草长莺飞、万紫千红，连鸟儿大概都已筑起了香巢哺育雏儿，可是塞外依然是寒风凛冽、尘沙漫天，将士们在寒夜里听着凄凉的胡笳曲——《折杨柳》，不由得勾起一片片对故乡、对长安的美好思念，这便如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有人则认为这里的情绪是消极的，是反战的。
除了把催通假为摧，还有一派观点，认为这里的“摧”字其实就是“侑”字。侑是单人旁加一个有，原意就是以手持肉，劝饮、劝食的意思。《诗经.小雅.楚茨》篇云：“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所以有学者考证，在唐人口语中催就是侑酒的意思，特别是指以音乐侑酒。比如李白的《襄阳歌》就云：“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这里的“催”就是侑酒，而且是以音乐侑酒。所以后来鲁迅先生还有诗云：“唤到尊前非侑酒，爱他吴语似乡音。”（不是鲁迅先生的诗，出自清.黄景仁《秋夜燕张荪圃座》诗）那么这里的催就是劝饮就是催饮的意思了。
所以总体而言，“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催”字——一个简单的“催”字，就有了催征、催饮、令人悲伤的摧藏，以及侑酒的四种解读方式，由此在情绪与风格上也产生了豪放、悲伤、慷慨以及反战各种大相径庭地解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到当代学者纷纷撰文，谁都很难彻底说服对方。
面对这样的千古难题，我们就有必要回头去看两样东西：一是我在前此解读诗歌时反复提到的诗词的四种解决方法，古人最常用的是训诂解读法，正是因为对这个催字的训诂不同解读，才造成了到底是出征前的诗作，还是战罢归来将士宴饮时的诗作这种长饮上理解的差别；以及到底是豪放之作、还是伤悲之作、还是反战之作这种风格与主题上的理解差异。我们讲过，训诂虽然非常重要，小学更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重要基础。但我个人一直主张，知人论事解读法才是最根本的解读方式。要知人论诗、知人论事就要回头去看第二个关键之处，就是那个一般解读此诗一开始就要提及我们却要特意放在后面才提及的诗题——《凉州词》。
关于《凉州词》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它虽然是诗题，它虽然叫“凉州词”，但它却不是词牌，它是一种曲牌，而且它还是一个来自西域的曲牌。《乐苑》记载说：“凉州宫词曲，开元中，西凉都督郭知运所进。”这是说因为唐玄宗是大音乐家，是梨园之主，因为上有所好，所以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就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敬献给唐玄宗，唐玄宗尤其喜爱其中来自凉州的一种曲牌。凉州在唐属于陇右道，它的治所在姑臧县，就是今天甘肃省的武威市凉州区。玄宗把这种《凉州曲》交给教坊，让教坊乐师翻成中国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以演唱，教坊则以所进之地为曲调之名，这就是凉州曲与凉州词的来历。因为这种中西合璧的音乐的本身的魅力，所以自唐玄宗而下，到唐代的很多诗人，大家都喜欢这种“凉州曲”，都喜欢填“凉州词”，而为这种风行一时的《凉州曲》填的最有名的《凉州词》，一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另一个就是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这种来源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这首诗与音乐与本来来自于胡乐、后来又有中西合璧的互相交融，更一步创新的《凉州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使得我在思索、在揣摩这首《凉州词》的时候，所关注的重点就不是那个“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催”字，而是夜光杯中的葡萄美酒，而是“醉卧沙场君莫笑”的那个“醉”字。
酒与醉、与音乐，当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哲学词汇——“酒神精神”。尼采的思想博大而宏富，而酒神精神正是他思想的源泉。我们知道，尼采提出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种二元对立的美学思想。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光明照耀一切，把一切显现为清晰明确的、完美的外观，所以日神精神的智慧就是克制、平静、安详、静默。但“酒神精神”与之相对，他的灵感来自于尼采研究古希腊悲剧，来自于狄奥尼索斯这样的本能之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也是音乐之神，而且它能使葡萄在春天里死而复生，使节日于酒宴中的人享受酩酊大醉的欢乐，继而爆发出本能地狂欢，甚至是生殖的崇拜。所以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是最本源的艺术本体，他首先在原始的音乐中得到最基本的表达，然后在诗歌、舞蹈各种艺术形式中得到尽情地释放，然后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这种酒神精神释放到极致，甚至可以消解死亡与孤独，达到崇高的悲剧美。
由此看来，王翰的《凉州词》实在就应该是这种具有中国式酒神精神的极致释放。事实上对应王翰的一生，知人论诗、知人论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完美的匹配来。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人，而且他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出身名门。据傅璇琮先生考证，王翰少时聪颖过人、才智超群、举止豪放、不拘礼节，睿宗景云元年中的进士。后来的开元名相张嘉贞在任并州刺史的时候，就十分欣赏王翰。旧唐书》记载说：王翰登第之后“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翰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后来“张说镇并州，礼翰益至。”这是说，开元时两代名相，一个张嘉贞、一个后来的张说都非常欣赏王翰。王翰考中进士之后，有一段时间并未授官职，就闲居在太原，受到张嘉贞的礼遇。说有一次在张嘉贞的酒席宴上，王翰自斟自饮、自歌自舞、神气轩昂、气度不凡，让张嘉贞作为一代名臣都有珠玉在侧之感。最有说服力的是，后来继任张嘉贞为并州长史的张说同样也对王翰青眼有加。要知道张嘉贞和张说其实在政治上是矛盾很大的，但两个人都特别欣赏王翰，就可以看出王翰的名士风范与名士风流是那个时代的翘楚与楷模啊！老杜在他的名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曾经自夸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哪，然后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这是说愿与王翰为邻。这就用到了一个典故，《旧唐书》里说杜华是当时名士，其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这就是说杜华的母亲崔氏想学孟母三迁，想搬到王翰家做王翰的邻居，这样的话能让儿子向王翰看齐，可见王翰在当时的名声之大、名气之隆啊！而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声和名气，就是因为在当时唐人看来，王翰就是最具魏晋以来名士风流、名士风范的人，再加之他家资富饶、性格豪放不羁，家中“枥多名马，家有妓乐”，而他本人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啊！所以虽然他的结局，人生最后是以悲剧为结局，后来被人所害，坐贬道州司马吧，病死途中。但他好诗、好歌、好舞、好酒、好醉的狂放不羁的性格，却可以说是那个盛唐时代的一面精神的旗帜，而这种精神其实就是酒神精神。
有人可能会说，用尼采的酒神精神来解读中国的诗歌是否牵强、是否适合？其实从哲学的角度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人类精神层面的终极追求、终极思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致的。王翰本来就是一个浪漫不羁、极具艺术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人，他的千古名作《凉州词》又怎能只做泥字摘句的呆板式解读呢？后来名相张说执政时，曾着力提拔王翰。王翰有一段时间任驾部员外郎，驾部其实是兵部四司之一，其实就相当于总后勤部。王翰正是在驾部司员外郎的位置上有几次塞外之行，就是在这几次塞外之行中，他豪放不羁的酒神性格与狂放不拘的艺术精神、和这种“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塞外风情、与这种“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边塞生活碰撞出了完美的火花。这一灵感与艺术火花闪耀的结果，便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横空出世，这其中的场面与情感，你说他是催征也好、催发也好、催酒也好、侑酒也好、摧藏也好，你说他是豪放也好、慷慨也好、悲歌也好、反战也好，甚至是有对生命的终极思索、对死亡的终极面对也好，其实全是他身体内那种酒神精神绽放的结果。
其实不光是古希腊有这种酒神精神，中国文化中也有这种鲜明的酒神精神。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到“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与阮籍，再到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里其实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只不过在儒家中庸文化过犹不及的思辨精神的影响下，这种酒神精神的张扬不像尼采在看古希腊、在看狄奥尼索斯表现的那么极致、那么张扬罢了。可是不得不说这种酒神精神，也是华夏文明的艺术精神中浪漫气质的一种底蕴，王翰的《凉州词》即为明证。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是直面死亡的终极命题，也是对死亡、对命运的终极恐惧的一种消解。所以在“醉卧沙场君莫笑”的狂放，甚至是戏谑中，一种属于生命的本能在那个无所不包的盛唐时代里，一瞬间得到了无比充分的释放。事实上，酒神状态就是一种原始冲动，奔突汹涌，达到顶点的自弃，其中交织着痛苦与狂喜，它的特点就是醉。酒神精神作为一种原始的本能，把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源，它的价值和意义无意中揭示了出来，所以它是身居形而上学性质的悲剧冲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王翰的《凉州词》正是尼采酒神精神的完美诠释。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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