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原来她说“你好坏”，其实就是“你好好哦”｜纯粹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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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数十年那根深柢固的概念，竟在薛仁明老师那句“为何刘邦能让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精彩人物为他所用”所改变。晴天霹雳！这部历史就此翻盘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精致暗藏的叙事，终得要遇上一个懂他的人，能解读深意。原来一直以为的黑不是黑，白也不是白。

——乔琼恩

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

薛仁明

2017年1月

《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是一本探寻中国文明根底，找回中国人该有的生命气象，以及寻求中西文明差异的一本书。薛仁明是一位行者，他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状态。他讲《史记》同样是如此，他希望通过刘邦、项羽、陈平、张良等人历史细节，得以窥见个人的生命状态，又希望能阐释出秦亡、汉兴的真谛。

薛仁明着眼于整个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异同。并通过反复举证对比儒家、佛教、道家，希望找到中西方文明根本性的差异。

    ▲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评《史记》

《史记》在写刘邦跟项羽的时候，常常有个笔法，就是故意安排类似的情节。这些类似的情节到底是真，还是司马迁编出来的，我们并不晓得。但是，不妨先假设有那么一回事，在很类似的情节中，看司马迁写出两人不同的反应，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请大家翻到《项羽本纪》。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类似的情节，秦始皇帝去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巡视时，渡浙江，就是渡过钱塘江，项梁和项籍（也就是项羽）两个人一块去看，看了之后，项羽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他直接就说，秦始皇是可以被取而代之的。

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项羽一听就是霸气、杀气。刘邦是什么 ？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兴”。大家讲《诗经》风雅颂、赋比兴，“兴”是什么 ？“兴”就是好比你今天看到天气很好，蓝天白云，忽然心情好了起来。不见得想要干吗，也没太多具体的想法，可是整个人就这么神清气爽，有种飞扬的感觉，这就是“兴”。刘邦这番话就是个“兴”，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项截然不同的反应，可以清楚看出，两个人的气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喟然太息”底下的考证，引了凌稚隆的话说： 高祖观秦帝之言，较之项羽，气象自是迥别，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气象”二字。这两个字是典型的中文。典型的中文意味着，如果要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尤其翻译成外语，基本上是办不到的。“气象”怎么翻 ？没办法翻吧 ！毕竟，这跟天气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们说一个人气象如何，那是彻彻底底没办法翻译的东西。

首先，什么是“气”？这就不好说。今天假使我一脸“怒气”，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可是这样的“怒气”，并没有实证、具体的东西，没办法把它讲清楚、说明白。但即便如此，“气”这个字中国人仍用得很普遍，大家也都能感觉得到。所以，愈彻底的中文，比如“气”，就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样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同于我们常常说的，中国是一个诗的民族。诗是什么 ？诗就是说不清、讲不明，正因为说不清、讲不明，所以唐诗一旦翻译成白话，试图要变得清楚明白，反而就不堪卒睹了。

“气”这个字如此，至于“象”，就更麻烦了。“象”要怎么解释呢 ？比如我们说，台湾这十几年来，已呈现衰“象”，这个“象”，指的是什么 ？它必然有些看得到的东西，可又没办法明确地指出。这和“气”有点类似，都是在若有似无之间。中文最关键的字都是这样，既不是完全抽象的字眼，又没办法具体看得到、抓得着。中文世界里面最精彩、最动人的东西，几乎都是类似这样的语言。

我们回头再来看“气象”。传统看一篇文章，重点不在于技法，而在于文章的“气象”。譬如今天台湾的文学界，有很多人文笔非常好，写东西也非常精巧，可惜，巧则巧矣，就是没有气象。在他们的笔下，爱恨那么炽烈，欲望那么无法自拔，连吃个东西，都能写得精巧无比、天花乱坠，可是，就是没有气象。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气象”已经慢慢消失了。现在消失到什么程度 ？消失到年轻人连“气象”两个字都搞不太清楚了，这才是大麻烦。

      ▲ 戴“刘氏冠”的衣木俑

这一小段要特别说一下：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 高祖当亭长的时候，会用竹皮编冠。刚刚讲过，亭长底下有两个手下，其中一个就叫“求盗”，专门负责抓盗贼之类的。“之薛”的“之”，就是“到”，到薛地去制冠，然后常常拿起来戴。 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等到他有地位之后，就常常戴这个冠，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刘氏冠”。

司马迁写这段，看似无关宏旨。如果《高祖本纪》把这一小段抽掉，也不影响任何情节，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更没什么妨碍。但是，《史记》类似无甚相干的段落，却四处可见。我们把这样的段落，叫作“闲笔”。《史记》常有闲笔。大家如果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绝对不会有闲笔，因为儒者都一刻不能闲，从不做“无益”之事。哈哈 ！闲笔是中国著作中常见的特色，最好的例子，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每个要角登场之前，里里外外，总要先铺排一段，铺排之余，常常再写一两首诗，歌咏一番。如果把这些诗拿掉，会不会影响情节 ？当然不会。可是，在古典小说里面，类似无关紧要的篇幅，却多得不得了。为什么 ？因为古人知道，关心一件事，不能只关心情节，更该关心的是事情后头那个人的性情。写这些“无关紧要”的闲笔，都是为了描写人物的性情。只有掌握得了性情，对于情节的演变，才可能有一种更接近核心的体会。

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叙述并不是直线逻辑、一环扣一环的目的论，所有的铺陈也不必指向一个最终的目标。中国的叙述方式当然有个大方向，可时刻也都能圆满自足，准确地说，中国的东西都有一个“当下性”。大家如果懂得这点，看传统戏曲才会看得开心；否则以西方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传统戏曲怎么都如此拖沓 ？故事推展怎么都如此缓慢 ？譬如《四郎探母》的第一折《坐宫》，五十分钟只讲一件事情，就是杨四郎心事重重、吞吞吐吐，最后终于跟铁镜公主说：“我想见我妈。”以故事而言，平淡、琐碎，情节几乎停顿，可大家知道，《四郎探母》的《坐宫》是一折多好的传统老戏呀 ！

戏曲的特色是戏愈老、愈熟，大家愈爱看，真可谓百看不厌。看熟戏与情节几乎无关，反正情节早知道了，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中国人看戏，与其说是关心故事的发展，更不如说是在“涵泳玩味”故事中的生命意味。“涵泳玩味”就牵涉到中国文明两个关键词的其中一个：“乐”。“礼乐”，乐是干吗的 ？乐就是涵泳，就是玩味，借着这样的“涵泳玩味”，进而再滋养人的生命。

《史记》的文章就有“乐”的境界，可以有闲笔，可以荡出去，不会只追着一条线索让读者只关心：再来呢，再来呢 ？司马迁不会把文章写到这么紧绷、这么令人喘不过气来。他写到一件事情，可以当下荡开，大家随着他游荡了一回，回头再看，不仅游荡得好玩，更突然胸襟一开、气息绵长了。这其实是《史记》作为经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读《史记》，有两个关键的切入点：第一是“诗情”，第二是“修行”。司马迁写《史记》是有诗情的，《资治通鉴》没有。所有中国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诗情。

这样的诗情，就决定了中国人看事情的角度。一方面虚实相生，一方面若有似无。因此，中国人不在意情节紧凑，也不在意逻辑紧密，更不在意直线发展。这和西方人看事情的视角大不相同。西方人看事情，两个点之间，很习惯从Ａ点到Ｂ点直接拉一条直线——就像西方的大公园，门口总有一条很大的路，两侧花草，整齐对称——从头到尾，一览无遗。中国人从来不是这样看事情的。Ａ跟Ｂ这两个点之间，中国人非得要弄得弯弯曲曲不可，Ａ点总是看不到Ｂ点，否则，就不好看，也没意思。所以中国的庭院有个照壁，不让人一览无遗，最好就像苏州庭园那样，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走一步就一个景，走一步又另一个景。这样的曲曲折折，正是中国的特色。

这样的特色，也反映在中国语言的强烈诗性。因此，中国人的语言特别丰富，特别具有弹性；也因此，中国人擅长说反话、讲假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以前没开窍，一直到年纪不小了，才终于懂得一件简单的事儿。懂什么呢 ？相较于男人，女人其实更懂得语言虚实的诗性。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女人称赞男人有一种方式，是跟男人说：你好坏 ！原来，她说“你好坏”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好好哦”。当我们使用这种语言时，一向都使用得如此自然而心照不宣，绝对不会有一个男人在听到“你好坏”的时候，很严肃地转过头来问：我坏在哪里 ？如果有这么问的男人，我们只好拜托他：您去撞墙，好不好 ？

——文字节选自《天人之际》

薛仁明，一九六八年出生于台湾。台湾大学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私淑胡兰成，师从林谷芳。

曾出版的繁、简体著作，曾出版《胡兰成：天地之始》《孔子随喜》《人间随喜》《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等。经常于两岸媒体发表文章，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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