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 从自居中国到脱亚入欧，日本人也有过“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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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日关系，不能不提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元帝国对日本的入侵。
这次蒙汉及高丽联军入侵日本而招致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本轻视中国之心。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说的“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指的就是这次战争的后果。可倭人为什么会“轻中国”呢？原因还不是由于他们侥幸打败了蒙元帝国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起蒙古人。
蒙元与南宋交战期间，曾两度遣使示好，都被日本拒绝；南宋灭亡时，蒙元又遣使而来，日本竟杀使以示决绝之心。因此，蒙元入侵，并非高丽人唆使，而是由来已久，履霜坚冰至。
问题是，日本为什么看不起蒙古人？
理由，就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蒙元为夷朝，而夷狄竟然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日本心目中的中国是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蒙元，它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来没有亡于夷狄，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日本就有以中国自居的“心”了。
日本与宋朝友好，却从未建立朝贡关系。因为，春秋大义，尊王攘夷。而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蒙元帝国，它当然看不起。日与宋友好，好在利上，不在义上。南宋不图中原，却开发海域，推动海上贸易，只要“一带”不要“一路”了。日本一衣带水，自然跟着获利。
有人认为，元的入侵，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倭寇，徐继畬就持这一观点。其实是误会，南宋时便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则另有其因，并非出于“轻中国之心”。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与明建立了朝贡关系，搞勘合贸易，南朝没有这项便利，就鼓动浪人武装走私，破坏北朝的勘合贸易。
而所谓倭寇，主要还是那些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还是国家权力的控制，使自由贸易自然变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国商人，他们有家难回，就做了海盗，雇浪人来做保镖，就成了倭寇。
浪人的由来，缘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财产被长子继承了，其他兄弟没有财产，要自己去谋生，为自求活路，他们浪迹天涯，浪着浪着，就成了浪人。中国是财产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没有浪人。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到了明朝，日本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呢？是的，是这样。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去了。
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明朝，贡物有刀、枪、马匹等，还致书中国皇帝，先歌功颂德，然后提出请求，求什么呢？一是钱，二是书，“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钱连数目都有，“愿得壹拾万贯”；书也开了书单。
日本求钱求书，并非存心要占便宜，而是文化上的孺慕使然，倘若没有文化认同，日本决不这么做。
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心，以宫崎滔天最有代表性。回想一下，明朝之后，日本与清朝又不往来了，为什么？这一点，徐继畬又谈了，他说，二百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官方的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日本自己要以中国自居的感觉越来越清晰了。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
宫崎滔天
日本人很佩服孙中山，有不少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孙的追随者中，有个著名人物，名叫宫崎滔天，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安插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宫崎滔天投身中国革命，很像拜伦之于希腊，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认同。在日本则潜伏了入侵中国的一代知识人的心理基因，也是近代日本的另一面，侵略性的一面。
日本历史好像有个惯性，一旦集权，就要征韩，“征韩”则大大便利了“窥视”中国。大化改新时曾征韩，结果与唐朝白江口一战，遭遇惨败；丰臣秀吉刚结束战国时代便来征韩，结果与明朝一战，打了7年，以丰臣秀吉病死日本撤军而告终，虽然日本不承认这场战争的失败，但从结果来看，征韩的战略目标没能达成，这就是失败。
德川幕府也想征韩，可想一想前车之鉴，便隐忍不发。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等，都曾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明治当局定国策，首当其冲，便议征韩。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反对，他们主张“内治优先”，并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而其时中国，国势中兴，曾国藩、左宗棠还在，湘、淮军能战，左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退避三舍。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能于此时一战，肯定壮观，但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一笔。此时，日本国力不足，一战，必然重蹈覆辙。而且此战一开，历史的主动权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如一战而败，日本又要回到历史的老路去循环。
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入内治，“欧化”从此开始，“欧化”救了日本。不久，日本国内西南战争爆发，明治当局竟然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万发子弹的支援，此乃天佑日本！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东侵。
这番话，说给谈判对手听，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知此时矢志“脱亚入欧”的日本，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改换门庭，不复怀有以中华自居的“中国心”，特别是甲午一战大清惨败，日本人认为，这标志着“唐化”的时代已告终结，日本的历史从此开始欧化，事实是，“欧化”救了日本。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8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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