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南京大桥上的自杀终结者
采访、撰文 / 李颖迪
编辑 / 何瑫
摄影 / 苏里
海报设计 / 张永
运营编辑 / 谷粒多
微信编辑 / 尹维安
陈思停下了电动车。他看见一双白色的杂牌运动鞋，叉开着在南京长江大桥的红色方格地砖上形成一个不标准的“丁”字。
这不是他第一次看见被遗弃的鞋子了。鞋子在他眼中往往意味着死亡，黑色高跟鞋、浅绿色系带凉鞋，有时还会从鞋子里滑出一个翻盖手机和一封遗书。从2003年开始，陈思每个周末都会来到南京长江大桥寻找那些企图跳桥自杀的人。15年过去，他51岁，已经在日记里记录下了350个被救者的经历。
警察很快为了那双白色运动鞋赶来，陈思对他们说，不是我报警的，20分钟前，我来这儿巡逻时并没看见有要跳桥的人。水上公安船也驶过来打捞尸体，没有任何发现。
桥栏旁还有一个三角式的浅色擦痕，上面散落着两块一元钱的钢镚。三角擦痕是更为隐秘的信号，陈思也总在大桥北堡往南数的第13根玉兰花灯柱旁看见它。那儿是大桥主桥的中界线，江水最深，人倚靠着栏杆，视线只会拥有广阔江面上鱼鳞波纹闪着的白光。如果陈思探出头去，看见靠近江面的栏杆外侧同时变浅，“妥妥有人下去了”。
不过，江风会源源不断吹来新的灰尘，生命最后的痕迹，也只能停留半天。
曾和陈思一起巡江的志愿者周林还记住了一双黑色软皮鞋，“中年女人喜爱穿的那种”。那双皮鞋被过路的电瓶车一直从栏杆边缘挤到中间，鞋面上轧满胎痕。很快，清洁工上桥，把鞋子捡走了。
❶
“淡季”
“人活着是为什么啊？”
这是那个黑衣女人开口说的第二句话。此前陈思和我正在离长江大桥不远处的废弃码头上闲聊，看到她坐在一块棱角分明的土房基石上，用手捂着右脸时，陈思忽然停下，“这人不对劲，她用手擦鼻子，有鼻涕就肯定有眼泪。”
我们在3米开外的石头滩等待了几分钟，又走近。陈思迅速用江里的鱼和女人拉近距离：“大姐，你在这儿看钓鱼吗？这里没鱼吧？”
女人抬头看我，瞳孔外侧满是血丝，她轮流用双手把眼泪和鼻涕抹去，抹在裤腿和没有牌子的黑色运动鞋上。她回答，“这里没鱼，那鱼得去旁边的弯弯里。”
当女人开始质疑活着的意义时，陈思确认这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他转而开启了劝人模式：
人活着就是为了上有老下有小，给小孩活出一个榜样来。说句良心话，死了又图什么？死了也不知道享福还是受罪。生气死了是仇人高兴，亲人倒霉。这个世界上人就得要抖抖眉毛立立志，自己跟自己俩较劲，好好活着。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有过不去的坎。吃人一次亏，吃人两次亏，都认命了。
女人并不排斥与陈思对话，她哭着说，“为什么小孩对我们这样？心都给小孩了，没用，死了一了百了。”陈思又继续回答：
你这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最倒霉，做小人的时候受老人罪，做老人的时候受小孩罪，一辈子都受罪。对待小孩要有办法，什么办法？该是我的事，孙子该我带我不争，但我要给自己过好，我给自己吃滋润的，对吧？
我坐在一旁，插不上话，女人终于开始张嘴倾诉。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母亲，与丈夫每天砸墙刷漆把儿子供上大学，买江景房。现在丈夫打工还房贷，她带孙子，儿子却因同事换车，也想要父母把自己那辆十万元的车换掉。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丈夫，接通后马上辩白，自己正在江边玩耍，又忽然大哭，“我真的很累啊。”
陈思冲着手机喊，“她在江边哭，这儿冷，都是薄泥，快喊儿子来接。我们看着她。”女人赶紧打断，“我不要儿子来接！”她用陈思都听不懂的方言倾诉着，半小时后，她按下挂断键，起身，说自己要回家了。
目送黑衣女人的离去，陈思转头说，“她不会再回来自杀的，刚我说的那几句话，够她用了。”又总结起来，“高产阶级我还没救过，人家死也不让你看见。中产阶级，一般也不会愿意和你说话，直接跳的最多。只有像她这样的无产阶级才反复徘徊，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
不过，陈思很少能像以前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那么多人了，此时大桥仍处在自2015年底开始的维修封闭期，“以前最高峰时一天能救4个人，现在是‘淡季’，一个月也救不了这么多。”
某种意义上，这座从1968年通车，曾被看作“东部地区交通的关键节点”的大桥拥有了一个附属的功能：它成为了城市里承载死亡的漏斗。角落里隐藏的试图自杀的人们走出家门，会聚在南北两端的引桥，他们一步步路过20根玉兰花灯柱，随后正式拐一个九十度的直角，来到大桥的桥头堡和工农兵雕像。接着他们将要作出选择：是继续徘徊，还是直接坠落。
曾有一个男人站在桥栏外半小时后直立跳下。那是11月，秋天，桥边萦绕着白色的迷雾，他陷入迷雾中，身体慢慢变斜，双手撑开，在与气流极速的摩擦中，他忽然翻转了身体，最终以背影拥抱江面，扑通一声，溅起了三米多高的水花。50米的坠落时间，不超过3秒。
他穿着厚羽绒服，没有立刻沉入水底，过路的渔船将他拉起来，西裤上的皮带都被冲开，露出了肚皮。不幸的是，他的内脏已经被江面拍碎，两个小时后因内出血抢救无效死亡。据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统计，已经有超过2000人选择从南京长江大桥跳入江里，几乎没有人能够生还。
陈思走上大桥救人的第一个周末，就开始按时在本子和博客上连载《大桥日记》，他写下了他遇见的自杀者们走上大桥的原因——
最常见的是为情所困的人，穿红色呢子坎肩婚服的新娘爬上栏杆，她愤怒于被指定结婚的丈夫在新婚夜带来另外一个女人，被陈思抱下时，一只带塑料高跟的红布鞋掉进江里，露出了她粉红色的袜子。另一个丈夫出轨的青岛女人，在丝袜里藏了一张存有二十万的牡丹银行卡，准备用此陪葬。
金钱和疾病是更为现实的困境，一个男人满脸泪痕，上半身横过桥栏，被陈思救下时左手死死抓住栏杆，怎么也拉不动。赶来的弟弟说，他栽在2008年的股灾里了。2014年，陈思在两个月内救下了5个温州人，其中一位女商人抱着南堡的电线杆不愿意下桥，最终一辆上海牌照的别克君威前来救驾，兼任司机的姐妹说，失败是暂时的，我们这么大的家族还怕爬不起来？
患有妇科病的女人在江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贬斥自己为性无能者。身穿病服嘴里叼烟的老人，说自己是脑瘤已到晚期的无用人，被救下后，他趿着拖鞋让陈思从桥中间拦下一辆136公交车，决定再去见江北的孙女一眼。那位随身带着印有“阴性”的检查单，却坚信自己患有艾滋病的福建男人痛骂陈思：连你也不相信我！
还有那些更为细碎的事件也参与推动了生命的齿轮。一个癌症病人选择跳桥，是因为前夜护士给他调换了病房，让他认为自己已永远不可能再有康复的机会。
在这座桥梁上面对长江，人类的自毁倾向仿佛被放大了。志愿者苏南这样描述自己趴在栏杆上的“坠落欲望”：水面仿佛离自己越来越近，有时感觉不过只有两三米，“静止的”波纹触手可及，或者赶紧离开，或者直接跳下去。
被陈思救下的时峰走上大桥前，告诉妻子自己要到外地去一趟。实际上，时峰默默走上大桥，没有带手机、身份证，“想自己什么都不带，跳进江里，也不会给任何人留下痛苦”。一些人甚至专门从外地赶来，常州的吴女士流着泪问陈思，刚才看江面的水波浪上每个浪花都有颗星星，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曾为南京长江大桥自杀者举办五次展览的艺术家邱志杰说，“1968年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东风号万吨船下水、氢弹爆炸，还有一件就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建立在工业成就上，被建构的意象一以贯之，很多中年人失败的时候，就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奖状’风景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❷
中止自杀
黑衣女人答话时，陈思悄悄走向她的右侧，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向右滑过屏幕，对着她的背影偷拍了一张。
女人并未注意到陈思的动作。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拍照，陈思回答，要防止救人被拖下去，或者失手没救上来人，又说最早分不清自杀者和游客，一天冲过去认错十几个，被游客骂，想着拍照自己回家分析，慢慢形成习惯。开始是拿一台外国人送的小小数码相机拍，揣口袋里，看到人了车停下，咔嚓一下。
在陈思的博客和朋友圈里，有接近一百张被救者的照片：流着泪的人，嘴巴干裂长泡，背影十分钟一动不动的人，多是陈思眼里的重点关注对象。被家暴的女性更为显眼，一位女性左手腕有一道刚结疤的刀口，她曾为了逃脱丈夫的拳头睡过稻草垛。江北的宋女士被救下时，右胳膊上布满青紫色瘀块，太阳穴下方还有一个鸡蛋大的肿包。那些在“危险的”春秋雨季中不打伞的人们，往往也一打一个准。
陈思说，去年妻子把他存在电脑上的一万多张照片给“修没了”，他原本打算用那些照片好好研究，“自杀的人留下的鞋子怎么摆放，都有心理学上的道理。”
不过，照片里的人们从正面慢慢变成了侧面和背影。有媒体曾经直接转载了陈思的日记和图片，“后来好几个人打电话给我，陈大哥你不能这么搞，被家里人看到多难看？我说我要记者打马赛克他们忘了，以后就不拍正面了。”
照相是救人环节里最轻松的一环，徘徊的人们多数对这个打断他们思考人生最后一程的人怀有敌意。嘴唇发青的女人被陈思拉了一下胳膊后，直接把脚踹向了陈思的裆部。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上半身探在桥栏外，用鞋带把黑色皮包绑在右手手腕上。等陈思停下车穿过马路，他马上退后，斜着眼蹲下来，解开鞋带慢慢穿回皮鞋，往北堡走去。等陈思试图掏一支烟给他时，他愤愤地骂：死一边去，我有烟。
当人们开始攀爬栏杆时，陈思就顾不上那么多了。68岁的乔平已经把右脚搭上了栏杆，陈思立马停车，脱下自己红色的志愿服，一只手撩着，一只手指向要跳桥的老人，从大桥上四道拥挤的车流中挤了过去。他环起手来卡住乔平的腰，将他拽了下来。
被志愿者看成“渣男收割机”的女孩卉卉，正准备和子宫里那个永远也不可能出生的孩子一起结束生命。她的一只拖鞋正慢慢往上挪，陈思从腋下扛住她两个膀子，感觉像抱了一条垂死的大鱼，“头动尾巴甩甩就算了，没有劲。”
一个男人迅速翻过桥栏，两手在身后撑着栏杆，长吼一声。陈思和另外四个路人一起把男人拖下来，然而他几次用头往栏杆上撞，又突然闭上嘴巴，咬自己的舌头。陈思用手锁住他的喉咙，但还是看到嘴角已经流出血来。随后到来的医务人员告诉他们，这个男人的舌头已经被咬断了三分之一。
最初，陈思坐公交车上桥再步行来回，后来换成别人捐助的助力车、摩托车、电动车。救人常来不及上锁，电动车的电瓶被偷去五六次。另一个丢失相当高频次的是望远镜，最让他心痛的是南京大学Karen教授送给他的那个，正桥长达2公里，陈思站在南堡使用高倍望远镜，能看清楚北堡路人的表情，“我把人控制好，回来取车，才发现被撬走了。”
大多数时候，路人们往往对这些散发着死亡气味的人避之不及，陈思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时候我对路人充满了恨意。”
近20个路人正在围观陈思和志愿者王锐锋。那之前，他们两人一同拽住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直到陈思大声呼救，才有人缓过神来，一起用皮带、鞋带，还有民工的安全带，把他牢牢地捆在了桥栏上。
那位杭州大学的毕业生只在桥上留下了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20分钟前，陈思看见他席地坐在人行道上，敲着电脑键盘，但遮掩着屏幕不给他看，又撕碎了一些照片。可陈思手里还有一个刚救下的安徽女人，僵持中，陈思呼救的过路市民没人停下，他决定先带女人前往南堡。等陈思赶回来，只看见旁边的老人打电话报警：刚才一个男孩已经跳下了大桥。
还有一个红头发的女孩骑上桥栏时，陈思发动助力车，但油门加得太猛，发动机到处漏油打不起火来，只好跑步前进。在离女孩200米的时候，她跳下江去，身影在水中冲过50米，还能听见女孩喊救命的声音。
一个浪打下来，水面终于又归于平静，陈思再也没见到她，连那红颜色的发丝也再没能见到。
陈思说，那天晚上他梦到江水形成巨大的漩涡，女孩就在眼前坠落。自己在桥上边跑边喊，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到了到了。陈思被老婆推醒，问你怎么脚踢手刨像跑步一样？他惊坐起来，才发现背上出了冷汗。后来他还梦见这个女孩许多次，“但不再是红头发，而变成了黑头发、绿头发。”
❸
“我是南京陈思”
第一次上桥，陈思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他特地带上前一个周末打印好的一块爱心形状的塑料牌，上面写着：“全社会都来关注自杀者。天无绝人之路，退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底下还印着他的家庭地址和私人电话。
陈思站了一个小时，没有发现情况，他又主动找到一对等车的夫妻提问，“你们说我手里这块牌子有没有作用？”男人对他说，可能口号作用不大。女人接着说，看你白白胖胖，可能是个公务员吧？也难怪，如果不是竞争激烈，谁会想到来这里活受罪呢？
不过桥上风太大，那块红色爱心牌最后被刮走了。
我最早见到陈思时，电动车车头用红色的临时贴印着“关爱生命救援车”、“善待生命每一天”。“救人得正式点”，他说。陈思穿着黑色的西裤和皮鞋，皮带被肚腩撑起来，后脑勺也积挤出了三道褶皱，在他不救人的工作日，反而常穿妻子在商场打折时购买的整套运动服。
另一个让人注意的特征是，陈思的脸、胳膊和胸口上布满了红色斑点，他说这是十几年上桥被太阳晒出来的。
最早救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陈思自己也说不清楚。最常见的应对媒体的说法是，2003年9月10日，他一边炒菜一边看电视，《南京零距离》正播放一个男人从大桥上跳下来的镜头，男人摔在花坛边上，脖子上的金项链还反着光，“一看那个场面，我菜都炒煳了。”
他也会提起那位死在家里的同乡人。在救人之前，陈思是一个从宿迁农村到南京市打拼的农民工。他在1990年来到南京，去到建筑工地上挖土方，约定月薪300元，每天推板车铲铁锹，身上穿的衬衫脱下来，抖会儿都是盐。门卫大爷还嘲讽他，你们这群人看到美女来了眼直勾勾的，可人家城里人宁愿跟狗睡觉，也不会跟你睡觉的。
建筑工地的老板是容易消失的一类人，陈思用自身经历体会到了这点。没有拿到工资，从家里带来的100多斤大米吃完后，陈思和三个老乡开始流浪，睡在大桥底下，去偷田里的茄子。直到遇见同乡人，陈思留在菜市场拾捡破烂，卖了两年的熟菜和水果后，终于在1995年5月1日开了一家小商店，“梦里都能笑醒，感觉自己终于在城里站住脚了”。
2003年，同乡人被车撞倒后回老家治病，最终被儿子抛弃。后来陈思听说，他住进了另外一个亲戚家，终日倚着窗户躺在炕上。亲戚每天把三餐送到再出去干活，每天收盘子时，盘子都是干净的。十天后同乡人过世，亲戚却在窗外的阴沟里发现了没动过的饭菜。
不提这些经历，陈思只一笑，“哪有那么复杂，不过是第一次上桥的前一个周末打麻将总输钱，被老婆骂了。”
但更为确切的是，15年里救下的350个人在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改变陈思的生活轨迹，从第一次救人开始，原名陈后军的他接受媒体采访时随口用了“陈思”这个名字，带着点儿“高风亮节，做好人不留名”的意思。
越往后叫他陈思的人越多，直到现在，陈思接电话的时候也总是自称，“我是南京陈思。”我在他家附近的餐馆吃饭，老板们都说他是“远近闻名的好人”，称呼他为“大师”。救人，成为了陈思寻找人生意义的一个心理支撑。
陈思的小商店在2006年面临拆迁，曾在店里赊过账的一位滨海人邀请他去物流公司工作。不救人的时候，陈思需要联络甲方，每周一跑几十个工厂，把货单发出，周五查收回执单据，每月工资五千元。
不过，在公司，他和老板是唯二不用穿统一工作服的。每次上电视，公司里都有人给陈思打电话——老陈，又播了。他和甲方谈生意吃饭，对方知道他是“南京好人”，不为难他，不用请KTV和按摩也能谈成，每年能给公司省下十多万。
我去到他为那些自杀者专门租下的心灵驿站，四周墙壁上贴着绿色的临时贴，“泪一定要流，饭一定要吃。”往里走是一个“开导室”，里头挂满了陈思和名人的合照，冯巩、孙晋芳、孙俪，最大的一幅是和鲁豫的合影，半米宽高，高摆在书柜上头，“之前给小商店站台用的”，陈思说。
在2006年，陈思已经获得“南京市十大杰出志愿者”、“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等称号，直到那时，采访他的媒体已经有300多家。一年后，他接到通知，要到北京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开了三次”的群英会，吃国宴，坐贵宾车游览，一路上都有专人开道，晚上还住在京西宾馆。在他眼里，这是“要被载入史册的”。
分别有美国、德国、日本的导演来找陈思，跟随他拍摄纪录片。不是自杀者的人们也上桥专门寻找他，滁州女人希望他抽出“在大桥上接受采访发的财”，让她在南京出人头地再回去找丈夫算账。泰州男人递给他一本美国人写的《管道营销》，希望他加入传销组织当一名咨询师。还有纯粹想要卖肾的年轻人希望陈思介绍渠道：有钱多好，夜夜做新郎，天天都见丈母娘。
就连陈思的手机也成为了一个窗口，等到2008年，陈思的手机号被印在了全国八年级中学生的政治课本上。他说，“还好你是夏天联系到我，如果你在上半年来，电话你都打不进。”
常州的钱先生刚拨通陈思的电话就说，最近又想自杀又想杀人，电视上杀死幼儿的事他也想做。等陈思向公司请好假，赶到新安镇临街的一栋两层小楼时，一条刚满月的小狗进入院子大便，钱先生尖叫着跑出来，拿起笤帚狠狠地打，回过头来却轻声地说：邻居家的畜生总是这样欺负我。
志愿者沈韵琳第一次看到陈思递来的一条短信时，在饭桌旁“凝滞了两分钟”。她看到那条占据着半个三星手机屏幕的文字写着，“我是一个女孩儿，我很想念书可父母不让，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去死。”沈韵琳不知道该怎样回复对方，只好又把手机递回给了陈思。
不过，陈思已经不记得大部分自己收到的短信和那些在日记里写下的人。能记住的是反复对媒体述说的故事，有时他会把“咬舌头嘴角流出血来”说成“血像自来水管爆裂一样喷在了自己脸上”，再比如把“救下乔老爷，给他送到江北人民医院检查，没什么事情”，说成“当时他口吐白沫心脏病犯了，我赶紧拿纸巾给他抹了两圈”。
另一个巡江的周末，我们又在江滩的芦苇丛里看见一个坐在草地上的年轻男孩，他叉开双腿，右手撑脸，盯着手机，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阴影覆盖住了他的脸。当我们走过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问陈思，这个人我们不管了吗？他说：“这人不想死，但他有点儿暴力倾向。”
“怎么判断出来的？”
“我要不怎么叫老师？一个人坐这块干吗？肯定心里有结。我怎么讲，他在酝酿怎么样报复。他满脸都是乌黑的黑气，比较浊，就证明他好多天都是把这个心思用在别人身上在想怎么盘算。这都是长期经验。”
等我们十分钟之后巡江再回来，发现这个男孩已经躺在江边杉树林里挂起的吊床上，自个儿看起书来。
陈思仍然说，“这哥们等会儿应该要走了，但他肯定要报复人的。”
❹
“不可复制”？
巡江的中途，我们停留于江边的一家川菜馆，准备休息吃饭。陈思的朋友董明华也来了，他们喝起白酒，到了兴头上，陈思忽然说：
“我每年都要在年底办一个晚会，请那些被救者回来，我们一起感恩生命，保留节目是我的致辞，还有发20个青年志愿者证。”
他话锋一转，“然后，现在没有公章就没有证了，公章都上交了。”
那是2013年，浦口区团委的一个主任找到陈思，希望他能成立一个“民办非企业”组织。主任说，既然大家对你那么期盼，你就办吧。你有志愿者更好办事。艺术家邱志杰也劝他，要和你合作，你就合作。陈思说自己最开始想拒绝，“我只懂自己怎么救人。但他天天给我打电话，民非有多余名额，不办不行。”
最后他拿出资金五千元，注册了“浦口区心灵驿站”。“我去过两次，那墙壁还一弹一弹的。”董明华说。团委给陈思批下一个400平方米的房子，有会议室、办公室、卧室，又特地花钱装上了弹簧墙。
在此以前，陈思很难想象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支持。2006年，陈思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到北京领奖，又被大量媒体报道。但那一年的年底，陈思说，负责管辖大桥的四所派出所中，有一所的领导请他去谈了一次心——“当时他们说，大桥上每天都死那么多人，如果我不救，谁又知道呢？还说我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让所里给我募捐，别上桥了。”
中新社的一篇报道也写道：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在南京长江大桥上义务救助自杀者的名人陈思的评价，似乎贬多于褒。一位相关人士说，由于媒体对陈思过多的报道，致使自杀者增多。很多的自杀者冲着陈思而来，陈思的做法就是将获救的自杀者推给派出所，然后一走了之，将麻烦丢给别人，而将荣誉的光环套在了自己头上，“陈思的所为，是种沽名钓誉的做法。”
陈思回到家后，和董明华骂，“这摊子烂事，谁爱救谁救。”但是下个周末，他又去上大桥了，“我一年救26个人，要是不干，他们没人管怎么办？何必怄气，我干自己的。”
大桥上随之出现了四名被招聘来的保安，他们从周一到周日都要上桥开展救助活动，被称为“生命守望队”。
陈思在桥上救到第107个自杀者时，生命守望队来到了他面前。正在桥栏边哭泣的女人被陈思拽下，他说了不到三句话，女人已经哭出声来，保安迅速把女人带走，“他们说，你是姓陈的吧，谢谢。我还有好多话说，但，他们满怀敌意地眼看着我”，在日记里，陈思这样写道。
下个周末，陈思又看见一位母亲流着泪说江南话：希望有人能收留她的女儿。但无论陈思怎样询问，她不再开口。赶来的保安又说，这是他们管辖的事，希望别人不要动，由他们处理。
有记者因为这支队伍采访陈思，他流露出了沮丧，回答说，组建生命守望队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找过我。我仍然在大桥上，只是巡逻地点从南堡换到了北堡。为什么改换地点？南堡现在有生命守望队的保安在。
不过，生命守望队也没有真正的救助资源，队友石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次他们救下了轻生者，想给他喝口水都没办法，最后只能等待着110和救护车来。几个月后，这支队伍就被解散了。
邱志杰曾想提议让南京长江大桥像美国金门大桥一样“挂上防护网”，等他真正走上大桥后才发现，大桥一部分归武警，一部分归公园，一部分归上海铁路局，一部分又归南京交通局，没有人能挑头。
等陈思真正建起心灵驿站组织，他第一次扩大了自己的“队伍”。之前，只有南京本地的大学生零星地通过报纸联系到陈思帮助他巡逻和善后。现在，人数最多时，陈思会有三十多位志愿者。
但有不止一个志愿者说，面对被救者时，和被救者一起喝酒，劝他们开口倾诉自己的故事，联系记者，陈思一人就能全部承包，“好像志愿者的作用只是一个见证者”。Mary曾想为20个志愿者安排一个周末巡逻表，但她发现，最后真正待了半年以上的志愿者，只有四五个。“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能从里面收获到什么呢？”
“在我看来，陈思是一个不可复制而且难以持续的经验。”她最后说。
2015年南京长江大桥封桥之后，“心灵驿站”组织也不再被年检。陈思问我，“那大桥封了人就不跳了吗？”而当我采访“心灵驿站”发起人之一的志愿者赵晨光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已经消失了。
❺
自杀之后的事
有些时候，陈思和被救者的关系，没有随着救援的结束而终止，他介入了对方的后续人生。让邱志杰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来自河南开封的王先生。邱志杰赶到大桥时，陈思刚刚在大桥前阵子被撞开的1米宽缺口处按下他。王先生准备带妻子回老家生产的4000元工资被偷了，他在这个缺口徘徊了整整一夜。
陈思打车把王先生妻子接到心灵驿站时，王先生当场跪倒把遭遇说了一遍，他说夫妻俩必须同时在南京打工才能活下去，他们准备回老家，把孩子生下，甩给父母当留守儿童。
第二天，陈思和邱志杰把临近产期的王先生妻子送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胎位不正，需要剖腹产。一万二千元，王先生压根儿拿不出这么多钱。邱志杰说，“他立马又想去死，我马上转身去街上的提款机取钱，把能取的都取出来。最后会发现，这种情况你不可能不直接介入。”
等陈思和邱志杰一起送这对夫妇回到河南开封的农村时，才发现王先生的母亲正在那所裸露着砖头、没有粉刷墙壁的土房子里独自等待着。
正式启动善后是在2006年开始的，那些二次自杀的人带给了陈思强烈的冲击：一位身穿黑色横条纹上衣和牛仔裤的女人，陈思上午发现她时，她只说自己来散散心。5个小时后，这个女人忽然骑在离南堡300米的桥栏上，陈思急跑过去，可女人的双脚已经离开桥栏，双手抱紧头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到水面上才摊开身体，头朝下，栽进了水面。
陈思决定自己包揽下所有的事情，拿走妻子的存折，用里面原本打算买房的8万元租下一个平房，起名为“心灵驿站”，从桥上发现自杀者就把他们带进来，“吃饭，喝酒，让他哭，控制手机，请家人来接。”顺利的话，善后将按照这个流程进行。
有人甚至在驿站里住了整整一年。妻子因为陈思救人的事情要和他离婚，他急了就说，我一年能救26个人，你一年能生26个孩子吗？而当汕头基金会得知陈思的消息给他每月汇来5000元后，妻子选择了让步。陈思一步步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也看到了被救者自杀表面背后生活的阴影。
卉卉被救下时，陈思以为她不过又是一个失恋的女孩。吃饭的时候，卉卉把吃下的东西全部呕吐了出来，也始终不愿意点开屏幕上的拨通键。等到第二天，陈思把手机抢过来到门外接通，才知道卉卉的母亲前一晚曾当着她的面骂恨铁不成钢，让她滚，想要这小孩你就死，我们农村哪有姑娘没嫁人把小孩生下来的？
等卉卉的母亲赶到驿站，她只拉着陈思的手，什么也没说。在流产以及为了躲避他人眼光而在这儿坐月子的两个月后，母亲带女儿离开时，也只轻轻地说，走了。
那些在大桥上被救下的和卉卉一样的女孩儿，身边从来没有出现孩子的父亲，她们流产的时候，得由陈思来进行伪装签字。次数多了，鼓楼医院妇产科的医生每次看到陈思眼神都会变得奇怪——怎么又是你？
尹岩在自己早饭摊被市容没收的那个上午走上大桥时，身上还围着围裙和护袖。赶来的南京信工大志愿者陈春花和陈思一起将她拉到桥下的南堡公园里吃饭，她说4岁的女儿还被锁在大桥南路的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等陈思进入出租屋，才看到小女孩被布条绑在床脚，旁边放了一桶水和几个馒头，哭得嗓子都哑了。
离开出租屋前，尹岩曾打电话回老家，告诉父母过两天来接小孩，自己想要出远门。而她的那位苏北丈夫，在女儿出生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陈思后来很会利用他的名人效应。”邱志杰说，陈思带着记者找到城管，让他们答应发证给尹岩继续卖早餐。两年后，等到他来到南京，才发现尹岩又想自杀：女儿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可附近小学的赞助费交不起，陈思和他又去找小学的校长，让小学给小孩免掉赞助费。
“家暴类和冤弱类，单靠我和志愿者的力量无法保护好他们。迫于媒体压力，地方政府和家庭成员才会重视，所以善后也最成功。”陈思说。到了农村，他会变得更加警惕：先换上西服和皮鞋，头发剃短，“伪装一下大哥气质”。再带记者，最好是有摄像机的记者，到了当地，直接冲进团委与妇联的办公室，让他们在网上搜自己的新闻与获奖履历。
乔平被接到心灵驿站后，用毛巾抹了好几回脸上的泪水，右腿仍然使不上劲，得靠志愿者和陈思搀着。从他浓厚的口音中，陈思听出这腿和妻子脱离不了关系。6个小时后，陈思喊来一辆商务车，乔平半躺在车上的时候还念着，不想回家，会被揍啊。
来到乔平的住所，志愿者Mary吃惊于邻居两户都已经起了三层楼高的白砖小洋房，有围墙，有土狗，而乔平的家仍然是那种最原始的灰砖平房。
一帮人扛着乔平走到门口，可妻子崔芳并不在家。陈思说，她像老虎一样拿着扫帚从后院的门里冲了出来，骂着老不死的。“还好我带了两个拍纪录片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她怕。后来我又找村长，让他给个说法，搞点儿米面去慰问乔老爷。”
不过，救下来的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留下联系方式，陈思往往主动递出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那些介入比较深的人，也越来越少和陈思还有联系。当我找陈思询问被救者的联系方式时，他再三犹豫，最后甚至还有些生气——
卉卉？你别去找了，她又嫁给一个公务员，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朋友圈换成“一个月可见”，喜酒都没再请我去喝。
时大哥他去年拿走心灵驿站分站的拆迁款后，就换了手机号码，谁也联系不上。要我说，他从加入安利搞传销以后脑子就坏掉了。
祁大姐是我最早救上来的人，最后一次听说她的情况，她骗走了一个男人的房子，那个男人去大桥上跳桥找记者，怪我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个女的救上来，还带上电视。
尹岩也嫁了人，她后来打电话给我，以后每年的年底晚会就不来了，有记者在，不好。
乔老爷两三年前去世，老婆还在。没有电话，但我记得地址，这你可以去试试！
他当着我的面拨通了一个曾经救上来的大学生，第一次拨过去，空号。第二次换一个号码，他眯起眼，在饭馆里大声喊了两遍，“我是南京陈思啊！”对面传来一个年轻男孩的声音，男孩迟疑了十多秒，最后说，“你找错人了吧？”陈思撇嘴，耸肩，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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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了的”
陈思经常能够改变自杀者的生死，但却也经常发现，很难改变对方的命运。长期为NHK电视台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何祖杰曾问陈思，你最想回访的人是谁？陈思回答，我想去找小潘。
在2010年，23岁的小潘趴在栏杆上，听到陈思浓重的宿迁口音，他开口说自己是一个电焊工，把双手弄伤了。陈思把小潘带回驿站，并介绍他去建设江北公司做电焊工，月薪2000元，包吃包住。两年后陈思再去公司，发现他早已经辞职，失去了联系。
何祖杰和陈思一起回到宿迁寻找小潘。等真正来到小潘的家，才发现白色房子里已经没有他生活过的痕迹，父亲拿出唯一的A4纸身份证复印件，他说，儿子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当陈思说自己3年前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下小潘后，父亲板着脸回答，我怎么会不惊讶呢？自己12年前脑梗后儿子就出去打工，但儿子从不给家里打电话。
“他曾经是个好孩子。”父亲最后说。
半小时后，陈思和何祖杰决定离开。走到村口，陈思突然说，找不到他没办法，这后面的生死也跟我没多大关系了，我决定不了的。
“你知道，这是一句‘反话’，他不一定知道有什么结构性困境，他只说他的无力感。”何祖杰说。
当我8年后独自再来到乔平的家时，那所祖宅仍然没有变动，木门垂落着一条条木屑，门前只堆放了一摊沙和一双沾满黄泥的黑色女士布鞋。崔芳见到我后立马说，“昨天邻居告诉我说有人来找我，我一想就是陈老板，除了他还有谁会来看我呢，真是好人。”
乔平被一大群人送回来的那晚，她并不知道他是抱着要死的决心，带着身上最后的一百元去了大桥。吃晚饭的时候，她问乔平，不是吃完早饭就说自己去街上耍吗？乔平回答，我上大桥跳桥去了，我的日子多难过啊。
听完，崔芳和乔平争吵了起来，她气得“连饭都没吃下”，只不停回嘴，像这样我和你分开来过。赶忙打电话给二儿子和小儿子，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爸爸为什么像这样子丢人？你腿断了我们把你拖去瞧，我们哪儿对不住你？
当然，崔芳没敢给大儿子打去最后一通电话，她心里知道，不能打。那之前，乔平坐三轮车摔断了腿要“钉钉子”，大媳妇死也不愿意分摊一万元的医药费，二儿子恼得把家里板凳往大儿子脸上砸，却把前来阻拦的小弟砸出了一道脑袋上的豁口。
两天之后，乔平不再想自杀。崔芳对他说，能怎么过？慢慢过就是了。只不过，陈思一直以为帮他们办下来的低保名额，最后其实并没有办下来。村里说，他们家三个儿子，算什么低保户呢？两人靠着后院的土地种棉花，又去南京打工，乔平却在厨房舀米的时候摔在水泥地上，从此摔成了脑瘫。
等陈思再次来到那座灰砖平房，距离乔平在床上永远合上双眼还有半年。进门后，乔平躺在床上，原来一米八的身子缩在了一块儿。崔芳指着陈思，问你看这是谁的时候，乔平只张大嘴巴——“啊，啊？”
一小时后，陈思准备带记者离开，崔芳突然喊，“不行了，他嗓子发胀！”陈思折回来，以为乔平会死在他的眼前，他们站在床旁，看见崔芳把乔平腰部的布肚兜裹紧拆下，又把垫被抽去，房里弥漫着一股气味，原来是积累5天的粪便一肚子拉了出来。
回忆起乔平，陈思总会提起，“我让他多活了5年，还不错。”
“你救的人最终还是会死的。有时我甚至会觉得，乔老爷如果当时从桥上跳下，也许不必再承担最后这3年的痛苦。”我说。
陈思望向江面，此时河流仍然发出它那永不停息的呼吸声，江水一层层冲击岸边，浪潮声与风声交替而来，“但当时，他不是坦然地死，他是被绝境逼的。”
当崔芳发现摆在乔平床前的花卷和馒头没有咬动的痕迹，她爬到床上把乔平扶起，看他不吱声，又晃了晃他的脑袋，直到晃出来嘴里的血。
乔平合上双眼两个小时后，崔芳拨通了陈思的号码。她已经不记得陈思的姓氏，只在电话里说，大哥，我们家老乔走了。陈思为电话里这个女人的哭声半蒙半猜，乔老爷去世了？他说自己在广州，没法回来吊唁。
两分钟后，陈思挂掉电话，走向正在合影的人群中。下一个周末，他又走上了南京长江大桥，去寻找那些即将自杀的人们。█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来源：纪录片《南京天使》、NHK纪录片《自杀守望者：想一想，死不得》、南京大学传媒工厂纪录片《谁还记得逍遥游》、陈思搜狐博客《大桥日记》
文中苏南、乔平、卉卉、时峰、尹岩为化名
本文刊发于《智族GQ》2019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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