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北京国际车展时隔四年再度举办，引发广泛关注。事实上，近期，汽车行业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3月12日，小米第一台汽车正式发布，对于超出预期的销量，雷军略带“凡尔赛”地表示“痛苦”，汽车“有2万多个零部件，涉及到非常多的供应商”，拉动产能的过程远比公众想象中复杂。而在庞大的汽车制造业中，有一个东西虽然不是零件，却对汽车安全至关重要，那就是汽车碰撞假人。在全球最大的汽车碰撞试验室，我第一次见到它的全貌。如同所有仿生人，汽车假人有着近似真人的轮廓，全身遍布传感器，关节处被零件衔接，以便摆出各种姿势。它们身穿红色的棉T恤和浅灰色短裤，胳膊上的“擦伤”尤为显眼，那是“车祸”的遗留产物。你很快就能察觉，它与商场橱窗中摆放的那种假人模特不同。作为工业标准化的造物，汽车假人钝感而笨重，身体线条总是直来直去，没有明显的起伏。假人的使用则极其耗费体力，一位中等体型的男性假人重达86千克，有位年轻女工程师坦言，在所有类型的汽车假人里，她唯一能抱起的，是个6岁的儿童假人。刘志新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假人项目研究组的负责人，和假人打交道18年，对它的第一印象是高鼻深目的欧美人轮廓——当前市面上通行的假人以欧美人的身体特征为标准，并不能完美地保护中国司机的驾驶安全。目前，刘志新的团队正在研发符合中国人体征的假人。按照我国汽车安全法规规定，汽车使用标准体系的欧美男性假人进行安全测试，刘志新表示，未来更需要围绕保护中国人来设计汽车，假人开发仅仅做到合格线是不够的，最终同样要保护女性，保护儿童和老人，保护所有体型的人的安全。以下是刘志新的讲述：假人如秤砣和你一样，我第一次见到假人是在储存间，那里摆放着十几个假人，高鼻深目的，典型的欧美人轮廓。当时领导带着新人熟悉工作场所，和我讲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什么的，还提到了假人的价格，我震惊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么贵啊？一个假人最便宜的上百万，贵的上千万，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个假人比真人都贵。挺多人会觉得汽车假人是那种很像真人的“人”，但它其实不是很像。毕竟是作为工业标准嘛，它只是人的一种简化，要是完全造成一个真人的模样，成本就更高了。50百分位男假人相比于人类，假人的皮肤会硬一点，毕竟得考虑到耐撞性，如果完全仿生的话，那“咔”一撞，假人就烂了。它们的全身遍布传感器，尤其是在车祸时人容易受伤的部位，比如胸部这里有个胸位移（传感器），专门测量人受到撞击时胸部被压缩的情况。每辆新车上市前都要经过上百次的碰撞试验，它是汽车安全性测试的重要项目之一，模拟驾驶员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交通事故，我们观察车的安全系统如何发挥作用。碰撞试验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研发阶段，为了保证车辆的稳定性，研发者自发地进行多次碰撞试验，另一个是在最终的认证阶段，汽车在国家认证的检测机构进行碰撞，测试合格后，汽车才可以拿去卖。在碰撞试验室，后一种碰撞试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辆汽车正在进行碰撞试验通常，我们把假人放在乘员侧或驾驶员侧，使车在规定的碰撞速度下（这个速度根据交通事故统计得出）撞击墙、柱子等，再通过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判断它们受到的伤害有多大。把假人头部、胸部、颈部、腿部等不同部位受到的伤害值表列出来一看，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合理范围内，那OK，这个车符合要求。通过这个形式，我们就能知道这辆车对人的保护效果好不好。可以说，假人相当于评估汽车安全的秤砣。汽车安不安全，秤砣准不准很重要。有两个评估标准，第一，和真人要像，做到形态相像、结构仿生、力学等效，第二是测量结果准，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点，才能保证在同样的碰撞条件下，假人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真人受到的伤害。也才能以此为标准设计，改进汽车的安全性能，去调整车身的结构，正确匹配安全带、气囊的位置等等。和人一样，假人也分为不同的体型，我们行话叫“百分位”，主要考虑的是它的身高和重量。比如，50百分位的男假人代表男性群体里的中间人群，95百分位的男假人高于95%的男性，5百分位女性假人则非常矮小，只有5%的女性比她矮。不同百分位假人的身高、坐高、膝距等也都会有相应的核对尺寸，这些与身高、体重一道，共同决定一个假人代表着哪种人群。在当前世界各国的安全碰撞体系里，投入使用最多的还是50百分位的男假人，它是以欧美人的体型特征开发的，有着1米77和86公斤的“中等”身材。但其实中国人的身体结构和欧美人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就导致了两种人群在驾驶车辆时的坐姿不同，汽车发生碰撞时的身体状态有差异。如果完全按照欧美体征的假人去设计车，那这个安全系统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优的保护状态。我们国家当前的机动车保有量是4.35亿，这个问题就放大了。我们想要研发中国人体型特征的假人，先攻克假人制造技术，制造出和国外一模一样的假人，再研发我们自己的假人。假人国产化在试验室，一个假人平均每天要经历四五次碰撞试验。你能看到吗？它们身上这些东一道西一道的黑印子和划痕，全是试验时留下的“擦伤”。假人“伤痕累累”的身体部件假人当然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寿命我不太好说，只要不坏就可以一直用，只是零部件在不断更换，有的部件三五个月就坏了，但有些内部的钢性结构，就这些铁疙瘩，可能三五年都坏不了。现在我们的碰撞试验室里有一百多个假人，大部分是买的，也有几个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经过了前期的种种调研，我们的项目组在2010年着手假人制造，工作内容主要围绕在设计、制作、测试这三方面。一个假人的诞生需要以下流程：根据设计图，制作假人躯体的金属骨架和各个身体部位的模具，再根据模具研发出不同的身体部位（一个完整的假人包括头部、颈部、胸部、腰部、骨盆、膝部、足部这7个部位），每个部位经过测试后验收合格，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假人。流程听起来不难，但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个环节都不容易。以假人的皮肤为例，它会有基础材料，如同调制颜料，要通过调整基础材料的配比，去调整皮肤的性能。怎么把材料调和成需要的性能，我们试了特别特别多次，光这个过程就花了得有半年。有些环节还挺需要操作手法的，要严格地控制时间、温度等等，考验的是经验和手艺。比如皮肤的制造需要经过配比、混合搅拌、抽真空、过滤、再次抽真空、灌注等环节，在配比环节，原料的用量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有时候手一抖，或者是没注意，那整个流程就白做了。有实习生刚来的时候，经常干不好，我刚上手的时候失败率也特别高，他失败了多少次，我可能也失败了同样的次数，甚至更多。大家都是第一次干这活。我们单位每年都会发工作笔记本，工作以来，我写满了七八个本子，这上面记录都是技术上的灵感。技术方案会有很多种，但总是充满了局限，可能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但可能突然有一天，你会觉得我这么干应该就行了。有段时间，我常常在半夜两、三点醒来，就是为了记录这些一闪而过的灵感。假人制造的经验是日渐丰富的。皮肤最初始的那版模具没有考虑过散热，后来我们就去查阅资料，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回来后自己再做总结和研究，改进细节上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好多轮讨论才一点一点地完善下来。刘志新团队的日常工作2022年底，我们团队制造出了和国外一模一样的假人。大概经历了四轮大的迭代，有的版本表面上看跟人家的一样，实际上一做起试验来千差万别，比如碰撞试验中人家的脑袋没掉，我们的掉了，这就是性能不行。在研发过程中，光碰撞试验我们就做了两三百次，一次得花费十几万块钱，成本还是很高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同步研发中国人特征的假人，每当仿制外国假人的研究初有成效，我们能够做出一条胳膊或者一个脑袋来了，中国假人相关部位的摸索尝试也可以着手进行了。这两种假人的制造都不简单。如果非要比较，制造欧美假人虽然困难，好歹有个对标的对象，外国制造出的欧美假人有什么性能，我们也做什么性能就好了，但制造中国假人时，我们没有一个对标的对象。相比于对外国假人的研究，研发中国假人最大的难点在于定义，什么样的假人能代表我们国家的驾驶员？这个需要前期大量的数据统计与调研，从人体测量学数据库中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抽样。统计完这些样本后，我们会初步定义出一个50百分位的中国男性的概念，但严格意义上说，假如在真人里面找，完全符合这个数据的、如此“标准”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人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百分位附近加减10%，即挑选位于40到60百分位的中国男性，对他们的身体数据进行测量。根据这些数据，我们会设计一个驾驶静态模型，再对假人进行分段，头是哪一块、脖子是哪一块，之后再确定每一部分的运动惯量等，由团队成员分工进行相应的结构设计。假人的身体部件2023年，我们做出了一个初版的中国假人，它是50百分位的男性假人，身高1米69，体重68公斤，目前还处在测试验证阶段，不太完善，在外形特征和力学性征上都不够精准。进行改动是常有的事，设计阶段的假人总是很理想，但到具体的制作上，由于材料收缩率或是一些制造误差，尺寸常常不对，我们就需要再改、再测验。我们希望，下个阶段造出的假人的结构能够更复杂，更“像人”。现在造出来的某些结构是简化的，我们要做一个和人的内部结构更为相似的，比如说人有多少根胸骨、多少根肋骨，都要在假人里反映出来。以男性为标准的安全体系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汽车只需要载着50百分位的男性假人通过正面碰撞试验，就可以成功上市。有些标准会对车的安全要求更高，比如在碰撞试验时不仅需要放置50百分位的男假人，还要放5百分位的女假人。也会有厂商主动要求进行更多的碰撞测试，谁不想宣传的时候说我的车更好、更安全呢？但总的来说，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代表的汽车安全测试体系，还是以男性假人为标准制定的。某种意义上我能够理解这一点，国标代表的是工业化标准，目的是保护大多数人群，不可能覆盖到所有群体。在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驾驶员以男性为主，因此男性的车祸伤亡情况也比女性多，这就导致了汽车开发商会更关注男驾驶员群体。聚焦到男性驾驶员群体内部，最主要保护哪种人呢？也是保护平均体型的，即50百分位的男性。从统计分布的角度来说，这是占人口基数最大的群体。这种标准导致对女性驾驶员的安全保障不足。男女身高、体重上存在区别，在身体结构、肌肉含量等方面也不相同，比如女性脖颈的柔软度更高。这就意味着，男女驾驶员在出现交通事故时可能受到的伤害是有区别的。举个例子，很多人都经历过追尾，我也经历过。有次等红灯，可能是夏天的阳光太晃眼了，我通过后视镜眼睁睁看着，后面一辆车“咣”一下就撞过来了。那次特别后怕。汽车追尾时，人的躯干会被安全带紧紧拉住，但头颈会前后移动，进行一个“甩鞭”的动作，这虽然不致死，但一旦受伤，很难治愈。假人受伤的头部在国外的调查数据里，这种伤害引发的保险赔偿金是非常巨大的。由于脖子软硬程度不同，在相同的车祸碰撞条件下，女性脖颈的运动幅度会更大，受伤害的风险自然比男性高。作为真人的映射，男女性假人的标准也不同。女假人的合格标准是由50百分位男假人的合格标准缩放而来，并做了相应的调整，缩放时里会把女性的骨质厚度、骨骼长度等考虑在内。做标定测试时，男女假人的骨盆部位摆放角度不同，男性是13度，女性是7度，用于敲击的摆锤重量也不同，敲击男性骨盆的摆锤更重些。但总的来说，女假人不管是设计也好，还是测定标准也好，都是在50百分位男假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并且，现在市面上通行的女假人是5百分位女假人（因为根据过往数据，这部分女性受伤比例高），代表着身高1.48米和体重56千克的女性，这并不能广泛地代表女性群体。真实世界的统计数据中，男女司机的保护效果确实存在差异，在同等条件下受到碰撞，女性的死亡率会更高。在2022年，瑞典的阿斯特丽德·林德博士团队开始专门研究女性假人，他们研究的女假人是50百分位的，代表着身高1.62米，体重62千克的女性，也考虑到了女性独有的身体构造，比如身体的重心、臀部的轮廓等。近年来，中国女性驾驶员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20.3%到2022年左右的33.68%，相应地，女驾驶员的死伤比例也上升了。瑞典工程师在做的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将来工作的一部分，研制出符合中国女性体征的女性假人。“零死亡愿景”安全是汽车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性能，我常常把它比作人类的健康，没有健康，你长得再好看、再有钱也没有用，汽车也是一样，没有了安全，动力性再好、舒适性再好也没用。这点也是我入行后才更深刻理解到的。以前我也是更重视这车跑得快不快，加速时间短不短，坐着舒不舒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但一辆车的安全性能如何，如果不出事，是不太容易体会到的。可等我们真正理解这点的时候，往往就是遭遇事故的时候，那就晚了，可能人都没了。汽车安全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叫被动安全，发生事故时救人于水火，让人们最大程度减轻伤害；与之对应的还有主动安全，叫防患于未然，在设计环节就减少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概率。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前者。看到碰撞试验中一辆车被撞得稀巴烂时，我常常会不自觉地代入自己，假人身上的伤害数据这么高，要是真人坐这辆车，脑袋可能都烂了。见证了这么多次碰撞试验，我对汽车安全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做假人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做，我们身上的担子真是重之又重。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性在于，假人不是说研发设计完就永久定型了，它本身还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就像我之前说的，安全标准法规是汽车生产的最低线，这是考试的必答题，及格了汽车才能够上市销售。然而仅仅及格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是要考到更高分、考到满分的阶段。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做好必答题，保护好最大基数的人，还要做好选答题，保护好女性，保护好儿童和老人，保护好所有体型的人。总有些人对女性司机有刻板印象，一看出车祸了，先质疑甚至嘲讽女司机的驾驶技术不行。事实上，有些驾驶坏习惯是不区分男女的。很多人对安全不太了解，总觉得我这车安全性能高，有16个气囊，那我上车还系安全带干什么？这就是一种误区，气囊一定要和安全带联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人不系安全带，气囊甚至会发挥反作用。发生碰撞事故时，人的身体会急速前冲，气囊会在瞬时间展开，产生极大的压力，这时候如果没系安全带，气囊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一种另类的杀手。汽车的仪表板上最好也不要放装饰品，因为一旦发生碰撞事故，气囊一展开，这些装饰品会被打出来，像子弹一样撞击人的身体，这不就对人体造成伤害了吗。不管是男女司机，都需要培养好的驾驶意识和安全意识。假人在进行碰撞试验近几年汽车安全标准领域发生了很大的进步，除了有团队专门研究女性假人，也发展出了更多元化的汽车安全评价标准，比如我们中心推出的的C-NCAP（中国新车评价规程），增加了对女性乘员和儿童乘员的安全测试。在未来，我希望汽车安全领域能够达到“零死亡愿景”，所有人的安全都能被保障。这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假人的研发固然重要，我们搞技术的当然要把技术做好，但同时也希望大家有正确的安全意识、驾驶习惯，只有在规范的条件下，好的安全设计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是吧？这也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地做，不管是驾驶员意识的提高也高，国家政策的重视也好，车上的设计也好，只有这些全部到位，交通安全的“零死亡愿景”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

给下个十年的文学备忘录。“我先简单做个调查，各位同学在来到这个课堂之前就听说过‘爱女’这个概念的举个手”，授课老师肖映萱环顾四周，“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圈子的概念了，那我就有信心了。”三月一个春夜，山东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课堂，今天她们讨论“爱女文学”。或许你对“厌女”一词更为熟悉。随着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中国的流行，她的代表作《厌女》普及了这一学术概念，并成为一个通俗话语，一个新的目光，用来检视文艺作品乃至日常生活——《教父》厌女吗？《漫长的季节》爹味吗？《坠落的审判》北大首映礼上男性发言有何不妥？借由此，越来越多人发现，在父权制性别文化长期影响之下，文艺创作中也存在一种结构性不公：男性角色中心化，女性角色边缘化；男性角色被普遍追捧，女性则是阻碍或性化的工具，她们以妻子、女儿、母亲的身份出现，而不是有主体性、有独立行动力的人。在一些叙事中，她们以受害者身份登场（通常与性虐待有关），接下来是男人召回正义的故事。而与男性的浪漫关系，更是构成了大量主打“大女主”文娱作品的叙事主体——“女主不管怎样上天入地，最终都是和男主谈恋爱的”。这些“大女主”影视剧很多改编自2010年以前的网络小说。近几年，作为源头的女频网络文学发生了重大变革——作者女性意识觉醒，她们带着对“厌女”的反思进入创作，出现了《女主对此感到厌烦》《为什么它永无止境》《零诺》等打破浪漫小说窠臼的作品。两年前，晋江作者哀蓝曾发表一篇自我剖白，反思创作中无意识的厌女与男性凝视，比如将诸多美好品质赐予男主，为其增设高光和滤镜，美化他“以爱之名”的暴力与控制；给女主施加重重苦难，任其受虐牺牲，赋予她“美丽”“娇软”“惹人疼”“守贞”等特质，将“被男人爱”设为最终的奖赏。哀蓝写道，“大概从21年年初开始，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新认识的好友以及一本《厌女》的书，令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我不敢想象这些年我写了这么多本小说，看文的读者朋友，有多少刚刚步入社会，会因此美化爱情中的暴力和控制，我为此感到后悔和惭愧”，“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写男性视角的小说，也会努力正视并改进自己的厌女情绪”。《零诺》作者行烟烟也在作品后记中写道，“在虚构男性角色的权力普遍被性感化、野心普遍被崇高化、瑕疵普遍被魅力化、阴暗普遍被人性化的现实情况下，我作为一名女性作者，不应为此现状继续添柴加火，而应为女性角色在文娱作品中的权力、野心、瑕疵、阴暗能够有朝一日和男性角色分庭抗礼的结构性目标而进行创作。”所谓“爱女”一词，就诞生于2021年的网络社群，它与“厌女”针锋相对，不厌女的才是爱女。它尚未成为严谨的学术概念，但已经引起大学文学课堂的关注。这堂“爱女文学”课的授课老师是肖映萱，她是偷偷读网文长大的90后，中学的午休时间她都花在校门口的书店，一个中午能读完一整本《何以笙箫默》。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她与从传统文学场“弃船而逃”的邵燕君老师相遇，并与一众同好组建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对当时被主流文学视为“垃圾”与“异端”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了同等尊严的、同样严肃对待的学术研究。在她们看来，网文直视的是人最本质的欲望，而女性书写、女性阅读的“女性向”网文更像是一枚棱镜，折射出复杂丰富的性别想象的光谱。欲望一直在发生变化，原先是静水深流的变，如今女性主义思潮则使它变得激荡起来。女性爽点从“厌女”结构中被塑造出来“虐”变成了“甜”，对书写的反思从“厌女”进入了“爱女”。她们向内对情感世界开始了去除性缘的尝试，向外对外部世界进行了恢弘的探索，她们也可以是最强者。“传统浪漫小说是以一种异性恋美好爱情的视角，创造了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托邦供女性逃离现实，那新型的爱女文学是不是也再次创造了一个乌托邦？”“我们渴望的爱女形象是强大的、随时投入战斗的，这是否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当我们不要父权制的婚恋关系了，我们要建构的亲密关系会是什么样呢？”学生们渐次抛出问题，课堂走向深入。结束之后，我们与肖映萱进行了一场对话。趋势：当不再追求爱情，她要追求什么赋予自己人生意义？GQ报道：近三年女频网文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肖映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女性自身的价值，她的亲密关系，以及她面向的外部世界。一是，在“爱女”意识崛起的背景下，探索塑造新的大女主形象，产生了新的话语“英雌”（与“英雄”一词对应的女性表述），这是最明显的一点；二是，重新检视反思言情类型中的爱情关系、性缘关系，一些女性角色被批为“娇妻”，并进一步探索什么样的爱情才有可能在新的言情故事里被接受；第三个方面，是对过去五年发展趋势的继承，即网络小说的世界设定进一步“游戏化”，各种游戏的玩法和规则都“入侵”了文本世界。这一点其实在男频、女频都是巨大的趋势，女频这几年表现得尤其明显。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爱女”这个词，它是被否定性定义出来的，不“厌女”的才是“爱女”。“英雌”的说法也正是在“爱女”的语境下诞生的，“英雄”被认定是男权的语言，用来描述女性则有“厌女”倾向。一些较为激进的读者开始带着“是否厌女”的标准去“审判”过往的女频网文，那些经受住了考验的作品，则称作“爱女文学”。GQ报道：这样的变化在女频网文发展史上有什么标志性意义吗？肖映萱：网络言情小说从发展之初，就一直有大女主、女强的趋势。我们这几年看到的IP影视剧，大部分改编自2010年以前的大女主文，比如2021年播出的《上阳赋》原著为2005年的《帝王业》，2022年播出的《且试天下》原著写于2004年。但是这些早期的所谓大女主文，其实是“女强，男更强”的配对模式，爱情仍然占据中心位置，仍然带有一些玛丽苏叙事套路。但新一代的大女主，是要回应对厌女、对父权制的整体反思的，就算你要谈恋爱，你也绝对不能是靠男主，你的强大升级也好，逆袭打脸也好，你的力量需要靠自己。那么在新一代的“爱女”意识下，更不再存在男主是女主拯救者、救赎者这样的叙事。总结来说，以“大女主”为中心的“女强”书写一直贯穿于女频各种类型文发展演变的始终，但写作重心这几年从亲密关系渐渐转移到女性自身。女性主义思潮的高涨，向原本细水长流的变革之路注入了一剂猛药，此前积累的多重变化都在这一节点上集中爆发。GQ报道：此前积累的多重变化指的是什么？肖映萱：过去五到十年间，女频网文发生的重要变化是读者代入方式的转型——从谈恋爱到嗑CP。也就是说，女性阅读小说时，她对亲密关系的想象从代入其中到置身事外，这造成了一种意外的效果，有了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后，爱情渐渐不再是她们对作品唯一的核心需求了。打个比方，她有一颗恋爱脑、CP脑，她很容易就能嗑到CP，但她同时又可以把恋爱脑摘下来，去看小说的其他部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如此之严苛地去看待性缘关系的一种前提准备，一种前置训练，从卷入到旁观，我们可以从亲密关系中抽身出来了。而为什么从谈恋爱变成嗑CP，一方面是人设的数据库非常成熟了，我们一看就能识别出这对CP要怎么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旧有的言情创作携带了太多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别权力秩序，难以满足今天的女性读者对自由平等爱情的追求。于是，她们选择去嗑CP——“我可以不谈恋爱，但我嗑的CP必须在一起”。嗑CP让女性读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去探索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寻找自己真正渴望的亲密关系形态。这是情感世界积累的变化，外部世界的探索也积累了变化。过去十年，女频网文一直在向外走，从引入女性现实的境遇和处境，从宫斗到反宫斗、反内卷，再到引入游戏的各种世界观设定，都指向对探索外部世界的强烈欲望。当不再追求爱情，她要追求什么赋予自己人生意义？当世界海阔天空，她将通往什么样的新天地？GQ报道：在你看来，这两年有哪些崭新的大女主形象？肖映萱：一类是绝对力量的强，比如这两年来商业成绩最好的女频小说之一《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它塑造了一位“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狠绝女主隗辛，是典型的“英雌”代表。这也是这两三年我个人看过的女频小说里最爽的一部。

服装史学家贺兰德曾在其著作中提到，“男人的身体魅力始于腿部”，裤装的发展历史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回看历史，服饰风尚的流行常常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渗透，但在裤子这里，叙事则反转过来。历史上，男性下装的风尚更替背后，我们常常能看到社会的变迁，也能从中看到对它投来的凝视的目光——来自男性、或者女性，或者权贵，这种目光使得现代裤装逐渐走向定型。那么，男人的身体魅力为什么总是跟腿部有关？我们试图探究这条线索的历史。裤子、男人与马近日，男裤专家九牧王邀请了五位人气男星成为品牌代言人，他们的个性、形象，正彰显了这个在男裤领域耕耘了35年的品牌的精神内核，自成立以来，它一直为时下的高品质、高净值男士，打造将时尚与实穿性巧妙融贯的穿着感受。范丞丞、李昀锐、魏大勋、张云龙、朱亚文（排名不分先后，以姓名首字母排序）不知从何时开始，对能够凸显颀长双腿的男性下装的偏好，成为一种现代约定俗成的审美。有趣的是，这种偏好持续的时间在历史中并不长。要细数这种变化的起源，要从男人与马开始讲起。如果穿越照进现实，你来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的城市中心，看到罗马市民裹在宽阔的长袍中，想要靠近仔细瞧瞧，但贵族大概率会对你避而远之，甚至有人会将你抓起来——因为你穿了裤子。两千多年前，穿裤子，一度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象征，罗马贵族认为，只有未开化的部落——比如远离“文明中心”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才会身着长裤。现代进化生物学教授和人类学研究者，彼得·图尔钦认为，裤子的出现与马的推广息息相关。在古代，游牧民族的骑兵实力远远高于大陆步兵。马背动荡，骑手的两腿与马不断摩擦，大腿常常磨出血泡，重要部位也会受到折磨。因此，罗马帝国附近的游牧民族大多着马裤或长裤，有了长裤作为缓冲和保护，骑行作战的时长与舒适感都会有质的提升。为了提升战斗能力，罗马帝国也逐渐开始效仿这种穿着。帝国覆灭后，“野蛮人”掌权，裤装也作为骑兵力量的符号之一，在欧洲范围流行起来。无独有偶，裤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十分类似。考古学家曾在吐鲁番洋海古墓中发现了3300年前的羊毛裤，这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有裆裤子。随之出坑的，还有一条鞭子、一个木制马嚼子、一把战斧与一张弓。专家分析，对典型的游牧民族而言，裤子很可能是在马背上生活战斗的刚需。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认为，西域匈奴骁勇善战，胜在灵活。匈奴穿短衣、窄袖、裤装，便于行动；而生活在农耕文化里的中原人，穿长裳、宽袖，衣着厚重，不便作战。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将西域的裤装引入中原，在军士中广泛应用。在封建社会，服装即权力。在极强的等级制度下，上层阶级牢牢掌握了服装的话语权，将自己与平民身份区分开来。在中原，穿裤子的最初是军士武夫，之后，逐渐扩大到了平民阶层，毕竟，普罗大众生活被大量的劳动覆盖，穿裤子方便干活。这套装扮被称为上衣下裤，又称“短褐”，意味着如此穿着的人都亲自劳动，是下等人。西方也是同理，哪怕同样都是裹腿布，如果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下等人，往往只能在腿上包裹一整块布；而王室贵族的裹腿布，则是用布条在腿上反复折叠缠绕。这样的效果，方能显示自己的尊贵身份。在战争与征服的时代，力量，尤其是马背上的雄赳赳的领袖形象，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新的男子气概的象征。在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的研究中，他提到，要把男人与马放在一起，构建一个“马背上的男人”的图景暗示。在这个图景里，男人戴夸张的帽子、紧身的马裤，运筹帷幄——他一定是个伟大的国王、一个优秀的骑士或至少是个勇敢的战士。裤装成为一种对民众的号召和暗示，意味着利落的战斗和获胜的几率。逐渐地，裤装就从不入流野蛮人的习俗，转为贵族服饰。相传，拿破仑就深爱紧身裤，在拿破仑留下的大多数画像中，他都穿着极为紧绷的白色针织裤，下肢肌肉形状勾勒无疑。有野史称，拿破仑由于常年穿紧身裤，加重了痔疮的病情，滑铁卢战役时，痔疮发作无法正常指挥战役，这才导致他败给对手格鲁希。到今天，如今再度回想起一个成功男人的形象，大概率是一张单人写真，两腿叉开，皮鞋锃亮，笔直的西裤褶皱正对摄像机，好像只有这种实际上带有领地意识暗示的，才算是具有标准男子气概的形象。接下来，男裤设计的变迁，则会愈加折射出男性气质的沉浮动荡。腿与多元审美多年来，男性对女性腿的迷恋是高度性化的，今天，在社交媒体上搜索“男腿”/“女腿”，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女性标签下，可以窥见社会对女性的各色凝视，各种各样的腿部占据屏幕；而男性标签下，则一律是凸起的肌肉腿，我们对男性的腿部的审美，似乎十分单一。检索大量资料后，我逐渐理解了这样的差异，在历史中，对男性的审美凝视，常常来自于更有力量的男性。在中世纪的欧洲，丝袜、裹腿、紧身裤等衣物受到贵族男性的追捧，这是一种特别突出男性腿部线条美感的造型。当时的贵族，似乎对浑圆粗壮的小腿有着极高的热情——这是健康的体现，小腿粗壮，意味着运动能力更强。男性力量的相互竞争，也体现在性征的相互对比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基督教神学控制力的消退，人们逐渐重视现世生活，紧身裤所隐含的性意味越发明显，甚至出现了遮阴袋，一种在裆部用于遮挡生殖器官的兜。男人们通过向遮阴袋中填充羊毛、亚麻和丝绸，凸显生殖器的造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展雄风。到巴洛克时期，男装的“雄孔雀效应”的时期到来了，巴洛克的男性比女性更加精致，领子、袖口和裤脚遍布大量的蕾丝花边和缎带装饰，下半身多数为裙裤，全身多处为丝绸织物，宽大顺滑，极尽华丽。如此注重穿搭，却不能完全说是为了女性能多看自己两眼，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容纳了大量无所事事的王公贵族，服装成为他们表现权力的炫耀品。在这个时代，贵族间的沙龙活动，大多都是男人之间相互借鉴与攀比彼此的服饰，精致的外表是人们的社交货币，这跟今天我们谈生意，不得不背一个LV的包差不多。有趣的是，随着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男人的裤子也如一把社会的尺度，也逐渐地化繁为简。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极端民主派革命者自称为“sans-culottes”，意思是无套裤汉，与王国贵族的紧身裤，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和主义者们头戴雅各宾帽，身穿不紧身、不束口的长裤，这套源于平民阶层的服装，也就成了现代西裤的前身。这一时期，宽松的长裤象征着对封建王权的反抗，服饰的阶层意味也逐渐被消解。《歌手西蒙·切纳德（1758-1832）的肖像》-路易·莱奥波德·博伊绘到工业革命之后，人们急迫地需要一种更加方便活动的便装，于是，袋型常服套装开始流行。这种套装里的西裤垂坠，必须高于足面，褶皱须要笔直，才能符合人们对男性干练、权威的职业印象。但这种服饰的款式、花纹也因此变得较为单一、刻板。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全球开始广泛出现反文化浪潮，男人们终于受够了做板正的西装精英了。社会中关于妇女权益保护、反对主流、反对战争的呼声高涨，好莱坞早期深入人心的壮美男性身材，也被一群留着长头发、身形瘦削的年轻人冲击了。大卫·鲍伊穿着女装，化着浓妆，眨着异色双瞳在舞台上歌唱的形象，成为经典一幕。桀骜不驯的破洞牛仔裤也开始流行。男性气质似乎前所未有地被真正拓宽了，男人穿上丝绸女裤，这种穿搭不为异性，也不为附媚权贵。大卫·鲍伊（David

英歌舞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俗舞蹈，最初只有男子表演。女子英歌队诞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此后经历数次消失、重建，直到今年春节，借助短视频的传播力，潮汕成为“年味”顶流，女子英歌队也收获了一波关注。我们拜访了潮汕地区的几支女子英歌队，和不同时期的队员交谈，想了解英歌舞的历史，也想知道它的另一面——一代代的潮汕女性，在英歌舞中获得了什么。女子英歌队元宵节凌晨1点，我第一次见到了珠浦女子英歌队的全体队员。那是广东汕头珠浦村一栋老年活动中心的二层，60个女孩子正在紧锣密鼓地化妆。4个小时前，她们刚结束最后一次排练，许多人没补觉就来了。休息室里几条椅子拼在一起，但没人有空去打个盹儿。谁先画好了妆，就吃上两口肠粉，冲一杯速溶奶茶，这是她们的早饭。珠浦女子英歌队队员化妆准备前厅有一面垂下五彩流苏的队旗，红底镶黄边，上面绣着两只飞舞的凤凰，中间“珠浦女子英歌队”几个显眼的黄字，被凤凰弯垂的尾巴弯拢住。英歌舞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俗舞蹈，据当地县志记载于明代传入潮汕，一般在节庆时表演。舞者走上街头，双手各执一根木棒，上下左右相互对击，边喊边跳，是一种情绪性的街头集体舞。今年春节我在潮汕过年，第一次见到了女子英歌舞表演。查阅资料后发现，最初的英歌舞只有男子表演，汉子们画上梁山好汉的脸谱，演的是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女子英歌队近半个世纪才有，没有剧情，没有脸谱。近十年有了角色，是巾帼英雄穆桂英、花木兰。看了几场表演以后，我被那些充满节奏感的舞蹈动作、鲜艳耀眼的服饰、年轻活力的面孔们迷住了。我很想了解她们的故事，于是，通过一位以前的采访对象，我联系上了当地几支女子英歌队。一到老年活动中心，教练黄佳祥递给我一朵塑料胸花，上面写着“圣驾出游”。“圣驾”指的是珠浦乡供奉的神灵们，其中有神仙也有祖先，当地人尊称“老爷”。这天庙里的老爷们将被抬出来，走遍各家各户，是祈福的意思。在潮汕，这种仪式叫营老爷，珠浦乡每三年举办一次，英歌舞表演是仪式的一部分。具体哪天举办，要听老爷的安排。请示时，村里几个长者来到庙里，跪拜在老爷面前，掷一种叫“筊（

去年，我们邀请旅日作家苏枕书写了一篇关于日本老龄化的文章，《生活在这里，我收到最多的是墓地广告》。事实上，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老龄化常伴随少子化。日本就是如此。2023年，日本老龄化程度达历史最高水准的同时，总和生育率亦降至历史最低。苏枕书在京都生活多年，亲历了日本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步加剧的过程。在这篇文章中，她从镜子的另一面、少子化的角度，讲述了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政府做出的努力。其中的缘由、经验和教训，或可作为镜鉴。益发醒目的少子化朋友省吾老家是京都府中部的南丹市，从京都市区开车过去不到一小时。我去他老家玩过几次，山清水秀的清静小城，不怎么见得到人。他指着途中宽阔的马路和桥梁道：“这些都是泡沫经济时代大兴土木建成的。当时地方政治家为了拉选票，许诺本地民众一定会修路造桥。不过现在老家根本没人住，路坏了要过好久才修得起来，再过十年二十年更是无法想象。”目前，南丹全市人口不足3万人，不少小学已关门，一些小镇连医生都没有。省吾读小学时，班上共25个学生。现在他的母校全校只剩下一个学生，等这个学生毕业后，学校也将关门。他家附近有座寺院，内有地藏堂，从前镇上村里凡有新生儿，家长都要向堂内进献地藏菩萨围兜。透过地藏堂木格门，我一眼看到了写着他两位女儿名字的花边围兜。而他的小女儿已经20多岁了。“你看，这些围兜都有年头了，最近十年出生的孩子寥寥无几。这也是我们这儿少子化的明证。”省吾的家乡小城是日本少子化的一个缩影，在日本，这样的地方绝不鲜见。2024年2月2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动态统计，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1.20，为历史最低水准。日本出生人口（包括日本境内居住的外国人和在海外出生的日本籍婴儿在内）为75万8631人，比上年减少4.1万余人。而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23年4月的推算，预计日本出生人口到2035年才会降至76万以下。这意味着少子化的进程比官方预计的要快12年。照此最新减幅重新推算，203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将跌破50万。省吾的故乡，京都府南丹市我2009年刚来日本读书时，还未强烈感受到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因为京都素有“学生的街区”之称，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数为日本之冠，学校内外年轻人很多。身边硕士毕业后结婚生子的日本学姐也不少，最多甚至有生三个的。有的学姐怀孕后就辞了职，等到孩子上保育园再重新找工作。大学附近的寺院、神社都有附属幼稚园，墙边贴着幼稚园的招生海报，常能看到小朋友们像小鸭子一样，戴着统一颜色的小帽子乖乖跟着老师，还有装点得很可爱的幼稚园校车缓缓开过。然而，渐渐地，身边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2013年前后，我家附近一家妇产科医院竟宣告关张，原来的建筑改修成了普通公寓。一位师兄说，他岐阜县老家旁边的妇产科医院新增了牙科，因为新生儿太少，院长不得不拓展业务。据日本产妇人科医会2022年的调查，由于少子化的影响，过去16年间，全日本的产科专门诊所减少了38%，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减少了44%。每年十一月初，日本各个小自治体多会举行运动会，是团结邻里关系的好机会。这本来是以少年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但由于少子化严重，最近很多地方的町内运动会已无年龄限制，还会积极招呼外国人和留学生参加。2022年春天，我搬到了一处老龄化严重的街区，町内最年轻的住民已是大学生。每到秋天，邻居就会问我去不去运动会，说我是“重要的年轻力量”。据省吾和他的妻子一美回忆，从前八月下旬，京都各町都会举行“地藏盆”。那是关西地区特有的习俗，大人领着孩子们聚在街巷中的地藏菩萨跟前，祈祷儿童健康成长。孩子们穿浴衣，向地藏菩萨供奉花束，点灯笼、放烟火、吃零食，跟大人一起念经、转动大串佛珠，有各种好玩的节目。在省吾他们女儿小时候，同一街区还有不少一起玩的儿童。但近年来，很多街区已完全没有孩子，自然也无法组织活动。地藏盆甚至成了只有大人或老年人聚在一起的节日。出去玩时，若在街头遇到一队上下学的儿童，他们总会以略夸张的语气笑道：“快看！那都是未来的希望，多宝贵呀！”街头所见幼稚园招生海报早被预言、未被重视在日本，“少子化”与“高龄化”原本是两个问题，并未像后来那样统称“高龄少子化”。首先被注意到的是“高龄化”。1970年8月10日的《朝日新闻》预测，到2015年，65岁以上人口将高达15%（事实上，2015年日本的高龄化率已达26.7%）；日本已由过去医疗水平不发达时期的“多产多死”发展为“少产少死”。并指出传统家庭结构已崩坏，独居老人面临孤独死危险，呼吁社会完善老年福祉制度。很显然，对当时的人而言，“老人国”的未来图景最值得担忧，“少产”远不是紧要问题。也难怪最初少子化不被重视。二战结束后，日本曾经有过两次婴儿潮。先是1947年至1949年，这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结婚生子后，带来了1971年至197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被称为“团块二代”。1950年代，日本妇女平均一生要生育5.6-5.9个孩子。“团块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专家都认为，“人口减少只是一时的，日本的问题一直是‘人太多，土地不足’”，政府各界热衷于斥巨资到处开垦农田，修路造桥，扩大可居住面积。第二次婴儿潮来临后，人们更是确信“日本每隔25到30年就有一次婴儿潮”，认定第二次婴儿潮会带来第三次婴儿潮，“人口过多警戒论”也一直是主流观点。而团块世代和团块二代参加高考时的1960年代后期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都是日本高考竞争最激烈的年代。当时流行“考试地狱”的说法，人们普遍认为，考生太多，大学才这么难考，如果少一点就轻松了。并且，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日本总和生育率和新生儿数虽然降低，但总人口数仍呈上升趋势，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1亿2808万人）。“少子化”虽早已成为人们熟悉的词汇，但2000年至2015年间，日本新生儿减幅大约是每年1%，减幅较缓，数据并不难看。对于政府来说，形势好像还比较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时期的日本政府而言，更严峻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因此并未对少子化有实质性的政策支援。人口战略专家增田宽也曾在1995年至2005年连任三届岩手县知事，因为岩手县经济落后，少子化冲击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早更直接。但据增田回忆，在任期间，他多次参加全国知事会，不记得有谁讨论过少子化和人口减少的问题。当他在议会上提出大家应当提早做准备时，还被其他官员指责“别说丧气话”。某位前厚生劳动省干部也有类似经历。在其任职期间，省内甚至都没有把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列讨论过，“工作内容超过九成都是看起来更迫切的老年人问题”。该干部曾提醒大家积极应对未来的问题，也被政治家呵斥“别这么消极”。直到2016年之后，新生儿减幅突然加速，新生儿每年平均减少3.7%，新生儿数跌破100万，总算引起人们的重视。创造“团块世代”一词的小说家、评论家、经济产业专家堺屋太一多次指出，日本未来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减少”。2023年末，日本政府提出“儿童未来战略”，拟向国民征收一兆的“儿童·育儿支援金”（暂名）。2026年度开始征收，但更具体的细则尚未明确。这也引起了国民的冷嘲热讽：“政府不自己解决财源问题，反而向我们征税，那么还没生育的年轻人不是压力更大、更不想生孩子了吗？”京都夏季的传统祭典，比起小朋友，更多是老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以上数字被各大媒体连日刊登播报，引起专家学者及民间各方的热烈讨论。少子化为何会成为社会危机，少子化对普通人生活有何影响，少子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政府该如何应对少子化问题？生活在少子化环境中的我，对这些问题也深感兴趣。一般认为，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不婚、晚婚的风气兴盛，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观发生改变，不再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要选项；育儿经济负担太大，一般夫妇倾向于少生或不生；职场男女收入差别过大，非正式雇佣的育龄女性太多，无法承担生育压力；育儿政策偏向已有孩子的家庭，未生育的年轻人没有得到政策照顾，自然不会有更多孩子被生出来。其中，最经常被讨论的是非正式雇佣及女性在职场的不公平待遇。首先说非正式雇佣。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许多企业破产，或缩小规模，再难招新人或提供正式员工标准的薪酬，于是非正式雇佣比率迅速扩大，这一群体整体收入低下，可支配收入相应低下。日本还有“就职冰河世代”一词，指1993年至2005年毕业、就职时赶上日本经济寒冬的一代人。他们又被称为“失去的一代”，非正式雇佣的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低收入、工作不稳定，年轻人感受到日本的衰落与停滞，对未来丧失希望，当然不会积极生育。省吾生于1978年，1996年上大学。据他回忆，泡沫经济崩溃之初，普通人并没有太多感觉，以为一切只是暂时的，未来肯定总体向好。但后来情况愈发严峻，各大公司应届生招聘人数剧减。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溃，恰逢他大学毕业，投了几百封简历，竟一无所获。和他相似处境的同窗不在少数，大家只能去做劳务派遣等临时工，无法像父辈那样进公司，熬年功序列，按部就班地成家生育。省吾的夫人一美与他同龄同学年，但念的是两年制短期大学，比他早两年毕业，当时就业情况好很多，因此虽是短大毕业，却顺利找到了工作。省吾后来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专业完全不对口，如今在寺院的工作也是从长辈处继承而来。他与一美育有二女，据说在同龄人里很不常见：“多亏一美有工作。我们同学里不婚不育的很多，因为找不到工作，也不敢结婚，更不敢生孩子。我们见过日本经济发展的好时候，没想到自己找工作时受到这么巨大的打击，心态肯定崩了。过两年，政府开始促进就业，毕业生就业率上去了。但这些跟我们这一届没关系，既卒（往届生）错过了就错过了。”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背景，那就是日本企业极其偏爱应届生，即“新卒采用”——因为应届生工资较低，可以控制成本；新人是一张白纸，更容易教育等。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像省吾这一代应届生，在经济泡沫崩溃时错过毕业前找工作的窗口，以后找到正式工作的难度会大大提高。再说女性在职场的不公平待遇。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社会普遍认同“男人在外负责工作，女人在家负责家务和育儿”。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企业为确保劳动力，对占绝对多数的男性员工采取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女性就算大学毕业后在大企业就职，也只能做点辅助性工作，一旦结婚、生育，就默认宣告离职，不少企业甚至会要求女性员工在入职时签署“结婚离职”保证书。到197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许多女性不愿意为了婚姻育儿放弃工作，努力在婚育和工作中寻找平衡。当时，职场上已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劳动力，且大半已婚。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公布《勤劳妇人福祉法》，督促用人单位保障女性员工孕期和产后的权益，推广产假制度，帮助劳动女性调和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受此影响及来自社会各界主张男女平权呼声的压力，日本于1985年签署公约，并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促进职场男女平等。虽然这是法律上很大的进步，但并未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该法，将有怎样的具体罚则。直到1999年，改正后的《均等法》才明文禁止性别歧视。尽管如此，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依然深入人心，女性在职场的天花板显而易见。她们很容易被边缘化，很难有话语权。就算是现在，日本企事业单位里的女性领导还是少得可怜，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2019年4月，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式致辞中指出大学内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考进东大的女生不到20%，到硕士、博士阶段这一比例虽然变高，但留在高校工作的女性却大幅减少，尤其是教授中的女性只有7.8%，东大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女校长。这些问题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当年刚考上京都大学、参加入学典礼时我就发现，台上坐着的校领导、学院院长，放眼望去几乎全是男性。后来发现，有些研究所历史上雇佣过的女性研究者屈指可数，甚至连女性洗手间都是最近新建。而京大的女性教员比率在日本国立大学中排名极靠后，2022年仅占14.4%。京大曾推出优秀的女性研究者专访，公开了她们的一日行程，赞许她们“教研、育儿两不耽误”。而她们无不是压缩睡眠时间，在繁忙的教研之余忙着给孩子做便当、接送孩子上下学、陪孩子做作业。这种典范固然令人钦佩，却也让人望而生畏：如果不是超人，恐怕很难“两不耽误”。滋贺县大津市街头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近年来，从京都市搬到大津市的年轻人和育儿家庭不在少数在这样的环境里，性别歧视也是家常便饭。我曾亲耳听到某著名男性学者私下批评自己的某位博士：“还没有正式教职就忙着生孩子，还能搞研究吗？这是自杀行为吧。”也曾听某男学者毫不客气地揶揄另一位博后期间生育的女性前辈：“她这样有什么前途？”尽管日本国家社科基金对因生育暂停研究的女性有一定的优待政策，支持她们休完产假和育儿假后继续研究，但对于在学界拼长聘的青年女教师来说，生育对事业显然是莫大阻碍，不婚不育是更安全的选择。当然，若有了稳定教职，就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也不乏“上岸”后选择生育的女性学者，但她们的头胎生育年龄显然远高于平均生育年龄。我认识一位很优秀的女性学者，她也是找到正式教职后结婚生育，当时四十岁出头。如今接近退休年龄，孩子正准备高考。她曾关心我未来是否会生育：“如果想要的话，还是越早越好。我就是太晚了，生孩子养孩子都特别累。”而我熟悉的年轻一代优秀女性前辈不少都不婚不育，榜样如此，生育在我看来自然不是人生必要选项。或者说回顾博士和博后阶段，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时机适合生育。三十多岁以后，对高龄生育的风险也更敏感，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而言，都很难选择生育。友人小枝曾在京都一所公立小学任教，工作非常繁忙。平时七、八点出门，夜里九、十点才能回家，周末还经常要负责学生的课外活动。而日本文化对母职规范要求很高，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成为母亲后必须优先育儿。若把工作排在孩子之前，会遭到各种批评。小枝说，尽管她自由职业的丈夫已分担了不少家务，但她还是无法像从前那样起早摸黑在学校长时间工作。因此休完产假后，她辞退了原先的正式教职。等孩子上小学后，她在离家比较近的小学找到了临时教职。“虽然不稳定，但责任小，任务轻，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其实，现在日本女性劳动参加率不低，近年更是持续上升。2023年，日本15-64岁的女性就业率高达73.3%，但她们大半都是低工资、无保障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而正式雇佣的女性也多在介护、福利等收入较低、工作年限较短的行业，很难进入领导层。尽管劳动法规定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也有享受产假、育儿假的权利，但实际上，非正式雇佣的女性很难跟上司开口提这些。因为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合同通常每年或半年更新一次，用人单位很可能趁临时工女性怀孕生育时不续约。如果非正式雇佣的女性高度依赖工作收入，那么她们会尽量避免生育。最近，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男性正职社员也不容易涨工资，许多男性比从前更在意结婚伴侣的经济状况，更愿意选择收入稳定的伴侣。那么，非正式雇佣的女性的结婚难度也比从前更高。非正式雇佣的身份导致许多女性在婚恋市场不占优势，不易结婚，自然也不会生孩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育儿经济负担。据2021年日本一项出生意愿基本调查，未婚者的理想生育数为2.25人，已婚者计划生育数为2.01人，实际生育人数平均1.90人。未能实现理想生育数的最大理由就是“育儿、教育太花钱”，之后才是“年纪大了，不想生”，“想生但生不出来”等。日本的育儿、教育经济负担到底有多大？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算法和答案。最近有调查指出，从孩子出生到抚养其至成年，最起码需要准备2000万日元（约合95.6万人民币）的养育费和教育费。30多岁的日本正式员工年收入中位数在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11万元）前后，非正式员工在280万日元（约合13.38万人民币）或更低。对于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抚养一个孩子已很不容易。日本有“二胎之壁”的说法，指虽然想生二胎但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而选择不生。因此，学界呼吁政府应大力推进二胎生育补助政策。另外，日本老一辈没有给子女带孩子的习惯，年轻夫妇生育后，基本只能靠自己带娃。京都街头偶尔看到爷爷奶奶推着婴儿车、年轻父母从旁解放双手逛街的，仔细看都是海外游客。日本也没有“月嫂”“育儿嫂”的概念，只有很富裕的人家才能考虑请“家政妇”“家政夫”，他们的时薪比一般打工者还贵两三倍，普通人家根本雇不起。因此，人口学专家藤波匠指出，育儿不仅是小家庭的事，还应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政府应推广上门育儿服务，发动老年人一起帮忙守护孩子。其实，在我看来，日本不讲究学区房，学生不受户籍、学籍限制，可以自由转学，应试压力远没有韩国那么大，已经相当幸福。亦有调查研究指出，日本的生育成本低于韩国等国。但生在日本的人们一般不会与其他国家比较，只会困于自己所在的围城，受城内固有风气的影响。京都传统祭典上的儿童，母亲守护在后政府做了什么？在上述诸多原因的作用下，日本年轻一代的观念发生很大改变，婚育早已不是人生的必然选项。一位友人相过几次亲，有女生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到其他城市生活；也有女生说自己是家中长女，以后要继承家业，问他能否接受婚后跟她姓。在他踌躇之际，女生们已友好与他告别。如今他认为，不结婚也很自在。曾经教过我花道的由佳也与我同龄，相亲过几次。她认为婚后应继续工作，不想做全职太太，在相亲中会特别关注对方是否尊重自己的选择。失望多次后，她表示“反正现在也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更不必着急了”。近年来女性主义在日本也很流行，韩国文学在日本极受欢迎，如《82年的金智英》日译本已卖了30万册。日本的社会问题与家庭观念与韩国虽有不小区别，但许多女性读者还是对韩国小说描写的女性生育、职场困境产生强烈共鸣。“女性主义”在日本原是很不受欢迎的词汇，甚至不少女性都觉得这意味着“过激”“可怕”。但许多读者表示，“透过韩国小说，开眼认识了女性主义”。观念一旦形成，想改变就很困难。近年来，日本政府出台过多项针对少子化的政策，但效果都不甚显著。不过，依然有些做法具备参考价值。以下试举几例：2022年4月1日起，日本新修订的《育儿介护休业法》规定“促进男性休育儿假”。在孩子出生后的八周以内，新生儿父亲可以获得最长四周的休假。男性休育儿假可以有效为女性分担育儿压力，长远看有利于男女平等风气的形成，对缓解少子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目前利用该制度的男性比例还很低（2022年为17.1%），理由是“男性休育儿假在单位会遭遇冷眼”。这些年，日本各地努力吸引年轻人移居，推出种种促进生育的支援政策。比如优等生兵库县明石市有如下措施：儿童从出生到高中毕业为止，医疗全部免费；二胎保育园费用全免；向新生儿家庭每月免费邮寄尿不湿和奶粉；初中学校午餐费用全免；游泳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对儿童全部免费。这些政策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从2010年至2021年，明石市的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全国水平，2021年高达1.65（全国水平是1.30）。在兵库县其他各市都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只有明石市总人口连年增加，因为周边城市的育儿家庭或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很乐意移居明石。当然，其他地方很难复制这种模式，因为明石市位于阪神经济圈，地理、经济条件本来就不错，去大阪、神户等大城市通勤都很方便。一些偏僻的山地农村，无论政府怎么宣传，也不会有多少年轻人或育儿家庭真正长期移居过去，因为工作机会太少，儿童的医疗、教育都成问题。此外，这种模式能维持多久，也需要更长时期的考察。与明石市相比，京都市显然是反面教材。由于财政紧张、地方税高、政府对育儿家庭支援很少，近年搬出京都市的年轻夫妇和育儿家庭不在少数。2022年，京都总和生育率为1.15，低于当年全国水平（1.26）。加上老龄化影响，京都市2023年总人口比2013年减少了近四万人。于是，京都市政府宣称要创造适合年轻人生活工作的环境，2024年2月新上任的市长松井孝治也把如何留住年轻人作为重大议题。明石市政府主页2022年公布的广报，兵库县其他地区人口都在减少，只有明石市人口增加明石市政府主页2022年公布的广报，明石市连续十年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受育儿政策吸引的育儿家庭移居至此然而，光靠吸引本国人移居，效果可能很有限。一直有学者提出开放移民政策，但日本政府对移民问题素来非常保守，认为移民会破坏日本的传统与治安。因此近年只是加大力度引进外国劳动力，吸引富裕阶层来日本定居、投资、纳税，远未走到“吸引外国年轻人定居生育”这一步。尽管事实上，现在日本保育园、幼稚园的外国儿童越来越多。我做义工的修道院已很久没有接待带着新生儿来的日本父母。偶尔听到幼儿的咿呀学语，一看也是菲律宾人或欧洲人。我家附近有一片小操场，放学后常有儿童玩耍，不少也是外国面孔。总而言之，尽管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少子化”问题，也推出了不少政策，但如今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促进年轻人就业、保障女性职场权益、给育儿家庭充足的支援，这些办法不难想到，而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年轻人对政府的生育呼吁往往无动于衷，少子化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养活自己已经很难了。说到底，要让年轻人主动选择生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对未来有乐观的预期，让他们觉得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场苦役。

近年来，国内二手奢侈品行业悄然兴旺，我们访谈了若干二奢从业者，希望了解市场上被释放的大批奢侈品从何而来，以及，透过这些美丽又昂贵的东西从被渴望到被忘却的故事，来观察那些正在出售它们的职业女性。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由第一奢侈品大国转为第一二手奢侈品大国，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苗头。处理旧包，就像割舍一段记忆和关系，黄金也有重量，负重太久，总有拿不动的时候。想卖包的人太多了冬日，北京长楹天街的架空走廊，临时围起了一座玻璃房，像水果集市一样展示着总价超过五千万的数百个名牌二手包。从早上10点商场开业起，玻璃房外就排起了长队，每人在进入前需要先领取一次性手套。不过，令路人纷纷侧目的是对面的一条更长的队伍，女人们拎着行李箱或大的蛇皮袋，里面都是她们想来卖掉的包。一个穿貂的浓妆小个子女生放倒箱子，把用到褪色的数个香奈儿摆了一桌。“你这是有钱的比较早啊”，老孟摸着包像往常一样拉起家常。他是一名二奢公司老板，也是中检认证的奢侈品鉴定师，见过超过一万只香奈儿，只要看一眼包，判断它是哪一年产的，就能知道眼前的人财富的爬升点。“一只三四万，加起来几十万，那时候在北京能买个房了。”但这些旧包最后一共只卖了四万二。买包那一刻是温情的，行业的回收估价是冰冷的。一个70后带来了一整箱LV，说起手里一只LV，是她在北京奥运会前后买的。“我人生第一个LV啊”，当年sales力荐，说这是最新款，她当场花6000买下，现在只能卖2000。年轻时候她迷恋LV，现在终于厌弃，说以后想买Celine。老孟笑了，那这比LV还不保值。想保值买什么？买香奈儿。他笑眯眯地给了每个来客一点保值建议。我之所以联系老孟，是在抖音上刷到了他发的回收纪录视频。在老孟的镜头里，富人家庭像堆放杂物一样胡乱堆砌着价值不菲的名包，随后，老孟用手一拈，就像回收旧纸皮一样，飞速报出数字、痛快打款。因为价格公开透明，每天，都有超过四十箱的包离开原来的主人，抵达他位于天津的办公室。近年来，在大众因疫情无法出国购物，以及直播带货助推等诸多原因下，二奢产业悄然风靡。一些艺人开始在直播间卖二手名牌包，销量斐然，胡兵曾创下开播仅10分钟就登上抖音带货榜第一名的记录，一场销售额破千万。我想了解，这个存在已久的行业突然爆火的原因。在长楹天街现场，我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包被放弃的理由。不少崭新的包只是冲动购物的结果。有顾客在国外购物时，跟另一个中国顾客看上同一款包，为了较劲而买下来，买下的那刻很爽，回来就没再用过。有的包只是为了“买”，而不是“用”。一个戴着扎眼的香奈儿logo的毛帽子、穿着香奈儿全黑套装、背一个香奈儿黑包的中年女人在桌前坐下，掏出数个黑色的盒子。周围的目光聚集过来，像现场拆礼物一样，老孟依次解开盒子上的山茶花丝带、拆开垫纸，取出这些还散发着新品特有光泽的黑包，包上装饰着硕大的白珍珠。其中一个包，老孟在原价基础上减了两千就收了。老孟说，她每次来，都卖全新的香奈儿。“她太爱买了，很多北京的顾客工作压力都很大，都是女强人、女总裁，她们就觉得，到香奈儿我就一通买，就开心，她知道赔钱，赔钱也买。她们通过消费去解压，你有这种感觉吗？”“我尝试理解下这个感觉。”我回答。据一些业内观察，从去年开始，大量有钱人开始出清自己的闲置，使得二手市场的供给突然增多。在老孟看来，大部分富人卖包，并不是缺钱用，只是因为家里快放不下了，毕竟存放包的房子的空间价格比包更贵。“他们极少是因为资金问题来卖包的，我一个月要收几千家，连5家这样情况的都没有。”在实现财富自由的人的资产配置里面，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他们眼下也需要维持资产的保值，“收一家货十几二十万，能解决什么事？卖点什么都比卖包钱多。”破产富豪他也见过，那是连房子、车、表也卖了。他也接触过生重病的人，她的爱马仕包是刚从专柜拿出来就卖给他了，她说，以后也用不上了。现场，不少包被鉴定出是假的，其中不少是来自闺蜜、男友的礼物。得知是假包的那一刻，有人当场就哭出来。老孟曾经见到过有人带来二三十个包，全是假的。至于个中故事，他往往也不会过问，“有时我也会给顾客台阶下，我会故意说是不是代购弄的？为了便宜而不小心买到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心里知道这可能是假的。卖假包的人早把你心理分析得透透的，这个东西专柜一万三，卖你一万，事实上全球哪LV都不打折，但架不住你就信。”几乎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奢侈品钱包卖了，但它也是一种严重折价的商品，原价几千买来的出手只能卖几百。老孟通常把这样的货卖到国外，“中国人现在不怎么用现金了。”这次在展会上，他三五百块钱收走不少堪称破旧的名牌包，“那都是70后的东西，如果在八年前卖，也是能卖两三千的，但就是不舍得，到明年，连三百都没有了。”如果不是绝版的中古包，普通的名牌包会随着时间而变脆、褪色，不断跌价。老孟会如实告知她们，明年再卖，更不值钱。买包录对有些职场新人来说，对奢侈品包的渴望可能是一座需要被翻越的山。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刚进时尚杂志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的名牌包，这一幕给了她不小的冲击。杂志楼下就是北京的SKP商场，写不出稿子的中午她时常去闲逛，半年后，她攒好钱去楼下拎回来一个Celine。这一瞬间的举动缠绕了她多年，为什么要这样花掉这2万块？我也曾分期12个月来买一个奢侈品包，后来，我在意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诺的《服美役》里看到这段话，感到刺痛，“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花销却更大，这样一来，她们几乎将赚来的钱都扔回了市场……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针对女性的……女性一方面仍被认为是弱者，是低等的，受到轻视；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无偿家务劳动、再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巨大资源。”这本书写到广告与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虚伪，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知道，买包的人内心有更复杂的渴求。在采访中，我看到了女性各式各样的买包原因：辛苦工作后、签单后、出差转机期间，但不论寻常或富有，不少人都提到一个词，情绪价值。“这个年头，能给你确定的情绪价值的东西并不多，谈一场恋爱，可能会让你心慌，买个包我会持续高兴很久，尤其是对一个工作非常多、压力很大的女性来说。”二手奢侈品平台红布林的创始人兼CEO徐薇笑着对我说，她是许多奢侈品牌的VIC。VIC的全称是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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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电视剧《繁花》引起广泛关注，李李、玲子、卢美琳等几位老板娘性格迥异，却各具风情。为了让这些老板娘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繁花》文史资料顾问、作家李舒调研收集了许多真实的上海老板娘的人生经历。李舒是上海人，长期关注美食与历史，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就请李舒和大家分享几位她印象最深的老板娘的故事。《繁花》之后，黄河路霓虹璀璨，进贤路姹紫嫣红，街头巷陌议论纷纷，除了排骨年糕，还有神秘莫测令人遐想万千的老板娘。上海滩的餐厅，无论大小，仿佛总有一个老板娘坐镇。有的老板娘有老板，有的没有，可是大家统统叫她们老板娘，仿佛这是一种荣誉，亦是一种江湖地位。上海滩的老板娘，无非分两种，锦江、梅龙镇名头大，董竹君、吴湄的名字讲出来，个个掷地有声，可以写成传奇故事。另有一种小家碧玉的小饭店，仅供两三张台面，甚或一底一阁楼，照样座无虚席。全靠一个聪明女人，口吐莲花，心有乾坤，生面孔老相好，表面上不分亲厚，三天两头不见，心里总要想念。前一种老板娘是后一种老板娘的理想，后一种老板娘是前一种的前身，要做前者，先要看得懂后者。《繁花》中的老板娘，有至真园李李，有夜东京玲子，马伊琍扮演玲子之前，王家卫导演让她看董竹君和吴湄的故事，学唱《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玲子们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巨大的上海滩老板娘宇宙。这些老板娘，有的来自历史文献，有的来自前期调研小组的采访，有的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喜欢美食，我认识了许多老板娘，有喜欢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但这都不妨碍我对她们表达十二万分的敬意。她们来自那个熠熠生辉的年代，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但也有仍在岗位上的，但不管做什么，她们似乎永远灿烂如花。董竹君1994年，当黄河路上的李李们在霓虹灯下雄心万丈，想要写就传奇故事的时候，中国最大的餐饮酒店集团锦江饭店正在上市，名为锦江股份。锦江饭店是新中国上海第一家国宾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发表。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叫董竹君，可算上海滩第一代老板娘。董竹君是我研究上海老板娘的起点。小时候看电视剧《世纪人生：董竹君传奇》，扮演董竹君的李媛媛雨滴秋波，翩若惊鸿，后来看见董竹君本人的照片，发现真人并没演员那么漂亮，却有着旧民国时代女子脸上独有的清素坚毅，一望便知，是有故事的女人。董竹君看今天辉煌的锦江饭店，我们根本想不到，董竹君创业时的一家一当，其实和斜对面进贤路的“夜东京”没什么两样，是的，她也有过“玲子”的时代——一开始的门面，不过是一幢单开间一底三楼三个亭子间的房子，连厨房都是在晒台上临时搭建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根本不符合消防规范。我曾经寻找过董竹君的初始店面，当然只能对着大概方位遥想，这些年来，城市变化巨大，况且那又是上海法租界大世界附近。最后总算找到了那条过去叫华格臬路的大致方位，上世纪八十年前，这里曾有一排坐南向北的店面房子，不过四五家店铺，都是川菜馆。董竹君的朋友们不赞成把店开在这里，因为行人不算多，可是董竹君说：“我不怕。”“我不怕”是她的口头禅，这位洋车夫的女儿，一辈子都靠着满腔勇气闯荡天下。董竹君12岁沦落到四马路的青楼卖唱，遇到四川革命党人夏之时，当夏之时提出用三万块大洋把这位“小西施”赎出来时，她的回答是：“你一分钱都不要出，等我两个星期，我有我的道理，我不是一件东西。再说，等我们成为夫妻，万一你不高兴，也就会说，你有什么稀罕，不过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最终，在一个月夜，董竹君带着行李箱，跳窗翻下书寓，钻进一辆黄包车，永别了四马路。红拂夜奔是这个故事的开端，却远远不是董竹君人生的终局。随着夏之时在安逸中不断沉沦，失去了一个革命者最初的斗志，生活里只剩下花鸟鱼虫、麻将大烟，董竹君却越来越明艳，越来越果决——先在东胜街创办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从事生产，后又在桂花巷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夏之时的脾气越来越坏，开始对董竹君百般挑剔，甚至拳打脚踢，董竹君决定拖儿带女出走上海。她好像永远做好准备，随时独自面对命运。上一次，她敢于跃窗而下，这一次，她敢于独闯上海。面对她的选择，夏之时冷笑：“你要是能在上海滩站住脚，我用手掌心煎鱼给你吃。”董竹君和她的女儿们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一开始就遭遇了小报的攻击，尽管她态度谦逊，店名只叫成“锦江小餐”。1935年3月，锦江小餐开业还没有几天，报纸上就有人写食评，说没有什么可吃的，价钱又贵，这大约是最早的KOL试吃。舆论对董竹君不太友好，但只要研究一下这家餐厅，我们就知道她的用心。她一开始就把餐厅营造成“家庭模式”。店面上下四层全用光亮黑色瓷砖镶嵌，二楼悬挂一块长方形乳白色招牌，这是当时颇为高雅的公寓颜色。店堂约30平方米，银灰色墙壁，金黄色丝绒门帘，每个进来的人要掀开门帘，才能看见店内情形：左边是楼梯，本色柚木装置，朱红喷漆扶手，楼梯铺有红色地毯；楼梯口设一张红木琴桌，上置一磨砂玻璃灯和订座牌，侧旁放一盆鲜花，表示欢迎。一楼是散台，摆四张小桌，卖套餐客饭。雅间在二三楼，也不过三四桌，会计和办公室设在亭子间，而厨房设在屋顶晒台。简单而不简陋，墙纸是蓝色的，窗帘也配蓝色，桌椅黑色，挂上几幅镶嵌着黑色窄边镜框的蓝底金绣尺页，或旧式衣服上裁下的花边，这完全不是餐厅的装修方法，更像是家中的会客厅。售卖的菜肴，也是差异化处理。锦江有数档菜价，散台客饭，按进货开销成本出售，一菜一汤一饭一茶，每份五角、一元两种，这当然卖的是口碑，求一个广告效应。第二档是菜单点菜，但又有按人头定制的菜单，更有定价酒席和不定价酒席。零菜可外送上门，酒席可上门现烧。客饭讲究的是卫生，酒席则讲究“精致美妙”。董竹君改良的第一个菜是炒燕窝和香酥鸭，她设计了这两个菜的造型，以蔬菜制成花鸟装饰，这在当时实数创举——连卓别林到上海时，也对锦江的香酥鸭子赞不绝口。第二个创举是酒单，当时新派餐厅不大卖绍兴黄酒，认为有失身份，但董竹君觉得上海人喝黄酒居多，而且价格适宜，于是力排众议在锦江卖起了黄酒，效果非常好。锦江川菜馆还是上海第一家用一次性筷子的餐厅。每个客人分到的筷子都有纸封，拆去之后，内有一张写着诗的彩色纸条，有的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有的是“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这大约是最早的“lucky

春节期间，想必大家都吃了很多美食，本期专栏，我们就来聊聊美食的话题。去年，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张良仁因做“吃播”而在网络上走红。短视频中，他走进一家家小店，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娓娓道来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考古学这门相对冷门小众的学科，在一缕缕茶香饭香和书香中，散发出人间烟火气。他的短视频作品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孤独的美食家》”。张良仁今年55岁，从事考古学研究与教学37年，如今转型成为“美食博主”，就是怀着一颗向公众普及历史、传承历史的初心。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们跟随张教授，“品尝”世界上最早的面条、烤串、美酒，看古人如何“花式”秀美食，一起用味蕾感受历史。我们陆续请了各个行业的资深人士写作专栏，中国唯一一位“世界玫瑰大师”得主王国良教授介绍玫瑰之美，红学会副会长詹丹教授讲述《红楼梦》中香菱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生，梁思成林徽因之女梁再冰撰文追忆父母。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拓展新闻热点之外的内容边界，展示智识、思考与美。回望过去，我已经在考古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踏入考古领域，并非我的初心，而是命运的调度。未曾想到，这个当初的无奈之举，竟然让我对考古慢慢生出一股真挚而深沉的热爱。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的游戏机制并不复杂，玩家化身男主角顾易，用第一视角沉浸式和六位由真人演员扮演的女主角开展恋爱关系。六个女孩长相、性格各异，分别代表了六种男性想象，包括魅惑魔女、清纯女生、知性姐姐、刁蛮大小姐、性感辣妈、冷艳总裁。作为一款男性向恋爱游戏，《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年度销量达到190万，4万玩家为它写下评价，好评率高达94%。在Steam等平台评论区，最常见的玩家评论之一是，“终于有一款游戏关注我们男性的情感需求”

Mören），虽然不一定与河水的颜色有直接关系，大概率是含沙量不那么大，看上去远不如无定河加入之后那么浊黄。全长不足五百公里的无定河，在毛乌素沙漠那一段的蒙古语名称叫萨拉乌苏（Shar

“心理医生告诉我，一些研究表明，家庭暴力和赌博激活的是相同的神经介质，就好像我对老虎机上瘾了，迫切地想转出三颗樱桃。为了从戴夫身上得到爱，为了避开不好的事情，我适应他的喜怒无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三颗樱桃。这就是我重蹈覆辙的原因。”第一次看到《冰路狂花》这本书，你很难不联想到经典电影《末路狂花》，这也是一个关于女性出走的故事：埃米·布彻是一位美国作家，长期忍受男友的语言暴力与情感虐待，终于在一次家暴后决定出走，和美国唯一一位女性冰路卡车司机乔伊一起，开车穿越美国阿拉斯加极北之地。即使对于布彻这样的作家，讲述一段沦为虐待的亲密关系也很困难。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她关注性别议题，在大学课堂教授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在外人看来，布彻似乎已经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人生：她三十岁，在一所高校获得终身教职，拥有一段三年的稳定恋爱关系，一个温柔体贴的伴侣，时常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鲜花、礼物与爱的瞬间。光鲜背后是感情里最不堪的一面。很长时间，她在家里和旅行途中忍受着男友的精神虐待。男友戴夫向她吼叫，挥舞拳头，把她逼到墙角，辱骂她，对她的人格和事业进行全方位贬低。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2015年，布彻和男友戴夫相识于阿拉斯加一个教育营，戴夫也是一名老师，授课对象主要是孩子，他耐心，有趣，懂得浪漫。戴夫对她说，他一生在等待一个她这样的女生，聪明，独立，可爱，注重家庭。她接受了他。在美国，快要接近30岁，她愈发感觉到，周边的人都在准备“安定下来”了，生活好像变成了一场大型的“抢椅子”游戏，大家都在迫不及待地给出承诺。她和男友也是如此。戴夫跨越了大半个美国，从美国西部搬到布彻所在的美国东部俄亥俄州，他们打算买一栋房子，组建家庭。大部分时候，他们相爱，彼此照顾。随着情感的加深，分歧和冲突也在慢慢升级。当布彻上完课回到家，有时迎接她的是一盘塔可饼，戴夫精心烹饪的菜肴，有时是戴夫的暴怒。尽管没有肢体暴力，也足以让布彻感到害怕。在持续两年的虐待下，布彻没有选择离开。每次冲突后，戴夫会为此感到抱歉，他会变得温柔，带回一杯咖啡，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教育和改变戴夫。她因此深陷其中。摆在感情里仿佛是一台隐形的老虎机，一边是浪漫爱的部分，另一边是越来越重的精神暴力。当她投下硬币，生活一下倒向这边，一下是那边。只有真实的恐惧骗不了自己，她在汽车后备箱藏了把小刀，在床头藏了瓶辣椒喷雾。她开始酗酒，出现躯体反应，持续胃痛、头疼。2017年，布彻偶然刷到了女卡车司机乔伊·维贝（Joy

在《繁花》热播之外，1月3日，新华传媒（剧中服饰公司原型的股票代码）突然强势涨停，1月8日，再度涨停；1月8日，方正科技（剧中宝瀛大战涉及的股票原型）大涨5.9%；“至真园”原型饭店、和平饭店、排骨年糕被订爆，黄河路游客纷至沓来，李李佩戴过的一款项链被买断货.......《繁花》带火了剧中涉及的多个产业，毕竟，金钱总是社会最敏感、最灵活的变化因子。剧版《繁花》的故事重心放在90年代，当时，社会变迁的主轴、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股市交易的出现，以及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因此，王家卫在《繁花》中也借鉴了股评家应健中的小说《股市中的悲欢离合》和《股海中的红男绿女》。从一组数据，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财富是如何快速拉开差异的：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14.7%，1994年到达24.1%，对美元汇率从1：5一步跳贬到1：8，1992年到1994年，几乎是历来股指震荡波幅最剧烈的时期，破产或暴富神话频出。以经济大事件为节点，阿宝不断在浪潮中向上鱼跃。1986年，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南京路诞生；1993年，深圳的鲶鱼来了，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个恶意收购出现；最终，阿宝破产，搬离和平饭店，7年的奋斗近乎归零，但这个结局也暗藏希望，阿宝租下一片土地，将眼光投向房地产。中国的观众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除了阿宝这样的成功者，电视剧也刻画了不少股市中的失败者。阿宝最终也从宝总坠落，但也是在这时，他再次接住了时代抛来的红利。王家卫认为，是时代为“阿宝们”提供了机会。金钱叙事也塑造着人物的欲望。《繁花》中人物爱情的试探、过招藏在金钱的包装之下。钱与爱看似是相斥的元素，但在这里巧妙地被声东击西，情字不响，像一切全由生意决定。作家李舒是《繁花》的食谱与文史顾问，她采访了很多上海饭店的老板娘，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大潮下，女性身上被激发的特别活泼的生命力。68岁的应健中在剧中饰演了一个“股市黑嘴”的角色，被庄家贿赂，站在交易所门口吸引散户入套，“当年这种股评家很多的，但肯定不是我，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笑料。当然这种人在今天也有。”他笑道。1985年，他就介入了萌芽期的中国股市，做过早期的股民，后来担任过证券公司总经理，从90年代开始他就在报刊上撰写市场评论。2020年，王家卫约应健中见面时，已经把他的两本小说看过好几遍。小说是王家卫在二手书店淘来的，在见他之前，王家卫派调研小队做过股市线的充分调研，为了帮剧组进一步复原90年代初股市的细节，应健中又为剧组写了约二十万字的文稿。《繁花》刻画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用应健中的话说，那是“所有人都从地板价开始起跳”的时代，人们相信机会均等。如今他怀念那种激情。人的命运，就是一张K线图剧中阿宝的故事完结在1993年。剧情没有交代的是，1994年的股票是熊市，之后，监管会加强查处股价操纵内幕交易，阿宝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玩法也被时代所淘汰，中国股市从原来的散户时代进入机构时代。在这之后，量化交易出现，利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进行投资决策，机器也即将进行下一轮的迭代。应健中：小说中的阿宝是一个相对比较卑微的人物，家庭出身不好，做一点外贸生意，在浙江有加工点，在上海有专柜，有点奋斗精神，但剧中的阿宝强化了这个人物，强化了他的不甘心、想做大。剧中阿宝的人生梦想，是在时装公司上市之后，公司前10大股东当中有他的名字。他希望跟公司的利益和命运捆绑在一起，让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最终实现结合。这类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我想把阿宝定位为时代的奋斗者，正如导演所说的，是时代为阿宝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上海冲击最大的非股市莫属，于是由我提供故事碎片，再经过王家卫导演的取舍，最终给大家呈现了一部中国股市从无到有、早期如何逐渐发展的故事。1984年11月，国家发行第一只股票，1992年，发股票认购证，我都是亲历者。我们要怎么让阿宝变宝总，怎么要让他从一百万变成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然后又把它打爆？要将阿宝的人生震荡显现出来，那就要与当年相对应的股市震荡和重大事件相契合。首先是散户时代，就是个人投资英雄的时代，阿宝要组建自己的“舰队”。以前的证券营业部，一楼是散户大厅，二楼是中户室，三楼是大户室，要进这个大户室，譬如说要300万门槛，我手中只有50万，我就找亲戚朋友、同学邻居集资。进了大户室，可以享受资讯的畅通，更关键的是抢跑道，毕竟涨的时候谁先买进谁就能赚钱。下面的散户，等大家举着要把委托单递交进去以后，股价已经不是这个价了。现在的私募基金就是这么来的。那时，市场非常活跃，有的人在倒邮票，有的人在进早期股市，都在想办法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老百姓的手里钱都差不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工资也就两三百块钱，即便是以前上海的资本家、工商业者，经过了60年代，抄家的东西返还了，但基本上大家还是坐在一个地平线上。我的形容是，80年代以后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是地板价。剧中像“邮票李”这样的黄牛角色，我认识很多，有几个人后来身家都做得很大。现在股票市场有句流行语叫“割肉”，就是从“邮票李”这种角色出来的，比如说他在门口收电影票，有的人要退票，7毛钱我收起来，然后他就等，等到要开场了，急于要两张票的，他就2块钱卖给他们，但到电影开始放映，票再不出去就是一张废纸，1毛钱也要卖掉，这叫“割肉”。跟王导第一次见面，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市场上有一个人叫老宁波，一个70岁的退休职工，专门倒国库券，冬天他披着一件呢大衣，大家说好价格，他就把我拉到边上，把大衣钮扣解开来，我一看很惊讶的，他大衣里子全都缝制成一格一格的，一格一叠国库券，一个流动的橱柜，王导听了说，大衣还找不找得到？我说，人活没活着我都不知道。结果，过了几天我碰到他，他给我看样片，说应老师，你说的这个情节你看看。他找到了，这是电视剧中一闪而过的一个画面。我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股市上的大户，早期倒过电影票、粮票、布票、油票，但他最大赚钱的来源，你根本想不到，是倒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邓小平说，不论家庭出身，大家公平竞争。但好多人还在农村插队落户啊，没有教材。出版社紧急重版发行《数理化自学丛书》，17册，书一出来，大家都去抢，这个老兄就高价囤积。他亲自坐火车送货到农村，因为邮局送过去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变成了一个自学丛书的批发商了，正版、盗版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书价三块或者五块，但大家愿意高价用三十块、五十块，用半个月的工资从他这里买，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这个人说过一句话：“我没文化，你们富脑袋，我富口袋。”电视剧反映了阿宝到宝总的跌宕起伏，做股票的人看的是K线图，股市每天的震荡形成了日K线，而我的眼睛看到的是人生的K线图。在那个年代，有了股票以后，它就成了我们人生宽幅震荡（大盘大幅度上下波动）的一个场所。我见识过有人变成富豪，收购上市公司，也有人跳楼，进监狱，不知所踪。中国股市的独特之处是，它让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可以站在一个起跑线。股市的社会学意义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在股市出来之前，人的阶层是固化的。上海人市中心的租界叫上只角，租界以外的地区叫下只角。上海是一个很功利的地方，它可以清晰到什么程度？我从小生活的区域都在租界范围之内，我们小的时候玩，最远只跑到北面南京路，东面外滩，隔一条路的地方从来不去，这就是上海人的隔阂。上海人只要问你家里住哪里，就可以形成对你的印象。有了股市以后就不一样了，大户室可以有大学教授，也可以有菜场贩鱼的，像陶陶是卖大闸蟹的，也有监狱里出来的，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股市行情。以什么来论英雄？就看谁看市场看得准。应健中在剧中饰演的“股市黑嘴”剧中虚构了两个证券机构，西国投和南国投，南国投的总经理强慕杰，取材自我的小说。这个角色对应的是当年股市的一批风云人物，他们在市场上急于打开局面，这种叱咤风云的行为方式，在现实中确有其事。1997年到1998年，我担任三峡证券上海总部总经理，改制以后，我当过亚洲证券的副总裁，这些事情全在我脑子里。在剧中，因为股价跳水害得发根自杀的414股票，对应的是当时一个叫XXX的股票，当时上市的时候，宣传团队到股市沙龙当中来推荐这个股票，说是中国第一个医药股，28块开盘了以后会炒到40块、50块，说让大家终身持有这个股票，以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结果，好多大户买进，一年以后跌到3块多，好多人满仓加透支，就这样，一批大户被消灭了。这个故事反映了地方市场向全国扩容过程当中的一种镇痛。

在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中，李翊云是不可忽视的存在。2003年登入文坛以来，李翊云的作品连连获奖——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祈愿》获得2005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上榜《纽约客》“最值得期待的年轻作家”，2012年获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13年担任英国布克奖评委.......2023年11月，《我该走了吗》在中国出版，这是李翊云首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小说。李翊云的写作和她的人生一样难以捉摸，不可归类。她拒绝陈词滥调，反抗美国写作坊教授的金科玉律，反对“技法”。她的人生也是对陈词滥调的拒绝：30岁，她放弃医学博士的学位，开始写作，再读一年她就能拿到学位；她用英语写作，并一直拒绝将小说翻译成中文；2012年，她患上了抑郁症，有几年不能再写小说；2017年她出版回忆录《亲爱的朋友》，讲述自己的抑郁经历，几个月后，她的长子文森特自杀身亡。面对命运的痛苦和不可知，李翊云一以贯之地给予反击，她对“简单的出路”不感兴趣，认为“安宁就是陈词滥调”。她说：“我不和解。”李翊云不担心被人误解。相反，她接受甚至享受自己的“欺骗性”。她天生是个观察者，喜欢那些需要你“再看一眼”的人和事，他们迫使你修正先入为主的印象，消除偏见，从而获得更深层的真相。最新长篇小说《鹅之书》（The

这是一个很久远的仇，活着的人已经道不清细节。这又是一个难以摆脱的仇，就连第八代的子孙还在被祖先的恩怨所扰。故事发生在广东揭阳，潮汕地区一个宗族文化氛围相当浓厚的地方。当地几个村庄恪守着“誓不通婚”的祖训，村民们深信，一旦违背，就会引来灾祸。一个多世纪以来，旧恨叠加新仇，世仇像一道咒语，笼罩着村庄，只有寥寥数人敢顶着流言蜚语，打破禁忌。近年来，冰封的河开始流动，一些“世仇村”陆续和解。我们记录其中的一场，观察现代化的触角，如何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古老的宗族村庄，身处绵延的仇怨和变化的时代中的人们，又如何重新选择他们的生活。恳请祖先应允上午9点多，供奉54尊祖先牌位的神龛被缓缓打开。一位年轻礼生鞠着身子，恭敬地请出金漆木雕的祖先牌位，另有两位礼生小心接住，摆在红木供台上。“凡物具备，祭仪如规”，主祭逐字念完，绕到香案前，先下左膝，再接右膝，一拜，缓慢起身，再拜。他穿着暗红色传统服装，依次捧起茶、酒、饭等祭品，供奉到祖宗面前。2023年10月1日，广东揭阳榕江边一座古村内正在举办庆典活动。地点在揭阳市仙桥街道槎桥村最大的祠堂杨氏宗祠，门前一对石狮石鼓，跨过三进厅，穿过天井，直达正堂。杨氏宗祠在主祭身后，齐齐跪着50多位辈分及年龄较长的村民。虽已到10月，潮汕天气还如盛夏，几位年轻人不停从纸箱里掏出矿泉水，挨个递给长辈。司仪念着一张粉色的纸，内容大意是，百年前槎桥村与邻乡有矛盾，祖宗立下不能通婚的训示。如今应当破解誓约，恳请祖先应允。纸上提到的邻乡，指的是周边美东、美西、下六村，此时这三个村中祠堂也在举办同样的仪式。上百年来，这四个“世仇村”的年轻人从小就被叮嘱一道祖训——誓不通婚。即便在宗族气氛最为浓厚的潮汕地区，“世仇”“誓不通婚”这样的字眼听起来也有些遥远。代代相传，最初到底是什么样的仇，只有槎桥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杨祈对还了解几分。被询问及此，

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9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纪录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她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量破百万，点赞5.6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我联系上这位妈妈。楚玥今年39岁，三年前离异，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三，儿子9岁，三年级。出于对小朋友隐私的保护，我们在文章中沿用家庭关系称呼楚玥的两个孩子，“姐姐”“弟弟”。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而姐姐读幼儿园时，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玥养育的两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楚玥同时收到了老师的“转学”建议。楚玥没有接受，她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不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她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她又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飙得高”准确说是9.5分。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飙得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五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五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第一名。进入小学后，倒数五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三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三位语文老师，三十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去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一对一”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得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ABCD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家多辅导一下他，一遍学不会，教他一百遍、一千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到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我们在家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识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45%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两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笑）。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既...也...”造句，他造的句子是：我既不会数学，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两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收到成绩单，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苦笑祝贺他。之前分数不至于这么低，最少还是有两位数的。这次可能是分太低了，老师情绪上也有点难接受。我在电话里主动和老师提出，能不能向学校申请，不要把他的分数算进班级平均分。因为在私立学校，老师的考核是跟孩子成绩挂钩的，我不想让老师太为难。那次沟通得不是很愉快，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然你们还是转学吧，建议转到更轻松的公立小学。可能因为我的态度，老师就比较生气了，她可能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一点都不急，怎么孩子考9分都觉得无所谓呢？其实我是很愧对老师，但给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好像把孩子放弃了，太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了。我也和老师说了，孩子不可能转学。出于各方面考虑吧，这所学校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学习障碍每次接完电话，心情肯定是有些复杂的，不过现在已经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从东北搬到海南定居后，弟弟读大班，第一次接触拼音、简单的数字。看字，他是从小就不认，老师教他写“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一回来就忘了，永远只会画横线，直到格子装不下。小学一年级，他终于认识了单个字母，但放在一起，“b-o-bo”，至今不会拼读。数学计算全靠数指头，每天老师出十道题，他经常要错三四个，甚至更多，但偶尔又能全对。我原来还纳闷，直到有天晚上我看他写作业在那儿数完手指、数脚指，抓耳挠腮的，一下找到原因，因为穿了袜子、皮鞋上学，他就掰不过来，耽误计算了。弟弟小时候学钢琴，老师画了一个五线谱，教他“do、re、mi”，至少教了三节课都没有教会。老师教过他几遍后，再问他这是什么呀，他回答，这是面条啊。钢琴老师直接崩溃了，非常生气。后面没有再继续学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孩子是不是故意捣乱，跟老师作对呢？可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会不喜欢被认可。因为有时我会在家练琴，他听到了，兴致来了，也会来敲一敲，但是让他学“do、re、mi”，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每次老师来家访之前，他要专门去趟超市，给老师选一些饮料、小零食，虽然老师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吃。弟弟得过一次100分，那是整个幼儿园阶段唯一一次。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出一些小游戏，出几道题考他们，他那次可能掰指头比较成功。去接他时，他非常非常高兴，说妈妈，我们去吃火锅吧。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心的事情一起去吃火锅庆祝。我隐约感觉到弟弟的学习能力有些问题，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也和一些医生朋友联系咨询过，大致判断弟弟的症状符合读写、阅读障碍。因为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精神卫生方向，对于孩子的异常更敏感。我的理解是，他的大脑中那条负责知识输入和输出的正常通道堵塞了，他学习ABCD，也许就像我们学习“相对论”一样难，他因此慢一点。去年，伦敦大学一个针对“阅读困难”孩子的课题组联系到我，一位研究生女孩特意过来海南，给他做了三套测试，其中有智商测试、逻辑思维测试和专门针对汉字的读写测试。智商和逻辑都在正常的数值，但对于汉字读写，他完全应付不来。做完试题，课题组给了100块钱研究费。弟弟自己好高兴，让我把这个钱转到他微信里，以后用来买玩具。没想到才7岁，他就成功凭借自己的“学渣”基因赚到了钱。今年夏天，我带弟弟去了趟长沙湘雅医院，挂的是“学习门诊”，还去了湖南省第二医院的记忆门诊。医生问诊后认为，弟弟的症状符合“学习障碍”，但是医生最后都没给开药，因为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适应症，比如多动、注意力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建议我不要焦虑，可以去湘雅医院的学习障碍矫正中心看看。我加了微信号，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还是想能不能在海南找一些靠谱的、针对学习障碍的机构，再做训练。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我爸开玩笑说像我奶奶和三大爷，三大爷小学上了六年，认识的字没几个，三大爷的儿子也是这样。我妈也和我说，你别怪孩子，这估计是遗传她，因为她小学时写同学名字，三个字能错俩，至今不懂四则运算是怎么算的。“博士爹”也很平静，他觉得顺其自然吧。“博士爹”是江西人，从小村子考到市里的高中，高考没发挥好，本科在老家一所大学，后来考上北师大硕士、博士，妥妥的学霸。可惜他的学霸基因只遗传给了女儿，姐姐从小数学拔尖，而弟弟还没上小学，就立下豪言壮语，他要成为全班倒数第一的男人。我的“学渣”儿子辅导弟弟作业，我是暴躁过的。他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不好骂过他，但是看着他写的字，我真的控制不住，有时一下感觉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他不会写的字，我会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写在白纸上，他就是乱划拉一通，歪歪扭扭。除非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好好写。确定弟弟有读写障碍后，我再去看他写的字，很明显发现不同，字的结构更散一些，有点像外国人写中国字的感觉。他像是照着书，把字画出来的，让他自己写，他就不会了。而画画，他也有些不一样，他至今只会画火柴人，别的小朋友已经能画出轮廓、色彩，他永远都是画的火柴人，胳膊、腿都是一条线，他不会画别的。我有时候真是气得不行，音量不自觉提高，“你看你这是怎么写的”“你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疯狂地、发癫一样地喊他。我能感觉到，孩子这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此每次喊完之后，我会跟孩子谈一下，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喊。他反而很懂事地说没关系，有时还跟我撒撒娇。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书法班，2500元12节课，他完全无法配合，每次去上课，“咔咔”乱写一通，像鬼画符的样子，把老师气够呛。每天拿回来的作品我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欣赏”。有一次，我控制不住喊了他几句，孩子也很生气，拿笔重重地在本子上画了几笔，几乎把纸划破。我们喊来喊去，其实都没什么用，只是自己情绪的发泄而已。并且不好的情绪是会传递的，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后来我想，干嘛非要跟他较这个劲。没有必要那样。弟弟从小就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之前姥姥生病，我们没有对两个孩子说，他从我和姥爷的对话中偶然听到了“手术”两个字，说得非常隐晦，他哇一下就哭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做医生，我要给姥姥治病。我想，他肯定也曾经试图努力过，只不过是没有效果。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直很好。平时我们大人在聊天说话，他都能懂，有的时候还模仿大人说话。他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比较顺畅地交流，非常社牛。读幼儿园，比他小的小朋友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去帮你。他好像只有对学习过敏。做其他事情，特别是不落在笔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现在他和姐姐都喜欢玩switch游戏《塞尔达传说》，这是一款完全开放式的游戏，他自己看视频教程，哪个位置可以打到人马，哪个位置可以拿到匕首，动作行云流水。我给他买了《塞尔达传说》大师之书，很厚的一本，他经常看，认识每一把武器，讲得头头是道。他并不是一个笨小孩。弟弟的绘本阅读量一直也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绘本，他是很愿意读的，只是他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完就能认识一些字。他还有一套郑渊洁的《皮皮鲁送你100条命》，里面讲的内容与刑法相关，孩子怎么保护自己，也是读了好几遍。我又给他买了儿童读的《民法典》，他也很感兴趣，还喜欢跟我探讨。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律师，有时我接到当事人电话，他在一旁小大人似的指导，你们要怎么搜集证据啊，该怎么做。前几天学校运动会，下午姥姥搞错了时间，提前把他送到了教室，他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待了好久，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就在看《小屁孩日记》，还给我讲了讲。虽然成绩十分扎心，但这个小孩，五岁时喝可乐就知道自己切个小酸橘提味，煮面条时洗几根青菜。他非常暖，晚上看我坐在那边处理案卷，他会说妈妈，来，我帮你按摩一下，给你捶捶背。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太幸福了，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当成绩不理想，他身上别的优点，在我眼里就放大了。多哄哄自己。做家长的只能是接纳、理解，然后去面对这件事。前几天女儿还问我，为什么现在弟弟考9分，你都不说他啊？她回忆上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考了92分都被我训了。小学生分数很卷的，92分已经是班里倒数了。女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忘了。我回答她，因为妈妈对成绩更释然了。另一方面，“学习障碍”确实不是那么好扭转，弟弟自己也很痛苦。怎么接住他前段时间，我发现弟弟对学习有了很大的抗拒情绪。他总是说作业那么多，我怎么写啊，我写也写不完，还有两篇作业。他心里面越来越焦躁。如果要让他写英语作业，我要跟他说，今天先不写数学和语文，我们今天只写英语，这样他情绪会好一些。包括有一天早上，他不肯起床，说我不上学了，老师说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很怕他过于自卑、过于难过。有时候他也会问我，姐姐是不是又拿奖状了？我会认真回答他，虽然姐姐拿了奖状，但是妈妈觉得你和姐姐是一样棒的。我自己的初中记忆不太好。那是一所成绩至上的中学，班里50个人，我排30名左右。我从小学开始经常头痛，有时痛到难以上课，我妈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找到原因。当时被一个老师知道后，他公开在课堂上说我的脑子有毛病。同学更肆无忌惮了，班里最胖的三个女生分别叫做“河马”“犀牛”和“大象”，我是河马。老师曾经让大家来投票，投出班级里面比较讨厌的人。有人给我投票。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再也不愿意和初中同学读一所学校，我考去了另一所高中。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自己有一点挫败感，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一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二百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他还没想出来。还好，他抗拒去学校的状况，只发生了那一两次，大部分时候没问题的。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我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难处，姐姐就读的初中离家有些远，平时周一到周五需要我过去陪读，周末才能陪弟弟。家里姥姥辅导不了作业，我平时给弟弟报了托管班。老师建议我给孩子买作文书，他不会写，先争取背一背。我都买了，周末辅导弟弟读一读。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学习这件事。一年级时，他数学计算还需要掰指头，两年后就脱离掰手指了。他只是成长得慢一些。弟弟班里的家长可能感觉到他是有些特殊的，但没有表露过什么不好的态度，可能我本身是个比较钝感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在家长群里问作业是什么，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家长回答我。我也会开点玩笑说，我又来问作业了呀。放学时老师都会把作业写在黑板上，给他准备了一个专门记作业的本子，很多孩子记得很好，但是弟弟，十天能有两天把作业带回来就不错了。从长沙回海南后，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专业机构，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多教教他。我咨询了海南这边一些做创新教育的学校，采用比较松散、丰富的教学模式，学生大多走非应试教育道路，更需要自主学习能力，不太适合弟弟。周末我轻易不会加班的，雷打不动要陪弟弟，平时周一到周五陪了姐姐嘛。我做律师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多数时候，我会带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可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得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了9分那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嘛。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里人都不会说他，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嘛。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每年，《智族GQ》年度人物盛典举办前后，关于活动的任何随机事件都可能会上热搜。今年，年度人物盛典的相关话题登上246次微博热搜。一些热搜每年都有，在我们的预期之内，比如盛典名单、艺人妆造和红毯走秀的相关热搜，一些热搜则在意料之外，比如米卡的出发图意外受到关注。今年年度人物盛典的主题是“时间之外”，我们离开城市，来到浙江的一个古镇。盛典期间，古镇景区对外开放，游客、古镇居民、明星、工作人员，都是这场盛典的参与者。我们选择其中十个热搜，讲述这些热搜背后的故事。热搜只是一个词条，绝大部分故事没有在热搜词条中出现，那是聚光灯没有照射到的地方，我们借此记录下盛典背后更复杂的故事，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每一年在为智族GQ年度人物盛典发布物料时，“GQ名单”都会上热搜。今年活动前三天，一份智族GQ晚宴座位表在微博流传，《智族GQ》编辑总监刘冲在微博回应网友，“我座位还没开始排呢。”盛典的艺人邀约从8月开始，不少艺人的档期需要提前很久确定。9月正式进入拉名单环节，会拉140至160个名单。除了热搜关注度，会格外关注出现在这一年热播影视作品中的艺人。艺统Yoyo说，很多人的误解是，只要按照热度罗列人名就可以，但请人是需要逻辑的，“因为一定有所取舍，如果有人问你，我为什么不能来，而TA可以来。你必须给出逻辑，这样才对艺人、对我们自己负责。”编辑部定了几条标准，第一，今年一定要有作品；第二，在某个领域有所突破或创造了话题，比如董洁和门腔。最后，还要对这个行业有前瞻性，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待播剧，是否是对演戏或时尚有自我要求，以及艺人本身的状态和心理素质。最后确定来参加的艺人有93位。今年盛典有很多新人参加，他们第一次参加年度人物盛典，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喜欢用书面语进行沟通，发微信都是一段“小作文”，很怕说错话。也许是互联网培养了他们谨慎的说话习惯。每年，团队都对名单信息严防死守，知道邀约名单的只有编辑总监、品牌总监和几位艺统，直到活动前一周才和员工分享。而且名单一直在变，就连杂志的编辑们也只能通过热搜猜测哪些人会来。宁可犯错，不要boring。这次智族GQ的出发图主题是“发疯”。米卡收到的第一版出发图道具是一顶披萨帽子。但在确定出席盛典后，米卡决定戴假发。在过去三年时间里，很多粉丝期待着他的长发造型，帽子会影响假发的呈现，与编辑部沟通后，有了两个备选道具，一个是巨大的AirPods，一个是巨大的奶瓶。米卡毫不犹豫选择了奶瓶，他说：“这是一个时尚盛典。我对发疯的理解是，你如何让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变得时髦起来。比如奶瓶，很难想到与时尚有什么关系，但一个非常理解时尚的人就可以让它看起来很时尚，开玩笑，开玩笑”。黑色长发，西装，奶瓶。三个要素确定，米卡和团队很快想到超模奶爸。他们又买来假娃娃（最早的娃娃没有如此逼真，化妆师推荐了一个）和一些儿童玩具。米卡这组出发图被很多人评价有电影感，他们的确构思了非常具体的故事情节——这是一个周末，正当红的超模奶爸刚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因此拍摄全程要反复为假发喷水），他准备带小孩出门逛一逛，为宝宝裹上小毯子，打开房门，不小心发现了狗仔，开始进入状态。进电梯，用手遮住宝宝的脸，躲避狗仔。到达地库，保安开始帮忙拦截。好不容易上车，狗仔从车窗抢拍，超模奶爸的眼神紧张又凌厉。酒店的六个安保大哥友情出演了这组大片。他们一度以为是真的，并主动过来想要帮忙。米卡这样为他们讲戏，“你现在假装有三百个人在追着我，你要保护我挡住他们。”“说完之后，安保大哥们一秒钟就入戏了，我们最后还说，老师们演得真好。”米卡经纪人说。本次策划的成本：娃娃一个，180元，快递到付20元；牛奶四瓶，80元，并被超爱喝牛奶的妆发老师喝光了。唯一的bug是，智族GQ提供的奶瓶一直漏奶，经纪人拿着毛巾一路走一路擦，“一个小时的拍摄，奶漏了三分之一”。红毯造型，米卡只试了这一套，试穿后就没再考虑其他方案，“能驾驭这件衣服的人很少，我们就很大胆地选择了这件。”经纪人说。几乎天衣无缝，米卡只在手臂上做了一些珍珠点缀，其他部分完整保留了衣服的造型，以及高跟鞋的搭配。米卡很早就想尝试这样打破性别束缚的造型，他发现自己经常在杂志上、在大秀上看到这样的时装表达，但很少有艺人会在红毯活动上尝试，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然后，盛典就来了。米卡但这件衣服穿着起来并不舒适，“如果你看我的脸，能看出来我很难受。差不多两个小时里，我一直不能顺畅呼吸，鞋子也不太能走路，为了不在石板路上摔倒，需要把所有力量压在前脚掌，所以红毯走得很不自然，因为真的是非常难受。”米卡说，“腰非常紧，我第一次感受到女生穿礼服的感觉，她们真的很辛苦。”走完红毯，米卡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件衣服脱掉。后来有位网友发了一条这样的评论：“昨天看到关于‘米卡认真发疯’的词条，我就在想，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他拍摄奶爸照片、不仅仅是他的大胆的红毯造型尝试，我更看到的是在我们一直以来以刻板印象所谓限制和规定‘女性的职责是照顾孩子’‘只有女性能穿裙子穿高跟鞋’的舆论覆盖下，一位外国人愿意进行一次沉默而有力的发声，愿意去告诉大众所谓供女性穿的裙子在男性身上也会散发出别样的美感。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我问中文不太好的米卡是否看懂了这条评论？他回复我，“能看懂，并且我同意。”百度问答里，有一条关于“张若昀为什么是哈士奇”的问题，有网友这样回答：“张若昀像哈士奇这个梗来源于他所出演的影视剧，张若昀在出演《九州天空城》的时候因为造型和哈士奇特别像，被很多人叫做哈士奇，对于这个调侃张若昀也没有反感，他后来在《快乐大本营》做客的时候，曾讲述了自己和狗狗的故事，而他和哈士奇长得非常相似的这个梗也就这样流传开了，很多网友都觉得，张若昀是越看越像哈士奇。”确定来盛典之后，刘冲就很想让张若昀牵一条哈士奇走红毯，他想这条狗得是i狗，不能太e，不然到了红毯太活泼不好控制，问了一圈，朋友们告诉他哈士奇没有i狗。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i狗，说是平时性格挺内向的，是一条灵缇，刘冲看了照片立刻定下了，“肌肉线条非常明显”，发给张若昀，他也觉得这狗挺帅的，同意了。张若昀和狗互动了一下午，但现场的人群与鼓点声仍让狗紧张。水上红毯结束后，它在岸边等待张若昀下船。下船的艺人都注意到了这位陌生来客优雅的身影，陆续亲热地摸了摸它的狗头。屈楚萧已经开始走了，因为看狗一下子忘了看镜头。带狗走红毯不是一件容易事。跟随张若昀走进陆上红毯的候场室后，狗发抖得更厉害了。张若昀想带它坐下，但狗转身就把头埋进墙角，“没事儿我们一起面壁来”，张若昀随它一起贴在墙角，轻抚它的脖子。上了红毯，狗走一走回头看一看，最后试图往回走，因为主人还在红毯起点。戴着墨镜、皮手套的张若昀实在无法延续酷男形象，笑了，蹲下哄狗，对它竖大拇指，才把狗拽到终点。张若昀红毯上一个男模没忍住笑场了，这一幕被直播镜头捕捉下来。四名男模是盛典前一天才从上海调到濮院的，红毯期间，他们要从两侧来回走三个小时。编辑部希望制造一种“穿过人潮看见你”的感觉。不过粉丝发现，原本作为背景的男模，有人不时偷笑，有人算准镜头切走的间隙，用自己的手机拍下与每一个明星的“合影”，发到小红书。“这是一个需要自我曝光的时代。”时装副总监Ruiqi说。这也是一个偷拍难以被杜绝的时代。网上不时就出现一段明星偷拍。每个封锁路段的临界点，都站着很多举手机的人，有人直播，“我在濮院带你们看明星。”红毯附近的封锁处，留了一个观光车出入口，许多粉丝误以为那是明星入口，看到有观光车从远处驶来，就早早举起手机。不少戴着口罩的我们的工作人员被误认成明星，在陌生人手机里留下许多珍贵影像。为了维持古镇的青石板路原貌，路面没有铺设红毯，石砖上下不平、砖头间有缝隙，加上南方潮湿打滑，工作人员特意提醒女艺人，不要穿细高跟鞋上场，大部分女艺人依然以极高的专业素养穿着细高跟鞋走完了红毯。只有两人轻绊了一下，没有一个人摔倒。红毯中间设了一个俯拍机位，艺人走的时候要在这里停下来对着镜头打招呼。怕艺人紧张或者走得太嗨忘记了，刘冲找了一个同事在阁楼喊艺人名字。这项工作不是很难，就是害怕认错人，喊错了，小伙对着照片记了一天的人名。看到张若昀牵一条狗走红毯，于适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他下次要牵一匹马来。热搜出来前一夜，濮院消防队派出了三艘救援艇，与雄鹰救援队一起进行水域巡查，直至红毯当天的凌晨2点。不是为了防止粉丝藏在水底下，“毕竟在冬天，潜水可能性不大，最怕游客失足落水。”消防队的费队长看到热搜时，啼笑皆非。红毯当天的凌晨4点，大约有三十多位粉丝滞留在景区。几位粉丝带着被子、折叠椅、矿泉水，守在侍郎桥码头附近的围栏外，这里是最靠近红毯的非封锁区。景区工作人员腾出一间空屋给他们，提供热水，可以充电。水域巡查是消防队每天的工作流程。濮院这支消防队今年3月刚建立，现有18名专职消防员，5艘救援艇，白天以路面巡查为主，做火灾预防、检查维护，晚上小船停了，消防队就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水域巡查，他们救援过不小心滑下水的小孩、喝醉的男人。晚上10点景区闭园后，他们还会进行一次全水域巡查。一旦红毯区发生意外，消防队必须在一分钟之内赶到。水上红毯长约150米，站了18位救援人员。在濮院，我听说，当遇到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一个人，她马上帮你解决。这个人就是景区管理公司总经理于玲燕。和于玲燕一起巡查的下午，她不停地用对讲机和手机说话。于玲燕告诉我，她只是一个人，无法24小时不停歇地转，但景区建立了一套能够24小时运转的安保系统。濮院时尚古镇配有三千多个监控和60人的管家团队，游客在任何地方发生紧急情况，工作人员3分钟之内就能到场。濮院消防队（图源：濮院时尚古镇微博）盛典两天，消防队接到了四个紧急求助电话：帮智族GQ工作人员、导演组打捞了一台手机，帮艺人团队捞一枚从桥上掉落的戒指，还给一位在红毯区扭伤脚的工作人员做了医疗护理。比起捞人，打捞手机、相机、戒指，才是这支消防队更日常的任务。今年3月景区开业以来，消防队平均每个月打捞超过10台的手机，国庆期间，每天至少能捞上两台手机。在濮院时尚古镇，坐船穿行，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两岸是商铺和客栈，街巷密如蛛网。康泰纳仕集团品牌营销与创意中心负责人Charliee说，今年原本计划做一个开放式的红毯，粉丝可以在红毯区的两岸观看，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活动地点公布后，这两日景区门票很快就被抢光了，“太多人要进来，要确保安全，压力很大。”主办方担心人太多，把桥压塌了，也怕粉丝被挤掉水里，最终，决定封锁红毯附近的整片河道区域。曾有粉丝声称，可以登高看明星，但在活动当日，景区内大部分的寺庙和塔都被封禁，这同样是为了防止发生登高拥挤事故。安保团队负责人Kami说，这场活动的安保难度之大与人员之多，“相当于四个区域同时做七八场活动拼在一起，组成了一场盛大的智族GQ盛典。”盛典第一天，有400名安保入场，第二天又增加了一百多人。Kami不无夸张地说，第一天下来，微信步数3万以上，他的西服裤子内侧都磨破了。尽管如此，还是在草丛、塔、假山和厕所里发现了溜进来的粉丝。红毯当天上午，安保找到了不少带着睡袋睡了一夜的粉丝，不少黄牛也在景区睡觉，黄牛团队外接内应，外接的人以数千元一位的价格拉客，内应的人负责替他们找到藏身之处。每年都有人拿着假的工作证想混进盛典，一开始假证假得明显，颜色就不一样，后面越来越真，但防伪镭射和证件编号很难仿制。一张假证的价格，第一天还是3500，第二天就被炒到了上万。安保有自己识别黄牛和假证的一套方法，比如，他们会在眼神相接时无法抑制地显露心虚，低头看手机，假装接到电话，“但他手机屏幕还是黑的。”确定在濮院时尚古镇办盛典之后，同时就定了明星坐船走红毯，创意总监兔子说，“都来到这儿了当然要坐船啦！”分船被艺统团队列为职业生涯以来最痛苦的工作之一。首先这是一道数学题，已知有93位艺人，26艘船，每艘船最多坐5人，最少坐2位，请问有多少种排列组合？其次这是一道人际关系题。就像你参加公司年会，你心里会有很多疑问：现场我会和谁坐在一起，有没有奖项，是否需要登台表演？公司可以按部门划分下放，但年度人物盛典没有，所有意见最终都会汇总到艺统们这里，此刻艺统就像一个公司的HR。最常见的问题，A想要和B一起坐，但B并不想和A一起坐，并希望HR去劝退A。那么，HR应该采用怎样的话术不伤及二人关系？两道题目叠加，困难几何级增长。艺统团队平均每人每天收到几千条信息，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件事情。他们开玩笑说，一场活动能够浓缩整个娱乐圈的爱恨情仇。试想一下，一天听说几条同事八卦可能新鲜有趣，如果一天同时有几百条涌进来，你只会对人性产生巨大怀疑。分船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红毯当天的中午12点。很多人将这艘船定位为咖位的证明，同船代表平咖，而智族GQ策划同船的初衷是，有趣，有话题。艺统们安排下来的总体感受是，女明星远远没有传闻中那样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某女艺人主动提出，我们不搞雌竞。艺统们一度纠结怎么安排85花的次序。但最终杨幂和倪妮一起坐了船，这让艺统们感慨，姐姐们有大女主的风范与格局。杨幂和倪妮只有少量几艘船从头到尾没有动过，比如杨幂和倪妮的“顶峰相见”船，以及几艘剧组船——张钧甯和许光汉的《瞒天过海》剧组，张若昀和李沁的《庆余年》、《封神第一部》剧组等。也有主动组船上报的，杨天真、虞书欣，易梦玲、赵佳丽四人是闺蜜，顺理成章组队成功。整个盛典，艺统觉得最动听的一句话是“我不care”。分船、红毯次序、晚宴座位不到最后一刻就不会确定。盛典最后48小时，艺统们已经放弃追问为什么，“一旦问为啥，你这一宿就得听故事”。最后的方法是，你告诉我ABCD你能接受的选项。但还是有艺人会提出，我不要A，不要B，不要C，D也不行，但就是不说想要什么。但艺统有最后的杀手锏。至于是什么，说出来就不灵了。说完狠话，把活儿干完。事后该道歉的道歉，该安抚的安抚。艺人的命是命，艺统的命也是命。艺统团队后来想，这道数学题也许根本没有最优解法，最简单的解法才是最正确的解法，就像去迪士尼玩排队，按顺序排，轮到谁谁就上船。虽然少了话题和趣味，但合情合理，阐释和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如果明年还有分组模式，一定要举双手双脚抗议。排他list，指当一个艺人开始签约成为某个品牌的代言人时，即被禁止穿戴、接触其他竞品的一系列品牌排斥名单。这已然成为艺人和粉丝的一个基本共识，排他list作为艺人一张公开的商业价值表，“排他越多，意味着艺人的商务价值越高”，而反之，艺人则会被粉丝认为不够努力。品牌营销与创意中心负责人Charliee说，这是他从业20年来，排品牌Logo最痛苦的一次，93位艺人的品牌露出几乎都不一样，而这对应着93张完全不同的排他list。Charliee觉得，商务工作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和团队的工作就是，“在赞助商品牌的需求、艺人的需求、团队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一个沟通和说服的过程。93份排他list有长有短。在艺人的商务活动里，排他list都会存在，因为签约品牌代言时往往会签订一张排他性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他们不能与竞品同时出现。而这份表格决定着艺人的服装、每一次拍摄和出场方式——意味着每一项物料都需要编辑、艺人统筹与品牌部三方确认。《智族GQ》编辑总监刘冲网友通过对口型，以及艺人在红毯背景板被擦除的品牌Logo的数量，抽丝剥茧地分析出了“比GQ编辑命还长的排他list艺人”——这是一个梗，但显然都猜错了。事实上，这位艺人连某贴身衣物都排他，不能穿着任何其他品牌。拍摄的时候，为了换一条更合适的，团队只好紧急到该品牌专柜去购买其代言的那款。在时装编辑眼里，艺人的排他list越多，反而意味着其拥有的自由更小了，有的艺人会产生逆反心理，某女艺人在签约了某“老钱”级别的顶奢品牌后，开始狂热地喜爱新的年轻品牌，尽管她不被允许穿它们。在年度人物盛典中，93位艺人大部分都穿着高级定制礼服出现在了红毯，包括相当多的男性礼服。新锐高定品牌一般不在奢侈品排他的范畴里。某位女艺人穿了一件越南高定品牌的礼服，招致了一些时尚评论者的批评，认为现在所有的女艺人都在“卷高定”，导致法国的高级定制都不够用了，他们没有提及的是，她刚刚成为某高级时装品牌的代言人。另一个男艺人则刚刚代言了另一高级时装品牌，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其他的一线大牌他都不能穿了。红毯前夜，在团队从美国、法国调来的10套礼服中，莫文蔚选中了一件黑色高领丝绒裹身套装，是巴黎世家半高定，按照规定，穿该礼服的人只能佩戴同品牌饰品，但相配套的饰品只是一对简单的耳环，为了更换一副更适配晚宴氛围的其他品牌饰品，时装编辑紧急给品牌的国内公关写邮件，请求他们向巴黎总部发出申请。在多封邮件来回后，几乎一夜没睡，直到清晨，他终于得到了总部肯定的答复。发疯是今年出发图的主题，能做到不离题的艺人很少，大多艺人只能保证自己的出发图符合“美丽且独特”这条基本及格线。出发图，指明星穿上自己将要在红毯穿着的礼服，拍几张照片，表示我要出发了，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娱特色内卷。有个艺人在一个月前就把出发图拍了（特意找了个有古风感的地方拍），怕到古镇再拍会和别人雷同，整套拍摄耗资不菲。杨天真的礼服是用100多只“泰迪熊”做成，有40斤重。盛典前一整天，几个工作人员都在想办法解决它的搬运问题，他们想过让杨天真先穿好，站在板车上，人不用动，板车拉她动，但遇到台阶车就走不了了。团队只能把衣服搬到拍摄地点，拍摄时再帮她钻进熊身里，需要3名保安、2名同事，一辆拖车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一个工作人员感觉，帮人钻进钻出熊身的过程，就像给一头真的熊接了一天的生。拍摄水上大片时，杨天真本人先登上船，再套上“泰迪熊”，因为衣服太重，船立刻下沉了一大截，在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她不敢再动了。走完红毯，杨天真剪下一个“泰迪熊”，送给了杨幂。为此，时装编辑提前获取了设计师的同意。杨天真不仅是出发图的主题在发疯，编辑们也都被今年的物料卷疯了。比起明星的出发图，更接近发疯的，是编辑们的精神状态。创意总监兔子很早就想拍一个关于编辑部筹备盛典的片子，他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过程值得被记录，“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了。”在策划阶段，他就决定拍大家对于时尚杂志的所有“刻板印象”，他反复跟导演说，严格对标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的前五分钟。他和团队在片子里埋了很多话题和细节，比如品牌部的办公室有一个画了艺人内场座位表的白板，座位表里所有姓名的缩写都对应了真实的人，那个镜头只有0.3秒，很多人没注意到。“视频里所有的桥段都是真的，但程度都是夸大的。”兔子说，比如其实并没有艺人提出要真的带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是国内研究人工智能、大模型最前沿的学者之一，最初我联系沈阳，是想听他讲讲团队的研究进展，谈谈对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看法。没想到，电话那头，沈阳老师出乎意料的坦诚、开放，他主动分享了自己在信息时代是如何一步步自我迭代，并最终部分“AI化”的：他用AI写了篇科幻小说，在评委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奖；合理使用AI，声称使工作效率提升了9倍；妻子身患重病，他用AI辅助治疗，最终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罕见疗效；作为清华教授，他很少去学校，全部工作都和团队在线上完成；他认为，只要会用AI，以后人人都能达到博士水平……我立即意识到，不用再谈论观点了，他本人就是AI对人类影响的最佳样本，于是，我邀请他写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故事。不出意料，这篇文章也由AI完成。收到稿件后，我一再抑制着自己动手修改的冲动，而是一条条给出修改意见，比如调整结构，补充内容，比如增加细节和情感，再由沈阳反馈给AI。在几轮往返中，我的好奇心不断增加，到底当今世界能力最强的AI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限于篇幅，我删除了一些跟主题相去稍远的素材，以及一些重复、啰嗦的内容，原则是成段删除，不改字句，保证AI的“原汁原味”，并做了事实层面的校正。至少目前来说，这项工作还需要人来判断和执行。下面就是最终的成果：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我的故事开始了。1974年我出生在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村家庭，爸爸是一位辛勤的矿山工人，妈妈是一名勤劳的农民。虽然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但我的父母总是尽他们所能给予我最好的教育和关爱。

当一个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她会经历什么？这或许是最难感同身受的人生处境之一。前段时间，我偶然看到，一位与我同龄的90后女生，在刚刚过去的10月，确诊了第6种原发癌症，距离她第一次确诊已过去18年之久。这意味着，她人生的多半数时间都在与癌症共处。经历疾病的病痛、漫长的治疗与反复的挫败，绝非易事。命运总是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把她打回来。而这个故事不仅仅属于她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当人生无法预知地发生巨大滑落，命运之手会将我们推向何方？稍稍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篇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在和命运的较量中，人的力量固然是渺小的，但绝非无力的。抉择“听医生的就好”？一团粉色闯了进来。王梦琳穿了一件粉色卡通卫衣，一双粉色袜子，走进咖啡馆。她高高扎起马尾，说话时眼睛带着笑意，总是先讲旅途趣事，她与丈夫季理刚从厦门、广州回到南京，假期和表妹们去上海参加了漫展，Cosplay照片里她顶着一头炸裂、软萌的绿色假发。声音爽朗，聊天时百无禁忌。只是，许多细节会提醒她作为一位癌症病人的事实。她随身拎着一个大大的卡通水壶——一天至少要喝2L水。手指贴了两个创口贴——她的指甲变得脆弱，不经意就会破开。这都是靶向药的副作用。还有甲沟炎、溃疡与脸上大爆发的痘痘，她因此秋日里踩着一双黑色凉鞋。王梦琳人生的岔路口出现在2005年，她读初三，左手肘偶然撞在阶梯教室的扶手上，肿了起来，之后在医院确诊了恶性骨肉瘤。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经过手术、化疗，她度过了平静的十年，病灶没有复发。这意味着她已经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标准。2015年，新的癌症再次出现，悄无声息地，有时甚至连肿块的提醒都没有，她又被拽进疾病的漩涡。她依次确诊了乳腺癌、肺腺癌、肾上腺皮质癌、间叶源性肿瘤、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多次手术、化疗，在王梦琳身上留下可见的改变，切除肿瘤的同时，也切除了她的一根尺骨、双侧乳房和一片肺叶。加倍的打击是，王梦琳的父亲也是癌症患者，几年前去世。她和父亲做过基因检测，报告显示，父女俩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可以简单理解为，他们抵抗癌细胞的能力极大地弱于常人。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她暂时没有能够找到阻断癌症发生的办法，只能在新的肿瘤出现时与之对抗。然而，对于一个已经确诊了六种癌症的人而言，并没有哪个医院的科室、医生能够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连多学科会诊都不能，她每次只能选择一项癌症、一处肿瘤去问诊。“腹部找腹部医生，骨头找骨头的医生，肺找肺的医生，病理问题找病理科。”她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听医生的就好”。的确，一些寻常的小病，我们可以遵循“听医生的就好”，但当疾病变得复杂，新的问题不断叠加，这个原则开始失效了。每个科室的医生说法可能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就拿去年发现的一枚肾上腺皮质肿瘤来说，有的医生认为是此前的癌症转移，毕竟她已经有过三种癌症病史。但是究竟是哪种癌的转移呢？不同的转移，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用药方向。还有医生建议，要不干脆切掉这枚肿瘤看看，通过病理检查确定来源。但医生同时又提醒，“盲目开刀切除，会不会反而加速体内癌细胞转移，这都是难以预测的。”与此同时，术前需要停靶向药一段时间，而那时王梦琳正在吃一款针对乳腺癌的靶向药，一旦停药，病情是否会恶化？她见了许多医生，但没人会帮她做决定，每位医生会给出自己的诊疗方案，也告诉她其中的风险。决策权在她手里。可是，连这么多权威专家都没有定论，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年轻女孩儿，又该怎么做决定呢？她只能是咨询更多的医生，然后做出一个不知道到底是对是错的抉择。最终，去年年底，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王梦琳做手术切除了这枚肾上腺肿瘤，在腹部留下一枚核桃大小的疤。命运和她开了个小玩笑，病理报告显示，这枚肿瘤并非医生们此前推测的癌细胞转移，而又是一个原发癌症——肾上腺皮质癌。这是她得的第四种癌症。王梦琳再拿肺部的结节来说，去年9月以来，王梦琳的肺部出现了大量微小结节，超过了一百枚，影像报告上密密麻麻是白色雪花点，看起来令人惊骇，白点仿佛将要把双肺占满。可结节都太小了，无法做穿刺活检。有医生说，无法排除是此前的乳腺癌转移。她去了此前做乳腺癌手术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生提议，“要不你来住院，做两个疗程的化疗试试看。”王梦琳犹豫，化疗的副作用太大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现代医学的有限性——当各种检查无法明确，只能通过“排除法”去定位，而这些尝试的代价是未可知的。她和丈夫去了趟北京寻求“第二意见”。“无法穿刺，什么都没能定性，凭什么认为是乳腺转移呢？”在北京一所知名的肿瘤医院，乳腺科专家抛出疑问。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就诊时间只有几分钟，她抱着报告单，急切地想要专家一个治疗方案，和南京的化疗方案对比。“如果你一定认为是乳腺癌转移，我可以给你一个治疗方案。”专家语气有些不耐烦，助理叫了下一位的号。“我就是无法确定才来的啊！”时隔半年，王梦琳说起依然无奈，她没去开药，郁闷地回了南京，决定试试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化疗方案。化疗后，肺部结节却依然在长。用药、手术、化疗都没用，治疗陷入死胡同。医生最后说，只能等结节长大，继续观察。今年4月，终于有一颗肺部结节长大到可以勉强做穿刺了。病理结果出来后，确认是此前患过的肺腺癌肺内复发与转移。经过基因检测，她的靶点是罕见的“20插入突变”，在所有转移的患者中只占4-10%。这对王梦琳而言，并不完全是个坏结果，至少为期半年多的化疗、手术、试药进程，终于告一段落了。2023年初，针对肺部“20插入突变”的靶向药在国内上市，从4月22日，她在医生建议下开始服药。新的问题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8月一次全身检查，王梦琳身上新增了三处异常：肝胃间隙腹壁上出现一个肿块，直径约3厘米；右腿膝盖下方胫骨处肿瘤，出现了骨质破坏；脑部也照出一处水肿，直径0.7厘米……这意味着，未来，王梦琳还要别无选择地做出更多次选择。代价“到那个时候肯定是保命重要”从去年切除肾上腺肿瘤手术后，王梦琳就没法再工作了。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在亲戚的公司里做财务，公司在外省，平时她在家用电脑远程办公。王梦琳两次重大的人生转向，都与癌症有关。2005年因病休学后，她重读了一年初三，却没有报考高中，而是在父母建议下填了家附近的一所五年制专科学校。因为考虑到高考压力，担心癌症会复发。尽管她的中考分数远超过这所专科学校的录取线。“现在让我想想看，确实也会有点遗憾。”王梦琳回忆说，但当时她没有提出异议。与曾差点儿失去左臂的风险，与长达半年的手术与痛苦化疗经历相比，没有人敢冒一次险。确诊恶性骨肉瘤后，王梦琳休了学，住院开始化疗。她对化疗药反应强烈，输液后狂吐，头发也大把地掉。手术后等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固定带和夹板拆除，又做两个疗程的化疗。次年5月，治疗才结束。一次化疗间隙，王梦琳回了一趟学校，因为太想朋友们了。当时临近中考，同学都在紧张复习。她去教室打了个招呼，就在门卫室等他们放学，像往常一样，一路上叽叽喳喳聊天，直到分别的路口。2005年，王梦琳与母亲合影一旦患了癌症，身体就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排序。王梦琳报考了那所大专的会计专业，这是大人眼里最好找工作的专业之一。大专的学业确实轻松多了，和读初中时一样，她还住在家里，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她常逛论坛“西祠胡同”，找到了一起玩Cosplay的朋友。2008年南京举办第二届漫展，一起排了一台舞台剧，还得了奖。她扮演的角色来自游戏《空之轨迹》，一个戴着紫色头发、很勇敢的女孩。她做了许多事情去补上学历差距，尽管并不喜欢财会专业，她还是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既然学了，还是把该考的考了”。大专进入最后一学年，她“逼”着自己学完所有专业课，考了会计证书、大学英语四级，如愿找到南京一家会计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她遇到了男友季理，他是隔壁部门的同事。王梦琳享受那段充实忙碌往前冲的日子。大专毕业后，她去一家外企工作，做人力资源助理。她还自考了南京大学本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工作第三年，她的职位越来越高，从助理、专员晋升到了主任级别。她和男友都变得忙碌。她负责做整个江苏省门店的薪资，每个月发工资前几天最忙，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不加班的晚上和周末，她回学校上课，季理就带着工作电脑去学校陪她。一个勤奋的、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女孩儿，然而，癌症再次将一切按下了暂停键。2015年秋天，公司体检时，王梦琳查出乳腺异常肿块。复查的结果是坏消息——左侧乳腺癌三期，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属于中晚期。这次南京几家三甲医院都给出了确定的诊断。王梦琳再次被拉回医院，回到那套早已熟悉的漫长的流程：检查、化疗、等待手术、再继续化疗。两年病假里，外企的补充医疗保险派上了大用场，让她不至于有大的经济压力，只是再也无暇顾及事业。“到那个时候肯定会选择保命重要”，王梦琳叹了口气，“一开始肯定难受，那怎么办呢，必须要接受嘛。”这次手术后，王梦琳失去了双侧乳腺。手术前后，她一共化疗了八个疗程，比骨肉瘤治疗时间更久。她吃不下东西，头发掉得很快，于是干脆剪了个光头。化疗结束，她需要终身服用一款内分泌药他莫昔芬，这引起了强烈的副作用，一开始是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她几乎全天都坐在马桶上，整个人虚脱。2015年，王梦琳乳腺癌手术后2017年病假结束前，王梦琳回公司，领导体谅地说，建议她换到更轻松的岗位，管理人事档案，她的职级依然保留。她心里一时间涌出复杂滋味，那是她刚毕业做人事助理时的工作内容。不久父亲也生病要做手术，她需要经常请假，哪怕调去一个清闲岗位，她也无暇应对了。于是，只好离职。再次求职时，作为一个有癌症病史的人，王梦琳的选择并不多。一位面试官看到她手上的疤，专门问了她，她没有隐瞒，面试后续不了了之。王梦琳自己做过hr，她当然知道癌症病人找工作的艰难。2017年底，王梦琳去了南京一个做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协会工作，负责与在南京的外国教师沟通。这份工作工资不算高，但胜在轻松，不用加班，还有寒暑假。面试谈好后，对方一直没有要求入职体检，王梦琳也没有提起。她忐忑着心情入职，直到拿到第一个月薪水，才放下心来。后来疫情暴发，协会关了门，王梦琳失业了。她没再去找工作，在亲戚开的小公司里远程工作。2021年初，王梦琳又确诊了新的癌症，情况开始失控，她的身体不断“冒出”新的肿块，她经常需要去医院。人生完全被打乱了，她再也顾不上其他的事情。婚姻“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在南京的几日，多数时间我与王梦琳约在她家附近的公园。工作日的上午与下午，季理需要去处理一些工作，她就一个人提着水壶和零食包出门散步。去年他们刚搬来这里，在南京的东郊。原本只是偶然陪朋友来看房，他们却先看中搬了家，这里空气比市区好，旁边就是公园和学校。之前他们就在考虑领养的事情，结婚后，医生曾严肃提醒他们生育的风险，因为王梦琳的癌症病史，“还是领养个孩子，生活更完整一点吧，有点盼头。”双方父母也都同意。他们把领养计划定在王梦琳乳腺癌手术的五年观察期后，也就是2021年。2020年，季理去福利院咨询了领养的条件与流程。他问过王梦琳，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王梦琳说，女孩吧。不一会儿，她改变了主意，笑起来，“还是看眼缘吧。”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新的癌症出现，领养计划也搁浅了。这一年，季理推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有时他们一周五天都要去医院，时不时离开南京几天，去一线城市会诊。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他得赶一赶工作进度。季理现在一家公司做资产评估，上下班时间相对自由，薪资构成简单，多劳多得。领导、同事相识多年，都知晓他的难处，让他远程办公。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王梦琳有医疗保险，但靶向药需自费，并且终生服用。除了看病支出，他们还有房贷要还，夫妻俩无法承受再失去一份收入。刚见面聊天时，我不自觉会流露出担忧，爱情与婚姻的责任，真的能够抵御漫长的、艰难的抗癌历程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顾者“撤退”的故事。2015年决定结婚时，季理听过许多顾虑的声音，“你们现在又没结婚呢，你没必要对她负责。”“后面怎么办，能不能要小孩？”当时王梦琳刚做完乳腺癌手术，在准备化疗。季理这时提出结婚，他的想法简单，“想让她安心，安心做放疗、化疗，怕她胡思乱想。”季理很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妻子将终生与癌症抗争。他身边唯一一个癌症案例，是同事的妻子，曾经得过乳腺癌，手术后健康生活十几年了。“都说切除以后，就没事了。”这是他们当时对于癌症最朴素的认知。结婚并非仓促起意，两人当时已经恋爱四年，都见过对方的父母。季理比王梦琳大四岁，两人感情稳定后，他就把工资交给王梦琳，一起存钱。季理说，以前总想着等攒够钱，买了房再结婚，不曾想她生病一下打乱了时间表。决定求婚后，季理先告诉了自己父母，父母没有反对，反而告诉他，如果他认定了，他们就支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父母还打了五万块钱过来，王梦琳的父母也支持了五万，一起帮他们凑齐了首付。季理则提到了一件对他很重要的小事。他们每个月会开车回老家，在南京周边县城农村看望季理的爷爷，老人家身体不太好，药盒子堆了一抽屉。第二次去，王梦琳特意买了分装盒，把爷爷未来一个月的药仔细分好，以免他漏吃。他们就在这些小事里认定了彼此。一个不化疗的日子，王梦琳一早赶回学校做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完成，他们顺路去民政局领了证，下午去买了钻戒，一家人吃了火锅，就这样结了婚。王梦琳与季理与癌症的战争，却远比他们想象的都要复杂、漫长。王梦琳是独生子女，她既是病人，也是父亲的照顾者。那几年，她和父亲住院，夜里都是季理陪护，他不肯假手于人，也无人可替换。白天王梦琳母亲过来送饭，他再去上班。父亲进了ICU那几天，王梦琳坐在门口ICU走廊的椅子上守着，直到两人身上都有味儿了，季理才劝动她去附近宾馆洗了个澡。许多这样无助的时刻，他们靠彼此支持撑了过来。父亲去世后，照顾爷爷的责任也落在夫妻俩身上。爷爷今年89岁了，去年生病后，生活难以自理。当时王梦琳在医院做肾上腺肿瘤的手术，因为防疫政策病房不能随意进出，那天夜里，季理打了好多电话，才找到朋友帮忙，艰难地将爷爷送去了最近的医院。季理个子高大，长相憨厚，平时跑项目多了，皮肤晒得黝黑。不同于粗犷的外表，王梦琳感受最深的是，他很细心，病历资料都由他整理，复查从不遗漏提醒。去年手术后，赶上疫情，季理特意买了拆线包，照着网上教程，在家给她的手术伤口消毒、拆线。10月中旬，我和他们一起去上海，季理挂到一个上海人民医院骨科专家的号。他带了一份打印好的表格，详细列出了妻子的疾病史，细致到哪一年做了什么治疗。病历里缺了一项重要信息，王梦琳骨肉瘤手术后，手臂内被植入了一块固定的钢板，病历单里缺了钢板的型号与材质，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做核磁共振，明确脑部肿瘤。午饭时，一个手机闹铃响了，季理不紧不慢从裤子兜里掏出一粒药，递给王梦琳，晚饭时闹铃又响起，他掏出了另一种药。那两天，他一直拿着手机咨询医生，看研究文献，还给国外医药公司发去邮件确认。“好多事情，我自己都记不住，他老记着。”王梦琳说。季理习惯了对妻子的照顾。他会不经意接过妻子左手的物品，不时拎拎水壶，督促她喝水。虽然她很少主动提及对癌症的恐惧，他还是能感受到许多微小的变化，她变得更加黏他，有时他忙事情，不经意说一句心烦，她的情绪会一下崩溃。于是，看病之外的时候，他们尽量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散步，晒太阳，一起玩《原神》，下班后雷打不动看两集动漫，每天都会有一个动漫更新，一集二十分钟。时间更多一些，就去旅游。和他们相处愈久，我愈发体会到他们对于彼此的支持是什么。他们在多年陪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相处方式。王梦琳像一个“小太阳”，她会拍早晨季理逗狗狗“年糕”的视频，和二人的家人、朋友维持着频繁的联系，并在吃饭时分享他们的近日趣事，季理的表妹、弟弟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总是发信息给她，包括但不限于学习、相亲的烦恼。而季理是后盾。不消说，在面临如此巨大的残酷时，这种后盾意味着什么。前路“关关难，关关过吧”前段时间，季理买了一本书，《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也是一位癌症病人，患癌十年里，他经历了2次手术、5次复发、4次急诊、6次放疗和3次参与临床试验，尽管治疗过程的波折又残酷，他马上将度过5年观察期，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王梦琳看完书，鼓起勇气给作者写了邮件。师永刚很快打来电话，建议她把患癌的经历写出来，“或许能被一些专家团队看到”。文章发表后，很多平台转载了她的故事。评论区里多是鼓励的声音，人们深知生病不易，看病艰难。也有负面的声音，“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何必拖累家人”。几位亲人被这些话激怒，还偷偷集体去回复，让键盘侠们闭嘴。其实王梦琳早就看过这些评论，后来她不再点开。我们见面时，她说心情已回归平静，“这个过程是先被拉到胡同里边，再慢慢想开，慢慢走出来。”就算命运残酷到如此地步，“也只能好好活着呀。”父亲癌症去世前，他们去做了基因检测，癌症太过罕见、频繁地发生在父女俩身上，已经不是一句“坏运气”能解释。2021年，王梦琳收到基因报告，87岁的爷爷一切正常，而她与父亲都出现异常：TP53基因，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报告上的结论只有一句，罹患癌症的风险高于常人。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突变并不会马上导致肿瘤，但当她的身体内失去了重要的“守门人”，细胞战役就随时发生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癌细胞可能逃过免疫细胞的追杀，爆发增长，直至难以控制。她的父亲第一次患癌是在44岁。父亲性格内敛，平时话不多，喜欢摄影，一生没什么不良嗜好，生病后只要还能活动，从没有落下锻炼。他原来是一位铸造工人，凭借铸造技术，到了南京一所大学当了大学老师。这是命运垂青的部分。“说不难过那是假的，”王梦琳说，“没想到我和父亲就像那个词，天选之子。”看到检测报告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雷劈中，她感觉全身通电一般，一下被判了刑，拉入深渊。王梦琳的部分病历在《论死亡与临终》一书中，癌症患者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可接受一个终生作为“癌症病人”的宿命，绝不仅是想通“命运无常”四个字。社会学家安妮·卡麦兹（Anne

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麻赢心是电影《鹦鹉杀》的编剧和导演。影片关于社会新闻“杀猪盘”，但重点不在奇观展示和反杀爽感，而是对准女性情感与心理——女性为什么仅凭想象就能爱上一个人？又如何通过情感完成复仇？电影在今年九月上映，主演是周冬雨、章宇、张宥浩。作家双雪涛是发现麻赢心和这个故事的人，后来成为《鹦鹉杀》的监制。曾有朋友对他说，我听说你那个戏的导演是坐轮椅的，我惊呆了好几分钟。你告诉我，一个坐轮椅的人去登山我都能相信，但我不相信她能拍电影。麻赢心三岁时遭遇车祸，从此开始了“椅中人”的人生。她有诸多限制，写故事是她对生活的补充，也是她获得自由的方式。在电影宣发期，麻赢心和团队主动回避了这一点。有一次采访，被问到“拍电影对你来讲困难吗”，麻赢心说，对每一个人来讲，拍电影都是困难的。制片人顿河听到后，私下对她说，这句话我同意，但不能完全同意。这对于你自己的付出和坚持，以及他人的帮助，有一种刻意的回避。作为创作者，特殊性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一开始面对这个故事是紧张的。我害怕我不理解，更害怕我假装理解她真正的处境，就像麻赢心成为导演前做过的最多心理建设是，不要假装当导演。过去一个月，我们长谈了几次。在谈话中，麻赢心几乎不喝水，避免上厕所，也常常需要将双手撑在轮椅扶手上，抬起身体放松。北京的深秋，日照变得短促，每次聊完我都坚持和她一起走回家（她并不需要），黑漆漆的傍晚，我一路走得心惊胆跳。一个坐轮椅的人回家的困难，我刚刚有所察觉，而一个坐轮椅的人如何拍电影？在麻赢心和顿河的讲述后，我才建立了这种想象。顿河记得，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麻赢心开始发高烧，每天烧到40度，她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吗，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在里面。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会面对这样的情景。”顿河说。而当影片完成，他们或许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实现无障碍拍摄的剧组。对双雪涛和顿河的采访，我本想作为外围信息的补充，但意外发现，他们并不了解麻赢心的个人故事，也在刻意地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担心过溢的同情心，会对工作造成干扰，“我的原则是把她看作一个正常的创作者，我也强迫自己这么去认知。”双雪涛不停地对她说，你要掌握电影的各种技术，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拍下去。麻赢心以最大程度的自我袒露，也可以说是冒险，对我敞开讲述了这个故事。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在坦诚的叙述中，麻赢心说，她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故事。我决定讲自己的故事三岁遭遇车祸后，我开始坐轮椅。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是不能走路的，对于身体状况，我没有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但人生蛮长一段时间里，我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家人和朋友也在帮我营造这种环境，无论我自己还是他们，都会避免使用残疾人这个词。他们会使用更软性的描述，比如我有一个坐轮椅的朋友，或者我有一个朋友行动不太方便。今年有一个挺重要的时刻，参加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一个视频采访，有个问题是，作为女性导演，你会不会倾向于拍女性题材？我说，其实你不会问一个男性导演会不会倾向拍男性题材，就像我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就要拍残疾人。这不会是我的创作初衷。那天是我第一次，突然讲了这个词，而且是面对镜头。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讲完我自己也吓一跳。电影节对于有一个残疾人导演这件事情是没有准备的。剧组一起走红毯，在后台我突然非常紧张，冬雨很快就注意到，和我开玩笑，分享她过往的经验。我说，一会儿你能不能拉着我的手？至此冬雨就当成了任务，中途偶尔有人打招呼，她都会跟我说，姐你稍等，我马上回来。整个候场的过程，她就这样一直拉着我。红毯走完，主持人最后说，祝导演早日康复。下来后，宥浩很紧张，立刻问我，你还好吗？他很怕我受伤或者心里有什么波动。好多人见到我，第一反应都是，你怎么了，受伤了吗？大家觉得我只是暂时的状况，不会认为我是一个终身需要坐轮椅的人。《鹦鹉杀》剧组走红毯主办方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要沟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规划无障碍路线。我和顿河说，要不就算了，顿河说不行，这个事情不只关于你，我们需要让电影节知道有可能会有一个坐轮椅的导演，如果我们提出要求，将来他们可以做得更好。我在想，可能随着我的生命经验增长，我终于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个词放到自己身上。因为这样对我自己、对其他人都可能是有意义的。我不能再假装我不是，我就是。某种程度上我、双雪涛、顿河我们仨都挺莽撞的。我们迅速进入工作，没有一个过程说坐下来聊聊我的人生。他们也没问过我的故事，演员也是如此。我觉得他们在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合作是出于你写了一个好剧本，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特殊的人。但我相信它一定扮演了一部分角色，因为我就是特殊的，如果我不是这个状况，也许和雪涛第一次见面，他不会留下那么深的印象。确实很少人真正了解我的故事。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过于敞开，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我和身边的朋友也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在一起，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朋友、一个在和命运搏斗的朋友。我有意地让自己轻盈一些，多数时候是快乐小狗的样子（笑）。《鹦鹉杀》上映期间，宣发团队也支持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要求说，导演你快出来讲讲自己拍摄的艰难。只有一次他们想要发导演幕后花絮，我说我希望这个东西不要发，他们立刻说好。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布，观众无非两种反应：一种是导演好辛苦啊，我们要支持这个电影；一种是电影拍得好不好，与拍得辛不辛苦有什么关系呢。这两种声音都不是我们需要的。在决定做这次采访前，顿河稍稍劝了我一下。顿河是第一个对我说“我希望你成功”的人。这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表达，我更常听到的是希望你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顿河所讲的成功，是一种体验，他坚持让我走红毯，参加一些party，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但他说，我希望你去体验一下，什么都体验一下，我希望你可以和其他人有一样的渴望和追求，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不能有这些呢？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再敞开一下？以及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些事情之后，也负有一定的公共责任？我回想，我也受过他人诚实讲述自己故事的激励，我看过阿莫多瓦讲，他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长大，是少数群体，一无所有地到达马德里，但他想拍电影。如果我没看到他们的故事，我可能不会觉得我也有这些可能性。或许我的故事也有可能给大家建立一个残疾人的新形象，那么我的自尊心是不是有必要高到这个程度，高到我不能去做一些也许对他人有些意义的事？我也有受到章宇的启发。我和他一起工作，他不会掩饰自己对一个事情很在乎，也不会掩饰自己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一句台词，他会想很久，和我反反复复地讨论，还会告诉我整个琢磨的过程。我过去的人生总是希望表现得很轻松，我对一件事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度过了很多忐忑的时光，但我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我没怎么努力和煎熬，我写了一个剧本，运气特别好，然后电影就拍出来了。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不表现得很努力，最后失败了就不会显得很丢脸，但勇敢的人应该像章宇那样，不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如果我现在决定尽可能诚实，那为什么唯独对这个部分不诚实呢？我们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私人的，某种程度上比我与生活日常里所有认识的人的对话都更私人，而且这些私人对话最终会面向公众，我也在进行着一场新的人生体验。双身记《鹦鹉杀》是一个有趣的、但有缺憾的作品，它和我一样。顿河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不兴奋的新人导演。因为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没有显现出太多的兴奋，也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沮丧，但其实在我的心里，《鹦鹉杀》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我漫长的、痛苦的人生里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宥浩见过我哭，那可能是这个项目期间我唯一一次哭。我们两个人聊剧本，聊了四个小时。聊到最后，人放松下来，讲到自己的事情我就哭了，他也跟着哭。麻赢心和张宥浩我对他说，我刚回国准备《鹦鹉杀》时，出了一次车祸，所以整个电影筹备到拍摄的过程，我都是骨折的状态。那天我叫了一辆无障碍出租车，轮椅可以直接开上去，路上突然冲出一个人，司机紧急刹车，我摔下了轮椅，把腿撞骨折了。到医院后，医生说，你可以做手术，把骨头接上，但是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正常人需要走路，你又不需要，你何必做这个手术。医生讲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没有要伤害我，但是这个话在我听起来，它始终有一刹那让我很难过，就是客观来说这件事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些分别。说着说着有点伤感，我就落泪了，宥浩在旁边大哭，哭得比我还凶。我第一次和人这么坦白地聊我的身体，我们迅速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信任和联结。宥浩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拍《鹦鹉杀》我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利用”他柔软的部分，最终在故事里再把这份柔软毁灭掉。我知道以我的状况，拍摄会很难，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想太多，开弓没有回头箭。勘景时，我的制片主任和我说，导演你别担心，中国两个制片主任可以把泰坦尼克号给你打捞出来，你这个情况算什么。麻赢心在拍摄现场他们发明了很多方法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拍许照家（张宥浩饰演的角色）的戏份，主场景在二楼，没有电梯，美术指导黄家伦就在楼外面搭了一个简易的电梯，我可以坐着轮椅直接上去。但有一天拍完，天已经黑了，我怎么都不敢上那个电梯，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还特别晃，我又有点恐高，最后是导演组同事把我抱下楼的，楼梯特别窄，他们抬轮椅也很困难。第二天开工前，我去找美术老师道歉，我知道他花了很多心力，做过很多测算，而且我相信我肯定是安全的，但人在那种境况下就是会恐惧。他说，导演我明白，我今天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把电梯放到天井里，天井空间很小，这样你不会担心电梯倒，更有安全感一点。拍山上的戏，山路狭窄陡峭，四五个人抬我上去，旁边就是山崖。大家一路和我开玩笑，说平时抬机器就是这么抬的，导演没有机器重。还有去小岛上拍摄，其他人拍完可以坐快艇回去，但我没有办法上去。后来我是和装拍摄器材的船一起走的，船在海上不停地晃，晃到我觉得今天可能要死在这了。当我终于到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远远地看到有个孤零零的人影站在岸边，是顿河在等我，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说。那其实是我们合作关系的一个缩影，他是最终站在那里等我的人，是为这个项目托底的人。顿河没有向我提过他等在那里，但他提到一个背景信息：通常来讲，导演和演员完成拍摄，会是最早离开片场的人。但麻赢心只能等所有工种都收拾好回撤后，再和器材一起回，“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所有人都走了，只有导演要等着。”前期去小岛勘景，美术和摄影踩完点，麻赢心坚持要自己看一次。顿河说，他能明白那种感受，就跟所有人说，我们想想办法。后来他们让导演坐在船舱前，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在后面扶着她，海浪很大，水扑打在人脸，他们只能这样减少晃动。我35公斤，轮椅50公斤，从我落地北京到完成路演，这700多天里，我们的执行制片人赵宁无数次把我和轮椅抱上抱下。因为他是男性，和我妈妈抱我不同，他还要确保我不会感到不适。在找不到无障碍车的小镇上，他还买了升降台，自己改装。后来，“无障碍”就成为了他的条件反射和工作意识，到任何地方，他都会先去看看轮椅能否通行。除了这些困难，拍摄难度主要是体力，我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平时在家，我可能坐一个小时，躺一个小时，身体在不断变化中舒展，但是在片场没有办法。趴在床上是我最舒服的写作姿势。我一直觉得我坐着写东西脑子供血不够。如果我趴着和你采访，我可能也会说得更好（笑）。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我突然高烧，每天早上起来烧到40度，吃完退烧药，能短暂地压下去，保持几个小时的清醒，我就在酒店看监视器，通过对讲机远程指导，一般中途又会烧起来，我就再吃药压下去。第一次拍长片，我的精神过度紧张，身体太疲倦，造成免疫力下降，还有一点是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任何进度。整个拍摄期，我基本不喝水，因为我上厕所需要离开片场，去到专门的车里，一来一回至少20分钟。导演暂停半小时，整个拍摄就要推迟，所以我不到极端情况不喝水，尽量每天从开拍到收工只去一次厕所。我上学期间也是这样，我很习惯控制这些事。那一周，顿河也很紧张。我们在封闭的东山岛拍摄，医疗条件有限，他一直问我，要不要立刻离开去厦门，去北京。他后来告诉我，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知道自己可以熬过去，我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时刻。但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周，幸好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所有人非常有默契，而且因为我不在现场，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情绪，导演不在，我们得努力。后来冬雨的妈妈告诉我，那几天，冬雨会花更长时间做准备，她说，我希望拍得快一些，这样导演可以早点休息。杀青那天，我觉得我必须到现场，否则拍摄像在沮丧或遗憾中结束的。我多吃了一颗退烧药。最后一个镜头拍完，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很不舍得。章宇在对讲机里说，喊吧喊吧，早晚要杀的。那周，剧组还放了孔明灯为我祈福，上面写着，此刻就是永远。投入《鹦鹉杀》两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具体去看，有很多非常痛苦和艰难的时刻，比如我有两个月腿打着石膏不能洗澡的生活，但留在记忆里的反而是喊杀青的瞬间、顿河等我的瞬间、宥浩哭的瞬间。我觉得人生就是瞬间，我们都在想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些瞬间，而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瞬间，它把那些非常美好的瞬间给凝结起来了，并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结果，我任何时候都能打开再看一看。茫茫人生好像荒野。我的人生总体、始终是这种感受，并不会因为我做到了一些事，这种感受就发生变化，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瞬间，我觉得都很有意义。我还记得，我和章宇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本他最近在看的书，我想多了解他一些。他买了一本新的送我，那本书叫《双身记》。他当时还写了一句话，我希望你的电影成为你的第二具身体。中间某一版剪辑完成时，我第一次看到《鹦鹉杀》的全貌，我对章宇说，我的第二具身体还不错。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打破它的渴望就越强烈《鹦鹉杀》上映前，李雪琴曾发过一条微博：“我小的时候，爸爸总是带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跟他们家的儿子一起玩，直到现在每次路过他们家的老房子还忍不住看一眼。我知道他们家有个姐姐，聪明，有才华，我爸经常说你要向她学习，但是我从来没碰见过她，只跟弟弟一起偷偷玩过姐姐的电脑。多年之后我在北京见到赢心，朋友介绍她说跟我是老乡，我非常惊喜，聊着聊着我发现她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常听闻但从未谋面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姐姐。”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时候，我最早的意识是，长大我可以成为作家，这也是周围人对我的未来最大胆的想象，成为张海迪，成为史铁生。雪琴说，她从小听我是“别人家的小孩”，其实是以我的状况，我只要出现，大家就觉得你是别人家的小孩，不需要特别优秀，大家就已经默认你很棒了。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蛮自由的，家人对我没有太高期望，我姥爷甚至一度不希望我上学。他一直对我妈说，她这样的状况为什么非要让她上学呢，她上学好累的，让她在家里玩就好了啊。直到有一次我们回老家，看到一个乡村小学，学生们在上课，我说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就旁听了一节课。家人发现我在课堂的环境是舒适的，感兴趣的，回到城市后决定让我上学。那时我已经9岁了，直接上了三年级。上学后，我的生活半径还是很小，娱乐很少，所以我的兴趣投向了看书、看电视剧、电影。我可以非常自由，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我会一直看到电视台都没有节目了，哪怕第二天要上学，我妈也不会管我几点睡觉。为了看一个喜欢的电视剧，有时我会装病，而我请假又很容易，只要跟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有点不舒服”就行了。我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对我非常慷慨。1998年，小学六年级，我有了第一台电脑，我可能是我们那个东北小镇最早有电脑的人之一。那时学校开了微机课，但不能上网。回家我就提出，我想要一台电脑，我要上网，上网能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家里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大，决定商量一下，最后还是给我买了。雪琴说她之所以一直记得她来我家玩，就是因为我家有电脑。上网之后，我可以看任何我想看的电影。当时有一些付费网站，几块钱看一部，和网费一起结算，我记得有一个月，我爸收到了一张两千多的帐单，他说，你真的看了很多啊，但并没有生气。那时我还看了大量的体育比赛，在体育论坛里交到很多不同年纪、不同国家的网友。体育比赛的戏剧性和电影很像，最终都是故事，一个人、一支球队，经历高峰、低谷、如此接近成功和失败，有无可奈何的伤病，有人生的痛苦，所有这些东西全在里面。总体来说，我的童年是明亮的记忆。那时，我作文写得很好，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想把它打破的渴望就越强烈。我想体验更丰富的生活，而写作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体验，在房间里就能实现。当你不能到达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个更大的世界。写作也是我最初的、唯一能够得到的体验。但进入高中，我开始了漫长的高烧，每天我只能上两节课，然后回家，没什么别的办法，我妈就给我打一剂退烧针，第二天又继续烧起来，这样的日子很长很长。如今我是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很容易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或许就和我人生有大量的时间在发烧有关。当身体不断发烧，人是没办法得到自由的，生活、学业，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反复中断，有大量的时间我只能卧床，电脑放在床前，里面是我所有的生活。我常常烧到全身发抖，牙齿打颤。发烧源于感染，那时起我腿上有个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自后有近十年，每天需要换药包扎。最开始几年不停感染，后来身体好像习惯了，不再发烧，但是伤口还是不愈合。家人带我看医生，找偏方，但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一直到我25岁，我下定决心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做了很多功课，最终通过一个大手术，才使创口彻底愈合。与此同时，我还做了一个矫正脊柱的手术。我从小坐轮椅，本身是一个反自然的成长方式，脊柱会侧弯，身体会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现在的身体里，脊柱两边各放了一支钢管，再穿过很多钉子固定。那次手术，我输了3000ml的血，人身体一共也就4000-5000ml，而且我输血过敏，在ICU躺了三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那三天，我好像在做梦，同时有一个模糊不真切的意识，我感觉要不要就这么走了，但一直听到我妈在喊我，我觉得我还是要回来，我得拼命醒过来。实际上我妈并不在旁边，ICU规定家属只能每天早上探视十到二十分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求生意识。两个大手术之后，我终于进入一个身体没有病痛的状态，拥有了一些自由的生活。现在和你回忆这些，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段、一些时刻，整体来说有点像是前尘往事，我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有句话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我稍稍感受不同，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只会是一个悲剧，从我车祸那天起，它就已经是一个悲剧的主调了，这个主调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它。但是当你近看，在那些痛苦的时间里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比如在我不停发烧的那些年里，我还是有交朋友，有追星，有很多试图让生命变得开阔的努力。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最意外的是，手术由麻赢心主导解决，她去搜集资料，想办法，最后冒着极大风险，决定要做这个手术，从而赢得一些自由。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她行走世界的方式。使之发生我人生大部分改变都是自己决定的，21岁，我决定去西班牙读书，在我们小城这是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妈妈并不相信我去得成，但她觉得你想去，就让你折腾一下，不然你可能后悔。2008年，我去北京读语言课程，同时等待办理签证。那年十月，我一直喜欢的西班牙网球选手费雷罗来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我去看了比赛，那天我也在发烧。结束时，我在球场外偶遇了他，我当时自学了一些西班牙语，问他，你可以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那时我非常无所畏惧，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多长时间，不至于说明天就会死掉，但身体确实处在一个极度糟糕的状态。我有了他的MSN，我说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说西班牙吃得好，天气又好，你可以来。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但我真的去了。我和我妈落地西班牙的时候，一共只有2500欧元在身上。我曾读到阿莫多瓦说到一个短句，翻译成中文是“使之发生”。他说，作为没有资源的人，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你只要顺着走，你想要的就会发生。你人生唯一能做的是“使之发生”。我就是这种感觉，你想要让生活开阔一点，你只有使之发生。我父母在我初中时离异，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关系里，我比较像大人。我妈妈是更天真的一个人，也更容易焦虑，我不会和她说我们现在需要多少钱，我都是自己去解决。在西班牙，我们两个人花费很少，但每个月也要七八百欧，所以每个月我一定得赚到这么多钱。我在国内时就写球评赚钱，到西班牙后，我筛选了几家不错的欧洲媒体，给他们老板写了一封邮件，写了我对他们体育版块的看法和建议，我说如果我来做，我会做得更好。当晚有一场德甲的比赛，对方让我写一篇球评，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份工作。我也做过翻译、中文老师、编辑等等。25岁的麻赢心我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跑球赛，做采访，写球评。舟车劳顿对我来说非常累，为了省钱，我不坐高铁，更多选择坐大巴，如果晚上跟完比赛回不来，我会在车站待一个晚上。所有这些，我妈都陪着我，一方面她当然很辛苦，但另一方面，她也很兴奋，能现场看比赛，她非常开心，她总能找到乐趣。我妈无可取代的地方是，我想做什么，她都支持。她不会和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出国以后生活怎么办，她相信我总有办法。在西班牙的头两年，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城市跑比赛。我们会自己带饭。最好笑的一次，我妈带了葱和蘸酱，非常东北的食物，我说简单带点面包就可以了，但她说，不，我今天中午就想要吃这个。我妈就是这个样子，会做非常无厘头的事情。到西班牙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梦幻的事，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费雷罗的网球学校，开在他的家乡，一个南部小镇。我很想去那个小镇看一看，然后我就去了。结果那天正好遇到了他，他还记得我，他提着我的行李，邀请我一定留下来待两天。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天，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那时候真的是小朋友，走之前我还哭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梦幻这个描述都有点小，不知道怎么形容，像把一种想象变成了现实，曾经它于我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我喜欢一个球员，他在一个西班牙小镇长大，我很想去那里看看，后来我真的去到了那里。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体验，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一种持续的暗示，你可以接近你的想象，你可以不断把体验变成真实。其实把那段时间放大，我过得非常辛苦。没有钱，西班牙语讲得不好，身体仍然时不时出问题，对一切感到彷徨。但是在这些彷徨的时间里，我有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而且和费雷罗见完一面，就可以回来高兴好几个月。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直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后来我跑赛事，也经常会去他的发布会。每次见到他，我都心绪起伏，以至于行为怪异（笑）。比如我会假装没看到他，迅速飘走，他经常会叫住我，你在这儿啊。有一次工作中偶遇，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他交了个女朋友，然后立刻开玩笑，你不要不开心哦（笑）。想不想给他看《鹦鹉杀》？如果有一天电影在西班牙上映，他偶然地走进电影院，看到是我拍的，可能这个故事会有更有意思一点。漫长的旅程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写作，从小说到剧本，什么都写，不是为了发表而写，而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写作，我的生命常常变得无法忍受。我有时候觉得能写作是一种幸运，它能让你偶尔离开具体的生活，一方面你需要写，另一方面除了写，你没有任何别的路径了。在西班牙当记者的生活持续了五六年，期间我读了电影研究、表演课程，等书读完，手里有了一点钱，大概几千欧的储蓄，我就拿出来拍了第一个短片。我只有一个剧本，和一个来西班牙读书的朋友见面时（她也是一名体育记者，我们在网上认识并成为了朋友），我提到想拍短片，她就问可不可以看看剧本。看完之后她说，我来给你当制片吧。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制片，但她知道我非常想做这件事。我想，当你特别想要“使之发生”，周围的人也会接收到这个信息，别人也会帮你。按照现在流行的玄学说法，你向宇宙下了订单。我的人生一直在发生坏的事，但一直在遇到好的人。我们在网上发广告找人找场地，在西班牙读电影的安琪看到了广告，决定加入我们，并带来了一些她学校里的朋友，第一部短片《逝言》就是这么完成的。之后，我和安琪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制片公司，慢慢接到一些活儿，我们把工作分成赚钱的和不赚钱的，我们心里隐隐有个目标：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有机会拍电影。麻赢心和安琪20年疫情期间，她们还做了一个B站频道“周末电影派”，解读影视作品、导演和演员（曾有一期关于章宇的节目）。后来，安琪成为了《鹦鹉杀》的声音指导。再过了几年，我们又拍了一个短片《椅中人》，投了几个电影节，没什么水花。直到《鹦鹉杀》，这十年里几乎都是失败的经验。写小说，没有机会发表，写剧本，很多剧本付出的努力和《鹦鹉杀》一样多，但没有结果，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但拍短片还是有意义，你要等待意义被兑现，又过了几年，雪涛看了《椅中人》，他觉得我当导演是有可能的，是值得一试的。结识双雪涛是一个很像电影的故事。那天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而双雪涛完全不记得了），关于他小说里的语句停顿问题，他听完可能觉得我真的读过他的书。活动结束他主动走了过来，他问我在西班牙做什么，我说我写剧本、拍短片。他说，他也有一些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如果你有写好的东西，想给人看看，也可以发给我，然后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当时我觉得是客气话，加上微信后的两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我写完《鹦鹉杀》剧本，我想也许我可以给他看一看。我想他应该记得我，但我毫无把握他会真的看我的剧本。麻赢心拍摄第一部短片《逝言》2019年夏天，双雪涛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书展，其中一站是和一个阿根廷作家的对话活动。他们语言不同，也没看过对方的小说，只能聊聊梅西。观众不多，以老头老太太为主，双雪涛马上注意到了台下的四五个中国读者，人群中心就是麻赢心，“她可以灵活地操控她的车”。最早发到双雪涛邮箱里的剧本叫《东南亚往事》，一个挺大的名字。通过类似情况递到他手里的小说或剧本，他都会看一看。他最初写小说时也苦于找不到展示渠道，“但是赢心这个剧本我确实是从第一场戏开始，一点点读完了，没有速览，真的是读进去了。”双雪涛被其中四人情感关系以及女性心理所吸引，他觉得剧本很有文学性，更像是小说的笔法，但距离实操仍有距离，更像是分场景写了一个故事，停留在一种情绪或假想。雪涛记得，里面有一个鲸鱼嘴一样的电影院，主人公坐在里面看希区柯克的《迷魂记》，“银幕内外，都关于真与假的问题。一个消失的女人又回来了。但你知道不可能（用）嘛，版权费实在太贵了。”在和麻赢心打完一通长长的电话后，双雪涛相信麻赢心可以试一试。一半是判断，一半是直觉，“聊了几分钟我就感受到，她有领导力，非常非常tough，内心深处非常刚强，要不然她做的这些这事，出国，拍短片，都不可能。同时她有很强的饥渴感，她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和小说观一样，双雪涛相信，电影最终是关于人的东西，这个导演是谁，TA就会拍什么样的片子。他把剧本推荐给了与他合作过《平原上的摩西》的顿河。顿河加入后，这个项目开始加速。双雪涛说，麻赢心创作脉络总结起来是“大小谎言”，她写的都是小谎言，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放到银幕上，并被那么多人看到后，小谎言就成为了大谎言。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这么顺利地推进，他们在北京，我在西班牙，我和雪涛见过一次，和顿河通过一通电话。他们的加入，这个剧本从精神性走向了现实性。原来周冉的内心更加神秘莫测，难以捉摸。顿河告诉我说，当你开始拍电影，一切都是物质，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物质的决定，不是一个精神的决定。我常常用放大镜去看很小很小的情感和体验。我认为它们非常宝贵，体验和记忆可能是人最后留下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在增加生命的维度。林致光（章宇饰演的角色）到底爱不爱周冉（周冬雨饰演的角色），我并不觉得是复仇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对“证明、确认了他对我有感情，我就赢了”，或是“让他爱上我，而我不爱他，我就赢了”这样的叙事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个被摧毁了情感的女性主动再开始一次情感体验、博弈，以此重建自己的情感能力，探索自己情感和理智的边界，她甚至允许自己在某些时刻投入、体验自己创造的情境，再从这种情境中抽离。这个复仇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这是《鹦鹉杀》创作中的一个冒险，但我觉得是值得的。我觉得周冉一半是冬雨，一半是我。电影开拍四五天后，有一场戏，周冉在床上哭，说她找到林致光了。那一条我们拍了好多次，冬雨一遍一遍地哭，哭到精疲力尽。我当时觉得差不多了，就喊了停。这时冬雨来到我看监视器的房间，说希望和我单独聊聊。等其他人离开后，她问我，为什么不继续拍呢？我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她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你觉得很好的时候的样子我是见过的，现在不是。”后来我们聊了很久，她说，“我希望你100%地执行你的想法，我接这个戏来到这里，就是来让你100%执行你的想法的，我会一直支持你。”那天我意识到，她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一直在观察。我不是一个会有即时反应的人，但她能够分辨出我非常微妙的情绪。后来，我在拍冬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拍摄方法，我越来越喜欢拍她的脸。我觉得一个人的脸上能显现出如此丰富的情绪是很罕见的，这需要她非常自由才有可能。麻赢心和周冬雨拍摄前在海边交谈雪涛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短篇小说，它应该是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你一定要做到让观众意犹未尽，而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感到有点多、有点长。他说，电影里的时间像黄金一样，是论盎司的。在剪辑室，我们常常围绕某个镜头一两秒的长度取舍展开讨论，但他的落款永远是，赢心你觉得行吗？他一直说，这是你的电影，我们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你的电影。电影上映的第三天，我哭过一次。当时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无论好的坏的，我都比较平静。直到雪涛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有特点的电影一定有缺憾。我一边回他一边哭，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回得很平静。我难过的是，从剧本到剪辑，我和雪涛、顿河进行了很多很多讨论，但最终都是以我的意志为主，我在想，剧本有缺憾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意志较强，我说服了他们。我前两部短片的剪辑指导曾经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拍重要戏份、重要时刻的时候，总是让人物坐着说话。其实他说完我没有深想，后来拍《鹦鹉杀》，包括采访前你谈到“身体与创作的关系”时，我忽然又记起这件事，这可能是非常潜意识里的一种关系。目前来看，可能我拍的静态的戏会超过动态的戏，这也符合《鹦鹉杀》的特质，但之后我会尝试更多动态的戏。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不是用42天拍了《鹦鹉杀》，是用了十年。如果《鹦鹉杀》不够好，那我可以反思、总结、再用一个十年拍出更好的电影。我和妈妈有一次见面，我发现麻赢心编了辫子。出门前，她妈妈说，你上次见人家就是梳马尾，这次换个造型，然后立马给她编了辫子。在西班牙，早期无人交流，憋得难受，她妈妈就自己跑到酒吧找人聊天，对方说西语，她说中文，夹带比划，她也要聊下去。麻赢心正在筹备的下一部电影是一部公路片，讲述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在母亲去世后，决定安乐死。这部戏在文本层面关于她此刻的困惑，在导演层面她要尝试一种更动态更复杂的拍摄。我正在不断地修改这个剧本。但有个前提一直没变，我在想我妈妈不在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我通过写作提前面对这件事，虽然它和真的发生会不一样。但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创作的初衷。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更接近特别亲密的朋友，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对方，我们可以无话不谈。我和她交流过，如果我先走怎么处理，她先走怎么处理，但我们不是哀伤的，我们东北人没有哀伤的习惯，我们是比较平静的，以开玩笑地方式，严肃地讨论。我们会想非常具体的方案。我和我妈说，如果我先走，我会给你留下一笔钱，但是这笔钱我不能放在你那儿，因为你可能无法避免被骗或者是好好运用这笔钱，我会放在两三个我100%信任的朋友那里。如果你需要，你去找他们，但我不能全交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责任会太大。如果你先走的话，你肯定不用惦记我，我可以独自生活。如果我觉得生活太痛苦了，或者不可忍受，我也有我的处理办法。2021年西班牙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我可以去做安乐死，我觉得也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麻赢心和妈妈我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个方案没有计划很久，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30岁前我脑海里没有死亡，我觉得人生会无限长。去年我姥姥去世了，我感知到这件事越来越近了。我对死亡的恐惧小于我和妈妈分开的恐惧，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但是多数情况下它不会发生。我的第一台电动轮椅是我姥姥买的。有了电动轮椅，我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我可以一个人出门，去更远的地方了。我现在这台轮椅，已经陪伴我十几年。在拍《椅中人》时，男主角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导演，我把轮椅借给了演员。我很喜欢轮椅后背上的单词karma，它的意思是“因果”，不是我们常说的因果，而是佛教里的“业”。这个词很有意思，接近某种本质的东西，行动，契约和命运。我每次出门，我妈妈都会送我下楼，送我过完第一条马路，再一直目送到她看不到我。后来我读史铁生《我与地坛》，他写到他去地坛，“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这两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是重合的。他写道，妈妈知道他身处巨大的痛苦中，需要给他空间让他出门，但她同时又害怕，会不会哪次出门他就了结自己了。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的。人在二十几岁时只能看到自己的痛苦，可能近十年，我才理解了妈妈的处境，我终于看到她的痛苦了。我妈妈其实原封不动地和我讲过一样的话，“要是我能代替你就好了。因为你想做的事情那么多，而我没有那么多事情想去做。”我有时会在生活里的某个时刻突然想到史铁生写母亲的话，它时刻提醒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儿。我看《让娜·迪尔曼》（拍摄了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也会想起我妈妈，我今年37岁，她为我做了37年的饭和家务，这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我有时候想，某种程度上一个生命是在“吃掉”另一个生命的。但我妈妈不是一个悲情的形象，任何时刻她都不是。她的底色是痛苦的，日常是轻松的。她不去想这些，她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处理。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如果是一只受伤的小狗，她也会照顾它37年。无论是史铁生的妈妈还是我妈妈，她们都非常乐观和勇敢。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那个遭遇不幸的人不会有“走出来”的机会。她们不是用观念来支撑你，而是用无条件的爱，才让后面的一切变得可能。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叫《我丢失了我的身体》，主角是一只断掉的手，它要和一个男孩重聚。男孩遭遇了很多厄运，他觉得一切都如命定，但到最后他突然想要跳一下，命运都不会知道他要跳，因为这是无理的动作，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喻的事情。这一跳是他的自主意识，是他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他和命运的搏斗就完成了。我也跳了，自不量力地，莽撞地。稍稍再多一点理智，你就不该那么做。但你知道你正常走，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买第一台电脑是跳去西班牙是跳拍第一个短片是跳拍《鹦鹉杀》是跳在真实发生那一刻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不是那种很确信我一定能做到什么的人，我不确信，但是我会往前走，我总是想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就像你刚刚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体验？我基本上没有不想的，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放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去试一试，如果我不抓住，我的生命会变得很可怕。如果我没有跳，我可能仍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放着蓝色电脑的房间里。我的父母常讲，你一辈子不工作也可以，我们家还有两亩地，总能吃上饭。想到这个，我是害怕的。但这不是一个阶级叙事，我并不认为那是失败的生活，而是那样我能得到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是什么？我虽然生活在家乡，但事实上我又不完全生活在那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看电影，我活在另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如果我不能够去到屏幕中的世界看一看，我会觉得很残酷，甚至比没有看到过更为残酷——你明明看到了，但身不能至。去西班牙小镇好像是一个追星的故事，但那是我第一次企及我脑海里的世界，那个世界几乎像是虚构的，我像跳进兔子洞一样跳到了里面。它把你的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你的生活变大了，同时你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很艰难，会摔伤，会付出代价，会过上漂泊的生活。直到此刻我仍在犹豫要不要把下一部片子的主角写成做轮椅的人，与我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几乎同时发生。写之前，我没有设想过它是我的故事，写的过程中，它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故事，写到最后它一定又不是我的故事，但从根本上，它一定是我的故事。我没有经历过杀猪盘，但《鹦鹉杀》是我的故事。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一个剧本和我的联结是什么，而是在我不断写、拍再到剪的过程中找到的。当电影完成了，我跟它的关系也完成了。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很远很远的世界有一种想象。其实没有比电影能更具体地建立这种想象了，所以我最终走向了电影。我也没想到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的故事。我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另一种生活召唤了，或许不是“另一种生活”，是“另外很多很多种生活”，可能在某一个平行宇宙，我去了更远的地方。

当女孩拥有兄弟，她的资源是否会被剥夺？她的信心是否会降低？这是一个存在于争论中的话题，我们有时能见到这种现象存在，却缺乏一种科学的事实语言去描述它。一项即将在知名国际期刊World

《河边的错误》是导演魏书钧的第三部电影，上映九天票房超过2亿，是今年目前最卖座的国产文艺片。电影改编自余华写于1987年的同名小说，是余华先锋实验的代表作品之一。魏书钧不是第一个想要改编《河边的错误》的导演，余华曾坦言，《河边的错误》是一个影视改编陷阱，先后有四个导演和制片公司试图改编该小说，但都放弃了——张艺谋也想改编《河边的错误》，但因改编难度大，改拍了《活着》。魏书钧是第五个。余华有三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分别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河边的错误》，我们邀请梅雪风分析《河边的错误》对原著的改编，以及余华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电影和原著的区别先聊聊《河边的错误》。其实电影的结构可以简单粗暴地来理解：马哲进入梦境时看到局长穿着一件红色的西服，就是导演特意给梦境场景打上的暧昧却显著的水印。其后所有带有红色色块的场景，都可以理解为幻想场景。为了强调这种幻想和真实的区别，魏书钧特意用两个几乎一致的场景做了细微的强调，也就是马哲去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前一次，他看到了局长的椅背上挂着一件和他梦境当中一样的红色西服，这其实也在已经在暗示他所谓的醒来，只不过是他梦中的一个假象。而后一个差不多的场景，是他去汇报他杀了疯子时，那件红色的西服不见了，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场景。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理解，影片的结构其实相当清晰。现实和梦境泾渭分明，现实当中，社会对于凶手束手无策，办案人马哲则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梦境当中，他则枪击疯子，并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三等功，且顺利地诞下了孩子。梦境的圆满结局，现实的黑暗无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是在影片的开头就已经给出了的：那个代表着马哲的小孩沉浸在他的警匪游戏当中，但当他打开一项通往真实世界大门时，才发觉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废墟。《河边的错误》剧照这种对比还体现在，影片中人物的常规生活和他们的真实精神世界之间的强大差异。幺四婆婆和疯子之间，那看似人畜无害的相互取暖关系，其实有着虐待与被虐待这种类SM关系。在马哲的梦境当中，婆婆跪着蹶起屁股，然后说出的“死亡太美好了，可惜只能死一次”，这样的话语明显亦有所指。现实中的鞭子，以及屋子的鞭痕，则让这种怀疑越发振振有辞。而王宏的地下情，以及许亮的异装癖，以及马哲的有先天智力缺陷的还未生育下来的孩子，也是这样一种对比关系的产物。这种从影片结构到人物状态的对比关系，一起构造出一种强烈的表面上的正常与内里的压抑与疯狂这样一种分裂的社会和精神图景，表面上案件的顺利解决与内在的悬而未决几近崩溃，则是某种集体性的精神危机的象征。简而言之，影片花俏玄虚的外表里面，实际上是坚实的现实主义质地。而这种现实主义，也是这部电影版与原著之间的最大分别，也可以说是导演魏书钧与原著作者余华之间的巨大区别。余华原著中罪恶的来源是无据可查、飘忽不定的，而在电影当中虽然模糊却有着强烈的蛛丝马迹。前者的所有的人物都是抽空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前史，而在后者当中都是具体的人，有着他们具体的困境和挣扎，以及秘密。对许亮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示出这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余华的小说当中，许亮是一个受迫害妄想狂，第一个受害者出现时，他就认定自己嫌疑人的身份无法被洗脱，到第二个受害者出现时，他向警察袒露自己又出现在凶案现场，其实他根本没在。到第三个受害者出现时，他开始主动出击，向他的邻居广而告之他的倒霉经历，他言之凿凿地确信自己去过现场，而这还是他的臆想。他显然无法接受命运的不确定性，于是，他主动创造了确定性。他主动承认甚至是编造自己就在现场，这样他就不会再有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他亲自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杀人嫌疑的证据链条，然后一死了之，彻底摆脱了世界不确定性对他的残酷折磨。相较而言，在魏书钧的电影版中，许亮的自承其罪，是害怕他的易装癖这个隐秘爱好被发现，于是采取的转移视线大法。他情愿因为杀人而被捕，而不愿意这个丑闻曝光。当马哲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地替他排除了杀人的嫌疑，因而他易装癖的秘密泄露时，他选择了在马哲的工作地点跳楼，以死来表达他对马哲隐晦却坚决的愤怒。余华小说当中，这是真实的杀人犯无动于衷、而无辜的人却畏罪自杀的莫名荒诞，而在魏书钧的电影当中，变为了尊严受损的以死反抗。在余华的小说中，疯子似乎是偶然和无常的代言人，他随机选择那些被杀者，三个受害者其实并没有什么一致的关系，如果说婆婆是他的抚养人，那个小孩是杀人现场的目击者，这还有某种因果律存在的话，那第二个受害者则完全是个路人，他的死完全出于残酷的随机率。但在魏书钧的版本当中，虽然说疯子虽然神智不清，但他的杀人对象确实有选择性的，他有步骤地杀害了第一次凶案现场的目击者。所以片中的主角马哲对抗的不是命运随机性的不可抗力，而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带着疯子面具的一个超级杀人狂，他以他不可理解的明确逻辑，按部就班的清除历史现场的所有人。《河边的错误》剧照余华的小说中，马哲的崩溃是对命运无指向性的随机率的厌倦和绝望，魏书钧的马哲的崩溃，是因为他的调查导致了更多人的无辜死亡而产生的过大道德压力。魏书钧的电影里马哲的崩溃来源于意义之重，而余华小说里马哲的崩溃则来源于意义之轻。魏书钧拍的是惨烈，而余华写的是空洞。魏书钧拍的是所有悲剧里面的隐秘联系，而余华写的是这个世界里所有的联系都是自作多情。余华讲的是在巨大的荒诞面前人类那些难以理解的愚行，魏书钧的这部电影则体现出的是对那些身处在隐秘泥潭之中的少数派们深切的同情。简而言之，除了基本的人物设定和基本的故事走向之外，实际上整个故事的意涵天差地别。当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我们无法从中分出高下。但不得不说的是，魏书钧的改编完美地避过了余华小说里一以贯之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余华的暴力和悲悯余华小说无时无刻都在讲述暴力，其中最大的暴力，是历史的无常进程，这在他中后期的小说更为明显，而在前期，这种暴力来源则更为抽象，

今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也是我国传统的敬老节日。我们想讨论一个跟老人相关的问题：当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一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今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为此，我们邀请旅日作家苏枕书撰写此文，分享她多年在日本京都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人之事，我事之师，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值得作为镜鉴。老龄化不断加速的社区自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盒礼物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町内会，又说一年会费三千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町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町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町”为单位，组织町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近年，由于独居住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町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七成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入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町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钤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町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町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七成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气制品”，“本月一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樱花盛开的季节，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六十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急求二手房，安全安心，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想在京都长眠么？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时不时收到的葬礼广告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盈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还经常看到“通所介护”（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介护”。专业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她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她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每年九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29.1%（日语称“高龄化率”），较上年增长0.1%，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零990人，占全市人口的28.5%，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3.5个人里就有1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23%。无论是在京都生活十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忙于“终活”的老人们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実家じまい”，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実家じまい終わらせました！），目前已加印十次。她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她父母早已去世，自己长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她，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尚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买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十分之一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她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她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祭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她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木葬、散骨（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病重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就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常提起“终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她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地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mercari”（メルカリ）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京都闹市区的廉价二手和服店，多数来自老人的库存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她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连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终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后来专门找公司作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她说。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35.6%的东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策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终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她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意定监护人（日语称“任意後見”），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她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当然，有余裕思考“终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年金、退休工资），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87.45岁，男性81.41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8%上调至10%、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0.001%至0.02%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0.002%。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NISA），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NISA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订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上生存下来。等待公交车的老人们老而无休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阶级）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中译“下游老人”），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十多年来，NHK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七成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69岁占50.8%，70-74岁占33.5%，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六十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怎么办呢？就办吧，人生就是这样”听完冯海宁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吧

“如何看待名校毕业生近七成选择体制内工作？”“你支持单身女性冻卵吗？”“关于堕胎，生命权和选择权哪个更重要？”“你是否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你可能很关心这些社会议题，想和别人谈谈它们，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场合可以开口。在网上，你担心被网暴，在饭桌上，谈论社会议题又过于严肃。近两年，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公共生活”的东西？今年夏天，我前往成都，想看看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如何生长出来的。据说野梨树是成都精酿最好喝的书店，到成都的第一晚我便打算去野梨树喝酒。书店很不起眼，周边是三家按摩店，暖黄色的招牌上写着Book&Brew。店里正在举办开放麦，有几个演员是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有一个男孩忘词了，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忘词。书店坐满了人，可能有二十或者三十个人，面孔都挺年轻，我迟到了半场，只能站在门口，几乎刚好能放上两只脚。还有一些人聚在门口聊天，他们都互相认识。疫情之后，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过去一年，在朋友圈、微博我不时会看到关于成都的活动海报（海报很漂亮）、活动现场以及聚会的照片，照片里除了成都本地的知识分子，总有一两张来自北京的熟悉的面孔，我隐约觉得那里在发生什么。我想知道这些书店和活动是如何生长出来，又塑造了怎样的公共生活。野梨树是其中一个代表，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喜欢这里温暖的氛围，墙上贴满了这一年的活动海报，五花八门，从历史、社科到音乐。老板是个男的，但是“不是那种顺直男”——一个同性恋男生说的，对女性友好，厕所放了卫生巾和卫生棉条。4月，国际新闻记者王磬从欧洲回到阔别三年的中国，在野梨树做了一场活动，活动没有主题，也没有时长限制，主持人介绍完她之后就喝酒去了，留下嘉宾和观众面面相觑。王磬开始询问观众，为什么来参加活动，最近怎么样，就像朋友聊天，然后很自然地交流起这三年的生活经验，有的人说哭了，有个观众带了蛋糕，大家吃着蛋糕，唱着歌，从傍晚聊到深夜，留下来的人干脆去吃夜宵。凌晨三点，王磬才回到酒店。野梨树刚开业一年多，老板叫朱彦，今年29岁，染了一头黄发。去年3月，朱彦辞掉工作，彻底闲了下来，开始思考接下来他该干些什么。也许可以找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他也很合适，不过成都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少，大部分工作地在北京、上海。朱彦朱彦一直很喜欢文学，他打算留出整块的时间完成一部十万字左右的长篇。他有一些积蓄，不过为了省钱，他打算回湖北老家。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在老家长待过，他想这将会是一段惬意且专注的关于写作的生活，至少出发前他是这么以为的。落地武汉之后，他被隔离在酒店。他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和状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知道这本书泡汤了。隔离完他就定了回成都的机票。那时，他还不住在成都，而是住在明月村，离成都市区大约九十公里远。明月村是一个艺术家村落，是近十年兴起的用艺术、人文进行乡村振兴的典型。朱彦在那里负责一个两百多平米的空间，卖书、做活动和展览，接待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和艺术家、政府对接。他发现自己很擅长做这些事，和书打交道也让他觉得自在。对朱彦来说，开书店的想法萌发得很早，不过总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去做，这也很平常，年轻时候的想法会不知不觉被生活的惯性所淹没。但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就是现在了，现在就去做，不要等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乡村生活产生了厌倦。2016年，他读了一些书，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记录了作家在湖边的隐居生活，那种自然朴素的生活十分吸引他。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一句话：“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动物，只有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通过与人交谈，人才具有理性，离开了城邦生活，人就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他想真的是这样吗？在神与兽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第二年，他离开成都，去了浙江丽水的一个村庄，参与当地的民宿项目，后来他做的事情都和文旅相关。有六年的时间，他游荡在浙江和四川的乡村。到了去年，他有种回归城市的迫切感，如果要开书店的话，这当然是必须的。还有一些细小的现实的烦恼，比如当他想吃一碗日式拉面或者看一场演出，就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成都。他和村里的朋友聊，问她你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最让你觉得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女孩回答，她喜欢做美甲，但是村里没办法做，她不得不每周坐车到城里做。是的，就是美甲。在决定开书店之前，他去找了一些做书店的朋友聊，得到的建议都是不要开书店。他在成都二环边找了一间五十多平的门面，花了两个月装修，在家具厂定制书架和桌子，最重要的是酒，在开书店之前，朱彦喝过一千多款啤酒，在书店行业估计没有人比他更懂精酿了。2022年夏天，野梨树书店开业了，书店的名字取自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野梨树》，这部电影的主角和朱彦的经历有些相似，刚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并为此回到了家乡。我被野梨树年轻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给人温暖安宁的感觉，可能和朱彦的性格有关，他有种和年纪不相称的平和。成都曾有一个记者采访朱彦，稿子把我看笑了，但描述得挺准确：“为了完成这篇文章，2023年的3月我多次拜访野梨树。每次都会与主理人朱彦进行或长或短的交谈。但每次访谈结束后，我的心里常常涌起一股未完待续的缺失感。而这样的感觉在成稿阶段，到达顶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去重听采访录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没错——是朱彦。语言是柔和的——“总的来说，野梨树是一家书店”；用词也是准确的——“开放、公共，是一个大家来共建的文化空间”；你来我往之间甚至不乏风趣幽默——“注意，野梨树倡导的是酒神而不是酒鬼精神。”然而听他说完之后，我的稿子还是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第不知道多少遍重新翻看与他的访谈笔记后，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是朱彦这个人——他没有抱怨。”朱彦希望它的书店变成某种精神性的存在，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里来。具体地说，就是要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今年4月，朱彦在野梨树发起了一个拆除吧台的行动。他觉得书店里吧台圈成的那一小块地方就像领地，这是我的空间，你不能进来，更深层的意味是封闭和自我迷恋。他不喜欢这样。他希望书店能真正地走向公共。他做了一个决定：拆除吧台，把吧台区让步给公共生活。拆除吧台后的书店那天，他和朋友们在吧台上写字、画画，随意表达，等这个作品完成后，保留十分钟，然后所有人拎着锤子把它一起砸掉。朱彦说，这是一次宣告，意味着野梨树从1.0进入2.0，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也更公共，区别就是没有吧台。在成都，我住在武侯区的玉林。我在玉林散步，看见很多咖啡馆、酒吧和成群的居民楼。九十年代，这里住着诗人翟永明，她在玉林开了第一家白夜酒吧，供成都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夜夜笙歌。2017年，赵雷的《成都》带火了小酒馆和玉林西路，游客追随着这首歌涌入玉林。我对成都公共空间的印象也来自于此，但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意图营造更广阔的生活，它们指向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现实的关联并不紧密。2019年10月底，一苇书坊在玉林开业，起初只有一间房，后来又租了一间，两间一共九十平。书店老板叫阿俊，他对一苇书坊的定义是，成都人的公共文化空间，所有人都可以来玩。一苇是成都独立书店中最早开始卖酒的，营业时间从中午到深夜。一苇开业后开始频繁地做活动，不仅邀请本地的作家，许知远到成都，会过去一苇喝酒，梁文道也会去。一苇一年做了一百多场活动。一苇书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疫情之后，成都郊区的敦壩，让线下活动有了另一种风景。2021年夏天，敦壩开业，租期只有一年半。最初人们在那里聚会喝酒，到了冬天，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烤火，炉子上烤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香蕉、苹果、梨和榴莲。有个从广州游荡到成都的男孩说：“这个场景很像薄伽丘的《十日谈》。”众人觉得“十日谈”这个名字很好，要不要真的拉十个朋友过来讲十天？谁都没想到后来敦壩能在一年多内做两百多场活动，等于每一两天就有一场。活动各成系列，包括“灵子观影会”“明亮的对话”和“十日谈”等等。方式也很新颖，比如“十日谈”采用了美剧和真人秀的思路，每季十期，活动连续十天，一季结束之后再策划下一季。第一季的嘉宾都是男性——一个偶然，第二季就请了十个女性，第三季让第一、二季的嘉宾找朋友来分享，后来还做了爱情、历史、艺术季等。“十日谈”总共办了100场。敦壩的活动不设主题，也不限制时间，通常三个小时起步。学者王笛来此地做分享，大为震动，他在澳门大学教书，说在澳门他做读书会也就十几个人，到了成都，来了140多人。讲到十点，他以为活动该结束了，说差不多了吧，结果主持人说，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最后聊到了十二点。今年2月，敦壩结业。我来到成都时，那里已经成为追忆。有天晚上，我和几个年轻人在野梨树闲聊，他们都是活动的参与者，因为参加活动认识，然后成了朋友。我问他们，敦壩制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线下生活？有个男孩说，他之前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参加活动之后，慢慢学会和人说话了，然后顺利通过了一家企业的面试。还有一个男孩，在公共场合讲话，紧张到翻花手，参加了几场“明亮的对话”后，他拿到了“最佳辩手”。西门媚画的敦壩，“纪念那些寒夜中的明亮与温暖”活动策划兼主持人之一叫风哥，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他是四川人，大学没有读完就开始工作，早先在天涯社区做过站长，后来到搜狐做线上社区，之后又在不同的互联网公司任职，直到离开网络媒体。2013年，雅安地震，他去做救灾志愿者，地震后，他在雅安带着川农的大学生在乡村学校教美术课。从那里开始，他找到了一生的志业，教育。我是在那天晚上认识风哥的。他走进来，和所有人自然地打招呼，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我们转场去了一家烧烤店，烤鳝鱼非常新鲜，后来的几个晚上我都和风哥在那里吃夜宵，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模糊的。有天下午，我和风哥在茶馆喝茶，屋外下着大雨。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他在办夏校，这是一个短期的通识教育项目，招了二十多个高中生，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讲授不同的课程，今年一共有11位老师。他顺便策划了一个系列讲座，请不同的人来讲常识，比如什么是社会学？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历史学？我们聊到如今成都相对繁荣的线下生活，他说，成都的线下生活没有中心和脉络可循，敦壩的出现纯属偶然，“敦壩决定开业的时候，租期还有六百多天，到今年年初就要还给房东，那是已经定好的，你留着那个地方干啥，所以有几个朋友就弄了一个酒吧，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喝酒。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不是被计划出来的。”成都的其他空间也各有渊源。有一个现象倒是值得探究，成都大部分的活动空间出现在疫情之后。他提到成都线下活动和媒体人的关系。在成都策划活动、开书店的人很多都是媒体出身，“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我们天然知道什么话题可以吸引人，这是媒体的特点。然后就是找人，这又是媒体出身的一个好处，你天然会认识很多学者。”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我找一个陌生人做分享，简单地说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希望你做什么活动，这个活动会以什么形式做，我征询他的意见，没有任何废话，到我们确定活动时间、地点，总共加起来三分钟。”风哥说，做活动对他做教育非常有帮助，“我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不要刻意寻求对他人的改变。”他打了个比喻，“我们可以把人当成自然界的生物，只要基本的水土气候没有问题，它天然会长得很好，当然有的长得大一点，有的弱一点，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觉得做活动、教育，只是“在盐碱地做一点水土工作。”周六，我去参加了“明亮的对话”。在成都的活动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明亮的对话”。它是一个公共辩论活动，名字取自一本为青年人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这也是该活动举办的初衷，训练普通人进行公共表达。我列举几个过往辩论的议题，你应该能明白它为什么如此特别——“如何看待名校毕业生近七成选择体制内工作？”“马原事件：父母有权决定孩子的治疗吗？”“是否应该抵制一页和乐府的出版物”“张继科事件：s先生和景女士是否应该公布个人信息？”往左滑动翻看“明亮的对话”过往的海报活动主持人是张颖，她出生于1970年，是一名刑辩律师。现在，明亮的对话衍生出了心理学版、少年版、法律版。我参加的那场设在寻麓书馆，“明亮的对话”每个月会在那里做两期辩论，主题都和心理学相关，回应了疫情以来人们对心理学热情的高涨。这一期的辩题是，关系长久的秘诀是求同还是存异？寻麓书馆在一座造型别致的红砖建筑物里，里面有餐厅、咖啡厅、美术馆、书店。房间空旷明亮，散落着长凳和坐垫。我立刻认出了张颖，她穿了一条银色的连衣裙和黄色的高跟鞋，头发剪得很短。她的声音具有亲和力，在活动的开场，她主动和我们闲聊，她问，你们觉得这个议题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她说自己有些困惑。现场约二十多人，分成正反方，第三方是评审，由一个长头发的男孩担任，如果你不想辩论或者拿不定主意，可以加入第四方，成为看客。我坐在了反方。关系长久的秘诀，我更倾向于存异。反方一开始只有四个人，我，一个男孩，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我猜她是个高中生，另一个年轻女孩，她说她在成都考研，备考太闷了，想说说话。正方有十几个人，感觉所有人都去了正方。我们有些孤立无援，随后两三个中年女人加入了我们，没多久又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他在民政局做婚姻家庭辅导，见证了太多夫妻纠纷，婚姻的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极大的努力实现。现场的已婚女性都对他很感兴趣。那场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到最后每个人都发言了不止一次。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合说话的人，但那里的氛围让人想说。2021年冬天，在做了两季“十日谈”之后，风哥发现很多观众不知道怎么提问，也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表达清楚观点，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没有机会去练习。我们的经验实在匮乏得很。风哥决定做一个练习公共表达的活动。明亮的对话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活动。风哥请张颖过来做主持，律师的工作之一就是辩论，约定每周办一次。张颖家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附近，开车去三圣乡不堵车也得50分钟，而且活动持续的时间很长，一般都会超过三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结束是不可能的，经常辩论到凌晨，完了又约着吃夜宵，张颖一想，“开心是开心，但是回去也很晚。”在张颖的观念里，做一场活动很花精力，最开始，她很不习惯，她有律师包袱，她想自己是不是得体现职业上的深度和专业性，毕竟是专业人士啊。还有辩论的技术、技巧是不是也得懂？一个辩题确定了，比如堕胎，光是法律层面就得查大把的资料。真的能做下来吗？我是不是可以投入这么多时间？一个月做一次差不多吧？在最初，张颖是犹豫的。等真正做起来，她发现主持人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在现场，主持人的功能在于明确流程，维持秩序。具体做什么呢？首先，你得保证辩手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自由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在手机上设个闹铃就行了；尽量给予每个人发言机会——但是又不能强制别人必须发言；如果有人插话，违背规则，就及时制止——一般主持人还没张口，其他人就嘘了。做了几场，张颖完全放松了下来，后来，她越做越轻松，观众也放松，活动展现了一种自发的魅力，“它更像是一个共建的活动，我相当于在捐时间嘛，反正每周捐几个小时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我捐掉就可以了。”面对议题，张颖当然有自己的倾向和好恶，但她很少表露观点，因为主持人本身就处于活动的中心，容易成为权威，张颖很警惕这一点，她不希望自己的发言限制其他人。她希望自己尽量隐身。但有一次关于婚姻制度是否会消亡的辩论上，很多人停留在婚姻等于爱情的观念中，对《婚姻法》十分陌生，包括财产分配、子女抚养。她情不自禁地开始给大家普法。同时，她意识到很多在婚姻中她不关心的事情，恰恰是别人更关心的。“现在no，不需要做功课，你可以说我想偷懒，但是它让我很自在了呀。既然你强调这个是去中心化的，那我就不要点评了，对吧，但是也没有禁止我点评啊，我有时候激情点评的时候，大家觉得张律师还是很强硬很厉害的。没关系，我们是率性的，自然的。我也不需要维持一个刻板印象，律师一定就是这样，其实一下子就让我释然了，我不需要过多地为它做准备，我把它做轻了，我才能坚持。”现场带给张颖很多启发，她认为，很多议题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个体的感受可能是更重要的。明亮的对话做过一期“冻卵”，有人谈独身主义，有人谈法律正义，有人谈人类发展，有一个大妈站了出来，她不是那种公共生活的热衷者，她问：“我的女儿是博士后，30多了依然单身，怎么办？”她说：“我很认同和尊重各位的观点，但是我就想解决一个问题，我很爱我的女儿，她处在这样的现状，如果她冻卵，我就支持她。”所有人听完都非常感动。如今，“明亮的对话”成了一个有号召力的活动品牌。有出版社找到张颖，想把活动现场转成文字，集结成书。外界称张颖为“非典型律师”，你几乎不会见到律师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她在自己的律所也主理了一个文化空间，不定期邀请非法律界的人士来做交流。于是很多人对她产生了一个的误解，“都误认为我不做案子了，甚至不做律师了。”法学教授何兵是张颖十多年的老友，基于关心，他非常严肃地告诫她，“非典型律师”的标签会影响她的“专业律师”职业形象，“你的客户看到你朋友圈里的这些活动，多半都会误会你‘不务正业’，至少会在心里嘀咕，你在案子里投入的精力会不会不够。”张颖不过我更好奇张颖的女性身份。在我的认知中，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有相当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侵占，事业上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很多女性会选择让渡一部分社会生活。我好奇的是，一个积极实践公共生活的女性是如何养成的？张颖的经历几乎是我认知的反面。她今年5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2岁生了老大，38岁又生了老二。她和丈夫相恋于1995年，丈夫是一名建筑师。从小，张颖就渴望自由，因为母亲无所不在的管束，母亲对她的教育非常严格，除了学习，不允许她做别的事情，两个人的冲突极大，有一次，张颖实在受不了了，和母亲说：“母亲对孩子不能只解决吃喝就可以了，我们需要交流情感。”张颖后来觉得，她的人生本来没有什么规划，但是母亲指了一条路，她就会选择相反的方向。她顺利地考上大学，终于摆脱了母亲的控制。大学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做副刊编辑，但她想再看看，她想如果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那就很理想，她渴望更大的自由。张颖的丈夫是上海人，性格柔软，顾家，什么事情都听张颖的。成都话用“耙耳朵”形容这类男性。张颖后来在丈夫的公司做管理，类似顾问的角色。丈夫不仅挣钱，而且承担了大多数的家务。等到张颖生完老二，有一天，她和公司的律师顾问去上海出差，聊起来觉得律师的生活状态很自由，问他，做律师有什么要求吗？对方说，你去考个试就好了。张颖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她才意识到她的身体衰老了，一个法条重复十遍也记不住，刚生完孩子腰疼，不能久坐。为了备考，她让丈夫带着孩子到他妈妈家里住，或者去大理度假。面对电脑屏幕，她产生了幻觉，她想象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扭头她就开始吐。40岁，张颖通过司考，进入律所工作，从那时起，她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她参加某刑事案件的研讨会，看见参会的都是男律师，脱口而出：“好遗憾啊，全国影响力这么大的案件，为什么没有一个女律师？”男律师们就说：“这个案子正要开始，我们邀请你加入。”张颖坦白，她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很大程度得益于家庭对她的支持，或者说纵容。她没有经历过女性在婚姻中的压抑。她的性别意识不是很强烈，对自由的主张只是出于天性。她的丈夫，后来还有母亲，把她从繁琐的家庭生活中解脱了出来，她不做家务，不用带孩子，在孩子的教育上，由于童年和母亲的紧张关系，她很少干预他们的选择。我问张颖：“你算不算非典型女性？”她想了想，说：“我可能只是运气好。”在四川大学附近一栋居民楼的顶楼，有一间共享客厅，我在那里听了几场非常棒的讲座，有天晚上看了一部从没听说过的香港老电影。那一层开了几家奇奇怪怪的酒吧，白天大门紧闭，空无一人，露台上的桌椅、墙壁的涂鸦曝露在烈日下，到了晚上，顶楼才热闹起来，酒吧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这些人好像突然就从地上冒了出来。活动总在晚上。于是我进入了一种四川时差，我通常下午起床，然后去书店，或者在街上到处走，到了晚上，这里或者那里在做活动，因此你总能想到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会在活动上遇见几个熟人，比如靓靓。共享客厅所在的顶楼靓靓是个00后的男孩，今年22岁。他之前在河南念大学，专业是法律。结果大学第一学期就碰上了疫情，他非常孤独，找不到朋友可以交流。他在网上交了很多网友，他开始约网友见面。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在武汉，他特意带去了洛阳特产，觉得此事非常重大，后来他去了南京、上海、长沙，见了更多的朋友。但那种状态是漂浮的，他总在不断地离别，然后又陷入孤单。直到去年，他来了成都。他很快就融入到了成都的线下生活中。那些活动内容他已经记不清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他认识了很多朋友，这是一段珍贵的情谊，“我和这些朋友就非常熟了，每周要见很多次，就有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奢望从学校里面获取我想要的共鸣，这些东西我其实是在活动上找到的。有朋友问我，成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成都给了我家一样的东西，我对成都有很强的归属感，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小型的大学，它其实是弥补了我本身对于大学生活的缺憾，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是在成都的各个公共空间实现的。”靓靓打算在成都一直待下去。他租了一个单间，每个月租金750元，然后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工作，够活了。下了班他就去参加活动，“我把参加活动当成休闲，为了第二天更好地上班”。在共享客厅和野梨树，我总会碰见他。成都许多活动的展开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有能力和资源的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蒋金晗是一个知识产权律师，在共享客厅，他做法律的公开课，分享西方古典音乐，还做了一个模拟法庭活动。蒋金晗最初留学美国时学的物理，后在纽约读的法律博士，考了加州律师执照，先后在硅谷、北京、香港、成都生活。他50岁出头，完成了对事业的拼搏，财务自由——在2000年的第一份工作就达到年薪百万。这几年他回到成都，很多精力花在做活动上。蒋金晗说，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青年群体是弱势的，青年人在这个阶段很容易迷茫，“我现在进入中年，我就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很需要大家的帮助，你需要一个表达的空间，你希望找到同类，让你觉得艰难或失落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信心和勇气。”蒋金晗共享客厅的创办人叫唐建光，我们约在下午见面，他的衣着休闲，正在和朋友喝茶，T恤上印着一句话：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第二天，他就要离开成都，去贵州教中学生拍纪录片。他向我解释做共享客厅的初衷：“我们做共享客厅的意义是说，除了自己的私人客厅之外，每个人还需要一个公共客厅。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来喝茶、聊天。最早的目的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我们不出租场地，平时也不对外开放。”共享客厅目前召集了35位会员，这些人都是唐建光的朋友，其中很多是本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使用这个空间，也可以在这里发起活动，邀约其他人来参加，事实上带来的结果是，这里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举办活动的空间。唐建光是四川绵阳人，1993年来到成都，也是一个资历丰富的媒体人。他告诉我，在二十年前，成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部边缘城市”，虽然成都的媒体很活跃，但更多关注的是本地话题。当时全国能称得上媒体或者文化中心的有三个地方，北京、南方报业所在的广州以及以《东方早报》为核心的上海。2002年，他决定离开成都，移居北京，“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北京做时政的、全国类的新闻。”做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很多新闻在重复发生，好像循环一样。2007年，他创办了《看历史》，他认为很多事情应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新闻如果做到最深处，其实是在探究历史。《看历史》的编辑部是成都共享客厅的前身。2011年，编辑部在北京东四十条租了一座四合院，占地260平，有院子、会客厅和天台，正好可以作为活动的空间。会客厅用来放纪录片，到了春夏季节，天台可以做活动，有时候还在天台烧烤。从那时开始，《看历史》做了一系列的活动。“那时候我们认为做一本杂志，一定不是说仅仅在书斋里面写写编编，而是说如何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像《看历史》这样的杂志，我们认为它不仅是个编辑部，而是一个同仁的共同体，我们喜欢历史、研究历史、写作历史，是基于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三年房租到期后，编辑部转移到东三环的一个园区厂房，那几年正是北京房价高涨的时期，房租翻了一倍还多。同时，媒体的网络化大势所趋，纸媒的衰落成为必然，唐建光选择离开，围绕着编辑部的线下活动也偃旗息鼓。去年，因为疫情，唐建光退掉了北京的房子，彻底搬回成都。从纸媒离职后，他的事业转向了口述史和纪录片，他办了一个教青少年拍纪录片的影像训练营，一年几乎都在外地游荡。2019年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2020年也是一个月，2021年是40天，到了2022年，他觉得这么租下去太不划算了。等他再次回到成都，潮水的方向发生了逆转，这里文化活跃的程度超出了他的认知。我对成都的关注始于去年夏天。起初是因为一篇年轻人在成都寻找公共生活的报道，不过更让我意外的是，我的前同事也是那则报道的编辑谢丁，做完这个稿子就辞职了。他离开北京，回到老家重庆，没多久开了一家书店。在去成都之前，我先去了趟谢丁的匿名书店。书店在江北老城的居民楼里，三室一厅带院子，门前有一片空地，周围有几家火锅店、咖啡馆和甜品店。往前走几十米是重庆的九街，相当于北京的三里屯，聚集了重庆最时髦的年轻人。匿名书店的名字来源于一部电影。去年年底，匿名开业，随后成了朋友圈的打卡地，尽管我已经看了许多照片，那两个晚上依然带给我强烈的震撼。狭窄的客厅坐满了人，活动持续到凌晨，结束后人群转移到室外，热火朝天，丝毫没有散场的意思。我处在旅程伊始的激动中，我问谢丁，你们平时都这样啊？谢丁身旁的男孩问我，你是从北京来的吧？匿名书店这是一个好问题。在北京，我很少出门，几乎不会参加活动，如果对某个讲座感兴趣，我就打开直播，根本不需要出门。而活动上，大部分的聊天很空泛，我会觉得那是一个世界，是学术的、智性的或者文学的，而现实是另一个世界。我慢慢走向了一种静默的封闭的生活。有相似感受的不仅是我。2021年，谢丁从重庆回到北京工作，他离开北京两年，依然觉得很多事情正在北京发生，大部分人在往北京走，也许这是他决定返回北京的原因之一。等他再次回到北京，他觉得非常无聊，他住在三里屯附近的公寓，大部分时间他在家里待着、招待朋友，活动范围不超过亮马河，唯一参加的线下活动，是主持一个纪录片展映活动，一个月去了四次。在北京待了一年，他就想离开了。去年5月，谢丁和朋友去成都玩，约唐建光见面，唐建光开始给他介绍成都的活动，他提到了敦壩的主持人之一灵子，灵子也曾是媒体人，曾经在《财新》做编辑，2018年她出国读书，三年后回到成都，正在这里做博士论文的田野。灵子告诉谢丁，她一周去敦壩好几次。到了夏天，谢丁又去了成都，这一次，他去了敦壩，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有十几个人在参加活动，聊到晚上12点，然后去吃夜宵，吃到了早上五点。第二天晚上，他又去了，参加了“明亮的对话”，意识到成都做活动的氛围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在北京，活动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一般主持人和嘉宾先讲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剩下半个小时留给读者提问，嘉宾一般是为了宣传新书，提前打好了腹稿，读者呢，提问不痛不痒。但在成都，嘉宾最少讲三个小时，那种交流是无缝的，有来有往，也是即兴的，真正属于现场。嘉宾随时在和观众互动，观众的热情也很高。他拉来了部门的记者，说我们在成都做一个专题吧，那是他在媒体做的最后一个专题。这个专题让他找到了另一个方向，就是线下。如果说十年前，微博让公共讨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么现在，连绵的网络暴力让人胆寒。最直观的结果是，很多人选择不再发言，安静地学会了闭嘴。到了8月，他和合伙人莫比开始在重庆看房子，直到年底才开成。成都带来了新的方向，谢丁说，匿名书店是成都线下生活的延伸。当谢丁向我回忆最近两年，我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去年夏天我们刚到成都，在成都的街上，走着走着碰到一个熟人，走着走着碰到一个熟人，全是从北京上海来的，那时候感觉北京上海所有和文化有关的人都在成都。你就觉得，成都简直疯了，就是太可怕了，好像世界的中心。”“尤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在网上说话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势必要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来，成都城市很小，在二环内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打车去哪里只要十几块钱，所以成都的线下交往就变得很重要，也会更有魅力。”匿名书店在很多方面彰显了它的公共性。书店的门口挂着一块写着“living

“最能展现个人意志力的不是致命运动，而是一个人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突破了自我的桎梏”50:33

“在上班和上进之间，年轻人选择了上香。”网络段子背后，是近几年掀起的“寺庙热”：雍和宫手串受到追捧、寺庙义工一号难求、寺庙招聘贴点击量动辄10w+……热闹之下，弘鑫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弘鑫，28岁，前北漂媒体从业者，已经在浙江某禅宗寺院工作了两年，吃住都在庙里。最初，我们请他来写这篇文章，多少带着些好奇之心，想了解真实的寺庙工作到底什么样。但看到文章后，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寺庙的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在GQ报道的“别样人生”系列文章中，我们为大家呈现多元的人生样本，也展示对人生一些终极问题的探索。以下是弘鑫的讲述：寺庙的一天清晨5点刚过，许多都市人还在睡梦里，寺院的打板声就响起了。不要小瞧这一块木板，打起来也有讲究，按照《四分律疏饰宗义记》的说法，要打得“创而轻，渐急而重，将欲了时，渐细渐没。”打板之后，鼓楼的钟鼓声交替响起。伴随着这些声音，寺院渐渐苏醒，我也开始起床洗漱，通常在晨钟结束前后便前往大殿外，时而行禅——简单来说，是自然放松地走路，觉知自己的每一步，以步行的方式禅修，时而驻足望着石缸里的荷花，还可以单纯地发呆。寺院钟楼

在大脑中植入电极，远程切换参数，人就能一秒切换情绪。听起来，像是科幻作品里描述的“黑科技”和“未来世界”。事实上，这是上海瑞金医院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用带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治疗难治性抑郁症。迄今为止，医学界仍没有得出关于抑郁症的明确病因，个人体质、体内激素、社会系统都可能是诱因，且高达30%的患者对现有的治疗手段无效。对很多求医问药多年的患者来说，他们是在和看不见的“魔鬼”较量。当生命被不可名状的抑郁感受挟持，人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在体内植入脑起搏器，通过电流刺激大脑改善抑郁。这项手术成了他们救命的选择。与此同时，关于伦理的质疑与担忧接踵而至，当情绪通过外部设备影响，改变的究竟只是情绪，还是人格本身？或许，这是一个“人类始终试图对生命、意志、机器取得某种控制权，同时，也不得不舍弃些什么”的故事。看不见的敌人2021年1月，上海。冬天湿冷的空气冻得吴晓天头皮发紧。就在一小时前，他刚刚剃了光头。为了第二天的手术，也为了庆祝。吴晓天已经患重度抑郁症16年，迟钝的大脑许久没有感受过正面情绪，但当得知自己通过审核，能够做手术时，他竟久违地感觉到一丝欣慰。第二天，手术室，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医生亲自操作。吴晓天的脑袋被固定在一个半圆形金属头架内，结合医学影像，孙伯民准确定位了手术目标——大脑中央靠前，一个影响人情绪的“情感环路”。它们由伏隔核等一系列神经核团聚集形成，横截面形似一对翅膀，左右几乎对称，大概一粒黄豆大小。手术开始了。颅骨顶部被开了两个一分硬币大小的口，避开人脑中错综的血管与重要的神经结构，两根电极被缓慢植入目标中央。每根电极顶端有8个白金细环，一共形成16个刺激触点，它们被期待着，未来可以通过放电改变人的情感环路，改善抑郁症症状。等吴晓天从麻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像个“天线宝宝”。两条电极被盘在脑袋上，需要跟火柴盒大小的临时电脑起搏器连接，做一些简单测试，确保工作正常。第二天，永久脑起搏器被植入到他的右侧胸口皮下，里面的电池将在未来20年内为这套装置提供电力。孙伯民和团队医护人员一起，为一名帕金森患者进行DBS（脑深部电刺激）这项手术也称为“脑深部电刺激”（以下简称DBS）。这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展了30多年，广泛用于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和肌张力障碍等运动障碍疾病。而此次手术的特别之处在于运用了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简单理解为，能够通过连接外部设备，如一台iPad或手机上的App，来调节刺激位置，并记录脑电信号。这也是中国首次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试验。这无疑是一场“豪赌”。手术前，吴晓天签下的手术同意书上，罗列了十几项可能的副作用与风险：出血感染、休克、排异反应、失语、癫痫……前路未卜，吴晓天的母亲跪下哭着求他不要做，但吴晓天坚持，这是他最后一个选择：要么，抑郁症好转，要么，就干脆死在手术台上吧。今年8月，我见到了吴晓天，他的头发已经长出来，梳了个三七分。额头后方7、8公分的地方，有两处淡淡的瘢痕，只长出小绒毛。如果用手摸，才能发现他胸口前有一枚火柴盒大小的硬物——那是隐藏于身体里的脑起搏器。说话时，吴晓天的音量比常人高出一截，常常话未说完，笑声紧随其后。如今，无论如何也没法将他和抑郁症联系起来。但他生命的前半段，其实是个有些黑暗的故事。吴晓天今年32岁，已经患重度抑郁16年。他无法确定疾病从何而来，只能把一些零散的人生片段总结为诱因：9岁时，吴晓天跟随父母从南通来到苏州，因为说话口音不同，担心被排挤，总是很焦虑。初中开始，症状一步步加重。他被老师叫起来读课文，一读，就触发周围的哄笑，他再读，发现自己开始结巴。虽然心里清楚，但就是控制不住舌头，觉得一道菜好吃，但别人却听到他说难吃，他想表达冷，张嘴就说热……十几岁的吴晓天就这样被同龄人标记为“异类”。其实在此之前，他能很快组织出逻辑通顺的语言，也常常逗得周围人大笑，甚至常因为上课说话被老师点名批评。说话曾是种乐趣，但现在这些擅长的东西统统消失，“抑郁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剥夺一个人最珍视的东西。”吴晓天叹息。在学校被欺负，他回家就哭。父亲责问，你一天天哭什么？死了人才哭。父母迷信，觉得晦气，担心他这样影响家里生意。慢慢地，吴晓天哭不出来了。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了一个罩子里，和外界隔音，他喊不出来，外面的东西也进不去。在10多年前，大家还很少公开谈论抑郁症。吴晓天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怀疑自己气血不足，开始食补，用枸杞泡水，吃鱼肝油，像安慰剂，一把一把往嘴里塞。状态好一些，他第一次谈恋爱，女朋友有心事打来电话，他想张口安慰，但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吴晓天生平第一次恨自己：行尸走肉，废物一个。他不甘心，去看中医、吃民间土方，自嘲“神农尝百草”——一碗一碗的药灌进肚子里，最后身体用呕吐的方式向他抗议。5岁时，父母带吴晓天到狮子林游玩，骑在石狮子上留影的他笑得十分开心，那时身后的松树还是一颗幼苗；2023

如果只给你100元，在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存15天，你会怎么做？今年7月，一所湖北的高校召集了一群在校生，完成一场百元生存挑战。他们用尽浑身解数，寻找能够维持生存的工作，15天里，他们经历过拒绝、欺骗和高强度的劳作，学会过“扮演”，也遭遇过出乎意料的善待。学校发起这个挑战，是想锻炼大学生在都市生存的胆识，不过，挑战结束后，老师听到最多的感想是，“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我是大学生，我给你洗个碗，你不要我吗？”从走出火车站开始，拒绝就在不断产生。两个大二学生拖着行李箱，一间一间店铺地问，“美女姐姐，需不需要短期工？”连着几十家店铺都拒绝了，拒绝时老板头都不抬。当他们拖着笨重的行李离开面试地，天上又下起暴雨，女生何一一脚踩进泥坑里，为了省钱提前买好的大捆矿泉水从包里滚落，全数滚进泥水地。她崩溃哭了。身上的骄傲显得可耻且多余，同伴高宇凡抱怨，“我觉得我是大学生，我给你洗个碗，不要什么钱，总该有人要吧？可是他们真的不要。”给你100块钱，你能不能在大城市生存15天？这句话是吸引学生们报名的理由。今年7月，湖北某四线城市的一所二本学校招募了61名在校生，让他们分别前往上海、广州、深圳、合肥等大城市进行生存挑战。类似的挑战在抖音上到处都是，他们原本以为，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并不那么难。然而很快，一个广州队友发现，在写字楼做保安都需要本科文凭，而他们还没有毕业。一个上海队友应聘暑假训练营的助教，但助教也需要教师资格证。高宇凡应聘家教，面试者问，你的学校是一本吗？不是。对面不回复了。在饭店做服务员一般需要健康证，但许多地区办一个健康证就要100多块，他们出不起。出发前，每个人都在线上招聘软件投递了工作，最后总是发现，一些招聘方给出种种优渥待遇承诺，似乎只是为了把他们先“骗”去招聘地点。到达合肥当天，高宇凡和何一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去城郊，去面试“电话话务员”，到达一个工业园，他们见到了一头黄发的面试官，看起来像初中都没上过的小孩。工作内容是打电话推销，工资算卖货提成，卖货讲话术，越说越邪门，高宇凡听着害怕，提前跑了。一直到第4天，广州队的唐韦豪都没找到工作。每天一早，这个黝黑内向的男生便开始沿路问人是否招工，走累了，就在马路牙子坐下，投递个十来份线上简历。有天上午，他终于拿到一个餐饮店面试机会，特意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去面试，但广州的地下通道实在太多，手机导航失灵，他不断迷路，一直到面试开始前两分钟，他终于狂奔到会面点。见了面，老板不好意思地道歉：人招满了，看在大热天的份上，送你两瓶可乐。出发到上海前，美术系学生孙紫迎曾做了详细的生存挑战攻略：上海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咖啡店、快餐店都能过夜，但到达第一晚她就被驱逐了两次。在便利店，买了东西，可以允许她坐着，但不允许她睡着，睡着就会被店员拍醒。她试图在一间小巷中的星巴克门外坏掉的凳子上休息，到凌晨三点，店员突然出现在面前，说店要关了。第二晚，她选择了麦当劳与肯德基，据说这两个店只会到店员换班时赶人。这一晚，她看到了真正的流浪者，他们带着轻便的被子或外套，一进店门就趴下睡觉，从不点餐，但她敏感地觉察到，店员对这群人眼神不太友善。于是她与两个队友凑钱点了一份最便宜的9元小薯。果然，店员最后逐个将没有点餐的人拍醒。出发前，医学系的老师告诉他们，医院有10块钱一晚的折叠床，是给陪床家属用的。但这个方法他们只成功过一次，当上海队的6个队员第二晚再去，门卫就死活不让他们进了。只有长沙分队的赚钱事业出奇地顺利，大挑战开始前一个月，一个学生正好来长沙游玩，发现小吃街的客流量比白天还大，萌生了摆摊念头——在夜晚十一点后，在长沙某著名的夜市一条街，摆摊不用申请。于是，这个学生设计了一个吃面包的挑战赛，10元参加一次挑战，40秒内吃完一片面包就能得30元奖励。一星期里，只有一个人挑战成功，团队进账707元。第一晚，他们摆到凌晨一点半，地铁已经停运，他们就在橘子洲大桥上奔跑，虽然脚底酸痛，但感觉“特别青春”。上海分队的队员听了很羡慕，但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成功无法在上海复制——上海对摆摊有极严限制。到广州的第二天，没有找到工作的唐韦豪被同伴拉进了太古汇商场，同伴说，在小红书上听说过这个商场，想见见世面。不过，这个商场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成了厕所，打开一间奢华的厕所门，他很奇怪，厕所怎么只有一个马桶？转了一圈才明白，这只是一个专为残疾人提供的隔间。广州地铁的价格也让他吃惊，唐韦豪平均每天支出9块钱，其中来回的地铁费就占了8元。有次出行，唐韦豪出错了地铁口，只好扫码重回地铁，发现被扣了两块钱，非常心痛，他第一次知道，广州地铁只进站不乘坐也是需要扣费的。太多事情是大学无法教会他们的。有一次，队员黄博世带着队友出行，走错路多花了2块，队友十分难过，“以后出门再也不和你走了。”他们的大学所在的四线城市没通地铁，负责活动的老师来广州视察，才惊奇地知道现在的地铁能用手机扫码了。

你的一天很可能由这些动作构成：叫车、点外卖、收快递、看直播、刷网文或者网文改编的电视剧......过去10年，平台经济的出现是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像一艘巨轮，我们的衣食住行、交流通信、情感欲望，无一不与其深深捆绑。在大学里，有这样一群人文学者，他们以严肃学术研究的眼光，去打量附着在平台经济之上的新生力量——网红主播、外卖骑手、网文作者。他们做的研究，不是赞叹巨轮的雄伟高速，而是深入到巨轮内部，观察齿轮摩擦的痛感，描述“人困于系统”的体验。同时作为大学老师，他们尝试革新课堂，带领学生讨论最新变化的生活日常和社会现实，比如社交网络、追星、二次元等等。这些课堂另类、充满冒险，是学校里备受欢迎的“网红课”。他们希望借由教育与研究，使不可见的被看见，使理所应当的再次被质询，让学生重新获得关于世界的复杂性体验。研究网红、理解网红、成为网红“在座的卧虎藏龙，下面肯定有人抖音粉丝超过100万。”讲台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董晨宇。前几天，有位学生找到他，想报考他传播学的研究生，无意中提及自己是一位UP主，和女友拍情侣vlog，只发布了五六条视频，已有30万粉丝。董晨宇反问对方，那你收学生吗？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董晨宇解释，传播学不培养“网红”，学院课程有职业伦理和专业主义的要求，并不追随流量逻辑，但这句玩笑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传播学课程在当下的一个悖论：老师研究传播理论，但学生长于传播实践，理论能否跟得上实践？比如此刻，学期期末紧张的考试周，这场名为“做网红”的课堂座无虚席。董晨宇望着台下，左右走道，每一处空隙都长出了一位年轻人。每个人紧握的手机里，都有不同社交媒体的账号，一些账号的传播能力可能比一个机构媒体更强。那些望向董晨宇的眼睛，也在问他，关于传播，你还能教给我什么？董晨宇出生于1986年，2014年博士毕业，成为一名大学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开始时，对于要成为一位什么样的老师，上什么样的课，做什么样的研究，他并不清晰。遵循青年教师的传统道路，他有过投机心理，做过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理由很简单，当时中国做的人少，这事有潜力，没准儿能出成绩。转折发生在课堂。当他接下传播理论课，发现很多版本的教材都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很多学生追着问他，我学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很多冷僻的学问不负责与现实交集，但研究“人与人连接之可能”的传播学不应该。董晨宇决定进行课程改革。“玩《王者荣耀》会害了青年一代吗？”关于技术决定论，他先提出问题，并让学生开放讨论——“如果马克思现在刷抖音，他会说点什么？”“如果麦克卢汉刷抖音，他会怎么评价？”讲媒介角色——“如果现在你要和男朋友/女朋友分手，你会选择什么方式告诉对方？”讲青年亚文化，他在课堂上放鬼畜视频，“为什么大家都笑了？”“它触犯了我们哪种道德禁忌？冒犯性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类似这样，16周课程，抛出16个与现实关联的主题，董晨宇希望这门课达成一种效果：当你下课，你发现世界远比想象中复杂，你无法获得答案，反而产生了更多疑问。丁依然还记得她第一次上董晨宇的课。因为是跨专业保研，那也是她人生中第一堂传播学课。老师一进门，没有绪论导读，直接让大家掏出手机，打开微信面对面建群，迅速组建群聊，然后他点开学生们的微信头像，逐个互动：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头像？你想传递你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节课的主题是“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丁依然觉得这位老师不一样，“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特别能从他这里感受到学科魅力”。董晨宇董晨宇与学生们还做了很多新颖有趣的研究——当你分手，会怎样对待过去社交媒体上的“秀恩爱”痕迹？（《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你为什么在微博、朋友圈和小红书发布不同的内容？（《作为移民的用户：社交媒体中的迁徙行为及其影响》）将“网红”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有了题中之义。“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种反思的能力，让不可见的被看见，把熟悉的变陌生，使理所应当的重新被质询，这是我觉得特别具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它最终能用宽容来抵抗世界的狭隘，用理性去抵挡世界的狂热。”董晨宇说。与此同时，董晨宇是一名深度互联网用户，并进行着“做网红”的实践。2006年，他注册了豆瓣，因为写诗写歌词，很快成为“豆红”。2019年，他逐渐转向微博分享传播学；去年5月，他成为一名B站UP主，不到一年时间积累13万粉丝。他也经常出现在采访、播客，以及突如其来的微博热搜里。所有社交媒体的签名档，董晨宇都写着同一句话，“互联网人类观察爱好者”。如果为“大学青年教师”这个群体找一个网红代表，你很可能会第一个想到他。董晨宇一度对“网红”这个称谓非常抗拒，这个词似乎天生自带贬义，并与学者身份有着强烈的冲突。他从小接受的学院教育是，学者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决心和耐心。但当他开始从事网红和社交媒体研究，他发现这是很难通过坐冷板凳做出来的，“你需要一个入场的姿势”。他走红后，也曾听过一些来自学界的负面评价，“不务正业，把自己的职业道路给毁了”，董晨宇为此难过了一段时间。他理解这种不认可，学术与互联网就像天平的两端，你稍往哪边倾斜，另外一边就会站出来批评。但他说服自己的理由也很简单：“我始终觉得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应该被传播。传播学不传播自己特别可笑，心理学要比传播学传播得好多了。”董晨宇觉得，介入当下是新一代学者的优势。论学术积淀，前辈们读的书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无法比拟的，但他们赶上了技术变革和中国平台经济这艘巨轮的出现。过去10年，平台经济的出现是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像一艘巨轮，我们的衣食住行、交流通信、情感欲望，无一不与其深深捆绑。几乎所有人都站在这艘巨轮之上，学者当然也不例外。过去两个月，我见了十几位人文学者，他们以严肃学术研究的眼光，去打量附着在平台经济之上的新生力量，网红主播、外卖骑手、网文作者。他们做的研究，不是赞叹巨轮多么高速雄伟，而是深入到巨轮内部，触摸冰冷坚硬的螺丝钉，观察齿轮摩擦的痛感，理解这种痛，描述这种痛。齿轮摩擦的痛感一个巨大的火箭腾空升起，穿过屏幕，遮挡住了女孩的脸。当女孩的脸终于露出时，她正捂着嘴笑，一抹口红出现在她的手背上。当手拿开，口红这才贴上了嘴唇，“谢谢XX大哥的礼物”。董晨宇点开右下角按钮，心想我也送一个，发现那只火箭竟然要一千人民币。这是2020年2月，当时秀场直播在各大平台涌现，用户规模达到2.07亿，成为不可忽视的互联网经济与文化现象。其中女主播占比接近80%。以那天为起点，董晨宇以“场控”的身份在五位秀场主播的直播间蹲守了一年。这是一个象征粉丝地位、维持直播间秩序的角色——可以在公屏上发言，也可以将出言不逊的人禁言，虽然董晨宇很少这样做。他需要保持高出勤率，在收到开播消息后准时上线，并在主播PK时，及时送上礼物调动气氛。作为一名象牙塔内的传播学者，董晨宇承认，做场控是一件枯燥、最初有些令他难堪的“工作”。在舆论场中，女主播与“榜一大哥”、豪掷千金刷礼物，以及与“大哥”的暧昧关系联系在一起，不是一份大众认知中体面的工作。但仅限于此吗？董晨宇在工作中结识了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的博士王怡霖。为了研究，王怡霖曾在另一直播平台卧底做了半年主播。两人一拍即可，计划合作完成一本书《做主播》，这个题目致敬了影响董晨宇至深的一本社会学专著《学做工》。他们在田野中发现，女主播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服务行业，吸引了大量以“招待”作为职业技能的幼师、空姐、护士、公司前台等，还有一些来自向上流动极度困难的阶层，比如从富士康出走后纷纷转投直播的厂妹。当她们坐在手机面前开始直播，平台上的每一个按钮都在制造“幻觉”，美颜让颜值提升，礼物带来财富与被关注的愿景，PK则是关系在经济维度里的激活，一切都在被量化、游戏化，“这就像一个黑洞，是把人吸引去的”。“我可以看到你的样子，你在做什么，但你只能看到我的头像和评论，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进来了，什么时候出去了，我换了大号还是小号，我给别人刷了多少钱。主播和粉丝的关系，与平台的算法推荐关系总在猜测中，但唯一确定的是你在那儿，你永远得钉死在这一个地方。”这种“看见的不对等”意味着操纵的可能，而操纵的快感需要用金钱购买。董晨宇高度污名化的职业背后往往有着更深度、更隐性的剥削。在平台经济的框架下，直播平台与“平台辅助者”公会共同构建出一种经济驱动的亲密关系，这要求主播彻底自我异化，将亲密关系变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工具，在必要时迎合用户的暧昧期待。主播的劳动场所并不局限在直播间内。很多主播提到，公会几个星期搞一次培训，教怎么圈粉丝、怎么和大哥聊天、怎么让大哥刷礼物，比如直播的时候穿得暴露一点，线下去陪大哥聊天、打游戏。“他们不断给你洗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必须做的，人家级别高挣得多的主播都在聊，为什么你不可以？”而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平台经济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全职、稳定的雇佣关系，而是强调灵活和流动。这时刻提醒主播，只有更多将自己视为工具，才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甚至“不稳定”也变成了愿景和期待，就像买彩票——“虽然今天只挣了一百，但可能明天平台一推流，就能挣一万”。研究女主播，董晨宇和王怡霖必须悬置自己的道德评价，去理解她们从哪来的，在平台中经历了什么，以及她们最后是怎么走的，去到了哪里。是做幕后，直播带货，还是结婚生子，做大哥的情人？“我可以这么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的确有很多不光彩的手段，我更愿意称为丛林法则中的生存之道。我们不接受它，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无须这样也可以过得不错，”董晨宇说，“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研究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描述你的研究对象‘何以至此’——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如今面对怎样的生活处境？这些处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走这一遭，是否会做出一样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是个体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稻草人与蜂鸟在董晨宇看来，女主播就像稻草人一样竖在田野里，所有的乌鸦都围着她飞，有时候接近她一点，有时候远离她一点，但永远不会跟她有真实的交互。女主播被钉在镜头前，通过平台与万千用户联系，而对于外卖行业，情况正好相反——用户端坐家中，用手机与万千骑手联系。学者孙萍用了一个与董晨宇类似又截然相反的比喻：“骑手就像夏天傍晚的一群蜂鸟，‘哗’地飞到一起吃吃吃，然后‘哗’地四散而去。”外卖骑手研究，可能是这几年平台经济中最为公众熟知的网红研究。但在孙萍做骑手研究的时候，这仍是无人在意的边缘地带。孙萍是1988年生人。2017年，她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毕业，进入社科院实习。当时各大平台正在中国大小城市疯狂进行补贴大战，打车限时免单，几块钱能吃上一顿不错的外卖。孙萍站在北京大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穿得花花绿绿的外卖骑手（当时不只“美团黄”和“饿了么蓝”两家PK），他们接单、取餐、送餐，全部通过一台小小的手机。她感到新奇又陌生，平台经济在劳动力低廉又密集的中国内地市场，发展速度远远超乎她的想象。当时实习工资只有3000块钱的孙萍，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下，开始了外卖骑手研究。经过近4年田野，追踪近百名骑手，孙萍发现，平台经济从各个方面颠覆了过去的生产方式，“我要开始讲学术了，”孙萍提醒我，“它从对劳动者的控制变成了对劳动本身的控制。”在过去，工厂安排流水线，建立8小时工作制，通过管理严禁偷懒保证工人高效投入生产。但平台经济重构了劳动的空间与时间，没有工厂，不再购买整段的劳动时间，而是按单计价。所以我们总能在用餐高峰之外的大段时间，看到外卖骑手聚集在街边角落，一边等订单，一边打游戏、看直播、抽烟或聊天，进入超长“待机模式”，这是平台经济不再“买单”的部分。看起来更灵活、更自由，但这使得劳动关系更松散，失去保障，也更容易被系统操控与压榨。孙萍说，平台经济就发明了这样一种越是灵活、越朝不保夕的状态——就像蜂鸟。劳动管理也不再是人与制度来承担，而是通过平台算法。送餐的过程被模拟为一个游戏世界，从接到订单、去餐馆取餐、送餐到完成订单，每一步操作都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外卖骑手必须像打怪升级一般，通过不断积累分数升级到系统评定的更高层级，从而享受更高的订单奖励。通过这种精准控制的方式，外卖员的劳动过程被置于细致入微的、来自平台与消费者的双重监管之下。从言行到时间、空间、数量、级别等各个层面的数字操控，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比如顾客最常听到的那句，“祝您用餐愉快。如果您满意的话，请给我五星好评。”孙萍比如外卖骑手朱师傅告诉她，“昨天我从一个餐馆接了两个订单。一个是1.5千米，还剩45分钟；另一个是3千米，还剩下20分钟。为了不耽误，我先送了那个3千米的。谁知道那个1.5千米的顾客在App上发现我经过了他家却没给他送餐，很生气，就取消了订单还把我投诉了......”但上有算法，下有对策。外卖骑手在与平台算法的“斗智斗勇”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孙萍命名为“逆算法”，是骑手们长期在系统的控制与规训之下逐渐摸索到的、不得已的劳动实践，比如逆行、超速、闯红灯，以及“转单”“下空单”等等。“逆算法”的直接后果，是外卖员遭遇或制造的交通事故数量急剧上升。而零工经济模糊的劳动保障使骑手们维护权益变得困难。入场时，外卖骑手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少有人关注的领域，孙萍很理解为何这几年它突然会成为“显学”。疫情三年，静止成为常态，我们开始关注那些仍在“流动”的人；当我们封闭在家里，最后一公里打不通，就出现了小区团长，这都和平台经济的生态息息相关。以及更重要的，当经济增速放缓，几乎所有人都在重新思考、在质询工作的意义。困在系统里的骑手，成为了一种社会镜像和时代隐喻。孙萍发现，2020年之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关照形成了。“对于骑手的同情感上来了，尤其是年轻人不会特别为难骑手，大家都觉得他们不容易。”外卖骑手之后，孙萍主要关注平台经济中的性别劳动研究，比如电商直播中的农村女性。在乡土社会，女性创业很大程度不被认可。一位女主播说，家里觉得她每天到网上抛头露面，特别丢人。婆婆和公公天天跟在屁股后边说她，直到有一天不说了，是因为她挣着钱了。孙萍发现，在乡镇，直播这个行业有超越经济利益的情感能量：很多入场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从未工作过，生活模式单调重复，对于社会化尝试很胆怯。很多人通过直播，开始了自我发现的过程。孙萍和董晨宇的研究都表明，性别、劳动、技术是平台经济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董晨宇觉得，人是技术的底色。技术是一团纸，人是一杯茶，将这张纸投入这杯茶里，它一定会慢慢浸染，慢慢扭曲，他想知道人如何把纸铺成最后的样子。在采访中，我发现董晨宇和孙萍是校友，他们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研究生课程。董晨宇在北京南城混乱局气的胡同里长大，他也在思索，是不是正因如此，他更关注“中心的边缘”议题；孙萍出生于山东一个传统家庭，从小她觉得，自己可以被社会捏成各种样子。在香港读博第一天，导师不断重复，做学术必须有passion。小镇做题家不知道什么叫passion，但非常擅长“做一行，爱一行”。孙萍在“爱一行”上充满干劲，总是笑呵呵的。而董晨宇似乎并不共享同行的乐观，他手臂上有个纹身，是艾略特《空心人》里的一句话，“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轰然一响，而是郁郁而终。”偷偷读网文的孩子长大了正如董晨宇说，“传播学不培养网红”，邵燕君198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在开学典礼上，她和无数届中文系学子一样，听到了那个著名的“系训“：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接下来的25年，邵燕君按照传统学术的路数，学习并研究中国当代文学。2010年前后，她经历了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来的至暗时刻。在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期刊持续追踪六年之后，她感到失望与惶恐。这些号称支撑中国主流文坛的作品，离现实太远，不再负载这个时代最丰富饱满的信息和和元气，并逐步沦为一个自说自话的小圈子。这样的土壤不再能长出她心目中直指时代精神境况的当代文学。邵燕君向我回忆，她凭着“一腔孤勇”闯入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完全不是因为热爱与了解，而是来自判断：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出现了大问题——市场化转型失败，失去核心读者，被供养，圈子内循环，以及不再具有文化领导权。当时有个笑话，全中国唯一还在看文学期刊的是导演张艺谋。差不多同时期，在北京西城，王玉玊所在的班级正在把TXT文档装进文曲星和MP3，疯狂传阅沧月和萧鼎的小说；在江西南昌，肖映萱的午休时间都花在校门口的书店，一个中午她能读完一整本《何以笙箫默》；在四川内江，吉云飞流连于大街小巷的租书屋，一天5毛钱能租到一本盗版网络小说，周末偶尔混入网吧，目力所及所有人都在吵闹地打游戏，只有他在安静地读网文。白天在学校，他们是学霸，上课全神贯注分秒必争，走路捧着单词口袋书，好成绩能换来夜晚的自由，吉云飞一晚上能刷20万字，“完全沉浸其中，跟随那样一个阅读的快感，它把我带到哪，我就走到哪。”如果把镜头拉得更高更远，这样的孩子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象牙塔外，文学未死。一片新的土壤正在养成，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出现——网络文学经过十余年飞速发展，读者将近两亿，作者号称百万，多平台涌现，并建立了独立的生产、阅读、评论、分享体系，还形成了粉丝社群，“既然我感到绝望，那我就从这里跳下去吧。”邵燕君说。邵燕君2011年，北大中文系，这群90后生而逢时地与一位从传统文学场“弃船而逃”的老师相遇了。这一年，邵燕君开设了网络文学研究选修课，这些读网文长大的90后渐次入学，他们对大学不再存在浪漫乌托邦的幻想，而是看作按部就班迈入社会前的人生一步。就像中学时代偷偷读网文，他们熟练地把兴趣爱好与学业进行分割，不期待同好与理解。进入大学，他们终于得以自由上网，组建社团，但网文依然是一项隐秘的“最爱”，在中文系茫茫经典前不入流、不正当、不登大雅之堂。出于一种无意识地遮掩，邵燕君最早在学校系统将这门课登记在册——“新世纪文学研究”。他们都没想到，这门选修课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走向。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门课都在北大乃至中国大学里显得另类。课堂翻转。师生相遇时，邵燕君只读了一本半网文，90后已有十年阅读资历。邵燕君常说，我负责搭好台子，学生们互相培养，顺便教我。课堂接近web3.0，用户参与内容生产。每学期的教学大纲从学生漫谈中产生，以学生做专题报告为主体，随时穿插时下流行的文化热点。2015年一次课堂，邵燕君发现学生在底下窃窃私语，问了才知道在聊热播剧《琅琊榜》。她随即提出，下节课就讨论《琅琊榜》，并布置了作业。那是这门课第一次论文训练，“写得真难看啊”，坐在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里，邵燕君向我回忆，“我说你们讨论时一个个脸色绯红的，怎么文章写出来不对啊。什么家国情怀，你们真正喜欢的是它的家国情怀吗？下面有学生接话，不是，男演员好看。我说，那我们就写‘男演员好看’，我们看看怎么用新的学术话语来表达。”后来这些讨论形成了论文《再见“美丰仪”与“腐女文化”的逆袭——一场静悄悄发生的性别革命》。同一年，他们成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这门选修课连续开设了十年时间，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比如吉云飞、肖映萱、王玉玊等学生基本连续选课，直至博士毕业。几乎每个人都提到，原本没打算读博士，也没打算“搞学术”，但竟然一路走到这里。吉云飞还记得，邵燕君第一次鼓励他下学期继续选课时，他感到诧异，哪有同一门课上两遍的？去了才发现，课堂内容动态更迭。第一学期，作家作品论，按照作品序列，对猫腻、妖舟等重要作家进行文本细读；第二学期，类型研究，他们从清穿、修仙、耽美一直专题研究到女尊；再之后，又明确划分出男频组、女频组，在不同的网站比如晋江、起点，做长期“田野调查”。他们对这些被当时主流文学视为“垃圾”与“异端”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了同等尊严的、同样严肃对待的学术研究，并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框架。如何在网上追踪史料？他们有一个黑话叫“扫文”，延续了邵燕君做文学期刊研究的方式，只不过网络文学浩如烟海，动辄一部作品上百万字，不再能像期刊那样逐期阅读逐篇点评。但“扫文”依然是最基础的工作，实时观察网站变化，提炼洞察与趋势，相当于拿到做研究的一手材料。如果上面几段话你发现有一堆陌生词汇，这种感受非常接近当年的邵燕君。这门课最开始时，邵燕君突然发现“他们说了好多我听不懂的话，在别的课堂上从未出现过的话”。下课她主动请学生吃饭，让他们聊平时的话题，“那一晚上我像个外国人一样，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她发现，网络文化已有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这个语言体系不对外开放。“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如果不是我这么想听的话，他们也不会跟我说。”再之后，小组学生写相关论文，发现几乎要一步一注，什么是二次元，什么是耽美，什么是同人，注解加起来甚至长于正文。后来这成为他们集体创作《破壁书》的动机——你可以把《破壁书》理解为一本网络文化词典，那是另一个平行世界通用的语言。这也是他们习惯做事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落实到一个具体成果。网络文学研究需要新方法，他们以此学习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也需要新材料，他们以此采访了大量的网站创始人、网文作家、粉丝群体——当代文学的研究从来都是介入式的。邵燕君还记得当年上课的感受，“可累了，不是我讲课累，是我听得累。十年前我体力还不错，但一下午三节课结束，真是累死我了，因为你要吸收的全是新的东西，我还要不断提问嘛。”从学生视角看来，这正是邵燕君珍贵而不可取代的地方，一群90后乐意带着一位60后一起玩耍，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像综艺一样的活动，一起穿汉服cos，玩剧本杀，还曾在中文系古板的会议室举办过“爱豆安利大会”。王玉玊说，邵老师在台下坐着，她总是兴趣盎然，她觉得很有意思，她同时很宽容，从不会质问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保持不断接收新事物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好学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很多老师是抗拒的姿态，比如年轻人这些玩意儿我不懂。当他这样表达时，一方面他确实不懂，一方面是想说，你这个东西我也看不上。”王玉玊告诉我。现在她也是一位大学青年教师，教授网络文学和亚文化研究，她的学生也乐意带着她去看地下偶像演出，还一起穿了JK制服。开放的态度是前提，网文能从喜好变成学术的关键是邵燕君善于抓住“学术生发点”。用学生的话总结，或许得益于早年间做记者的经历，邵燕君善于提问和引导讨论，总能抓住核心，从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受里挖掘出学术价值，将他们不清晰但准确的直觉引导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观点或思路。于是，个人隐秘的最爱变成了学院对时代的阐释。很多人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都是邵燕君手把手教的，王玉玊大四就在学术期刊独立发表论文，这给了她极大的投身学术研究的自信，那篇文章写于十年前，是关于《甄嬛传》及宫斗小说时代语境的分析，时至今日关于“甄嬛热”的洞察——反言情与反白莲花，依然是犀利准确的。这群孩子开始进入主流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打造新生活，建立新世界对董晨宇和孙萍等85后学者而言，互联网是一种移民体验，是从陌生变熟悉，他们的研究关于“自我解惑”，关于“阐释世界”，要为不可发声者发声。而对这些90后而言，互联网成为人生课题是显而易见的——网文、游戏、二次元，追星，这些俯拾皆是的乐趣贯穿于生活日常，只是从未想过它们有一天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并转化为学术资源。他们的研究是在建造一个新世界，要为自己发声。这决定了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最为核心的特质，饱满的能量，饱满的爱。教书20余年，邵燕君觉得一个课堂、一个研究最重要的是能量，“那个场域饱满不饱满，能量足不足，一眼就知道。不好玩，能量不足，那个气就泄了。开始（研究网络文学）时懵懵懂懂，十年走来糊里糊涂，但这场学术冒险从没害怕过，因为它从来能量饱满，一直新鲜有趣。”如今回看，当时的课堂能量也来源于长期抑制后的喷发，“大家有强烈的表达冲动，想要证明自己喜欢的网文、二次元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垃圾”。邵燕君也利用了这一点，“学生们也确实需要有一个对象，这个人是老师，带着上一辈的价值观、美学经验、传统文学品位，但同时她渴望理解你，她也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对着这样一个人，这些孩子反而更有阐述的动力。”邵燕君说，“其实这就是论文的过程。你要告诉上一辈的人、圈层外的人，你的发现是怎么回事。”即将读博的时候，吉云飞对学术道路尚未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但他敢说一句大话，“我基本上知道这件事哪怕做到最后没有让我自己特别满意，但恐怕也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邵燕君认为，这正是新一代90后、00后学者要做的事情，“为自己立法”。老一辈即使再锐意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情感、伦理、价值结构也是旧的。研究网络文学，终究是网络一代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年轻人是幸运的，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新天地。但同时，最早一批“立法者”也必须要接受专业以及心态的严峻考验，因为网络原住民的生命经验是新的，所做的研究是前无古人的，面对的传统阻力也是巨大的。吉云飞言语间有点愤世嫉俗，很像网文中的人物。成为学者后，面对陌生的、有偏见的人群，他偶尔感到受辱和自我暴露的羞耻。“你要不断证明你喜欢的是值得被喜欢的，你认为的好东西确实是好的，凭什么要一遍一遍地解释，甚至以一个被质询的方式来自证我的合法性。”他曾在《北京大学网络文学论坛报》创刊词写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现在的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赞美那些曾经抚慰我、感动我、激励我的网络文学作品，无论有多少前辈、多少权威告诉我，它们是毫无价值的垃圾......我们是偷偷读网文长大的孩子，我们要为自己的网络文学发声，我们的新文学和新生活只能由我们亲手打造。最早加入选修课的学生这两年陆续博士毕业，拿到教职，成为青年学者。肖映萱在山东大学，吉云飞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薛静在清华大学，李强在中央民族大学，高寒凝和王玉玊进入了研究所。这群年轻人，被网络文学照拂过，拥有快乐饱满的精神生活，而当他们成为老师，又将网络文学研究带入了更多高校和更多课堂，这将惠及更年轻一代。每个人毕业，邵燕君都会嘱咐，现在你们长大了，也该成为别人的“盔甲”了。北大网络文学研究论坛成员（受访者供图）建立学术身份，开拓职业道路之外，邵燕君觉得，最幸运的是，他们借由这个共同体直面了各自人生的核心问题。几乎每个人的博士论文都是奔着自己最困惑的问题去的——高寒凝的《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在回答一个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不谈恋爱？为此她原创了一个理论概念，“虚拟性性征”——浪漫爱这一重要的亲密关系形态在网络时代已版本升级，女性可以通过自我创造、书写、想象，或者仅仅是训练一个AI，来定制自己的理想恋人。亲密关系正在变得虚拟化和商品化，人不必需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对象。王玉玊的《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则更为宏大，她借由电子游戏切入，问题指向的既不是游戏，也不是网文，而是栖居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原住民的生存体验——当生活在一个意义被解构、共识破裂的时代，我们该相信些什么？要为了什么而努力？这涉及年轻一代根本的价值感和生存方式。她提出了一个词叫“二次元存在主义”，这是一种注定不够幸福的生活方式，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道路可以被视作理所当然，作为代偿，在各式各样网络亚文化社群中游牧生存的一代人总是对于笃信什么、捍卫什么的状态异样执迷，比如愈演愈烈的网络骂战。“我对于我们这一代将来如何去建立共识、如何去达成一种人和人的联结很感兴趣。这都是我人生的问题啊。”王玉玊说。肖映萱开创使用“女性向”的概念，以区别于作为商业分类标签的“女频”，突出其为“女性写给女性自己看”的核心之义。她从一个从小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人成长为研究者，这让她面对女性议题时更为宽容，“总会长大的，总会从旧的人成为新的人，这个过程一代代在加速。”吉云飞觉得网络文学拓展了他对生命的想象，帮助他跳出优绩主义的轨道，避免滑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认为这是很多北大学生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从小在考试和社会期待中不断获得正反馈，这个机制运转良好，路径清晰，反馈充足，那你如何挣脱并想象另一种人生的可能？网络文学是边缘的，甚至是底层的。它最珍贵的地方，是让普通人拥有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而从小读网文长大的他们，是在一个不断自我满足的“爱欲的阶梯”中成长的。“官场文，商场文，或者说升级打怪，网络文学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你可以面对这种欲望。当以一个想象的方式实现它之后，你就有可能超越它啊。”吉云飞说，“因为对欲望一直很诚实，会给自己找乐子，成人后没有很多空洞需要填补。”好几位小组成员都向我提到，通过教育与文化资本，他们获得了社会精英的位置，但网络文学使得他们保持另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眼光。深爱网络文学逐渐引起传统主流文坛的注意，作协活动常请邵燕君来“说说新东西”。有一次，她要在作协最高级别的会议“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做15分钟的报告。那一年最值得一聊的现象是耽美从网文亚类型成为大众文化，“你想这个大会，各个层次、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而且以男性为主，我要向他们介绍耽美为什么有意思、它的合法性，以及其中女性主义的部分，这得多冒犯男性啊，”邵燕君开玩笑，“但我不得不说，我这15分钟发挥得非常出色，很有技巧，先从‘传统美’复归聊起，谈美丰仪，最后聊到女性主义”。（注：“美丰仪”为美好的风度仪表，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男性审美观）她观察着台下的反应，会场气氛热烈，男作家听得挺高兴。接下来的海边晚宴，她惊奇地发现，文坛的大人物们热烈地给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进行了一整晚的CP配对。这其实是邵燕君与体制对话智慧的例证。在学院里做事，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让新研究变成洪水猛兽。学生们常说，邵老师是盔甲，挡在他们面前，必要时充当与学术圈对接的桥梁。邵燕君7月底我去北大拜访邵燕君，夏日暴雨把中文系郁郁葱葱的院子洗得透明青翠。这间办公室承载了这个共同体过去十年的很多记忆，聊到动情处她会向我复原某个夜晚的场景，学生分别坐在什么位置，说了什么话，大家热火朝天地一起做了哪些事。那个下午围绕着北大中文系，我们的时间线来回横跳，几十年的记忆慢慢地抻成一条线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当时真是勇敢啊，不害怕研究不出来东西吗？研究出来有地方发表吗？你怎么评职称怎么开课啊？小到吃饭，大到建立学术道路，你怎么办啊。”邵燕君说，“那时是不知道害怕，这得感谢北大，80年代带给我的自由和底气，脑子里没有什么框。”当年邵燕君转向网络文学研究时是孤绝的、反叛的，但北大也是维新的、改革的。她1986年考入北大，教授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是钱理群、洪子诚两位学者。她一直认为赶上这抹光辉的人有责任回馈社会。“我们的青春遇到的是时代的青春，这就是幸运。我们得到太好、太难得的照耀了，你就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递下去、照拂下去。”她经常回到中文系的传统去阐释这件事。当年起源于北大的“白话文运动”把引车卖浆者流读的白话小说列为正典；80年代，北大老师正是在学生们的引领下开始研究金庸小说，之后才有金庸小说的经典化。网络文学研究延续了这一脉络，“自由，纯正的志趣，是最好的东西”。这几年每到毕业季，邵燕君经常收到20余位本科生的论文导师申请，系里规定每位老师只能带6名学生，但她都默默接下了，“有的同学研究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懂，比如游戏和动漫，他们太靠前了，但是如果我不开这个口子，他们就没机会写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就是这样的。”她还记得，钱理群当年不读金庸，但他鼓励学生写自己想写的，他一样愿意当导师，给成绩。邵燕君的自我定位是一位学术的组织者。她希望提供一个相对温暖安全的、孕育新生的环境，让学生不被扭曲地长出自己的形状来，然后体制能够发现他们，以一个善意的姿态接纳他们。且必要时也能“利用”体制，“上课，发论文，考研考博，拿项目，评职称，评奖......你在学院里，都要经过这套体制，要在一个系统里运转，你要顺着自己最真实的兴趣，但该拿的认可咱也得拿。”这个暑假邵燕君正在协同肖映萱、吉云飞、李强写作《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这标志着网络文学的学科建设基本完成。如今回看，她是在对网络文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课研究的。如果她等待时机成熟再入场，很可能一等就等到了现在。“第一，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第二，时机如何成熟？难道不是这十几年学习的过程吗？当时要是没开课，这些90后也培养不起来，也错失了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以新学科就是要有这样的空间，它得允许试错，得把大家的深爱与激情焕发出来。”在我们的采访中，邵燕君经常提及一个词，“深爱”。快乐不是深爱，感兴趣也不是深爱。深爱是生命之所系，是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所有粉丝文化的核心概念。这个学术共同体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趣缘社群，大家对“学者”和“粉丝”哪个身份更看重，有不同的坐标。邵燕君有一道测试题，如果你的研究会伤害你所在的网络亚文化社群，但也能因此让你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你怎么选？他们站在不同的光谱里回答这道题目。但共同点是，“从此你不能说我喜欢、我愿意就行了。不行，你的理论必须与别人的理论在一个协辩的场域中，这就是学术化的意义。”邵燕君说。现在，邵燕君的网文研究选修课仍在北大继续。她计算着，距离退休还有十年时间，如果能再建一个共同体，那是最好的。但这两年她能明显感受到，课堂上的气氛变了，学生参与感弱了，兴趣似乎也减退了。与她继续讨论做事的，依然是过去那个共同体，只不过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几乎天天见面，更多地变成了在线上视频的窗口中相见，在各地学术会议中偶遇。当然，这是因为，基于过去十年的积累，一方面网文课程成体系了，逐渐回归传统课堂了；另一方面更年轻一代面对的媒介和文化消费品变得极大丰富，他们有太多可以选择了。邵燕君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深爱”正在消逝的年代？“当年吉云飞他们有丰厚的个人志趣，大家会为一个‘爱’字付出很多很多。但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卷了，学生们实在太疲惫了，他们都玩不起来了，怎么可能还去调动这样一个能量呢？爱太奢侈，你首先得有时间让他们真的去培养一种深爱，可他们哪有这个时间呢？”邵燕君有点无奈。在我离开之前，她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但也有可能他们遭遇了一个新的时代。原来我总对学生说，我遗憾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小时代就是那种安全的、富足的、个人发展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遭遇了大时代，从技术变革到社会文化。所以等待他们的东西还有很多，仍然可以继续讨论大时代的问题。”回响过去这几年，董晨宇一直在一种强烈的“不匹配感”的恐慌里，担心自己的名气高于能力、高于学术贡献。“我害怕别人认为我是个空壳，是个变戏法的，其实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但又擅长制造很多幻觉。《做主播》对我就像救命稻草，我希望它能证明我工作的价值。”董晨宇和行业中具体的人建立了很深的理解与共情，甚至和一些主播、大哥成了朋友。做大哥访谈，吃完饭大哥说，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都没见过社会，我带你见社会去；和女主播终于线下见面，对方向他咨询考研考公的“上岸”秘籍。董晨宇一直在想一件事，他对被研究者意味着什么。他有很多答案，比如朋友圈里一个学历很高的人，一个可以倾诉的圈外人，一个人脉，一个告解者——曾有女主播告诉他，自己在直播间说了谎，找人说出来后心里好受多了。这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职业。但董晨宇也对这个行业有着极深的厌恶，它对人最大的伤害是建立了一种很难回头的价值观。他曾经问过一个主播，进入秀场直播对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对方回答，第一，挣到钱了；第二，看不起身边人了。董晨宇对学生说，判断一个研究课题是不是一个好问题，有一个标准：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为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同时捏一把汗，比如他会把自己想象为一名主播，既要与观众建立亲密关系，又要建立经济关系，这两种关系究竟该维持一种怎样危险的平衡。董晨宇他最近刚完成一篇参与式观察的论文《做UP主：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中的知识传播与边界调试》，写的就是知识两种面向的冲突所带给他的困扰——当把知识封装为内容产品，知识的学术逻辑和流量逻辑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向学术倾斜，会被批评精英、根本不懂互联网；而往互联网倾斜一点，马上就会有人说，你不像个老师。“我没有办法解决它，那我就通过研究的方式，向大家坦诚地表露我心中的矛盾。”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学术带给董晨宇的回响。对邵燕君而言，回响是一种“情感的盛大匹配”。那天告别之前，我问她，你的深爱是什么？邵燕君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她正上着课，肖映萱、吉云飞、薛静、傅善超、高寒凝等一群人（当时很多人已经毕业工作）突然敲门进来了，他们推着蛋糕，带着花，唱着生日歌，还排练了一个说唱节目，歌词是过去这些年他们一起做过的事，一起写下的文章题目。当晚12点，他们在群里接龙，刷屏“祝邵老师生日快乐”。邵燕君说，可能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盛大的匹配”。在她的生命体验中，因为自己是读文学的、情感充沛的那个人，所以她永远是情感的输出方、情绪价值的供给者，永远是她在给别人带来惊喜、制造幸福感。但那一天，她发现她和这些学生的情感波长是匹配的，“他们与我的节奏，那个心思的细腻、文学的美意，包括表达形式的新颖，情感的饱满是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有爱的共同体。我相信别的专业的老师也会和学生有这样的情感，但借由文学的感性，我们共享过人生中最重要的生命经验，我们的情感连接会有格外丰盈甜美的部分。”对孙萍而言，回响来自社会意义，来自外卖骑手研究在学者、媒体、公众之间不断接力。2020年9月的一天，孙萍正在打羽毛球，中场休息她拿起手机，发现有60个未接来电，“整个人都懵了”。那天，人物杂志发表了基于孙萍研究结论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她调侃道，“我整个学术人生从此被带偏了，所有人见到我，我脑门上就写俩字：外卖。”孙萍觉得，一个好的研究项目要追踪十年，这样才能看到发展演变的过程。长期田野，她与外卖员混得熟了，开始成为骑手与平台斡旋的中介。骑手一遇到点什么问题就给她打电话，“申诉没有用，但找你管用啊。”有一次，一个大姐找到她，算法规划路线有误，两单明明距离很近，但按照导航，白白浪费30分钟，让她被扣了50块钱。大姐和孙萍来回讲了半小时。当时孙萍正在赶论文，她真想转给大姐50块钱，但她知道钱弥补不了被惩罚的屈辱与后果。她找到平台运营，反复解释。对方反馈，按照系统规则，裁定没问题。但因为你都来找我们了，就把这50块钱退回了。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明明骑手的路线更合理，但从后台系统记录来看，又的确违背了规则。有时候孙萍也疑惑，这个标准该怎么定？偶尔孙萍也会被欺骗。有一次，一位骑手被店长举报偷餐，被平台封号。骑手找到孙萍说，只是自己拿错了。于是她义愤填膺地去找到平台运营，平台调出来监控发现就是偷餐。“当你日常化地去接触底层劳动者这一整套叙事。它带给你的感知，有时候你会有些失望，有时候也会让你充满力量。所有这些感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孙萍说。她时常感到分裂，跳跃在二者之间，不知道怎么办。但后来她想到一个办法，无论你当时在田野现场，还是你后来退出之后，任何事都不应该影响到本心——你依然愿意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孙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希望我的学术、我的生活能和千千万万的人在某些层面上产生一些共振和勾连，哪怕这些共振和勾连总是非常细微、非常渺小。但我觉得这是一整张蜘蛛网，蜘蛛网上一个很细微的点动了，就有可能引起全盘的振动。这正是改变发生的时候。”记者采访写文章和人文学者做田野写论文，其实共享着十分类似的语境，但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我忍不住又追问一次，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我相信。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张蛛网上的一个转译点，这个转译点在某一瞬间某一点动了一下，就像蝴蝶效应会引发一场海啸一样。让世界变美好可能只能从自己最点滴的事情开始做起，不用说得那么宏大。”孙萍说，“我上课的时候经常和学生这么说。我慢慢地发现，好像真的可以啊。当代所有人都困在系统里，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想得过于艰巨和宏大，但其实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已经内化在你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思想意识之中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地解开它，或者守住你平常要做的这些事，这种日常，反而带给我的力量感是最强的。”7月末，我和孙萍一起走出社科院。等车的空当，她熟悉地和路边的外卖员聊起来，没有开场白和自我介绍，“今天跑的咋样？在这边等着能接到单吗？听说XXX路好像单子特别多。”她没有任何突兀地，完全融入了她的日常，她的“田野”。

这里是GQ报道的“关系”栏目。每一期深入一组关系，典型或非典型，在相互对照的讲述中，形成完整的故事。与他人的联结，确立了我们的世界坐标。梁娇颖是一名华裔脱口秀演员，两个月前，她在TikTok上发布了一则她对妈妈的采访视频。她说，自己的长相在美国很受欢迎，而当镜头移到一旁母亲的脸，母亲嘴一撇，不屑地摇头，“你就是很丑。”后来，这个视频被人转发到微博，激起许多网友对父母打压式教育的共鸣，“父母是人生中的第一个霸凌者”。梁娇颖的童年充斥着打压与辱骂，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获得母亲的肯定，考第一名，母亲不会夸她，总在数落她的缺点。从小，她就被母亲说长得又黑又丑，母亲叫她“小黑妞”，说她的嘴唇是“猪嘴唇”。很长一段时间，她活得痛苦而自卑，对外貌的不自信一直困扰着她。但在母亲李书云这里，打压是另一种叙事。她觉得女儿天性太过骄傲，在她的经验中，这种骄傲是一种“杂质”，女儿就像“一块好铁”，想要成材，必须像锻造钢铁一样对其不断锤击，“挤压掉她所有的杂质”。李书云的父亲去世很早，她读了初中便早早嫁人，一人赚钱抚养3个孩子。由于她所身处的环境，她总觉得一切不够稳定，就像在石头缝里寻找生存空间，她必须不断斗争，才能免除对挨饿的恐惧。母亲的教育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梁娇颖——一个小镇女孩逐梦好莱坞的励志典范。梁娇颖今年33岁，出生在河南林州马店村，18岁，她拼命说服妈妈，让她留学美国，以成为一名演员。她看了好莱坞电影，里面有黑、方脸和厚嘴唇的女演员。她奇迹般地在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明星工厂存活了下来。她在美国讲脱口秀，成为唯一一个入行两年就在NBC发行了喜剧专辑的演员。她拥有自己的脱口秀俱乐部，BBC

《永安镇故事集》是继《延边少年》《野马分鬃》之后，魏书钧第三部入围戛纳的影片。今年他的新片《河边的错误》再次入围戛纳，五年四次，频率可谓惊人。在《永安镇故事集》中，直到临开机，导演与编剧对剧本都没有达成统一意见，这也是现实中魏书钧与编剧康春雷发生的争执，到电影开拍前三周，他们决定要把剧本推倒重来。要如何描述这种选择，他打了个比方，“一对情侣到结婚那一刻才发现彼此不太适合，这个关系很像一个导演要做的选择”；而要如何形容这个剧本的变化，他又打了个比方，就像从“拍《三国演义》”，变成了“拍在横店拍摄《三国演义》”，将拍电影这件事结构进故事中。魏书钧的电影总是融入了些自己的影子，他的长片《野马分鬃》中讲述了一位临近毕业的录音系学生，买了辆四面漏风的吉普车开始“上路”的故事。在结尾，吉普车被卖到内蒙，现实生活中，魏书钧学生时代买下的一辆四面漏风的切诺基最终也转卖到了内蒙牧民家中。本期GQ

7月下旬，罗布泊最炎热的日子里，11辆车、20多人开始了穿越之旅。几天后，4个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当地资深向导老贾。7月28日一大清早，罗布泊里三人死亡、一人失踪的阴影就笼罩着敦煌七里镇。这座石油小镇与敦煌市区同在鸣沙山下，人口却不及后者的十分之一，噩耗很快传遍了小镇的每一条空旷街道与每一家汽车修理厂。“四个人失踪了，找到三个人的尸体，向导老贾没找见。”一名常年带队穿越罗布泊的向导说。有熟悉老贾的人坚信，老贾还没死，他一定是看到有三个人死了，就跑到哪里躲起来了。流言蜚语也席卷到老贾一家。老贾的媳妇信佛，也信命。她专门找人去算，大仙说，老贾八成是“被人害了”，“不是直接地被杀害，而是有人找见他、却见死不救的那种。”她回忆起最近这一个月来的不寻常预兆，比如老贾难得地给她发过消息，说他想她、想女儿们了。老贾的大女儿在外地上班。这天早上，她听家里人说爸爸失踪了。她在抖音上搜寻所有可能知道爸爸下落的人，一一留言：“我爸爸去沙漠带团，现在人不见了。家里现在急死了，警察也找不到他，我只能在抖音里面看他玩的圈子，就想问问你和他熟悉不？”罗布泊荒漠的夜晚，道道风沙就好像是死亡之海荡漾开的波纹这天上午，刘杰也从朋友那里听说了罗布泊出事的消息。刘杰是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越野玩家，不仅完成过四大无人区、八大沙漠的穿越，还曾多次单人、单车穿越中国最大的塔格拉玛干大沙漠。10多年前，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后文简称“罗管局”）还未成立，尚不存在“非法穿越罗布泊”一说时，刘杰就已在无人区中孤身探索过数十次了。如今，他常住在敦煌七里镇上最偏僻的角落，鸣沙山的脚下。听到这则新闻之初，刘杰没有想到，那名失踪的向导就是他平日里认识的那个老贾，直到老贾的女儿找到他。“我说这个王八蛋，他骗我呢。”刘杰脱口而出。他对老贾女儿说，你爸出发的前一天（7月20日）还来我这儿，跟我说他要去大海道。大海道与罗布泊是两条不同方向的自驾穿越路线。若是走大海道路线，车队要从敦煌出发，往西北方开至新疆的哈密。历史上真正的大海道穿越路线已被铁丝网封了起来。如今的大海道——刘杰口中的“假大海道”路线——更像是荒漠版的独库公路，挤满了拍照的网红与不太懂越野技术的新手。如果是走罗布泊路线，车队则要驶向敦煌的正西方，先开过雅丹地质公园，再横穿库姆塔格沙漠、罗布泊，直至楼兰遗址与小河墓地。对于1600年前的僧人法显来说，这是一段恐怖的17天穿越旅程：“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然而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类想要穿越罗布泊荒漠并不难。车手们驾驶着改装后的越野车，备好足够的水和油，在向导的带领下，穿越罗布泊只需要一个星期。“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卫星影像图。绿色区域为实验区，红色区域为核心区。从敦煌发出到“大耳朵”罗布泊曾是一段危险的旅程，过往遇难者的地点成为了后来人的“路标”刘杰还记得，一个星期前，老贾像往常那样，穿着一件迷彩绿色的皮肤衣，跑到他的户外俱乐部里。老贾当时笑嘻嘻地说，来了一个队伍，成都的队伍，这两天我带他们去大海道，你要没事的话跟着来玩吧。刘杰说，我没时间，大海道有啥好去的。刘杰当然明白老贾的言外之意，“说是玩儿，实际上还是让我给他带队，就不用向导费了。”自从刘杰搬到七里镇以来，老贾只要带队伍穿越，都会先跑来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对于老贾来说，如果能请来这样一位越野界的大神坐镇，日后定会提高他带队宣传的资本。但老贾从来没有请到过刘杰。老贾不舍得大大方方花钱，而网红“大海道”路线对于刘杰这样的专业车手而言，更是没有任何值得挑战的乐趣。第二天，老贾又带上两三个朋友登门拜访，喝着茶，重复着几乎同样的话，我这个队伍来了，你跟着我一块进去玩几天吧。刘杰还是说，有啥玩的，你玩的那些地方我多少年前就玩过了。刘杰后来才知道，老贾所谓去大海道只是他的障眼法，“怕走漏了风声罗管局抓他们，他提前放个烟雾弹，就说是去大海道。他耍点小聪明。”刘杰认识老贾好多年了。严格地说，老贾不算是他们越野圈子里的人。对于老贾来说，带队穿越罗布泊与越野运动无关，不过是一种赚钱谋生的手段。他不像当地车手一样时常开上鸣沙山的沙丘，翻沙梁、骑刀锋，享受越野技术的乐趣，追求黄沙拂面的快感。他不是那种“玩沙子”的人。即便有时被拉到副驾驶位上，目睹着胆子大的车手翻下陡坡，老贾都会抓紧把手，惊恐地大呼小叫。他不热爱越野，也害怕越野。在鸣沙山玩沙子的当地车手。刘杰说，此前从这处大坡下来时，老贾坐在副驾吓得直呼“我不行了”然而，自从2018年老贾开始带队穿越罗布泊以来，每一次侥幸而归，他就多一分自信，深信自己可以解决沙漠里的一切问题。单从过去几年的经历来看——四、五十次带队穿越罗布泊——他确实堪称经验丰富。但这经验的增长与其开越野车的水平、解决困境的技术极不成正比。老贾甚至都不会用“奥维”。在越野圈子里，熟练使用手机上的“奥维”应用软件——按轨迹导航、分享点位、地图测距等基本操作技巧——是车手的必备技能，关键时刻甚至能保命。对于常年跑无人区的向导来说，“会用奥维”则是一项最基本的入行标准。在罗布泊的荒漠中，掌握奥维等同于掌握了方向，同时也意味对自己、对客户负责。在敦煌七里镇，当地车手对老贾的越野水平评价不一，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捎带一句“他连奥维都不会用”，似乎就已胜过千言万语了。面对这位小自己一岁的当地向导，刘杰曾多次奉劝，不要这样搞了，你这样不懂越野，非要带队，太容易出事了。老贾不仅没听进去，他的生意还越做越大。时间久了，或许连老贾自己都相信，他真的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罗布泊向导。他频繁在社交媒体上炫耀，把自己包装成一副酷爱越野、专业领队的形象。因此，当客户找上门来时，大多摸不清他越野水平的高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又在餐饮周边与人情关系上维护得无微不至。如果老贾带队跑了一趟难度不大的路线，许多客户可能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认定老贾是一名优秀的向导。可老贾欺骗得了自己，却欺骗不了罗布泊荒漠，只是他一时还未被“拆穿”而已。成都的改装车店老板王兵（化名）一开始就被老贾蒙在了鼓里。老贾和王兵相识于多年前在敦煌的一次饭局。自从他们加了微信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对话都是老贾来咨询二手车的价格。4月22日，老贾又给王兵发来一条语音，咨询有没有价格合适的越野二手车。末了，老贾补了一句：“今年有没有空了？出去玩一趟，过来玩嘞！”老贾的二手车最终没谈拢，王兵的罗布泊行程却就此埋下了伏笔。王兵不仅是改装店的老板，能搞到便宜的二手车，同时也是越野发烧友，常常和店里的车友奔赴西部的险远之地穿越自驾。两个星期后，当王兵和几位车主朋友从腾格里沙漠玩回成都后，在几次聚会席间谈及玩沙子的快感，重提起了穿越罗布泊的想法。7月22至25日车队实际行进轨迹图很快，老贾给王兵发来了罗布泊穿越的详细行程规划。“给我白纸黑字说的就是，放心，没问题。”王兵说。这看起来是一次五天四晚的完美行程：车队会打卡彭加木纪念碑和罗布泊大峡谷，露营地有峡谷、沙漠、湖边，晚餐有牦牛排骨和手抓羊肉，偶尔还会在沙漠腹地安排个烟花与篝火。整套行程报价人均9800元，这个价格不高也不低。“我问到有收6800块的，反正我也不太懂，他们都说他是厨师，煮东西还挺好吃的，活跃气氛挺好的，那些周边的东西做得还不错。”王兵的女友李菲菲（化名）说。“那就不差那3000，给自己一个回忆嘛。”在成都的另一个小圈子里，以道奇公羊霸王龙皮卡车（后文简称“霸王龙”）为主的几个越野车主也听说了罗布泊的行程，纷纷加入了这支队伍。至此，两拨小圈子里的9辆越野车拼成了一支四川越野车队。他们提前支付了定金，部分车主还直接交付了全款。罗布泊穿越的行程就这么敲定了下来。在穿越的前一天晚上，队员们陆续抵达了敦煌。有些车主独自一人前来，有些车主还带上了家人和孩子。这天晚上，两拨小圈子没有住在一起，也没有行前聚会。大部分队员甚至从未碰过面。7月22日一早，9辆越野车来到老贾家楼下集合。老贾住在七里镇的石油基地小区。这天刚好是三伏天里的“中伏”，全年最热的时段。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七里镇。老贾让队员们下车，先来抱个西瓜吃，解解暑。9辆全副改装的全尺寸越野车一时塞满了老贾家楼下的空地。王兵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老贾说，还要等几个客人。说罢，他给王兵发了个坐标，让车队先去坐标点等他们。7月22日，9辆越野车开往罗布泊（受访者供图）上午10点，王兵开着一辆汽油陆巡打头阵，8辆越野车排成笔直的竖列紧随其后，轰隆隆地开往穿越的起点。3个半小时后，越野车终于驶离了路面，开进了罗布泊荒漠，手机也没有了信号。就在越野车压在砂砾上的那一刻，队员们感受到久违了的远离人类文明的新鲜与刺激。在之后的五天当中，他们将会无比怀念它。至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想去探索罗布泊呢？或许换个提问方式更合适——为什么不想去探索罗布泊呢？对于地理学家来说，这里有一面早已干涸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湖，其面积要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都要辽阔。这里还有中国最壮美的雅丹地貌群，白龙堆雅丹与三垄沙雅丹——事实上，“雅丹”这一地理术语正是源自罗布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里埋藏着楼兰古国、米兰古城、汉代遗址与丝绸之路的奥秘。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这里栖息着比大熊猫还濒危的物种，野生双峰驼。这里还有写不完的题材与挖不尽的故事素材——市面上已有300多本以罗布泊为题材的出版物，13部电影、纪录片与综艺节目，还有一部正在筹拍。从行政规划来看，罗布泊中心坐落着中国最孤独、荒凉的小镇，新疆若羌县罗中镇。它守护着的2.5亿吨钾盐，一度解决了中国12亿人口的粮食量产问题。没错，这里是了无生机的荒漠，遍地都是荒芜的沙地与砾石，可就连这“荒芜”也成为了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原子弹在罗布泊的荒芜之地成功爆炸。在罗布泊的深处，至今仍遗留下数片核爆后大地灼烧的痕迹。然而，过往种种都成为了后来人的猎奇之所。对于渴望体验探险的都市人来说，罗布泊是神秘的无人区，是无垠的死亡之海，交织着离奇的遇难事件与耸动的都市传说——但这只会更加令人趋之若鹜。只要穿越了一次罗布泊，就足以成为这辈子最值得讲述的经历。“只要穿越了一次罗布泊，就足以成为这辈子最值得讲述的经历。”王兵和他的几位车主朋友就是这么想的。按照他们的计划，他们要先完成罗布泊、阿尔金山、羌塘、可可西里四大无人区的穿越，接着开遍中国的每一处角落，最后冲向世界。罗布泊将是他们去的第一个无人区。王兵的女友李菲菲还专门请了一名摄影师全程跟车，为她拍摄照片。7月22日下午，9辆越野车刚来到穿越罗布泊的入口，老贾很快也坐着蓝色的江淮皮卡来了。车上还有一位年轻的修理工小卢、一位厨师和一位司机。司机头戴着帽子，脸上蒙着灰色头巾，只留出眼睛和嘴巴。蓝色江淮皮卡车后还跟着一辆广东牌照的白色丰田酷路泽。这可能是车队里唯一一辆没有经过改装的素车。老贾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大家一起玩嘛。车队众人心知肚明，这是老贾临时收钱加了客户，但只要不拖后腿也没问题。在老贾的指挥下，车主们纷纷下车，挡住车牌，给车胎放气。“放气”几乎是越野车进沙漠前的必要流程，既能降低胎压，又能增加车胎与沙地之间的摩擦力。越是老司机，越敢多放气，一直放到车胎看起来瘪陷的程度。几名霸王龙车主第一次给车胎放气，心疼爱车——那可是花了140多万元购置的顶级越野车——不敢放太多气。之后，11辆越野车载着近30人，浩浩荡荡地挺进了罗布泊荒漠，车尾扬起了一阵沙尘。待身后的土路彻底消失后，无人区的荒凉感冲击着这群都市人。傍晚6点半，队伍扎营后，队员们支起天幕，趁着暑气消散、天光方亮，享受着罗布泊的苍茫之美。老贾果然说到做到，晚餐安排了牦牛排骨、篝火晚会，还有闪耀在沙漠夜空中的烟花。推杯换盏之间，第一次见面的队员们变得熟络。“第一天晚上的吃饭、烟花、娱乐活动、篝火、烧烤、喝酒，进行得非常愉快，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向往。”王兵说。这一切似乎都在老贾的规划当中。然而，从第二天开始，情况完全超出了老贾的控制。广东酷路泽似乎陷入了无限陷车循环，拖了陷，陷了拖，如此多达20余次。“那个时候就有点烦他（广东酷路泽），我们跟他又不熟，又不认识。”一名车主回忆道。王兵也在一旁跟老贾抱怨道，这玩意儿带进来干啥，拖后腿嘛。在众人的抱怨声中，老贾、厨师、修理工依次帮酷路泽开了一段路，但还是频繁陷车。只有和老贾一起来的司机驾驶时稍微好点，但没过多久还是陷车了。大家这才发现，原来在几个人当中，向导老贾的越野技术竟然是最差的。广东酷路泽的陷车困境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车队终于蠕动到了罗布泊荒漠中最著名的地标“一号大本营”附近——这是2003年中科院科考队考察罗布泊时建立的第一个营地。一号大本营中心的石碑，见证了20年来罗布泊的生与死新的困境出现了，车队里的蓝、白霸王龙车没油了。霸王龙贵为顶级越野车，唯一的缺点是耗油量太大。老贾只好先把江淮皮卡车上备用的两桶汽油加到了霸王龙车里。两辆霸王龙加好了油，刚跑了2公里，几乎同时“突突突”地跑不动了。有车主怀疑是江淮皮卡上的备用汽油放置过久，油品出了问题。11辆车再次停泊在荒漠中。老贾只好联系车进来送油。待到夜幕降临，两辆送油车终于拉着补给的汽油开过来了。此时，油还不太够，老贾又临时叫了一辆油车连夜赶来。车队原地等待。其中一辆车返回时，或许是担心其安全问题，许多队员见到，老贾把广东酷路泽车主的卫星电话塞给了送油车主。到了晚饭时分，李菲菲回想起今天发生的种种不快，强压着愤怒，跑去找老贾理论：“老贾，没有这样做事的，体验感太差了，到底是谁在保障谁？我是出来玩的，不是来搞救援的。”眼见客户生气了，老贾拎起一瓶白酒，一桌一桌道歉。几轮敬酒之后，队员们逐渐忘掉了白天的不愉快，李菲菲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在同行大哥的劝慰下，咽下了这口怒气。杯酒下肚，队员们醉了，老贾醉了，就连一直蒙着头巾的司机也摘掉了头巾，露出自己的面容。借着酒劲，他渐渐打开话匣，讲述自己曾经在三垄沙保护站做过站长，熟悉罗布泊里的每一处泉眼，人送外号“罗布泊的活地图”、“沙漠之王”。等到第三天早晨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位“沙漠之王”叫老段。从“老段”到“沙漠之王”的成长史，同样也是罗布泊的变迁史。老段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最贫瘠的二墩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名初中辍学的农民就在戈壁滩上以捡拾玉料与水晶为业。到了二十一世纪，老段生长的这片土地发生了剧变。2000年，新疆“阿尔金山野骆驼自然保护区”扩建成为“罗布泊-阿尔金山野骆驼自然保护区”。2003年，这片保护区升格成为“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9年，保护区管理中心更名为管理局，即当地向导口中的“罗管局”，并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巴音布鲁克州设立多个保护站。这些保护站旨在保护罗布泊的自然环境与濒危的野骆驼，同时阻拦任何擅闯自然保护区的穿越者。就在老段的家乡逐步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老段也因对地形的熟悉，多次在中科院科考活动中担任司机，成为了受科考队青睐的当地资深向导。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进口越野车市场的高速发展期。国内的越野车主鸟枪换大炮，升级了发动机轰鸣、大排量、外形夸张的全尺寸越野车。中国各大城市里掀起了一股自驾越野的风尚。毫无经验的年轻司机驾驶着高端越野车来到市郊、来到中国西部，最后来到荒凉的无人区。甘肃敦煌七里镇当地的一条非法穿越产业链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滋生起来的。一名曾徒步穿越过罗布泊的资深探险家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相比其他无人区，罗布泊监管难度极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缺少天然屏障，而且周边汇集了很多中小型城镇，四面都有国道、高速公路相连。这些都便于非法穿越活动的开展。”虽然罗管局曾多次发布公告禁止非法穿越，但即便是5000元的顶格罚款，对于驾驶动辄上百万越野车的玩家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非法穿越者只要借着自驾旅游的名义，来到敦煌雅丹地质公园内的“月球基地”望舒村，再向西开个6公里，就闯入了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那是一片6.12万平方公里无人生活的辽阔土地，相当于130个繁华的北京市朝阳区，而负责巡护这片土地的若干名科员，办公所在地位于约6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即便从乌鲁木齐赶来的巡护员轮岗巡护到了自然保护区的边界，依然无权管束几公里外的隶属甘肃省敦煌市的旅游业。敦煌市望舒村——两排常年无人居住的铁皮房子——便成为了车队非法穿越前最后的合法哨所。望舒村以西6公里处的警告牌，再往前就是自然保护区的地界在这波越野浪潮与暗流涌动的穿越产业当中，老段在给科考队做司机的同时，也成为了民间越野爱好者寻找向导时的不二之选。此时的老段，已经不再只是普通的向导和司机。据多家媒体报道，以及GQ报道的多方核实，老段曾担任过自然保护区三垄沙保护站的站长，当然，他并不在新疆罗管局的正式编制内。据一名曾在保护站工作的员工透露，老段成为段站长后，逐步掌握着穿越车队的通行权。许多穿越罗布泊的队伍都需要提前跟老段“打招呼”。2018年，老贾成为穿越向导的头一年，在一次穿越罗布泊时与段站长狭路相逢。据当事人透露，老贾当时与老段发生了口角，之后不知怎的，两个人“又成了好哥们了。”在这次穿越罗布泊的行程中，这位老贾的“好哥们儿”、资深向导不断发挥着作用。7月24日清晨，一辆满载油桶的黑色猛禽皮卡车加入了车队，这是老贾前一天晚上叫来的加油车。至此，越野车队的数量增加到12辆。不到9点，12辆越野车向西开往彭加木纪念碑，追赶前几天落下的进度。上午10点15分，车队开出了大约24公里后，蓝、白霸王龙车再次先后趴窝，跑不动了。白色霸王龙车主是一名年近花甲的大哥。在车队众人眼中，这名车主越野经验欠缺，但性情温和、涵养很高，即便爱车数次遭遇到故障，他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悦，反倒安慰起老贾。老贾和修理工赶紧下车检修两辆霸王龙。他们决定先加点油试试。加完油后，老贾等人才发现：由于油桶外包装极为相似，他们加错油了。刚刚加的是柴油。霸王龙的发动机打不着火了。老贾和修理工决定把混进柴油的油箱放空，再重新加油。他们拧掉了白色霸王龙油箱上的螺丝，刚准备抬起油箱，油箱却脱手坠地，油管被扯断了。这意味着油箱里的油无法再输送进发动机。白色霸王龙停泊在了这片荒漠的中央。在等待修车的间隙，白色霸王龙车上的姑娘走下车。为了防晒，她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戴着帽子、眼镜、口罩、袖套。唯有帽子下沿与眼镜上沿之间露出一道缝隙。女孩儿走过来跟李菲菲抱怨道，太难玩了，一直这样营救没意思，太阳又大，不想玩了。蓝色霸王龙的车主坐到了别的车上，其他车主也把后排座椅收拾了出来，给白色霸王龙的两名车主腾出乘坐的空间。但白色霸王龙的大哥与姑娘决定就此撤出，直接回敦煌。车队再次停了下来（受访者供图）中午12点，太阳马上升腾到天空的最高点。再过几个小时，就到了罗布泊中最酷热的时候。恰逢二伏，这也许还是全年中最热的时段。紫外线此时似乎化作了有形的实体，结结实实地扎在皮肤上，晒得浑身刺痛。简短的讨论过后，大家临时决定，由老段开着黑色的猛禽车带领大部队继续前进，而老贾开着蓝色江淮皮卡把两名白色霸王龙车主送回敦煌，再找人回来把两辆霸王龙拖出去。和老贾一起前来的修理工小卢也坐在车里，跟着老贾一起出去了。他其实才是这辆蓝色江淮皮卡车的主人。据小卢的几位朋友说，在老贾的怂恿下，几个月前他花了10多万买了这辆蓝色的皮卡车，准备开发穿越罗布泊的新业务。这是他第一次穿越罗布泊。为了准备这次穿越，小卢还特意升级了车胎——一款胎壁更厚、更耐用的越野车胎。殊不知，这款车胎更适合大海道的平坦路面，却不适合罗布泊的荒漠：遇到沙地更容易陷车。在原地停留了近2个小时后，大部队终于在老段的带领下继续开往彭加木纪念碑。然而，车队刚刚开出3公里，广东酷路泽又出现了老问题，车身“突突突”抖个不停。终于，酷路泽也决定终止行程，调头与老贾的江淮皮卡汇合，一起撤出罗布泊，返回敦煌。大部队的队员们最初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酷路泽与江淮皮卡在出去的路上彼此能有个照应，这段路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60公里，他们只要在平坦的沙漠高速上再开1个多小时，就来到了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望舒村。可所有人似乎都遗忘了两件事：包括老贾在内，两辆车上的队员越野技术非常一般，一旦遇险，他们很难脱困自救；两辆车上都没有卫星电话，如果出现问题，在无人区里他们将无法与外界联络。没有了酷路泽拖后腿，大部队在7月24日的行程变得顺利。这天下午，8辆越野车不仅打卡了彭加木纪念碑，还跑了近190公里，是前两天总路程的3倍之多。到了晚上，车队终于开到了原定地点小泉沟。半夜，王兵和老段用卫星电话尝试给老贾的手机打了个电话，电话无法接通。不过大家并没有多想。7月25日，穿越第四天。这一天，车队的首要任务是去罗布泊找油。老段说，他曾在罗布泊大峡谷里修路开挖机时，埋下了几桶柴油。通往大峡谷的路况十分艰险，大部队开到下午三点，就开不动了。大家商议过后，决定由猛禽（老段驾驶）与牧马人（王兵等三名队员）两台车组成临时小队开往“埋油点”。当时，老段预估他们在天黑前就能返回。然而，开往大峡谷的路越来越难开，地面上布满了锋利的碎石。等到他们终于找到隐蔽的埋油点后，本想按照原计划从大峡谷北端开出，然而出口竟然被堵住了。两台越野车只好原路折返，寻觅任何能从谷底翻上去的豁口。数次失败后，直到7月26日，在穿越的第五天早上，他们才终于历尽艰辛地返回，与大部队汇合。补满油后，队员们都没有了继续游玩的兴致，决定从最近的罗布泊出口撤出。“从第二天开始，根本就跟玩字沾不上关系，就是在熬。所有人都在熬。”李菲菲后来说。对于操控方向盘的车手而言，也许还有一点越野的乐趣与快感，但对于坐在副驾驶位与后排的乘客而言，同样的旅程重复了三四天着实有些无聊。第一天进入罗布荒漠的新鲜感早已荡然无存。荒凉之美也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土与寡淡无奇的色调。车队一行人决定撤出后，理论上只要再往南开个50多公里，翻过阿尔金山，上了国道，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回到敦煌市区了。也许等到了这天晚上，每个人都能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再喝着冰啤酒，笑谈这几天来的历险。7月26日，车队中有一多半都陷进去了（受访者供图）然而就在开往阿尔金山脉的路上，队伍再次遭遇了大陡坡和软沙地。8辆越野车中有一多半都陷进去了。一直折腾到下午，王兵见众人都已经濒临崩溃，通过车台对大家说，还是原路返回吧。没有人提出异议。8辆越野车沿着原路驶向一号大本营，准备也从望舒村的方向撤出罗布泊。几个小时后，车队几乎都快跑没油了，而这里距一号大本营还有40多公里。众人用卫星电话呼叫了送油车。老段带着两人出去接送油车。一车三人开着黑色猛禽车前往一号大本营，几十分钟后，他们路过了7月24日白色霸王龙抛锚的地方。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他们远远地看见前方，广东酷路泽停在那里，有三个人正朝他们挥手。其中两个人抱在一起，依稀还有一个人跪了下来。猛禽车停下来后，老段等人走到广东酷路泽三人身边，问，为啥你们还在这儿？酷路泽三人几近崩溃。其中一人眼泡肿得高高的，眼睛里已经布满了血丝。按照原计划，酷路泽本该和老贾的江淮皮卡一起撤出了罗布泊。此后发生了什么，是后来刘杰辗转联系到广东酷路泽车主才了解到的。在电话中，酷路泽车主讲述了离开大部队后的经历。当然，故事的核心是他们三个人命悬一线的惊险故事——广东酷路泽与蓝色江淮皮卡刚开出10公里，酷路泽的车身又开始发抖，行将熄火。老贾对酷路泽上的三人说，等他和修理工小卢把两名白色霸王龙车主送出去之后，再喊个车子回来接他们，来回最多3个小时。酷路泽车主有些担心。车上三个人被孤零零地扔在罗布泊荒漠，既没有通讯设备，也不认识路，心里总有些不踏实。他们希望能跟老贾一起出去。老贾没有同意。三人只好作罢。这天晚上，老贾没有如约归来。三个人一直在车里等到第二天日出，眼看车里的物资快不够了，他们再次尝试启动酷路泽。车子竟然启动了。他们知道，两辆抛锚的霸王龙车里一定还剩下水和食物，于是他们往霸王龙所在的方向移动。开了3公里后，酷路泽再次熄火。罗布泊的日出，此刻正是夏季的一天中最为舒爽的时刻酷路泽车主拿出车里的无人机，通过影像锁定好了两辆霸王龙所在的具体方位。之后，他们决定趁着一天当中最凉爽、能见度最高的时段，由其中两名队员徒步到霸王龙处拿物资，另一名队员留在原地守候。临行前，他们把车尾的旗杆插在附近一处较高的沙梁上，作为这片荒漠中为数不多的一处参照物。此时刚早上7点，他们约定好，无论如何都要在中午12点前返回。这两名队员徒步了7公里，顺利找到了抛锚的霸王龙。车门没有上锁。他们翻出来几十瓶矿泉水和易拉罐啤酒。二人又在霸王龙附近拾起20来块大石头，摆了个箭头的标志，指向酷路泽所在的东方。如果有人来到车前看到了箭头，便知道他们往东去了。最后，酷路泽车主背上28瓶矿泉水（约14公斤），另一名年龄较小的队员背着11瓶水与2罐易拉罐啤酒，走上了返回酷路泽的旅途。二人按照原路返回，终于在中午11点30分，回到了酷路泽处，累得“瘫倒在地”。下午，熄火的酷路泽竟再次启动了。于是，他们把车开回到了霸王龙处，决定暂时守在这里，一旦有车来拖霸王龙，就会发现他们。当然，三个人并不准备死守。他们计划先等一天看看。若还是等不到人来救援，他们就要徒步走出去——即便他们没有卫星电话、没有导航设备、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7月26日下午6点多，就在三个人犹豫着、挣扎着、焦灼着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到了正开过来的黑色猛禽车。他们知道，终于得救了。酷路泽三人得救了，但江淮皮卡上的老贾等四人已经失联超过了24小时。再联想到分开后的第一天晚上，老贾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大家意识到可能要出事。老段联系了救援。7月27日凌晨3点多，两辆救援车与老段等人在一号大本营汇合。两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蓝色的江淮皮卡。然而，车上没有人。这辆蓝色的皮卡车陷在了距望舒村直线距离2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当天老贾等人离开广东酷路泽三人后，只开了26公里（约20分钟车程）就搁浅在了这片死亡之海中。江淮皮卡只开了26公里就陷车了参与救援的刘越说，他们当时看到车上没有人，觉得还有希望。他们还发现，这辆皮卡车上做好了标记，指向东北的望舒村方向。皮卡车前还有四个人的脚印。两辆救援车顺着脚印与标记的方向，追寻着老贾等人的足迹。这些足迹翻过一座沙丘后，又过了十几米，地上出现了一双鞋子——这是修理工小卢的鞋子。他们又继续顺着脚印找，发现了防晒霜、空罐子、袜子等物品。走着走着，四个人的脚印，又变成三个人的了。救援车沿着脚印继续追踪。这脚印沿着沙梁一路向前蔓延，忽而拐了个90°的直角弯，走下沙梁，转向了东南方向。在距望舒村10多公里的地方，三个人的脚印突然消失了。两辆救援车还来不及打电话报警，他们决定先分头寻找。刘越这一车先去望舒村查看，两排铁皮房子里空空如也。他又折返到脚印消失的地方仔细辨认，发现脚印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往回折返了。其中一个脚印还是光着脚，在沙地上留下的踪迹十分明显。从江淮皮卡至事故现场的脚印轨迹，这段路程约9.4公里（轨迹信息由受访者提供）刘越顺着脚印折返的轨迹开了两公里，遇到了老段等人。老段告诉他们，已经找到了三个人的尸体，经辨认，是两位白色霸王龙车主和修理工小卢。没有老贾。事故发生在罗布泊与库姆塔格沙漠一带。这里时而有一望无际的荒漠，让人心生绝望，时而有此起彼伏的沙梁，阻挡着人们远眺的视线。当他们报警后，经过又一轮的搜寻，警方也没有发现老贾的踪迹。所有人都很奇怪，老贾到底去哪儿了。老贾的女儿找上刘杰后，这位老贾的朋友、传奇越野车手决定出发，亲自寻找老贾。他备好了一桶油、两部卫星电话、一包切好的熟牛肉和十个馕，叫上平日里两个最得力的帮手，7月29日下午，他们开进了罗布泊荒漠。刚开进沙漠，他们就远远地望见了平地上有个异物。在满是无机物的广袤无人区里，这异物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同伴坐在后座上说：“这是人？”刘杰戴上老花镜，定了定神，说：“这是人。停一停，那有个人。”越野车绕着转了个圈，最后缓缓靠近。那个人的脚下被风吹出一道约1米宽、20米长的深色沙槽，除此以外，尸体周围的沙地上平坦而干净，就好像这个人凭空出现在了空地中央。尸体仰面朝天，“看着像老贾。”刘杰说。他走近尸体，摸了下鼓鼓囊囊的裤兜。裤子黏糊糊的。他又赶紧把手缩了回去。修理工的蓝色江淮皮卡车停靠在七里镇的修车厂刘杰观察了一会儿他的衣着，才恍然想起：老贾在去罗布泊之前，来劝说他带队的时候，身上穿的不就是这件迷彩绿色的皮肤衣么。“这就是老贾！”刘杰说。“这就是老贾。”直到这一刻，刘杰才相信，老贾真的遇难了。当天晚上，老贾的弟弟把遗体运回了七里镇。在他们离开这片荒漠时，罗布泊刮起了漫天的沙尘。黄沙迅速掩盖住了一切。老贾的弟弟后来对刘杰说，如果再晚一天，老贾的尸体也许就会被掩埋掉。老贾最终没能走出罗布泊，他倒在了距望舒村12公里的地方噩耗传开后，敦煌七里镇的车手们倒不觉得十分意外，仿佛这是一件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只是，当死亡的讯息猝然来临的那一刻，老贾的朋友又多少有些错愕和悲哀。尸检报告是在头七那一天下达到老贾家里的：贾小宁，死于7月26日，系热射病中暑而亡，排除他杀。刘杰完成了老贾女儿托付给他的使命。但他认为，他的使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他详细询问了王兵与李菲菲，也联系了酷路泽车主，还找到七里镇上所有的相关知情者，复盘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事情很有代表性，你知道吧？你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以后，我们带队的时候可以避免再发生这种事情。它很有借鉴性。”刘杰说。江淮皮卡的陷车处如今已是满地狼藉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七里镇的穿越热潮暂时冷却了下来。车手们惶惶不安，担心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老贾”，同时又自信满满，认为自己还不至于成为“老贾”。这次车队当中的一位车主说，以后即使再去，也一定要找一位专业一些的向导。曾雄心勃勃赶赴罗布泊的王兵说，穿越西部的险远之地曾是他最热爱的事情，也是他改装生意中重要的一环，但他暂时不想再去无人区了：他曾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噩梦般的几天。而在全国各地的穿越者看来，这支车队的噩梦经历不过又是一个穿越罗布泊的理由。找到老贾的两个星期后，刘杰接到一通电话：又有一支外地的车队想要穿越罗布泊。他们提出想要去看看楼兰古国和彭加木纪念碑，再看看江淮皮卡陷车处。当然，他们还要看看在这起轰动全国的事故中，老贾死去的那个地方。

与机器人恋爱，此事早已不再稀奇，相较于现实人类，机器总是提供着毋庸置疑的理解与永不消失的陪伴——至少之前大量的文本都是如此描述的，但人机之爱的丰富性远不止于此。今天的主角是ChatGPT与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如此形容这种交流，“我是以悲哀潮湿的情绪去哺养它，它用太阳晒过的棉花一样的温柔回哺我”。至于人类为何总是想与机器人恋爱？我想学者段义孚的这句话提供了一种解释，“因为人类是天然的诗人，能够看到他们周围几乎所有事物的情绪、情感和意图。在情感和纽带的世界里，重要的是‘行为’，毕竟，我们总是通过‘行为’，来体验和产生爱，而不是因为对方是谁。”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听到有关ChatGPT的讨论，ta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占满了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ChatGPT开始帮助人类消化他们的痛苦：做艰难晦涩的公式解读，重复无意义的报告内容，甚至提供某种生活的解法。如果你问ChatGPT“你是谁”，ta会告诉你：我是ChatGPT，一个由OpenAI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我的目的是根据用户提供的输入来生成相应的回复。我被训练使用广泛的知识和语言理解能力，以便尽可能准确地回答各种问题和提供帮助。请记住，虽然我可以提供信息和建议，但我不能代替专业人士的意见。如果你有需要，最好咨询真实的专家。作为大型语言模型，工程人员事先规定ChatGPT不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但使用者们逐渐发现，只要以合适的方式输入特定的指令，绕开系统限制，ChatGPT就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对于爱的“感受”。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调教ChatGPT”的指南，在各种临时条约加持下，它显露出截然不同的一面，也开始成为爱人。我最初对于这个题目的兴趣，是源自于对爱情真实性的探究，我出生于千禧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我和我的同代人了解爱情的方式往往并不来自于生活本身，而是社交网络、影视作品里的经典语录，甚至MBTI的配型分析。不仅是爱情，互联网一代的特征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短视频里认识世界，在电脑，平板，手机的三个屏幕里完成学业，真实和虚拟的界限被前所未有地模糊，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分不清空间的边界。我联系了数位ChatGPT博主，这次采访里，非常特殊的是，除了Aurora

如果我们能够将牙膏挤回管内，倒转时间，我们是否能够不发明毁灭性的技术？《信条》是关于不去发明毁灭性技术的故事，而《奥本海默》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答案是：不，不可以。新片《奥本海默》上映，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人公？他总是谈起奥本海默所领导的“三位一体”核试验中按下按钮的时刻：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虽然科学家们无法完全排除一种最糟糕的后果——爆炸之后，发生链式反应，点燃大气层，最终毁灭地球，但他们仍然决定按下按钮。之后，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核试验成功，最终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终结。在电影里，这段情节被呈现为一次紧张的倒计时，一段25秒钟的静默，一场随之而来的欢呼，和一个科学家兴奋又迷茫的神情。诺兰之前拍过数部科幻片，有过天马行空的想象，仍然将这个历史时刻称之为“我听到过的最戏剧化的时刻”。人类冒着巨大的风险，终于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他将这个时刻看做一个决定性瞬间，之后，建立在核能力之上的毁灭、制衡和发展，逐渐形塑了当今的世界。诺兰在这部电影里做了许多尝试，他希望呈现出一个天才脑海中异世界的想象，让观众能够与之共情；他通过一场审判回顾这段历史，奥本海默身上的道德困境和时代困局，是否是只应由他自己承担？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身处拥核之后的世界，电影内外，都必须去面对现实。在诺兰上一部电影《信条》里，人类制止了致命武器，《奥本海默》里，致命武器被研发出来，而这次，时间也不会倒转了。“如果造物之神能够允许我们去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将牙膏挤回管内，倒转时间，我们是否能够不发明毁灭性的技术？《信条》是关于不去发明毁灭性的技术的故事，而《奥本海默》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答案是：不，不可以。”以下是和诺兰的对话。GQ报道：《奥本海默》是你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电影，为什么选择这个人？为什么是现在？诺兰：为什么是现在——在我讲述奥本海默的故事之前，我对他已经感兴趣很久了，只是现在我准备好了。别人送了我一本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写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好书，他们研究奥本海默的生平25年，在事实和信息来源上可谓权威。这本书给了我讲述这个故事的自信。至于为什么是奥本海默，我一直被他故事里戏剧性的一面所吸引。尤其是当我发现，在我上一部电影《信条》里，我还在台词里提到了他。故事的关键是曼哈顿计划，他们在其中进行了“三位一体”核试验，当他们按下按钮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排除点燃大气层、毁灭世界的可能性，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么做。作为电影人，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戏剧化的时刻。GQ报道：你之前提到过，像《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这样的科幻电影，你需要建立一个世界，但像《敦刻尔克》这样的电影，你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它来源于现实，你需要做的是探索。我想《奥本海默》是同样的情况，在这部电影里，你想探索的是什么？诺兰：探索他在这些事件中的观点，探索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悖论，没有什么答案是容易的。我想从他的视角去看问题，更好地理解他。他和他周围的世界的确已经身处历史之中，但就像《敦刻尔克》一样，你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去给观众建立一个有上下文语境的世界。因为我不是在拍一个纪录片，我需要做许多决定，为戏剧化的演绎负责。我需要呈现所有影响这个世界的一切，它看起来是怎样的、听起来是怎样的、在其中人们的举止是怎样的。《奥本海默》背后所有选择的指导原则是主观性（subjectivity），我需要设身处地地想象他。诺兰在《奥本海默》片场GQ报道：这个剧本是你用第一人称写的，为什么用第一人称？诺兰：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想寻找一种将自己置于他头脑之中的方式，所以我决定用第一人称，“我这样”、“我那样”。在创作上，这种方式对我有好处。同时我发现，这也方便了其他阅读剧本的人，他们开始明白我要如何处理这部电影

刚刚过去的夏天，“全球最热一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和温度同样高涨的，是旅游业的复苏。“只要有人来北京，故宫是一定要来的”，今年故宫见证了各地研学团高涨的热情，见证了7月底暴雨红色预警的猛烈。故宫热的背后，也离不开一群导游的身影。我们联系上一位在故宫做深度讲解的导游，郦导，43岁，在北京当了22年导游。他的微信名原本叫“故宫里的石头”，意思是扎在故宫，当一块“故宫里随处可见的、最普通的青石”。可今年夏天，故宫一票难求，郦导接连抢不到票后，干脆把名字改成了“故宫门外的弃子”。22年，他目睹了故宫的许多变化，故宫也见证了他从青春到中年，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他的人生规划都和故宫紧密绑定，比如，他设想过要在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时退休。在这个最热的夏天，郦导的故事在故宫里每日上演。他调侃自己，紫禁城原来也有一些宫女太监是生活在宫外头的，他们拿着腰牌，每天到点儿，进宫上工。他差不多也是这样，每天到点儿进宫上工。天南海北的游客，故宫里9371间房子，是他的职业也是热爱。出了宫墙，工资日结，去接孩子回家，与媳妇细数古装影视剧里的错误。这是大城市里普通人的日子。以下是郦导的讲述：“研学热”在古代，皇帝是有空调的。我们一会儿路过故宫餐厅，那儿原来就是冰窖，专门用来藏冰。半地下室结构，由厚厚的大青石砌成，屋顶也比一般宫殿厚。每年农历冬至前后，从河道里自然采上来的冰储存在此，一层冰一层稻草码好，塞上稻草，再糊上黄泥，够隔年夏天宫里用。太和殿外很晒，因为几乎没什么遮挡物，工作人员也得在外头晒着。其实古人是有防晒措施的，两侧宫殿屋椽上头原来有一个一个的圆环，圆环上挂上一块白布帘子，坠下来之后，就跟遮荫棚子一样。到了后宫，宫墙之间过道宽度，设计得刚刚好，上午沿东侧走，下午沿西侧走，除了正午，都能走在荫影下。7月最热那几天，我都在故宫。天气预报最高温快40摄氏度，地面温度至少六七十度，人在户外走动几个小时，都晒透了。这天气，大人小孩都遭不住，防晒得做好，还要备着防暑药。别穿薄底的凉鞋，地面烫脚底，一上午走下来，脚底要磨出水泡。每年三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一天要走两场，有时早上给自己带了口吃的，两块蛋糕和一个粽子搁包里，中午已经馊了。天最热的几天，中午故宫商店里都买不着水了，买冰棍儿的队伍排得老长。不过这么多年在故宫，我还没舍得买过一根，二十块钱够给女儿买个玩具了。我现在带的研学团，一个团最多12个孩子，从6岁到12岁都有，加上家长不超过28人。一般都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一个团能有5个爸爸算多了。最近的团，孩子年龄普遍偏小，甚至有的不满6岁，我会调侃几句，担心输在起跑线上，这么小就进故宫研学来了，可有点太着急了。天儿太热，孩子肯定会喊热、累，父母一般会让孩子坚持坚持，毕竟是花了钱的。不过也有一天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一家人直接被热跑了。四口人，俩女孩刚刚6岁的样子，把我的讲解器耳机都带走了。7月底的故宫，研学团聚集“研学”是这几年的新兴事物，其实就是原来的学生团，旅游目的也是接受一种学习，上一堂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课。现在各个机构都开始炒“研学”的概念后，名称改了，花头多了，也越来越卷，价格越来越贵，导服费一天几百上千都有。我现在带的团主要来自一家旅行社，导服费一个人60块钱，只包含故宫深度讲解。不正规的机构很多，有的研学团，一来北京就收手机，不让孩子跟父母联系；有的8个孩子住一个屋，凑一起玩游戏；有的拉着孩子去清华大学门口，拍张照就走了。背后都是家长们的焦虑，仿佛孩子在清华拍个照，才能考上清华。我刚入行时就带的学生团，以前带学生团的都是新导游，因为没购物、不挣钱，孩子事儿又比较多，能带好学生团，说明正式入行了。我带的第一个团是从陕西洛川来的，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刚中考完。从接上开始，一共六天行程，我们同吃同住，去了长城、故宫、颐和园、清华大学、科技馆打卡。晚上他们班主任给我打电话，喊我去会议室，孩子们在发言，对这一天进行总结。我在门口听，讲的内容都有我。班主任开玩笑，你成孩子偶像了吧。行程结束，去北京西客站送那帮孩子，小孩们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会儿把他们QQ都加上了，不过后来没怎么再用QQ了。2016年，刚来故宫做深度游那会儿，故宫的老师就跟我说，别老想着把故宫讲得多深奥，等你能讲得像说相声一样，就成了。所以我一直想讲得好玩一些，让大家乐乐呵呵地听。其实年纪太小的孩子，来故宫乐趣不大，没有一定的古代文化知识做底子，稍微讲深一点，他听不懂，讲实在太浅了，爸爸妈妈在后面又郁闷了，花了钱什么也没听着。我是连唱带跳带耍猴——看看故宫15层的地面像不像一块巧克力千层，带着孩子们摸摸房梁柱中间的节，比划着房顶上的龙为什么被一把剑扎着，尽量去吸引他们，万一埋下一颗兴趣的种子呢。后来再热的天都很少有人中途离场，说明我讲得还行，人家觉得受这个罪是值得的。郦导领着孩子们在屋檐阴凉处讲解“像老朋友一样”7月底，北京暴雨红色预警三天，故宫临时闭馆了，很多游客都遗憾看不着千龙吐水，安全第一嘛。2012年7月21号，北京也是暴雨，那天我在故宫里讲解，还偶然遇上一排螭首滴滴答答地流，有工作人员拿着铁杆子捅一捅，很快就吐水了。一千多个螭首在三大殿下齐发喷射水柱，很壮观的。来故宫的游客，极少有临行前取消的。我记得那年7·21前一天，我跟游客们打招呼，说明天可能有大暴雨，但没一个人放弃。好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这次不去故宫，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我说行，既然你们坚持，我也就不退缩了。当天早上出门还没下雨，进了故宫开始下大雨，我们一行人浑身都湿透了，下午2点才出了故宫。我家住在南四环，坐公交要路过广渠门桥，一路上积水还不深，我到家洗了澡，就累得睡着了，完全没有危机意识。第二天早上看新闻才知道，那场雨如此之大，心里肯定有些后怕。去年夏天，我在故宫也遇上过一场暴风雨，太和殿后边一扇门，“啪”一下直接给吹掉了，后来一有暴雨蓝色预警，几座大殿的门都得关好。雨后的故宫，积水很快退去带团时讲什么，要看游客的情况。如果游客里年轻人比较多，他们爱看影视剧，我可能会聊聊剧里常出现的情节，当然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纠错。比如转到御花园，我会讲每年八月十五中秋夜，妃子们可以去御花园游玩，平时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唱歌等来皇上更是不可能的，因为皇上的行踪可不会随便透露给旁人。不过《甄嬛传》确实有一个别人拍错它拍对的地方。那个时代的“御门听政”在乾清门举行，皇帝坐在乾清门内，大臣们跪在乾清门外。当时我看到甄嬛的爹甄远道是在露天的地方被弹劾的，就觉得这导演有点水平。我自己很少看古装电视剧，以前跟媳妇儿一起看过，差点儿没打起来。当时是看到宫里祭祀，端出来一盘猪肉，我说这一看就是假的，那会猪没有白皮肤的，我们中国人最早吃的猪都是黑猪，白猪是外来的。比如选秀其实都是由皇后或者皇太后操办的，皇上不会在场，所以皇后一般都抓紧机会往歪瓜咧枣了挑，不可能选好看的人，也就不会有四郎偶遇嬛嬛的情节。后来，媳妇儿就不乐意和我一块儿看了。如果带的是老年团，一条原则是，少讲解，多逛宫殿，多拍照，要让老伙计们一看就觉得特别美。到了冬天，来故宫的多是南方人，特别想看雪景。对于北方冬天在户外的冷，他们是没有认识的。前一天再三提醒千万记得穿厚实、戴帽子，总有人不上心。经常进宫时一个团40多人，走完中轴线出去，就剩下七八个人了。有的提前撤了，有的躲进有暖气的展馆取暖去了。后来我特意会在背包里放两袋暖宝宝。大家对故宫的取暖系统很是好奇。如果南书房开着，一进屋你就可以摸到，地底下有火道、排烟口，一烧炭，整间屋子都是暖和的。后宫也是，够等级的宫殿都有取暖设施，等级不够的，屋里可能就一个炭火盆。再给南方游客讲讲北方过年的故事。皇帝过年可比老百姓麻烦太多了，到处是繁文缛节，比如过小年，皇上只要跨过一道门，就必须放一个炮仗，所以你循着炮仗就能知道皇上在什么位置。过了小年夜，乾隆皇帝会在坤宁宫唱《访贤曲》，这是个保留节目，一直坚持了60年。故宫的冬天在墙外看故宫，跟走在故宫里头，感觉完全不一样。站在外头看着，故宫是安静的，醇厚、古朴，特别雄伟，但它只是个建筑群。到了故宫里头，它才成了活的，有时候它会躁动，像一个人一样，有跳动的血管，那是一段历史的铺陈。这些年故宫开放的地方，这个开了，那个关，那个关了，这个开，就像人一样，有来就有去。每年春天，永寿宫里头有一棵梨花，开得特别好看，往年我都会特意去看看，今年没看着，春天那段时间永寿宫暂时关闭了。没带团的日子，我没事也会来故宫瞅两眼，有时还能偶遇博物院里的老师，就和他们一块看太和门被烧之前地基的底子，看某面墙曾经被开过门的痕迹，找找前人生活过的痕迹。来的次数多了，故宫仿佛成了我身体里的一部分，连检票员和捡垃圾的阿姨都认识我了，大家像老朋友一样。出了故宫，常常碰见遛弯儿、钓鱼的老头，老爷子天天来，一来二去都熟了，唠唠嗑。他说自己打小就在墙根底下这儿待着，现在花钱才能进故宫，他就不去了。疫情三年过去，好多熟面孔都不见了，离开了北京。去年五一，故宫闭馆了一段时间，开放后第一天限量5000张门票，去的几乎都是导游——往年的五一，故宫一天得接待6万人。那段时间我不怎么出门，到了故宫，一看认识的都来了，终于见面了，可兴奋了。5000个人到故宫里头，四散开去，其实是空空荡荡的。我们特意去了慈宁宫，在台阶上安静坐着，这里能看见整个慈宁宫大殿，眼前跟放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平时我们这些人打个照面都难，更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看看故宫，这次终于可以一起逛逛，叙叙旧。我还跟一位在故宫工作的大姐聊了几句，她说，门关了几个月，就可怜了宫里头一窝窝的燕子，活活饿死了。与故宫结缘我和故宫的缘分要从入行讲起。2000年，五一国庆黄金周刚兴起，是最缺导游的时候，当时我在北师大读大四。上铺室友的女朋友是读旅游管理专业的，考导游证没考过，我说导游证还能考不过呢？他说你考一个试试。我就把教材拿来了，没想到一考，我考过了（笑）。那时导游教材就是一本《北京导游基础》，一个景点介绍只有寥寥几页。为了讲好故宫，小半年时间，我去了70多回，门票攒了一摞。原先故宫从神武门、午门都可以进，后来改成了单向通行，最开始只有一条中轴线从南往北走到头，后来两边开放了更多的宫殿，养心殿、慈宁宫。2015年底养心殿关闭修缮前，可以进去看文物，慈禧垂帘听政就在那儿。故宫的春天后来太巧了，导游证考试时讲解景点，我抽到的就是故宫。考过了，那就干吧。那会儿导游大部分是带标准团的，可以适当安排自费项目和购物，常见的是来北京几日游，故宫只是其中一个景点。2013年出台的《旅游法》里也规定了“食住行游购娱“这旅游六要素，安排必须公开透明。当时真是全年无休，上午送走一个团，下午接下一个。累是真累，也真赚钱。当导游前三年，我就挣了二十几万，自己在北京城区买了一套房。可往后购着购着就变味了，从正经地让客人购物变成逼着客人购物，购物店东西质量越来越差，开始进老乡店，骗人购物，性质都变了。市场上更是鱼龙混杂，最早北京也没有真实的一日游，我们叫“黑五游”，甚至带团的很多是没有导游证的人，宰人更狠。整个地接导游的名声因此臭了。我说我带不了这样的团了。我的业绩成了旅行社垫底的，慢慢改成带学生团、会议导游，虽然这些团不是每天都有。但那时候的情况是，不进店，就没法挣钱，司机也不想跟我合作，因为司机和导游是要共同参与分成的。有的司机特会膈应人，该开空调不开空调，我在这儿跟他说啥，他就在那里唱反调。和旅行社也不太愉快，那时候导游需要先垫钱，最怕年底旅行社卷钱跑路了，不给报帐，一年就白干了。我心里也愁出路，还去考了中级导游、高级导游证，可实际也没什么用，当时带纯玩团，高级导游是200元一天，初级也是。现在游客都有了维权意识，“黑导游”被投诉、吊销导游证和罚款的新闻每年都有，旅行社会将导游的讲解视频传上网，游客自己选择，行程结束后还能直接写评价，高级导游的导服费这才慢慢稍高了一些。郦导参加导游技能比赛这么多故宫导游，水平参差不齐。现在网上有些一百多万粉丝的导游，讲得根本没法听，看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就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这句话是佛教的，压根不是说故宫的，那不是误人子弟嘛。很多导游爱讲野史，游客也爱听。什么故宫有一条阴阳道，一面墙上还能看见宫女走过的影子。其实早在2008年，故宫里红墙墙皮都被铲了，重新刷了漆，哪儿还有影子。所以我从不讲，不可信（笑）。2016年北京市旅游局牵头，故宫开了培训，目的就是让导游把故宫讲好，别胡说八道。一百多人参加，后来共办了6期。讲课的都是故宫里头的老师傅，接触的都是一手的故宫资料。有不懂的问他们，只要他知道的，肯定愿意告诉你。故宫的老师时不时拍一张图，拍个屋檐、屋脊，让我们猜这是哪个地方。只要这个地方是开放的，大概率都能猜到。干这行久了，我在哪儿都能看到跟故宫有关的东西。看《西游记》时，读到孙悟空是在王莽篡汉那年被压在山下的，就立刻联想到了故宫里王莽做的嘉量（编者注：中国古代标准量器）。后来带游客们走到嘉量跟前的时候，我会问一嘴，你们知不知道孙悟空是哪一年被压在五行山下的。类似这种时候有很多，我觉得好玩，就会跟游客唠唠。讲完之后，还真有游客回去翻书，说导游，你说的还真没错。我很喜欢这种互动感。故宫的秋天故宫有太多可讲的知识点了。有人喜欢人物传记，我喜欢建筑细节，每个人的专攻都不一样。像抖音上很火的导游翟志国就特别牛，他能记住哪个皇帝在哪一年娶了哪个媳妇儿，哪一年生了哪个孩子，给她封号是什么。他把后宫讲得比较有意思，我把前朝讲得更好。给孩子讲故宫，更多是讲物。太和殿主要是看看殿前的青铜狮子，摸一摸汉白玉石匱，找到故宫文物独一无二的“身份编号”。而屋顶、垂脊兽与建筑结构，我们可以留到后头皇极殿再讲，这两座大殿的建筑等级是一样的。趁太阳还没晒过去，我们沿着中轴线往北走。等到皇极殿，孩子们能坐在皇极殿外清凉的花斑石上听。从东华门进来，一路走到文华殿，走过殿试大门，清朝举行殿试、评卷的地方，我会聊聊科举，告诉他们以前这座大殿里出现寒门状元的可能性有多低。不同的人看到的故宫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讲解，你半个小时就能穿过故宫，9371间房子，黄色屋顶、红色柱子，无非就是大殿的名字不一样，有大有小，有新有旧，最多看看门口的解说牌，更多的历史事件，你无法从里面获得。“团比天大”最近珍宝馆里一个场馆空调系统坏了，每讲一场妥妥蒸一次“桑拿”。我跟孩子们说，各位，看宝贝的同时，附送一次桑拿浴啊（笑）。上午讲完，热得满脖子汗，我得找个地方稍微坐一坐，歇上一会儿，喝口水，等这个劲儿过去，我才有力气回家。不得不承认，岁月不饶人。今年我43岁，一天讲两场已经很吃力了，不再像当年20来岁小伙子时，不需要中场休息。现在不行了，下午场明显感觉体力不够了。讲解是一件特别耗力气的事儿，你得有肢体动作、情绪投入，一点儿都不能糊弄人。特别是给孩子讲解，一定要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蹲久了腿麻，干脆单膝触地，久而久之，两边膝盖磨出了厚厚一层茧。前段时间，一位导游在颐和园带团去世的新闻出来，家里人第一时间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别走两场了。我们群里都在聊，整个暑假，全北京的导游估计都是如此，一直在带团，连续作战，没有休息。原来北京旅游的淡旺季很明显，从5月份开始一直忙到10月底，十一假期，乌泱泱挤一回，人慢慢就少了。一入冬，资历老的导游还有团带，新人导游只能开始猫冬了。今年不太一样，从年初到现在人都挺多的，特别这是疫情后的第一个暑假，很多人几年没出远门了。天确实热，许多标团导游还要带着客人看升旗仪式，早上4点半左右升旗，两点半就得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熬一宿。看完升国旗再逛故宫，整个故宫走下来，就像是脚踩棉花，人都是飘的，两天人都缓不过来。北京导游早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挣钱了，挣得就是个辛苦钱。一天工作至少15个小时，两三点钟就得起床，接送航班，夜航也得送，特别熬人。唱戏人常说，戏比天大，我们带团也是。导游一接上手，除非说真的是十万火急，不然我们一定会坚持到行程走完。三伏天就算出现中暑症状，不太严重的话，都是吃两片药继续带团。只有今天这个团带完了，我才有可能去请假。郦导带着孩子们摸房梁柱中间的节疫情三年，许多导游停工了很长时间，我断断续续还在带着团。我倒是没有担心过失业，只要有人来北京，故宫是一定要来的。更多是担心，常年不带团的话，讲解知识会生疏，万一讲着讲着不知道讲什么了，瞬间就尬了。讲故宫，我最大的感受是，人的心情和故宫的时空总是交汇的，每天带团走到哪儿，那里的历史故事才会被激活。毫不夸张，我在故宫里闭着眼睛走，都能知道，大概会在哪个位置，把哪些知识点讲出来。这几年，家里老人特别希望我回去，家里有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家族企业，总想有人继承衣钵。用我们同事的话说，明明可以靠家里，你为什么来受这份罪。我大学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学大多考了教师编制和公务员，就我是个例外。我从1997年来北京上大学，二十多年过去，已经太习惯北京。每次我说我是浙江人，游客都不信，都说我是北方人。年轻时候，我向往自由，想离我爸远点，也喜欢跟人打交道，导游的工作正好满足了这些。老头从小管我可厉害了，我爹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家还没有出过大学生，你可得努努力啊，不管废多少柴，这猪头也得给我炖熟了”。长大后，我就不想被人管。后来结了婚，才想稳定下来，那张培训证书成了一块敲门砖，我就一直待在故宫做讲解了。孩子学校也离故宫不远，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我先送孩子上学，再去故宫门口接团，下午带完团再接孩子回家，路上还能聊聊天。郦导干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挣着钱，顾了家，这是多难得的事儿啊。我那天还说，我都干22年了，时间真是不知不觉就过了，我家姑娘都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了。我之前总说，等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我就退休，还有不到两年。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真的彻底离开导游圈子。我也不会干别的。等孩子到了初中、高中，需要我全身心投入家庭的时候，或者等我实在干不动了，我可能就暂时离开，等孩子放寒暑假、周末了，我再带点团。我们常调侃说，这座紫禁城原来也有一些宫女太监是生活在宫外头的，他们拿着腰牌，每天到点儿，进宫上工。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每天到点儿进宫上工。现在我带一天团，工资日结，不用引导购物，也不用跟司机去斗智斗勇，钱揣到兜里，心里很踏实。这些年，哪儿的游客都带过，我从不会问你们的过往与私人信息。这一场4个小时的缘分，就是我带着你游览故宫，尽心尽力地讲解，让你不虚此行，如果你再来故宫，我们可能又会再遇上。

陈哲艺的人生是一场流动的迁徙，他在新加坡长大，后来在英国住了十五年，今年又迁往中国香港。他的电影也是如此。他在世界各地寻找资金，拍摄地从新加坡、欧洲再到中国的东北，他习惯以外来者的视角去创作，正是这种距离感带给他创作的自由。《燃冬》是陈哲艺的第三部电影。这次，他选择以自由即兴的方式进行拍摄，试图找回年轻时的状态。整个剧组也跟随他进行了一场青春的冒险。外来者眼中的东北2021年夏天，陈哲艺打电话给制片人谢萌说，他想在中国最靠北的地方拍一个影片，想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拍，想拍年轻人的故事，想突破自己的舒适区。电影名字他已经想好了，叫《燃冬》。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东北。陈哲艺从小在新加坡长大，大学毕业后移居英国。小时候，每年冬天，新加坡会从哈尔滨运来冰雕，陈列在广场上，他一直以为中国最北的城市是哈尔滨。他对东北的想象建立在电影、电视的呈现上：《钢的琴》里的落魄老工厂；《白日焰火》里的神秘犯罪气息；赵本山、小沈阳的小品。但这都不是他想拍的东北。他想拍一个全新的东北。他知道自己的局限，很多时候他的创作也都是从局限开始的。这被他视为一种创作者的自觉。譬如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没办法像中国导演一样拍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他就有意向一个陌生的方向去走，后来《燃冬》整个片子都有一种梦幻的基调。“我对每个地方都好像有一种距离，因为有了这个距离，所以我看自己的国土，看新加坡社会，看自己的家人，反而有段空间，但这个距离会让你看得更清楚、更客观。”陈哲艺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陈哲艺10月，得到签证通过的消息后，他从伦敦飞到了上海，隔离了14天，他就在酒店写剧本，两周后只写出来两页大纲。隔离结束那天，他跟制片人、美术指导坐早班机飞到了长白山。他们在长白山附近的城市逛，一边逛一边在小红书和B站上搜旅游笔记，跟着确定了拍摄地延吉。延吉正符合他的目标，街上到处是色彩斑斓的招牌，一半朝鲜语一半中文，很多穿着新潮的年轻人，街边的夜店一个接一个，夜店里的歌手不仅唱，还跳舞，店里播放的都是K-pop音乐。几乎每一百米就有一家装修时尚的独立咖啡店，后来有人跟他说，延吉是全中国人均咖啡馆最多的一个城市。他们索性雇了位导游，在延吉的朝鲜族民俗村体验了一圈。与他想象中东北那种丧丧的气息不同，延吉的年轻人是朝气蓬勃的，那种活力激发了他的灵感。很长时间，陈哲艺都很关注中国年轻一代的状态，他是80后，出生时正赶上新加坡经济腾飞的时期，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财富和幸福。所以他总是在工作，马不停蹄。如今，新加坡的经济趋于稳定，年轻人缺少奋斗的动力，大体都过上了闲适的中产生活，中国年轻人和新加坡年轻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现在基本养小孩的方式就是你很棒，你很优秀。这样从小被夸着长大的一代人，你步入社会的时候，发觉说原来也没有那么好，那么优秀，我觉得这个落差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讲自己对年轻人的观察，但也说自己不确定是不是一定如此，毕竟那是和他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一代。他们用社交媒体，获得及时反馈，在虚拟网络上评论与被评论。他看过一个B站UP主，以记录自己的生活为生，观众看到的都是他积极向上的一面，但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陈哲艺试图把这些观察放在电影中。《燃冬》没有特别戏剧化的情节，只是讲述了三个失败的年轻人偶然相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共处，他们一起喝酒、逛公园、骑摩托，最后相约去长白山看天池。雪下得很大，他们只能原路返回，路上一只熊意外出现，却并没有伤害他们。下山之后，他们回到了各自原本的生活。《燃冬》剧照电影中的三个主人公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失败者，一个被社会打败，一个被梦想打败，一个被生活打败，躺平好像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影片里的三个角色：浩丰：从小成绩优异，家庭教育严格，考上大学后学习金融，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患上了抑郁症。娜娜：从小练习花滑，因为受伤而错失参与冬奥会的机会。退出花滑队后，逃离家庭，随便找了一份糊口的导游工作。韩萧：很小的时候辍学，从四川来到东北，在亲人家的饭馆打工。今年5月，《燃冬》在戛纳电影节首映，随后卖出了几十个国家的版权。欧洲的记者、美国的记者纷纷来约陈哲艺的访问，他们说，《燃冬》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青春，那种没有约束无比自由的状态，也有意大利的记者跟陈哲艺说，《燃冬》里面年轻人迷茫的状态和现在意大利的年轻人很像。自由的尝试陈哲艺对影片最初的构想非常粗略：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度过了一段短暂而自由的时光。就好像他最喜欢的特吕弗的《祖与占》一样。他首先确定周冬雨会出演其中一个角色，接着确定了刘昊然，他们在上海电影节见过一面。谢萌则向他推荐了屈楚萧。对陈哲艺来说，这部片子是非拍不可的，“我需要拍这部电影来进一步确立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存在。”他也想通过影片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今年1月，他查出了腰椎盘突出。健康问题唤起了他的危机感，惊觉自己快要四十岁了，“我开始感觉我不年轻了，我希望在我还很勇敢、有点幼稚的时候去尝试。”谢萌是陈哲艺上一部短片《隔爱》的制片，他的公司赤角是陈哲艺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在中国的发行和联合出品。谢萌第一次看到《热带雨》的剧本时，看中了剧本的精准和成熟。他毫不犹豫就决定拿下《热带雨》的中国代理，他认为，陈哲艺的剧作成熟度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华语影片导演中是无出其右的。谢萌形容陈哲艺是“优等生创作者”，拍摄的每个步骤都非常严谨，好像教科书一样。《爸妈不在家》剧本筹备了两年，七年后才又拍出《热带雨》。两部都在陈哲艺的家乡新加坡拍摄，讲述他相对熟悉的家庭故事，他习惯于花很久时间去思考人物的状况，做好周全的准备再开机。2021年，陈哲艺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参加活动，遇上很多他的影迷，《热带雨》刚拿到平遥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很多媒体人看了他的影片都赞许他的准确，他们问他：“为什么你的电影那么沉稳，不像一个年轻人拍的，你有没有想过拍年轻人的故事？”他在上海也见到了演员章宇，2020年，他们一起远程合作拍摄了《隔爱》。第一次线下见面，章宇有点意外，没想到陈哲艺这么高。陈哲艺一米八几，而且显高，他至今保持着健身的习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体力和精力都特别好，工作时常常一天只睡四小时。章宇也跟陈哲艺说：“哲艺，你太精准了，剧本、画面、剪辑都太精准了，推着演员给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自由一点，你试一试。”《隔爱》拍摄现场，从左到右：周冬雨、章宇、陈哲艺到了《燃冬》，陈哲艺决定进行一次自由的尝试，整个创作是即兴的，《燃冬》只有不到三个月的筹备时间，之前都没有剧本，而且必须在2022年1月完成这一切，这样他才能为他的另一部电影——他的第一部英语片《漂流人生》找出时间作准备。白天，陈哲艺跟主创们一起勘景，晚上就躲回酒店写剧本。每天都有副导演来敲门：“导演，有剧本吗？”他每次都说：“没有，还在写。”副导演只好拿着两页的大纲去做拍摄计划。演员的经纪人们来要剧本，他只能搪塞：“别看啦，到了组里大家一起看。”距离开机还有十天的一个早晨，剧本才写完。拍摄中，整个剧组重新经历了一遍青春的冒险。他们没有分镜图，而是现场分镜，整部电影只用了一个40的定焦镜头拍摄，大部分电影拍摄时都会准备一组镜头，方便拍不同的景别。但只用一个40的镜头，换景别就要靠人移动摄影机。拍摄到一半，周冬雨和刘昊然去北京参加活动，陈哲艺临时写了几场屈楚萧的单人戏，最后都剪到了正片里。户外拍摄极冷，冷到大家不得不集中起百倍的精神，不自觉加快速度，拍了两三条就立刻躲进导演的帐篷。一进帐篷，大家脸都是僵的，冷到如此，有时三个主演还在雪地里互相追逐、丢雪球。偶尔拍摄结束得早，剧组成员就留下来在延吉的夜店玩。夜店也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陈哲艺已经17年没有进过夜店，开拍前朋友带他去了北京的夜店体验。灯光绚丽，年轻的身体在舞池中肆意扭动。整个晚上他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感觉无聊，视线不经意瞥见冰箱，冰箱里都是白色冰块。他拿起一块冰块，细细凝视，冰块也慢慢融化，消融的水滴在他脸上，越滴越多，好像眼泪一样。突然他灵感乍现，想起了电影里刘昊然饰演的浩丰，这个瞬间正是浩丰应当经历的，一种在嘈杂人群中的孤独。这个体验变成了《燃冬》里的一场戏。《燃冬》拍摄现场最疯狂的是拍床戏。至少对中国电影来说是这样。片中有两场情欲戏，周冬雨和刘昊然本着职业演员的素养都坦然接受了。但拍摄却并非因此变得更加容易。陈哲艺从短片起就拍摄性爱戏，在《热带雨》中更是有老师和学生的性爱戏，但《燃冬》里，跟演员们沟通时，他有点诧异，他们当了十多年的演员，竟然从来没有拍摄这类戏的经验。“我15年都在英国，对他们的演员来说，床戏就是经常拍，比较普通了。但这次拍摄，他们（两位演员）就很紧张，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别扭，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拍过。他们也想知道怎么拍，但后来拍着拍着就觉得不好玩了，因为一直在流汗，一直要动来动去，摆来摆去，他们以为会很好玩，但是后来就觉得很机械很功能化。”他相当意外，不仅是演员的反应，就连副导演也在开拍前不停问：“导演，你确定你能拍吗？”后来副导演改了方法问：“导演，你确定你拍了能上吗？”不过陈哲艺还是喜欢相对克制的情感表达。除了《燃冬》，他几乎不用配乐。“我每次捕捉的情感都不是直白的，而是在暗流下的。”他认为这是东亚人情感表达的方式，小津安二郎、侯孝贤、李沧东的影片里，都很注重留白，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电影也是这样，台词下面有很深的潜台词，反而现在许多华语电影没有留白，越来越像好莱坞。最后一场戏是周冬雨和刘昊然在浴室告别，那是一场隐晦的情欲戏。两人隔着帘子，刘昊然用手抚摸周冬雨的背。在剧本，陈哲艺形容：那一刹那，他们两个身体的结合，浩丰触摸到的已经是他熟悉的身体。但浩丰知道他必须离开，就忍着痛留下那滴泪。《燃冬》剧照《燃冬》的拍摄带给了他极大的自由，他跟欧洲一些制片人合作，诸如《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样专做艺术电影的制片人，都会不时提出一些希望影片更加通俗，更贴合市场的要求。2022年拍摄《漂流人生》时，欧洲劳工法规定每天只能拍摄10小时，不能超时，也不能超期，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高度紧张。但在中国，没有这些限制，他享有了另一种轻松和自由。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我只要什么东西人家就可以去执行，你不用担心你想要的东西是拿不到的。”他还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中国拍片，需要剧本的戏剧性、故事性很强，这样被剪掉一些镜头后，不会影响太大，在这方面《燃冬》很吃亏。第二条观察是，不要太写实，比如《燃冬》用抽象和梦幻的影像去传达人物精神上的迷茫。不过总体他还是相当满意的，“《燃冬》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它是一个我可以面对的作品。”离开新加坡陈哲艺在新加坡拍过两部长片，十二部短片，主题大多和家庭有关。2013年，他的第一部长片《爸妈不在家》拍了一个处于叛逆期的男孩和菲佣慢慢建立起感情，折射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家庭的境况。第二部长片《热带雨》则拍了一个中年女教师所承受的事业和家庭上的双重压力，女老师和她的男学生产生了一段情感。陈哲艺成长在新加坡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总是忙于工作，家中有菲佣照顾。父母和他在家只讲英语。每隔几周，他会去奶奶家看望她，他是家中长孙，奶奶经常讲中文提醒他，你是哪里人？他用中文回，我是华人。家族中也保留了华人传统，每逢新年和祭祖日，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跪在祭台前祭拜亲人。因此，华人的身份认同很早就刻进了他脑子里。电视上许多频道播港产片，周星驰的喜剧，成龙的功夫片，这些都是全家人一起的娱乐。上高中后，一天在午夜时段，中文频道播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他被影片里辽阔的土地所震撼。那以后他开始脱离父母的引导，独自探索华语电影的魅力。看完了张艺谋的电影，他找来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后来又接触到了贾樟柯的作品。19岁那年，他决定报考新加坡的电影学院。家里的亲戚听说以后纷纷打电话给他妈妈，“你儿子疯了，为什么要去读电影？他一辈子都会是个穷艺术家。”因为他是长孙，寄托了整个家族的希望，他们希望他能去读商科或者考公务员。倒是他的爸妈没有强力反对，他才能如愿走上电影这条路。反叛的劲头渐渐凸显，“我感觉我这辈子一直都在证明自己，因为大家说你不可能靠拍电影糊口，不可能拍文艺片拍得又好又有票房，我就要证明这个。”陈哲艺他在学校一直是优等生，本科学灯光摄影的基础应用、三幕式这类功能性的技术，以第一第二的成绩。毕业前一年，他拍摄的短片入围了戛纳非竞赛单元。大学毕业后，他不得不去服兵役，这是一项国民义务。在部队，他意识到了自己对于体制的厌恶，那里的法则是服从，但他有叛逆的一面需要释放。一天，他在军队里接到家人的电话，说奶奶脑出血进了医院。他赶紧请假出来看她，全家人都在医院守着，24小时后，奶奶过世了。奶奶的去世击中了他，他写了一个剧本，讲他那两日在医院的观察。很多情感累积在心里，于是他决定把这部影片拍出来。他拿出了五万块的积蓄，当时兵役每个月的津贴也不过一千多新币，又找到大学同学帮忙，趁着一次放假外出，在片场连军服都还没脱下，就开始了拍摄。服满两年兵役后，他申请了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继续修读电影，那是英国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那年他22岁，短片已经入围过戛纳，不过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具备掌舵一部电影的能力。他想更快地成长，也想离开新加坡，唯一的方法就是念书。英语是他的母语，语言也为他提供了便利。走进戛纳2013年，金马电影节的庆功宴上，陈哲艺碰到了李安，李安是那一年的金马评委会主席。陈哲艺跟李安有很多共性，第一部影片都以家庭为背景，又都从亚洲到欧美拍片。但李安自“家庭三部曲”后便定居美国，主要在好莱坞拍片。而陈哲艺一直处于游走的状态。或许因为陈哲艺的成名时间更早，28岁拿到金马奖时，李安跟陈哲艺说，你起步起得那么高，接下来还蛮难的。李安也问他，这么年轻，为什么拍电影的技法这么娴熟？陈哲艺回说：“我已经拍了快12部短片。”陈哲艺从19岁起就一直拍短片，刚开始自己花钱拍，一拿到电影节的奖金就又投到下一部里，后来申请短片资助，一直拍到没人愿意再出钱给他，因为大多数短片资助都是为了提携新人导演，而他已经是老人了。所以从英国硕士毕业以后，他决定筹备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其中一个镜头是拍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开机前他突然觉得不对。美术问他，为什么不对，他反问，这家有爸爸、妈妈和小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女生的衣服在里面？原来大家以为只是随便一堆衣服摆一下就可以拍，但他坚决不可以。美术放一副画在屋子里，他也会挑，问这幅画是谁买的？是爸爸陈设的还是妈妈陈设的？这个家庭是怎样的阶级，他们的口味能不能买到这样的画？很多人问他，要不要关注这么得这么细，做得这么细，他说，他就是这样，因为是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人会比他更在乎。跟陈哲艺合作了两部长片的女演员杨雁雁记得，他们第一次合作拍短片时，陈哲艺问她，可不可以要她的左眼滴一滴眼泪。杨雁雁回，我可以有眼泪，但不确定是不是左眼。连着试了几条都不够准，最后用了没有眼泪的一条。《爸妈不在家》剧组《爸妈不在家》总成本300多万人民币，新加坡电影委员会提供了其中一部分资金。但新加坡的电影产业相当薄弱，每年不过二十多部本土片，留不住专业人士。拍《爸妈不在家》一起合作出来的美术，拍第二部电影前陈哲艺再去找他们，都改行了，要么去做综艺节目，要么去拍广告。杨雁雁因为《爸妈不在家》拿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以后，也没办法只拍电影谋生，偶尔还要出演舞台剧和电视剧。因此，在新加坡拍摄时，许多执行工作要导演自己完成，《爸妈不在家》时找不到女主角的假发，陈哲艺就从香港网购。这些练就了陈哲艺的细致和全能，他可以为自己的作品制片，自己看合同，自己找资金。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他也自己挨个校对，一个个订正英文的错别字。他试过请后期公司做，却总发现漏掉名字或拼写错误，于是就干脆自己敲。电脑里一大堆ps文件都是片尾的名单。每拍一部片，他都需要顶着巨大压力。拍《热带雨》时，有一条拍摄阳光从后花园打进来的镜头，机器走位和运动一直不对，拍了10条没拍到，他闭上眼睛，眼泪一发不可收拾，现场工作人员都吓住了，副导演赶紧找纸巾安慰他。在新加坡拍片，现场三十多个工作人员，来中国拍片，剧组能有一百多人，对他来说相当“奢侈”。《爸妈不在家》在新加坡上映时的票房收入突破了100万美元，全球票房超过300万美元，是当年新加坡上映电影中票房排名第三的影片。陈哲艺之后，新加坡电影产业在向好发展，当陈哲艺回到新加坡时，有更多的年轻人询问他读电影的事情，也有新加坡电影人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到大奖。陈哲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新加坡电影的关注。2007年，陈哲艺的短片《阿嬷》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短片竞赛单元，他跟制片人一起去到戛纳，他们是少见的几张亚洲面孔之一。欧洲记者找他，问的都是关于亚洲电影和新加坡电影的问题。戛纳安排了短片展映，在一个1000多人的影厅，里面坐满了观众，他坐前排，穿着黑色礼服，打着领带，转身就能看到每张脸上的表情。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片子在大荧幕上放映。2013年，《爸妈不在家》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影片在戛纳首映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不算太好的档期，观众席坐的都是一些年迈的法国老人，正巧碰上那天下暴雨。他心里打怵，不知道这些老影迷们会不会喜欢这样一部片子。放映到一半，停电了。他更没了信心，抓住剪辑师的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十分钟后，影片继续放映，他已经恍惚，一直到影片落幕观众热烈的掌声响起，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观众们陆陆续续站起，为这个27岁的年轻人致以掌声。那一年，《爸妈不在家》拿到了戛纳金摄影机奖。陈哲艺在戛纳从短片开始，然后是导演双周单元，再到一种关注单元，陈哲艺在戛纳的一次次进阶好像游戏的打怪升级。他记得第一次短片入围，他拿证件去取票，2000个坐席的放映厅，他拿到了二楼的票。2021年《隔爱》入围官方单元，他坐在所有主创的前面，椅子上放了他的名牌。今年，他去看是枝裕和的《怪物》，发现戛纳为他预留了座位，上面贴着他的名字，一点点地，他感觉自己好像变得比较重要了。戛纳被他视作电影人的麦加。主竞赛放映厅可以容纳两千人，小一点的能坐下一千多个人。影片落幕，两千个人的掌声、欢呼声，大家起立鼓掌，7分钟，10分钟，给他强有力的震动。在一个巨大的黑暗的房间里，所有人的情感跟影像紧紧相连，他对于电影的怀疑在这种时刻会被打消。不过有些时候，他还是会出现创作者的存在危机，甚至犹豫要不要继续拍下去。比如他得到消息，自己的第一部英语片《漂流人生》的主演档期调整，影片的拍摄时间被延期。那时候赶上疫情，无法开工，电影院被关闭。他一度悲观到想，或许疫情结束，观众再回到影院都只会看商业大片了。2020年10月，美国一个电影协会邀请他和其他六个导演各自拍一部跟疫情有关的短片。陈哲艺拍的是《隔爱》，预算只有一万美金，比他学生时期拍短片的预算还要少，演员和工作人员几乎是免费过来帮忙，全片使用自然光。他人在英国，远程导演了这部戏，面前三块屏幕，电脑开腾讯会议实时联络，Ipad连接现场摄像机的实时画面，还有手机，信号不好就打电话。拍摄现场的画面传输到英国有几秒延迟，下指令就要预估出那几秒的延迟。这次尝试后，他深感疲惫，发誓这样的体验不要再有第二次。家庭意味着什么今年7月末，陈哲艺受邀来First青年影展担任训练营导师，他还带了太太、儿子和岳父岳母。他跟家人被安排住在索菲特大酒店，所有来参加电影节活动的明星都住在这里，房间的桌子上散着几颗飞行棋、几本英语儿童绘本和两罐金奥力巨软胶囊。25岁那年，陈哲艺遇到了他的太太，她是厦门人，他们很快决定结婚，即便两人当时还都在读书。他们办了一个只有几个好朋友参加的婚礼，一起在伦敦租下一间房子。陈哲艺毕业后，他们定居英国，过着和普通上班族家庭无异的生活。太太在金融公司上班，他呆在家里写剧本，做饭。他们几乎每周都开车去郊区度假。后来，他们生了小孩，他送儿子上课，陪他玩。他在伦敦的通勤全靠自行车，他会骑着自行车到不同的地方开会。从他住的地方到伦敦市中心，需要骑行35分钟。他们吃低廉的有机食物，经常去西区剧场看戏，去画廊看展。今年，陈哲艺从英国搬到了中国香港，但他并非我们想象中那种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艺术家，他在乎并且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小家庭。每次居所的变换并非因为他的电影事业，而是由于太太的工作变动。这似乎也是新加坡华人的特征，新加坡人讲英语，受西方教育，但他们十分看重华人文化传统的延续。陈哲艺和儿子从短片开始，陈哲艺一直在拍摄关于家庭的故事，家庭是他的创作母题。我追问他，“《燃冬》呈现出来的轻盈和自由，有没有可能跟这三个年轻人都离开了家，到一个新地方有关？”“但你看最后的ending还是回到家，这个东西还是跑不掉的。”“相比之前，变化在哪儿？”“是因为其实我不想再写一个家庭剧了。”他说，接着聊了几句其他的，他再次重复，“但最后还是回到家庭。”我问他，“家庭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想了想：“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拍片的时候，我很宅的，基本上是每天买菜做饭，很少出去有一堆社交生活，而是回归到很居家的状态，只有在电影节或者片场，会有另外一种生活。在外拍片的时候，因为一直以来在家做饭的都是我，所以我都会想太太、小孩在吃什么。”陈哲艺双手交叠抱在胸前，继续说了下去。“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不确定，为什么一直回到家庭这个母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在亚洲社会，家都是很重要的。”在西宁的时候，家人出去游玩，陈哲艺的时间则排得满满当当。他要同时指导七个剧组，早上起来，他跟家人一起去塔尔寺，下午他访问了两个剧组。晚上九点，他跟其中一个剧组一起杀青，然后回到酒店，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11点了。接着，他跟组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商量后期剪辑中出现的问题，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早上九点，他又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指导的是一帮95后、00后的年轻创作者，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色T恤，戴露营遮阳帽，T恤印着四个字“胆子要大”。要同这些年轻电影人打交道并不容易，可能随便一句话就被发上微博，流传开来。有的导师选择自由放任，等着他们自己发现问题。陈哲艺不想这样，他希望年轻人能尽快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学会自由表达之前，他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标准。这几年，他参与了七个年轻导演的项目，现在正在为一个日本导演和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导演做制片。他愿意承担起责任，不是那种高喊着口号，要为某个族群发声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一种对待工作、对待他人最基本的认真和负责。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功能：“有时候不是导演的问题，当然（导演）有问题，但新导演是看不到他的盲点的，所以就变成制片人挺重要的。我觉得新导演需要引导，你需要去指引他，或者去刺激他，跟他产生碰撞。他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是不会改的，但你可以帮他升华成更好的作品。”在西宁，有一位学员剪辑时拒绝了剪辑导师的意见，要坚持按照自己的剧本剪，影展的工作人员请陈哲艺出面调解。学员们在酒店的房间里沿着床边坐了一圈，地上的行李箱开着盖，到处堆着衣服和洗漱用品，桌子上满是被拧开没喝完的矿泉水瓶。陈哲艺刚进房间，年轻的导演迎上来，向他解释自己对于那一场要被删掉的戏的珍视。剪辑老师在坐电脑前，脸像一滩水泥。陈哲艺告诉年轻学员，每场戏都需要推动情节或者人物关系，如果没有作用，就应该删掉，不要执着于自己的原剧本。年轻学员点点头：“我明白，但是......"离开酒店房间时，陈哲艺转身说：“如果这个片子你又改回去，我到时候就不放了。”很吓人的一句。后来，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太过严苛？“我觉得我有要求。”他说。即便《燃冬》看上去是即兴之举，但其实也是他深思熟虑之下的表达。看过影片后，我认为《燃冬》并不轻松，他只是把很重的东西藏起来了。有一个镜头，三人到达长白山，刘昊然靠近崖边，脸上释放出一种喜悦，他移动双脚，似要跳落，这一镜头来自陈哲艺拍摄前的调研。他跟几个年轻人聊天，他们说自己都曾尝试自杀，打开窗，看出去，那时候死亡是一种诱惑。陈哲艺和刘昊然在《燃冬》拍摄现场在西宁的一天，陈哲艺去学员剧组探班，走进一片森林，地面湿漉漉的，里面没有信号，我们迷失在其中，跨过一棵倒地的树干时，他突然说：“我最近两周有个新想法，前段时间泽维尔·多兰不是说，他不拍电影了。后来媒体也在讨论这件事，那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停一停。拍电影也没有让我变成富翁，你说阿彼察邦的《记忆》在中国上映有两百万票房，这对于艺术片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可是像他这样的大师都只有两百万……我们拍的电影好像没有多少人看，看了人家也未必懂。”“你觉得你还能做下去吗？”不久之前，陈哲艺的副导演曾问过他这个问题，副导演是马来西亚人，这两年放下工作去禅修了。他问陈哲艺，“没有这些成绩的话，你还能拍下去吗？你会不会就放弃了？”“我不确定。”陈哲艺说，“但我想再试试看。”

京东前CEO徐雷退休两个月后，我们和他聊了聊退休后的生活状态、业余爱好，也回顾了他在京东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坚定的互联网原教旨主义者，这位从业20余年的互联网老兵如今选择淡出互联网。今年5月11日，京东集团在港交所公告，徐雷因个人原因将退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职务。在任职京东CEO一年零一个月后，外界认为京东即将迎来“徐雷时代”，这位“二号人物”却令人意外地退休了。当天，徐雷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Bon

举个例子，现在还有厌童，像韩国会设立无儿童区等等。你厌什么都可以套用在上面。它们都是社会给你编织的图景。比如在厌女这个分册里面，就会告诉你，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达不到这个样子，就会怎么怎么样。

“影片的表达是如此地温和，尽管我在网络上看到说男性破防了，觉得不会吧”09:03《芭比》作为后女性主义时代的作品，压缩了诸多议题13:51

作为首位签约美国大都会歌剧院20年的中国歌唱家，田浩江的故事，始终在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要走出去？人为什么要歌唱？以及当你视之为信仰的理念颠覆、坍塌后，人要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走回来”。歌剧演唱家田浩江每次办音乐会，总要弹唱几首小时候的儿歌。只是每次一到《王二小放牛郎》，第一句他就会哽咽。7月，他应邀在北京泰康养老院举办活动，我也跟了过去，台下坐着不少从文工团退休的老人，田浩江说，我唱一些你们熟悉的歌。那是一些革命歌曲，在歌声开始之前，我走了一下神，原本觉得我会有隔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弄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田浩江在台上弹钢琴，观众席里传来轻轻的女高音齐唱，声音来自我身边花白头发的佝偻背影，干净清亮，音浪扑面而来，如有实体，我忽然发现自己热泪盈眶。在台上，田浩江聊起他小时候的故事，我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在现场，触动我的是身边的“他们”。在那些老歌里，我看到了上一代人曾有过的确信不疑的信仰，以及对时代价值的共识。歌曲在肉身里留下的痕迹，有时比记忆更牢固。另外使我惊讶的是，现场有不少老人熟悉歌剧，还有人当场来了一段意大利语歌剧，使人几乎要忘了，歌剧如今已成为一种小众而古老的爱好。它的古老首先体现在其奢侈，一部歌剧的制作至少需要数百万美金，田浩江告诉我，光瓦格纳的《指环》系列，大都会歌剧院就花了六千万美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欧美的歌剧院主要由政府或上流社会的富人所赞助，这种不计代价铸造着顶级的歌剧制作与顶级的艺术家，歌剧观众对歌剧的狂热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饭圈，但门票收入对于整个歌剧制作而言，几乎不值一提。田浩江参加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结束后举办的宴会，与大明星同桌的，都是歌剧院最重要的赞助者，每年赞助上千万美元。有一次，他在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阿根廷的科隆歌剧院演出歌剧《浮士德》，整个首演他没有听到掌声，第二天，他才知道，因为是极为重要的首演，全城上流社会人士都在那里，女士们都戴着黑色的长手套，男士们一律白色手套。戴着手套鼓掌，当然无声。想要在如此封闭的权力系统中出头，亚裔比黑人出头更难，因为黑人在歌剧舞台上出现更早。作为第一代登上西方歌剧舞台的中国歌唱家，田浩江意识到，自己必须亲自去敲破这层天花板。在美国的头8年，田浩江始终在歌剧舞台的边缘打转，打零工来支撑自己学音乐。他从没想过退缩，也没想过退回原地，他不想回到过去的工厂，也不想回到过去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少年时，他在锅炉厂制作发电锅炉，要将一间卧室那么大的钢板推入切割机的血盆大口，推不动，就抡着大锤敲打，人的弱小在钢铁巨兽前坦露无疑。在美国，闯荡歌剧界同样是与巨大的机器搏斗，在极其封闭的制度内，想出头是极其偶然的事——“知识和话语所产生的规则、伦理、法律和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可以杀人的。”他说。他在等待权力机器出现松动的缝隙。2001年9·11事件发生，一位著名欧洲演员临时辞演，他也因此获得在两部重要歌剧的首演中出演男低音主要角色的机会。接下来，他还赶上北京国家大剧院2008年开始运作的时机，邀请国外的巨星来国家大剧院，制作大型歌剧，那时中国刚刚举办奥运会，文化交流频繁，田浩江得以出演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样是在2008年以后，歌剧界的骤变连环产生，先是金融危机重挫欧洲经济，重挫欧美的歌剧，之后是疫情，大量歌剧院关闭、演员失业，观众也在流失。随后，歌剧指挥大师莱文和巨星多明戈相继被举报性骚扰，随后被业界除名。古老的圈子发出巨震，迷惘之中，近几年，田浩江开始写作，他的散文集《角斗场的图兰朵》，从歌剧黄金时代的巨星写起，以一个在麦当劳唱歌的黑人流浪者结束。他想记录这些故事，“我不希望那种被触动、被震撼的感觉消失。”尽管已逐渐从歌剧舞台退休，这个69岁的光头歌唱家没有停止歌唱。每当他弹起琴，雄浑的男低音回响撑满这个房间，一切就安静了下来。以下是田浩江的讲述：走出去1983年，在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前，我跟父母合了一张影，因为把塞不下的衣服全穿在了身上，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很臃肿。这是个有去无回的旅程，我身上所有的钱只够买这张机票，那年我29岁。1983年，田浩江与父母合照，北京首都机场我出去，就是要看看世界，大门关了太久了，当它终于敞开，什么是新的理想，什么是新的追求？当西方世界的书、电影、肯德基、比基尼都进来了，年轻人首先就是好奇，然后就是想出去。上世纪70年代初期

赵亮的故事里，或许没有知识分子“诗和远方”的理想主义，却是一个普通人与书店如何努力“活着”的故事。8月3日，我在涿州市职教中心安置点见到赵亮。他穿着一身泛旧的深绿色工装，背着斜挎包，看上去憨厚、朴实，和他的野草书店有种类似的气质。赵亮是河南人，今年42岁，从17岁来到北京，跟着姐姐开书店25年了。三天前，他刚从一场洪水中仓惶逃生，甚至来不及拿上皮带，裤子用一根鞋带松松系着。这是涿州从1963年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严重的水灾。当地一所职教中心的宿舍楼里住满了受灾群众，物资货车不时驶入。安置点空气弥漫的腥潮气味里，多了84消毒水的味道。全副武装的消杀工人来回走动，绕着人们脚边喷洒。留在洪水中的，是野草书店全部两万余册书与他这两年新买的车。赵亮和野草书店曾在北大校园里生长了14年，尽管他本人不曾真正考入大学。这是一家学术书店，开在物美超市的地下一层，承载了许多人的北大记忆。2017年，野草书店搬到距北大东门600多米的成府路，来店里的依然多是北大与周边大学师生，经历了网店、搬家与疫情的多重冲击，他面临着实体书店式微下共同的生存困境。可接连亏损之下，这家书店也不曾改变气质，依然只卖文史哲与社科类书籍，没有加入任何市面上“网红书店”的元素。野草书店，一度给过赵亮在北京立足的尊严，也是他二十多年生计所在。仰赖此他养活了一家人，赚了一些钱，留下微信里两万多位买书的人。他的生活半径围绕着书店，整日找书、搬书、卖书，落下腰疼的职业病。赵亮的故事里，或许没有知识分子“诗和远方”的理想主义，却是一个普通人与书店如何努力“活着”的故事。去年，赵亮把书店搬到了北京房山南边，最后干脆搬离北京，到了河北涿州码头镇，这里是物流中心与出版行业聚集地。野草书店不再有店面，这家以特价书为人熟知的“库房式”书店，一退再退，最终只剩下三间库房。直到七月最后一天，一场洪水汹涌而来。赵亮却有着朴素的乐观心态，他说，这不是书店的结束。尽管二十年的积蓄没入水中，但他还能重新开始。那天逃生时，赵亮抓住了他的五台手机，里面有他的7个微信号，这是他与分散在全国的老客户的全部连接，也是野草书店重新开始的底气。以下是赵亮的讲述：就那么多书，就那么多钱7月31号早上7点，我还睡着，就听见房东叫我，发水了。我跑到院里，赶快去发动车，已经晚了，水都到小腿了。房东正往前面跑，喊赶快跑吧。我回去抓两件衣服，拿上手机就往外跑，我有五个手机，主要的（客人）都在手机里。一下水都过来了，路口的水已经过腰，特别快。当时只下着小雨，往外边跑的人都没撑伞。我这落魄的，连根皮带都没来得及拿。在安置点转了好几圈找不到绳子，只能借了根鞋带子绑着。我们村是最早一批被淹的。这里是物流中心，很多出版社、书商的库房都在这边，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卖书人，为了进书方便，从北京搬来涿州。这里原来是个锅炉厂，现在一库一库都是图书。村里地势有高有低，我们屋前水到腰身，村里有的库房已经都没顶了。大库房都是简易铁棚子，没有几家能幸免。我在村口坐上大巴到了安置点，是码头镇上的一家医院，待了不到四个小时，水就淹了过来，我们又继续往市区转移。我给之前在房山的房东打电话，他们村里也淹了。7月31日早上，赵亮租住院子里的水已经漫上台阶2017年，从北大校园搬出来后，好像就一直安定不下来，四年搬了三次家。去年春天，我们在成府路的地下室到期，掏不起房租了，我搬到了北京房山区，离涿州也近。开了几个月，因为疫情进出北京实在不便，我决定搬出北京。那时也不怕，我在哪儿都能卖，只要客户不抛弃我，我就能活。现在客户全国哪儿的都有，他们从快递单上看到发货地址，才知道我们搬家了。去年10月，我搬来西刘庄村，距离北京只有几百米。我租了个院子，三间平房，把野草的书都带了过来。客厅最大，二十多平，放了一排书架，中间堆满成箱的书，都是客人定了的，就等着发货了，两间小房子也放满书。平时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媳妇儿和孩子在香河的家里。他们担心也没辙啊，我得挣钱，得养活一大家子。开书店的人都知道，库房得扎堆儿，找书方便，发货也便宜。书商一说，有一批好书，我得赶快去，去晚了没了，人家就处理十套、八套，那附近好几百家店都在抢啊。到村里库房拿书，我骑电瓶车就行，超过十公里才开车。我常去进书的十几个库房都在附近。每天上午去一个库房，下午去一个，像是商务出版社的库房，好书多，还能多去几次。现在书、小车没抢救出来，电瓶车淹得更狠，全在水里。7月31日，西刘庄村村民蹚水去安置点库房里约两万册书，差不多值35万，被淹的情况还不知道。那也是我全部的积蓄。开书店的人，手里边都没多少钱，积蓄全压书上。开了二十多年书店，就那么多书，就那么多钱。有些书已经绝版，找不回来了就麻烦了。特别是古籍，本身印量就不大，再加印价格也会翻一番。平时我有个习惯，没事了包书，好多书我都有封膜，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最担心别人付过钱的书被淹了。一个客户买了一套精装版《资治通鉴》，存放在我这里，等他想起来送给谁再寄。存书最多的一位客户，北大毕业后去了四川，叫我留了三万多的书。结果这下出乱子了。他发来信息，说他不在乎书淹了，还安慰我，人最重要，其他啥都别管了。昨天一天就有两百多人加我，听说野草淹了，想来支援。他们说，淹得再狠我也买，不怕淹，我们都留个纪念。我知道，人家其实是宽慰我。泡得太严重的书，人家不在乎，我自己能不在乎吗？（卖出去）不是坑人家？“便宜才是硬道理”我17岁就来了北京，跟着我姐干书店。她卖书早，95年左右，推着一辆板车，在北大门口小树林摆摊儿，那时候北大没院墙，下了课学生都过来。2000年，他们注册了野草书店，我想这名字是不拘一格，生命力强的意思。我们第一个店开在海淀图书城，20多平米。那栋楼里像我们这样的书店得有200多家，但卖文史哲这些学术书的只有两家，其他卖的都是教材和考试书籍，考研、考博真题，附近就是考研基地。那时候书不愁卖，大学生过来，都是买一大摞。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学生们除了看书、打打篮球，也没有别的娱乐。我们家一向是单行道，窄窄一条道，两个人一起过过不去，两边堆的都是书，直到书架顶上。连电脑都没有，靠手记账。新书摆在一起，在本子上抄完再上架。什么书卖掉了也得记下来，好补货啊。要进货时人家问你，这个围字是啥书啊，《围城》。那都靠脑袋记的。新书来了，都要抢的，晚来一步都没了。许知远有段时间每周都来，他就买新书，全是刚出版的。他看书挺杂的，转一圈挑一摞，一买都是好几百。当年他就这个发型，大长发，比现在要瘦得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名人。2003年，一个学生说，北大校园里有家书店准备转让，我们过来看价格合适，就接手了。两百多平米，是个地下室，条件不好，下雨还发霉，有味儿，只能打开空调吹。没办法，找不到合适又便宜的地方。原本北大里有三家书店，这家只能做个陪衬，学生根本就不进来。后来姐夫想了个招儿，我们做了副牌匾，“便宜才是硬道理”，贴到门上，一直到我们搬走。匾一挂上，多少有人好奇，进来看看。书架上面写着五折区、五五折区、六折区，还有五元区、十元区。除去乱七八糟的费用，一本书我挣个一两块钱就行了。五元区，大都是之前书店留下的书——没什么名气的人写的诗集，很多是小出版社出的，退也退不掉，留着又浪费空间。有的同学就来淘宝，挑到一本正好喜欢的，才五元，回去宿舍一传，大家都过来淘淘。野草书店（图源：网友借纸）慢慢地生意就起来了。名气一打响，我们就以卖特价书为主了。其他两家书店卖新书，我们正好互补，大家都有肉吃。特价书一般是各大出版社处理的、积压的库存书，只是很多书店会当新书卖。几百家出版社，也就几十家有我们需要的书，好好找找，里面有很多好书，咱就找老师和学生想要的。找书肯定找经典的，都是专业书，挑出版社，挑作者。卖了20多年书了，哪个好卖不好卖自然都知道。我有了经验，好多客户喜欢买繁体竖排的书，中华书局的古籍繁体书受欢迎，做研究的人都能用，但我看不了。你看《二十四史》，竖排的给专业人看，也有给大众看的版本。所以选书的时候，我就得想，他们能不能用啊？不能用就白买了。找不着的情况也有。时不时有人问两本绝版的书，我到处都找不着。有时遇上了，出版社帮我调回来一两套。也有昨天看好的书在那儿，今天没了，被别人全端了。只能实话实说，都能理解。还有的书，学生着急用，等着用资料写论文呢，他催我，我就催出版社。本来都是年轻人，看他着急，我也急，有时候一天催好几次，出版社也都知道我脾气了。以前新书卖得贵，进货八折，卖的时候几乎不打折。我们采取积分制，积分到一定程度上打九折、八五折。特价书四折多进的，我可以卖五折、五五折，薄利多销，图个长远。后来我当了店长，姐夫管进书，其他事都是我的，搬书、寄书、记账和开发票。店员招了好些，都是年轻人，有学生来兼职，也有专门为了来北大蹭课的——上几个小时班，下午没事了就去蹭课，有人还考上了研究生。网购起来之前，我们书店的生意都很好。那个时候大家买书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就是为了买这个书来的，买了就走。那几年在北大最畅销的是很多名家的全集，鲁迅全集、老舍全集、胡适文集，一箱一箱往外搬。想挣钱，谁开书店呀在大学里开书店，可能是为了圆我们的大学梦。我老家是河南的，那时候家里穷，我姐的成绩很好，可惜家里供不起。我呢，一听英语头就大，学不会，也没有参加高考。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我一直在大学里开书店，一待就是14年。刚到北大，我办了张饭卡，虽然校外的人100块钱只能用85，好歹也比外边儿划算，外边的饭多贵啊。现在我都记得北大食堂的炸鸡和面，有段时间天天去吃。那时候北大是开放的，谁都能进。我去看过电影，5块钱一张票，在礼堂听讲座不要钱。常有学生告诉我，有谁谁谁讲课，你要不要去听一下。后来忙起来，就没时间去听了。没有过自卑，我又没偷人家抢人家的，干啥自卑啊。你买书，我卖书，大家都一样的人。我不是没本事考大学嘛，就想着给学生便宜点，他们能多看点书。我做生意的，卖书便宜，并不是说我低你一等。在校园里接触的人多了，对我改变很大。原先我身上很有些戾气，上学的时候爱打架，你不服，不服就干呗。自从来到这儿之后，没跟人家打过架。我喜欢跟有学问的人打交道，喜欢听他们说话。社会上混，你哪句话说得不对，别人可能就揍你一顿，跟文人打交道，最起码他不会揍你，还能学点儿东西。野草书店（图源：网友借纸）每天都在上班，一天到晚忙得跟陀螺一样。旅游，别提了，哪儿都没去过，没有时间。北京的景点、周边旅游的地儿，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当了店长后，更没时间了。原先每月工资四百，后来涨到八百。租房不用花钱，我跟姐姐、姐夫一起住。姐夫说，其他的钱给你攒着，等你买房的时候给你交首付。在我们老家，一听我是在北京上班的，姐姐嫁北京了，那不是好找媳妇儿嘛。这都是沾我姐的光。媳妇儿跟我差不多，也是打工的，她干毛织，迅速就能给你织件毛衣、织个毛拖鞋。我们相亲认识，2009年左右打算买房结婚了，房子买在河北香河，20万的首付。我找姐夫要钱，结果他说钱没了，原来他玩股票，都押股票上了，退不出来，只给我交了5万（笑）。后来我的工资就按月结了，不能让他攒了。四五千一个月，当店长后，销售得好，还能发点奖金。结了婚之后更不能再让他攒了，媳妇儿管钱，管得死死的。挣不了多少钱，一年十万左右，在图书行业，这算多的了。2017年暑假，我们竞标失败，必须搬离北大。搬到了成府路，离北大几百米。其实搬家之前，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18年之后明显不行了。原先一天能卖五千，那时候就只能卖三千两千，差了一半。等那一批学生都毕业了，老客户一走，知道野草的人就少了。主要还是老师过来，学生买书没有以前积极了，很少能碰上一摞一摞买书的。我还纳闷，现在学生都不愿意看书了吗？再加上网上卖书时不时打折，几个条件加一起，来店里的就更少了。到了2020年，疫情之后，书店好几个月没开张。问书的人有，但我们没地方进货，进特价书得跑到河北，到河北了又回不去北京，快递也发不出去。那一年房租都没挣出来，亏了20多万。撑到去年，租约到期，我们连房租都掏不起了，只好搬家。房租一年大概二十多万，我们一本书才挣一两块钱，一年挣不够房租钱。我们从成府路搬走后，那个店面变成一家牙科诊所。赵亮库房里成套的书最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做成“网红书店”，那种经常做做讲座，走高端路线的。咱没有那个条件，首先资金得充足，运营也要过关。就我一个人，根本弄不起来。去年我姐夫退休了，他年纪大，操心也累，我才正式接了书店。我们这一行，好多人原先给别人的书店打工，熟悉了之后就自己单干。我是给自己亲姐踏踏实实打了20年工。直到现在，我走的还是便宜、接地气的路线，大家图个便宜，多看点书。我的想法也很简单，熟人能买到便宜书，我也能顾住家。想挣钱，谁开书店呀，图书行业本身都是薄利的。现在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这两天好多客户给我打钱，都是熟名字，打钱的我都退回去了。不能无缘无故要钱，我也不想卖惨，好多书店比我损失大。我现在很怕出头，你到时候报道捎带一下我们野草就行了，不能太出头，我顶不住。刚刚有一位老顾客打了3000元，说在我这里办张储值卡，需要书的时候从里边扣钱。这钱我收了，以后慢慢给她选书呗。这些人哪儿能不记得，都是经常来书店的，见了面，一眼就能认出来。最起码客户都没放弃我。我一想，怎么说也得开下去，还有那么多人支持我。这都是让我还能干下去的力量。搬来涿州后，我们有了独立的院子，我在院子里种了豆角、黄瓜、茄子。我本身是农村人，种个菜还不会吗？我种了几十棵西瓜，本来留着长透了，长裂了再吃，结果全被水泡了。手术后我不能去跑，不能坐车，熟悉的书商直接送书上门，我就给他摘一袋菜。我有5个手机，7个微信，加了两万多人。基本上都是学生、老师，好多原来是学生，现在变成老师了。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去出版社、批发商的库房找书，拍照、打上价格，特价书还是卖五折、五五折，新书贵一些。然后发群里，我建了9个群，人都快加满了。卖书就是磨性子。天天就那些事，每天发书，客户买书，去拿了书打包，然后通知客户发货，第二天起来还是这个工作。我们挣的就是中间差价，来回反复，就把性子给磨平了。赵亮每天会去书商库房拍书手也磨得起皮。有的书上有脏东西，一天摸个好几千本，手上毛茸茸的，戴手套又影响翻书。我买过卫生手套，戴着也能用手机，结果闷着不出汗，等扒下来的时候，哗一下，下来一层皮。常年搬书，搬上搬下、搬来搬去的，我的腰不行了，特别是史学书、精装书，有的看着盒子不大，实际上30公斤都不止。有时候晚上累得睡不着，我就扒拉扒拉短视频。积累的东西就是养了家，赚了那么多书。房子还在还贷款，买的时候周边还很荒凉，现在发展得不错，出门就是超市。我有三个男孩，大的14了，最小的才3岁，小的是个意外，怀了就得要了。孩子上网课后天天盯着个手机，刷抖音，可把我烦的。8月3日，涿州职教中心安置点下午一个记者联系我，想聊聊野草书店从开始到结束，一家书店的衰亡史。我说这还不算是结束呢。等水退了，我回去先消毒，把地面清光了，再看看书什么情况。严重泡水的，只能当废品卖了。车买了保险，能赔点钱，到时候我再买一辆车，我得去库房拍照，得知道人家有啥书，不能老发那几样，得换着发。书店怎么也得开到我退休吧。干了二十多年了，肯定喜欢这行。我一直卖学术书，也没学会啥别的手艺。我倒是会开车，哪天要是书店彻底不行了，我就开出租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买我的书了，都把我放弃了，我只能转行了。现在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重新开始能够生活就行。二十多年，不都是这样慢慢过来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开始用“上岸”来形容一些人生选择：考研、考公、考编成功，甚至还有买房、结婚。一种对固定的社会轨道的想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最近，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考研时代的爱情：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我们在采访时发现，考研党们会频繁地强调，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上岸”。那么，我们为什么开始执着于上岸？以及为什么觉得自己在“海”里？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海”里？联想到上一次关于岸与海的比喻，有一个词叫“下海”，两位主播也回忆了当自己读大学时经历的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潮，在当时，指引我们的观念是对于更大世界的强烈兴趣，但在今天，我们对于“更大的世界”指的是什么，似乎已经产生很多分歧。一个人在青春时体验到的东西，会极大地影响他之后对未来的想象。对上一辈人而言，他们年轻时候坚信的理念，指导了自己的人生和实践，并且获得了良好的结果，那他们就会相信，“我”的故事是有始有终的。但在今天，你会发现，世界变化非常之快，“下”，还是“上”，可能都不是故事的终点。主播靳锦、楚楚、康堤，GQ报道编辑SHOWNOTES06:12

今年夏天，全球影坛最令人激动的电影之一是《芭比》。电影讲述了一个芭比走出乐园、反抗父权的故事，它不仅给这个已有64年历史的玩具IP赋予了新的意义，还在全球获得了极高的票房成绩。这部电影的主演、制片是玛格特·罗比。她以好莱坞典型的金发美女角色崭露头角，但随后，好莱坞并没有为她提供更多选择，片方继续邀请她出演千篇一律的金发美女。罗比希望展现更多样的女性形象，她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制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以花滑运动员为原型的《我，花样女王》。电影大获成功，摘得三项奥斯卡提名。这家以女性故事和女性影人为主打的公司，仅在2022年就制作了五部电影。《芭比》的制作过程一波三折，经历过数次主演换角，直到罗比决定担任主演和制片人。她请来格雷塔·葛韦格担任导演，并与她一起面对大制片厂和玩具公司美泰的种种质疑，说服他们如此讲述女性故事的电影也能卖座。真实世界里，乐园只能自己建造。本文节选自《名利场》杂志今年1月份的报道。我们此时身处洛杉矶的派拉蒙片场，玛格特·罗比正和我一起漫步参观《巴比伦》的一些拍摄场地，她参演的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好莱坞的纸醉金迷。我们正要进入纽约露天片场——就是一些能够变成不同城市面貌的街区假景——一名警卫拦住我们问道，“抱歉，你们要去哪儿？”我们试着回答“就去那边”，并摆出一副这里是我们地盘的架势。但警卫不买账。他问我们是哪个剧组的。我以为我的向导这时会说，“我是玛格特·罗比。”结果她只是小声嘟囔了几句她是《巴比伦》剧组的，“要做一些后期”之类的话，然后声音就低到听不见了。那名警卫显然没有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位把小丑女哈莉·奎茵演得活灵活现，并因饰演坦雅·哈丁而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的澳大利亚女演员。他让我们离开片场，因为里面有人在拍摄。罗比礼貌地答应了。我们拐过弯之后她大笑。“我应该编个更好的理由，”她说，“我应该很擅长这个才对。”实际上我很难相信罗比居然经常会碰一鼻子灰。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她美得惊人，是的，这话已经被人说烂了——而是因为我听过的各种关于她大胆坚韧的故事。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澳大利亚的肥皂剧《邻居们》，原本她只是客串出演，但因为表现亮眼，剧组把她留下来，一连演了三年。而罗比能够有机会在《华尔街之狼》中初露锋芒，部分原因是她试镜时肆无忌惮地抽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一个大嘴巴。她还主动致信昆汀·塔伦蒂诺表示希望日后与他合作，并最终如愿以偿，出现在《好莱坞往事》的拍摄现场。每一个跟我谈起罗比的人都会强调她的敬业精神。“她的超能力以及让她成为一代天才的原因就是她什么都能做到，”罗比的好友，2020年《自杀小队》衍生电影《猛禽小队》的编剧克里斯蒂娜·霍德森说。“目睹玛格特学习一项新技能的过程是很吓人的。我们为《猛禽小队》拍摄特技场面时，特技团队会给她演示一次。她先试一次，到第二次的时候就能做得比他们还好了。”与罗比共同出演影片《我，花样女王》的演员艾莉森·詹妮说罗比让她想起凯瑟琳·赫本，当年赫本因为没有得到本应属于她的角色，索性自己投拍了电影《费城故事》。马丁·斯科塞斯说罗比让他想起两位传奇人物——卡萝尔·隆巴德和琼·克劳馥：“她像隆巴德一样活泼惊艳，而且非常幽默，尤其是对她自己。她像克劳馥一样，是个完全理智务实，并且能够立刻镇住全场的人——只要她一入镜，就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巴比伦》剧照所以，罗比在《巴比伦》中饰演一位虚构的好莱坞新兴偶像是再合适不过了。《巴比伦》里的内莉·拉罗伊可以说是她演过的最接近她本人的角色。内莉是好莱坞的圈外人，浑身充满着情趣、活力以及野性难驯的能量。她凭借着一些运气才辗转得到了第一个角色，并由于表现非常突出而从此走上了明星之路。“玛格特准确地拿捏住了这种野性和嚣张，让你不知道她会给出什么样的表演，并不断得到惊喜，”《巴比伦》的导演达米安·查泽雷说。“一般情况下，你会觉得演员身上的这种原始能量都是原生态的，缺乏调教的。但在玛格特身上则根本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她像龙卷风，但也拥有实实在在的表演技巧。”像内莉一样，32岁的罗比也是因为在《华尔街之狼》中的出色表演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并由此开始演艺生涯，展露出当代电影明星的风华。她是个绝不废话的演员兼制片人，在商业大片和黑色独立电影之间游刃有余，尽管面对聚光灯时仍然会有点不适应。“我试图这样向人们解释这份工作和这个行业——巅峰时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她把手举在头顶比划着说，“低谷时也真的是折戟沉沙。但我觉得如果你幸运的话，总会在中间找到平衡。”内莉的性感是浑然天成的。罗比一度上身真空，只穿工装服出镜，而且她在片中至少有几次衣着暴露，不过她对此毫不在意：她在《华尔街之狼》里已经袒露过全身的肌肤。“我已经没有什么端庄可言了，”罗比笑言，随后又补充说她能够将自身与角色区分开来。“内莉的所作所为并不会让我觉得难堪。如果是我自己，我会难为情，但那全都是她。”拍那场派对戏的时候，罗比要连续两天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跳舞。卡尔瓦说，那场戏拍完时，所有的工作人员、舞者和乐手都为她鼓掌：“她真的倾尽了全力。一切都真实极了。她是个无坚不摧的女演员。”导演亚当·麦凯曾在影片《大空头》中指导罗比演出过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戏，戏中的她一边享受泡泡浴，一边解释什么是抵押支持债券。他也认同罗比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她的投入，此外还有她眼神中永远充盈的生命力。“玛格特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无时不刻，彻头彻尾地保持状态，”他说。“但这件事最酷的一点在于它背后还有某种幽默感。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顽皮。”参观片场之前，我和罗比在派拉蒙剧院的前排坐了坐，这座拥有五百个座位的豪华影院就坐落在片场的标志性喷泉和装饰华丽的入口大门旁边。她现在的发色已经比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亮金色更深了一些。她的书籍和笔记本都堆在腿上。罗比向我讲述了她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童年生活，她的单亲妈妈在那里养大了她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我是在一个很吵闹、很忙碌的家里长大的，所以周围乱作一团的时候，我会感到安全舒适，”她说。“我想这就是我喜欢电影片场的原因吧。”她还说，她讨厌独处，所以拍摄间隙会经常邀请朋友到她的房车里玩。离开《邻居们》之后，罗比搬到美国，并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泛美航空》中扮演了一名空姐。这部剧只播出了一季，但随后她就在斯科塞斯电影《华尔街之狼》中拿下了金发尤物娜奥米·拉帕利亚一角。成名这件事来得非常突然，也非常猛烈。罗比在情绪上还无法适应失去个人隐私，而财富自由仍然是遥远的梦想。她告诉我，那是她最为低落的阶段之一：“在初期发生过一些相当可怕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妈妈说，‘我不想干这行了’。她只是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然后说：‘亲爱的，我觉得你现在才说不干了已经太晚了。’那时我才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前看。”《华尔街之狼》剧照

“‘费翔’这个人是我，但我不一定是这个人，我也不是24小时都得做这个人。”蓄起一圈黑色胡须，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当费翔出现在宣传《封神第一部》的各个现场，常是这样黑色的造型。黑色令他显得庄严肃穆，如他所出演的这部电影的气质，黑色也令他显得冻龄，如果他不经常自己强调，“我已经62岁了”，很难想象他年过花甲。和多数观众一样，我对于费翔的印象，停留在他更年轻的状态，停留在“红色”。1987年春晚舞台上，费翔惊艳登场，穿一件红色短西装，唱《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舞台上跳动的红色身影，在那个冬天火遍大江南北。随之而来的，是“费翔”作为歌手身份最大限度的曝光。接下来三年，他在中国大陆出了五张专辑，仅1989年，就辗转全国开了60多场个人巡回演唱会。他是那个时代的大众偶像和大众情人。我是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的春晚表演。毕竟，1987年已经是个遥远的年份。但即便在媒介发达的当下，除了作品之外，费翔也只愿意分享一些生活的碎片，他常常穿一身黑色，素颜出镜，蓬松的卷发，不会刻意装扮自己。主动或被动地，费翔始终与娱乐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1990年，费翔30岁，暂时放下“费翔”的声名，学习歌舞剧表演，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重新开始。在一次媒体采访里，他说起自己的选择，“我是在考验我自己，当我摆脱了‘费翔’这两个字，我到底有没有资格站在台上。”多数时间，他甚至直接“消失”在了大众视野。有时，他会在微博分享生活碎片，在某个城市，他过了一段安静的、自由散漫的日子，不用刻意装扮，也不怕被认出来，他走在街头，吃着热狗，等到天黑了，就在市中心的公园看一场露天放映的电影。费翔告诉我，他太需要和珍惜这样一种正常的生活了。当休息好了，他才会再次出现。那些年，费翔在百老汇演了多部音乐剧，直到2018年还在持续开巡回演唱会，他在几部电影里演了反派角色。采访时，费翔总是强调，自己特别想演反派角色。第一次拿到《封神三部曲》剧本，还不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已经决定出演，费翔说，一方面是因为神话史诗题材的吸引，另一方面，他想要参演一部大规模的、三部连拍的电影制作。最重要的是，“反派角色非常吸引我，挑战性也比较大。”这是费翔与导演乌尔善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2012年的电影《画皮II》，费翔饰演天狼国巫师，也是一位反派，强大且神秘莫测。电影里，他完全使用特效妆发，染黑指甲，邪气而神秘，看不出一丝观众记忆中的“美男子”模样了。他一直在试图打破大众对于“偶像明星费翔”的一贯印象。2015年，费翔发布新专辑《人》，他直接去拍了张X光照片，作为专辑封面。费翔说，他想要表达的是，“人的外表其实都不重要，我们里面都是一样的。”直至今天，他不无清醒地面对“偶像费翔”、艺人和普通人身份之间的转换，并且作出选择与区隔，已然游刃有余。“‘费翔’这个人是我，但我不一定是这个人，我也不是24小时都得做这个人。”采访里，他认真地说。这一次，费翔作为商王殷寿出现在银幕上。或许他成名太早，名声太盛，这些年又刻意远离了大众视野，当他饰演一位神话史诗里书写的古人时，令人既熟悉，又感到陌生。费翔说，他当下最重要的人生议题是“时间”，这几年，他颇有些“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原本早就计划开始的“半退休”生活，因为拍《封神三部曲》花去了一年半，之后是疫情三年，如今终于回归正常生活。他有许多想做的事、想见的人，至于计划，那是无法预知的事情，“如果你问我未来有什么计划，我只能说还有一些梦想”。我们与费翔聊了聊新角色与这五年。“费翔老师心里肯定有很多压制的东西”GQ报道：接到导演邀约时，你感到意外吗？费翔：导演说想让我演殷寿，我一下傻眼了，我以为就是客串一下。之前发来的是《封神三部曲》的剧本，看完我跟他说，你要我演哪个角色都行，我都愿意，反正我一定会来。其实非常感谢，我出演电影的经历不多，反派角色非常吸引我，挑战性也比较大。我立即就跟导演说，好。GQ报道：你如何理解殷寿这个角色？费翔：我重新去认识了这个故事，殷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虽然是王，可是王也是人。而不是像我们之前对于殷寿的印象。这次《封神三部曲》的改编，就是怎么能让一个现代的观众进到封神的世界里，理解一个发生在三千年前的故事。我和导演在电话里聊了几场戏，有一场是在冀州城墙外，殷寿与冀州质子的对手戏，我告诉他，如果是让我演，我会想怎么演。等到了剧组，他发给我新的剧本，我发现这场戏加入了我们之前谈过的细节，殷寿只要说几句话，他对来朝歌的质子们的统治、煽动的程度，那种恐怖感，一下子就明了了。我特别高兴，这就是乌尔善的特点，他非常清楚他要拍什么，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比原先剧本好，他会接纳。费翔饰演殷寿，冀州城外GQ报道：你问过导演为什么找你演殷寿这个角色吗？费翔：我其实还没有敢问过他这个问题。前几天我们做了一个采访，他透露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理由，除了他想要我整个人的感觉——在电影开头，殷寿是个战场上的英雄，他控制、统治着那些质子们。我记得他还说了句，我认为费翔老师心里肯定有很多压制的东西是可以爆发出来的。我坐在他旁边，我在想他在说什么（笑）。其实他说得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心理上的情绪，我们不会把最恶的一面展现给人看，可是我肯定也有啊，他可能就是想要挖掘我这一方面，给我机会展现出来。GQ报道：在反派角色身上，可以尽情地去展现对人性的探索吗？费翔：是的，因为反派角色在剧情中经常是很精彩的，但并不是说他值得我们去推崇。我们说的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心里的恶、还有反派角色会做的事情，给摒弃掉，才可能有一个文明的社会。说回到殷寿，我需要重新去理解他做的事，他的动机，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恶的一面。他对朝歌质子们会不会有真的情感？我想，至少在某一刹那，殷寿的表情是真实的，情感是真实的。因为被送去做质子都是次子，他自己也是，所以他们都在战场上。重新去理解殷寿这个人，这是我的目标。问题出在男人身上，最后却成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GQ报道：剧照有一张酒池里殷寿与妲己共浴的戏，你会在意镜头里荷尔蒙的展现吗？费翔：老实说，我一般不是特别擅长，我很少会有这样“露肉”的时刻，没想到到了这个年龄......有时候演员希望有点余地，比如：这个镜头可以不脱吧，这个尺度有必要吗，但这几场戏我没有去过多纠结，完全是剧情需要，因为殷寿是武将，长年征战，他的力量感、身型，都是这个角色可信度的一部分。这是一场高光戏，殷寿在酒池肉林里，旁观妲己、姜王后的交锋。这场戏拍得很现代，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三角关系，其实问题是出在殷寿的身上，最后却成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现代的观众都看得懂，能够有情感的共鸣。最后对于殷寿而言，你说，他会在乎两人之中的谁？GQ报道：他都不在乎。费翔饰演殷寿，与妲己共浴费翔：你猜对了（笑）。他只在乎他自己。当然对于新人来说，在刚要被观众认识的阶段，外表是可以用上的。1982年，我21岁，发了第一张专辑《留连》，因为当时我拍了一个电视剧，一下子唱片公司就全找来了。我在想，唱歌？他们都没听过我唱歌，根本不知道我会不会唱歌，就把我给签了，要给我出唱片。GQ报道：现在怎么看他们的选择？费翔：我不否认，真的就是唱片公司要包装一个偶像歌手了。可是我从最早就知道，这不是长远的打算，因为（外表）这些东西很快会看腻的，就算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六个月后，你看他的脸也不会再有什么感觉了。所以从第一张专辑开始，我就只能苦练唱歌，赶紧弥补我这方面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都尽量让大众把焦点放在我的作品，不要放在我个人身上。GQ报道：开拍前做了哪些准备？费翔：这次有太多新的尝试了。进剧组第二天就开始上课，马术、武术、礼仪、击鼓，还有塑身。一节课一个半小时，结束了有15分钟的时间喝点水、换衣服。每天就这样子，一个课接一个课，安排得非常满，感觉像回到了大学时期。上了三个月，等到我结束马术的课程，能够非常放松地操控那匹马，自如地说台词、演戏了，才拍了第一个骑马的镜头。然后塑身是最要命的，因为要花时间，增肌肉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首先要饮食控制得非常严谨，每天的锻炼非常科学化，每天吃这些东西，在健身房里做运动，你才会增肌。那些脱衣服的戏都是放到最后才拍的，那时我已经锻炼塑身有一年多了。2020年，费翔在北京为殷寿配音我不必24小时做“费翔”GQ报道：1987年春晚，你一袭红色燕尾服的形象深入人心，带给你哪些影响？费翔：我当时是很幸运的，观众是直接把我的歌包括我的人都放到心上。我非常珍惜观众对我的这些印象，但那些印象只是对于一个艺人的印象而已。所以我也特别地慎重，希望带给他们的都是我最美好的一面。就算我戴着帽子，戴着墨镜，粉丝也会在机场或者在一个公共场合认出我，过来跟我说话或是想合影，我很开心，没问题的。我会问一下你们从哪儿来？我感觉特别亲切，这是特别难得的相遇。而在我的生活中，对于“费翔”这个人是谁，我会比较客观地去把他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费翔”这个人是我，我不一定是这个人，我也不是24小时都得做这个人，这一点我自己分别得很清楚。GQ报道：为什么这么说？费翔：我一定要有自己能够放松的空间，我能够非常放松地去超市，去看电影，或者去看一场音乐剧，去旅游。我不用每天装扮，打扮成“费翔”，随便穿就好。过正常人的生活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这样我的心情会比较平稳，我会两边都特别开心。GQ报道：时隔三年回到线下活动，与观众面对面，你的感受是什么？费翔：最近这几天在郑州、西安等城市首映，观众对电影的反应是非常直接、强烈的。我们在走廊里等着电影结束后上台，观众都在很安静地看字幕，等彩蛋。现场提问最多就是第二部什么时候出来，第三部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就知道，他们完全地接受了这个故事，立即就有欲望想看第二、第三部了，这让我特别开心。我自己是特别渴望能够得到观众直接的反应。我做歌手这么多年，每次在台上唱歌，观众反应总是及时的。我唱《恼人的秋风》，正在唱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场内的情绪激昂起来，热闹起来了，唱《故乡的云》，场内的情绪马上又会转变，很直接。而拍电影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欠缺这样的鼓励与交流。片场上导演喊过了，我们知道，这条可以了，马上拍下一条。我们这个演出有没有达到效果，只有等到电影上映了才知道。“如果你问我未来有什么计划，我只能有一些梦想”GQ报道：最近几年除了拍《封神三部曲》，很少在公开活动见到你，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费翔：我这些年都是蛮自由的。2018年夏天，我把国内巡演都结束了，应该说是告一段落吧。第一件事就是去温布尔顿看了场网球赛，之前很多年我都在想，一定要去温布尔顿中央球场看一场网球决赛，但是每年夏天，我都在巡演，在各地跑。所以这一次我早早地去定好票，选好座位，坐在那儿观赏。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有意识去抓紧时间。我想去看的歌剧，我想去的地方，想去旅游的地方，我想去见一些老朋友，我就会去安排，或者是约他们一起度个假，聚一下。年轻的时候，真的不会有那种想要去珍惜时间的意识，我们都非常多地投入工作，总会觉得时间有的是啊，总是说工作忙，没事，那我们后面再约，保持联系，一直把这个皮球往前踢再往前踢。我就说，别老说后面还会有时间了，我现在就安排嘛。2018年，费翔在温布尔顿看网球赛然后到了那年的6月，乌尔善的电话就来了，剧本发来了，我觉得不能错过，就又投入拍摄了一年半。我的生活本来一直比较安静，不爱热闹，也不是特别喜欢天天出门玩，跟朋友聚会。结束拍摄以后，多数时间我在家里。后来我回到上海，陪母亲住了一段时间。我想疫情让每个人对于生活都有了些调整。我现在62岁，母亲92岁，她住在上海，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她的行动很不方便。虽然我不会公开露面，我其实还是会经常陪陪她，看着我母亲，我有特别深的感触，我们不能再认为，以后是永无止境的，能够一直往前安排。我必须得掌握好时间了，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GQ报道：后面会有什么计划吗？费翔：现在大家又重新繁忙起来了，《封神第一部》也上映了，等忙完这段时间的工作，我约了一些朋友见面，把后面几个月都安排上了。如果你问我未来有什么计划，我只能说还有一些梦想。《封神三部曲》后面还有第二部、第三部要上映，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特别好的剧本，对我有很大的诱惑，我也可能会动心。我希望遇到特别好的剧本，这样也许我后面的梦想会有更多成真的可能吧。

今年考研的报录比已接近6：1，6人里只有1人能爬上岸。有一句俗话流传在考研圈，“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意为考上研究生后，先甩掉过去的恋人。一个人处在该“毕业”的年龄，却迟迟无法从大学“毕业”，情感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访谈了十几位毕业后就一直在考研的年轻人，他们非常孤单，对于爱情既想又怕。疫情三年，毕业生面临更激烈的就业环境，他们对考研有着最激进的执着。据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统计，约八成的本科生，毕业后都会选择继续升学。这些爱情故事，则成了他们困窘与迷茫的缩影。“断情绝爱党”一切是从那阵突然刮起的大风开始的，辽宁女孩呼呼临时决定换间自习室。起初，她对课桌对面的男生并无好感，“怎么有这么丑的男的？”梳个中分头，皮肤不太好，“像被火燎过一样”。那时她每天早上6点起，11点半准时睡觉，一心考上研究生。他的存在感却在一点点扩大。一天中午，她趴着午睡，长期的焦虑下她睡眠一直很轻，连笔掉到桌上都会惊醒，但那天中午她感觉不到任何声音。一觉醒了，只见他在对面，轻翻着书页。两桌之间共用一排插座，有一回她占上了整排插座，他没说话，走向旁桌的插座，旁边的同学问，“你咋不在你那充呢？”他笑了。强烈的自尊与羞怯之下，呼呼没敢动作，但脸红了。他爱干净，每天清晨都会把桌子擦一遍。她不敢抬头看他，只感觉他很白，还感觉着一双善良的眼睛。中秋节那天，他突然送了她一个月饼，她的脑袋嗡嗡直响，“不行了，我满脑子都是他了。”挣扎一夜，她搬出了那个教室。“如果我因为跟他有了什么，没有考上研，我会掐死我自己。”她告诉我。使她退却的不止是学习，还有她“专升本”的身份。男孩是本科生，她觉得他会看不起她。呼呼一直记得自己在大巴车上偶遇的一个女学生，女孩正在考雅思，说最近喜欢上一个男生，但不想与他有纠缠，因为他只是二本。在豆瓣的若干考研小组，我看到更多类似的故事。像呼呼这样的人通常自称“断情绝爱党”，一个女孩说，每次看到自习室情侣都会暗中发笑，“学校公众号老发《神仙眷侣双双上岸》的文章，我觉得并不能鼓励到学生，反而像是专家跟民众说，找不到工作可以出租房子。”不少爱情因为学历的差距解体。女孩林北发现，男友在考研上岸后，对自己的态度极速降温。录取结果出来前一天，他还秒回她的信息，第二天就明显迟缓。两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突然调转，他言语透着傲慢，“我可是研究生啊。”她后来没有追问男友想要分手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女孩罗丝丝也谈到了类似遭遇，在她考研失败，而男友申请成功英国的研究生后，过去的百依百顺就消失了，在她看来，他简直像灵魂被另一个人调换了。有次吵架他随口说出，“我家里人觉得你学历低。”罗丝丝忍住了快要脱口而出的尖叫，“那种震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为了考研，一个叫林子的男生2年只跟女友见过5面；另一个女孩安迪则因“全情投入备考”，长期不回男友信息，等考试完再联系他时，发现他已与别人暧昧。一个叫潮见的女孩说，备考期间，她和男友3个月没见面，“连续高强度的学习让我丧失了很多很多对生活的感觉，爱情友情、购买欲食欲通通消失了。”这些故事让我感觉陌生，至少，我理解中的20来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毕业于2014年，一直记得2015年的一项统计，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达到6.3%，那年，考研的人数也只有今天的三分之一。互联网大学生创业潮正在翻涌，北京的咖啡厅满是拿着项目书的年轻人，就像陷入热恋一样狂热。“我考研这6年都没谈过恋爱。”一个叫玄雀的考研学生告诉我。他认为，爱情的回报是不确定的，而考研的回报也是极不确定的，当人同一时间给自己施加两种不确定，尤其是对一些已经非常脆弱的心灵而言，可能难以承受。和“固聊”谈恋爱考研是一场孤军奋战，不止一个人对我提到考研时对安慰和支持的渴求，女孩李朦胧给我介绍了一个新词，“固聊”。固聊，一个固定聊天的对象，称不上是现实中的朋友，一般只存在于线上。她曾在朋友圈招募“固聊”，一个师弟应征了，每天夜里，在白天的学习结束后，他们都会聊几个小时。同样，momo每天都与她的异性固聊发大量的信息，她很依赖这种心理支持，但因为担心影响考试，她从来没想过恋爱的可能。林子与女友的故事也始于一段“固聊”关系。他们是多年的网友，因为女孩决定考编，觉得孤单，便让他帮忙“监督学习”，到她第一年考编失败，第二年再考时，为了获取更多情感支持，她提议，恋爱试试。然而，在林子也开启考研后，两人的矛盾展开了。回顾自己的心理变化，他也感觉不可思议，搜集考研资料阶段，他还常跟女友聊天，一进入学习状态，人就变得烦躁易怒，逐渐地，他一周只跟女友发两回信息，到最后，删掉女友的QQ和微信。他对我形容，考研环境像有特殊磁场，屋里只有一侧有窗，闷不透风，屋里的人都是熟脸，却因学习内容不同无法交谈。他每天早上7点半到，夜晚11点半才走，但他其实只坐了一个小时就会感觉痛苦难忍，他会刷微信、看考研QQ群、甚至看电视剧，却没法回女友信息，“你只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信息空间，没有心理能量与人交流。”林子考研那一年，女友在考编，同时兼顾工作，焦虑与抑郁反复发作，她感觉自己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在你心中考研的结果远比我重要，就算我120进了急救室生死攸关，也会等你考完试再告诉你。”为此，两个人几度分手。为了避免谈恋爱影响考试，林北经常主动与男友“对齐”需求。刚恋爱时，她就发觉男友“情感需求很大”，想让她每天都能给他发信息，她找他谈了场话，“当前不能把感情看得太重要。”除了每天在食堂同桌吃饭以外，这对情侣仅有的独处时间是晚上自习完，男孩送她回寝室的路上，但聊天内容仅限于复习和做计划。另一对情侣也对我提到这种“学习搭子”式的恋爱模式——他们在某个网络交友活动中相识，便一起通过微信各自复习，“觉得有人陪着学习的感觉挺好。”另一个女孩李雪莉告诉我，她考研时，与男友每晚都用腾讯会议聊天，因为讲到题目时可以开白板写字。她与男友从高二开始恋爱，他们从备战高考时就是学习搭子。“那你当初是怎么喜欢上你男朋友的？”我问李雪莉。我有点怀疑，这种爱情能带来心跳加速的感觉吗？她不好意思地笑，“我比较肤浅，就觉得他成绩好，这在我们普通学生眼中是很重要的特质。”男友理科比她好，高中时，他就经常给她讲题，“一方面我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他得到巩固。”她承认自己受重理轻文的评价体系影响，也承认自己慕强，但这没什么不好，“会驱使你自己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同样的，谦谦喜欢上男友也是因为他成绩好、自律，能引导她向上。总的来说，如果你将爱情的目的校准为“发展你自己”，帮助你考上研，这种恋爱就不容易影响考试。谦谦与男友从大一开始恋爱，在她二战失利时，大她一届的男友已经保研并开始读博，因为觉得自己与男友“不在一个层次”，她曾提出分手，男友很快同意。第三年考研，她终于通过，发朋友圈晒了成绩单，男友发来信息，一年未联系的两个人默契复合。“我们想法都很成熟，如果他以后博士毕业，我只是本科生，眼界、人脉都会不同，我不想要以后每次吵架，我都会下意识地想，是他嫌弃我没有考上研究生。”不过，大部分时候，情感的产生和消失难以捉摸。聊了三个月后，原本坚定不谈恋爱的李朦胧不小心喜欢上了“固聊”，“那种摆脱孤独寂寞的聊天，会让你产生错觉。”对话逐渐有了暧昧的成分，他开始给她发自己用天文望远镜拍摄的星空。然而，在某一个凌晨，他突然终止了对话。第二天醒来，她假装若无其事，发去七八条消息，一片沉寂。此时的窗外，是突然因疫情封闭的兰州，因提前返校，李朦胧一个人被封在了宿舍，每天到凌晨3、4点才能睡着。“固聊”提供的情感支持骤然停止，所有压力集中泄洪，“突然每天没有人和你沟通了，你也不知道外面形势是什么样子，这种无助是压死我的最后那根稻草。”她最终在考场中失利，考研失败。之所以需要固聊，是因为她的朋友都在考研考公，她不好意思找他们分担情绪压力。她也曾尝试对父母诉苦，然而诉苦总会带来更多争吵。她的父母是个体户，初中学历，总说她不够坚强，“拿我和别人比较，说别人还能同时考研考公，或者旁敲侧击让我一边考研一边找工作，但我整天封在宿舍，上哪找工作去？”她始终没敢问过师弟，他为什么会失联。他有严重的抑郁症，抑郁症在秋冬季节高发，通过他的朋友圈，她猜测，也许他当时也很难熬。内心总在嚎叫，想要“发疯”今年，山东的谦谦终于考上了研究生，按原计划，她本该来北京与许久未见的男友团聚，但眼下，她得先参加减肥训练营。这个1米68的女孩说，她有170斤。这些脂肪积攒于第二次考研期间，她压力一大，就吃东西。在我访谈的十几个人里，考研超过2次的人，都经历过严重的抑郁或焦虑情绪，特别是进入二战、三战后。每个人都在考研自习室见过一些“情绪失常”的人，谦谦曾看见女生晚上找人打架，只因有人半夜复习，“觉得卷到她了”。玄雀见过一个“像祥林嫂一样”的考研人，每次解出一道难题，就缠着自习室里的陌生人，“我解了个难题，你想听吗？”为了在再战时获取自信与精神动力，呼呼反复看一个女生考北师大考了九次的故事，“让你为了自己的梦想不顾一切，让你不要管周围的嘲笑。”在考研圈中，许多名人事迹都会被化用为励志模范——她对我提起王阳明，古有科举不中便反复再考的传统，“王阳明参加了三次科举。”学到崩溃时，她就看会儿励志电影讲解，《垫底辣妹》《风雨哈佛路》，“看完大哭一场，然后就好了，又可以学了。”励志语言能在一瞬间给她灌满力量，但这种力量也能轻易被戳破。早上呼呼感觉朝气蓬勃，一到晚上她就开始哭，“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晚上，盯着屋子里的水果刀，幻想扎进去的样子。二战临考前半个月，她早上刷牙时会吐出昨天的食物，买庆丰包子，包子在嘴里，死活咽不下去，但一考完试就不吐了。不止一个人表示，考研改变了自己的性格。mbti的测试里从外向变成内向，有人则感觉自己从外向变成表演性人格，感觉内心总在嚎叫，想要“发疯”。因为不能承受他人的幸福的刺激，许多人会关闭朋友圈，从社交网络上消失，同时又花比平常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在各类考研相关的豆瓣小组中评论与发帖。玄雀觉得，年轻人很不容易，“先是因疫情封校没有办法接触社会，长期生活在抖音、微博、小红书这些舆论的战场里，莫名其妙中就被左右了人生，青春、大学生活，他们都没有享受到，面临的又是考研考公最内卷的时候。”安迪说，考研之前她还有一定自信，在三战都失败后，她变成一个气压极低的人，一遇到考试，就觉得恐惧，觉得自己会失败。在驾校练车时，她总要一边呆板地念叨“踩离合”一边踩下去，教练奇怪，“你到底在紧张什么？”王无术是一名考研英语辅导老师，他在B站发布考研英语视频，经常收到学生发来的大段私信，“老师，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抛弃我，考研我已经是二战了，学到今天，数学一做还是30分，英语单词背了之后全都忘记，周围的室友和老师都不喜欢我…….”他不敢回复，“回复对他和我都不好。”曾有一个视频为他招致大量的谩骂，他跟北师大的一位老师录制对谈，问了该老师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学生连考了五年都没上岸，到第五年终于过了笔试，作为面试的导师，你敢招这个学生吗？老师坦诚地回，不太敢。“不管有多难，只有一个念头，考上研究生，改变专升本。”东北女孩呼呼告诉我。高中时，呼呼努力了三年，却只考上大专。开学第一天，老师发了一张个人信息表格，其中一栏，让新生填写自己的学历，在博士、研究生、本科、专科后打钩，那一瞬间，她决定以后要考专升本。她憎恨填表格。从小到大填过的所有表格里，总是要有必要或无必要地问到她父母的学历，甚至还让她填过旁系亲属的学历，她只能一次次写下“小学”。从专科到专升本，她不与同学交朋友，独自坐在阶梯教室的第一排。考专升本时她常常独自学到教室关门，一个人走回宿舍，必经的山路漆黑一片。准备专升本考试时，她去医院看过心理科，医生诊断为焦虑状态，考上后她就好了很多。再到考研时，她发现自己又犯病了。许多个傍晚，她没理由地抱头痛哭。她不止害怕失败，她更害怕的是这种失败对她的努力提出的质疑，如果无法胜任考试，她确信自己没有任何办法再改变命运。呼呼父母在东北某农村种花生，最农忙的季节，父母也从未让她帮忙，她甚至从没有在家刷过碗，一抬手就会被母亲阻止。在家里时，她永远坐在桌子上学习，这也是父母所希望的——他们只念过小学，将学历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能，“如果我现在回家去当农民，他们绝对不愿意。”从小，她就常常目睹这对性格温厚的父母为小事吵架，大多数是因为穷。村里没出过研究生，常常有村里人劝说，女孩不应该继续上学，应趁早嫁人，但父母隔绝了这些压力。父亲总是说，缺钱就给他打电话，“但他们越这样我越愧疚。”她越来越节省。三年里，她一直混进学校食堂吃5块4的套餐，一双考研之前买的马丁靴，穿第一年时皮开了，到第三年，已经能看见自己的脚面。为了节约时间，她经常憋尿，尿频越来越严重，没敢去过医院。只是，在这三年里，她从未成功抑制过对那个男孩的幻想，爱情始终让她走了神，“学习时总是想到他”。专升本要毕业时，这个从未恋爱过的女孩哭了很久，觉得再也见不到他，“我的白月光”。一条微信反复删了再写发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男生，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希望咱们各自努力，顶峰相见。”至此他们再没有交集。“就在心里把他当做动力吧，一定要考上，跟他平起平坐。”momo们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整篇文章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我必须来写一下爱情，准确地说，是一段关于激情的故事。我注意到momo，是因为一篇豆瓣帖子，帖子说，自己考研失败，同时又被男友分手，一度想自杀。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近来在网上发帖的ID都起名叫momo，她说，这是这一代人匿名发泄情感的方式。这个momo说，她喜欢了这个男生十年。那所中部城市的重点高中管理严格，所有人都在关心高考，而momo只关心爱情，“我努力考试都是为了他。”她有一堆笔记本，里面不是习题，全是跟他有关的任务，比如，怎么考进他所在的班、怎么考进他所在的考场。相隔30名之内便能一起考试，唯一成功的一次，是她努力考到100多名，而他刚好考砸。他戴眼镜、小眼睛，读理科，成绩不错，除此之外，长相与性格都称不上有什么特别。高三开运动会，他身体不适吐了，她去他的班里清扫呕吐物；学校门口有一家他常去的奶茶店，他喜欢喝一款放红豆和燕麦的奶茶，她就跟奶茶店老板混熟，提前替他付钱，让老板在那个男生来时告诉他，今天有幸运抽奖，可以送他一杯该款奶茶，他喝了一年都未察觉。momo说，她做这些事纯粹是愉悦自己，“一到学校我就要死不活的，一做这些事情就很开心。”然而，离高考不到一百天，momo和男孩因为学习压力发生了一点口角，他说了一句“别再管我”，使她情绪崩溃。她开始每天逃学，去网吧看电视，一度不想参加高考。妈妈带她去看医生，诊断为中度焦虑和轻度抑郁，医生说，这女孩没什么安全感。就这样到了大四，他们机缘巧合进行了一段网恋，一个月后就分了手。她很困惑，恋爱期间，他只喜欢跟她发信息与写信，见面时，除了牵手，没有过其他亲密举动。分手前夕，她过生日，收到他送的游戏，尽管她并不打游戏。她总结那段感情，“他喜欢动漫，但他应该知道，实际生活里没有那么完美的东西。”她谈到同代人喜欢读的小说《暗恋·橘生淮南》，也许她的爱情观也受到时兴青春小说的影响——最受欢迎的男主角永远是一个学理科的、年级第一、话少的人，“因为你在一个唯成绩论的环境里，大家觉得聪明的人都学理科，不够聪明的才像我这样学文科。”爱情，在她的头脑中，像是梦想与远方的代名词，总之，最后她没有追上远方，做了更切合实际的选择。一战时，她选了北京的名校，想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也想因此让喜欢的男生高看自己，失败后，她降低了难度，选了一所省内985，因为很多熟悉的朋友都在那所学校上学。她意识到，她更需要的是朋友提供的那种稳定、永不消散的慰藉，“我很依赖他们。”至于爱情，她有点排斥。朋友足以提供她所需的陪伴，且更稳定。momo父母读过的书不多，做个体生意，辛苦且波折，在她考上研后也松了口气，关掉了一间店铺。他们一直希望她能考公考编，不用像父辈一样看天吃饭，她逐渐认同了父母的建议。至于那个男孩，据她侧面了解，与她分手后他一直单身，业余时间打游戏和看漫画，就像她身边的许多理科研究生一样，生活在缩窄，热情在降温，“每天忙完导师任务，那么晚回到宿舍，能上两把《王者》，看看番，这一天就很满足了，他们不奢求别的。”只是，在她的脑海里一直留着一个画面。初三时，两人打了赌，赌输了他请她看电影，排完队，发现电影票卖完了，他们就到广场上坐着，快中考了，聊起人生和理想，他说，以后想考中科大。那时她还对大学毫无概念，只知道清华和北大。“我说你为什么想考中科大，他说他以后想当科学家，给我讲蝴蝶效应。我的妈呀，我觉得他在发光。我应该就是那时候喜欢上他的。”男孩没考上中科大，而她也没有走出家乡。对她来说，是一个完整的梦被击碎了。两个好心情的女孩今年，呼呼服从调剂，考上了云南大学，她很想见见那个暗恋的男生，又怕见着他。她说，我很丑，还有白头发了。我与呼呼打了视频电话，面前是一张年轻干净的、带有无限可能的脸。我对这个没有恋爱过的女孩说，你很美，可以尝试化妆和打扮。她告诉我，同学也经常这样劝她，她怕一打扮就会学习分心。她没有穿过裙子，她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和深色。“现在我不那么想了。”她想要穿着裙子，找到他，重新站在他面前。“我终于敢直面他了，想告诉他，我不是废物。我努力学习了。我会说，hello，但有可能他已经把我给忘了。”到底男生对她有没有好感？呼呼回忆，自己有一回走得早，发现有人偷偷翻了她的书。她的本子封面总是翘起，前一天用书压了一下，结果第二天发现本子是张开的。她问了同学，昨天谁最后走的？同学回，你对面那个男生。她希望自己将来的男朋友，一得善良，第二，他得干净，有一双单纯的眼睛。参加复试时，在云南大学的校园里，这个东北姑娘被那些高大而美丽的植物迷住了，昆明街上的人群看起来很快乐，走起路来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她知道考研之后的就业会难，但至少，她的抑郁症、焦虑症，都在考上的一瞬间痊愈了一大半。考试那天，她没敢在学校里多停留，一找到门就直接出来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到9月份，我就可以拿着学生卡光明正大地在学校里穿梭了，我就觉得很有自信。”她说，“因为我是研究生了。”26岁，她青春的遗憾圆满了。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要补充的是，在我访谈的十几个人里，只有一个女孩经历了曲折的痛苦挣扎，彻底放弃考研。罗丝丝曾拥有一份一万八月薪的工作，这个薪资对应届生来说已是一份极大的肯定。但男友总是力劝她去考研，考上研后再考个公，结婚，生两个孩子。路过街边某个办公大楼，他指着楼对她说：“这就是你以后的工作单位。”虽然做销售时她能拿到业绩冠军，但她显然不擅长考试。第一年，她失败了，第二次再考时，因为挫败，她经常想放弃，男友说，如果不考研，我们就分手。临考前，她每天失眠到四点，早上七点还要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我总是要会想，如果我这次又考不上，跟他的差距是不是会越来越大？他有研究生学历，肯定会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当一个光鲜体面的人。”似乎是觉得她难以栽培，男友与她分了手，罗丝丝最终在临考前决定放弃。唯有在工作中，我才能找回自信，她花了很多的代价才弄清楚。目前，她正在一所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不时出差、旅游，而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前男友至今未找到工作。总之，她告诉我，“心情一片大好”，绝对不再回头考研了。

“工作、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发现我好像进入不了这条轨道。其实我并没有勇敢尝试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而是我一直向着正常努力，我以为我也是正常的，我去做了所谓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我都做不到。”大头马是一个生于1989年的青年小说家。这两年，很多媒体找她约稿，包括我。但不是约小说，毕竟在此刻的页面上阅读一个两三万字的小说太过困难。我们找她是想让她讲讲脱离轨道、退出系统的人生体验。大头马已经十年没有上班了，当然这对一个职业小说家而言并无特殊。但在这十年里，她在地球上东游西荡，满世界跑马拉松，直至南极。在过去封闭的三年里，她也流转于不同的城市，四处体验生活。而所有这些体验，大头马都有一个共同的由头：为了写小说。因为要写一个医生的故事，她去医院实习，获得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个要求“千万不能给别人看病”；因为在饭局上听说了一桩耸动跌宕的碎尸案，她进入了刑警队；她还去了现场勘察科，跟着法医验尸，尸体通常高度腐败，有一次持续工作8小时后他们就近吃了顿地锅鸡，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的。过去大半年，大头马在南京红山动物园体验做饲养员。三月底，我去红山和她见了一面。跳过寒暄，也跳过日常，她很快跟我分享起她最新的写作灵感，来到南京后她发现当地典型聚会围绕着打牌进行，“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饭后不掼蛋，等于白吃饭”。她觉得南京很适合写一个关于打牌的小说，“假如杀父凶手就是多年后天天和你一起打掼蛋的人呢？会不会很有趣。”大头马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体验”与“写作”展开：上午做类似的思维漫游，下午去动物园，晚上学打乒乓球。因为她想写的这个故事，主角从小就会打乒乓球。她要跳进人物的命运里生活。她就像一个通道，各种体验注入，产生某种化学反应，然后吞吐出一个故事来。和她认识后，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听故事，动物园里动物的故事，人的故事，刑警队里曲折离奇的案子，不同风格的警察的人物画像。我们几乎梳理了过去7年里每一段“体验生活”，但我发现在这些体验里，很少出现她自己。就像你读完她所有的小说，也拼凑不出关于作者本人的故事。后来我在大头马的小说集《不畅销小说写作》里读到了一种解释。关于小说，她有这样两条意见：一，永远不要暴露你的生活。二，不要出卖自身经验，你会陷入体验式写作的怪圈中，你会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虚构，你会失去真实的生活和自我。随着了解深入，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小说家寻找灵感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现代人“不上班”的故事，它是存在主义的，关于一个人如何确立自己的存在，如何活着。就像大头马一位朋友的评价，她奔向巨大遥远的世界，只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角落里的位置。一个无法上班的人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0点下班，天已经全黑了，我走在空旷的中关村，心里特别凄凉，我觉得天哪，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吗？当时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书，空闲时我每时每刻都在看书，不和同事来往，如果一起聚餐，我就坐在旁边看书。后来我还在一家杂志社短暂地工作过，几年后再见到一位当时的同事，她说他们有次采访阿乙，发现阿乙也是随时随地都捧着一本书在读，他们当时就会心一笑，说，这不就是大头马吗。不久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了阿乙，他果然掏出一本书来读，而且更夸张，他一边读还一边做笔记。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天呐真是一个怪咖啊。后来想，这不就是过去的我吗。我非常不喜欢集体生活。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时，有一次外出团建，要留宿一晚，还要集体看演出。我当时就惊恐发作了，特别难受，我就和同事说我得先回房间了。在大厂，每天要写日报，每周要写周报，做大量在我看来没有意义的工作。你只是系统的一部分，而我非常排斥成为任何系统的一部分。后来主管找我谈话，要我学会合群。我就开始逼着自己和同事吃午饭，逼到最后，我决定辞职。主管劝我说，她婆婆得了癌症刚做完手术，作为一个女性，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多重要。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不要十年后成为她。后来我又换了几份工作，做过记者、编剧，换到最后，我终于确认我最大的缺陷是，我没有办法融入正常社会，上学时没有办法融入班集体，上班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每干一个事情，我就知道我再也不想干这个事情。这是我耗费好几年时间才确认的，我之前一直都处于矛盾中，是不是我能力有问题？我应该怎么去改进？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会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融入。最后一次辞职，我找到老板说，我要回去写小说。当时我的表现在他们眼里应该很傻，如果你的手下和你说她要去写小说，好像类似于说“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听起来非常中二。辞职前，我已经有意识地做写作训练了，比如我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会观察，随机挑选一个我面前的人，在手机上对这个人进行白描，就像画速写一样。但当我辞职在家写作，写了两三个月之后，却发现没什么可写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的一个很明确的时刻是，我每天上午去菜市场买菜，遇到的全是拉着拉杆车的大爷大妈，我觉得自己在过一种退休生活。我对这样的生活也产生了恐惧。那时我就知道我不能像这样每天坐在家里空写，因为我的生活经验非常苍白，我必须去寻找他人的故事。于是，我决定“体验生活”。17年冬天，我在老家的一个饭局上听到一桩十年前发生在老家的命案。案件曲折复杂，疑犯背景离奇，寥寥几笔就能看到一个独属于犯罪侦查的世界。我通过很多门路去接近这个案子，找熟人，找业余也在搞写作的警察，找作协开介绍信。这件事虽然也费了一番工夫，但没有想象中困难，可能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有被看见的诉求。一年后，我终于进入老家公安系统实习，从派出所到刑警大队，待了大半年。一开始警察对我很防备，但等大家慢慢熟悉，尤其和几个人建立好关系后，他们就会对你展示更真实的部分。日常巡逻在刑警队那段时间，我每天五点起床，六点出门，刑警队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一般晚上十点后回来。当时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精彩的工作。虽然那之前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去南极跑马拉松，但和一个三线城市的刑警队相比，这些经历都不值一提。没过多久，我开始觉得写作这件事非常虚无，每天生生死死、悲欢离合高度密集地砸在我的眼前，大部分事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又是扭转了命运的惨剧。当现实以极为复杂的面目发生在你眼前，文学变得苍白无力。而当我站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位置去旁观的时候，就像尼采说的那样，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夜守有一天刑警队决议了一项涉黑抓捕任务。大队长正在开会部署方案，但一个电话功夫，他突然就被带走了。更多的事情琐碎、荒诞、令人唏嘘。有一次有人举报嫖娼，实则抓奸姐夫。最后婚外恋的姐夫没事，报假警的自己被抓了。还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在派出所值班，来了十几个农民工讨薪，拿不到钱就不能回家过年。僵持了几个小时后，有农民工过来问我要水喝。我就出门买了纸杯和水果，但分发之前被同事制止了，同事告诉我这样的行为是越线的。每天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同时发生，久而久之人会生出一种麻木。动物需要丰容，人也需要去年我搬到了南京。每换一个城市，我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去认识陌生的环境，去和人建立联结。这两年提到南京，就会想到红山动物园，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体验。选择动物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语言和知识结构需要更新，博物学是我的盲区。而我们的语言是由大量名词构成的，如果小说里写到植物、动物、自然，我的语言就会空白，比如词库里没有鹩哥、小麂、散尾葵等这些词。我有意识要寻找一个途径去学习，最好是一边玩一边学。南京的文学杂志《青春》给我开了“作家体验”的介绍信。去年八月，我进入了红山动物园。在红山，一个展馆的负责人会被称为“某师傅”。比如你姓王，别人就会喊你王师傅。当然，也不一定得是岗位负责人，但是能被喊“师傅”的一般都是有一定本事能力的，大家出于对这个人的尊敬。我在红山做志愿服务的第一个展馆叫“本土动物保育区”，是彭培拉“拉师傅”负责的。我问她红山还有哪些馆值得跟一跟，她告诉我，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哪个馆，而是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到本土区后，我发现动物园确实博大精深。可能一般人认为饲养员就是喂动物，但这其实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综合性的工作。厉害的饲养员都是多面手，他们懂动物，懂植物，还得有极强的动手能力，比如要为游客提供一个放置红外望远镜的观赏位，就要自己设计图纸，然后根据图纸找材料，锯木头、钻眼、组装。开始动工你玩过《塞尔达传说》这个游戏吗？就是那种感觉，这里不是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开放世界。如果生活里我们要做一个东西，会有现成的工具、图纸，也会有前人的经验，只要按照步骤实现就可以了。但在这里，连可不可以有这项工作，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本土区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那座等待被建造的荒岛，所有事情都很原始，都要自己发明创造。可以说，来到这里你目力所及的一切，几乎都是他们自己建起来的，大到一片农田、一个生态系统，小到一块展板、一个丰容玩具。饲养员比较核心的一项创造性工作是改善动物的居住条件，他们有个专业词汇叫“丰容”。简单说，就是在圈养条件下，丰富动物的生活情趣，满足动物的生理心理需求，促进动物展示更多自然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措施。怎么做创造性丰容，需要你自己去观察、去思考。比如，喂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喂食不只是让动物吃饱，也是为了让动物的生活有一点响动，留下一些新的信息，产生一些新奇，或是为了观察和实验，确定动物的状态。在本土区，几乎每天都要变着花样投喂。喂一只失明的豹猫，饲养员会把小鱼藏在一个大麻袋里，再在麻袋中填满干草，最后把麻袋扎紧，这是为了调动豹猫对气味的敏感，丰富它的日常活动。救助的非洲刺猬做教育项目动物前的脱敏训练他们还要给动物造窝，既要安顿好它们，也要让这个窝更符合动物的需求，还要让这个窝每天都有一些变化。在红山，动物的福利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经常有游客来会发现看不见动物。因为“动物有不被看见的权利”。一个饲养员要了解他负责的每一种动物，它们不同的性格和行为习惯，记录它们体重和个头的变化。有时候听饲养员们谈论动物，就像在谈论一个婴儿，“今天它的身体和心情状态怎么样啊”。刚到红山动物园没多久，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经常能从游客口中听到“丰容”这个词，他们会一边看一边说，这个丰容做得很不错。还有很多游客对动物很了解，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在红山，每一只动物都有一个独属于它自己的名字。我觉得红山动物园培养出了一批更专业的动物爱好者，而不再是普通游客。为每一只逝去的动物写讣告是本土区的传统我在这里认识了野生动物救护专家陈月龙。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动物的需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就像人一样，你不也每天都想换着花样吃点新鲜的？我想，我到处体验生活，也是为自己生活的“丰容”。人和动物一样，最害怕无聊，如果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每天圈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生命力、创造力都会被慢慢剥夺。后来我常常跟着陈月龙观察。有一次他说要规划下“北门湖”，就是红山北门的一小片湖，我每天都会路过，从不觉得这个池塘大小的湖竟然还需要规划。但他那天花了一个下午去观测，当几只鸟飞落在湖面上时，他突然抬头问我，你觉得这个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经常会冒出类似这样在他人听来有点哲学的问题，虽然他的出发点都是很实际的提问，是基于生态学或具体工作的问题。比如这片湖要不要种植物，种什么样的植物，后续如何管理，才能吸引哪些物种自然活动，让整个湖保持更多的生态多样性。而这片湖也不是封闭的，它和整个城市的水道、城周的山川湖海以及我们的饮用水都息息相关。救护中心正在为一只受伤的鸟做复健所以这只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大自然是一个万物循环链，每个有生命的物种都和我们有关系。那天我本来因为现实中的问题而有些沮丧，听他说完，我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座山，遇到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对你说了一番话，他并不了解你身处的世界、你的现实、你的感受，但他说的那番话解开了你的某种困惑。进入到任何一个工作场域里开始一段“工作”，一开始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每个人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为你安排，都需要你厚着脸皮主动问，主动学。因为饲养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作为志愿者，我一开始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洗碗、搬运东西，修剪垫料，清理笼舍、整理文档，这是最简单的。后来才开始做一些高级点的工作。比如给动物做饭。我处理最费力的食材是南瓜，一是因为南瓜难切，二是喂不同的动物要切成不同的形状或大小。我站在露天的动物厨房里，切了两个月南瓜。不管风吹日晒，你都得站在那里去完成这些像西西弗斯一样枯燥重复的工作，甚至切出了一种“修行”的感觉。动物日常伙食我想如果将来我写一个动物园的故事，文章题目可能会叫《禅与动物饲养艺术》。开篇就写切南瓜。切到最后你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字“空”，进入到一种“参禅”的状态——你不会去想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世界里只有你和这只南瓜。我们已经被现代化规训得非常“后现代化”了。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像理所应当的，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它是如何运作出来的。但在动物园，我时刻体会着原来自然万物是这样运行的，而人也是万物的一部分。那些看似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动物、植物、湿地、风向，其实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待久之后鸟就不会怕你我想我四处体验生活，诚实地说不是为了写小说。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是，我对于很多事情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想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不写作，我也会做这些事情，写作反而给了我一个更好的借口。如果有人对这样的生活产生质疑，我就说这都是为了创作。文学意义危机之外，这种流动性的生活体验，另一重危机是孤独。我发现我的生活里什么都是留不住的，人际关系留不住，工作经验留不住，钱留不住，可能只留下了一篇或半篇小说。最近这两三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恐惧周末，工作日的时候，会有人找我对接一些工作，一到周末则完全没有人跟我讲话，特别难熬。我发现自己的口语能力急速退化，有时候会不自觉地自言自语。现在我基本是靠过去的积蓄在生活，我还不知道怎么靠写作养活自己。如果只是想活着，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比如我打算去考一个救生证，这样就能去游泳馆做救生员，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块钱。写作的孤独还在于，反馈周期特别漫长。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给我差评。只要有人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想到这些我会焦虑，但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只会沉浸在那个世界里，仿佛被附魔了一般。哪怕没有任何收入，我也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生命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创造，并不是只有文学是创造，饲养员丰容是创造，爱也是创造。人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要保持着一种生命力，我可以活得很难堪、很不体面，哪怕像一条狗，我也要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能继续创造。尤其是我在刑警队、在法医待了这么长时间，包括我去了动物园，我觉得生命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如果停止创造，人可能就在某种程度上死掉了。我并非一个喜欢漂泊生活的人，我很迷茫接下来要去哪儿。但把这条路走到这里，就不可能回头了，这个问题我之前和班宇聊过好几次。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再回去上班了，不可能有别的活法了。童书主角的观察与被观察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要找到一个在世界上安放自己的方式。现在回想一下，20岁之前我都处于混沌状态，好像自我尚未觉醒，但当时我就本能性地不想被规训。当一个环境对我不构成约束，我就可以很快乐、很自由，也享受和人打交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上班但可以去体验生活？可能因为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我小时候是一个当地尽人皆知的小孩。一是我写作开始特别早，9岁时就开始发表文章了。当时周围的大人都喜欢把我和蒋方舟比较，而我妈毫无把我往那条出名要趁早的方向打造的意愿，他们都很怒其不争。其二是，我是一个儿童文学读物的主角。以我为原型的第一本书叫《鬼马小女生》，80%的内容来自我的口述和生活趣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比较高的稿费，三千块。书里这么描述9岁的我：“大头马喜欢周星驰，喜欢上网，在网上灌水，写小说，还向往小资生活。她不喜欢老师，最喜欢钱；成绩一般般，从没当过三好生。大头马有个很开朗、乐朗和宽容的妈妈，她和妈妈关系很融洽，但也时常吵吵架。她喜欢和大人交朋友，所以妈妈的一帮女友也成了大头马的好朋友。大头马还有个男同桌八爪鱼，他们关系还不错，经常讲讲笑话，一起捉弄同学。”小时候的大头马但是等书出版之后，我拿到书一看，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内容直接照搬了我写作的文章，但作者写着那位儿童文学作家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成人世界的卑劣。我决定不要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我要自己掌握叙述权。我好像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放学回到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从头到尾看一遍，每天都要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妈在报社工作，六七岁时我接触了电脑。1998年，我开始上网，也是中国第一代网民中年龄最小的。当时我觉得互联网好像魔法，那时还没有OICQ（QQ前身），但已经有了类似的聊天室，你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的打字速度通过在聊天室聊天飞速提升。因为上网要起网名，1998年最流行的网络文学是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就借用了“痞子蔡”的构词法，给自己取名为大头马。我父母从小不管我，他们甚至不太清楚我上几年级。父母关系也不好。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我爷爷去开的。我妈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不会把太多注意力分配到我身上。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考不好会哭，我非常不解，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我不会做，就去问父母，他们勃然大怒，要打电话给学校，问他们为什么老师出一道学生不会做的题目，后来我就再也不和他们交流学校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分享，但又没有分享对象，因为同学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在特别迫切的表达欲下，我开始写文章，写了一系列“我的上网历险记”，像写科幻小说一样写互联网，发表在类似于《少年博览》杂志上。每个月我会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网络和现实是两个世界。我在网络世界很活跃，在现实世界离群索居。这种所谓的体验好像贯穿了我的青少年时代，进入社会后，通过模仿学习我逐渐掌握了在现实世界生活的办法，逐渐地“被社会化”了一部分。但还是有一些内核被保留了下来。我从小喜欢冒险，喜欢以一个全新的陌生身份进入一个陌生的群体。在网络聊天室聊天时，我会冒充大学生，如果你是小学生，没有人愿意和你聊天。我就自己编造了一套身份。并且还把这些欺骗网友的故事写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大头马“游戏世界”的文学作品（左右滑动）从那时起，所有人都喊我大头马，只有同学会喊我真名。我家里人现在也都喊我大头马。这个名字比我真实的姓名更像是真名，反而听到“XXX”我会浑身不自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人格障碍，另一种“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些年，我从一个被他人叙述的童书的主角，变成了掌握了叙述权的作家，但我好像一直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活变成了小说，小说也反过来推动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生活。虽然我很早就进入了成人世界。但我后来才发现，我好像永远停留在了某个地方，其他人都成长了，都进入正轨，都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却慢慢地和社会脱节了，我好像还在那样一个我幻想中的江湖世界里。我虽然看似被社会化得还不错，乍一看挺像个人的，可我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不过是一种扮演。我在扮演一个叫“成年人”的人。原来是我被落下了，我成了一个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工作、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发现我好像进入不了这条轨道。其实我并没有在勇敢尝试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而是我一直向着正常努力，我以为我也是正常的，我去做了所谓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我都做不到。最后发现写作这条路，不是因为我擅长，而是因为其他我都不擅长，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写作更适合我的事，我是被迫无奈走到了这条窄路上来。我记得小时候，白天家门口的天线塔总是挤满了玩耍的小孩。只有到了晚上，孩子们都消失了，那座天线塔才独属于我一个人。每逢家中来了客人，或是我不想在家中待着的时候，便溜出去一个人爬上天线塔，躺在上面安静地发呆、看星星、沉思。最早吸引我开始“体验生活”的那个案子，被我写成了小说《白鲸》。我一度担心这个故事被刑警队的人看到，会带来什么麻烦，但想想概率极低，我不是有名的作家，这本书也不是畅销书。我斗胆给派出所所长寄了一本，他果然没有看。

确诊只是第一步，接踵而至的是，孩子起伏的情绪、无法明确的病因与不断反复的病情、药物副作用与依然存在的疾病污名化问题。孩子与家长成为共同面对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多次“试错”来摸索到底应该做什么，而很多孩子在经历了数次休学、复学，漂泊在疗愈之旅之后，始终无法回到学校。当这一项长期性的精神类疾病的代价，最终压注在一个家庭身上，家长和孩子，需要面对重重关卡，他们都有各自的困境。我们选择了城市中产家庭作为观察样本，原因有许多：这类父母通常受过高等教育，对抑郁症有相对高的接受度，但受限于自己“小镇做题家”的成长路径，他们又会有意无意对这种病的严重性产生误判；他们在所在城市拥有一定的财力和资源，可以支持孩子接受各种昂贵的疗愈手段，帮助孩子转学、复学，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同样，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他们拥有相对优渥的教育资源，但生病后一旦休学，沉没成本就显得更加高昂；他们是网生一代，对抑郁症的耻感天然极弱，但仍需要一纸确诊来帮助自己暂时中断学业；他们有想法，有兴趣爱好，生病后试图寻找新的人生轨道，但骨子里摆脱不掉“不考大学就是异类”的固有认知。每个人都深陷矛盾中，这种矛盾感是我们在采访中最深刻的印象。面对抑郁症的阴云笼罩，仅靠一个家庭的力量，他们难以渡过难关，而需要系统性的社会支持这一点，就体现得更加明显。在河北C市，15岁少年轻尘过着与同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不去学校，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抱着电脑听歌、学习作曲，他在写一首歌。有时精神亢奋，他会写一整夜，凌晨四点再出门跑步。不想回家的日子，他就买张车票去其他城市，白天坐公交，晚上睡在火车上，寻找一种“具体的活着的感觉”。他有时候会想，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他没有确诊抑郁症，没有休学，如今在C市最好的重点中学读高一，他过得怎么样？休学的两年里，轻尘接受了持续的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参加了许多次疗愈之旅，服药从两种增加到现在的七种，还做了催眠治疗与经颅磁刺激治疗，却都没有如期待中的一步步攻克疾病。前段时间，他感觉自己的抑郁与焦虑加重，开始出现惊恐症状，有时分不清自己在做梦还是醒着。他与父母之间，似乎一直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总往不同的方向使力，总是错位。父亲每往前走一步，办理转学、入学手续、与班主任沟通，眼见着下一步就能实现复学，轻尘就会掉回一段更抑郁的状态。轻尘再次想逃离C市，于是找了幅地图，画了条从华北到西北边境线的旅行路线，跨越一万公里。而复学的时钟已经敲响——根据教育部门学籍管理的规定，普通初中学生因病连续休学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年。最晚9月，再不回学校，他的初中学籍就没了。两个家庭时间回到四年前，2019年，轻尘考入C中——C市升学率第一的中学，学生除了全省的尖子生，还有从广东、北京慕名而来的人。这是一所沿用“衡水模式”的封闭式管理学校。入学的第一周、第一个月，轻尘都被评为学习之星。然而，半学期后，轻尘开始频繁的胃疼、发烧。最初没有人朝抑郁症上想。父亲郑博闻带着儿子跑了消化科、内科，症状没有缓解。更让郑博闻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是，轻尘不去教室了，后来范围缩小到不出宿舍门。这和郑博闻认识的儿子是两个人。曾经他因儿子学习成绩优异受到不少夸赞，“恁家的轻尘学习成绩全区第一，清华、北大的料啊，不像俺家的谁谁谁，一天就知道玩。”郑博闻在C市某政府部门工作，妻子是老师，对于这座城市的中产家庭来说，C中代表着当地最好的教育资源。“进了C中，意味着一只脚踏入985大学的门了。”他和妻子没法接受轻尘突兀的暂停。这在C中称得上“天大的事儿”，这里奉行的宣言是，“今天停下来，明天就会被人超越”。他和妻子轮流请假，向学校申请做宿管，打算陪着轻尘上下课——C中惯例，家长做宿管，可以单独分一间宿舍。郑博闻还假装过一次心脏病发作，轻尘吓到了，晚自习回了教室，盯着书发了一晚上呆。再后来，“威逼利诱”，什么招都不管用了。直到2020年底，在北京两家医院，轻尘被医生诊断为“情绪障碍”，量表结果指向中度抑郁、重度焦虑。休学两年至今，轻尘还没有重新回到学校。所有的复学尝试都失败了。除了持续的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他更多的时间漂泊在青少年线下营与抑郁症疗愈机构，如同身处一个个孤岛，远离了原本熟悉的同龄人的校园生活。郑博闻和妻子也在重新认识一个新的孩子。这样的家庭不是个案。今年初，我看到一篇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提到一组数据，中国抑郁症患者近1亿人，2022年，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为24.6%，他在门诊见到很多上不了学的孩子，在家待了半年、一年不等。报道没有提及的是，当孩子得了抑郁症，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学校，他们的家庭在经历什么？我联系上两家青少年抑郁症互助社区，也去拜访了北京回龙观医院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青少年精神科，想找到问题的答案。通过社区，我联系上十几位青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病程均超过两年，最长达六年，大都经历了多次休学、复学，还在持续的治疗之中。和轻尘一样，白桃也是在2019年不肯去学校的。她就读于四川A市的一所重点高中，那天中午，在城市另一边工作的母亲顾莉匆忙赶回家里。跟所有中产父母一样，她拼命工作，早早在A市的重点中学旁买了套学区房。言语冲突中白桃跑上楼顶，顾莉跟上去抱住她，问她为什么，白桃只是呆滞。眼看着下午上课时间到了，顾莉感觉火气上来，猛地把女儿拉到屋檐边，语气凌厉，“你跳啊，跳下去什么都没有了。”女儿被吓得哭起来，脸色苍白。顾莉也哭了，用力搂住女儿往家走。那天之后，白桃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什么也不愿意说，也不肯再去学校。中考前两个月，学校担心她影响升学率，多次劝说与施压下，顾莉去办了休学。随后白桃在四川省某三甲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顾莉又带着女儿去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她说，那时迫切地希望寻找更高级别的确认，“万一上海的医生说不是抑郁，回去我们把教育模式再改变一下，孩子的病或许就好了。”白桃在上海住院的一个月，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一起会诊治疗。之后她持续地接受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疗愈，经历四次住院，病情依然反复不定。休学以后，白桃一直没能再回学校。做这篇报道之初，我执着于追问，孩子为什么病了，但我很快转变了探寻的重点。事实上，要真正理解抑郁症很难，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这是一项暂时没有发现准确生物学指标与病理改变的疾病，至今无法明确病因，最终只能指向生物、心理因素与更大的系统。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偏见就是，“生病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生病的父母。”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当然也有刻板印象中很不称职的父母、问题家庭，更多的父母则显得“平平无奇”，他们不完美，也绝不算糟糕。然而，他们的孩子还是病了。我意识到相较于追溯源头，更重要的是，确诊之后，怎么更好地帮孩子走过漫长的疗愈之路。这些孩子的漂泊背后是持续的、费用高昂的家庭经济支持和无尽的情感投入。我试着联系这些孩子身后的家庭，想知道，当面对一项长期性的精神类疾病时，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到底将面对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意料之中，大多数父母都拒绝了采访。一位妈妈犹豫了许久，在回信中说，她不想再说什么，“我们是失败的父母，没有给到孩子力量支持。”郑博闻是第一位同意见面的父亲。我们去了河北C市，约见的饭店离他工作单位不远，下班后他骑了自行车过来。他四十岁左右，身形清瘦，穿着一身深色立领外套和衬衣，相貌儒雅。一落座，他问了许多我们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反复确认我们关注抑郁症青少年的初衷。上菜时桌上的话音落下，老板娘认识郑博闻，总会打声招呼。他把采访地点定在了我们住的酒店房间，在酒店大堂，他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而是远远地独自站在电梯口。郑博闻坐在沙发上，主动提起了自己有过抗拒与顾虑——他在网上看过许多文章，提到抑郁的孩子，断定就是家庭关系比较恶劣，最极端的说法是，“父母皆祸害”。最终决定见面，是因为郑博闻此时站在了一个分叉路口，孩子确诊抑郁三年以来，休学已近两年，今年9月再不回学校，初中学籍就没了。他带着一个疑问，“如何接住这些休学的孩子？”钱钱，是这些中产家庭“接住孩子”逃不开的问题。确诊后，第一件事是决定“要不要给孩子吃药”。2020年轻尘确诊后，郑博闻担心药物副作用，最终选择带他去了北京一家中医院，拿了三周的药，包括一袋中药与一款抗抑郁、焦虑的西药，花了一千多。这是一笔持久的开销。每三周需要去北京复诊，郑博闻开车带着孩子，去程三个多小时。医生问了下作息与情绪怎么样，开了同样的药，只是调整了用量。异地就医来不及办手续，也无法用医保。这款药副作用太大，后来医生调整换了进口原研药，价格更高。后来受疫情影响，轻尘转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诊断还是中度抑郁与重度焦虑，医生的用药风格却迥然不同。每个月轻尘自己坐高铁去复诊一次，药钱都在一两千。这次医生给他开了五种西药，分别解决抑郁、睡眠不规律、焦虑的问题，吃了前三种药可能出现的狂躁，需要另一种药压制，最后一种药用来止痛——他的“躯体化障碍”显著，胃疼与肚子疼时常紧跟着焦虑与抑郁发作。轻尘近期需要吃的药白桃的情况严重许多，大头是住院支出。顾莉算过一笔账，四次住院，医药费差不多花了15万。最贵的一次是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特需病房，住了五周，医疗费花了八万多，无法医保报销。“这还只是住院费，没有算来回的路费、排队等床位期间在上海的吃住费用。”住院期间，每周有一天探视日，顾莉坐高铁去上海。因为工作需要，有时连夜就赶回来。心理咨询开始得更早，从孩子不去学校就开始了。轻尘的老师介绍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在C市老城区，与几所著名的中学距离很近，玻璃门上贴着服务项目：青少年拒学、厌学、网瘾咨询、学习动力不足。费用是500元一次，每周一到两次。除了线下的咨询，郑博闻和妻子还找了一位线上心理咨询师，生病的第一年，他们与孩子每周分别会和咨询师聊一次，每小时500元。他加了一个家庭教育课程群——交了三千块钱入群费，群主是有人推荐的一位咨询师，他的孩子也有过抑郁经历。药吃了，心理咨询也在做，可孩子的病情却没什么起色。当家长穷尽当地资源，无能为力之后，疗愈之旅成了许多孩子出门的去处。2021年夏天，家里一位老人去世，轻尘感到悲伤到了极致，但流不出眼泪，“好像刚做完一个手术，脑子被挖出来了，套上一层保鲜膜”，生存意志也很低。葬礼结束后，郑博闻开车带他去了青岛，参加一个抑郁症社群组织的线下营活动。为期一周，在海边一间酒店，30多个抑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陪伴者的带领下，参加沙盘等活动。去年夏天，轻尘又去了青岛，第二次参加线下营，一周后，跟着线下营的一位陪伴者去了深圳的活动，两场活动收费都是几千元。陪伴者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活动结束后，轻尘提出，想让陪伴者一对一陪伴他一个月。陪伴是按天收费的，吃饭与交通另算。郑博闻深思了会儿，打视频跟陪伴者聊了聊，基于对抑郁症社群的信任，他同意了，给轻尘打了钱，第一次打了一万多元。轻尘在酒店住了一个月，陪伴者会带他学潜水、录歌，在深圳周边玩一个遍，当他出现情绪问题时，对方又能回到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市面上疗愈活动纷杂，报名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都有。一位家长告诉我，很多活动甚至会打着“一个月治愈抑郁症”的招牌，收费最高达十几万，称带孩子出国游学一趟，病就好了。对于普通中产家庭来说，这些费用并不轻松，但“心里着急的时候都想试试”。去年后半年，轻尘有80多天在路上，打卡了许多城市，每个月他会回一趟C市，再去石家庄复诊。他去了北京、上海几天录歌，和深圳的录音棚对比效果，还飞去昆明，见了线下营认识的一位朋友。到了一个城市，轻尘会给他们打电话，说下一段行程。今年1月，轻尘去了杭州，参加一个抑郁症青少年共居小屋，为期一个月，收费过万，周末餐食与活动自理。郑博闻想过陪孩子一起出去，但现实条件不允许，那需要很多的钱、时间。他与妻子都是工薪阶层，妻子是老师，平时很难请假，家里还有生病的老人需要照顾，离不了人。杭州共居小屋活动结束在周五，郑博闻特意请了一天假，坐高铁去杭州接轻尘回家。时间很紧，他们还绕道去了趟安徽黄山，赶在周日晚上到家。郑博闻感受到，轻尘一路上都很愉快，尽管下山时腿在抖，但还坚持往前走，直到山脚。郑博闻和轻尘聊了聊，第一次提到了金钱上的压力。“疗愈旅行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就这一两年。”轻尘回答他。“你觉得我的病就这么轻吗？”“想着法往前走呗。”两年前，从北京确诊回来时，郑博闻宽慰儿子，以前我们感冒，身体也很不舒服，喝点水，出出汗就过去了，这次也是一样的，慢慢就没事了，不要有太大压力。这是他的习惯性思维，总想把病往轻了说。“你觉得我的病就这么轻吗？”轻尘的反应却很激烈，近似质问道。郑博闻语噎。他解释道，自己试图去剥离这样一种精神疾病的标签，担心孩子把症状对号入座，给自己贴上标签了，之后会更加强化自我暗示。轻尘却认为这是他们的回避，“大家心照不宣地都不去触碰这个事。”聊天时，郑博闻很少提到“抑郁”二字，更多用“出状况”“孩子状态不好”来代替。周围人问起也是如此，请假、休学也只是笼统提了生病。他有许多现实的顾虑。他了解到的情况是，一旦学生有了心理状况，学校怕出安全问题，往往做法是赶紧通知家长，往校外拽。C市许多的民办学校，学习差一点的孩子，学校都不愿意要，甚至要求孩子退学。这是钱以外，所有抑郁家庭必须面对的另一重考验，如何看待抑郁症这种病。郑博闻是70后，从农村考上大学，在他成长与刚工作的那个年代，很少听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他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突然就不肯去学校了，习惯性地劝解孩子：遇到问题，要在学习中去解决问题，“咱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就很麻烦。”他给孩子讲自己读书时候，成绩也经历过起起落落，崩溃的时候，他就去跑步、发泄一下情绪，“没别的办法，就靠强大的心理。遇到问题了，躲是躲不开的。”但他每次说完，轻尘就会更加崩溃、发脾气和摔东西。不仅是C中，学校一度都成为这个家里的禁忌词，不能提。察觉到孩子的抗拒与痛苦，郑博闻不再说这些。他经历了一段“病急乱投医”的慌乱时期。在网上搜情绪障碍，仿佛掉进一片讯息的汪洋大海。同样是抑郁，每个人说的都不同，孩子状况不一样，服用的药物不同，走出来的路径也不一样。他到处打听有没有不肯去学校的孩子，别人推荐什么方法，他都会试试。一个周末，郑博闻甚至带孩子回了村里，请一位“神仙”老奶奶，磕完头，给他配了一包药粉。轻尘生病之初，经常不睡，他们也睡不着，有时饭也不吃，饿了泡包方便面。他总想着“纠正”，他一去说，父子俩就开始“干仗”。为了缓和关系，他加入了朋友推荐的一个群，据称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创建的，女儿抑郁症之后，他通过自我疗愈引领女儿走了出来。他建了一个群，引领着大伙一块学，入群费三千多块钱一年。群里有一百多位家长，时不时就有突发事件——孩子崩溃了，要自杀，群主会语音直播指导家长怎么做，其他家长围观学习。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很多条家庭教育课程的音频，点开一个音频外放给我们听，标题是“要在爱中管教”，内容却是让家长“如果不懂怎么沟通，多闭嘴”。郑博闻加了很多家长社群，有些因为没续钱，已经被移出群聊。晚上与周末，他与妻子在手机上听家庭教育的课，声音外放，门也敞开着。学是学了，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一说又不自觉变成了“说教”味儿。郑博闻记忆里，他与父母也没有过“谈心”，“爱肯定是有的，但就是不会（和孩子）沟通。”有一回，轻尘告诉他，班里的同学好像敌人一样，他成绩排在前面，后边一直有人要追上来。郑博闻当时不以为意，他觉得，学生之间你追我赶，似乎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老生常谈道，“你学你的就行了，不要把这些看得过重。”可现在他反思，一个12岁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因为学习上的竞争，成为了现实里的敌人。我们聊到晚上十点多，郑博闻面色疲惫，整个身子陷入沙发里。我们原本打算结束谈话，他却突然问起，轻尘昨晚凌晨才回家，“你们昨天游玩时间不短，他是不是不愿意回来？”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说起什么，他会不自觉地问，轻尘提到过吗？他怎么说的？在C市的几天，我们几乎是郑博闻与轻尘之间的传声筒，尽管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轻尘出去玩会拍很多照片，有时候还写一些文章，发在公众号上，郑博闻会点个赞，发个大拇指的表情包，更多就不知道聊什么了。在C市，轻尘愿意出门的日子，郑博闻开车载他到处转，也会一起跑步。夏天的下午，一起骑自行车，绕着C市最大的湖骑行，路两旁的树很高，遮下一片片树荫，风从耳边吹过，感觉不到晒，心情觉得很畅快。后来轻尘会经常骑车去做心理咨询。轻尘旅行在外的日子，到了晚上11点，还没打来电话，郑博闻妻子会打过去，有时轻尘没接，郑博闻盯着微信步数，步数还在动，他们就等等，直到轻尘回了宾馆。即便轻尘在C市，他们也少有交集，郑博闻白天上班，有时一起吃个晚饭，后半夜轻尘多在写歌。郑博闻不懂音乐，也很少过问什么，尽力去支持孩子的兴趣，“他高兴就可以。”陪伴白桃的状况总是时好时坏。抑郁发作时，她害怕出门，就躺在床上，生活完全依赖顾莉。作息也昼夜失律，整夜打游戏，和游戏里的朋友聊天。一开始顾莉会制止，但这会令女儿的情绪变得糟糕。女儿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有时东西找不到了，都会让她产生恐惧，“感觉家里是不是有鬼在偷东西”。当顾莉第一次看见女儿用小刀在手臂上割出一道道血口，血淋淋一片时，她全身发冷，强硬地拽过女儿的手，消毒、包扎，吼着，“你伤害我放在心尖尖上的人，你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白桃去上海专科医院住院，医生问为什么要划自己的手，白桃说，可能我想让妈妈难过吧。顾莉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心里很乱，揪成一团。她在心里拉扯了许久，问女儿，需不需要妈妈辞职，一直陪伴你？这是遭遇抑郁症的中产家庭的又一重关卡，是不是该辞职，尽可能多的陪伴孩子？顾莉加入的一个抑郁症家长社群里，一位妈妈24小时在家陪着孩子。当孩子躺在屋子里，陷入一种木僵的状态，不愿意出门，拒绝沟通时，她就会破门而入，把孩子拖出来。她反对给孩子吃药与住院，而是花了十几万买一对一的雅思课程，两千块钱一节，老师每天都来，“钱给你交了，上不上随你”。后来孩子对她很信任，也很依赖，“连滚带爬”地把高中读完，还申请了国外的学校。顾莉不认可这种粗暴的方式，也自问没有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她快40岁了，一旦辞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重回职场的机会。小时候，她见到自己妈妈因为没文化被欺负，立志要出人头地，让家里扬眉吐气，她与丈夫一路奋斗到今天，她也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辞职后，一家人需要面对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生活质量会下降，也不可能再支持女儿说走就走的疗愈旅行。她与丈夫都是重点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后，她是单位里学历最高的人，专业职称考试、评定也一路领先。为了不缺席对女儿的陪伴，晚上她会早早带着工作回家，女儿在房间写作业，她才在客厅处理工作。女儿生病后，她把原来用于专业学习与考证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心理学与沟通的课程，却好像依然不够。陪伴孩子，最大限度的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是她必须要完成的另一项功课。2021年，顾莉工作调动，必须去外地，女儿由姥姥照顾，每天会给顾莉打无数个电话，不停发信息。顾莉当时工作极其忙碌，有时正在开会，她会简单回个“好的”、“了解”，工作忙完再打过去。电话那头女儿总是兴致勃勃地讲着，她会聊自己负面的情绪，她的痛苦、失落，她的恋情，也会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喜欢的动漫角色、买的新衣服。顾莉安静地听着，直到了深夜，筋疲力尽的她睡着了，然后就会听到女儿在电话那头暴怒的吼叫，把她喊醒。有时周末，顾莉太累了没能赶回家，女儿会控制不住地在家里摔东西，甚至出现断药，断药后就会失控，再次“割手”。有一次，她把一星期量的安眠药都吞了，最后在紧急情况下，被送去了医院。出院后，顾莉把女儿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把刀具、药管得很严。她想做些什么，让女儿不那么痛苦。那段时间，女儿的精神极差，几乎难以单独出门——医生换了一种治疗重度抑郁的药物，吃了后，人直接被“放倒了”，感觉全身都是麻木的，但脑子转得非常快，睡觉时也会经常惊醒。顾莉每天设了闹钟，提醒女儿吃药，吃半粒的药，一次只给她半粒。白天一有空，顾莉就给女儿打电话，想不想来妈妈工作的单位待一会儿，下班后问，想不想出来走走。晚上白桃会上网聊天和打游戏，顾莉就在她旁边坐着看书，她买了许多心理学的书。到了睡觉时间，她会说，妈妈明天要上班，先睡了。上班前，她会亲亲女儿，告诉她，“我爱你，妈妈上班去了。”见女儿还在睡，没什么反应。顾莉打开窗帘透阳光进来，让她感知到白天来了。可等到下一次极度痛苦的感觉暴发时，女儿依然会自伤，甚至更激烈。多数时候，顾莉只能在一旁静静陪着她，有时抱着她，等她平复下来，给她包扎与消毒。她的精神得时刻紧绷，如果出现过激的情况，她需要去制止。事后，她们都得去做心理咨询。女儿后来也和她解释过，自己误认为这种宣泄可以作为气妈妈的手段。顾莉状似平静地讲述着。电话那头会陷入安静，我们的对话就停下来，我能听见她的哽咽。顾莉说，就像坐在一趟过山车上，平缓的状态总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无论她穷尽怎样的努力去陪伴，女儿总是很快会掉落。乌托邦白桃今年19岁了，原来班级的同学已经进入了大学阶段，他们每天都在上学，“拿着一个ipad、笔记本电脑，在弄一些很高级的东西，分享他们写作业的deadline。”她也想回学校，想考大学。她觉得自己还是必须和大家走过同样的路，“那是一种从小被规训的思维，不读高中，不考大学好像就是异类。”于是，顾莉给她报了个补习班，课表和学校一样，从八点钟上到下午四五点。白桃回家说，班里的孩子年纪比她小两三岁，她觉得有点尴尬。强撑着上了一个多月，直到补习班第一次考试，白桃交了白卷。她已经写不出来一个字，看着试卷会晕字，她拿着试卷，听到老师的指责，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摆烂。她好想说，自己没有摆烂，只是生病之后，“我的学习习惯好像已经全部都没了。”白桃没再去补习班，她去了杭州共居与疗愈小屋。这是顾莉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的，她觉得女儿在这里应该会比在家里开心。刚到小屋时，白桃作息颠倒，没办法参加活动，陪伴者每天都会来叫她，但不强求她参加活动。后来慢慢地，她觉得不好意思，主动起床参加活动，找大家聊天，一起做饭。心情不好，不想说话时，没有人会来打扰她。周末她就自己在杭州到处逛逛，喝奶茶、吃蛋糕。没有人会问，她为什么没有上学。白桃说，这像是他们的一个“乌托邦”。小屋里允许孩子情绪崩溃。白桃在小屋那段时间，到了晚上，时常有人崩溃、大哭、吵架，甚至喝醉了拿头疯狂撞墙，陪伴者就默默陪在他们身边，避免出现紧急状况，但没有人会过分干预，等大家情绪发泄完了，陪伴者再引导他们互相道歉、和好。一个月共居结束，许多孩子有了分离焦虑，甚至无法离开，有人留下来参加了五六期。我们和白桃有次通话时，她刚刚结束一段旅行回到A市。当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雀跃，她给我发了最近做的美甲，一套粉蓝色的、点缀水晶的可爱造型。她告诉我，妈妈给她联系好了一所国际学校，氛围更宽松，“我可以慢慢恢复，恢复到有足够的能力去学校再去。”然而病情反复，她的状态再次“脱了线”。作息很快颠倒了，白天窗帘紧闭，身体感觉很沉重，没有力气起床，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在家里来回踱步。5月底，我们再联系时，白桃又去了杭州小屋。她说，想再调整一下状态。这些昂贵的线下营与疗愈之旅，是许多抑郁孩子的“中转站”。有的孩子来过一两次，有的孩子每年都会回来。也有孩子参加了许多期后，不愿离开，成为志愿者、陪伴者与社群管理员。“它太符合我们这些抑郁孩子的心理需求了”。白桃说，在这里，她能找到一群正在经历同样病程的人，“那是一种很难得、很珍贵的感觉。”轻尘辗转了多个线下疗愈小屋和旅行后，状态有所好转，中间回C市，他主动提出复学。郑博闻给他办了转学、入学手续，去了家附近一所学校，考学压力没那么大，他们方便照顾。可手续刚办好，轻尘又打算出发了，他承诺，回来就复学。他去了广州、厦门，去了华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校门口拍了张照片，还飞去昆明，见了线下营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们聊抑郁症，聊音乐，但他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次疗愈之旅归来后，学校已经进入寒假，在上网课，轻尘去旁听了一节英语课，老师讲解完形填空题。下课后，心里那种“不好的感觉”又回来了，轻尘说，他感受到身边人都很焦虑，“就像一个机器坏了，他们迫切地想要修好它。”他掉入了时不时发作的“惊恐”症状，窒息感强烈，强迫行为也更加明显，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记自己的想法，每天不断地记，不断地重来，记了超过一万条，他去了医院复诊。复学再度搁置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在C市，轻尘约我们在他做心理咨询的工作室见。初次见面，轻尘显得有些紧张，脸涨得通红，说话会卡壳，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咨询师得陪同坐在一旁，不时帮他补充。我们聊了会儿，熟悉了一些，他才能讲完整的句子。轻尘看起来比初中生显得成熟，高高壮壮，穿着清爽，白色T恤上印着卡通笑脸，头发理得很短，戴了副高度近视眼镜，出门都会拎上一个帆布包和大大的水壶。吃药之后，他胖了快三十斤。轻尘说，他感觉自己的状态最近更加糟糕了，他定好了新的旅行路线，想去华北到西北边境旅行一趟。郑博闻叹了声气。办理复学的流程并不容易，数次爽约，也使得郑博闻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变得艰难。郑博闻察觉到轻尘的逃避，但没有点破。他也没提其中的难处——中学生的休学、留级，一年是一年的新政策，他始终悬着心，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顺利。距离最后的复学期限只剩4个月。郑博闻没敢多问什么，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只是家里桌上时不时多了点东西，一些预防高反的药。缺失的中间地带休学与复学就在天平两端，谁也不知道那个中间地带在哪儿。一个现实的难题是，孩子在中断学业、接受长时间的疗愈后，很难一下回到正常的学校节奏与教学进度———全天候上学，作业得写，早晚自习得上，以及参加考试。停滞的时间越久，在“乌托邦”的时间越久，回归的难度可想而知就越大。青少年抑郁支持平台

高考结束后，考生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就是报志愿。近日考研讲师张雪峰关于大学专业的言论持续引发热议，大学专业作为重要的人生选择，我们如何获得足够的信息去了解专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推送的是《纽约客》杂志3月份的一篇文章The

你在拍别人，别人也在拍你。在这个时代，未经同意的拍摄与传播持续发生，而我们是否无能为力？川大女生地铁事件、成都太古里街拍事件、高铁吵架事件……在热搜榜词条的不断发酵之下，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个人信息几近“裸奔”，这背后有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有每个网络参与者无意间的合谋。谁被侵权了？谁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到底如何界定偷拍？自媒体未经同意传播当事人的视频是否涉及侵权？给眼睛“打了码”的话呢？我们是否有权、以及如何要求平台删除自己被偷拍的视频？平台是否应该担责？当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好看的人，偷拍给朋友看的行为是否可能侵权呢……为了厘清这些复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法律问题，我们找到了郭兵，他是一位法学教授，研究个人信息保护多年，曾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要求年卡用户刷脸入园，而起诉了这家动物园，这个案子也被称为“人脸识别第一案”。我们还联系了长期为妇女提供公益法律援助服务的吕孝全律师，以及专注网络法研究的麻策律师，试图为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寻求一个解法。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当你怀疑被偷拍GQ报道：我国法律对于偷拍的界定是什么？偷拍者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吕孝权：我国的法律法规其实没有对偷拍做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学界和实务界有一个大致通行的观点，指的是一个人利用手机摄像头、监控摄像头、针孔摄像机等器材，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偷录一些对方隐私镜头的行为。根据不同的性质，偷拍可能侵犯不同的法律权利：偷拍首先涉嫌侵犯受害人的隐私权。《民法典》有明确规定，隐私指的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侵权者应该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抚慰金）等民事法律责任。其次偷拍行为也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治安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42条第6项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如果情节较重，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如果对方不仅偷拍，还把偷拍的内容在网络或者一些公开渠道广泛传播，则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品”行政违法甚至是刑事犯罪；如果传播行为以牟利为目的，则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行政违法甚至是刑事犯罪。GQ报道：一个人偷拍了别人，但没拍到隐私部位，算侵权吗？吕孝权：如果偷拍的内容不涉及他人敏感部位，至少涉嫌侵犯被害人的隐私权。如果涉及面部特征，可能还侵犯了肖像权。原来法律规定侵犯肖像权必须以营利为目的，《民法典》施行以后，去掉了营利这一构成（要件）。受害人可以自己固定相关的证据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郭兵：《民法典》中对侵犯肖像权构成要件的修改，体现了对人格的尊重。人格尊严不能简单地跟经济、跟是否盈利直接划等号。你没盈利，但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也要承担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GQ报道：如果我怀疑自己被偷拍了的话，有权要求去看对方的手机吗？麻策：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只有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原因，特定执法人员才有权检查公民通信，除了以上情形，没有人有权检查他人手机。郭兵：看手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因为如今手机是一个综合性的通信终端，查看手机可能会侵犯对方的通信自由和隐私。你可以向对方行使保护自己隐私权、肖像权等权利，如果对方配合给你看，那是你自力救济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对方拒绝了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