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之后，她决定讲出自己的故事

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

麻赢心是电影《鹦鹉杀》的编剧和导演。影片关于社会新闻“杀猪盘”，但重点不在奇观展示和反杀爽感，而是对准女性情感与心理——女性为什么仅凭想象就能爱上一个人？又如何通过情感完成复仇？

电影在今年九月上映，主演是周冬雨、章宇、张宥浩。作家双雪涛是发现麻赢心和这个故事的人，后来成为《鹦鹉杀》的监制。曾有朋友对他说，我听说你那个戏的导演是坐轮椅的，我惊呆了好几分钟。你告诉我，一个坐轮椅的人去登山我都能相信，但我不相信她能拍电影。

麻赢心三岁时遭遇车祸，从此开始了“椅中人”的人生。她有诸多限制，写故事是她对生活的补充，也是她获得自由的方式。在电影宣发期，麻赢心和团队主动回避了这一点。有一次采访，被问到“拍电影对你来讲困难吗”，麻赢心说，对每一个人来讲，拍电影都是困难的。制片人顿河听到后，私下对她说，这句话我同意，但不能完全同意。这对于你自己的付出和坚持，以及他人的帮助，有一种刻意的回避。作为创作者，特殊性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一开始面对这个故事是紧张的。我害怕我不理解，更害怕我假装理解她真正的处境，就像麻赢心成为导演前做过的最多心理建设是，不要假装当导演。过去一个月，我们长谈了几次。在谈话中，麻赢心几乎不喝水，避免上厕所，也常常需要将双手撑在轮椅扶手上，抬起身体放松。北京的深秋，日照变得短促，每次聊完我都坚持和她一起走回家（她并不需要），黑漆漆的傍晚，我一路走得心惊胆跳。

一个坐轮椅的人回家的困难，我刚刚有所察觉，而一个坐轮椅的人如何拍电影？在麻赢心和顿河的讲述后，我才建立了这种想象。顿河记得，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麻赢心开始发高烧，每天烧到40度，她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吗，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在里面。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会面对这样的情景。”顿河说。而当影片完成，他们或许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实现无障碍拍摄的剧组。

对双雪涛和顿河的采访，我本想作为外围信息的补充，但意外发现，他们并不了解麻赢心的个人故事，也在刻意地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担心过溢的同情心，会对工作造成干扰，“我的原则是把她看作一个正常的创作者，我也强迫自己这么去认知。”双雪涛不停地对她说，你要掌握电影的各种技术，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拍下去。

麻赢心以最大程度的自我袒露，也可以说是冒险，对我敞开讲述了这个故事。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在坦诚的叙述中，麻赢心说，她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故事。

我决定讲自己的故事

三岁遭遇车祸后，我开始坐轮椅。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是不能走路的，对于身体状况，我没有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但人生蛮长一段时间里，我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家人和朋友也在帮我营造这种环境，无论我自己还是他们，都会避免使用残疾人这个词。他们会使用更软性的描述，比如我有一个坐轮椅的朋友，或者我有一个朋友行动不太方便。

今年有一个挺重要的时刻，参加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一个视频采访，有个问题是，作为女性导演，你会不会倾向于拍女性题材？我说，其实你不会问一个男性导演会不会倾向拍男性题材，就像我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就要拍残疾人。这不会是我的创作初衷。那天是我第一次，突然讲了这个词，而且是面对镜头。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讲完我自己也吓一跳。

电影节对于有一个残疾人导演这件事情是没有准备的。剧组一起走红毯，在后台我突然非常紧张，冬雨很快就注意到，和我开玩笑，分享她过往的经验。我说，一会儿你能不能拉着我的手？至此冬雨就当成了任务，中途偶尔有人打招呼，她都会跟我说，姐你稍等，我马上回来。整个候场的过程，她就这样一直拉着我。红毯走完，主持人最后说，祝导演早日康复。下来后，宥浩很紧张，立刻问我，你还好吗？他很怕我受伤或者心里有什么波动。好多人见到我，第一反应都是，你怎么了，受伤了吗？大家觉得我只是暂时的状况，不会认为我是一个终身需要坐轮椅的人。

《鹦鹉杀》剧组走红毯

主办方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要沟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规划无障碍路线。我和顿河说，要不就算了，顿河说不行，这个事情不只关于你，我们需要让电影节知道有可能会有一个坐轮椅的导演，如果我们提出要求，将来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想，可能随着我的生命经验增长，我终于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个词放到自己身上。因为这样对我自己、对其他人都可能是有意义的。我不能再假装我不是，我就是。

某种程度上我、双雪涛、顿河我们仨都挺莽撞的。我们迅速进入工作，没有一个过程说坐下来聊聊我的人生。他们也没问过我的故事，演员也是如此。我觉得他们在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合作是出于你写了一个好剧本，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特殊的人。但我相信它一定扮演了一部分角色，因为我就是特殊的，如果我不是这个状况，也许和雪涛第一次见面，他不会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确实很少人真正了解我的故事。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过于敞开，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我和身边的朋友也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在一起，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朋友、一个在和命运搏斗的朋友。我有意地让自己轻盈一些，多数时候是快乐小狗的样子（笑）。

《鹦鹉杀》上映期间，宣发团队也支持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要求说，导演你快出来讲讲自己拍摄的艰难。只有一次他们想要发导演幕后花絮，我说我希望这个东西不要发，他们立刻说好。

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布，观众无非两种反应：一种是导演好辛苦啊，我们要支持这个电影；一种是电影拍得好不好，与拍得辛不辛苦有什么关系呢。这两种声音都不是我们需要的。在决定做这次采访前，顿河稍稍劝了我一下。

顿河是第一个对我说“我希望你成功”的人。这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表达，我更常听到的是希望你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顿河所讲的成功，是一种体验，他坚持让我走红毯，参加一些party，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但他说，我希望你去体验一下，什么都体验一下，我希望你可以和其他人有一样的渴望和追求，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不能有这些呢？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再敞开一下？以及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些事情之后，也负有一定的公共责任？

我回想，我也受过他人诚实讲述自己故事的激励，我看过阿莫多瓦讲，他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长大，是少数群体，一无所有地到达马德里，但他想拍电影。如果我没看到他们的故事，我可能不会觉得我也有这些可能性。或许我的故事也有可能给大家建立一个残疾人的新形象，那么我的自尊心是不是有必要高到这个程度，高到我不能去做一些也许对他人有些意义的事？

我也有受到章宇的启发。我和他一起工作，他不会掩饰自己对一个事情很在乎，也不会掩饰自己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一句台词，他会想很久，和我反反复复地讨论，还会告诉我整个琢磨的过程。我过去的人生总是希望表现得很轻松，我对一件事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度过了很多忐忑的时光，但我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我没怎么努力和煎熬，我写了一个剧本，运气特别好，然后电影就拍出来了。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不表现得很努力，最后失败了就不会显得很丢脸，但勇敢的人应该像章宇那样，不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如果我现在决定尽可能诚实，那为什么唯独对这个部分不诚实呢？

我们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私人的，某种程度上比我与生活日常里所有认识的人的对话都更私人，而且这些私人对话最终会面向公众，我也在进行着一场新的人生体验。

双身记

《鹦鹉杀》是一个有趣的、但有缺憾的作品，它和我一样。

顿河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不兴奋的新人导演。因为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没有显现出太多的兴奋，也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沮丧，但其实在我的心里，《鹦鹉杀》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我漫长的、痛苦的人生里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宥浩见过我哭，那可能是这个项目期间我唯一一次哭。我们两个人聊剧本，聊了四个小时。聊到最后，人放松下来，讲到自己的事情我就哭了，他也跟着哭。

麻赢心和张宥浩

我对他说，我刚回国准备《鹦鹉杀》时，出了一次车祸，所以整个电影筹备到拍摄的过程，我都是骨折的状态。那天我叫了一辆无障碍出租车，轮椅可以直接开上去，路上突然冲出一个人，司机紧急刹车，我摔下了轮椅，把腿撞骨折了。到医院后，医生说，你可以做手术，把骨头接上，但是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正常人需要走路，你又不需要，你何必做这个手术。医生讲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没有要伤害我，但是这个话在我听起来，它始终有一刹那让我很难过，就是客观来说这件事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些分别。

说着说着有点伤感，我就落泪了，宥浩在旁边大哭，哭得比我还凶。我第一次和人这么坦白地聊我的身体，我们迅速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信任和联结。宥浩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拍《鹦鹉杀》我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利用”他柔软的部分，最终在故事里再把这份柔软毁灭掉。

我知道以我的状况，拍摄会很难，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想太多，开弓没有回头箭。勘景时，我的制片主任和我说，导演你别担心，中国两个制片主任可以把泰坦尼克号给你打捞出来，你这个情况算什么。

麻赢心在拍摄现场

他们发明了很多方法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拍许照家（张宥浩饰演的角色）的戏份，主场景在二楼，没有电梯，美术指导黄家伦就在楼外面搭了一个简易的电梯，我可以坐着轮椅直接上去。但有一天拍完，天已经黑了，我怎么都不敢上那个电梯，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还特别晃，我又有点恐高，最后是导演组同事把我抱下楼的，楼梯特别窄，他们抬轮椅也很困难。

第二天开工前，我去找美术老师道歉，我知道他花了很多心力，做过很多测算，而且我相信我肯定是安全的，但人在那种境况下就是会恐惧。他说，导演我明白，我今天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把电梯放到天井里，天井空间很小，这样你不会担心电梯倒，更有安全感一点。

拍山上的戏，山路狭窄陡峭，四五个人抬我上去，旁边就是山崖。大家一路和我开玩笑，说平时抬机器就是这么抬的，导演没有机器重。还有去小岛上拍摄，其他人拍完可以坐快艇回去，但我没有办法上去。后来我是和装拍摄器材的船一起走的，船在海上不停地晃，晃到我觉得今天可能要死在这了。

当我终于到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远远地看到有个孤零零的人影站在岸边，是顿河在等我，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说。那其实是我们合作关系的一个缩影，他是最终站在那里等我的人，是为这个项目托底的人。

顿河没有向我提过他等在那里，但他提到一个背景信息：通常来讲，导演和演员完成拍摄，会是最早离开片场的人。但麻赢心只能等所有工种都收拾好回撤后，再和器材一起回，“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所有人都走了，只有导演要等着。”

前期去小岛勘景，美术和摄影踩完点，麻赢心坚持要自己看一次。顿河说，他能明白那种感受，就跟所有人说，我们想想办法。后来他们让导演坐在船舱前，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在后面扶着她，海浪很大，水扑打在人脸，他们只能这样减少晃动。

我35公斤，轮椅50公斤，从我落地北京到完成路演，这700多天里，我们的执行制片人赵宁无数次把我和轮椅抱上抱下。因为他是男性，和我妈妈抱我不同，他还要确保我不会感到不适。在找不到无障碍车的小镇上，他还买了升降台，自己改装。后来，“无障碍”就成为了他的条件反射和工作意识，到任何地方，他都会先去看看轮椅能否通行。

除了这些困难，拍摄难度主要是体力，我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平时在家，我可能坐一个小时，躺一个小时，身体在不断变化中舒展，但是在片场没有办法。趴在床上是我最舒服的写作姿势。我一直觉得我坐着写东西脑子供血不够。如果我趴着和你采访，我可能也会说得更好（笑）。

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我突然高烧，每天早上起来烧到40度，吃完退烧药，能短暂地压下去，保持几个小时的清醒，我就在酒店看监视器，通过对讲机远程指导，一般中途又会烧起来，我就再吃药压下去。

第一次拍长片，我的精神过度紧张，身体太疲倦，造成免疫力下降，还有一点是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任何进度。整个拍摄期，我基本不喝水，因为我上厕所需要离开片场，去到专门的车里，一来一回至少20分钟。导演暂停半小时，整个拍摄就要推迟，所以我不到极端情况不喝水，尽量每天从开拍到收工只去一次厕所。我上学期间也是这样，我很习惯控制这些事。

那一周，顿河也很紧张。我们在封闭的东山岛拍摄，医疗条件有限，他一直问我，要不要立刻离开去厦门，去北京。他后来告诉我，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知道自己可以熬过去，我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时刻。

但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周，幸好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所有人非常有默契，而且因为我不在现场，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情绪，导演不在，我们得努力。后来冬雨的妈妈告诉我，那几天，冬雨会花更长时间做准备，她说，我希望拍得快一些，这样导演可以早点休息。

杀青那天，我觉得我必须到现场，否则拍摄像在沮丧或遗憾中结束的。我多吃了一颗退烧药。最后一个镜头拍完，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很不舍得。章宇在对讲机里说，喊吧喊吧，早晚要杀的。

那周，剧组还放了孔明灯为我祈福，上面写着，此刻就是永远。投入《鹦鹉杀》两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具体去看，有很多非常痛苦和艰难的时刻，比如我有两个月腿打着石膏不能洗澡的生活，但留在记忆里的反而是喊杀青的瞬间、顿河等我的瞬间、宥浩哭的瞬间。我觉得人生就是瞬间，我们都在想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些瞬间，而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瞬间，它把那些非常美好的瞬间给凝结起来了，并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结果，我任何时候都能打开再看一看。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我的人生总体、始终是这种感受，并不会因为我做到了一些事，这种感受就发生变化，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瞬间，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我还记得，我和章宇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本他最近在看的书，我想多了解他一些。他买了一本新的送我，那本书叫《双身记》。他当时还写了一句话，我希望你的电影成为你的第二具身体。中间某一版剪辑完成时，我第一次看到《鹦鹉杀》的全貌，我对章宇说，我的第二具身体还不错。

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打破它的渴望就越强烈

《鹦鹉杀》上映前，李雪琴曾发过一条微博：“我小的时候，爸爸总是带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跟他们家的儿子一起玩，直到现在每次路过他们家的老房子还忍不住看一眼。我知道他们家有个姐姐，聪明，有才华，我爸经常说你要向她学习，但是我从来没碰见过她，只跟弟弟一起偷偷玩过姐姐的电脑。多年之后我在北京见到赢心，朋友介绍她说跟我是老乡，我非常惊喜，聊着聊着我发现她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常听闻但从未谋面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姐姐。”

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时候，我最早的意识是，长大我可以成为作家，这也是周围人对我的未来最大胆的想象，成为张海迪，成为史铁生。雪琴说，她从小听我是“别人家的小孩”，其实是以我的状况，我只要出现，大家就觉得你是别人家的小孩，不需要特别优秀，大家就已经默认你很棒了。

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蛮自由的，家人对我没有太高期望，我姥爷甚至一度不希望我上学。他一直对我妈说，她这样的状况为什么非要让她上学呢，她上学好累的，让她在家里玩就好了啊。直到有一次我们回老家，看到一个乡村小学，学生们在上课，我说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就旁听了一节课。家人发现我在课堂的环境是舒适的，感兴趣的，回到城市后决定让我上学。那时我已经9岁了，直接上了三年级。

上学后，我的生活半径还是很小，娱乐很少，所以我的兴趣投向了看书、看电视剧、电影。我可以非常自由，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我会一直看到电视台都没有节目了，哪怕第二天要上学，我妈也不会管我几点睡觉。为了看一个喜欢的电视剧，有时我会装病，而我请假又很容易，只要跟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有点不舒服”就行了。

我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对我非常慷慨。1998年，小学六年级，我有了第一台电脑，我可能是我们那个东北小镇最早有电脑的人之一。那时学校开了微机课，但不能上网。回家我就提出，我想要一台电脑，我要上网，上网能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家里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大，决定商量一下，最后还是给我买了。雪琴说她之所以一直记得她来我家玩，就是因为我家有电脑。

上网之后，我可以看任何我想看的电影。当时有一些付费网站，几块钱看一部，和网费一起结算，我记得有一个月，我爸收到了一张两千多的帐单，他说，你真的看了很多啊，但并没有生气。那时我还看了大量的体育比赛，在体育论坛里交到很多不同年纪、不同国家的网友。体育比赛的戏剧性和电影很像，最终都是故事，一个人、一支球队，经历高峰、低谷、如此接近成功和失败，有无可奈何的伤病，有人生的痛苦，所有这些东西全在里面。

总体来说，我的童年是明亮的记忆。那时，我作文写得很好，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想把它打破的渴望就越强烈。我想体验更丰富的生活，而写作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体验，在房间里就能实现。当你不能到达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个更大的世界。写作也是我最初的、唯一能够得到的体验。

但进入高中，我开始了漫长的高烧，每天我只能上两节课，然后回家，没什么别的办法，我妈就给我打一剂退烧针，第二天又继续烧起来，这样的日子很长很长。如今我是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很容易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或许就和我人生有大量的时间在发烧有关。

当身体不断发烧，人是没办法得到自由的，生活、学业，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反复中断，有大量的时间我只能卧床，电脑放在床前，里面是我所有的生活。我常常烧到全身发抖，牙齿打颤。发烧源于感染，那时起我腿上有个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自后有近十年，每天需要换药包扎。最开始几年不停感染，后来身体好像习惯了，不再发烧，但是伤口还是不愈合。

家人带我看医生，找偏方，但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一直到我25岁，我下定决心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做了很多功课，最终通过一个大手术，才使创口彻底愈合。

与此同时，我还做了一个矫正脊柱的手术。我从小坐轮椅，本身是一个反自然的成长方式，脊柱会侧弯，身体会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现在的身体里，脊柱两边各放了一支钢管，再穿过很多钉子固定。那次手术，我输了3000ml的血，人身体一共也就4000-5000ml，而且我输血过敏，在ICU躺了三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那三天，我好像在做梦，同时有一个模糊不真切的意识，我感觉要不要就这么走了，但一直听到我妈在喊我，我觉得我还是要回来，我得拼命醒过来。实际上我妈并不在旁边，ICU规定家属只能每天早上探视十到二十分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求生意识。

两个大手术之后，我终于进入一个身体没有病痛的状态，拥有了一些自由的生活。现在和你回忆这些，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段、一些时刻，整体来说有点像是前尘往事，我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有句话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我稍稍感受不同，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只会是一个悲剧，从我车祸那天起，它就已经是一个悲剧的主调了，这个主调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它。但是当你近看，在那些痛苦的时间里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比如在我不停发烧的那些年里，我还是有交朋友，有追星，有很多试图让生命变得开阔的努力。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最意外的是，手术由麻赢心主导解决，她去搜集资料，想办法，最后冒着极大风险，决定要做这个手术，从而赢得一些自由。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她行走世界的方式。

使之发生

我人生大部分改变都是自己决定的，21岁，我决定去西班牙读书，在我们小城这是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妈妈并不相信我去得成，但她觉得你想去，就让你折腾一下，不然你可能后悔。

2008年，我去北京读语言课程，同时等待办理签证。那年十月，我一直喜欢的西班牙网球选手费雷罗来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我去看了比赛，那天我也在发烧。结束时，我在球场外偶遇了他，我当时自学了一些西班牙语，问他，你可以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那时我非常无所畏惧，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多长时间，不至于说明天就会死掉，但身体确实处在一个极度糟糕的状态。

我有了他的MSN，我说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说西班牙吃得好，天气又好，你可以来。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但我真的去了。我和我妈落地西班牙的时候，一共只有2500欧元在身上。

我曾读到阿莫多瓦说到一个短句，翻译成中文是“使之发生”。他说，作为没有资源的人，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你只要顺着走，你想要的就会发生。你人生唯一能做的是“使之发生”。我就是这种感觉，你想要让生活开阔一点，你只有使之发生。

我父母在我初中时离异，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关系里，我比较像大人。我妈妈是更天真的一个人，也更容易焦虑，我不会和她说我们现在需要多少钱，我都是自己去解决。在西班牙，我们两个人花费很少，但每个月也要七八百欧，所以每个月我一定得赚到这么多钱。我在国内时就写球评赚钱，到西班牙后，我筛选了几家不错的欧洲媒体，给他们老板写了一封邮件，写了我对他们体育版块的看法和建议，我说如果我来做，我会做得更好。当晚有一场德甲的比赛，对方让我写一篇球评，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份工作。我也做过翻译、中文老师、编辑等等。

25岁的麻赢心

我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跑球赛，做采访，写球评。舟车劳顿对我来说非常累，为了省钱，我不坐高铁，更多选择坐大巴，如果晚上跟完比赛回不来，我会在车站待一个晚上。所有这些，我妈都陪着我，一方面她当然很辛苦，但另一方面，她也很兴奋，能现场看比赛，她非常开心，她总能找到乐趣。

我妈无可取代的地方是，我想做什么，她都支持。她不会和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出国以后生活怎么办，她相信我总有办法。在西班牙的头两年，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城市跑比赛。我们会自己带饭。最好笑的一次，我妈带了葱和蘸酱，非常东北的食物，我说简单带点面包就可以了，但她说，不，我今天中午就想要吃这个。我妈就是这个样子，会做非常无厘头的事情。

到西班牙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梦幻的事，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费雷罗的网球学校，开在他的家乡，一个南部小镇。我很想去那个小镇看一看，然后我就去了。结果那天正好遇到了他，他还记得我，他提着我的行李，邀请我一定留下来待两天。

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天，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那时候真的是小朋友，走之前我还哭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梦幻这个描述都有点小，不知道怎么形容，像把一种想象变成了现实，曾经它于我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我喜欢一个球员，他在一个西班牙小镇长大，我很想去那里看看，后来我真的去到了那里。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体验，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一种持续的暗示，你可以接近你的想象，你可以不断把体验变成真实。

其实把那段时间放大，我过得非常辛苦。没有钱，西班牙语讲得不好，身体仍然时不时出问题，对一切感到彷徨。但是在这些彷徨的时间里，我有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而且和费雷罗见完一面，就可以回来高兴好几个月。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直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

后来我跑赛事，也经常会去他的发布会。每次见到他，我都心绪起伏，以至于行为怪异（笑）。比如我会假装没看到他，迅速飘走，他经常会叫住我，你在这儿啊。有一次工作中偶遇，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他交了个女朋友，然后立刻开玩笑，你不要不开心哦（笑）。

想不想给他看《鹦鹉杀》？如果有一天电影在西班牙上映，他偶然地走进电影院，看到是我拍的，可能这个故事会有更有意思一点。

漫长的旅程

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写作，从小说到剧本，什么都写，不是为了发表而写，而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写作，我的生命常常变得无法忍受。我有时候觉得能写作是一种幸运，它能让你偶尔离开具体的生活，一方面你需要写，另一方面除了写，你没有任何别的路径了。

在西班牙当记者的生活持续了五六年，期间我读了电影研究、表演课程，等书读完，手里有了一点钱，大概几千欧的储蓄，我就拿出来拍了第一个短片。我只有一个剧本，和一个来西班牙读书的朋友见面时（她也是一名体育记者，我们在网上认识并成为了朋友），我提到想拍短片，她就问可不可以看看剧本。看完之后她说，我来给你当制片吧。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制片，但她知道我非常想做这件事。

我想，当你特别想要“使之发生”，周围的人也会接收到这个信息，别人也会帮你。按照现在流行的玄学说法，你向宇宙下了订单。我的人生一直在发生坏的事，但一直在遇到好的人。

我们在网上发广告找人找场地，在西班牙读电影的安琪看到了广告，决定加入我们，并带来了一些她学校里的朋友，第一部短片《逝言》就是这么完成的。之后，我和安琪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制片公司，慢慢接到一些活儿，我们把工作分成赚钱的和不赚钱的，我们心里隐隐有个目标：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有机会拍电影。

麻赢心和安琪

20年疫情期间，她们还做了一个B站频道“周末电影派”，解读影视作品、导演和演员（曾有一期关于章宇的节目）。后来，安琪成为了《鹦鹉杀》的声音指导。

再过了几年，我们又拍了一个短片《椅中人》，投了几个电影节，没什么水花。直到《鹦鹉杀》，这十年里几乎都是失败的经验。写小说，没有机会发表，写剧本，很多剧本付出的努力和《鹦鹉杀》一样多，但没有结果，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但拍短片还是有意义，你要等待意义被兑现，又过了几年，雪涛看了《椅中人》，他觉得我当导演是有可能的，是值得一试的。

结识双雪涛是一个很像电影的故事。那天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而双雪涛完全不记得了），关于他小说里的语句停顿问题，他听完可能觉得我真的读过他的书。活动结束他主动走了过来，他问我在西班牙做什么，我说我写剧本、拍短片。他说，他也有一些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如果你有写好的东西，想给人看看，也可以发给我，然后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当时我觉得是客气话，加上微信后的两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我写完《鹦鹉杀》剧本，我想也许我可以给他看一看。我想他应该记得我，但我毫无把握他会真的看我的剧本。

麻赢心拍摄第一部短片《逝言》

2019年夏天，双雪涛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书展，其中一站是和一个阿根廷作家的对话活动。他们语言不同，也没看过对方的小说，只能聊聊梅西。观众不多，以老头老太太为主，双雪涛马上注意到了台下的四五个中国读者，人群中心就是麻赢心，“她可以灵活地操控她的车”。

最早发到双雪涛邮箱里的剧本叫《东南亚往事》，一个挺大的名字。通过类似情况递到他手里的小说或剧本，他都会看一看。他最初写小说时也苦于找不到展示渠道，“但是赢心这个剧本我确实是从第一场戏开始，一点点读完了，没有速览，真的是读进去了。”双雪涛被其中四人情感关系以及女性心理所吸引，他觉得剧本很有文学性，更像是小说的笔法，但距离实操仍有距离，更像是分场景写了一个故事，停留在一种情绪或假想。雪涛记得，里面有一个鲸鱼嘴一样的电影院，主人公坐在里面看希区柯克的《迷魂记》，“银幕内外，都关于真与假的问题。一个消失的女人又回来了。但你知道不可能（用）嘛，版权费实在太贵了。”

在和麻赢心打完一通长长的电话后，双雪涛相信麻赢心可以试一试。一半是判断，一半是直觉，“聊了几分钟我就感受到，她有领导力，非常非常tough，内心深处非常刚强，要不然她做的这些这事，出国，拍短片，都不可能。同时她有很强的饥渴感，她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和小说观一样，双雪涛相信，电影最终是关于人的东西，这个导演是谁，TA就会拍什么样的片子。他把剧本推荐给了与他合作过《平原上的摩西》的顿河。顿河加入后，这个项目开始加速。

双雪涛说，麻赢心创作脉络总结起来是“大小谎言”，她写的都是小谎言，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放到银幕上，并被那么多人看到后，小谎言就成为了大谎言。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这么顺利地推进，他们在北京，我在西班牙，我和雪涛见过一次，和顿河通过一通电话。他们的加入，这个剧本从精神性走向了现实性。原来周冉的内心更加神秘莫测，难以捉摸。顿河告诉我说，当你开始拍电影，一切都是物质，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物质的决定，不是一个精神的决定。

我常常用放大镜去看很小很小的情感和体验。我认为它们非常宝贵，体验和记忆可能是人最后留下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在增加生命的维度。

林致光（章宇饰演的角色）到底爱不爱周冉（周冬雨饰演的角色），我并不觉得是复仇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对“证明、确认了他对我有感情，我就赢了”，或是“让他爱上我，而我不爱他，我就赢了”这样的叙事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个被摧毁了情感的女性主动再开始一次情感体验、博弈，以此重建自己的情感能力，探索自己情感和理智的边界，她甚至允许自己在某些时刻投入、体验自己创造的情境，再从这种情境中抽离。这个复仇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这是《鹦鹉杀》创作中的一个冒险，但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觉得周冉一半是冬雨，一半是我。电影开拍四五天后，有一场戏，周冉在床上哭，说她找到林致光了。那一条我们拍了好多次，冬雨一遍一遍地哭，哭到精疲力尽。我当时觉得差不多了，就喊了停。这时冬雨来到我看监视器的房间，说希望和我单独聊聊。等其他人离开后，她问我，为什么不继续拍呢？我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她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你觉得很好的时候的样子我是见过的，现在不是。”后来我们聊了很久，她说，“我希望你100%地执行你的想法，我接这个戏来到这里，就是来让你100%执行你的想法的，我会一直支持你。”

那天我意识到，她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一直在观察。我不是一个会有即时反应的人，但她能够分辨出我非常微妙的情绪。后来，我在拍冬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拍摄方法，我越来越喜欢拍她的脸。我觉得一个人的脸上能显现出如此丰富的情绪是很罕见的，这需要她非常自由才有可能。

麻赢心和周冬雨拍摄前在海边交谈

雪涛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短篇小说，它应该是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你一定要做到让观众意犹未尽，而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感到有点多、有点长。他说，电影里的时间像黄金一样，是论盎司的。在剪辑室，我们常常围绕某个镜头一两秒的长度取舍展开讨论，但他的落款永远是，赢心你觉得行吗？他一直说，这是你的电影，我们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你的电影。

电影上映的第三天，我哭过一次。当时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无论好的坏的，我都比较平静。直到雪涛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有特点的电影一定有缺憾。我一边回他一边哭，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回得很平静。我难过的是，从剧本到剪辑，我和雪涛、顿河进行了很多很多讨论，但最终都是以我的意志为主，我在想，剧本有缺憾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意志较强，我说服了他们。

我前两部短片的剪辑指导曾经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拍重要戏份、重要时刻的时候，总是让人物坐着说话。其实他说完我没有深想，后来拍《鹦鹉杀》，包括采访前你谈到“身体与创作的关系”时，我忽然又记起这件事，这可能是非常潜意识里的一种关系。目前来看，可能我拍的静态的戏会超过动态的戏，这也符合《鹦鹉杀》的特质，但之后我会尝试更多动态的戏。

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不是用42天拍了《鹦鹉杀》，是用了十年。如果《鹦鹉杀》不够好，那我可以反思、总结、再用一个十年拍出更好的电影。

我和妈妈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麻赢心编了辫子。出门前，她妈妈说，你上次见人家就是梳马尾，这次换个造型，然后立马给她编了辫子。在西班牙，早期无人交流，憋得难受，她妈妈就自己跑到酒吧找人聊天，对方说西语，她说中文，夹带比划，她也要聊下去。

麻赢心正在筹备的下一部电影是一部公路片，讲述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在母亲去世后，决定安乐死。这部戏在文本层面关于她此刻的困惑，在导演层面她要尝试一种更动态更复杂的拍摄。

我正在不断地修改这个剧本。但有个前提一直没变，我在想我妈妈不在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我通过写作提前面对这件事，虽然它和真的发生会不一样。但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创作的初衷。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更接近特别亲密的朋友，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对方，我们可以无话不谈。我和她交流过，如果我先走怎么处理，她先走怎么处理，但我们不是哀伤的，我们东北人没有哀伤的习惯，我们是比较平静的，以开玩笑地方式，严肃地讨论。

我们会想非常具体的方案。我和我妈说，如果我先走，我会给你留下一笔钱，但是这笔钱我不能放在你那儿，因为你可能无法避免被骗或者是好好运用这笔钱，我会放在两三个我100%信任的朋友那里。如果你需要，你去找他们，但我不能全交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责任会太大。如果你先走的话，你肯定不用惦记我，我可以独自生活。如果我觉得生活太痛苦了，或者不可忍受，我也有我的处理办法。2021年西班牙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我可以去做安乐死，我觉得也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

麻赢心和妈妈

我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个方案没有计划很久，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30岁前我脑海里没有死亡，我觉得人生会无限长。去年我姥姥去世了，我感知到这件事越来越近了。我对死亡的恐惧小于我和妈妈分开的恐惧，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但是多数情况下它不会发生。

我的第一台电动轮椅是我姥姥买的。有了电动轮椅，我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我可以一个人出门，去更远的地方了。我现在这台轮椅，已经陪伴我十几年。在拍《椅中人》时，男主角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导演，我把轮椅借给了演员。我很喜欢轮椅后背上的单词karma，它的意思是“因果”，不是我们常说的因果，而是佛教里的“业”。这个词很有意思，接近某种本质的东西，行动，契约和命运。

我每次出门，我妈妈都会送我下楼，送我过完第一条马路，再一直目送到她看不到我。后来我读史铁生《我与地坛》，他写到他去地坛，“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这两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是重合的。

他写道，妈妈知道他身处巨大的痛苦中，需要给他空间让他出门，但她同时又害怕，会不会哪次出门他就了结自己了。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的。

人在二十几岁时只能看到自己的痛苦，可能近十年，我才理解了妈妈的处境，我终于看到她的痛苦了。我妈妈其实原封不动地和我讲过一样的话，“要是我能代替你就好了。因为你想做的事情那么多，而我没有那么多事情想去做。”我有时会在生活里的某个时刻突然想到史铁生写母亲的话，它时刻提醒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我看《让娜·迪尔曼》（拍摄了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也会想起我妈妈，我今年37岁，她为我做了37年的饭和家务，这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我有时候想，某种程度上一个生命是在“吃掉”另一个生命的。

但我妈妈不是一个悲情的形象，任何时刻她都不是。她的底色是痛苦的，日常是轻松的。她不去想这些，她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处理。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如果是一只受伤的小狗，她也会照顾它37年。无论是史铁生的妈妈还是我妈妈，她们都非常乐观和勇敢。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那个遭遇不幸的人不会有“走出来”的机会。她们不是用观念来支撑你，而是用无条件的爱，才让后面的一切变得可能。

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

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叫《我丢失了我的身体》，主角是一只断掉的手，它要和一个男孩重聚。男孩遭遇了很多厄运，他觉得一切都如命定，但到最后他突然想要跳一下，命运都不会知道他要跳，因为这是无理的动作，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喻的事情。这一跳是他的自主意识，是他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他和命运的搏斗就完成了。

我也跳了，自不量力地，莽撞地。稍稍再多一点理智，你就不该那么做。但你知道你正常走，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

买第一台电脑是跳

去西班牙是跳

拍第一个短片是跳

拍《鹦鹉杀》是跳

在真实发生那一刻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不是那种很确信我一定能做到什么的人，我不确信，但是我会往前走，我总是想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就像你刚刚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体验？我基本上没有不想的，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放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去试一试，如果我不抓住，我的生命会变得很可怕。

如果我没有跳，我可能仍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放着蓝色电脑的房间里。我的父母常讲，你一辈子不工作也可以，我们家还有两亩地，总能吃上饭。想到这个，我是害怕的。但这不是一个阶级叙事，我并不认为那是失败的生活，而是那样我能得到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是什么？我虽然生活在家乡，但事实上我又不完全生活在那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看电影，我活在另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如果我不能够去到屏幕中的世界看一看，我会觉得很残酷，甚至比没有看到过更为残酷——你明明看到了，但身不能至。

去西班牙小镇好像是一个追星的故事，但那是我第一次企及我脑海里的世界，那个世界几乎像是虚构的，我像跳进兔子洞一样跳到了里面。它把你的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你的生活变大了，同时你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很艰难，会摔伤，会付出代价，会过上漂泊的生活。

直到此刻我仍在犹豫要不要把下一部片子的主角写成做轮椅的人，与我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几乎同时发生。写之前，我没有设想过它是我的故事，写的过程中，它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故事，写到最后它一定又不是我的故事，但从根本上，它一定是我的故事。我没有经历过杀猪盘，但《鹦鹉杀》是我的故事。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一个剧本和我的联结是什么，而是在我不断写、拍再到剪的过程中找到的。当电影完成了，我跟它的关系也完成了。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很远很远的世界有一种想象。其实没有比电影能更具体地建立这种想象了，所以我最终走向了电影。我也没想到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的故事。我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另一种生活召唤了，或许不是“另一种生活”，是“另外很多很多种生活”，可能在某一个平行宇宙，我去了更远的地方。   

（感谢陈快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采访、撰文：康堤

编辑：李纯

图片：受访者提供

运营编辑：Yuki

看完麻赢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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