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谎言与孤独：一个HIV感染者的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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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我在成都见到了谢鹏。当你下了飞机，立即坐上出租车，住进旅店里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已经是在另一个城市。夏天的成都很热，但北京也不凉快，全都一样。
谢鹏也一样，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普通。普通的身形，不高，略瘦，完全符合人们对于四川男人的想象。普通的五官，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高挺的鼻梁，但也被两片薄薄的嘴唇减去了光彩。普通的穿着，蓝色衬衣的下摆松垮地搭在黑色长裤外面，脚踩的黑皮鞋款式略旧，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28岁更大一些。
来之前我曾有些担心，不确定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因为看起来一切都已恢复正常。但他在电话里很热情，非常欢迎我去见他，还主动提议到我住的旅店见面，好让我少跑一段路。他来时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仿佛是远道而来的过客，我倒有点像是地主。
只有稍微多些接触，你才可能发现一点HIV病毒留在他身上的痕迹。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时不时地咬起大拇指，一半多的指甲都已经啃没了，留下毛毛糙糙的边缘，向外袒露着生肉。
“你的指甲是……”我忍不住问他。
“灰指甲，可能是感染后免疫力下降的缘故。但我从小也有啃指甲的习惯。”他回答得很坦然。饭菜上来的时候，他特意向老板多要了一双公筷，示意我如果介意的话，可以用公筷分餐。后来看到我并不在意，我们也就把那双多余的筷子忘了。
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没办法像谢鹏这样坦然，因为可以想见的原因，人们会选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不用说被单位辞退，就是在不得不请医生看病的时候，也可能因为害怕选择不说。2015年，西安市一名19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发现自己肛肠发炎后，因为害怕被医院拒诊，买了碘酒，烧红剪刀，自己给自己做了手术。
谢鹏则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不惧流言的勇敢。“有足够的法律来保护我们了，只是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用……我们中国人就是爱面子，就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他说，即使在官司结束后，他匿名加入了很多感染者的群，发现很多人有类似情况，便把自己的新闻链接发过去，鼓励他们维权，但多数的反应都是“维权个屁”、“那是他们自导自演”。
“真的是被逼上梁山了。”谢鹏回忆起一年前，他是如何决绝地离开前公司，就为了到内江这家单位工作，之后又是如何迅速被“抛弃”的。
面试时“有十四五个人，当场就宣布我是第一名。”他说，其他人都要三个月才能结束的试用期，到了他这儿，只过了一个月就收到通知：做了体检，马上签合同。
那天是2017年5月9日，他记得天特别闷热，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到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体检。他大概以为体检就是走个流程，候场的时候，还指着体检表上的几个字——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同事开玩笑说：搞得这么正规哦，我们这种社招的还按照公务员体检标准，好洋气啊。
做完体检，谢鹏回家午休。正在睡梦中，他接到了单位人事部的电话，说他的血有问题，让他下午再去查一个。到医院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初筛HIV呈阳性，之后，他便被单独带到了一个开放式窗口。那里是由大楼出口改装成的抽血处，他过去时，窗口里已经有一位护士在等候。他感觉自己是被“偷偷摸摸”地抽了第二管血。
一个月后，他被人事部告知：体检不合格，回家养病吧。他装作不知道地问：哪里不合格？对方说不清楚。他想，好歹要做一下工作交接。领导告诉他不必了，已经安排别人接替，末了叹口气说：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收拾起几样自己的东西，拿个编织袋一装，谢鹏就这样离开了单位。他心里明白，他被确诊了，是艾滋病。前一天，他还在参加单位组织的爱心活动。只用了一天时间，他就从一个志愿者变成了一个传染病人。
到家后，谢鹏先是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又自己哭起来。他觉得委屈，但心里又有点侥幸，想着单位让他回家养病，起码每个月会给他发一份底薪，“吊着我的命”。哭了一会，他觉得乏了，便倒头睡下。最迟三天后，谢鹏决定维权。
就这样，“我有幸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赢了官司回到岗位的人，我也希望通过我的案例，让更多的人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说到此，谢鹏的语调不由得激昂起来。他的吐字清晰，发音标准，与其说是接受采访，不如说是在做一场演讲。
“自古以来，只有斗争才能换来权利。黑人斗争了多少年才换来自由？乙肝斗争了多少年才在公务员体检当中被剔出来？艾滋群体未来的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是否还有机会能看到。”
“但是我不斗争，你不斗争，大家永远就被摁死在葫芦里了，你甘心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短短的几十年，我不来斗争，那我觉得太可惜了。但我回头一想，我斗争了，哪怕我输了，我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也是这样给自己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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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鹏乐于向我展示手机里存的各种截图，都是他向各处投诉时保留的证据，有工会、人社局、卫计委、疾控中心、市民服务热线等等。
他一一指给我看：人社局回复说，他参加的招聘不是由人社局组织的，与他们无关。卫计委向他传达了一份红头文件，表明内江市疾控中心和第六人民医院的操作“符合相关规定”。工会说可以帮他请一个公益律师，别的就没有了。他去提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最终裁定，单位向他支付两个月工资了事，计6758.34元。
他也试图和单位沟通，和部门李主任的两次通话都录了音。第一次通话，李主任还安慰他说，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及早发现可以及早治疗。“我老婆在疾控中心，她说，这种病现在虽然不可治疗，不可治愈，但是医学已经发展了，可以吃药控制了，不会再发病了。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你的寿命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并且还可以结婚生子。”
李主任对于艾滋病不是因为无知而产生了恐惧，相反，他在完全了解艾滋病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仍然拒绝谢鹏回去上班的请求，这让谢鹏尤其生气。“他们懂，还这样排斥，那我就只能理解是歧视我了。什么叫歧视？在我没有侵犯你权益的情况下，你还在那儿排斥我，一个劲儿地踢我，这就是对我的歧视！”
第二次通话，李主任试图安抚谢鹏的情绪。他说，单位在谢鹏离开后发的最后一笔工资，3000元，实际上是同事们私人一起凑的钱，是大家对他的善意和关怀。
“那是我应得的，不是你们给我的。”谢鹏不领情。
这让李主任非常气恼，他说：“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啥的过错。你要扯上劳动仲裁就扯上仲裁，要扯上法庭就扯上法庭，该怎么走就怎么走，总要把真相大白于天下，好不好？”然后就挂了电话。
谢鹏在网络上发布了求助信息，他通过搜索关键词，圈定了一些公益组织和大V，向他们发送内容相同的私信：我是一名HIV感染者，在通过自己努力，经过层层面试选拔，进入我家乡附近一家单位，并实习两个月后，在入职体检中被查出HIV抗体阳性，因此被单位拒绝，并勒令当天离开单位，我对单位的做法非常不解和气愤，请问我该通过什么方式维权？
一家公益机构很快回复了他，并帮他介绍了成都的律师于全。于全指导他搜集证据，同时也提醒他，打官司可能会暴露个人信息，问他是否做好了准备。
“一般人都是忍气吞声就算了，也不愿意为这个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但是他说他就要试一试，”于全对我说。“如果（他的）态度不是那么积极的话，（我）都不太愿意接受委托。”
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官司不好打。有人统计，国内迄今共发生过9起艾滋就业歧视案，最好的结果是赔几万块钱了事，而谢鹏的诉求还不止是拿到赔偿，他要重新回去上班。
2018年1月，谢鹏正式向内江市市中区法院提起诉讼，当庭并未宣布审判结果。休庭期间，谢鹏主动接受采访，媒体报道的声势不断扩大。李主任再次打来电话，问他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单位讲。
谢鹏说：我不困难，我就需要有个工作。
这一次，李主任回答说：我们商量一下。几天后，谢鹏就接到了法官的电话，说单位愿意签合同。谢鹏说三年，单位说一年，最后折中取了两年。4月，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调解协议。
“故事不会完的，故事不会完的。”在我采访谢鹏的前几天，他总是这么对我说。
他当时已经在计划起诉疾控中心和给他做体检的医院。他认为，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对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给我查艾滋”，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一年来，谢鹏经历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和家人说，只有三四个朋友知道，龙波是其中之一。他对我说，他觉得艾滋病和糖尿病、高血压差不多，只是一种慢性病而已，他完全没有因此疏远谢鹏。他唯一担心的是因为打官司，别人会对谢鹏指指点点，但谢鹏不在乎，“像打鸡血了一样”。
“他觉得他有理的话，哪怕只有一点点理，他都肯定会争取。”龙波说。
这也符合我对谢鹏的印象，几天后，我和他一起去疾控中心取HIV确诊报告单的原件，工作人员迟到了两分钟，他抓起手机就拨起了投诉电话，对着电话那头大声说：如果我被狗咬了，不能即时打狂犬病疫苗，这两分钟就有可能致命啊！
“前面的官司已经赢了，你觉得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打呢？”我问龙波。
“想得到一种关注吧。”龙波说。他曾对我总结道，谢鹏的第一梦想是飞行员，第二梦想是主持人，第三梦想是老师。
谢鹏则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发挥余热”。“你看过一部电影叫《最爱》吗？”谢鹏问我。“里面王宝强说，喇叭快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但我觉得我还有电量，还有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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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去后，真的没人疏远你吗？”我问谢鹏。
“没有。以前关系好的同事，还照样和我一起去吃饭。”他没有接着讲下去。
第一天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凌晨1:30，时间太晚了，我和谢鹏约好第二天再见面。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周末，谢鹏在成都做兼职。他背起双肩包出门，包里鼓鼓囊囊的，好像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第二天，谢鹏的兼职结束时，已经将近晚上10点了。他又来到我住的酒店。我对他说，我想去内江看看他工作的地方，所以想了解一下他的行程，他什么时候回去上班，我可以和他一起去。
没有任何预兆地，他脱口而出：好吧，我对你坦白一件事，其实自从官司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单位，我没有再见过同事，也没有去公司食堂吃过饭。单位和我签的是一份“远程”合同。
所谓远程合同，他向我解释，就是单位让他在家里完成工作，每个月发给他基本工资3400元。庭审结束后，他曾经约了领导见面，双方谈得很愉快，但至今并没有向他分配过工作。但谢鹏强调：从法律意义上，我确实是“回去”工作了。
我问他，这样的远程合同，单位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应该是。”
这两天，每当我向谢鹏询问该怎样安排采访行程时，他总是说他的单位工作时间自由，不用每天打卡，一切看我安排。一开始我把这当成是他完全配合采访的表现，现在才明白，除了这份兼职，他实际上没有工作可做，时间完全自由。
天色已晚，但室外温度适宜，我提议出去走走。两个人不再是面对面采访的僵硬姿态，谢鹏第一次让我感到放松了下来。他不再慷慨激昂地回忆自己的“斗争史”，也不再时不时地总结个人行为的意义，漫无目的地走在成都的夏夜里。
抛开那些恐吓式的宣传画不说，我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第一印象是“闹钟”。大概五年前，我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感染了HIV，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艾滋病就在身边。半是好奇，半是恐惧，我贸然约这位朋友见面。见面的前一天，他刚参加了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感染者聚会，他对我说，晚上九点钟，忽然听到会场里所有人的手机都响起来。他正在纳闷，为什么每个人会同时接到电话，就看到大家熟练地关掉手机闹铃，从包里掏出一个个小药盒，拿水服药。艾滋病感染者必须每天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服药不按时、漏服都可能影响病毒控制效果，这在医学上被称为“依从性”。
那位朋友的讲述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多年以后，每每看到“艾滋病”的字眼，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帮人关掉闹铃、拿水服药的情景。由于HIV抗病毒药物可能产生眩晕、恶心等副作用，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夜间睡前服药。这两天我和谢鹏都是在晚上见面，却没有见他吃药，这又让我感到疑惑。
“你今天吃药了吗？”我问。
谢鹏顿了顿，说：“我再和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上药。”他说，一开始上药就是一辈子的事，一天也不能停，想到自己好像会因此变成另外一种人，他不敢上。
健康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奇怪”的畏惧心理，但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这些都是常识、是功课。除了抗病毒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之外，每天定时定点吃药，无异于每天提醒自己，“我和别人不一样”。每一天。即使是像谢鹏这样敢于站出来打官司的艾滋病感染者，确诊一年多，落到吃药这件“小事”，他还是害怕。
艾滋病感染者的畏惧心理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歧视。很多人不仅不敢吃药，甚至不敢去检测，就是害怕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不敢检测，不敢吃药，艾滋病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控制。活跃的HIV病毒不仅会加速患者本人的疾病进程，还会扩大艾滋病的传播风险，最终让整个社会都置于危险之中。
尽管中国艾滋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但各项疫情指标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美国得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贾平在财新网刊文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新发现感染人数，每一年比前一年都增加约1万人。每年因艾滋病致死的人数增幅，从2014年的5%，一路升到2017年的近15%。
当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检索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831225例，报告死亡数255955例。一个月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已经增加到841478例，报告死亡数增加到2592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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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和谢鹏一起来到内江。这里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成都和重庆连线的中点。内江盛产甘蔗，高峰时的糖产量占全国的一半，故被称为“甜城”。这里的老城区更像重庆，地势不平，道路曲折，总是需要上上下下。狭窄的街道边挤满了露天的商贩，新鲜的瓜果就地摊着，零食饼干成筐堆在外面，顶多在上面支一顶篷帐，鸡鸭鹅在笼子里扑腾，厨师就在你身边掂勺，香味混合着辣椒直往鼻孔里窜。
谢鹏“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在老城区内的一座小山上，登上略显陡峭的石阶，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小路，藏在路的尽头。自从去年6月被“劝退”，谢鹏有一年多没再回来过这个地方了，他也很想知道，单位的同事们对他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所以答应带我来看看。
前一天，我先电话联系了谢鹏当时的领导李主任，他也是针对双方的矛盾，唯一和谢鹏直接沟通的人。李主任一听我想采访，就说：“这个事情……都是胡乱报道的，很多地方是失实的。（谢鹏）作为弱势的这一方呢，他一些过激或者是失实的东西，博取眼球，获取别人的同情，或者舆论的支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我们来说，不涉及（接受）这次的采访。”
“具体哪些地方是失实的呢？”
“这个我不管了，因为跟我也无关了，我退休了。”他说，“不管怎么说，再用化名也好，这对当事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可能毁了他一生我跟你说。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维护他的权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这个病，大家知道了以后，对他可以说伤害是最大的。”
我是在开着免提采访李主任，谢鹏全程都在我旁边。眼看采访就要进行不下去了，他着急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在屏幕上打出一个问题，让我代他提问：谢鹏当时突然离开，单位对其他同事是怎么解释的？
“无可奉告，我跟你说，无可奉告。”李主任挂断了电话。
面对李主任这样的回复，我们都不死心。谢鹏建议我直接进单位找人事部，当面问问他们。他陪我一起走到单位门口，交代了一番人事部的具体位置、如果碰到门卫查问应该怎么做，然后在外面找了个地方坐下，等我出来。
我按照谢鹏说的，顺利找到了人事部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名中年女性，听完我的采访诉求后，她让我等一等，要找领导请示。几分钟后，她返回来，礼貌地拒绝了我的采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因为这个……希望你能理解。
离开办公楼的时候，我看到走廊上张贴着一份当天的考勤通报，上面写着单位“对全部职工在岗情况进行了抽查”，并分别列出了请病（产）假人员、请短假人员、请公休人员、请护理假人员、因公外出人员、迟到人员的名单。没有谢鹏的名字。
见到谢鹏后，我对他讲了刚刚在人事部办公室的经历，还有那份考勤通报。他显得有些失落，只是说：早就知道他们会是这样的态度。
我和谢鹏都有些悻悻然，只能离开。就在我们沿着台阶往下走的时候，谢鹏的一位“前”同事也走过来。台阶并不宽，她撑着一把遮阳伞，和我们擦肩而过。我看到谢鹏有些惊讶，一时没有开口，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前同事见面。
倒是对方主动打招呼道：“回来了。”
“嗯。”谢鹏含糊地回应。
“我下去买点东西。”说完这十个字，她就继续向前走开了。
一天晚上，我和谢鹏又聊起他当时在单位工作的事情。他说当时他跟一个叫李梦的同事关系最好，因为“她是比较强势的带刺儿的女的，我是比较强势的带刺儿的男的”。他说出事后李梦曾经联系过他，他对李梦撒了个谎，说自己去成都发展了。说着，他把李梦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现在就采访她。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我担心对方不太方便，但谢鹏很坚持，我就把电话拨了过去。谢鹏让我打开免提，我们听见电话那头说：
“我不太清楚，因为他已经离职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个人原因吧。”
“具体他去哪了也不太清楚，因为没有私交嘛。”
挂断电话后，我对谢鹏说，面对一个陌生的采访电话，可能李梦出于保护你的原因，不好说什么，也可能她确实不了解情况。谢鹏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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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到2020年，谢鹏每月可以领到3400元的工资，不用去上班，周末偶尔做做兼职，剩下的时间大部分自由。他心里明白，他和单位也就这两年的关系，两年之后，多半一拍两散。他还是需要为将来做打算，但将来的路在哪儿，他也不清楚。
在成都做兼职的时候，他总是背着他的黑色双肩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在成都有一个亲戚，但也不常去，晚上的时候，他喜欢找一间浴室睡下。浴室里灯光昏暗，来来往往的人好像都是和他一样的“孤魂野鬼”，让他能有片刻的喘息。
回家后，他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家里只有他和他的继父两人，继父还在上班，他会张罗着买菜做饭，还惦记着帮继父买一条小狗。他和继父都不太爱做家务，客厅的地上、茶几上摆满了物品，厨房里也有些凌乱。最难熬的日子里，他整天躲在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捉着手机没日没夜地看《创造101》，看进去，其它的也就忘了。
唯一能让他感到自己还有价值的事，就是打官司。2018年7月，他以侵犯个人隐私为由，正式起诉了内江市疾控中心、内江市市中区疾控中心和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10月，他征集了80名艾滋病感染者的签名，向各地疾控中心发出联名信，呼吁严格保护检测者的隐私权。2019年4月，他又对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起了行政起诉。
他的情绪总是出现反复。有时，他会觉得自己的行动关系万千人的福祉，他注定要过不一样的人生。另外一些时候，他又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HIV，你使劲长，使劲长，巴不得老子明天发病死了”。
一天夜里，我们正在一起梳理他这一年来保存的所有证据，资料太多了，两人看得都有些疲倦。他趴在床上，支着脑袋向我一一说明，体检报告、工资截图、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我看到了他和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的照片，合同上确实标注着“远程XX”几个字。
看到这里，谢鹏突然警觉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下床站起，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没有回去上班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写进报道里。
我有些错愕，但还是希望能听听他的理由。他有些激动，说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别的希望了，他要做公益斗士，不能因为一篇报道影响了他的正面形象。他说，他之前对所有的媒体都讲，自己回去上班了，如果我那样写的话，他担心以后都不会有媒体再来找他了。
我试图向他解释些什么，说：你没能回去上班不是你的错，这才是你的真实处境。但他完全听不进去。我们由争辩逐渐变成了争吵，两人的声音都越来越大，最后他几乎是用喊地说：我要成名！
我没有办法立即答应他的要求。来来回回两个小时后，已经太晚了，我又累又困，问他可不可以先回去，大家冷静一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他说，不行，今晚不说清楚就不走。如果你写出来，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如果你写出来，我会跟你没完。
我站在房间的另一角，感觉有点认不出他了。这几天，我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谢鹏，虽然我表现出完全把他当成“正常人”的样子，但下意识地还是觉得，他是“弱者”、是需要“被我报道”的对象，谢鹏也完全配合着我的一切采访诉求，表现得格外热心、体贴。如今，我感到了一种来自此前的“弱者”的“威胁”，相比他不允许我报道“关键事实”的要求，是不是这种权力关系的变换更令我感到不适？我不知道。
谈话陷入了僵局，两个人都不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他不高兴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再次联系他时，他的态度已经缓和很多，还愿意带我去商场，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马路上上下下，他仍然走得很快，买东西时还是特别会砍价。我们在一家茶馆歇脚，他对我说，他昨晚一夜没睡，想了很多，最后他“想通了”，同意我写出这部分事实。
“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你可以写，我希望更多的记者来找我。就写这句话：我怕你《智族GQ》的康记者成为最后采访我的记者，就原原本本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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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四川之前，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原本是想看看，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是怎样和一群“正常”人在一起相处的，但如今，我听到最多的，还是谢鹏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大家都装作不知道。
我也没有办法装作不理解大家的恐惧，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那天，我陪谢鹏一起去疾控中心做体检，他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口罩。他说，他跟医生讲了自己嗓子不舒服，也讲了自己一直没有上药，医生怀疑他是肺结核，交给他一副口罩，让他赶紧去做胸透检查。路上的时候，我表现得很镇定，但却已经偷偷打开手机，检索肺结核的资料。
“飞沫传染。”这四个字让我感到不安，但又不好做出任何举动。我们仍然并肩走着，但我悄悄地慢了半步，再慢半步。他还在对我说话，我怎么能禁止他和我说话呢？但他的嗓门听起来分外的大。我把头偏向外一点，脚步再慢一点，我知道这不起任何作用，但也只能这样做。后来，还是谢鹏主动提议，让我也去买一副口罩。我陪他迅速做完了检查，几天后他得到结果，告诉我说：没事。还好没事！
谢鹏的新闻被报道后，最受关注的一条留言发出三连问：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咋办？光保护HIV携带者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要不要保护？其他人该不该有知情权？
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但无知、偏见、歧视无法让人免于恐惧，达致有效的方式只能是科学。谢鹏没有必要向他的单位和同事披露自己的病情，这不仅是他的权利，更因为日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这是一条常识。
时至今日，现有疗法已经可以阻止艾滋病传播。2019年5月，《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再次证实：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持续检测不到=不具传染力），也就是说，“按规定服药治疗的HIV感染者，达到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到，就能保持健康，并且没有将HIV病毒传染给性伴侣的风险。”
U=U意味着，只要感染者按时服药，病毒载量持续控制，他/她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时，包括口交、肛交、阴道性交，即使不戴安全套，也不会感染对方。另外两种传播方式，母婴传播、血液传播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会完全消除。
但无论如何，只有早检测才能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早治疗才能尽快实现病毒控制，这些都有赖于污名的抹去，歧视的消除。如果有任何东西应当被视作我们的“敌人”的话，那应该是疾病，而不是病人——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说辞，这也是科学。
走进北京一家艾滋病定点医院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在忙着取药、挂号、体检、问诊。有需要搀扶的老人，露出窄细的胳膊，护士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准确找到他的血管。有姥姥带着明显还在上学的外孙，焦急地对医生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干净。有肚子已经很明显的孕妇，希望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更多的人已经轻车熟路，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来一次，监测身体的各项指标，取走够90天吃的药。如果非要说出这里和别的门诊有什么不同，恐怕是来这里的人，戴黑口罩的比戴白口罩的更多。他们只是不想被认出来。
几个月前，谢鹏告诉我，他已经开始服药，还发来了他吃的药的照片。一颗椭圆形的黄色药片，一颗梨形的浅蓝色药片，一颗圆形的白色药片，一天一次，一次三颗。他说他至今没有接到单位的任何工作任务，去外地找了一份临时性质的工作。
原谅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很多关键信息没有办法出现在这篇报道里，包括谢鹏的真实姓名、职业、岗位、单位名称，以及，他究竟是怎么感染的艾滋病。关于艾滋病，我们的科学认知太少，但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污名已经太多。1989年，苏珊·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写下的论断——“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至今仍然以一种恐怖的方式统治着关于艾滋病的公共讨论。
艾滋病迄今无法治愈，谢鹏身上的病毒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谢鹏说，他小时候特别害怕常在院子里出现的“疯女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女人就会把衣服扒开，露出乳房上黑色的大疣子给别人看。现在，他觉得自己和她好像，怪异的行为被别人的目光所牵引。“疯女人”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谢鹏还有，至于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你的目光。█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谢鹏等人物为化名）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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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康路凯
编辑：何瑫
摄影：陈羽啸
设计：张永 视觉：张楠
运营编辑：佟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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