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综艺：现实到让你毛骨悚然，造梦到让你飘飘欲仙

近两年是婚恋综艺的井喷式爆发期，多档恋爱综艺得到人们的关注，前段时间《心动的信号》第四季收官，《机智的恋爱》随即播出，昨天这档节目以#恋综史上首次素人嘉宾开撕#的话题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中国首档离婚综艺”《再见爱人》也收获好评如潮，节目中展现的亲密关系突破了人们对婚恋综艺的固有想象。
 
在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婚恋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扇洞察社会的窗口，它们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思潮与文化特征，人们通过观看婚恋综艺获得“嗑CP”的快感、学习异性交往技巧，也从中理解人性，满足自我对亲密关系的想象。
 
本期GQ Talk，我们邀请了两位青年学者周逵、董晨宇，从综艺节目制作和社交媒体的角度与我们聊了聊婚恋综艺话题。在对婚恋综艺节目模式的分析中，周逵指出当下婚恋综艺的弊病，提供了一种讲故事、观察人性的“更优解”。董晨宇从婚恋综艺的发展脉络中看到了“私人生活公共化与道德化”的趋势，他也提示我们要警惕“亲密关系劳动商品化”倾向，“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嘉宾：

周逵，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微博@五道口奥萨玛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微博@董晨宇RUC

主播：

康堤，GQ报道编辑

楚楚，GQ报道编辑

❶

婚恋节目里的关系社会

康堤：这两年为什么婚恋综艺节目会大爆发，而且形成了相亲-恋爱-育儿-离婚-再恋爱的闭环？

周逵：通常综艺节目被归类为大众娱乐消费品、流行文化产品，听起来它很“浅”，但是任何浅文本背后都有另一层潜文本。如果把综艺节目比作一座冰山，它露出水面的10%是浅文本，但是水面下还有90%的潜文本，它潜藏着社会的情绪、观点和价值观的碰撞。婚恋综艺之所以会火，有很多原因。

一方面，近年来恋爱和婚姻话题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的角度。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导向下，节目只有更加贴近社会生活实际，才能保证安全播出。还有一方面，婚恋综艺的成本相对可控。

在《新相亲大会》中，嘉宾带着父母来相亲

董晨宇：我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国内早期的泛恋爱类节目模式是从海外引进的，那些原版节目大多采用单身男女交友的模式，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国内的节目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逐渐形成了具有东亚文化特征的婚恋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人谈恋爱不仅要考虑恋爱主体双方的关系，还要考虑他们背后两个家庭的关系。

一个相关研究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是集体主义式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应着“大我”和“小我”，恋爱节目和婚姻节目也对应着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呈现“小我”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另一个是呈现家庭的“大我”之间如何处理关系。

周逵：《礼物的流动》一书中说，中国的文化特征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它是关系本位的。现在很多综艺节目的内容都是在“做关系”，世间有多少种人际关系，就可能有多少种综艺节目的类别。

康堤：梳理婚恋节目，从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1998），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2010），到当下火热的《心动的信号》《再见爱人》，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史。甚至发现孟非是一个隐藏线索，他现在仍在主持的《90婚介所》，有一句slogan是“不谈婚不论嫁，只见证感情的萌芽”。可以看出婚恋综艺与时代的互动性非常强，整体而言有没有一个变化趋势？

周逵：我觉得有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从“国民向”综艺到“垂直类”综艺。现在一提起婚恋综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非诚勿扰》，那个时期的综艺节目可以被称作“国民综艺”，节目中的话题具有很高的国民度，能引发大量的公众讨论。现在观众的收视习惯跟当年不同，有喜欢看观察室的，有“磕糖”的，因此节目模式在设计上会有受众群的偏向。

《非诚勿扰》剧照

另一个趋势是“婚恋Plus”，也就是在婚恋的主命题上，嫁接另一个节目形式，两者搭配成为一种全新的节目形态，比如《机智的恋爱》属于“婚恋+推理”形态，它的价值输出点在于帮助大家识别两性关系中的一些陷阱。

康堤：周逵老师曾说“综艺史是社会观念史”，综艺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思潮。如果从外部环境角度来看，综艺节目的变化能反映出什么？

周逵：我觉得综艺节目中的内容只要是来源于生活情境的——或是一种复刻，或是一种反结构——都是观察生活之后的结果。比如当年《非诚勿扰》中，女嘉宾马诺“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婚姻观念——物质条件要放在前面考虑。但现在的恋爱综艺里没有人谈论这些问题，其实是失真的。

现在的很多综艺节目让嘉宾们处于一个架空的环境中，比如在一座漂亮的岛上或大别墅里，四男四女开始专职谈恋爱，他们的职业身份对谈恋爱不构成任何影响，他们也不需要带着朋友、家人，然后节目还要让观众通过嘉宾眉宇之间的互动推测一个人的品性，真实生活中没有人这么谈恋爱。

在现实中，一个人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大概率来自于原生家庭，他父母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他。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为了谈恋爱，每天拉着两个哥们聊天，让他们帮他想策略，虽然最后也没什么用（笑），他的这种“笨拙”反而是一种很好地呈现。

董晨宇：我觉得一个好的婚恋综艺是创造情境的，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情境是“现实到让你毛骨悚然”，还有一种情境是“造梦到让你飘飘欲仙”。刚才周逵老师所说的“海岛恋爱”情境是纯粹的“造梦”，我不在乎你的社会属性、社会阶层、社会地位，我们就去谈恋爱。

综艺《Love Island》

周逵：我不认为综艺不能在海岛上拍，关键是海岛上的社会情境设定可以对这段关系产生怎样的结构性压力，如果说一帮人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海岛上，他们要共同面临挑战或危机，每天要解决吃喝拉撒睡等问题，那节目的可看性会更高，人物塑造更有力度。从戏剧原则上来说节目也会更好看，在不可抗阻的压力下，人物弧光得以呈现。如果只是纯粹谈恋爱，长得最帅的那个人一定有先天优势，“肌肉男”只需要挑动荷尔蒙，耍帅地开着游艇出现就可以了。

董晨宇：这可能是一个爱情的基本命题——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之下，异性之间的吸引其实都是生理性的吸引。

周逵：我觉得从故事类型的丰富度上来讲，它并不一定是最优解。现在的恋爱类综艺特别关注小细节，比如一个男生早上去厨房，先跟一个女生打招呼，出门又跟另一个女生打招呼，就有人评价，“这是个渣男的表现”，这也太开玩笑了，它甚至会误导年轻人对一个人品性的价值评判。就像我特别反感用“茶”和“绿”来评价一个人，一个缩略词怎么能概括复杂的人性？

❷

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和道德化

康堤：最近有一档非常火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它的嘉宾是三对已经离婚或处在离婚边缘的夫妻。韩国也有一档节目叫《换乘恋爱》，将四对前任放在一个空间中，彼此注视着对方开展新恋情。之前我们可能没想过综艺节目也可以呈现这种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逵：离婚是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社会话题，我也注意到《再见爱人》的先导小片中，介绍了中国新婚姻法颁布“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所以这档综艺是在政策前提和社会情绪的加持下出现的。

对于综艺导演来说，创作水平越高，创作空间其实越大。在通常的认知下，离婚类综艺难以操作，但我国的综艺导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磨炼，对社会的观察，能够娴熟地把握这类题材的表达空间和尺度，并且将它综艺模式化，《再见爱人》便由此诞生了。

《再见爱人》剧照

康堤：这档节目创造了一段18天的旅程，让三对（前）夫妻彼此能有一场重聚或告别，这一介入方式是良性且温暖的。节目对六位嘉宾的个性、关系模式也展现得非常全面，观众除了能在其中看到恋爱关系，也可以将自己代入其中某个人物，即使没有处于亲密关系中，也能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对自我有所观察。
 
周逵：没错，我觉得它的故事类型非常丰富，每位嘉宾都带着自己婚姻的“前传”，因此节目的情境设计反而可以采用架空的形式，在这种架空的环境中，每个人的人际关系是被放大而不是被缩小了。节目第一期中，嘉宾们夜晚围桌聊天，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饱满，说的都是“金句”，这是任何综艺节目导演光靠调度做不出来的情节。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带着你们的男朋友去看看这档节目，如果年轻的时候能看到中年人遇到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更成熟、理智地面对现在的这段情感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上这门“恋爱课”。
 
楚楚：我们会经常在婚恋综艺的节目设置中看到情感专家这一角色，他们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参与到人们的情感关系中，而且很多自媒体也会在婚恋类节目播出后，发布恋爱技巧的总结、“干货”类的分享，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通过节目获得恋爱技巧？
 
周逵：综艺节目的制作需要背靠社会环境，中国最早的综艺节目是以“生活服务类”为属性的，它需要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出口，才能被社会所接纳。比如《正大综艺》的slogan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为了让出不了国的人在家也能看到外国的面貌。

《正大综艺》演播室

综艺节目发展到今天，在当下的社会观念中，有那么多纷繁复杂、多元化的价值观，节目组更需要设置一条价值基准线，情感专家就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他们可以对综艺文本提供批评性、学术性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亲密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的专业话语体系也可以赋予节目合法性。而且邀请专家的可操作性强，导演组在后期的操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弹性。至于人们渴望获得“恋爱技巧”，这就像知识付费一样，人总想得到点什么。

楚楚：一些西方的恋爱综艺里会有限制级的画面，比如裸体约会，但是在国内的相亲类节目中，嘉宾的肢体接触是被绝对禁止的。在《心动的信号》中，节目结束前，嘉宾们是不能与彼此交换手机号的，我们似乎收看的是一种禁忌感，和西方有很大不同。

董晨宇：恋爱-结婚-离婚，从婚恋节目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一个趋向，电视节目逐渐将私人生活公共化了，并且程度在不断加深。在中国的政策和传统文化语境下，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些外在的东西拽着，因此私人生活也越来越道德化。中国是公共化和道德化双轨并行，而西方只有公共化这一条“单轨”，所以他们的节目比较猎奇。

周逵：不同群体对于同一文本的观感不同，中国的人口结构复杂、价值多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每一个文本都可能被人过度解读，男女性别议题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那些录制节目的艺人来说，他们也要非常小心，虽然身为旁观者，但是他们说的话也要落在社会可接纳的价值区间里才可以。

楚楚：我在一篇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心动的信号4》的节目组在挑选素人嘉宾时，需要动用专业的背调团队，他们会让一个20-30人的选角团队扎根城市半年，地毯式搜寻嘉宾的背景信息。他们还找了一个心理专家团队，设置一套有上百道题的问卷，就是为了防止嘉宾有什么问题没有被调查出来。节目嘉宾越来越被要求道德的绝对洁净，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怕。

周逵：现在无论是艺人还是素人，都要经历很多轮背调，素人的背调比艺人的更难，因为他们的公开履历很难被轻易找到。而且做职业履历的背调是容易的，但怎么做情感履历的背调？这是一个悖论。可是从商业角度来讲，节目组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毕竟还是能扫掉一些“雷”的。

对素人来讲，只要上了节目，Ta就不是一个素人了，Ta的情感履历变成了职业履历，虽然节目结束了，但是Ta在节目中的表现永远是公众认知Ta的第一视角。因此，许多素人在情感选秀类节目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比如做唱跳偶像，他们往往会成为vlogger（短视频博主），只要在其中呈现CP向或个人向的内容就可以了。

❸

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

楚楚：许多观众在看完婚恋综艺后会追踪节目中CP的走向，人们好像不仅需要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成立，很多节目上的CP也会通过拍摄vlog达成流量变现。从线上的婚恋综艺延伸到线下的社交媒体，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董晨宇：如果我们用一个学术的词来形容它的话就是“劳动”，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劳动”的主体也不同。一开始是“搬砖”，这是典型的身体劳动；接下来是“空姐的微笑”，这是出卖情感的劳动，现在我们社会中出售的商品是“关系”，因为情感是短暂的，关系是长期的。婚恋综艺中的CP拍摄vlog就是在做一种关系劳动，他们用“关系”来满足人们的一种想象或需求，并且通过它赚钱。

康堤：之前我采访过一位学者，他提出，这种“亲密关系劳动”的范围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从综艺、直播，到二次元偶像、同人、游戏......亲密关系劳动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的“硬通货”，它在各种内容产品之中无处不在。

董晨宇：一方面，这种劳动满足了社会中的某种需求，有它的价值，但从批判的角度看，这造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如果我们把恋爱关系作为一种商品来出售，旁观者会产生误解，人们会徘徊在“我真的很感动”和“都是假的，认真你就输了”这两种情绪之间，不明白爱情究竟是什么？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

很多的这种CP的vlog的特点在于，它不否认它的假，也不承认它的真。很多人其实就在这种“希望它是真的，又害怕它是假的”中间去理解它。这其实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至少这种关系状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有的人在现实中没有感受到顺利的爱情，“嗑”vlog中的CP就成为了一种精神代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走向一个极端，人们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现实中复杂、深厚却充满羁绊的关系了。

恋爱综艺“名场面”

周逵：日本的“食草男”就在这种“假性亲密关系”中得到满足，他们觉得情感关系太麻烦，认为“最不会背叛我的就是我的手办”，在这种关系中，人的感情寄托脱离了具体的人，而是放在了一个浮动的能指上。

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演艺行业中的人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情感关系属于自然人范畴，但是当两个艺人及其背后的经纪公司共创了一个与情感关系相关的内容产品，它就属于法人范畴了。很多人区分不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当建立媒介素养，不要将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混为一谈。很多人误以为文娱行业的“浅文本”只有这么“浅”，其实它会触及到很深的法律问题。

楚楚：所以说以后亲密关系商品化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或者成为我们观众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有一个恋爱综艺制片人谈到，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难题：以前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观察人物关系建立的过程，但在如今的传播环境中，大家会急速地想要站CP，极速地想要为这个CP投入情感、金钱等等。

董晨宇：“亲密关系商品化”也体现在粉丝文化现象中。在大众媒介领域，“parasocial”指的是“准社会关系”，比如你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某位明星，当Ta真的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会觉得Ta很亲切，但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真正的社会关系，而是“准社会关系”。今年，研究娱乐理论和媒介文化的晏青老师在“parasocial”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parakin”，指的是“准亲缘关系”，比如某明星的“妈妈粉”见到他的时候，会说“我的儿子都长这么高了！”

这种“准亲缘关系”在互联网时代非常普遍，比如一些明星被要求在微博平台分享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会发“宝宝们吃饭了吗？”然后配上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们分享的就是一种亲密关系。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其实是社交媒体的一大属性，我们也在不断地被社交媒体鼓励分享私人生活，比如微博的slogan是“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Facebook会问你“What's on your mind？”（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自恋时代》一书中说，“很多社交媒体的名字都是把人放在开始”，Facebook、YouTube、MySpace、WeChat......从中能看出我们的时代非常强调个人价值。

《自恋时代》——现代人，你为何这么爱自己？

康堤：婚恋节目是亲密关系最直接的暴露，但我们即使不上婚恋综艺，爱情也是曝光在社交网络之下的，比如这两年聊天记录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社交网络文体。我们如何更好地对待它？

董晨宇：关于聊天记录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首先，聊天记录的截屏举动本质上超过了交谈双方预期中的可见性范围，双方本以为“你能看到我的，我能看到你的”，但是其中一个人一截图，这段对话就“飞”出去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内容是可被记录的，是被档案化的。

其次，当我们在公共空间中看到这些聊天记录时，我们一定要明确，原本是私人领域的内容被放置进了公共领域，因此，我们不能用公共领域的判断标准轻易地评判私人领域中的对话。

周逵：在以前，公德和私德是被视作两种道德来评价的，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它们混在了一起。我们每天的聊天行为都是在创造自己生命的文本，而且这种创造是手动的记录，人是变化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非常警惕用一种绝对静态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一个人在所有情形下的表态。

楚楚：许多观众在婚恋综艺中阅读爱情故事，追踪爱情走向，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谱写自己的爱情故事，理解自己的爱情。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应该带着怎样的视角去看婚恋综艺？

周逵：我希望观众们不要“入戏太深”，所有的表达形式都有固有的缺陷，综艺节目是视频形式，它要通过镜头外化人们的心理活动，但是大家不要轻易效仿节目，与其从微表情揣测自己的伴侣，莫不如去阅读几本书，从经典文本中获得对人性更深刻的认知，你获得的帮助可能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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